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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亚五国是我国西部邻邦，独立近30年以来，整体状况尚好，特别与此相毗邻的战火不断的中东地区相比。新时期中亚安全形势大体平稳，但还是多少有些问题，基本上属于非传统安全范畴。
关键词：泛突厥主义 去极端化 地缘政治
吉尔吉斯斯坦是中亚地区政局最不稳定的国家。2010年以来好像平静了一些,2017年总统交接似乎平稳，但2019年夏季，该国政局风云突变。8月8日，前任总统阿坦姆巴耶夫被现任总统热恩别科夫逮捕。奇葩的是，此次逮捕行动颇费周折，首次行动遭受老总统粉丝抵抗，还造成一名特种部队士兵死亡。亲历者说，在比什凯克现场并没有出现特别紧张的状况，旁观者很兴奋，纷纷用手机进行现场的“直播”，“革命”已娱乐化了。国际社会，除俄罗斯外几乎没有什么人关注此事。吉尔吉斯斯坦在2005年和2010年先后发生两次政变，致使两任总统出逃，此次是不是再一次的“颜色革命”？梅德韦杰夫说道：“吉尔吉斯斯坦本世纪的‘颜色革命’的额度已用尽。”可谓调侃味道十足。“颜色革命”是21世纪才出现的政治现象，综观所发生的“颜色革命”，无一不有西方势力以“民主”“自由”为旗号的蓄意干涉，因此,2019年的吉尔吉斯斯坦不是“颜色革命”的重现，而是该国内部矛盾的表现，其中重要的有两点：
脆弱的民族国家 哈佛大学教授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指出：“在这10年里，许多国家，特别是那些在非殖民化运动中诞生的国家，暴露出它们不过是‘虚式国家’（pseudostates）的本质。它们不是缺乏稳定的政府机构，就是缺少内在的凝聚力或民族意识。在这10年里，国际关系紧张的主要来源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体制）的分裂与经济、文化和政治一体化进程即全球化之间的冲突。”如果我们接受“虚式国家”的概念，那么吉尔吉斯斯坦可能正是这样的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民族国家”，也从来没有为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努力奋斗过。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民族国家的机构、运行机制和凝聚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全都要白手起家。虽然独立已近30年了，这些问题远未解决，其“民族国家”的脆弱程度不是常理可以理解的。
滞后的“部落社会” 由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停滞，中亚国家现代民族的建立进程十分缓慢。十月革命前夕，中亚地区各民族间的界线还模糊得连学者都弄不大清楚。直到1924年，苏维埃政权才将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塔吉克、土库曼人“民族识别”出来。可悲的是，吉尔吉斯族至今还没有完全达到自己民族整体的认同，它还在某种程度上滞后于部落认同。世人一般看到吉尔吉斯斯坦南北分野，多从南北权利分配、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但深层次的是吉尔吉斯南北间有个部落裂断带，这一定程度上是历史文化上的断裂。2000年，南方的奥什被确定为第二首都，实际上体现了吉尔吉斯斯坦的二元结构。从2002年贾州骚乱到此次“八月事变”，都有南北分野的背景。
19、20世纪之交，泛突厥主义得到奥斯曼帝国支持在亚欧地区曾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随着奥斯曼帝国崩溃而式微。苏联解体后，由土耳其牵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阿塞拜疆等六国每两三年举行的“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Summit of Turkic·speaking countries），土耳其时任总统居尔还喊出了“六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口号。2009年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决定升格为“突厥语国家合作委员会”（The Turkic Speaking Countries Cooperation Committee），现有阿塞拜疆、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四个成员国，近年，在这个合作委员会运作下泛突厥主义再度泛起：由阿塞拜疆领头，土耳其坐镇，哈萨克斯坦积极呼应，致力于阿、土、哈、吉四国通用的中小学历史教材《突厥通史》的编写，下一步将推出《突厥地理》和《突厥文学》。
2018年，哈萨克斯坦做了两件事:6月19日，时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签署一项法令，将南哈州更名为突厥斯坦州，首府为突厥斯坦市，纳扎尔巴耶夫强调这一法令的历史意义在于，圣城突厥斯坦被广泛认为是“突厥世界的精神之都”。6月22日，纪念泛突厥主义诗人朱马巴耶夫（1893—1938）诞辰125年周年活动在北哈州朱马巴耶夫出生地举行，纪念活动广泛邀请了土耳其、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的客人，接待规格很高、规模很大。会上宣读了纳扎尔巴耶夫的贺信。大会主席北哈州州长强调，朱马巴耶夫是所有突厥语国家的诗人。一个名为“突厥文化国际组织”（ TURKSOY）的组织宣布2018年为所有突厥语国家的朱马巴耶夫年。
其实，早在哈萨克斯坦独立最初，纳扎尔巴耶夫就提出“突厥联盟”的构想，不久便缩了回去，但好像一直耿耿于怀。2017年，纳扎尔巴耶夫在安卡拉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上重申土耳其首任总统凯末尔的话，“所有突厥语族人民团结一致的时候到了”，“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能成为世界上一股非常有效的力量”。《中亚时报》2018年7月22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哈萨克斯坦仍在寻求其在后苏联空间的地位和身份：在突厥语世界和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该文章认为：纳扎尔巴耶夫正在尽可能地脱离俄罗斯的影响，并与土耳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哈萨克斯坦的泛突厥主义的复苏，对俄罗斯的欧亚一体化主张是一项长期严峻的挑战。一百个泛突厥主义者或许有一百个想法，什么是“突厥文化”，其实就是封闭、排它、狭隘的泛突厥主义的鼓噪，如阿塞拜疆国家科学院历史所所长马赫穆多夫毫不忌讳地说道：“阿塞拜疆、土耳其和中亚各国的青少年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应该读同一个伊斯玛仪谢赫、同一个帖木儿埃米尔、同一个苏雷曼苏丹的故事。他们是我们突厥人的拿破仑、俾斯麦、华盛顿。我们要热爱突厥历史，热爱突厥伟人，所以，我们要读同一本历史。”
一千年来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逐渐成为这一地区的主流宗教。苏联时期，伊斯兰教的传播受到极大遏制。随着苏联解体该地区一度出现意识形态真空，伊斯兰教在乌兹别克斯坦获得某些发展空间。在20、21世纪之交，宗教极端主义有所发展，与伊扎布特和与萨拉菲耶思想相联系的极端组织屡禁不止。
中亚国家“去极端化”工作复杂，各国已做了许多工作，取得相当成绩。这里要特别介绍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做法。乌兹别克斯坦农业社会的传统形成自己固有的社区组织——“玛哈利亚”（ Mahalla），它有着千年历史，具有浓厚的伊斯兰色彩，即是以清真寺呼唤所及为社区。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以来，传统的“玛哈利亚”得以“激活”，但新生的“玛哈利亚”在于它更多地体现世俗性而非宗教性。即政府以强有力的手段接管了“玛哈利亚”，将它变成政府社会治理的基层组织新“玛哈利亚”，承担了政府的基层工作的许多职能。最重要的是，由过去清真寺管“玛哈利亚”，转变为新“玛哈利亚”管清真寺。经乌兹别克斯坦政府20多年的“脱胎改造”，新“玛哈利亚”成为抵制极端主义的工具。
看起来，乌兹别克斯坦的“玛哈利亚”目前运转起来好像还不错，但它还有隐患，即至少面临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这个组织，从表面上看是民间自治组织，至少是乌兹别克斯坦官方如此宣传，但实际上是由官方完全控制的准官方机构。如何长期有效地控制，仍是一个不断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旦失控，就非常危险。
二是玛哈利亚本身就有着浓郁的伊斯兰宗教色彩，清真寺在伊斯兰社会中有着极其重要地位。可以说，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主要依靠清真寺。伊斯兰世界中的种种政治和军事动乱或多或少地与清真寺功能的“恶性异变”有关。如伊朗伊斯兰革命，霍梅尼就是充分地利用了这一清真寺功能的恶性异变，霍梅尼强调的是清真寺不仅仅是穆斯林做祈祷的地方，而是伊斯兰战斗的堡垒；再如巴基斯坦“红色清真寺事件”也是如此。因此，乌兹别克斯坦政府改造利用玛哈利亚管束清真寺，实际上面临着很大风险，弄不好，或一不小心，玛哈利亚非但没有管束好清真寺，反而被“恶性异变”的清真寺拉着往政府不愿意的方向跑。
总而言之，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地区，“去极端化”工作任重而道远。
被沙皇俄国征服之前的中亚，只有一大堆游牧行国和绿洲汗国，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 nation state）。20世纪20年代，中亚地区出现的五个共和国貌似民族国家，本质上只是苏联治下的民族区域地方。90年代，苏联解体，中亚五国终获独立，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构建方才开始，是为“迟到的民族国家”。尽管“迟到”，但作为现代国家建设的划界不容忽视，问题是必须面对苏联遗留的“行政国界”如何成为现代国际法意义上国界的困境。这其中包含着“民族主义幽灵”的徘徊与统治阶层的政治意图。中亚国家间边界问题主要有两类：
一是与俄罗斯交界的哈俄边界。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唯一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两国边界线长达7548公里，具体情况有其特殊性。哈俄边境额尔齐斯河、伊施姆河一带的自然地理区域属西伯利亚地区，历史上又是俄国哥萨克人最早征服的地带。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在沙俄时期的奥伦堡和草原总督府的地域上建立起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1925年改称哈萨克自治共和国），哈萨克族在全国人口比重不到40%。独立后，哈萨克族人口数量终于占优，但是北部州仍存在俄罗斯族人大量聚居的情况。目前，哈萨克斯坦境内哈萨克族所占比重上升至共和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但与俄罗斯联邦接壤地区以俄语为母语人群的比重仍接近50%。
20世纪90年代，哈萨克斯坦北部一些俄罗斯族流露出“回归”俄罗斯的民族分离主义情绪，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重新借“哥萨克”的名义成立准军事组织，不仅与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哥萨克”组织串联，要求“自治”，甚至出现将北哈萨克斯坦并入俄罗斯联邦的动议。俄罗斯方面虽然没有给予哈俄接壤地区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明确支持，但两国有关边界的暧昧状态始终是个隐患。1997年，布热津斯基警告，“若哈俄关系严重恶化，哈萨克斯坦就会面临领土被肢解的危险”。
2014年3月，乌克兰的“克里米亚事件”对哈萨克斯坦方面来说是无声的警告，哈萨克斯坦领导人立刻警醒，坚定认为与俄罗斯认真划清边界，包括实地勘界立碑，是保障哈萨克斯坦领土完整的重要任务。所幸的是，哈俄边界划定比较顺利，划界自1998年启动,2015年2月俄罗斯额木斯克州与哈萨克斯坦北哈州领导协商交换边境领土，但双方未达成共识，自此两国之间的划界工作也宣布全面结束。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强调，哈方必须吸取乌克兰危机的教训，即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从未签订过划界协议。实际上，哈萨克斯坦不同于乌克兰，乌克兰倚仗北约不断挑战俄罗斯底线，而哈萨克斯坦虽对俄罗斯方面有所提防，却也是亲密友好的邻国伙伴。
二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费尔干纳的“飞地”问题。中亚各国间的划界已大体上完成96%，但问题主要在中亚南部的费尔干纳盆地，由于这些民族共和国是当时苏联中央人为划分组建而成，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三国国界在那里如扭麻花般地纠缠在一起，过去的加盟共和国模糊“边界”要转变成有国际法意义的现代国家的国界，有无穷无尽的麻烦，其中最大问题是林立其间的飞地，大大小小，至少9块。大者有300多平方公里，小者不到1平方公里的小村庄。地图上看似有界，但实际走起来还不知在吉乌塔哪一国地面。
中亚国家复杂的边界格局成为引发该地区各种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特别是飞地问题“所涉及利益关系之复杂，使该问题在很长时间内仍将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国际著名和平与安全研究智库“更安全世界”（SAFERWORLD）2015年的报告《中亚的十字路口》曾警告：“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边境地区冲突有日益严重之势。要解决此类冲突难度极大，除非各国可以过合作和妥协达成更高效的边界划分，……虽然有迹象显示乌兹别克斯坦目前已经做好与邻国合作的准备。但是历史经验表明，中亚地区要发生深远转变是十分困难的。”事实上，我们在讨论边界冲突与争端的过程中，会对合作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性有所忽略。中亚国家的边界作为苏联的历史遗留，边界争端也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敏感问题。实际随着近五年内全球、欧亚与中东局势的大变化，中亚国家也在调整其发展方向，关于边界遗留问题如何解决、如何划定符合现代国家构建的国界线、如何制定新型边界管理机制、中亚五国如何构建新型共生关系等问题，都是有关中亚区域发展的研究重点。中亚国家作为“迟到的”现代民族国家，五国间仍然存在着无法同步的差异性。随着全球格局的调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中亚国家领导人通过历史经验思考与现实需求，将解决划界问题视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关键，也可谓收之桑榆。目前，中亚边界的现实复杂性依旧存在，在无法打破自然法则，完全以条约划界形式解决边界问题的情况下，将“边界意识”转化为“协作意识”对中亚现代国家构建可能是更为合理可行的道路。这既是挑战，也是必然，中亚何去何从，值得期待。
中亚地缘政治关系的认知
中亚对于美国来说，还不是其核心利益之所在，如布热津斯基所说，“这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对美国的含义十分清楚：美国相距太远而无法成为主导力量，但美国又太强大而不能不参与这一地区事务”。然而，中亚与中国西部相邻，从遏制崛起的中国角度，美国还是不时要关心中亚。近20年来，美国关于中国与中亚地缘政治关系的认知表现出从忧虑到焦虑的过程。
20年前，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就警告：在地缘政治方面，包括在军事和经济领域，保持美国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应致使中国壮大，哪怕是和平地使美国黯然失色。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分析：如果中间地带（指俄罗斯）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实体，并控制了南部（欧亚大陆的巴尔干——中亚），或同东部（指中国）的主要棋手结盟，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美国的首要利益是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中亚）这一地缘政治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
美国当时采取的办法是鼓动“颜色革命”。2005年，小布什盛赞“颜色革命”是历史上的重大时刻。人们可以揭竿而起，从欺压人民的统治者手中夺回自己的自由。“颜色革命”仅仅是个开始，高加索、中亚、中东地区的变革已为时不远。然而，“颜色革命”走进吉尔吉斯斯坦，直接制造了广泛的动乱，美国终究未能培育出一个亲美政权，还引发中亚国家对美国的高度警惕。为此，美国改变策略，相继于2006年和2011年推出“大中亚计划”（Greater Central Asia Partnership Initiative）和“新丝绸之路愿景”（New Silk Road Vision），以“重建阿富汗”为号召，旨在将“大中亚”与“大中东”合流，整合为美国所主导的广袤地带。
但是，美国在中亚投入甚少，影响十分有限，焦虑油然而生。2012年10月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出美国两位学者拉菲罗·帕图齐（Raffaello panucci）和亚历山德罗·彼得森（Alexandros Petersen）（以下简称两学者）的文章《中国无意之中成就了帝国》。在中国南海暗流涌动、中日钓鱼岛争议持续发酵升温的情势下，美两学者却另辟蹊径，将人们的目光拉到遥远的中亚，如其开场之言便是：一些美国战略家，如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D. Kaplan）撰文称，“美中若发生冷战，将不会像美苏间的争斗那么艰难，因为只需海军就够了。但这种观点忽视了陆地广阔的中亚地区的重要性，即麦金德爵士‘世界岛’的意义，如今，中国在那里不断加强地位，正不知不觉地成为中亚帝国”。
同年，阿文德（Arvind Subramanian），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美籍印度裔经济学家2012年出版的《日蚀：生活在中国经济霸权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 s Economic Dominance）引起华盛顿决策者的热议。
忧虑之际又是为美国霸权的局限而纠结。如布热津斯基所言，“美国的世界霸权有很大的广度，但深度有限，就欧亚而言，即使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最成功、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也难以驾驭它”。
在奥巴马即将卸任之时，卡内基基金会发布了美国的“中亚政策3.0”报告（2016年1月31日），声称：那里经历了“欧亚”到“亚欧”的地缘政治变化。中国已经崛起成为地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伴随中国崛起的是俄罗斯的衰退。一系列因素意味着西方与中亚25年“蜜月期”后的“分手”已是必然，中亚国家将会转向东方。美国能投入中亚的资源将相对有限。相对应地，华盛顿对中亚国家的期待也应该降低。中亚倒向中国并向俄罗斯寻求安全庇护是必然结果。因此，美国应该适时调整中亚政策，摒弃不切实际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应该放弃中亚——美国应该更加脚踏实地，通过将其他周边国家纳入多边合作框架以获取自身利益最大化。中亚国家对于用美国平衡中俄仍有很大兴趣，这就足以为美国参与地区事务提供足够有价值的机会。
特朗普主政后，美国的东方战略经历了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的转变。美国“印太战略”的目标，即在印度洋太平洋区域，采取包括政治（民主价值观）、外交（拉帮结派）、军事（军演、军售等）等综合手段，遏制中国的崛起，削弱中国的影响力，以维持、确保和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在“印太战略”的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核心四国中，美国是“盟主”，日、澳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被称作“北锚”和“南锚”，而印度则是美、日正大力拉拢的对象。这个战略切合了一些区域国家对中国发展的焦虑和不适，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反应。
面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反应极为消极，如“新冷战说”，美学者罗伯特·伯克（Robert Berke）认为：中国的新丝绸之路可能会永远改变全球经济。“该项目的地缘政治冲突可能使东西方之间为争夺欧亚大陆主导权而发生一场新的冷战”。再如“梦魇说”，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马修·伯罗斯（Matthew Burrows）说：中国向西直抵欧亚地区的“一带一路”新计划……变成一种战略资产。中俄两国一起寻求实现当年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有关无可匹敌的欧亚心脏地带的理想。这是美国最大的“梦魇”。
2017年春夏，特朗普政府紧锣密鼓地推出三个重磅战略文件：《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和《核态势评估》报告。三份报告从整体国家安全、国防和核力量三个视角确立了美国的战略和政策，它们将对美国正在加紧实施的“印太战略”提供指导和支持。
美国政客们愈来愈鹰派化。如时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Peter Navarro），长期研究美中贸易，是“中国威胁论”的坚定倡导者之一。他的三部专著《即将来到的中国战争》（The Coming China Wars）、《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卧虎：中国的军事主义对世界意味着什么》（Crouching Tigers: what China's militarism means for the world）危言耸听地警告“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正在成为地球上最高效的杀手”，他高调鼓吹：“我们别无选择，在特朗普领导的体制下，只能为了保卫美国人民的利益来针对中国的作弊行为采取坚决行动。”
美国前总统助理、卡内基基金会副总裁包道格（Douglas Paal）评论美国的焦虑感，“目前美国对中国崛起产生极大的焦虑，许多政客的言论加剧了这些社会焦虑感，他们通过智库、媒体等制造诸如‘中国威胁论’等言论，以便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比如借此增加军费支岀等。所以，市场决定着美国精英对中国崛起的整体看法。只要有国内政治需求所在，美国对华舆论的方向就只能以美国为基础，而不会顾及中国的感受”。
应该说，我们正面对美国的严峻挑战。美国对我国的台湾、香港、南海以及西藏做文章的同时，也借着“人权”旗号对我国新疆制造问题进行干涉。
2019年8月29日，美国参议员鲁比奥等呼呼：就“新疆维吾尔族人权被侵犯”一事与中国政府交涉，并对涉及此事的中国官员进行经济和旅行制裁。自2015年起美国启动了与中亚国家的“5+1”的外长会晤机制。2019年9月2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会见中亚五国外长期间谈及涉疆问题，称中方在新疆的行动与反恐无关。
2019年10月7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将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公安厅及其18家下属机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公安局和海康威视等8家中国企业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借口是新疆的所谓“人权”问题。
2020年2月5日，美国发布了《美国的中亚战略（2019—2025）》，声称要促进中亚国家的政权巩固和经济发展。近日又顾头不顾尾地从阿富汗完全撤兵，无论是粗暴插手中亚还是放任阿富汗安全局势失控，都或多或少地旨在搞乱中国新疆，我西北边疆的安全和发展势将面临新的严峻挑战，对此应有充分的认识及应对举措。
作者简介：但杨，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中亚地缘政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潘志平，新疆大学中亚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