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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和国别研究可以纳入区域学的范畴。在我国，中亚和中亚国家的区域学研究是从中亚国家独立以后才开始的。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在西方话语中被夸大了，在全球范围内中亚的安全问题并不突出，而且它外溢的效应很低。在中亚安全方面，受地缘政治条件的限制，美国不可能做较多的介入，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在地区安全问题上起重要作用的仍然是俄罗斯。我国的中亚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研究队伍有所萎缩、对中亚国家本身的社会研究很少、对重要事件缺乏跟踪研究。
关键词：区域学 中亚 地缘政治
“区域学”的概念在1954年由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艾萨德（Walter Isard）提出，且学术界一般认为1960年艾萨德出版的《区域分析方法》一书标志着区域经济学的诞生。而在1920年，莫斯科大学、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及东方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就已将地域研究（Area Studies）作为经济地理学与国际经济关系的研究方向之一，侧重对国际社会形成的政治区域之间的经济关系予以考察。
目前，“区域学”在某些国家正在成为一门新流行的专业，但对它的对象、内涵、方法等还有不少争议。
苏联解体后，两极世界格局被打破，多种政治力量并存的局面开始出现。为研究新出现的多极结构，尤其是世界区域一体化组织，英语世界与俄语世界都对这一新的地缘政治现象展开了研究。具体来说，俄罗斯在一些高校新设了区域学。以往的地区研究逐渐被区域研究所取代，尽管二者均有着地理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意涵，但“区域研究”一词能更好地将一体化组织的共性、同质化与不规则性、异质化、混乱、差异等表达出来。
俄罗斯学界公认区域学在研究范围上涉及三个层面：超国家层面、国别层面及国内层面。
就英语世界而言,2001年之前，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并未对区域关系给予足够重视。
随着现实世界的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学者们对西方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霸权性不断反思，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开始将区域学视为重要的研究方向，当时的区域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别层面及超国别层面。具体地，如在某些美国高校设立了相关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如哈佛大学设有诸多区域研究中心或机构，包括哈佛燕京学社（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亚洲中心（Asia Center）、朝鲜研究所（Korea Institute）、中东研究中心（Center for Middle Eastern Studies）、戴维斯俄罗斯与欧亚研究中心（Davis Center for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哈佛乌克兰研究所（Harvard Ukrainian Research Institute）、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John King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非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等；牛津大学也设立了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Oxford School of Global and Area Studies）。类似机构主要面向硕博士研究生，通过研讨会、讲座等形式增进其对区域与国别的认识，或是鼓励学生自主从其他院系辅修相关课程；少有的设有详细课程的高校，如斯坦福大学的全球研究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南亚研究中心、密歇根大学的国际与区域研究硕士项目，等等。尽管多所高校设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相关的机构，但并未围绕相关方向设置完整的课程设置，更没有建立“区域学”相关的学科体系，这明显不同于俄罗斯。
正如俄罗斯学者帕夫洛夫斯卡娅所指出，“区域研究作为经济学中的一门课程业已存在多年，主要研究区域经济生产问题的科学知识门类。而区域学作为一个专业学科的出现则相对较晚，是在近几十年的改革浪潮中产生的”。
区域学作为一门学科率先在俄罗斯外交部所属的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大学）和莫斯科大学的亚非国家研究所进行了实践。前者主要研究西方，后者则侧重研究东方。两所高校都有教学研究团队，也是各自领域最被认可的权威。国家教育标准由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研究制定，执行该标准已成为区域学研究者获得专业技能的必要条件。然而，由于办学特色以及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期形成的联系，国际关系学院的研究重点在于国际关系和政治学，而莫斯科大学亚非国家研究所对西方地区的研究则有限。在俄罗斯高校社会经济与人文课程中，大约30%的课时设计与区域学有关。此外，研究国内某些（自己所在）区域的各地方高校目前也都有机会开设俄罗斯区域学专业。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同样兴起于冷战结束以后，苏联的解体使得中国的周边外交形势发生了变化，熟悉周边国家的情况成为重要任务。但区域国别研究得到重视则是在最近几年：一是在国家层面上，对区域国别的外交政策的地位不断提高；同时国家对区域国别研究从资金、政策支持等方面加大了投入。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针对沿线国家的研究发展非常快，依靠众多科研项目、基金，以及专项计划等展开区域国别研究，已经成为全国高校、智库的重要目标之一。具体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研究机构，一是依托相关部委的支持，在各高校加强区域国别研究，如教育部最先批准建立的“国别与区域发展培育研究基地”（后来扩大至“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备案名单”），在中亚研究领域，最先设立的是兰州大学中亚研究中心（其基础是1994年设立的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这类基地的重心在于学术研究，旨在深化对相关重要议题的研究，重视学术成果与咨询报告的产出。二是依托相关人才计划，加大对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培养。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清华大学于2011年设立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生项目”。该项目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行研究，包括东南亚、南亚、中亚与南高加索、西亚、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同样属于这一类。此类招生项目非常重视语言能力，要求掌握所研究区域的小语种，甚至能够进行必要的田野调查，这意味着类似的培养模式是一种“小而专、专而精”的形式，至于培养效果，尚不能过早定论。三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专门机构，这一类机构也是区域国别研究的最先尝试，如社科院最早设立了7个地区国别研究机构，“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现为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西欧研究所（现为欧洲研究所）、苏联东欧研究所（现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西亚非洲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和美国研究所”。
这些研究机构如今依然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相关机构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形成了具规模的学术团体。除此之外，比较常见的就是各高校甚至地方研究院竞相成立的“XX研究所”，由于种种原因，这类研究机构除少数外，在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诸方面与前述的几类还有差距。
目前来看，除了俄罗斯将区域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其他国家对区域国别的重视都停留在科学研究的层面，并没有设立区域学的相关课程，也没有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尽管相关高校设立了相应的区域国别研究方向，但其开展课程的形式仍是研讨会、专题讲座或工作坊等，鼓励学生自主从不同院系选取与研究方向相关的课程，更多的是一种通识教育，这种培养方法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其效果还有待证实。培养出的研究者能否形成关于某区域的系统性认知、能否从学理层面对区域国别问题进行研究还需要关注。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目前对区域国别研究主要关注的是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尤其是从外交、国家间关系、国际政治等视角观察相关地区与国家，对于对象国和区域的关注还有待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
中国的中亚研究历史并不长，尤其是从国际政治视角对该区域进行研究，大都是从苏联解体以后开始的，只有新疆社会科学院的中亚研究所成立于苏联解体前的1980年，是国内最早的中亚研究机构（它还不定期发行了一份内部研究资料）。从整体上看，目前中亚安全研究或中亚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
首先，突出的问题是研究队伍的缩小与研究议题的重要性之间不对等。也就是说，一方面，中亚地区的研究基础薄弱，目前研究队伍还在缩小；另一方面，中国与中亚国家关系快速发展，该地区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尤其是在国家决策层面，中亚与上海合作组织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领域。中国的中亚研究对俄语人才的需求很强，但通晓俄语或中亚语言的学者在减少，这使得中亚研究的人才队伍缩小。
与此同时，中亚研究队伍青年人才很不足，现有研究机构中一些老一辈专家学者还在超龄工作。除上面提到的语言问题外，学术界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研究的过多重视，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应该看到，在研究工作中，国家—部门—单位—个人之间的利益协调是很难平衡的。
其次，目前的中亚研究领域过于狭窄，主要集中在中亚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家关系、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对于其他议题关注较少，尤其是对中亚国家的社会发展与转型缺乏系统研究。这也是区域国别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的方向，即扩大议题领域，尤其是要多视角考察中亚地区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情况。例如，中亚独立20多年来，中亚地区的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显著变化，尤其是影响中亚地区发展的政治思潮发生巨大转变，这一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研究很不足，有必要做进一步探究。区域与国别研究有很强的综合性，包括了现有自然·社会·人文领域的多个学科。在不同的区域和国别研究中，不同学科会形成不同的组合，而且，这种组合在不同条件下会不断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开展区域国别研究时，要尝试从多个维度去看待问题。
最后，针对中亚地区的田野调查较少，容易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这使得国内的中亚研究成果缺乏独立性，对中亚地区的认识，尤其是安全认知受西方世界的影响较多，这不利于客观评判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
独立以来，中亚五国之间发展差距日益扩大。一方面，是原有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是独立给各国带来的地缘政治机遇不同。地缘政治的基础是位置、面积、人口、资源，它们从不同方面影响着国家的对外政策。可以拿中东和中亚做比较。很明显，大国在中东的竞争远强于在中亚。中亚地区也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但其储量不如中东。然而，中亚地区的金属矿产资源远比中东地区丰富，但受地缘因素制约，难以进入国际市场，也就是说，中亚的内陆环境限制了大国的竞争。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陆路运输，如乌兹别克斯坦是典型的“双内陆国家”——本国及其邻国均属于内陆国家，没有出海口，这使得国内货物进入世界市场的成本很高。另外，中亚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环境、技术水平都制约了国际社会的投资。
下面简单看一下中亚五国的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先看哈萨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对外政策的重心必然是俄罗斯。原因很简单：第一，哈俄两国有着长达6846公里的边界，长度居世界第二（第一是美国加拿大的边界,8891公里）；第二，哈萨克斯坦国内人口的24%是俄罗斯族人，且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北部地区；第三，地缘环境使俄哈双方有广泛的经济联系。这些都使得俄哈双边关系十分密切。如2019年，俄罗斯胜利节阅兵式只邀请了纳扎尔巴耶夫参加，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哈俄关系的特殊。再看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处于中亚地理版图的中心，中亚五国中，只有乌兹别克斯坦与中亚其他四国为邻。因此，乌兹别克斯坦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中亚地区的合作。但在卡里莫夫担任总统时期，这一优势并未发生作用。米尔济约耶夫担任总统以来，乌兹别克斯坦积极改善与中亚邻国的关系，这有利于地区合作水平的提高。吉尔吉斯斯坦的地缘政治环境非常封闭，基于历史的传统联系，吉尔吉斯斯坦仍以俄罗斯作为外交重点，但吉尔吉斯斯坦的“民主岛”状况严重影响了它的选择。对塔吉克斯坦来说，与阿富汗为邻造成了巨大的外部威胁，这使它不得不依靠俄罗斯来保证安全，但俄罗斯在经济上难以给予它有力的帮助。因此，塔吉克斯坦在安全上主要依靠俄罗斯，而在经济上更重视与中国的合作。土库曼斯坦的地缘政治条件较好。一方面，毗邻里海为其进入欧洲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永久中立国的地位使土库曼斯坦能够同时在安全和经济方面获得好处。从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条件看，美国不可能深度介入中亚地区事务。事实上，美国在该地区的诸多行动都是出于阿富汗战争的需要。俄罗斯除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外，与其他中亚国家没有陆地边界，这限制了俄罗斯与中亚的交流。独立以来，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持续下降，与其地缘政治条件有很大关系，但仍将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在中亚的机会主要是在经济方面，安全方面的影响在较长时期内难以提高。与此同时，中亚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主动性在不断加强，尤其是在应对大国竞争方面，它们采取大国平衡的策略，以使本国的利益和安全得到更多保证。
就中亚地区的安全问题而言，需要注意的是西方话语对中亚安全威胁的夸大。在西方研究成果中，中亚地区的水资源问题、边界争端、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等问题都被夸大了。事实上，从全球安全形势来看，中亚地区的问题并不算严重。例如，尽管水资源问题会牵涉一系列问题，但是中亚地区的水资源问题并没有引发严重冲突。原因之一是中亚国家间关系与历史传统联系限制了采取极端行动，这种应对水资源争议的路径依赖能够使地区基本稳定。
还有，边界争端也未严重影响国家间关系，冲突的激化受到约束。1991年12月21日,11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包括五个中亚国家）元首签署了《阿拉木图宣言》（这个宣言实际上宣告了苏联的解体和独联体的建立），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则便是：苏联时期确定的边界必须予以尊重。尽管《阿拉木图宣言》不是边界条约，但它由国家元首签署的，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其地位不亚于边界协议，这就决定了中亚国家在边界问题上不会有重大冲突，实际上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边界冲突。前一时期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以领土交换的方式原则上解决了飞地的问题，两国之间的边界争议相当一部分已经得到解决。
再者，已有的研究对塔吉克斯坦恐怖势力的认识存在误判。一个存在偏差的做法是把塔吉克斯坦武装反对派当作恐怖势力来研究。实际上，武装反对派和恐怖分子存在根本不同，但国内外有不少研究成果将它视为恐怖势力。塔吉克斯坦政府把它视为恐怖势力，目的在于便于打击，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恐怖主义的定义和它的活动来看，这部分武装力量并不是恐怖分子。
最后，国内对中亚某些重要问题的研究很不全面，缺乏深度。如吉尔吉斯斯坦2010年的“革命”（吉尔吉斯斯坦国内的名称是“人民革命”，народ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我国国内的关注点是西方势力的干预和领导人的更迭，几乎没有人研究数十万参与“革命”的公众的特点和参与的原因，而这是“革命”深层的社会基础。还有，对这些重要问题，没有进行跟踪研究，事件结束了，关注也就停止了，不去进行深层次的调查分析，也就产生不了有分量的成果，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可以预见的是，在今后一段时间、大约十年左右，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不会出现重大变化。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国际问题研究中的一些偶然因素难以准确预测。我这里对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没有考虑偶然因素：一是国际上出现重大变局影响到中亚的安全形势；二是中亚国家内部出现重大变动造成了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除了上述两点，基于现有的情况考虑，我认为在一段时间内中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不会有大的变化。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中亚安全方面，俄罗斯仍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举一个例子:2014年10月，普京访问塔吉克斯坦，一开始我们并没有注意他的访问时间。普京抵达杜尚别后，在正式会谈之前，他与拉赫蒙总统举行了非正式会面，普京说的话反映了俄罗斯与塔吉克斯坦之间的关系。普京说：今天是你（拉赫蒙）的生日，按照俄罗斯的传统，朋友过生日时提出的任何要求都必须答应。普京送给拉赫蒙的生日礼物是俄罗斯最新制造的一款狙击步枪。紧接着，第二天正式会谈之后，俄塔两国签署了十多项合作协议。事实上，俄罗斯在塔吉克斯坦的安全方面，包括吉尔吉斯斯坦的安全问题上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美国和中国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基于此，可以预判的是，今后在中亚安全问题上发挥最大作用的外部力量仍然是俄罗斯。
有必要指出的是，引起中亚地区的社会动荡和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经济问题。也就是说，中亚国家的经济困难，或经济发展问题引发了社会安全问题。中亚地区的投资环境较差，腐败问题、财政不透明、管理水平较低等都制约着经济发展，由此引发的经济安全问题、社会冲突问题、就业问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问题，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决。同时，这些问题也限制着地区经济合作，这些因素都使“中亚经济一体化”成为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目标。
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中亚研究有赖于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教育部大力推动区域和国别研究是件好事，在对外关系这一重要领域使地区与国别研究有了一席之地。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区域学。随着智库建设日趋重要，一个自然的问题就是：区域国别研究是学术层面的，还是智库层面的，这一问题很重要。目前来看，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心目的仍然是学术性质，而不是在智库层面。区域国别研究可以成为现有的国际关系或者说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补充，但是不能把智库工作作为它的主要方向，这是我的基本看法。原因在于，这两者涉及的学科内容、科研方向、人才培养方式等都有明显差异，这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如果不能正确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区域国别研究不能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做统一要求，而应尊重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允许不同思路的发展。例如，有的学校在民族问题或是地理问题，或是矿产资源，或是水资源方面具有研究优势，就可以发挥地域特色与专长，重点予以研究，这些研究也是对国际问题研究的重要补充。
需要明确的是，尽管某些问题并不一定会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但这些问题仍需要予以重视和思考，认真进行研究。关心国际问题的人很多，使不少人认为国际问题研究很容易，门槛低，这是不对的。对区域国别问题做出判断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要实现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需要不断加大对相关领域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支持，致力于形成既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又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团体。同时要强化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多视角、多议题地对区域国别问题进行研究。
作者简介：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
（本文系由作者在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举办的“新时期中亚的安全与发展”博雅德信工作坊发言记录整理、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