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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学者撰写的中国环境史著作中，伊懋可著《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出版较早，至今仍然是最厚重的一部，被同行学者誉为中国环境史奠基之作。唯其原著以英文撰写，文句奥雅，富有个性，一般中国读者阅读理解颇有困难。梅雪芹教授及其弟子冒数载之寒暑，将它迻译成中文，在即将付梓之际，命我为序。欣闻同道多年戮力，如今大功甫竣，德业成就，乃将泽惠学林；复感同乡一番美意，纡尊相约，实有抬举之心，吾不遑自揣鄙陋，即慨然领命，欲借此机会谈一点学习体会。诚恐曲解作者微言大义，枉负译家传神妙笔，竟成狗尾续貂，读者幸毋嗤焉！
伊懋可教授是西方汉学界老一辈权威学者之一，国内学人特别是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对他并不陌生。他从探讨清末民初上海华人区的民主机构起步，在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可谓出身名门；后在世界众多著名大学从事过教学与研究，还曾担任牛津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相关院系的领导职务，学术阅历非常丰富。近半个世纪以来，伊懋可纵横于中国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科技史等多个领域，最近一段旅程主要进行中国环境史的拓荒工作。其学术领域和问题关注虽经几次转换，却是非常符合逻辑的学术拓展，主要思想观点前后一贯，左右呼应，在不同领域均取得了卓越成就，著述等身，东西学界有目共睹。早在1972年，他就发表《高水平均衡陷阱：中国传统纺织工业发明下降的原因》一文，对曾经走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古代纺织业何以至帝国晚期丧失发明创新活力提出了新解释，引起学界高度重视。“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之提出，初步奠定了他的学术地位，那时他还是一位风华正茂的青年学者，堪称“少年成名”。 [1] 1984年他又发表了《何以中国未能产生内生的工业资本主义：对马克斯·韦伯解释的批判》一文，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理论。 [2]
1990年，伊懋可提出了一份中国环境史研究构想， [3] 并立即着手开展系统的研究，这应是他最重要的一次学术转向。1993年，他与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刘翠溶院士联袂在香港组织召开了中国环境史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著名的《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中、英文分别出版），收录了中外20多位著名学者的成果，在东西方都被众多高校列入环境史教学必读书目。最近20年，伊懋可把主要时间和精力都贡献给了中国环境史，他筚路蓝缕，锐意开拓，标新立异，苦心孤诣，探讨了数千年中国环境史上的许多问题，提出了不少富有前瞻性、启发性的新论题和新见解。由于这些成就，他被公认为西方学界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对中国学者亦产生了重要的激发作用。
关于他的基本情况，相信国内环境史爱好者通过各种渠道已获得大致了解，我就不多做介绍，以免浪费纸墨，下面仅据个人交往谈谈我所认识的伊懋可。这样做虽有喧宾夺主之嫌，但兴许能帮助读者更真切地了解这位西方前辈的学者本色和思想学识。事实上，梅教授派我作序，既因我近年正在努力研习中国环境史，亦因我与伊氏有过多年交往。
我第一次有幸向伊懋可先生当面请益是在2002年。那年8月，南开大学组织召开“中国家庭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我是会议的主要操办者之一，伊懋可和一批重量级的中外学者应邀出席。此前他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而当时我刚刚接触环境史，有此难得的请教机会自然不愿放过。于是我特意安排一场与会议主题并无关联的讲座，请伊懋可谈谈环境史。那次他主要介绍了自己关于云南洱海地区环境史的最新成果，虽因英语不佳我所获有限，但从此与他结下善缘。2003年底，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瓦格纳（Rudolf G. Wagner）教授突然来函邀请我赴德授课，我感到非常意外，次年夏天抵达海德堡，方知是由于伊懋可推荐，那时他正在该校担任客座教授。
在海德堡三个月，时间很短暂，却是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我有幸结识了成就卓著的瓦格纳教授，受到了两位语言才能超凡、学术造诣深厚的年轻教授——米特勒（Barbara Mittler）和扬库（Andrea Janku）的热情帮助，而在他乡异国成为伊懋可的同事，更令我至今仍然深感荣幸。那几个月我们基本上是朝夕相处：我经常去听他讲课，而他也常常加入我的课堂——像一名刻苦用功的学生，很认真地听讲、提问和参与讨论，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傍晚和周末，我们常在一起用餐、散步、闲聊或参加聚会。
最难忘记的，还是我们结伴早出晚归时的那些愉快交谈。当时我们都住在海德堡大学新校区，距离汉学系大约两公里，大部分日子里我们（有时还有他的夫人）都要一来一回于两地之间：早晨迎着旭日阳光，傍晚赶着夕阳斜晖，行走在贝克河畔。海德堡的夏季气候凉爽，空气清新，贝克河中水流清澈，两岸芳草萋萋，绿树成荫，远处是高低起伏的山峦和错落有致的大小楼房，古堡、古桥、古道和教堂钟声，都弥散着优雅的古风。身处其境之中，若非河上航船偶尔鸣响的汽笛提醒，真恍若是漫步在中世纪的某个城邦王国。
在来往的路上，我们总是天马行空地闲聊，话题非常广泛，聊得最多的当然是我们共同的领域——历史。我们聊到中国古代农业、水利、手工业、商业和城市、传统政治体制、社会构造、法律礼制、宗教信仰、民间风俗、家族家庭、日常生活和东西文明差异；聊到中国古代士人、文学、农学、医学、地学，聊到谢灵运《山居赋》、谢肇淛《五杂组》、李时珍《本草纲目》和他非常重视的《清诗铎》……；还聊到了李约瑟、席文、许倬云、白馥兰、李伯重等著名学者和他们的学术成就。正是在这些闲聊之中，我亲身领略了他的辽阔学术眼界、渊博科学知识和锐利思想锋芒，用“博大精深”来评价他毫不为过。
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伊懋可对中国文化特别是文献典籍的熟悉程度，常常令我这个中国史教授深感讶异甚至自惭形秽。举例来说，有一次我提起汉代儿子婚后与父母分家相当普遍，他随口便说那是“生分”，我感到很惊讶——如果不是正在编写《中国家庭史》，我肯定没有注意这个词汇！还有一次，聊到南方稻作农业的生产力和劳动强度，我说南方农民比北方农民辛苦，尤其是在双季稻生产区，农民炎夏插秧，要长时间地背暴烈日，弯腰倒行，拔秧倒可以坐在“秧马”上。他立即问我：是王祯画的那种“秧马”吗？那能行吗？我再次被他震惊了：“秧马”是一种很小而不起眼的生产用具，即便中国的农史专家也未必都听说过啊！而他不仅知道这个物件，而且凭直觉就对王祯所画的图样产生了怀疑。这些细小的例子足以证明：这位西方智者果真是博览群书，见识广博！
在交谈之中，他经常提出一些出我意料的问题和观点，让我感到历史需从不同维度进行观察和解说，如果从中外比较的角度来看，有些我们过去一直“自以为是”的观点可能并不正确，至少是有所偏颇和不太周全。
有一次，我们聊到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形态。自战国、秦汉以后，小农生产一直是中国社会经济的主体，这是国内学者的普遍认识，少有异议，我也很赞同。伊懋可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形态复杂，经历了许多变化和起伏，地区差异非常大，很难说小农经济一直是主体，至少在唐代以前国营和大地产经济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4] 经过一番争论，我们都没有说服对方，至今我仍然认为：唐朝及其以前，国家对土地和人口的支配、管理诚然直接而严厉，朝廷和官府确实拥有大规模的屯田和营田经济，但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是个体家庭。不过，他的意见仍然值得尊重，各个时代不同形式的国家屯田、营田和畜牧业规模究竟有多大，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和影响究竟如何，确实还值得继续考察，农业经济发展运行的复杂历史实态仍需要进一步予以深入探讨。
中国农史学者（包括我本人）一致认为：中国传统农业几千年来长盛不衰，是一种可持续的经济体系。近期以来，学人反思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常常表露出对传统农业时代的追怀之情。然而，伊懋可多次跟我说：中国传统农业并非长盛不衰，而是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升降起伏。更重要的是，帝国时代晚期人口压力不断增大，而长期开发导致环境破坏和资源衰退，传统农业发展已经触到了“前近代的技术顶限”（had hit a pre-modern technological ceiling），
经济增长事实上已经“不可持续”。后来我知道，早在1993年，他就曾从环境史角度专门探讨了这个问题，发表了《三千年不可持续的增长：从古代到现在的中国环境》，
[5]
后来又在多种论著中进一步作了申论，这种观点与他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脉相承。
与之相关的还有古代农作施肥问题。2009年，因参加第一届世界环境史大会，我用英文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废物利用和农作施肥的长文，会后我寄给伊懋可批评和修改。在回函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还针对拙文的主题——废物利用和农作施肥，抄寄了不少西文资料给我。在许多农学和农业史学者看来，利用各种废弃物质酿肥、施肥，实行作物轮种和农林牧渔多种经营，促进有机物质循环利用，不断改良土壤，是中国传统农业得以数千年持续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早在上个世纪初，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H·金在其《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中就曾予以高度称赞；
[6]
1926年德国农学家瓦格纳在其《中国农书》中也十分赞扬中国农业的这一优秀传统。
[7]
从环境史角度看，这种经营方式和技术体系，使得中国土地持续耕种数千年而没有出现严重地力衰退现象，土地越种越肥，的确是中国农民在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方面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这也是我们将中国传统农业视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经济体系的主要事实依据。但是，由于过去对世界其他地区的相关情况缺少了解，我们常常将它当作中国农民独有的发明，而伊懋可对我说：“尽管由于作物构成（例如罗马重视葡萄和油橄榄）和气候类型不同，难以精确地进行比较，但我猜测，罗马人的（施肥）实践和知识，至少可与汉代农民相媲美。”
通过他所提供的材料和后来自己阅读的加图《农业志》、瓦罗《论农业》等书，
我发现，古罗马农场主的做法确实与中国古代农民颇有相似；在中世纪直至近代，欧洲农民也一直在利用各种废物作肥料。伊懋可的批评提醒我，对中国农业和环境史上的某些问题进行评估与判断，还需具有世界眼光，进行必要的中外比较。
伊懋可的自然知识丰富而且博杂，他的许多论著都体现了很高的自然科学素养，让我望尘莫及。我们海阔天空地聊天，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动植物、土壤、水文、海洋、机械、工程等许多领域，我由于知识相当贫乏，英语也没有完全过关，所以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半懂不懂地听着，努力地跟上他的思路。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夫人Dian酷爱鸟类，知识水准近乎鸟类学专家。我唯一能够卖弄的地方，是能认出贝克河畔的一二十种野生花草。海德堡的五六月是植物充分生长的季节，草木枝叶完整，有的尚未落花，有的已结籽实。我把童年时代打猪草时已经认识的那些种类一一告诉他们：哪些能喂猪、喂牛，哪些能做菜，或者在青黄不接时可以用来充饥，味道如何。有时我们还亲口尝尝，以证实所言不虚。伊懋可对此甚有兴趣，非常理解我的童年生活情状。后来我拜读他的这本《大象的退却》，发现他曾经多次论及“生态缓冲”、“环境缓冲”问题，始知他对中国先民在森林荒野中采集野生植物补苴粮食不足、熬过饥荒，有着相当充分的历史认识和同情。
我离开海德堡时，伊懋可夫妇亲自送我到法兰克福机场，自那次握别以后，我们一直保持着电子邮件联络，继续探讨学术问题，偶尔也打个电话。我曾经多次试图邀请他来中国讲学，但由于各种原因迄未成行。
最近一次与他见面是2011年在台北。那年初冬，刘翠溶先生组织召开“东亚环境史研讨会”，我们都应邀参加了。会后伊懋可、扬库、曹津永和我一同从桃园机场离开台北，握手惜别之际，他告诉我：因年事已高，旅途遥远，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来远东参加学术活动了。仰望着这位将毕生宝贵年华贡献于中国史研究的长者，凝视着他那飘然的白发和慈祥的笑容，我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一时竟至语塞，只能默默地献上衷心的祝福！
从一定意义上说，《大象的退却》是伊懋可教授长期研究和思考中国环境、经济、社会和文化历史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由于此前他早已成就卓著、天下闻名，而该书之前关于中国环境史的综合性研究论著又几近空白，因而，它刚刚出版即受到西方学界高度关注，多个相关领域的学者纷纷评介，国内学人较熟悉的环境史和中国史名家如唐纳德·休斯（J. Donald Hughes）、约翰·麦克尼尔（John. R. McNeill）、濮德培（Peter C. Perdue）和马立博（Robert B. Marks）等人都发表了专门的评论，对该书的编纂特色和学术贡献予以高度评价；国内学者包茂红也发表了长篇评介， [8]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相信有助于加深对该书的理解。这里我也结合自己对中国环境史的思考和困惑，略谈几点读后感想。
2004年5月在海德堡时，作者就把刚刚出版的新书赠给了我，我幸运地成为最早拜读这部名著的中国读者。此前我浏览过一些中国环境史方面的论著，都是专题性著作和论文，赵冈的《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一书虽是较综合的叙事，但只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因此当我得到伊懋可赠书，心中非常兴奋！从那以来，我已经品读了多次。老实说，我对它的认识前后几经变化，理解是在逐步加深的。该书给予我的最大影响，是其整体综合的环境史叙事和解说框架。
在该书《序言》中，伊懋可更详细地表述了自己对环境史的理解。他说：
这里所指的“环境史”，限定在有文献证据可供我们了解男男女女如何思想的时期。环境史的主题是人与生物、化学和地质等系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这些系统以复杂的方式既支撑、又威胁着人们。具体来说，有气候、岩石和矿藏、土壤、水、树木和植物、动物和鸟类、昆虫以及作为万物基础的微生物等。所有这些，都以种种方式，既成为不可或缺的朋友，有时也成为致命的敌人。技术、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以及信仰、观念、知识和表述都在不断地与这个自然背景相互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系统有自己的动力，但若不参考它们的环境，就不能从长期过程中予以完整地理解。
显然，他心中的“环境史”，是有文字记录以来人类与自然两个系统之间的复杂关系，是人类及其技术、经济、社会、政治制度、观念、知识和表达方式，与所在自然环境中的气候、岩石、矿物、土壤、水、植物、动物乃至微生物之间既互利共生、又竞争冲突的漫长历史故事。该书虽然题名《大象的退却》，却并非像许多环境史著作那样仅仅讲述某个物种或环境要素的变迁过程，亦不满足于梳理中国生态环境古今变迁的“自然过程”，而是要考察这片大地上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的众多复杂因素曾经是如何交相作用，包括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自然环境之间过往关系的种种。这正是需要历史学者解说的“环境史”。
该书的正文除《序言》和《结语》之外，共分三大部分、十二章。第一部分《模式》，首先界定了时空范围，然后分别讨论了大象南撤、森林破坏、战争对环境的影响，以及水环境与水利系统建设和维持等问题。表面上看，这个部分颇似国内学者针对主要结构性环境要素所进行的专题研究，实际上作者乃是通过纵论他所认为最重要的若干要素或方面，勾画出4000年中国环境史的基本脉络，用他自己的话说，提供“一幅总图”；第二部分《特例》，选择浙江嘉兴、贵州苗族原居地和河北遵化三个典型地区进行个案研究，试图用“特写的镜头”对《模式》部分所勾勒的“总图”进行细化和强化，叙事论说相当立体化，并且具有相当浓厚的经济—社会史色彩；第三部分包括《大自然的启示》、《科学与万物生灵》、《帝国信条与个人观点》三章，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环境观念、情感、知识和“天人感应”思想及其影响等问题，可以理解为环境史研究的一种文化视角。
刚开始浏览该书时，我曾经感到不太满足：每章的故事诚然都讲得很精彩，时常令人击节称赞，但全书各章基本上是以作者先前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并不能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环境史，正如濮德培所说，“…it is only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but not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9] 最近几年，我们自己也开始编纂中国环境史，这才体会到：作者所为不仅情有可原，而且用心良苦。这印证了那句俗语：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亲口尝一尝。
根据有限的实践经验，我个人的体会是：伊懋可在中国环境史研究和编纂上的这一率先尝试，至少从下列三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和启示：
首先是史料的发掘与解读。
在历史科学这棵参天古树上，环境史是一株新生的幼枝，与其他分枝相比，其所面临的诸多困难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史料基础的薄弱和不确定性。迄今为止，中国环境史研究仍未建立起最起码的文献资料基础，对相关史料的存储和分布情况，我们依然知之甚少，这与其他领域已有相当丰厚基础积累的情况甚不相同。造成这一困难的原因，不仅因为环境史是一门新学，还因为传统史学的先天缺失。
我们知道，自古至今的历史著述，向来重人事而轻自然，虽然中国拥有数千年不曾中断的文字记录，古代史家早就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的宏愿，对天地自然早已有所留意，从理论上说，研究中国环境史较之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具有更加优越的资料条件。但是，古人并没有像对军事、政治、制度、经济乃至风俗等那样，对自然环境变化的脉络做过任何有系统的记述，关于环境史的所有信息都是非常零碎地散布在五花八门的古籍文献之中，完全要靠研究者自己从头梳理，这就要求他们不仅具备扎实的历史文献学基础，还需要具备更开放的史观、更锐利的眼力和更高明的手法——最后，还需要有更坚韧的吃苦耐劳精神。
与之伴生的另一大困难，是史料识别和解读需要博杂的科学知识。环境史是最典型的多学科研究，其跨领域综合的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并不像一些人士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专门史。与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相比，需要搜集和整理的资料远为广泛并且繁杂，尤其是发掘史家过去很少留意的那些自然史资料、正确地解读它们，更需要具备丰富的专门知识和良好的科学素养。而现代教育体制下过早过细的分科培养，造成了当今学人知识结构的严重缺陷，有限的知识贮备不足以正确识别和解读环境史料，是目前让我们最感困扰的一大难题。
最近几年，国内学者（如钞晓鸿）结合自己的实践，对怎样搜集和处理环境史料发表了很有价值的见解，
本人亦曾谈过几点粗浅看法。
我们认为，环境史的资料搜集和信息处理，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打破成规，对任何文字和非文字资料都不能抱有偏见，有时需要“人弃我用”。我甚至认为环境史资料的主要来源并非那些常规史书，而是其他文献；我们需要对零碎资料进行“拼接”、“整合”乃至“联想”和“延伸”式解读，与现代自然科学文献互相参证，以便发掘字里行间的隐藏信息，发现各种信息之中的内在关联；要善于“旧史新读”、“别立新解”：同一材料，经济史、社会史、历史地理学和科技史研究者可能早就反复引用，环境史研究者需要从中发现不同的事实；还要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细致地处理资料，将有限材料的利用效率最大化。这些想法，部分来源于个人有限的实践，更多是受到了前辈学者包括伊懋可教授的启发。
正如多位西方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同一般的西方环境史学著作相比，《大象的退却》一书的特点，突出地表现在文献引用方面。作者对现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文献的引用非常广泛，其中包括大量中文、日文和西文论著，涉及众多的学科，几乎没有什么边界。这固然是由环境史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但无疑反映作者具有开阔的学术眼界、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广博的科学知识。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伊懋可涉猎中国古籍之广泛更是令人赞叹！从该书注释就可以看到：其搜罗范围不仅包括传世的经史子集，还有出土资料（如甲骨文资料）和晚近时代传教士的笔记。除大量引用地方志外，作者高度重视古人笔记杂谭和诗文中的环境史信息，谢灵运《山居赋》、谢肇淛《五杂组》和张应昌编纂的《清诗铎》等，更被当作核心材料予以重点解读，这无疑是本书在史料运用上的一个重要探索，值得特别注意。从技法上说，从重点文本解读入手展开问题探讨是一种很智巧的方式。但这样做看似容易，实则需要更大的功夫和更高的手腕——倘若对中国古籍没有全面了解，根本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献府藏中挑选出这些恰当的文本；又倘若没有广博的知识贮备和高超的科学素养，亦无法从五花八门的杂著中发现吉光片羽，提取有用的环境史信息，并予以正确的解读和有效的问题联结，整合形成具有价值的环境历史图像。因此，那些有兴趣从事环境史研究的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当特别留意作者是从哪里获得他所运用的史料，仔细品味他是如何解读这些史料。
其次是问题意识与理论思辨。
东西方历史学研究传统和编纂风格向来颇有不同。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具有更强的问题意识，更注重对问题进行理论解说。本书大量引用原始文献，一边解读材料一边阐述观点，似乎不太符合一般西方历史著作的编纂习惯而颇有几分“中国风”。然而伊懋可终究是在西方学术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西方史学风格在该书中仍然随处体现，大段的史料和繁杂的故事都是服务于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指向，需要仔细品味。
作者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了本书的两个主要目标：一是“简述真实的记录”，讲述在被称之为“中国”的这块土地上人与自然共同演绎的故事；二是回答为什么中国人以那种方式与自然互动，他们的方式有多么独特。简而言之，一要简述中国环境史，二要解释中国环境史。他所采用的乃是站在西方看东方的比较观念与视角，应当放到西方汉学或中国学的脉络和语境中加以理解。
在本书中，作者没有采用“经济发展—环境破坏”的简单因果解释，也没有将环境破坏笼统地归咎于人口增长。作为一位卓越的中国经济史家，他自然非常清楚：人口增长必然导致经济供需矛盾、自然资源消耗和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甚至是中国环境变迁的终极原因，但他认为：“中国环境史并非仅仅为无力地屈从于人类过量生育的情形所驱使”，必须回到历史的具体过程之中寻找中国环境变迁的各种驱动力。
在他看来，中国环境变迁的历史机制是非常复杂的，经济形态、社会构造、政治制度、文化观念、技术条件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彼此交织，共同推动了历史变迁的进程，在不同时代和地区，各种自然和人类因素的作用有轻重大小之分，因而环境变化表现出了不同的时代差异和地域特征。例如，在历史早期和晚期，建设与破坏兼具的中国环境变迁背后存在着不同的驱动力量。对于早期，他更愿意进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解释，而不是附会于“马尔萨斯模型”。他将族群和政治集团之间以资源争夺和独占为目标的战争，视为新石器时代、青器时代乃至帝制国家形成期最重要的社会驱动力，农业经济发展和“重农主义”的产生，既是早期争夺自然资源的军事斗争和不同文化的资源利用模式竞争所推动的结果，又奠定了之后几千年中国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基本模式；而对于晚期，他更强调经济动力——金钱投资、商业贸易和利润追逐的“兑现刺激”（the cash-in imperative）对自然资源所造成的压力。在他看来，帝制时代的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进而对环境变化发挥了特殊作用，国家一方面不断征调税赋、征发劳役，实施社会管理和资源控制；另一方面，又采用不同的方式刺激、控制和监管社会经济，参与环境改造和建设特别是水利工程建设，成为经济发展和环境破坏的重要驱动力量。当然，中国社会和经济具有非常独特的构造和运行方式，国家政治权力并非唯一的力量，作者对此非常清楚，因此他在《序言》中指出：“从结构上讲，中国式增长的基础在于一种通过高度分散的单位（像农民的家庭农场）来运行的能力；在有需要的地方，可以对此加以协调，从而组成庞大的模块聚合（modular aggregates）。协调的方式要么是行政手段，譬如修建中等规模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要么是商业手段，主要是借助那类具备某些重要资质而又不受垄断控制的市场网络。当然这种聚合天生短命，只有在紧急需要时才会出现。我怀疑，正是小单位的主动精神和几乎不受限制的任意聚合（要么以行政要么以商业为基础）的结合，引起了对环境的彻底的开发，这在前现代世界是独树一帜的。”
围绕他的思想主题，作者进行了若干具体方面的论证和延伸，水利是他研究有素和重点展开的方面之一。不论从农业史、社会经济史、科学技术史还是环境史角度来看，水利问题都是理解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它持续受到多个领域学者的高度关注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国内水利史研究一向注重探讨技术进步和工程建设的历史积极意义，而很少注意其对环境和经济的负面影响。伊懋可则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和独特的理论观点，这甚至是伊氏中国社会经济史解说体系的一个核心内容。他承认：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水利在某种意义上是成功和可持续的；但他同时指出：其代价极其高昂——不但因为内在不稳定性和外部突发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变得危险，而且需要投入大量的劳动、资金、物料和技术来维持。治水经济的高昂代价不利于技术创新与应用，因此中国在18、19世纪出现了“技术锁定（technological lock-in）”现象，即已有的次好技术因其较先确立所带来的优势而继续居于支配地位，阻碍了更好技术的发明和使用；利润增长机制和利润回报规律，使社会经济被“锁定”在较差的发展道路上。由此，他对自己提出的“高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做了新的论证。
这样的一些问题设定及其解说方式，对于国内环境史研究者来说仍是相当新颖的，它们是在西方的中国史研究学术脉络和思想语境中生长出来的。一定程度上，它们是伊懋可与西方同行学者长期对话的继续，可以追溯到“李约瑟命题”、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论述，甚至更早年代魏特夫的古代东方水利专制主义学说。对于这些人和这些论题，中国学者应当不算十分陌生。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伊懋可就不断参与相关问题讨论，最终，他将这些问题延伸（或者不如说融会）到了对中国环境史的解说之中。他甚至在《结语》中，一面对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关系进行非常专业科学化的讨论，一面大量地引证来华传教士的观察记录，从比较的角度对中华帝国晚期的自然环境和人口、资源压力做出自己的判断，从而对彭慕兰（K. Pomeranz）关于近代中国和欧洲环境压力与经济分途发展的论述，既遥相呼应又有所“切割”，尽管两书出版时间只不过相隔一年。 [10]
在其他方面，作者也不断表现出独特的问题意识，提出新颖的学术观点。例如，关于中国早期文化对森林的敌视和传统时代对森林和特定树种好恶有别的态度差异，关于森林作为渡过灾荒和生计危机的“环境缓冲”意义，关于汉族向边地的人口迁移、农业拓殖引起民族冲突和环境变化，关于嘉兴、贵州和遵化环境条件、经济水平与人均寿命的关系……问题和观点都让人耳目一新，其中有些被马立博新近出版的《中国：她的环境与历史》一书所吸收和发挥。伊懋可的具体材料和结论也许值得驳议，需要进一步论证，但就问题意识而言，无疑都具有重要启发性。更值得重视的是该书对中国历史上环境观念与环境行为关系的独特思考，这是他关于“中国人为什么以那种方式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互动”这个重大问题进行多维思考的一部分。虽然作者坦承是受到了德国汉学家罗哲海（Heiner Roetz）的启发，但他从大量史料中读出了中国古代自然观的内在矛盾冲突，发现并试图理解环境思想观念与实际环境行为之间的非契合关系。他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环境如何理解和表述以及被宣称为恰当的接近环境的方式，与实际所发生的情形之间的关系总是难以捉摸的，第二个方面决不可能从第一个方面简单地推断出来，有时候情况甚至可能恰恰相反。作为本土的中国环境史研究者，近年来我们亦愈来愈察觉：中国先民认识和对待自然环境，在不同层面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知行不一”，文献典籍所记载的正统和精英环境思想意识，与升斗小民以谋求果腹充饥为目标的环境行为，更是两相悬隔。
不论从历史还是现实来看，这都是关于思想观念与实践行为关系的重大课题，值得深入研究。
最值得细细品味的，是该书的故事选择和叙事手法。
中国是一个拥有数千年不间断文字记录的文明古国，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民族经济文化类型众多，人与自然交往故事之丰富多彩和纷繁复杂，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由于这个原因，虽然我们一直非常期待，却迟迟未能下定决心来编纂一套完整的中国环境史，伊懋可率先作此尝试可谓是气冲斗牛。在设计本书的写作框架时，相信他一定面临着两难困境：一方面，需要建立一种宏观的叙事框架，梳理出中国环境史的基本脉络；另一方面，宏大叙事常常会因无法深入历史的具体层面而显得大而无当。那么，伊懋可是怎样兼顾两个方面，既总揽全局又轻重适度地具体展开中国环境故事呢？
仔细品味后发现：该书在内容选择和篇章设置上可谓是匠心独运。它首先对中国环境史进行鸟瞰式观察，在给出一份“地理标识和时间标记”之后，以大象、森林、战争和水利四个方面为主，勾勒出中国四千年人类与自然关系变化的基本历程，或者说描绘出一幅“总图”。
《人类与大象间的三千年搏斗》是点题之章，通过“人进象退”的过程，为中国环境故事的时空发展提供了一条基本线索。这一选择和设置是很恰当的，因为人类与野生动物在地理空间和种群数量上的历史进退与消长，既是人与自然关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然环境整体变化的直接反映。中国历史上不只发生了“人象之战”，还有“人虎之争”和人与鹿类、野马、野牛、熊猫、金丝猴、孔雀、鳄鱼……之间的斗争，这些野生动物都是人类的“手下败将”，它们的栖息地逐渐由广阔的区域退缩到狭小的空间，不少种类甚至从这片土地上完全消失，在此期间发生了许许多多令人叹息的故事。但比较而言，没有哪一组故事像“人象之战”这样事实清晰，节奏分明：三千年来，野象的步步退却与中国经济、社会和文化从北向南的节节推进几乎是同步，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正确指出的那样：“大象从东北撤到西南的这条长长的退却之路，在空间和时间上与前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变迁的情形相反相成。”
在中国环境史上，森林破坏是最令人慨叹的情节，作者亦给予了最大关注，专门设立了两章，其中一章对历史上的中国森林利用和破坏情况进行了总体概述，另一章则分别讲述了不同区域森林的破坏过程。虽然总体上属于一种概括叙述，但列举了很多具体细致的材料，内容博杂，牵连广泛。作者不仅梳理了数千年来中国森林破坏的动因、过程、历史阶段性和区域性差异，讲述了农业垦殖、工程建筑、手工业生产、战争和燃料及其他生活需求对森林的影响，讲述了国家山林管理制度、木材采伐征调和市场贸易、植树造林，讲述了森林破坏所导致的多种环境后果；而且讲述了历史上的中国人对荒野森林、人造林地和具体树种复杂多样并且充满矛盾的知识、思想、情感、观念和态度；还讲述了森林既作为财富府藏又作为环境（或生态）缓冲，在资源提供、灾荒应对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讲述了森林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和瘴疠、疾病之源等对于人类生存所造成的有利或者有害的影响……作者在讲述中国森林故事时，没有偏执一边：对中国古人之于森林的观念和行为没有简单地赞美或者否定，而是尽量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进行观察，他所告诉我们的，是一部立体、生动、鲜活、不断流变、危险和恐怖与美感和愉悦兼具的森林故事。
《战争与短期效益的关联》是本书中相当独特的一章。作者追述了商周甚至更早历史时期对立族群之间为争夺日渐稀少的资源展开的斗争，以及敌对的社会与文化模式之间为了生存并获得霸权而展开的竞争，将自然环境的初始变化视为斗争需要的副产品。更重要的是，斗争的结果，是短期内最有效地利用人力和自然资源的一方所创造的行为模式赢得了胜利，战争促使社会走向高度组织化，国家出现和社会控制不断增强，推动了重农主义和水利事业发展，中国式的前近代经济发展进程由此启动，而包括资源利用、分配、控制、管理的诸多特质在内的中国传统人与自然关系模式亦因之孕育。
在《水与水利系统维持的代价》一章，作者没有一般性地概述中国水利事业发展的历史进程，因为在这方面，中国、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已经做了无数的专门研究，论著堆积如山，想要整合这些成果进行一个全面概述，不会让任何人感到满意，而只能受到“以偏概全”的批评。伊懋可没有这样做乃是非常明智的。他采取了近乎蒙太奇的手法，以自己曾经专门研究过和比较熟悉的那些片断作为背景，选择其中的典型故事，着重探讨以往水利史家很少重视的这样一个问题：维持和修复水利工程具有怎样的环境、经济和社会代价？并将其视为帝国晚期“技术锁定”的主要表现之一，与自己早先建构的中国经济史理论互相对接，不仅使问题论说更加坚实有力，而且给予读者一种别开生面、别有洞天的感觉。
第二部分《特例》，显然属于具体细化的观察和分析。他所选择的三个特例并非随意，而是各有深意。这三个地区分处于不同气候带、经济带和民族区域，有着各不相同的环境条件和发展经历，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作者在这部分的叙事和讨论亦各有侧重，体现了不同的问题指向与理论意图。总体来说，作者想通过三个地区的芸芸众生在不同环境之中生生不息的真实故事，他们与当地动物、植物、山川、土地等各种自然事物相互影响的实际情态和过程，他们与自然环境互相适应的经济活动、生计方式、物质创造、景观营造乃至社会组织、制度、习俗、宗教，以及他们的灾害、疾病和社会危机应对机制等方面，综合探讨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之间究竟是如何地展开历史的“互动”。具体来说，《从物阜到民丰的嘉兴的故事》一章主要考察在近代以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具有代表性的江南地区，如何因为生态资源富饶发展成为超集约的园艺式农业与发达手工业紧密结合的经济富庶区，而人口高度密集和经济高度集约，又如何引起环境景观的显著变化、导致资源供给的高度紧张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中国人在贵州地方的拓殖》一章试图探讨中国人拓殖是如何改变该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方式；《遵化人长寿之谜》一章则试图破解河北遵化这个资源相对贫乏地区的生存方式、经济水平、食物营养结构对人均寿命的影响。作者还通过对三个地区进行比较，揭示“前现代经济增长与诸如寿命等一些幸福指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第三部分是关于中国传统自然环境思想、意识、知识和情感的综合思考，作者将它们统括为《观念》。平心而论，这一部分所涉及的内容玄妙而模糊，问题更加难以把握，即便是一位训练有素、擅长思辨的中国学者，也轻易不敢高谈阔论，对于一位西方学者来说，自然更加具有挑战性。可以想象：当初作者在撰写这个部分之时，是如何搔首踟蹰、“为伊消得人憔悴”！
作者毕竟是一位顶级高手。他既没有迷失于古代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也没有沦陷到近人异说纷纭、纠缠不清的思想泥淖，而是我思我所在，紧扣环境史的基本命题解读重点人物及其著作，阐述古人的核心理念，以点带面，举重若轻。
在《大自然的启示》一章，他首先引述众多诗文，追述鸟、兽、虫、鱼、花、草、风、雨、雷、电……各种真实和幻化的自然事物和现象在中古以前如何逐渐进入了诗文吟颂，被赋予各种文化情感与理念，被视为宇宙造化之功的体现和仙佛神明所在，并被当作一种永恒的、可以理解和感悟的启示？知识和思想精英们又是如何从中体悟天地之道，获得超然世外的精神享受，并逐渐演生出“自然”、“造化”、“象”、“理”、“气”等等自然哲学概念？然后，他以自己曾经发表过的论文作为基础，对谢灵运的《山居赋》进行了几乎逐字逐句的详细解读和阐释，认为这篇完成于4世纪末的作品，呈现了“第一个清晰的环境观”，谢氏关于所在自然环境的多维看法，“对于理解后世的中国人对自然与环境的态度具有指导作用”，“最为重要的是，在谢氏的思想中，对我们今日所称的‘发展’产生的兴奋与从自然之思中得到的心灵启示并不冲突；前者即是对自然的实际控制，后者也即领会到自然远比我们人类伟大，并且对其驱动过程我们只能部分地凭直觉感受或发现。”概要而言，这一章主要揭示中古早期之前中国知识精英如何表现出对大自然的尊重，从所在环境的自然神秘之中获得生命和道德启示、感观与心灵喜悦，亦即关于大自然的宗教性和艺术性感受。
与此不同，接下来的《科学与万物生灵》一章，则主要讨论中国古人对自然环境的理性观察和认知，试图说明前科学时代中国知识界如何运用自己的思想逻辑和话语体系探求和解释自然世界中的万事万物。在这里，作者遇到了另外一只“拦路虎”，这就是在中国和西方都有了丰富积累的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他采用了与前一章同样的手法，即对典型文本进行重点解读，具体来说是解读明代人谢肇淛的《五杂组》，除此之外，只简单提及汉代王充的《论衡》、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和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不过，作者讨论到的问题相当广泛，涉及天、地、人、众多的生物和非生物现象。显然，他想以谢肇淛作为古代文士的典型，揭示他们对自然界所具有的科学精神气质，试图说明他们曾以怎样的求真态度来探寻“客观实在”，怎样运用固有的概念（例如“理”和“气”）来解说各种各样的自然事物和现象。作者显然已经注意到：古代中国知识阶层有其独特的自然观察和认知方式，与由来已久的推原、格物、玄学和泛道德化阐释学等等关联紧密。谢肇淛对人类与环境（包括自然和人工环境）关系的各种认识，如人口增长与资源困境，居住环境与卫生、疾病和火灾，游山玩水的环境障碍，以及在居住环境中莳花种草行为等等，自然而然地成为本章叙述的重要内容。
在最后一章《帝国信条与个人观点》，作者试图从两个层面即国家和个人（地方、民间社会）来解说传统时代中国人对各种神秘自然力量的认识、态度和情感。这些神秘力量来自（或者包括）天、地、万物之神——有的与人为善、为民造福，有的则给人们带来祸殃。中国古人对它们的认识、态度和情感非常复杂，弥漫着迷信的色彩。在国家层面，天人感应说既是一种最具正统地位的自然信仰，也是一种具有思想强制性和行为约束性的政治理念，基本上，它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与“灾异说”互为表里的“天诫说”。这种学说在西汉时期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对中国古代帝王德行和朝廷政治持续发挥着影响力。同样，作者并没有对它进行古今贯通的叙述，而只是选择清朝皇帝“圣训”中的相关素材，解说人们对“天变”（主要是气候变化和灾害）的各种反应，包括思想认识和应对行动。在民间和地方社会层面，作者则以《清诗铎》作为基本素材，透过文人的观察和记咏，考察普通民众的复杂自然观念和态度：他们一方面勇敢地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环境中存在着诸多危险和不确定性，人们对于高高在上的老天爷和一直徘徊在周围的各种妖魔、鬼怪、精灵，充满着期盼、感恩、恐惧、怨怼的复杂情感。换言之，他们的自然观是理性与非理性互相搀杂的。作者挑选两类不同材料对国家和民间的环境观念进行分层叙说，既为了进一步说明中国古代自然观念如万花筒一般的复杂性、零散性，同时还试图证明：在最后的几百年中，中华帝国自然观念已经发生分野，形成了国家与民间泾渭分明的两大部分。
乍看起来，该书像是一部专题研究的汇集，既非按照时代顺序前后贯通，又很少涉及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时空很不完整，还缺少一些重要内容（例如作者自己提到的疾病问题，虽时有涉及，却并未专题讨论）。然而，作者以独具的慧眼和高超的手法，对四千年纷繁复杂的中国环境史实进行了多维度的观察和叙说，勾勒了多种因素和力量共同作用下环境变迁的宏观态势，描绘了若干典型地区自然系统与人类系统（包括技术、经济、社会、文化）交相作用的立体画面，并探析了中国古代复杂的环境知识、观念、情感与信仰，与先前的中国环境史著述相比，更能够体现环境史学的研究旨趣，亦更值得引为范本。
该书所采用的方法，是整体线条勾勒与典型剖析和专题探讨相结合，广泛占有资料与重点文本解读相结合。虽然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有其无奈之处，现有内容还远不足以构成一部完整的中国环境史，但全书三大部分既各有重点，又彼此呼应，兼顾了中国环境史的不同层面，叙事线条清晰，问题观察独具慧眼，理论思辨深入，环境史上的众多具体问题被有机地楔入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与朝代更替、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制度演变和区域差异、民族关系、社会构造等紧密地勾联起来，还深入到所谓“环境问题”的最后本质——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对人类寿命和生活质量的影响。如此综合的叙事和论说，正是我们所一直期待的历史学的环境史学术架构，与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和唐纳德·休斯等所主张的环境史研究层次，亦可谓不谋而合。
最后，我还想就该书的翻译工作赘言几句。
平心而论，决定翻译这部著作，需要具有非常大的底气和勇气。该书的许多优点和特色固然都值得学习和借鉴，然而一旦试图把它翻译成中文，许多优点和特色立即就成为难点和挑战。该书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极其辽阔而且富于变化的历史场景之中；其中探讨的问题极其错综复杂，牵连众多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伊懋可教授凭借其开阔眼界、渊博学识和深邃思维，驰骋神游于四千年的中国大地，思想飘逸，行文恣肆，虽则引人入胜、令人神往，却也很难心领神会，对于任何一位母语非英语的读者特别是译者，要亦步亦趋地紧跟其神思轨迹，既“信”且“雅”地准确传译其学术观点，都绝非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作者从众多学科借取而来的各种理论、方法、知识、概念和术语，固然大大增强了该书的科学性和技术含量，却足以让任何一位读者都感到头晕目眩；至于一一还原它的引文和出处，只要肯花时间，自然是可以做到的，但这也是一件令人疯狂的工作，非常考验译者的韧性和耐力。
老实说，本人虽曾有心、却始终无力来做这样的大功德。梅雪芹教授及其弟子勇敢而且责无旁贷地担当了这一重任。他们的翻译，忠实精准，每有神来之笔，常常让我感到由衷的赞叹；他们甚至还对原著中偶尔出现的疏漏和失误作了订正，这种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令人钦佩。
总而言之，《大象的退却》一书中译本，是伊懋可、梅雪芹两位教授共同成就的卓越的学术正果和文化功德；它的正式出版，是一件值得热烈庆贺的大喜事。作为他们共同的朋友，我感到特别兴奋，谨奉此文，真诚地表达随喜之意！
王利华
2014年2月12日于天津
[1] Mark Elvin，“The High-Level Equilibrium Trap：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of Invention i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Textile Industries，”in W. E. Willmott，ed.， Economic 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
[2] Mark Elvin，“Why China Failed to Create an Endogenous Industrial Capitalism：A Critique of Max Weber's Explanation，” Theory and Society ，13：3，Special Issue on China，1984.
[3] Mark Elvin，“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An Agenda of Ideas，” Asian Studies Review ，14：2，1990.
[4] 他在《中国过去的模式：社会和经济解释》一书中已经论述了这个问题。参Mark Elvin，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A Social and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5] Mark Elvin，“Three Thousand Years of Unsustainable Growth：China's Environment from Archaic Times to the Present，” East Asian History ，Vol. 6，1993.
[6] F. H. King， Farmers Forty Centuries，or Permanent：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 ，该书初版于1911年，最近才有中译本出版，由程存旺、石嫣翻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版。
[7] W. Wagner， Die Chinesische Landwirtschaft ，Berlin：Paul Parey，1926.中文版由王建新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版。
[8] 笔者通过不同途径搜索到了以下十多篇评论：John. R. McNeill，“Human Impact on the Chinese Landscape，” Science，New Series，Vol. 304，No. 5669（Apr. 16，2004），pp. 391—392. Pradyumna P. Karan，“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History ，33：1（Fall 2004），p. 34. Crispin Tickell，“The decline of China's environment：the Spread of Agriculture led to deforestation and the Growth of Towns，” Nature （ Jul 29，2004，430，6999），pp.505—506. Vaclav Smil，“Three Thousand Years of Exploitation：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American Scientist ，Vol. 92，No. 6（Nov. -Dec. 2004），pp. 566—568. Robert B. Marks，“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36，No. 2（Autumn 2005），pp. 313—315. Lillian M. Li（李明珠），“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5，No. 2（Dec.，2005），pp. 499—505. Peter C. Perdue（濮德培），“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T'oung Pao（通报） ，Second Series，Vol. 91，Fasc. 4/5（2005），pp. 436—445. Richard Louis Edmonds，“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82（Jun. 2005），pp. 441—443. Graham Parkes，“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12.2（Fall 2005） pp.404—406. Sumit Guha，“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Conservation and Society ，4，3（2006），pp.488—492. Michael Paton，“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No. 56（Jul.，2006），pp. 178—180. J. Donald Hughes，“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11，No. 4（Oct.，2006），pp. 848—850. Michel Cartier，“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Annales. 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 ，61e Année，No. 6，Chine（Nov. -Dec.，2006），pp. 1484—1485. Christopher Coggins，“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97，No. 3，Geosurveillance（Jul.，2007），pp. 418—421. 包茂红：《解释中国历史的新思维：环境史——评述伊懋可教授的新著<象之退隐：中国环境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9卷第3辑（2004年9月），第93—103页。
[9] Peter C. Perdue（濮德培），“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T'oung Pao（通报） ，Second Series，Vol. 91，Fasc. 4/5（2005），pp. 436—445.
[10] K.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N. J.，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