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 xvii ） 本书是一部中国环境史概述，大约纵贯4000年，但重点在最近的1000年。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在比较晚近的这一时期，可资利用的相关资料更加丰富。 ^[1] 全书以中国、日本和西方其他学者的成果以及我自己的研究为基础，这些成果涵盖历史地理学、地方史、环境诗篇、关涉并反映自然的信仰体系、地方人口构成以及水利制度等方面。

本书的第一个目标是简述真实的记录，尽可能是目前所知的真实的记录。第二个目标是试图解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的人们会以他们的那种方式与自然界的其余部分进行互动？更想尝试回答：这种互动方式有多么独特？

全书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模式”，它绘制了一幅总图，包括本书标题所说的大象退却的画面。大体上说，大象从东北撤到西南的这条长长的退却之路，在空间和时间上与前现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环境变迁的情形相反相成。这部分故事的主要内容是长期的森林滥伐和原始植被的消失，在随后两章中对此进行了扼要叙述——当然描述多于分析。不过，有一个核心内容得到了文献的印证，那就是中国古典文化对森林的敌视与它对个别树木的喜爱是相辅相成的。

（ xviii ） 接下来的两章则考察了两个关键问题。在建设与破坏兼具的长时段的中国环境变迁背后，最初的社会驱动力和后来的经济动力是什么？反过来说，这些环境变迁，尤其是司空见惯的大规模水利工程，是如何与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政治机制相互作用的？我认为，回答第一个问题的关键是某种文化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积极开发自然的文化往往会获得军事和政治上的 竞争优势 ，从而胜过不这样做的文化。我推测，在许久之后，一旦前现代的经济增长达到金钱能安全地投资获利这一地步，自然资源就会承受着更大的压力：资源，例如树木，若不从经济上加以利用，就会成为溜走的财富。这种做法叫做“兑现需要”（the cash-in imperative）。

随后关于水利的一章进一步探讨了帝制时期国家推动增长方面的历史。水利事业在历经令人印象深刻的早期成功及一些重大失误后，沿着一条技术稳步提高的曲线在前行，最终走向了受环境制约的前现代技术锁定阶段。也就是说，一旦修建了大型水利系统，它就会成为当地迈入佳境的基础，而且由于可能会危及生计乃至身家性命，因此不可能轻易地被废弃。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它也无法继续发展了。并且由于水情不稳，人们背负了需要不断维护的负担，从而导致社会和经济资源的巨大消耗。从一个更大的角度看，这一壮举所付出的长期机会成本是很高的。

第二部分是“特例”，呈现了三个截然不同地区的环境史。它关注的是较小单位的发展所带来的影响，这包括社区、家庭农场、庄园和宗教机构等，它们在经济上日益为有着巨大吸引力的领域所左右，这即是多中心竞争的市场体制。一个地区是嘉兴，它位于东海岸的中心。该地区所表明的可能是前现代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即从一个生态资源富足的地区，变成了一个有着超集约化的园圃式农业与手工业的资源紧张的复合区；后一种情况使劳动人口承担了几乎难以忍受的劳动量。第二个地区是贵州，它地处西南内陆，展示了中国人的拓殖与扩张对汉族/非汉族的边疆环境的影响。最后一个地区是遵化，它位于古老的东北部边境，是一个资源仍相对富足的不发达地区，本书在此考察的是前现代经济增长与诸如寿命等一些幸福指数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此地人们的寿命比更“发达”地区的要长些。

（ xix ） 各地人口有不同的动态变化。北方落后地区的遵化人，至少是其成年人，比亚热带拓殖地区的贵阳（贵州首府）人活得更长，而贵阳人又比东部发达沿海地区的嘉兴人的寿命长。由于技术上的困难，在本书这样的一般性书籍中提供人口史的新成果是没有什么吸引力的。不过，让读者知晓有关出生的最新研究动向却很重要，这包括李中清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成果、赵中维的研究成果以及我自己的团队的研究成果，有一部分尚未出版。尽管有细微的分歧，但在关键点上我们大体认同一致，那即是认为，至少到帝制晚期， 婚内的分娩速度因生育间隔而放慢 。在我们看来，这首先是随着孩子的出生而出现了一段较长的不育期的结果。其出现的原因，在我们看来则主要有产后闭经、哺乳期延长、 体外射精 以及习俗强加于性交的社会制约等多重因素。杀死女婴一定也起到了作用，但这一因素到底有多大影响仍有待认真讨论。避孕和堕胎之法也广为人知，但它们不太可能在生育数量上造成决定性的影响。从寿命来看，虽然各地不一，但它是相当高的，有时达到40岁以上，而只有死亡率一项会将人口增长限制在环境可承受的范围之内。成年女子一般差不多都会结婚，其中大多数将近17岁就结婚了，要早于自然生育率的高峰期，这在20岁左右出现。肯定也存在对婚内生育的限制，有直接证据可有力地表明这一点。婚姻期间限制生育的方法，特别是它与类似因素（所生孩子的数量）和父母性别偏好之影响的关系，以及限制生育法发挥作用的机制等，都有待进一步阐释，当然已经有人开始这么做了。总之，正如一般所认为的，确实存在着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在帝制晚期由于易于开发之地人满为患，情况更是如此。不过，长期形成的习俗、一定程度的意识觉醒以及恰当的行为使这种状况得到了缓解。正如李中清所强调的，从任何常用的意思上说，中国人口所呈现的都不是“马尔萨斯的”模式；这个词被用过了头，常常含糊不清，但仍然会引起共鸣。中国的环境史并非仅仅为无力地屈从于人类过量生育的情形所驱使。 ^[2]

（ xx ） 这些篇章也勾勒了更微妙、更难以捉摸的形态，包括个别景观如何受到了观念、宗教和审美趣味的影响；舆图制作、圣陵和庙宇、神话、传说以及山水诗如何影响了景观的形成；交通如何通过上千年的新桥增建而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这几章也详述了地方层面与微生物互动的内容，涉及瘟疫和疟疾这样的疾病等。至于老虎这样的庞然大物，它们既是食人兽，又日益成为人类的猎物。也提到了如何用猛禽狩猎。而地方植物，无论驯化的还是野生的，抑或从新大陆（the New World）和其他地方引进的，都有涉及。还说到了古代环境对自然灾害的不同程度的缓冲，讨论了这种缓冲是已然消失，是减弱，还是持续存在等情况。甚至说到了自然环境及其人为的变迁如何影响了战争模式和犯罪活动等。总之，它们共同说明了人类与其被认可为“中国”的栖息地之间的关系可能变化的层面。

接下来是“观念”部分，主题是中国人如何理解和评价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世界。这部分由三篇文章组成，它们分别说明了这一大主题的不同方面。第一篇探问的是，“自然”如何成为艺术表现的一个主题抑或艺术本身， 甚至成为了我称之为的一种“秘密宗教”（ 即风水。——译注 ）的核心？第二篇探问的是，中国人的原科学式观念如何成为他们观察自然世界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时代，头脑清醒、机智敏锐且学识渊博的人声称看见了龙，有时候还是大家一道看见的，这是为什么？第三篇考察中国人对环境的认识如何与正统的道德观念相互作用，并且为什么天气的好坏被认为是上天喜怒的表达。它还进一步探问，及至帝制晚期，个人对自然的情感态度发展到了什么地步？据此可认为，这时并没有某种单一的“中国”自然观之类的东西。

本书最初设想，以考察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的环境实践与政策发展作为结尾。无奈，我逐渐认识到，这是一项必须单独进行的工作。毕竟，这时的舞台不再是中国而变成了整个世界，并且现代科学已改变了技术，而这种改变有好也有坏。因此，最后的短章也即“结语”只是思考了一下环境所承受的经济压力的性质，以及如何比较帝制晚期的中国与“近代”前夜的西北欧。

作了这番说明之后，有两个问题需要立即回答。什么是环境史？还有，为什么特别选择中国？

（ xxi ） 这里所指的“环境史”，限定于存在文献证据的时期，因为只有文献才会让我们有机会了解男男女女的所思所想。环境史的主题是人与生物、化学和地质等系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这些系统曾以复杂的方式既支撑着人们又威胁着人们。具体来说，则有气候、岩石和矿藏、土壤、水、树木和植物、动物和鸟类、昆虫以及万物之基的微生物等。所有这些都以种种方式互为不可或缺的朋友，有时候也互为致命的敌人。技术、经济、社会与政治制度，以及信仰、观念、知识和表述都在不断地与这个自然背景相互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人类系统有其自身的活力，但不论及它们的环境，就不可能自始至终对它们予以充分的理解。在本书中，疾病史是主要的缺憾与空白。中国曾经遭受过一些大瘟疫的折磨， ^[3] 但是在过去大约200年之前，关于疾病发生状况的可靠知识极为零碎 ^[4] ；况且，我也没有时间给予这一主题以应有的关注。

从历史研究来说，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对象，原因有三点。首先，其文字记载源远流长，使我们可以去尝试回答许多问题，世界上其他地区却难以做到这一点。其次，它可以与其他主要国家及民族的环境史相互补充与对照。 ^[5] 当验证任何一种通常在其他某些背景下形成的一般理论时，它往往都会给予一种逻辑上必然的重要质疑。最后，它为考察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逐渐形成的环境危机提供了一个视角，这一危机的起源在时间上早于现代。

不过，就具体比较而言，提出一些意见并作一点提醒还是有必要的。中国的环境历程是一个丰富的源泉，其中有很多与西方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史明显相似和相异的情况。在近乎相似的因素中，先后顺序的不同和表面联系的差异，都会对通常所认为的因果关系提出重要的质疑。于是可以说，中国人即便不是从最早的时候，也是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在登山及冥思中寻得了某种宗教似的兴奋和哲学上的升华。然而，在古典时代的西方，人们只是偶尔为之，并夸赞几句；在西方中世纪期间，这通常是被深恶痛绝或避而不谈的。如果将一种不断增强的对阿尔卑斯山和其他山峦的世俗宗教般的迷恋，与我们认为是西方“现代化”的启蒙运动和理性精神的萌芽联系起来，从时间次序上讲是正确的；而就它所暗含的那种因果关系而言，这种联系可能差强人意。 ^[6] 至少大致上看，在前现代中国，在 没有 这些联系的情况下，迷恋山川的现象也照样存在。我们可以更策略地说，这种问题表明，我们怎么样选择将某种适当的“接近”界定为相似性，分析起来确实很重要。

在中古之初的中国，山，是仙人和超凡入圣者居住的地方。因而，活跃在公元3世纪初的曹植写到泰山时说：

（ xxii ） 晨游泰山，云雾窈窕。

忽逢二童，颜色鲜好。

……

授我仙药，神皇所造。

教我服食，还精补脑。

寿同金石，永世难老。

生活于8世纪的杜甫也曾登上同一座山，他以一种更为抽象和玄奥的方式体验到了山的特质，即俗语所谓的“天人合一”：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第二首诗所表达的心境，与现代西方人在高山沉思中追求某种内在超越的冲动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如果我们全方位考察中国人的信念与情感，也会发现很多不同之处。其中一个例证，即是寻找掌握了长生不老密钥并且可能会赠予他人的仙人。应该指出的是，第二首诗中提到的“Reshaper”并非造物者，而是一种不断演化的力量。 “Two Forces”即是阴、阳，一负一正，一雌一雄，一软一硬。“Daemonic”——中文里的 神 ——表明的只是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对人类而言本无好坏之分。因此，这种以玄学为基础的观念与西方人的认识大为不同。

（ xxiii ） 于是，还要提出一个问题：认为中古时代中国人对山的热情与近代早期欧洲人的类似热情可以进行充分的比较，而不只是具有偶然的可比性，这种看法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当我们回忆起首次登上勃朗峰（ Le Mont Blanc，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译注 ）的霍勒斯-本笃·索绪尔（ Horace -Bénédict de Saussure，1740-1799年，瑞士博物学家、地质学家。——译注 ）主要是为了科学探索和测量所需而攀登时，就会更加明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 不管怎样，阿尔卑斯山的命运，用尼古拉·朱迪西的话说，即是很快变成了“展示传奇般英勇行为的场所” ，促进了挑战自我极限的运动，并推动了对最高纪录和普罗米修斯般超人（Promethean supermen）的崇拜。而正如“观念”部分的“科学与万物生灵”一章所叙述的，中国在这方面的反响可能极其微弱：16世纪末的谢肇淛一生饱览名山，他似乎在心里拟定了一份关于最险地方的名单，但在说到他因为惧怕而不敢穿越最险之处时——尽管还有路勉强可行，他并不感到难堪。随行的小仆确曾战战兢兢地穿越了险处，虽然想想这值得一提，但人们却不认为他会成为未来的英雄模范。这类事例分析起来十分复杂，难以很快理清头绪。

即便如此，在后面的章节中，我还是花了很多篇幅将脑海里模糊出现的关于西方可能存在的类似与差异之处写了出来。这一点，对于有关“观念”的那些章节来说尤其真实。就我所勾勒的历程而言，西方可明显与之相提并论的对象——当然它更加丰富多彩——体现在克拉伦斯·格拉肯的《罗德岛岸边的足迹：自古代至18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一书之中。 ^[7] 也许最大的差别是，在前现代中国，根本不存在一个在基本性质上有别于自然的超验造物主上帝这一观念。中国人以五花八门的方式表达了对一位天神（a supreme god）的看法，这即是“天神崇拜”（hypatotheism）， ^[8] 而且，正如我们所理解的，他们也认为存在一个有点类似造物主的“演化者”（transformer）在不断地改造着宇宙。 ^[9] 他们也构想出了抽象的形式，要么是不同类型实体所固有的道德-物质之理 ^[10] ，要么是既体现又指示位置先后 ^[11] 的动态模式。但是这些都无一提到西方人所说的神造天地问题，而这是格拉肯的三大主题中的第一个；总体上说，它们也未涉及西方人所喋喋不休的宇宙目的、终极原因或目的论等若干问题。这种观念上的巨大不同是否导致了人类在改变环境（如长期的森林滥伐）上的某种重要差异？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一问题值得探讨，我暂且回答说，没有导致这种差异，或至少“没有以直接、明显的方式”导致这种差异。

本书贯穿始终的主题之一其实是：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环境如何理解和表述以及被宣称为恰当的接近环境的方式，与实际所发生的情形之间的关系总是难以捉摸的。第二个方面绝不可能从第一个方面简单地推断出来。有时候，情况甚至可能恰恰相反，“观念”部分的第一章就考察了这一问题；这是在罗哲海（Heiner Roetz）所讨论的观念语境中展开的，是他首先敏锐地标出了这一问题。

（ xxiv ）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我们还要走多远才能合理地、明确地认识前现代中国的环境开发的特征；这既要囊括其内部的大范围的变化，又不能模糊也不能忽视那些差异。我认为确实 存在 一种与众不同的“中国”式的“前现代经济增长”，它伴随着一些明显的衰退、随后的继续推进以及短暂的失衡期，而从“战争与短期效益的关联”那章所叙述的最初由政治和军事推动的突进开始，这种增长就逐渐支配了环境的转变。但是我们仍需做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界定。暂时可以大致表述如下：从结构上讲，中国式增长的基础在于一种通过高度分散的单位（像农民的家庭农场）来运行的能力；在有需要的地方，可以对此加以协调，从而组成庞大的 组合体 （ modular aggregates ）。协调的方式要么是行政手段，譬如修建中等规模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要么是商业手段，主要是借助那类具备某些重要资质而又不受垄断控制的市场网络。当然这种 组合体 天生短命，只有在紧急需要时才会出现。我怀疑，正是小单位的主动精神和几乎不受限制的任意组合（要么以行政要么以商业为基础）的结合，引起了对环境的彻底开发，这在前现代世界是独树一帜的。

“特例”部分的三章论述了不同地区在特定环境背景下的经济发展，其目的之一是想说明，要正式给一种连贯的“中国”前现代发展方式下定义，依然是多么的棘手。实际上，即便在一个单独的大湖流域内，甚至都可以证明在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上存在某种程度显著的细微变化。我的同行和我自己最近的研究表明，在云南省西部的洱海北岸和西岸确实有这样的情形。 ^[12] 自18世纪中叶以来，在洱海北端的弭苴河上游，一旦为了农耕而清理掉山坡表层的植被，下游河流就会负载大量的泥沙，以至于每年都需要动员众多的劳力，通过清淤和筑堤来容纳它。同时，还得在上游的末端，即水流汇入峡谷之处，建造一道巨大的防护性斜坝。到18世纪末，这条河流两岸的堤坝比它们外面的房顶还要高出几米。这一水利系统险象环生，而且只有在耗费巨大和人们通力协作之下才能维持下去。与之相对照，在西岸，灌溉用水取自18条小溪；这18溪水常常从位于陡峭的群山脚下的重重叠叠的冲击扇一泻而过。它们通过细密的水网联结贯通，甚至在几个地方相互汇流起来。无论何时当这些河道出现泥沙淤积的情形时，它们都是可以改道或允许改道的，这样做也几乎不会殃及生命或生计。这里不需要大规模的组织结构，并且其水利系统无需花大力气就能维持。不过，如果认为这两个水利系统中的某一个比另一个更具“中国”特色，那就是一种误解。在任何这样的分析论述中，都需要照顾到它们二者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水利系统。总之，虽然对比会非常有趣，但是在我们深入比较“中国”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前现代环境变迁之前，需要更确切地把握“中国”本身是什么。

（ xxv ） 由于这些原因，外部比较并非本书关注的重点。

再多说几句我自己对这个题材的态度，这可能有助于读者体谅我的偏好。

我是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但在某些领域具有足以同专业科学家合作的科学知识。我认为，只要在历史研究中充分客观，就可以理智地尽力区分出哪些历史重构更可信，哪些不太可信。我知道，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的人都生活在不同的观念世界之中。我甚至就这一主题写过一本专著。 ^[13] 然而，这些世界并非壁垒分明，多半是有路可通的。依靠努力和用心，人们就可以学会如何在它们之间走动，这与孩童成长时靠“自力更生”学会他或她自己的文化并无本质差异。而在我这个局外人看来，正是中华世界中那多种多样的想法，才创造出了人们回避不掉的某种不一样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有一点可以得到证明，就另一个时代或另一种文化的证据而言，不一定因其他者性而不适于我们使用它就无效了。中古时期中国地图上的海岸线早已消失，从留下的地图中有时可以看出，它们与现代的遥感图像非常契合，这些图像中反射系数（reflectance）的不同可以衬托出一幅古今相似的图形。 ^[14] 前现代中国的地方史中所记载的“烈女”死亡年龄在几百年间都是随机排列的，当我们重新整合时，可分制成有关特定年龄的死亡率的一些平滑曲线（the smooth curves）；这是现代人口统计学所熟悉而做记录的那些地方史家并不知晓的。 历史资料在覆盖范围上可能会有令人窘迫的偏差，它们可能也会给出在我们看来似乎是歪曲的看法。但是，它们也不 仅仅 是在为那些编纂者的权力辩护。历史资料是一面镜子，它们不 仅仅 能照出我们自己的脸庞，还能照出我们的偏见，甚至照出我们自身的反面。

沉浸在另一个精神世界之中也会带来一点好处，那就是可以从外部来观察自己的精神世界。其影响也并非总是单向的。

（ xxvi ） 因个人偏好所致，我从原始资料中引用的部分比一种介绍性的概述作品通常所用的要多。这么做，除了古汉语总体上很难翻译这一事实以及可靠的翻译本身即是一种贡献外，还有两个目的。首先是想说明这里所述的历史和我的分析依赖的是什么样的证据。以现在的标准来说，这证据有些单薄，但与我们西方中世纪和古代历史所用的证据相比，它们甚至显得很充分。引用原始资料，也使读者有一定的机会以不同的方式对证据做出概念化的思考。第二个目的是想使他或她有可能进入——哪怕只是一小会儿——那些创造了本篇章中所考察之历史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去获悉一个可谓另样的、想象的自我。

至于我自己的环境价值观，它可能接近于半个世纪之前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在《沙乡的沉思》中表达的观点： ^[15]

这些野外的东西，我承认，直到机械化为我们提供了美味的早餐，而科学又为我们揭示了它的来源和如何生长的故事之前，是几乎没有什么关乎人类的价值的。全部矛盾由此而凝聚为一个相当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少数人看到了在进步中出现的回报递减律，而我们的反对派们却并未看到。

我很高兴能以他所做的那种方式来维护野生和进步的和谐，并兼顾实用与诗意。读者诸君若发现自己与这些观点有所抵牾，不管出自哪种立场，灾变论的（catastrophist）也好，丰富论的（cornucopian）也罢，都应该给予适当的体谅。

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表达。虽然模拟的灾变能控制沙堆和股市， ^[16] 但我往往认为，在历史层面上，人类的生存状态通常像一条逻辑斯蒂曲线（logistic）。这即是说，近似的平衡不时会突然变成加速增长，但不久之后，加速减缓、消失，现行秩序又将恢复一种新的近似平衡。 ^[17] 这样的见解，使得我更接近生物学家和人口学家，而非正统的经济学家，但也总是可以针对这条曲线的某一部分提出理由。逻辑斯蒂曲线开头的那一段 看上去 是指数曲线。

中国的文人经常写诗，涉猎的题材比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更为宽泛，主题通常则很平凡。因而在下面的章节中，诗文的引用要比通常在西方历史编纂中更为频繁。这些诗文所蕴含的信息通常也是别处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将它们算作历史资料的原因所在，而不是因其对心灵的影响。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记住它们是文学作品。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特征，部分是由所写诗歌的特殊体裁、想象和象征的特殊习惯以及引经据典的基本架构所决定的。它们不只是单纯地——实际上一点也不单纯——反映人类及其所处时代的自然环境。我们常常依赖更普通的历史文献，这类文献也有自己的准则，而且很少像表面上所声称的那样秉笔直书。实际上与依赖这种文献相比，使用诗歌是要担风险的；但不用是不可能的。

（ xxvii ） 所引的原诗大都押韵。除了那些采用纵情恣肆的“散文诗”体裁或 赋 之外——有少数的例外——中国的古诗一般都是如此。在本书所做的翻译中，我会在每行诗最后的重音上使用 元音 以示押韵这一特征。更古老的中国诗歌还有一种清晰的音律结构，通常在每行的中间或其附近有某种停顿。这种规律无法在多音节的英语中再现，但我会试图去表明停顿，有时候用一个破折号“—”标出。阿瑟·韦利（ Arthur Waley，1889-1966，英国汉学家、翻译家，翻译代表作有《一百七十首中国古诗选译》。——译注 ）首创了自由不押韵的英文译法，自此以后，多数译者或多或少会效仿他。然而，不管他们本身译得多好（或多坏），却都有可能几乎完全歪曲了中国历史上主流诗歌的声音和韵律的特质。

为了说明我所采用的习惯译法，这里引用季麒光可能在17世纪末创作的《田妇行》的开头几句。 押韵的元音用粗体（ 还原为原诗时，将夹有这种字体的元音的英文单词所对应的汉字也加粗了。——译注 ），所有中间的停顿用“—”表示，这通常在停顿不明显时才会用到：

临淮道上—逢田 妇 ，

赤脚蓬头—立高 土 。

却指斜阳—向客 言 ，

淮西风物—由来 苦 。

地疏 水 阔—瘠且荒，

昔年会此—生真 王 。

千里萧萧—禾稻 少 ，

平原脉脉—多高 粱 。

这些诗句有力地再现了帝制晚期最为衰败的景象之一。正是这样的材料比其他任何资料都更能使人们将一个个碎片连缀起来，从而绘制出一幅反映特定时代和特定地方的图画。

对于不会说汉语的那些人来说，要消化和理解中国历史，一个最为困难的实际障碍，即是那种似是而非的、既微不足道却又难以逾越的障碍。记中国的人名和地名即是如此。

（ xxviii ） 这方面的许多困难，是由于将许多汉语音节译成同一个罗马字母造成的，而汉语音节说起来有不同的调，写起来有不同的字，当然，一个汉字又有不同的含义。必要时，我用重音来表示不同的声调。因此，Zhòu（去声）指的是商朝末代“暴”君，而Zhou（阴平）指的是代商而起的朝代。尖音表示的是阳平，倒过来的抑扬符号表示的是上声。

最常用的译法以及本书所用的译法是拼音法，这似乎又在很多英语读者前行的途中设置了一道心理铁丝网。最麻烦的字母是“q”和“c”，发音类似于英文词“ ch ea ts ”中的“ch”和“ts”；而“x”的发音类似于“ sh e”中的“sh”，“zh”的发音类似于“ J oe”中的“j”。如果暂时不理会中文并没有尾音“c”的事实，那么我们可以说，使用拼音韵母，“she cheats Joe”就会写作“xi qic zhou”。对于这种怪诞的做法，我并非始作俑者，或许是可以得到谅解的。所以，我尽量将不重要的中文名字放在注释中，或者尽可能不让它们出现。

当译文中两个元音或音节之间的停顿不明显时，我就用单引号隔开。由于“xian”（单音节）指的是“县”，而“xi'an”（双音节）指的是一个城市，因此，省名“Hu'nan（湖南）”和“He'nan（河南）”在写的时候会严格地加上引号，因为从拼音读音上，它们也可以读作“hun'an”和“hen'an”。

比起很多读者来说，换算中国历史上的度量衡对于我更是个问题。通常，在精确换算重要之处，我主要依靠丘光明的《中国历代度量衡考》 ，它是在对实际留存下来的量器进行现代测量的基础上得出的。虽然这些换算彼此之间差别很大，甚至对同一个时代来说也是如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可以确定一个合理的中间值的。通常我使用公制，但也有部分的例外，那就是在准确的距离无关紧要的地方，我允许自己使用“英里”而不是对等的“公里”；这个熟悉的词汇也更容易从嘴边蹦出来。同样，在类似的情形下，我有时候使用接近于中国尺寸的“英尺”和“英寸”。

我会尽可能减少学术上的凌乱。因此，在翻译所引资料时，我将方括号从那些显然有必要插入的评注中删除了（ 这一句的原文是“Thus square brackets have been removed from obvious and necessary interpolations in translations”。比照原著可以发现，作者此处的解释与其翻译时的实际做法并不一致，因为他在对资料的译文添加评注时都加上了方括号。——译注 ）。而关于地点、日期、人、技术术语和问题评论等附加信息，通常则放到了脚注之中。

再会（ Bon voyage ）！

注释

[1] 关于最早历史时期的简短而又有深刻见识的勾勒，参见吉德炜：《古代中国的环境》，收于鲁惟一、夏含夷主编：《剑桥中国古代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D. Keightley，“The Environment of Ancient China，” in M. Loewe and E. Shaughnessy，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99）。

[2] 例如，参见李中清、王丰：《马尔萨斯的模式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制度》，《人口与发展评论》（J. Lee，Wang Feng，“Malthusian models and Chinese realities：the Chinese Demographic System 1700-200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第25卷第1期（1999年）；李中清、王丰著：《人口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化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J. Lee，Wang Feng，One Quarter of Humanity：Malthusian Mythology and Chinese Realities，1700-2000，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1999）（ 中译本系陈卫、姚远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译注 ）；刘翠溶等主编：《亚洲人口史》，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T.-J. Liu et al.，eds.，Asian Population History ）；伊懋可：《血液与统计：从地方志的烈女传中重构中华帝国晚期的人口动态》，收于宋汉理主编：《帝国历史上的中国妇女：新的视角》，莱顿：布里尔出版社1999年版（M. Elvin，“Blood and Statistics：Reconstruction 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Late Imperial China from the Biographies of Virtuous Women in Local Gazetteers，” Chinese Women in the Imperial Past：New Perspectives ，Brill：Leiden，1999）。

[3] 例如，关于那些图像和讨论，可参见伊懋可著：《中国历史的模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M. Elvin， 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1973），第310—311页；海伦·邓斯坦：《晚明的瘟疫初论》，《清史问题》（H. Dunstan，“The late Ming epidemics：A preliminary survey， Ch'ing-shih wen-t'i ），第3卷第3期（1975年）。

[4] 例如，参见程恺礼论霍乱、张宜霞和伊懋可论肺结核的相关章节，收于伊懋可、刘翠溶主编：《积渐所至：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M. Elvin and T.-J. Liu，ed.， Sediments of Time：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8）。C.本尼迪克特的《19世纪中国的鼠疫》（C. Benedict， 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1996）也是一部重要的研究著作，书中十分重视环境因素；不过，对于它所讨论的瘟疫中的病原体的鉴定，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进一步验证。

[5] 例如，R.格罗夫、V.达莫达兰和S.桑万主编：《自然与东方国家：南亚和东南亚的环境史》，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 Grove，V. Damodaran，S. Sangwan，ed.， Nature and the Orient：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Delhi，1998）。

[6] 关于西方的研究，参见尼古拉·朱迪西著：《勃朗峰的哲学：从登山运动到非物质经济》（Nicolas Giudici， La Philosophie du Mont Blanc：De l'alpinisme à l'économie immatérielle ，Grasset：Paris，2000），巴黎：格拉塞，2000年，在第276—280页有与中国进行比较的内容。关于中国的较为综合性的研究，可参见谢奇懿：《五代词中的“山”意象研究》，台湾师范大学2000年硕士论文，该论文的研究范围比标题所指的更为广泛。我十分感谢刘翠溶教授为我提供了这份成果。

[7] C.J.格拉肯著：《罗德岛岸边的足迹：自古代至18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C.J.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Berkeley，Calif.，1967）。

[8] 譬如 上帝 （它有许多种译法，包括“Lord Above”）和 天 （“Heaven”），它们可能拥有包括道德判断和交流在内的人类特质。关于天神崇拜，参见伊懋可：《中国存在某种先验的突破吗？》，收于S.N.艾森斯塔特主编：《轴心时代及其多样性》，纽约州，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M. Elvin，“Was there a transcendental breakthrough in China?” in S.N. Eisenstadt，ed.， The Axial Age and its Diversi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Work：Albany，N.Y.，1986）。

[9] 上文提到的 造化 。还可参见第8页注释1。

[10] 即 理 。

[11] 即 象 ，《易经》里体现为64个卦象。

[12] 参见伊懋可、柯鲁克、沈寂、琼斯和迪尔英：《9—19世纪洱海流域清理与灌溉的环境影响》，《东亚史》（M. Elvin，D. Crook，Shen Ji，R. Jones，and J. Dearing，“The Impact of Clearance and Irrigation on the Environment in the Lake Erhai Catchment from the Ninth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ast Asian History ），第23卷（2002年6月）。

[13] 伊懋可著：《中华世界中变化多端的故事》，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M. Elvin， Changing Stories in the Chinese Worl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Stanford，Calif.，1997）。

[14] 伊懋可、苏宁浒：《人海相抗：1000—1800年左右杭州湾形态变化中的自然与人为因素》，《环境与历史》（M. Elvin，N. Su，“Man against the Sea：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Factors in the Changing Morphology of Harngzhou Bay，circa 1000—1800，”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第1卷第1期（1995年2月）。注意：“Harng”中的后元音“r”在抑扬顿挫的拼音中指的是上声。

[15] 奥尔多·利奥波德著：《沙乡的沉思》，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9年版（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and Sketches Here and The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49），第vii页。（ 此处译文参考了侯文蕙的译本，见《沙乡的沉思》，新世界出版社2010年版，“英文版序”第1页。——译注 ）

[16] P.巴克著：《自然如何运转：自组织临界科学》，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P. Bak， How Nature Works：The Science of Self-Organized Critic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7）。

[17] “逻辑斯蒂”一词出自一种数学曲线。在这里， N （t）是一段时间 t 后的单位数，其他字母代表恒量；逻辑斯蒂方程是 N （t）=a/[1+ b exp（-ct）]，其中的“exp”是指数函数。其形状接近于倾斜的“∫”的样子。 32CHqFa6LpiwUVbFey7SMPtcrTmILpYLZP9OqdzFUy9rNvzVWFNnIsdQGYk4WwY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