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在本书成书过程中，其他许多作者、朋友和同事有意或无意地给予了帮助。甚至一两个批评者、对手和论敌，对本书的问世也有所助益。对我来说，我无法很肯定地回忆起所有这些人，甚至可能无法想到所有帮助过这本书的人。然而，我要向那些我认为最重要的人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很不幸，有时这种感激只能成为追忆了。

首先，感谢“土壤协会”（Soil Association）已故的凯伊·奥德菲尔德，她在我年少的时候教我如何堆砌堆肥堆。也感谢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著作，最开始的那本是《环抱我们的大海》（ The Sea Around Us ）；感谢那份《全球概览》（ Whole Earth Catalog ）以及泰迪·戈德史密斯（Teddy Goldsmith）创办的《生态学家》（ Ecologist ）杂志，因为它们全都启发我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现在看来，这似乎是一个逝去已久的时代。如果说我后来走出了自己的路，那么，这条路的起步之处就在这里。

其次，感谢那些在我从剑桥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教会我阅读文言文的人，他们是蒲立本（Ted Pulleyblank）、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和龙彼得（Piet van der Loon）。他们的教导为我打下了基础，使我得以将本书中所用文献翻译出来。当然，他们绝不应为其风格和瑕疵承担责任。

第三，感谢已故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他是中国科技史领域的奠基人，还是我的一位私交。即使我的历史观与他的不同——甚至从一开始就不同，他的启发也是至关重要的。而我对历史的看法，首先是受已故的菲利普·惠廷（Philip Whitting）的影响而形成的；他是拜占庭学学者，曾在伦敦圣保罗公学（St. Paul's School，London）给我讲授历史。此恩永难回报。

第四，感谢图书馆、书店、书商和慷慨的学者同仁为我的研究所提供的基本资料。因此，我特别感谢在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东亚藏馆工作的安德鲁·高兹灵（Andrew Gosling，现已退休）及其全体职员；特别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孟席斯图书馆（Menzies Library）以前的馆员苏珊·普伦蒂斯（Susan Prentice），以及那里的东亚职员中的其他人员，其中大多数人现已转行；特别感谢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图书馆馆长约翰·莫菲特（John Moffett）的无与伦比的慷慨相助；特别感谢在剑桥大学图书馆负责中国藏馆的查尔斯·艾尔默（Charles Aylmer）；特别感谢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哈佛燕京图书馆以及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我从那里获得了对研究贵阳和遵化极其重要的珍贵资料的副本；特别感谢向我提供一些关键书籍的朋友：他们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刘树仁教授，台湾清华大学的王俊秀教授，如今在东京的东洋文库（Tōyō Bunko）和国际基督教大学工作的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教授，我在澳大利亚的同事孙万国教授，我以前的合著者和老友苏宁浒博士，他在为新西兰政府工作完毕之后现已返回澳大利亚。我从东京神田和京都的书店购买了很多日文书籍，虽然我甚至无法再回想起所有这些书店的名字，但它们是永远无法取代的资源；无论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焦点变得多么模糊，我也愿意将对它们的感激之情铭记在心。同样要感谢剑桥的Heffers书店（现已被Blackwells接管）的英语语言类书目。

第五，我永远感激学界同仁所给予的精神鼓舞，他们人数太多，难以一一列举，但大都常常在学术会议中碰面。因此，我想至少要向这些最重要的会议的组织者表达我的谢意，以前的这些会议距今已久。感谢施坚雅（Bill Skinner），三十多年前他组织了关于帝制晚期中国城市的会议，帮助我明确了对有关历史上的水力学（historical hydraulics）研究的兴趣。感谢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他组织了从历史视角看中国现代经济的会议，启发我重新考察传统社会后期中国的技术。感谢伊藤俊太郎（Itō Shuntarō）和安田喜宪（Yasuda Yoshinori）以及日本学研究中心（the Nichibunken Center），1992年他们在京都举办了题为“环境危机时代的自然与人类”的盛大的国际会议。感谢台北“中央研究院”的熊秉真，他建议刘翠溶教授和我组织一次关于中国环境史的会议，并且感谢李亦园博士和蒋经国基金会为这次会议提供了大部分的资金支持。感谢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他主持了比较视野下的科学技术史研讨会，提供了很多真知灼见。感谢里克·埃德蒙兹（Rick Edmonds），他任《中国季刊》（ China Quarterly ）的编辑时，于1998年初举办了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会议。感谢杉原薰（Kaoru Sugihara）于1999年在京都举办的经济史会议上成立环境史专题讨论小组，并让我有幸访问了日本的其他大学。最后，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杰克·古德斯通（Jack Goldstone），他于1999年秋举办了涵盖多方面内容的会议，几乎涉及经济史和环境史学家感兴趣的每一个主题，特别是着力强调了关于中国的论题。我从很多朋友以及其他参与资料搜集的人那里得到了丰富的思想和详尽的细节，希望他们原谅我未能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他们为智慧之园提供了诸多良种以及移花接木的枝芽。

第六，我认为，向那些让我具备了财力并帮我支付家庭开销的机构表达谢意是合乎情理的。因此，我感谢剑桥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早年我曾在那些地方讲授中国史和经济史；感谢哈佛大学，我曾作为访问研究员在那里度过了整整3年的受益良多的时光，这多亏了哈克尼斯联邦基金（Harkness Commonwealth Foundation）和已故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的支持；感谢牛津大学和圣安东尼学院，1973—1989年间我曾在那里任教。当然，更是要特别感谢位于巴黎乌尔姆街（Rue d'Ulm）的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1993年我受玛丽安·巴斯蒂-布吕吉埃（Marianne Bastid-Brugière）的邀请，作为“欧洲讲坛”（Chaire Européenne）的首位主持人，在那里第一次开设了我的中国环境史课程。感谢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在R.杰拉德·沃德（R. Gerard Ward）教授任院长期间，我在那里得以设立中国和日本环境史研究项目。

最后，要提到几位特别的人士，多年来我有意无意间从他们身上获益良多。在这些人当中，有我与之合写论文的人，尤其是出类拔萃的水文学家苏宁浒以及微生物学家兼公共卫生专家张益霞；有理查德·格罗夫，他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工作过5年，并且是《环境与历史》杂志的创办人和主编，他源源不断地提供了新的联系和想法；有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学院（London School of Hygiene and Tropical Medicine）的贝西亚·扎巴（Basia Zaba），然后是夏威夷东西方研究中心（East-West Center）的格里夫·费尼（Griff Feeney），他们始终是技术人口学方面的不可或缺的向导，尽管事实证明这方面的内容大都过于复杂而无法囊括在本书之中。当我再次自学如何编写程序时，库姆布斯计算团队（Coombs Computing Unit）以前的员工道·维特（Doug Whaite）在运算方面给予了重要的帮助。柳存仁和蒋阳明（Sam Rivers）教授在解答翻译疑难中给予的帮助无可替代。针对本书中的一些特殊的技术细节，巴黎民族植物学实验室（Laboratory of Ethno-Botany）的乔治·梅塔耶（Georges Métailié）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化学研究院的伊安·威廉斯（Ian Williams）提供了友好的帮助。上述诸君慷慨相助的行为，对于本书的完成是必不可少的。

吾妻蒂安·蒙哥马利集画家、陶艺家、摄影师和终生业余博物学家于一身。她持之以恒地帮着训练我，使我具备了作为一位观察家所需的眼力；她作为业余博物学家，在识别中国植物名称等难题方面提出了一丝不苟的业余专家的意见。其夫君工作的机构虽然还不错，但仍令人生畏，因为它长期处于政府强制之下，内部管理也纷扰不断。但她英勇无畏，竭尽所能地分担夫君工作中所承受的压力。对于她，无论怎样感谢永远都是不够的。

也感谢我的大儿子，剑桥抗体技术公司（Cambridge Antibody Technology）的约翰·埃尔文（John Elvin）博士，无论何时，当我似乎陷于忘了它的危险境地时，他总会提醒我说，微生物是万物的根基。还要感谢我的小儿子查尔斯（Charles），他敏锐地洞察到了权力的真实含义。

这一著作最后的细致加工完成于海德堡大学的汉学讨论班，而这个讨论班是承蒙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Wagner）教授的友好赞助而设立的；在那里，我以某些章节的草稿为基础开设了讲座课程，从中获得了许多细微而重要的校正。我衷心感谢他和凯丝（Cathie），并感谢所有前来听讲的人。

最后，我乐于向以下各位表达我由衷的感激，他们是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罗伯特·鲍多克（Robert Baldock）和叶树芳（Diana Yeh）及其同事，在他们的关照下，此书才得以十分迅速并审慎地编辑、出版。还有以前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工作过的巴里·霍华斯（Barry Howarth），他对本书繁复的索引做了处理。

伊懋可
2003年于新南威尔士塔勒戈（Tarago）和海德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