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森林滥伐的地区与树种

（ 40 ） 我们将进行更系统的分析。大体而言，如果没有人类的干预，中国现在会有三大植被带。第一个所在之处植被稀少，有些地区甚至没有植被，主要是沙漠，这位于西域（the Far West）。第二个是草的天地，分高海拔草地和低地草原，包括满洲西部、内蒙古、西北的西陲以及西藏大部分地区。至于第三个植被带，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农业的普遍发展，这里就主要是树木和大量灌木丛的领地了。

聚焦于最后一个植被带，我们会明显地看到，无论从实际情况还是从潜在可能性而言，森林区域内部的重要分界是在温带、暖温带地区与亚热带地区之间；从前者往北以落叶阔叶林为特征，从后者往南以常绿阔叶林为特征。正如所料，这里存在一个大过渡带，主要位于淮河和长江中下游之间，但混合型森林一直延伸到长江以南。因此，并没有形成像刚刚提到过的壁垒分明的落叶阔叶林区与常绿阔叶林区。亚热带地区也有珍贵的落叶阔叶林。天然竹林则是南部地区的重要标志，当然，其天然性已因人工种植而变得模糊不清。每个地带都有独特的针叶树种。岭南又是另一番景象，在这里，亚热带和热带树种混杂在一起。海南岛还有椰子树呢。

（ 41 ） 上述模式的得出，是有选择地整合相关信息的结果，这些信息在1988年侯学煜发布的中国植被详图中得到了反映。还可以用稍微有些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他的资料，多强调一下东西差异，或者将两大森林带中由北到南的分区划分得更细一些。关于这里所用的沿基本界线再细分的方法，王纪五、侯学煜本人、孟泽思以及上田信已分别在1961、1988、1996和1999年阐述过，当然，他们对什么是关键之点的看法也存在分歧。 ^[1] 我倾向于使用最简便可行的分类原则，尽可能以随季节变化或落或留的树叶作为划分的主要标志。严格地讲，这需要在满洲的最北端给落叶松、特别是 Larix gmelinii 单独划片；该树种中文名为“落叶松”或“兴安落叶松”，意为“落叶的松树” 。

西方读者可能已熟悉很多常见的中国树种，譬如橡树（ Quercus ）、松树（ Pinus ）、榆树（ Ulmus ）、白腊树（ Fraxinus ）和其他的老面孔。 ^[2] 东亚的很多树木也已被人们引种到西方的公园和花园，在《花园植物与花卉百科全书读本摘要》（ The Reader's Digest Encyclopaedia of Garden Plants and Flowers ）之类的小册子中，经常能看到图文并茂的相关描述，如槐树（ Sophora japonica ），还有叶子明显地部分叉开的银杏（ Gingko biloba ）。而在罗杰·菲利普的《英国、欧洲和北美的树木》（Roger Phillips， Trees in Britain，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这类带有插图的指南中，则可以发现其他树木，如日本柳杉（ Cryptomeria japonica ）和（经常叫错名字的）“杉木”（ Cunninghamia lanceolata ）。后者是快速生长并耐腐的常绿针叶树，过去常用来作棺材、造船和打桩。因此，长期以来它为什么一直为商业开发所青睐，就可以很好地理解了。

即使这些书籍没有囊括人们想要了解的确切的中国树种，它们有时也会描述其近亲。在菲利普书中有个例子是类似枫树的苏合香树（ Liquidambar orientalis ），与1500年前在长江下游岸边成排的中国枫香差别不大。

不过，要区别出许多单个树种到底是什么种类，确实有些困难。对植物名称的不断修订意味着比较老的参考著作常常会出错，因而无济于事。这里以梧桐为例做一说明。神话中说，梧桐是凤凰栖息的唯一树木，而今天在长江南岸的城市，人们有时仍可以看到梧桐成行的街道。对于这一树种，已有100多年历史的翟理斯的《华英字典》（Herbert Giles， Dictionary ）认为，它是 Sterculia platanifolia ，暗示它有法国梧桐一样的叶子。而广为使用的中国百科全书《辞海》1947年版认为，它是 Firmiana platanifolia 。 今天的人们则认为，它是 Firmiana simplex 。在随后有关各地的概述中，我会尽可能少地使用生僻的植物名称。

（ 42 ） 让我们围绕以树木为特征的中国主要地区进行一次假想的历史之旅。这趟旅程除了能鸟瞰森林滥伐的不同模式外，也可作为区域地理的入门。这里暂时略去长三角，在随后论述嘉兴县的章节中将详细论之。

心脏地带（ The heartland，即广义上的中原地区。——译注 ）

温带和暖温带落叶阔叶林地区南部是上古中国的心脏地带。这一地带的年平均气温随纬度起伏较大，也因时而异。在河南开封和山东济南等地，现在年平均气温大约是摄氏14.5度。冬季气温一般降至零下，盛夏这些地区的平均气温则在摄氏26—28度之间。沿海地区每年的降雨可达1000毫米，但向西可减少到600毫米以下。2/3甚至更多的降雨会出现在夏季，一年年的雨量变化则非常明显。因此，这里的旱地农耕长期以来一直是一项带有风险的行业。

现在，当我们转而考察时间长河中的气候模式时，要想从最初的历史着手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史家的历史并未涉及那时的气候——这种历史以直接洞悉人类思想的文献为基础。这样，我们不得不换一种方式探究历史气候；是时证据之窗已然开启，由此我们可以管窥人类与自然互动背后的原因。

公元前两千年末，周朝夺取了商或殷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权，这是基于森林滥伐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文明。它这么做的时候，态度自觉，神情激昂。《诗·大雅·皇矣》中有一首宣扬周王室神圣统治权的颂歌，开篇即对其毁林的热情毫不隐讳。这可谓是发展的基础： ^[3]

皇矣上帝，临下有赫。

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维此二国，其政不获。

维彼四国，爰究爰度？

（ 43 ）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

乃眷西顾，此维与宅。

作之屏之，其葘其翳。

修之平之，其灌其栵。

启之辟之，其柽其椐。

攘之剔之，其檿其柘。

……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

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

周朝半神半人的始祖、农耕文化象征的“后稷”的故事，在《大雅·生民》中得到了叙述，故事说他在孩提时代如何在动物和鸟类的帮助下渡尽劫波。更加不可思议的则是：

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

农耕意味着清除森林。《诗·周颂·载芟》里的另一首诗是这样开篇的：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

还有一首提到周朝先祖古公亶父如何清理周原：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

柞棫拔矣，行道兑矣。

混夷駾矣，维其喙矣。（ 见《诗·大雅·绵》。——译注 ）

征服者对驱逐行为和发展前景兴奋不已，而那些生活于林中的非华族则因栖居地的毁灭被迫背井离乡。正因为他们栖居林中，差不多就被界定为非华族。

（ 44 ） 这样一来，人们就不必吃惊，其后“戎人”在强调他们如何“华化”时会指出，他们已清理土地从事农耕。公元前557年，戎子因其被驱逐的祖先披苫蓋、蒙荆棘——遭轻蔑的装束——而受到嘲讽，并被告知“诘朝之事，尔无与焉”。戎子义正词严地做了回答，以下是他的部分言论： （ 见《左传·襄公十四年》“戎子驹支责晋于朝”。作者对这一事件的转译与该文献原文有些出入。——译注 ）

惠公……赐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所嗥。 我诸戎除翦其荆棘 ，驱其狐狸豺狼，以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贰。

于是，他得到了认可。

至于周朝对森林的态度是否迥异于前朝，迄今还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供猜度。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否更积极进取？有助于解答这一问题的线索不牢靠，并且难以捉摸。大概最令人遐想的一条线索是，商代甲骨文中“农”的象形字似乎表明了在林间开展的活动。 后来，孟子对这一事件之后将近2000年的中华文明起源的论述，大概只是反映了上古晚期或古典时代早期人们的态度很可能不同；他说道： ^[4] “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 见《孟子·滕文公上》。——译注 ）这又一次提到了环境清理政策，孟子将它归功于周公，上一章已引用过。

到公元前一千年初期——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国家经济关注的焦点是农业。《左传》，这部涵盖公元前8世纪初至公元前5世纪初之事件的史书经常讲到，有组织的军队窃取别国的粮食储备，并掠夺他人收成。它一般认为值得记载的灾难，是那些影响农业经济的自然灾害，如干旱、洪水、谷仓失火和蝗灾。 而到了战国时代，围攻的军队砍倒所攻击之国境内树木的现象已司空见惯，这似乎被看成了贵重的战利品。 ^[5]

（ 45 ） 总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上古晚期，中国的心脏地带曾有相当可观的森林覆盖。否则，我们就看不到上面提到的那些费尽周折清除森林的记载。尽管如此，明智的做法则是，对于中国各地原本是否森林遍布的情形持谨慎的看法，而不妄加臆断。有大量的叙述涉及君主和贵族驾四马战车狩猎。在缺少古道的情况下，驾驶这种车辆穿越乡村似乎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因为与开阔的稀树大草原相比，乡村的树木密集得多。不过，留存的几则逸事至少表明有这种情形存在。公元前596年，当赵旃被追赶时，他“弃车而走林”。 公元前588年，当齐侯与诸国盟军交战时，“骖絓于木而止”。 最后一则是，在公元前549年的一次小规模战斗中，一个叫栾乐的人第一次射击敌手不中，想射第二箭时，“则乘槐本而覆。”这使他送了命。 看来，密林是战车的克星。

大规模狩猎往往在“平原”上进行，特别是在鲜花和蓟类植物覆盖的草地上，而不是在鹿、野猪和犀牛栖息的密林中进行。 猎取这样的动物通常要用战车，至少公元前685年齐侯打猎的故事表明了这一点。故事说到，齐侯看到一头大野猪，他的随从说，这头猪是谋杀鲁国国君之凶手的化身。齐侯听之盛怒，于是拔箭射向这头“豕人”，但它竟站起来，向他嚎叫。惊慌失措之下，公“坠于车，伤足”。不久后，他成为一次未遂刺杀的目标。 （ 这一次刺杀成功，齐襄公因此丧命。——译注 ）

尽管有时候某种木材会因战争而出名，但几乎没有森林影响战事的记述。这方面的一个罕见的例外，则是公元前518年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经过几次武装冲突之后，位于今山东省南部的小国邾的兵士开始据塞防守，他们发现自己不得不经过武城这个属于鲁国的敌对城市才能返回家园。于是：

武城人塞其前，断其后之木而弗殊，邾师过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师。

（ 46 ） 到公元前6世纪，木材在东北部（ 指今天山东东北部。——译注 ）沿海地区已成稀罕之物。公元前538年（ 原著误将这一年份写成了“in 538”。——译注 ）政治家晏子赞扬齐国陈氏家族的公平交易，他评论道：“山木如市，弗加于山”。 稍后，在公元前522年（ 原著误将这一年份写成了“in 522”。——译注 ）他批评同一国君主（ 即齐景公。——译注 ）自私，暗示其结果可能招致鬼神而使他患病：“山林之木，衡鹿守之” 。自然资源的短缺已露端倪，而国家正在从中渔利。

由此可见，古典中国——位于黄河流域中部、落叶阔叶林带南部——的核心文化并不依恋森林；除了在更晚的时代为储备有用的木材外， 它也不致力于保护森林，当然就缺乏对它们的敬畏了。这一时代的人们定期祭祀山川，对自然景象存在一种超自然的神秘理解。他们相信，天神主宰风雨。《月令》的确“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 ^[6] 这至少表现了一丝对森林的敬意或抚慰。但据我所知，在我们确认为“中原”的这块最古老的土地上，并没有专司森林的神或女神。至于《周礼》中提到的山虞 ，必须指出的是，它是作为“掌山林之政令”的官名而被加以描述的，其职责也包括清理祭场——那里可能有一座祭坛和一些神像——并阻止行人进入。而自早期帝国时代以来，《周礼》所涉及的内容至少部分抑或大部分是一种理想。我们所知仅限于此。 宋镇豪的《夏商社会生活史》中关于宗教信仰的那一章指出，周代之前有众多献祭于自然现象的仪式，但却没有针对森林的。 一千年以后，在公元前540年，又相传郑国名相子产曾说：

山川之神，则水旱疠疫之灾，于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则雪霜风雨之不时，于是乎禜之。

但这并不关乎森林。森林似乎主要是魑魅魍魉之所。公元前605年，一个名叫王孙满的人谈及九鼎时就有这样的看法，相传这些鼎是很久之前的明君大禹所铸；他说到：

（ 47 ） 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罔两，莫能逢之。

在他眼中，山川拥有更真实可信的万物生灵；除了极少数的例外，森林世界似乎缺少这一面。

然而，不管你是爱它还是惟恐避之不及，森林都是一方天地，一个物质的和精神的居所。树木则是一种资源。周人肯定珍视有经济用途的树木，它们要么能出产水果、坚果，用作建筑木材和薪柴，要么能用于养蚕。公元前711年，鲁国国君在平息来朝之侯行礼先后之争的过程中，最后决定由主人来确定宾客的排位，而这一条所依据的则是“周谚有之曰：‘山有木，工则度之’”的说法。 《诗·鲁颂》中有这样一首诗，记载了今山东省山中伐木以建新庙的情况： （ 见《鲁颂·閟宫》。——译注 ）

徂徕之松，新甫之柏，

是断是度，是寻是尺。

松桷有舄，路寝孔硕。

《诗·大雅》中也有很多处提到过砍树作燃料的情形，其中大多数或许只是一种文学手法而已，即通过类比或暗喻来使文章增色。因此，不应将它们视为人们的普遍做法的必然反映——有时甚至恰恰相反，是一味地在追求修辞效果。但这种情形的频繁出现，毕竟也增强了一种印象，即树木通常最多不过是待烧的薪柴。例如：

芃芃棫朴，薪之槱之。

后来，人们至少也用这样的诗句来指代君主周围人才济济的盛况，抑或将其视为对不忠之恋人的指责：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

（ 48 ） 这很可能——十有八九——是在暗示，彼此爱恋的一对人儿，本可能爱意浓浓，美好无比，但却自我折磨，以至恩断情绝。相反，枝繁叶茂的树木常常被视为幸福的象征。 紧密团结的家族也被比作一棵树干上的枝叶，相互扶持，相互依靠。

作为政治悲叹而非个人哀怨的，则有这样的诗句：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这分明间接地说到，朝中官员纯属无用之辈。而对无辜者受苦的抗议，则可能包含在其他一些诗句之中：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

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这里所说的“梅”（ Mume plum ），即是所谓的“白梅”（Japanese apricot， Prunus mume ）。

因此，在中国的上古末期和古典初期，树木也成为丰富的修辞与用典领域的一部分，但森林不在此列。二者不能混为一谈。

人们将有用的树木种在建筑物旁边和宅地周围，这包括榛树、梓树、栗树、漆树、柳树、桑树和枣树。 公元前535年，当南方楚国的公子弃疾经过郑国时，他费尽心力以确保随员举止得体，于是：

禁刍牧采樵，不入田， 不樵树 ，不采蓺，不抽屋，不强匄。

也就是说，如果采取相反的做法，那通常会被看成是不当的好战行为。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墓地旁边常常种植的是梓树——可能主要是楸树（ Catalpa bungei ），至今，它仍生长在华北平原的山脚之下。

尤其是在公元前一千年的前半叶，当仍有可能重新安置整座城市时——因为它们规模小，并且有未加利用之地可以迁入——中国人对所处环境的经济、卫生和心理感受状况显得非常在意，这包括是否有可资利用的树木。下面所叙之事，据说发生于公元前584年今山西省南部的某地：

（ 49 ） 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饶而近盬，国利君乐，不可失也。”……谓献子曰：“何如？”对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觏。易觏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 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泽、林、盬，国之宝也。国饶，则民骄佚。近宝，公室乃贫，不可谓乐。”公说，从之……晋迁于新田。

这番言论稍显晦涩。献子的观点似乎表明，国家富足不如百姓健康和民风重要。然而，就我们现在所虑而言，值得注意的是，此地的木材已很稀少，因此森林成了有利可图之“宝”。

古老的南部（ The Old South，指历史上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译注 ）

（ 50 ） 长江中游是一方不同的天地。 ^[7] 更为重要的是，它比较温暖。时至今日，在其低洼地区，一年中没有平均气温低于摄氏零度的月份。该地区北部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3.5—16度之间，南部在摄氏15—20度之间。受夏季季风的影响，这里年降雨量在900—1500毫米左右，越往南雨量越大。与北方碱性较大的土壤相比，该地区的土壤要么呈中性，要么呈酸性。 从森林来看，似乎应该说，这是常绿阔叶林主导的地区，这些树的叶子与绝大多数落叶林的色泽黯淡的叶子相比，其表面非常有光泽。这种说法也许过于简单，因为阔叶林是混合型森林，其中的竹林和独特的针叶林，譬如杉林，都很重要。不过它所象征的，是从比较严峻的自然界向更加丰富多彩的自然界的转变。

在上古后期，人们普遍认为，位于长江流域中游的楚国比黄河流域诸国的森林多。公元前546年，使臣声子对楚国令尹论道，晋之大夫比楚国的更有才华，其中一些人——虽然声子未明说——是从楚国投奔而去的。接着他打了个比方来说明这一点，“如杞梓 、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 《楚辞》中有几首诗强调了楚国森林的幽暗； ^[8] 这是公元2世纪最后定型的一部诗集，但其素材可能大多有几个世纪之久。而最瑰丽多姿的图画，则是生活于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中所刻画的。 ^[9]

这篇汉赋背后的动机有问题。它所讲述的故事也不是作为事实来描述的，这从大部分人物，尤其是“子虚先生”本人的名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我认为，这里翻译的第一部分——关于齐国国君狩猎的——嘲讽了作为统治阶级的狩猎者的自大和痴迷，但也许我弄错了。其中紧接着对“云梦泽”的描写显然带有幻想成分。它可能与长江中游两岸曾经分布的湿地的性质相同，其作用或许有如天然海绵，涝时吸纳溢水，旱时缓缓排出。

如故事所言，在前帝国时代（ 即先秦时期。——译注 ），“子虚先生”曾从长江中部的楚国被派往出使东北沿海的齐国。那里的国君带着他外出打猎，场面极其宏大，这既为了取悦于他，也为了给他留下印象。他像这样描述了事情的经过：

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於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

（ 51 ） 揜兔辚鹿，射麋脚麟。鹜於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孰与寡人乎？”

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於後园，览於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泽者乎！”

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

仆对曰：“唯唯。臣闻楚有七泽，尝见其一，未睹其余也。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耳，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茀郁，隆崇嵂崒；岑崟参差，日月蔽亏；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罢池陂陀，下属江河。……

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

（ 52 ） 他接着描写了飞禽走兽。

这里的山水基本上是虚构的。因此，如果以这首诗为基准，我们看到，其中对仍未受到前现代经济发展影响的上古富饶环境的描述，带有文学艺术上的夸饰色彩，以至尽显巴洛克式的辉煌，而非冷静地有一说一。但可以适度地认为，其中至少有一定的对现实状况的回忆。

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在长时段中追踪特定地区的变化，是把握一般情况的关键所在，但这样做困难重重。本书稍后在三个小地方做了尝试。这里仍然是在概括，并且从森林地带来看，我们所能做到的，不过是通过快速考察广大地区的历时变化，来获取一些大致的印象。

早期中华帝国文明利用了多种不同的木材，行家会敏锐地鉴识它们对感官的吸引力，陆贾即是一例。他是公元前3—2世纪之交汉朝创立者的廷臣，在《新语》中这样描述了故乡楚地的树木： ^[10]

质美者以通为贵，才良者以显为能。何以言之？

夫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也，生于深山之中，产于溪谷之傍。立则为大山众木之宗。仆则为万世之用。浮于山水之流，出于冥冥之野。因江河之道，而达于京师 之下；因斧斤之功，得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密致博通，虫蝎不能穿，水湿不能伤。在高柔软，入地坚强；无膏泽而光润生，不刻画而文章成。

以树木说教为这位廷臣的修辞增色不少。树木当然是官员的象征，“膏泽”比喻施与恩惠，不刻画而“文章成”在最初的汉语中则指一种信手拈来的文学风格。不过，该诗显然也涉及一个确凿的事实：人们开发遥远的南方森林，给帝国宫殿提供原材料。

（ 53 ） 建筑所用的一些木料甚至很可能来自海外。公元前2世纪后期，汉武帝建了一座“柏梁台”，用“香柏”建造，他曾在此置酒和诗。稍后有一份中古资料——经常夸大其词，莫可信赖——说到，此台高二十丈，香闻数十里。这么说来，最有可能用来建造此台的树种，应该是扁柏（ Chamaecyparis obtusa ），它因木质馨香而闻名。至少在今天，它的原产地只有台湾地区和日本，因此它可能具有足够的异域风情，以展示帝王之奢侈，并留名史册。 于是乎，文化从自然中索取了贡品。

宗教亦然。每一次埋葬都要用到木材。一位隐士描述了人们对棺材选择的重视，其文如下：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时。

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桐木 为棺， 葛 采为缄，下不及泉，上不泄臭。

中世以后，转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属，各因方土，栽用胶漆，使其坚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

今者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边远下土，亦竞相放效。

夫檽、梓、豫章，所出殊远，伐之高山，引之穷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连累日月，会众而后动，多牛而后致，重且千斤，功将万失……费力伤农于万里之地。

（ 54 ） 长途贩运南方之木以为华贵棺椁，大概正是较大范围内的商业活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

木材的其他用途也非常明显。人们用之建房、造船、修桥、造战车和马车。木材还为桌子、床、工具和器械提供了大部分材料，并为武器和乐器供应了部分材料。我们也记得，在纸张被广泛应用之前的日子里，木简是最常用的书写用具。从后来写在、再往后印在纸质书籍里的竖体字中，我们可以发现已消失殆尽之木片的一丝丝痕迹。如今，在一些老式的中国书店里还能找到它们，在香港和台湾尤其如此。

到了下一个千年的第二个世纪，甚至云梦泽这样的地方，也开始经受着人类居留地扩展的压力。不过，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处的景象在这里依然存在，然而目前还很难说，它究竟是一种古老想象的遗存，还是一种由都市理想主义孕育的情怀。据《后汉书》记载，当法雄任南郡——在今日的湖北省——太守时：

郡滨带江沔，又有云梦薮泽。永初中[公元107—113年]，多虎狼之暴。前太守赏募张捕，反为所害者甚众。雄乃移书属县曰：“凡虎狼之在山林，犹人之居城市。古者至化之世，猛兽不扰，皆由恩信宽泽，仁及飞走。太守虽不德，敢忘斯义？记到，其毁坏槛阱，不得妄捕山林。”是后虎害稍息，人以获安。

在这一引人入胜的故事背后，人兽之间争夺栖居地的搏斗是显而易见的。

（ 55 ） 我们向前迈入公元5世纪中叶，当时刘宋王朝[中国南北朝时代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因皇族姓刘，也称“刘宋”（ 420—479年）。——译注 ]统治着一个以长江中下游为基础的国家。到这时，非官营经济的发展已牢牢控制了较易开发的地区。官府维护公有经济领域的企图正陷入失败之中，在这里，平民百姓对于有限资源开发的享用权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这一十分重要的情况我们随后再讲，它比这里所显示的要复杂得多。

我们再转到长江下游。这个时候，这里的“扬州”是一个以今日南京为中心的地区。据《宋书》记载：

时扬州刺史……上言：“山湖之禁，虽有旧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 熂山 封水，保为家利……

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薪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斯实害治之深弊，为政所宜去绝，损益旧条，更申恒制。”

有司检壬辰[336年]诏书：“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

希以“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弛。而占山封水，渐染复滋，更相因仍，便成先业，一朝顿去，易致嗟怨。

今更刊革，立制五条。凡是山泽，先常熂爈种养竹木杂果为林，及陂湖江海鱼梁鳅鮆场，……听不追夺。”

他接着为不同品级的官吏以及平民百姓规定了所能占有的最大土地数，并且建议将其财产记录在土地登记册上。（ 《宋书》原文为“皆依定格，条上赀簿”。——译注 ）

（ 56 ） 这段引文所显示民众的经济活力，体现了一种相当可观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因而给主管的官员留下了印象。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它足以置严刑峻法于不顾。这里只不过是对下列情形的匆匆一瞥：一千多年来，官方以外民众对山林的清理活动不可抵挡，目的是为农业、水利工程、果园和渔业腾出空间。显然，公地在私有化。

在大约公元9世纪之后数百年的中古经济革命期间，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普通木材市场的影响扩大的结果。从地方来看，这一市场存在已久，贸易范围在日益扩大，类型则依地区和时代而有所变化。仅举一例来说明这最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在接近帝制晚期末年的1789年，有位监察御史（ 即和琳。——译注 ）就大运河北上的交通运输问题上奏，内容如下： ^[11]

湖北帮船行走迟延，查因通帮洒带臬司李天培桅木一千八百根……该员有自用木植理应自行运解，何得派令粮船分带？冀省脚价并透漏关税以致漕运迟滞。

于是，长江中游质量上乘而又不太昂贵的木材被运送到几千公里之外，沿长江及其支流而下，之后随大运河运往北方， 以满足京城之所需。我们在相隔甚远的不同时段截取这样的横断面，可能会感受到缓慢而总体上累积的长期变化，但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他们当然看不到这一点。

在长江中下游森林地区的偏僻之地，它们甚至更晚一些才感受到市场的压力。下面这个发生在1851年的事例似乎能说明这一点。它来自湖南省南部的通道 ，这里现在是少数民族侗族居住的自治县，因而其文化意识在过去不可能完全被汉化。在一个名叫保山寨的地方——地理名词中，“寨”往往标志着非汉族人群所在——长老们创造了一种保护树木免遭过度采伐的制度。他们在碑刻上留下了这一记录：

（ 57 ） 此山林之茂，素以如此也？不然。百年之古，曾遭浩劫。

我上湘后龙山 自辈以来，合抱之木常有数千 。至后人不肖， 挟私 妄破，以致山木之美转成濯濯，盖至是关山破，飞脉衰，人心浮薄，地方凋残，有不可救药也。残局既成，何人之力，摧枯拉朽，妙手回春？

凡寨边左右前后，一切树木俱要栽培 ，庶可挽乎今，而进于古，尔昌，尔炽，尔富，尔寿，子子孙孙垂裕无涯矣。

今议我等后龙山，上抵坡头，下抵塘园田屋，里抵岭楼坡巅，外抵岩冲田塘，俱属 公地 ，不许卖亦不许买， 一切林木俱要蓄禁 ，不许妄砍，有不遵公议者，系是残贼，公同责罚，决不宽容……

公议保山寨 水口树木 乃是一团之保障， 俱要蓄禁 ，不许妄砍，违者责罚。

公议保山寨 杉木 二块，麻雀山 杉木 一块，俱系 公山 ，不许卖亦不许买。

我们绕了一整圈，发现这里的人们似乎不仅仅关心有用的树木，而且热爱森林。他们设想其子孙后代会继续生活在森林环抱的景况之中。碑文及其中不少独特的短语是传统的文言文。但它们隐含的情感别有来源，那是一些少数民族的传统，一种想要维护森林的传统。这种传统认为，人类的道德福祉与身体健康以及森林的良好状况是相互依赖的。

（ 58 ） 然而，这一碑文也引出了问题，对此，我们无法信心十足地予以回答。是什么让我们可以去猜度，这里的森林由于商业压力而正在萎缩？主要原因可能是由于该碑文强调要停止买卖吧，但严格说来，这一禁令是针对土地而言的。不过，也有可能来自其中对新近出现的人类品质堕落现象的悲叹。这时候人们为其“私利”而砍伐树木，就意味着是要买卖木材，而不是为自己建房所用。那时，木材进入市场也是很容易的事。但我们并不知晓“妥伐”或“妄砍”树木对长老们来说实际上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愤世嫉俗，怀疑他们是在共同利益的花言巧语下索取特权，主张只有他们才可以砍伐树木，并从中渔利。 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人们能够察觉碑文中洋溢着对森林的真挚热爱，这似乎并非花言巧语。

不管如何，无可争辩的是，当中国迈入现代之时，即使在偏僻地区也出现了森林资源面临压力的征兆。

古老的西部

直到13世纪和14世纪早期的中古经济革命日渐消失之时，帝制中期中国的经济逐渐形成为三个主要的商业区，分别是华北平原、长江下游和四川西部内陆盆地。 第一个地区的森林史已得到概括，第二个地区只略微提及，等到论述嘉兴的章节中再详细阐述吧。第三个地区有其独特的风格和模式。此地往西为喜马拉雅山脉所阻隔，往东因大峡谷所困而难以抵达长江中游，它与古老的西北部之间则通过人造“栈道”开展不稳定的陆路交流。几乎从最早的时代开始，该地区就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片与众不同的天地。

现如今，这里的气候湿润，接近亚热带状态，冬季则因北部群山庇护，可免遭寒冷的极地气团的侵袭。它的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6—18度之间，并因地势而变化。冬季月平均气温不会低于摄氏5—8度。平均降雨量在1000—1300毫米之间，夏季是降雨的高峰期，出自山间的径流保证了充沛的水量。

这里有两大历史中心。一个是古代的蜀国，其中心在西部海拔450—750米的成都平原，在二者中较大，也较为重要。另一个是东部的巴国，海拔在300—500米之间，所在地区位于今日重庆市周边，恰好在峡谷的上游入口之上。

（ 59 ） 现今调查显示，这一地区的主要树木分别是下面提及的各种针叶树和阔叶树。前者有冷杉、云杉、松树、“油杉”（ Keteleeria ）、落叶松、铁杉、杉木、水杉和柏树，后者有樟树、梓树、楠木（ Phoebe and Machilus ）、橡树、栎树、山毛榉、桦树、桤木、角树、矮栗、枫树、酸橙树、白杨和泡桐。花粉分析也表明，在紧随最后一次冰川时代末期出现的比较温暖的气候条件下，这里存在着大量的楔树或蒲葵（ Trachycarpus ）。此外，还应加上大量的果树，所结果实有柑桔、桔子、柚子、沙果和荔枝。这里还有漆树和茶树。四川是世界上第一个有计划有步骤地种植茶叶的地区。据说，唐代那里的一个茶园雇佣了900名工人。

在这一部分，想要阐明的重点是，什么样的压力导致一个在上古时代几乎完全为树木覆盖之地区的森林资源锐减？而且，虽然人们为种植经济上有用的林木资源付出了异乎寻常的强大努力，但仍无济于事。有些影响是始料未及的，譬如，书籍。在晚唐，四川是第一个大规模出版雕版印刷书籍的地区。宋朝治下，道教书简印刷了5000多分册，大约有130000页；这时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这刺激了对枸树、“桑棘”（ Cudrania tricuspidata ）和竹子的需求，它们都被人们用来造纸。为切割木质印板，还需要梨树和“山梨”。

另一项特色需求则来自打卓筒井的竹子工程；卓筒井在11世纪被采用，用于提取盐水和天然气，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更古老的宽口井。竹子在跨河索桥中也发挥了作用；这些河流若不依靠异常大胆的手段，是难以通过的。

更为常见的清除森林的压力，则来自农耕、家用燃料和原初工业燃料以及工程所需——不管是盐井上的井架、栈道，还是灌溉系统的设备，都要用到木材。

这段历史的开篇可概述如下：

在公元前一千年中叶之后的某个时期，一旦铁斧可以使用，四川就开始挥霍木材。新近挖出的一个战国时代的墓葬使用了大约100立方米的楠木，其中一些是9米多长的横梁。 及至汉代，木材通过竹筏漂流而下。 公元347年完成的该地地方志（ 即《华阳国志》。——译注 ）记载说：“岷山多梓柏、大竹， 颓随水流 ，坐致材木 ，功省用饶。” ^[12]

（ 60 ） 到公元3世纪，在左思对三国的每一都城所做的史诗性描述中（ 即《三都赋》。——译注 ）可以见到有关上述现象的详细描写。其中关于四川地区的都城即成都部分（ 即《蜀都赋》。——译注 ），描绘了帝制早期末年泯江盆地的情况。 左思批评说，早期这类诗歌中的一些例子弄错了树木、动物甚至神灵，将它们划归不见其踪影的地方。他说，他自己更加注重真实，并直言不讳地宣称，他的著作以先前张衡的《二京赋》为榜样。因此，他在前言中说：“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 他认为，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 至少从原则上看，力求真实是他的目标。

左思诗文中涉及草木的重要段落表明，那时候，虽然人们忙碌地开发自然环境，但这一过程对环境还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他提到，成都城毗邻广袤的腹地，因而开篇即曰：

水陆所凑，兼六合而交会焉；丰蔚所盛，茂八区而庵蔼焉。

城南则是一片树木繁多、气候湿润的天地：

山阜相属，含溪怀谷。岗峦纠纷，触石吐云。郁葐蒕以翠微，崛巍巍以峨峨。

接着，他转而描写此地生长的树木，它们多半是常绿阔叶树：

邛竹缘岭，菌桂临崖。旁挺龙目，侧生荔枝。布绿叶之萋萋，结朱实之离离。迎隆冬而不凋，常晔晔以猗猗。

孔翠群翔，犀象竞驰。白雉朝雊，猩猩夜啼。

（ 61 ） 其中译为“multiply-knotted bamboos”的是邛竹，常用来制作拐杖。我称之为“cinnamon-cassia”的即“肉桂树”（cassia），据说它的皮卷起来有一根竹子那么长，这让人联想起中国桂皮，也即从肉桂树的小枝条上割下的皮，将它刮干净，在太阳下晒干，就缩成了卷片或桂管。译为“dragon's eye tree”的即龙眼（ Nephelium longana ），一种通常与荔枝长在一起的果树。

往成都以北望去，左思注意到：

良木攒於褒谷。其树则有木兰梫桂，杞櫹椅桐 ，椶枒楔枞。楩柟幽蔼于谷底，松柏蓊郁于山峰。擢修干，竦长条。扇飞云，拂轻霄。

此时，棕榈出现在这一遥远的北方，不禁让人惊诧，但并非不可能。花粉分析表明，在一万年前的温暖气候条件下，此树在四川是司空见惯的。 枒，即椰子树，它出现在这里，则令人难以置信，但由于辞典和瞿蜕园（ 1892—1973年，原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审，著名的文史专家。——译注 ）的注释都认可这一事实，因此，我没有武断地改变诗文的原意。“楔”指的是什么，我们并不清楚，可能是柏树（ Juniperus rigida ），其日本名字是“鼠棘”（rat-thron）。 这些诗句的要点说的是，到这一时期，成都伐木的区域至少扩展至城北300公里。“褒”位于与陕西省的交界处。

这座城市本身仍有点像一座少数民族居住其间的岛屿。城东的树木和灌木有：

巴菽巴戟，灵寿桃枝。樊以蒩圃，滨以盐池。

城西，虽然百姓已经开化，但是：

坰野草昧，林麓黝儵。交让所植，蹲鸱所伏。

人们认为，神秘的“交让”树有两根树干，在某年中一树干生一树干枯，下一年两树干则轮换生枯角色。（ 刘逵注：“交让，木名也。两树对生，一树枯则一树生，如是岁更，终不俱生俱枯也。出岷山，在安都县”。——译注 ）

（ 62 ） 该城周围是一个巨大的人造花园。生产系统的中心是灌溉网，它借助地心引力分配水资源，将泯江的水沿着一个缓坡导入农田，然后在其底部将水汇集起来并引走：

其封域之内，则有原隰坟衍，通望弥博。演以潜沬，浸以绵雒。

沟洫脉散，疆里绮错。

黍稷油油，稉稻莫莫。

指渠口以为云门，洒滮池而为陆泽。虽星毕 之滂遝，尚未齐其膏液。

由此可见，与马克斯·韦伯的主张完全不同，中国人与前现代西北欧的任何人相比，更受理性地把握世界的愿望所驱使。这里摆脱了天气的不确定性的束缚。

外围郊区遍地是果树：

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 之园。

其园则林檎枇杷，橙柿梬楟。榹桃函列，梅李罗生。

百果甲宅，异色同荣。朱樱春熟，素柰夏成。

（ 63 ） 若乃大火，流凉风厉。白露凝，微霜结。

紫梨津润，樼栗罅发。蒲陶乱溃，若榴竞裂。甘至自零，芬芬酷烈。

植树的这种热情可以与清理野生森林的热情相提并论，二者差别不大。树木栽培则是通过园艺和水分控制来塑造景观的计划的一部分。

成都也是一个商贾云集之地，它吸纳了来自广袤腹地的货物，因而不免对包括树木在内的环境造成了影响。这一时期，中国城市里的买卖一般集中于特定的中心，以便于政治管理并征税：

亚以少城，接乎其西。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

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於八方。布有橦华，麪有桄榔。

（ 64 ） 棉布来自一个名叫永昌的地方，这里现在隶属于云南，当时则在汉文化圈之外。又过了一千年，它仍然未被中国任何规模的垦殖所波及。糖棕桄榔（ Arega saccarifera ）在缅甸和印度阿萨姆邦原本是野生的，但此时在华南可能已得到种植，稍后则肯定如此。 因而，即使在早期的这个时候，该树木的命运也已为至少千里之外的消费者所摆布。

上述繁荣时代过后，从4到6世纪四川的经济走向衰退，这一时期的气温则比较寒冷。唐宋时代，四川复苏；当时，盆地和小山上留存的原始森林也因农耕而被清理。于是，农民逐渐栽种自用的木柴。桤树苗深受欢迎，据说不出三年它就能长高一倍，有人叙说平民百姓“民赖其用，实代其薪” 。8世纪60年代期间，杜甫——大概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在成都生活，他写的几首对句提到了桤树，其中揭示了四川人在房前屋后培植小树林和竹子的风俗。杜甫曾给一位为官的朋友写信，感谢他提供了一些桤树： ^[13]

草堂堑西无树林，

非子谁复见幽心？

饱闻桤木三年大，

与致溪边十亩阴。

此后不久，在一首名为《堂成》的诗中，他写到：

桤林碍日吟风叶，

笼竹和烟滴露梢。

针对上述诗行中第一句的说明，可引用关于蜀地的一部作品（ 即《蜀中记》。——译注 ），其中说到：“玉垒以东多桤木，易长而可薪”。玉垒山位于成都城稍北一点的地方。

宋代时，一些学者和官员热衷于栽树。苏东坡曾自诩道，只有他才独爱松树：

（ 65 ） 人皆种榆柳，坐待十亩阴。

我独种松柏，守此一寸心。

对他而言，松树有点特别。他估计，自己年少时曾“手植数万株” 。何以如此？他后来以成年时的戏谑怀疑口吻说到在四川的年少时光，并写过一首自嘲的诗，提供了一些线索。 在他看来，松树与道家对长生不老的追求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将他——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人——仅仅视为带点浪漫主义情调的环境理性主义者，虽然他越老似乎越理性。以我们的标准而言，他审视世界的部分方式非常奇特。

这首诗所反映的心境体现在某种张力之中：诗人与读者都理解，当日常生活的单调现实往往挫败了我们追求长生不老的笨拙努力时，我们甚至还会锲而不舍地，或许倔强地——天晓得？——眷恋着梦想。从我们现代的视角来看，种植大量松树可归为重新造林，但在他的脑海中，松树 却不仅仅是松树 。至少，它们曾经是蕴含在俗世中的神秘世界的象征，看似无处不在，但却无法把握，让人干着急。

我昔少年日，种松满东冈。

初移一寸根，琐细如插秧。

二年黄茅下，一一攒麦芒。

三年出蓬艾，满山散牛羊。

不见十余年，想作龙蛇长。

夜风波浪碎，朝露珠玑香。

我欲食其膏，已伐百本桑。

人事多乖迕，神药竟渺茫。

（ 66 ） 可见，尝试配制合适药方的结果使他感到灰心丧气。但在诗文结尾处，他还是希望通过提炼某种与松树相关的物质，有可能获得一种长生不老丹：

槁死三彭仇，澡换五谷肠。

青骨凝绿髓，丹田发幽光。

白发何足道，要使双瞳方。

却后五百年，骑鹤还故乡。

我们无法确知他的“真实”想法是什么。或许是，信仰与怀疑兼而有之？

苏东坡的确在乎松树。他说，湖北汉口东北的麻城县县令（ 即张毅。——译注 ）曾“植万松于道周以庇行者”。不到十年，由于斧斤和野火的破坏，幸存的松树十之不及三四。为此他作了一首诗来加以谴责，说：“伤来者之不嗣其意也” 。（ 见《万松亭》一诗。——译注 ）不过，很显然，这关系到的是生活是否舒适，而不是森林是否恢复，也扯不上什么长生不老。

让我们回到更世俗的活动之中。

木与竹是前现代中国大部分工程建设的基本材料。完成于347年的《华阳国志》提到，人们用竹筒储藏和运送今天重庆周围地区井中的天然气： ^[14]

江有火井，夜时，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 ^[15] 终日不灭也。

11世纪，四川盐业中用铲挖掘的传统宽口盐井基本上被卓筒小井所取代。苏东坡为这一钻井技术留下了如下的记述。我已在几个地方解释过他所用的有时晦涩难懂的术语：

（ 67 ） 自庆历、皇祐以来[1041—1053年间]，蜀始创筒井。用圜刃凿如碗大，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咸泉自上。

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为桶，无底而窍其上，悬熟皮数寸，出入水中，气自呼吸而启闭之。一筒致水数斗。

凡筒井皆用机械。利之所在，人无不知。《后汉书》有水鞴，此法惟蜀中铁冶用之，大略似盐井取水筒。

因而，苏东坡对阀门启闭的典型解释是，它像冶金所用的单瓣风箱，利用瓣阀先将气体吸入，然后再将它压出矩形囊，矩形囊则通过一根出口管与熔炉连接。 ^[16] 至于宋代的 斗 ，则是一种需要慎重对待的计算量具，而最合理的估算是，那时的一斗相当于5.85升。

现在我们从中古经济革命时期转到帝制晚期的最后一个阶段，粗略地提一下明末技术概论《天工开物》所涉及的内容，这包括有关盐井的详论，以及在满清王朝时期增加的14幅木版插图。 ^[17] 距我们最近的资料《蜀水经》则完成于1794年。它包括的资料覆盖了很长一段时期，而它对盐井和天然气井的描写，好像说的是当时的事情；那些井靠近岷江和长江的交汇处，坐落在成都以南一些的地方： ^[18]

溪东狮子桥 ^[19] 有盐场。按四川产盐之所数十邑，唯大宁咸水自洞中流出，昼夜不舍如泉源。然其他皆井盐也。

（ 68 ） 云安、温汤二井，大者围数丈，小亦周数尺，与家井相似，日汲不竭。岁一淘其淤泥而已。

犍为、富顺，及川北诸盐井，深十余丈，穴才通竹，竹筒去其节，底缀牛革，善自为开闭。入水则开，水满则闭，虽涓滴不遗也。上设辘轳，牛马挽致焉。

其井有巧匠，善识咸脉而凿之。凿不辟土，唯以铁锥五尺自上钻之。竹缆搅使锥下，劲如弓，直如绳，遇石通之，遇泥亦通之。每穿井累年乃成。

仍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衔。为井之筒，如井之深，横隔淡水而咸水自上。

凡井久者、淡水渗入者，补其隙；他物隔杂者，去其塞，虽百丈而下……

川北诸井皆盐水。犍为、富顺之间乃有火井。凡火井阴冷，如家常火导之，閧如殷雷而火出焉。以布扑灭之，但余冷气矣。

火根离地寸许，其下甚细，上乃渐大，高可数尺。光芒异于常火。

（ 69 ） 燃可以煎盐煮饭，然石为灰，爇木为炭。或引入竹核以代薪烛，则涂其口，口热焦而竹不焚。或引入猪脬，而封其口，盛箱囊中持归。夜，以针穴孔，而家火导之，则火自脬出，照映一室。

又有油井，色混浊而善炽。得火遍燃，虽遇风雨或投水中不少熄也。夜行以竹筒贮而引之，一筒可以行数里。……今常有此井，未足异也。

可见，在前现代晚期，中国的部分地区不仅在工业加工程序中使用了天然气，而且在家用燃气灶、家用煤气照明以及某种原始的移动照明器具中使用了罐装的油。而所有这些物质，都依赖于竹筒盛装。

与终南山大规模采伐一样，上述的技术活力和精湛技巧再一次多少让人感觉到，这里出现了现代经济的萌芽，但没有确凿证据表明，它事实上开启了使经济现代化变为现实的进程。

这里的大型建筑物都用木、竹建造。譬如，《蜀水经》列举了修建索桥所用的三种方法。虽然不易很有把握地确定其所用技术的精确细节，但我们知道，关键之点是建造和维护它们所用的木与竹的数量：

（1）先立两木于水中为柱，架梁于上，以竹为絙，乃密布竹絙于梁，系于两岸；或以大竹落盛石，系绳于上。又以竹绠布于绳，夹岸 以木为机 ，绳缓则转机收之。

也就是说，其中有一个绞盘和一个平衡锤。

（2）又有度索寻橦之桥。大江水峻如箭，两山之胁系索为桥，中刳木为橦。拴系行人于上，以手自缘索到彼岸，则旁有人为解其系。尤极危险。

第三种是唯一给出了桥梁尺寸的方法。它修建的是一种吊桥，其规模大得几乎难以置信：

（ 70 ） （3）桥长百二十丈，分为五架。桥之广十二绳，相鳞排连，上布竹笆攒力。大木数十于江沙中，辇石以固其根。

每数木作一架，挂桥于半空。大风过之，掀举幡幡然，大略如渔人晒网、染家腌彩帛之状。 须舍舆疾步，稍从容，则震掉不可行。望者失色。

可见，这里的工程取材于林产品。

岭南

南部以南的地区（即岭南），是两千多年前秦、汉两朝从越人或百越民族那里征服来的，它留在今日中国的那部分即构成了广东和广西两省。这里现在的气候是近乎热带的亚热带类型，年平均气温在摄氏18—24度之间，大部分地区的年降雨量在1500—2000毫米之间。因此，该地温暖湿润。其北部的东西向山脉使它免遭了从北方南下的冬季寒流的侵袭，而海洋对热量的蓄积则有助于气候的稳定。

从季节上看，这里的降雨集中在夏季；冬季相对干燥、寒冷，但天气晴朗。地区间的差异也是很重要的现象。沿海地区的风比内陆大，正是这一地带才经受着自海洋吹来的台风的袭击。台风每年差不多登陆四次，这四次中大约只有两次会被定为“飓风”，也即是说，每小时的风速超过了117公里。 然而，正如每一位亲身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的，台风刮来时真的令人恐惧。

从植物来看，与中原相比，历史时期中国的岭南与更靠南边的热带世界有着更多的相同点。所以，早在公元304年嵇含撰写《南方草木状》时就说到：“中州之人或昧其状。”

在很多方面，岭南给予北方人的，是一种奇特的、令人困惑的感受。譬如，他们发现，那里的人们将空心菜（ 即《南方草木状》中提到的“蕹”。——译注 ） ^[20] 种在苇筏上，用香蕉树和竹子的纤维织布， 并且嗜好新奇食物，如嚼槟榔。

（ 71 ） 槟榔是槟榔树 ^[21] 的果实，该果实要与蒌叶 ^[22] 的叶子以及通常用牡蛎壳磨的灰分一块咀嚼。嚼槟榔会让人产生飘飘然的感觉，据说还能促进消化。而贪吃槟榔之人的唾液会变红，通常要将它吐出来。这种嗜好似乎无害，不过，大多吃相不雅。

槟榔树能长到100多英尺高，树干上下几乎一样粗。它没有枝杈，叶成扇形，像香蕉叶一样从顶端伸展开来，部分苞片或佛焰苞中则含有果实。公元1094年苏东坡因在朝廷上进行不合时宜的政治评论，而被放逐至岭南任县令（ 实为宁远军节度副使，于惠州安置。——译注 ），以此作为对他的惩罚。这位观察力敏锐的外来者面对眼前新奇的世界时不胜惊愕，并赋诗一首，名为《食槟榔》，其中第一部分描绘了他的这种反应：

月照无枝林，夜栋立万础。

眇眇云间扇，荫此九月暑。

上有垂房子，下绕绛刺御。

风欺紫凤卵，雨暗苍龙乳。

裂包一堕地，还以皮自煮。

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

中虚畏泄气，始嚼或半吐。

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

面目太严冷，滋味绝媚妩。

诛彭勋可策，推毂勇宜贾。

瘴风作坚顽，导利时有补。

药储固可尔，果录讵用许。

（ 72 ） 这样，新的景致，和着新的植物和食物，还有新的药物，他的心情也为之一变。

在帝制晚期，屈大均完成于1700年的杂记《广东新语》描述了一些更为重要的树种。 这部书是审慎的方志风格与传统的志怪风格的奇特杂糅，因此应该慎用。不过，此处所引的关于榕树条目的部分基本上没有问题。榕树是无花果科的特大成员，在这里，一棵树就会变成一整片小树林：

榕，叶甚茂盛，柯条节节如藤垂。其干及三人围抱，则枝上生根，连绵拂地。得土石之力，根又生枝，如此数四。枝干互相联属，无上下皆成连理。

其始也根之所生，如千百垂丝。久则千百者合而为一，或二或三，一一至地，如栋柱互相撑抵，望之有若大厦，直者为门，曲者为窗牖，玲珑四达……

其树可以倒插，以枝为根，复以根为枝，故一名倒生树。干多中空，不坚，无所可用。故凡为社者，以之得全天年，大者至数百岁。故夫望其乡有乔木森然而直上者，皆木棉也。 有大树郁然而横垂者，皆榕也……

他接着讲述了如何使用晒干的榕树枝桠作为引火物，虽遇风雨却不灭，以及如何可以将取自榕须的汁液像漆那样使用。（ 《广东新语》中的原文为“以其细枝曝干为火枝，虽风雨不灭。故今州县有榕须之征。其脂乳可以贴金接物，与漆相似……”。——译注 ）榕树被植于路旁以遮荫，此地周围就形成定期的集市，因为人们相信榕树会使他们生意兴隆。人们甚至通过观察一些榕树是否吐白烟来预测灾祸……

丝棉木或木棉树则构成了另一幅壮丽的景观：

（ 73 ） 木棉，枝柯一一对出，排空攫挐，势如龙奋。正月发蕾，似辛夷而厚，作深红、金红二色，蕊纯黄六瓣。望之如亿万华灯，烧空尽赤……

子大如槟榔，五六月熟，角裂。中有绵飞空如雪，然脆不坚韧，可絮而不可织。絮以褥以蔽膝，佳於江淮芦花。或以为布曰绁，亦曰毛布，可以御雨，北人多尚之。

绵中有子如梧子（ Firmiana ），随绵漂泊，着地又复成树…… ^[23]

南海祠前，有十余株最古。岁二月，祝融生朝，是花盛发。观者至数千人。光气熊熊，映颜面如赭。

花时无叶，叶在花落之后……未叶时，真如十丈珊瑚……其材不可用，故少斧斤之伤。而又鬼神之所栖，风水之所藉，以故维乔最多与榕树等。

《广东新语》的作者指出，别处“诸祠宇多植桄榔 ^[24] 、蒲葵 ^[25] 、木棉，佛寺多植‘菩提’ ^[26] ，里社多榕，池塘堤岸多水松 ^[27] 、荔枝” 。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广东人种植了很多伴生树，它们各自别有神韵。其中的一些也有经济用途。譬如，桄榔皮里的木髓可产出能食用的白粉。

（ 74 ） 这如何与前面关于中国人缺少特别的树神——更遑论森林之神——的评论联系起来？对此我们只能猜测。在帝制晚期的这一华人地域，树木和森林确实被赋予了神圣的品质，但这一点又似乎源于古典汉文化世界——至少是狭义上的——之外。写于公元5世纪之后的《荆州记》中有一段文字对此有所暗示。 “荆州”是华中南部地区的旧称，包括广东省的北部。这段文字所涉及的时间要早于当时500多年；那个时候，《荆州记》里最后提到的这个地区（ 指桂阳。——译注 ）仍主要为南越人所栖居，他们当然不是汉人：

始兴郡阳山县有豫章木，本径可二丈，名为圣木。秦时，伐此木为鼓颡，颡成，忽自奔逸，北至桂阳。 。

对于豫章木为什么是神圣的或“圣人般的”树木，作者未置一词，因此无法对原文详加阐释。不过，正是始皇帝的军队砍倒了这些树木，他们显然并未被其神圣性所触动，或者至少看起来如此。而这段文字表示，是那树木的大小而不是其任何神秘的特性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至于神圣性，他们可能将它赋予了其中提及的一种乐器。

17世纪，当《广东新语》撰写之时，依然有一些人真正生活在丛林当中，哪怕他们只出现在环境上的边缘地区。于是可以看到，在海南岛，原住民漫游丛林，搜寻沉香树在特定条件下所产的香料； ^[28] 这种树有多个名字，如“加鲁树”（garu tree）和“沉香木”（lignaloes）等。对这种香料的需求是由商业交易推动的，其中一些交易由汉族之外的人经营着。获取这类珍品造成了一定数量的森林破坏，并导致一些部落产生了某种经济依赖；这些部落对可以找到沉香的土地拥有所有权。以下是屈大均的相关叙述的一部分：

凡采香必于深山丛翳之中，群数十人以往。或一二日即得，或半月徒手而归，盖有神焉。

当夫高秋晴爽，视山木大小皆凋瘁，中必有香。乘月探寻，有香气透林而起，以草记之。

（ 75 ） 其地亦即有蚁封 高二三尺，遂挖之，必得油速 、伽楠之类，而沉香为多。其木节久蛰土中，滋液下流，既结则香面悉在下……

其树如冬青，大小不一，结香者百无一二。结香或在枝干，或在根株，犹人有痈蛆之疾。或生上部，或疠下体，疾之损人，形貌枯瘠；香之灾木，枝叶萎黄。或为风雨所摧折，膏液漓于他树，如时症传染，久亦结香。

黎人每望黄叶，即知其树已结香，伐木开径而搜取。买香者先祭山神，次赂黎长，乃开山以藤圈其地。

与黎人约，或一旬或一二月，以香仔抓香之日为始。香仔者，熟黎能辨香者也。指某树有香，或树之左右有香，则伐取之。香与平分以为值。

凡香多在大干上，树之枝条不能结，以力微也。生结者，于树上已老者也。死结者，斫树于地（伐其曲干斜枝，作斧口以承雨露 ）。至三四十年乃有香而老者也。花铲 则香树已断而精液涌出。虽点点不成片段，而风雨不能剥，虫蚁不能食者也……

（ 76 ） 香产于山，即黎人亦不知之。外人求售者，初成交，偿以牛酒诸物如其欲，然后代客 开山。所得香多，黎人亦无悔。 如罄山无有，客亦不能索其值也 。

黎人生长香中，饮食是资。计畲田所收火粳灰豆，不足以饱妇子。有香，而朝夕所需多赖之。天之所以养黎人也。

又是一个远端市场给消费者一无所知的环境造成压力的老套故事。从中可知，汉人的商业触角已触及天涯海角。我们也应注意到，屈大均等帝制晚期的中国学者对自然历史和环境问题有着认真的关注。他们敏锐地看到，外来力量耗竭原住民的资源而又不加补偿，导致了不公平的结果。

帝制晚期，广东人对待树木的态度错综复杂，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又与众不同。这里的民间宗教信仰中有着形形色色的荒唐做法，它们与人们对自然的敏锐观察以及《易经》的学究式的伪科学知识和五行论交织在一起。同时，对特定树木的精打细算的经济利用与审美鉴赏相得益彰，而热情洋溢的树木栽培以及对恢复受损植物的热衷又与毁林行为相辅相成。《广东新语》中关于树木那一节的第一页就表达了现实与幻想交织的岭南风格：

罗浮七星坛下，旧有七星 ^[29] 松，甚怪。尝化为剑客，从道士邹葆光入朝，见帝凝仙殿。又化道士七人，往来山下。

官府也对人们认为别具特色的树木给予了关照：

（ 77 ） 梅岭多松，大者十余抱，枝柯百寻。袅袅若藤萝下垂而多倒折。叶黝黑，望若阴云。

夹道有数百株，左回右转 。多张曲江手植，然苦为斤斧所侵。火入空心 ，膏流断节，半如《枯树赋》所言。

向有议者，欲使有司者籍其株数，记其抱围，部署什伍。俾红梅巡简掌之，月一察验。伤毁必偿。诸古梅亦皆如是。可以更历数百年无恙，此诚奇伟之策。嗟夫！人知梅岭之梅而不知松。

大约1700年，森林滥伐现象在这里仍然相当罕见。《广东新语》中有关于“杉”（the Chinese fir）这一最常见的商业栽培树种的条目，其中注意到：

东粤少杉，杉秧多自豫章而至。鬻者为主人辟地种就，乃如株数受植。 粤多材木 ，用杉者十止四五，故罕种之。

砍光山林的现象主要发生在帝制晚期末年。因此，研究岭南环境史的专家马立博总结道：

所积累的证据……表明，18世纪岭南愈来愈严重的森林滥伐，与人口和耕地面积相继超过之前宋明两朝的最高峰，以及1740年以后官府鼓励开垦丘陵地带的政策和农民周期性的——即便不是每年——放火烧山等，属于同时发生的历史现象。如果像凌大燮估计的那样，1700年森林曾覆盖岭南大约一半的土地，到1937年却减至5%—10%，那么，森林滥伐大都……发生在18世纪期间。

（ 78 ） 例外之处在于，在这里可以将谷物种植换成种树，有时候这可能会得到更高的收益。《广东新语》关于荔枝和龙眼的条目中有这么一个片断，它说到：

广州凡矶围堤岸，皆种荔枝、龙眼，或有弃稻田以种者……以淤泥为墩，高二尺许，使潦水不及；以蒭草盖覆，使烈日不及。而龙眼之干，欲其皮中之水上升，以稻秆束之。欲其实多而大，以盐瘗之。生虫，则以铁线濡药刺之，否则树尽蠹。

与在沉香木森林中寻找香料所用的神秘而愚钝的土法相比，树木栽培可谓是一种前现代的高科技。

西北边陲

我们已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原核部分存在着敌视森林的情结，它将清除森林视为创造文明世界的前提。后来，不同于这种看法的主要的思想例外源自佛教；佛教于公元纪元之初从印度传入中国，随即产生了巨大影响。与中国人的相应思想比较而言，上古印度的信仰中蕴含着对树木和森林的更深刻的敬意。 ^[30] 即便如此，如同早期中国的情况一样，在印度，森林除了是圣洁的隐修地和王室的流放处之外，还被视为盗贼的庇护所，而人们也常常将文明传播与森林砍伐联系在一起。 ^[31] 但无论如何，随着佛教的传入，印度人情感中对待森林的某些积极的元素或许也被带了进来。

佛教习俗在抵挡典型地施加于森林的压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点从1909年甘肃省西宁府的《丹噶尔厅 志》中有关林木的段落可以得到说明；丹噶尔靠近湟水河 的源头。此地基本上是一片游牧区，处于汉族居住地的边缘，大概从未有过茂密的森林，至少在帝制晚期是这样。

（ 79 ） 此处翻译的方志中的这段内容还有助于说明西北边陲的其他方面的情况。在这里，林木分布稀疏，范围有限，大部分树木都很矮小，而对小片森林的保护程度则取决于一些特殊因素，譬如它是公有、寺庙所有，还是其本身就是圣林等。造林人士（silviculturalist）在保护所种树木免遭盗贼觊觎方面备尝艰辛，而木材在商业上也成为更有价值的资财。这段文字所指虽然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它所罗列的林木清单还是很完备的，其中《末日审判书》式的叙述则提醒我们，帝制晚期经济对木材的需要已发展到多么急切的程度。 1890年的时候，这里的木材储备如下面文献中所列举的那样，除柳树外都不那么充足，但它们却必须满足该厅至少16 000名汉人以及大量藏人和蒙古人的需求。 ^[32] 文中关键语句用斜体表示：

响河儿林 ……湟水南山坡，自垠至顶皆是。占地纵横约四十亩。树高一丈至两丈余，根径五六寸至八九寸。 峡中林木，此为最大，然只桦一种， 材中车头者亦鲜 ，迤东山坡，又有一林，占地约十余亩。树虽不大，而茂密、整齐， 培护得法，繁殖可望 。此二林为响河儿一庄 公同产业 及众人鬻伐，以济公用。私家不得采取。

阿哈丢林 ……湟水南阿哈丢庄南山湾。自山垠至岭，纵横占地约二百余亩。树株高丈余，根径一二寸至四五寸，而稀疏不甚繁殖，有桦、杨两种。迤东南……又有一林。占地可四十亩，亦颇繁殖，而树株不甚高大。此二林皆附近田土农家所有， 以数户之力，保护扶植，不能禁偷采者之纷至沓来也 。毗连南山一带，遍地萌孽，特以保存之难，而森林转少也。

（ 80 ） 曲卜炭小林 ……占地约十余亩，林甚茂密，树亦略大……中起小庙一间。此庄父老 奉此林为神树 ， 不敢采其条枚 。相传伐木有崇，故护持惟谨……

拉莫勒林 ……占地约二百亩，松、桦相杂，虽有大树而不甚茂密。此林为 东科寺僧产业，偷采私伐为寺僧所查禁 ，故蔓延丛生……

药水峡小林 药水山阴处……然断续相间，不甚繁殖，近年 寺僧始议护持 ，故材仅拱把，无甚大者。树皆桦属，成林中材尚在数十年后也。

东科寺南山林 占地约二百亩，松、桦二种。大树最多，松尤盛。其根之径，有二尺余者，然以柯条横生，自根至顶，不折一枝。故盘曲拥肿，粗糙多节，木材反致不佳。 盖僧俗以寺前树林为供佛之品，故自建寺以至今，未经斫伐 ，葱茏特甚。番僧喜培森林，此林近寺，培植尤易也。

札藏寺小林 ……大小松、桦共约千余株。 亦禁采伐，为札藏寺僧所有之产业也 。附近西北……惟余小柏数十，无人培植，难期长养成林矣。

（ 81 ） 磨林河柳 湟水冲积之地，缘滩自生者最多。 惟近水磨而经人护持者，始能成林 。然高仅八、九尺至丈余，枝条丛生，绿荫被地……其材无甚用处。间取其枝编成大笼盛石以御水……境内合计约百余亩，此等树株皆随处水磨各业户所有。

栽种柳树 或缘水堤，或夹道旁，或依傍田园…… 岁有栽种 ……大小新旧合计约无虑四、五十万株。其中新栽而成活难者约十之三，已收尖成活而不中采用者约十之五。根径五六寸至一尺余寸之大树仅十之二。盖有力之家所栽之树，必待长大而后采用。 其不待长大而鬻伐以为屋椽者，每株得价仅二 、 三钱，以致大树日少 ，虽岁岁补栽，难望森林之蓊郁也。此树皆民间所有。

官有森林 ……丹噶尔同知……于光绪三十三年捐资栽植。两处合计共万余株，已皆发芽。然欲成活长大，则此树尚需补栽。丹地古无官树，有之自今始…… 故嗣今官树若不多方保护……此树将日渐其少，亦终归于无而后已 ！

“亩”是清代记录面积的单位，当时一亩合0.067公顷，这样算来，此地山坡上大约有47公顷森林，但它们并不是全都可以利用的；此外，在水堤道旁还有将近50万棵柳树、少量松树和一些幼树。农民田间地头种植的树木并未包括在内。不算这些的话，这里每个人差不多拥有0.003公顷的树，其中基本上是松树和桦树，另有31棵柳树。据说，该地区在木材上能自给自足，因此这一数据可能还不完备。

似乎有这么一些因素，譬如幼树以市场估价而兑现的财源诱惑，特别是盗窃可能使植树者一无所有，而看护树木还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等，它们加速了所植树木中成年林分的消失。因此，丹噶尔几乎没有老树林。

（ 82 ） 对于这种局面的形成，变化不定的经济压力大概起了作用。19世纪末，丹噶尔的商业经济据认为相当保守，不过到这个时候，通过商人将钱存起来用于生息，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因此与早期相比，时间贴现率（time-discount rate）可能已上涨，这使得眼前兑换成现金的树木数量呈指数般增加，因为这比等待同一木材长到将来某一个时刻更合算。需要强调的是，正如下面的说明性计算一样，这只是假设，是一种还有待文献资料具体证实（或证伪）的想法。

大体而言，植树者每年对每棵树都会做点像如下估算这样的事情：

从这一年这棵树自然生长而带来的当下收益（$ T ）中，扣除这一时段照料它并使之免遭偷盗所花的费用（$ P ），大概相应的增长（ g ）是多少？考虑到来年火灾和其他灾害对树木生长的影响，这样，我必须为可能会幸存下来的树木的收益量减少多少（ s ）？现在砍伐（即使与来年比，尺寸要小一些，价值要低不少），销售后即获得收益$ T ，来年开始将收益进行投资以获得每年相应的年利率i，加上这期间银行不会破产的概率 b 所产生的折扣，是否比今年年末再将它砍伐所获更多？

算一算即可明了，就想要说明的意图而言，在 T =$50、 g =1.2、 P =$5、 i =1.1、 s =0.95、 b =0.95的情况下，两种做法所获得的收益都一样少，这是不是武断的假设，{因为[（50×1.2）–5]×0.95=（50×1.1）×0.95=52.25}。因此，在 g 、 i 、 s 和 b 等比率之间的关系中，哪怕微弱的变化，往往也会改变最好的行事方式。（譬如，仅仅将 s 降到0.9，就使得将树木再保留一年的做法成为失策之举。）而不同树种所需的成熟时间也大不相同。

（ 83 ） 很显然，由于忽略了合适的经济规模，上述例子在有些方面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它却揭示出了起作用的机制。一旦合理、可靠的金融市场适时出现，那么，何时砍伐所栽树木或受保护的树木，基本上就取决于将一笔钱用来投资所得复利的固有 指数 增长率何时超过树木自然生长的大致的 对数 率。 在特定情况下，当树木生长完全停止，于是 g =1.0的时候，将树木留到来年，收益就会减少到（50-5）×0.95=42.75。另一过于简化的情况是，上述例子忽略了那笔保护费 P （$5）能用来做点什么，如果立刻将那树卖掉，这笔费用当然就可以省下来了。再将它按照 i 来投资，并且因为b而得到同样的收益，那么，它将会带来额外的$0.475的纯利。这样一想，立即砍树就是更好的选择。由此可见，金融制度对环境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这里所表示的固然是一种假设，不过也有几分道理。而在这样的局面中，人们可能会产生一种兑现需要，这会给那些成长中的树木造成压力。

（ 84 ） 图4-1描绘的是两相对比后获得的模型，所对比的则是，特定年份砍伐和出售一棵树在扣除累积的保护费后所获得的收入，以及前一年砍伐和出售树木并将收益（包括节省下来的保护费）进行投资后得到的收入。其中，一棵树成熟的年龄随意地设定为50年，它随时间而生长的轨迹模型，则用一条带有100的渐近线的简单对数曲线表示，其市场价格一直被认定由树木成熟的年龄所决定，年保护费设定为特定年份市场价格的2%，年利率是10%。在这里，树木失窃和银行破产的风险并未包括在内。需要注意的两点则是：保护费实际上是如何迫使一棵树在完全成熟前被出售的，投资收益选择又是如何降低砍伐和出售树木的最佳年龄的。

三个阶段

在抽象意义上，可以将本章理解为，针对森林和木材的历史，以粗略的、近似的方式，对表1-1“经济”栏的历时性模型与从图2-1得到的时空权重的融合。回想起来，后者表明了这样一种情形：从对上古至帝制晚期两千五百多年间大象退却所做的图形—范围分析中即可看出，中国本部（ China Proper，主要用于历史或地理研究的一个概念，指历史上汉族人口大量聚居、汉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国核心地带。——译注 ）前现代经济的发展大体上由北向南展开，在接近这一时期的末年进一步向西南方推移。也就是说，大象退却之处，通常是精耕细作的农业所到之地。

同样重要的是，现在人们已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来支持这种重构。当然，由于资料很分散，这种重构也不完整，而历史学家总是想方设法将少量可资利用的细节拼凑成一幅想象中连贯的全景图。本书常常大段引用一条条材料，虽然它们并不是从十分广泛的资料收藏中得来的很有代表性的材料，但目前可以认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沾得上边的。

森林、树木和木材的历史为我们研究过去的经济增长及其环境影响提供了关键线索。在很多地方，人们不得不砍伐树木来为农田腾地。木材是用来建房以及制造车船等交通工具和机械装置的主要原料。原木还是烹饪、供暖和工业加工所需的最为重要的前现代燃料来源。森林也有生态作用，譬如防止土壤侵蚀，通过狩猎、捕鸟并供应野生食物而成为应对时艰的缓冲区。当然，它们也藏匿了具有危险性的动物，以及作为疟疾传播媒介的蚊子这类害虫。

（ 85 ） 于是，出现了一种宽泛的三阶段模式。而且，如果我们预先毫无保留地加进后面关于长江下游三角洲的嘉兴那一章的研究结果，这一模式还会得到强化。具体来说，中国人对森林产生广泛而持久影响的第一个阶段，于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后半期在北方开启。早期的特征是，官府为保护稀少的或逐渐减少的森林资源付出了努力，有时则是为了垄断这些资源。后来，木材贸易发展起来，间或覆盖了方圆数百公里。结果，在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曾经一定程度允许公用的林地事实上日渐私有化（主要为了非木材森林产品）。到公元第一个千年的最初几个世纪，受影响的地区在扩展，从而波及到了西部的四川以及长江中下游流域的部分地区。

第二个阶段与大约一千年前的中古经济革命相关联。它在长江流域下游和西部的部分地区造成的影响最为明显。在这一阶段，木材的严重短缺、甚至在有些地方的消失首次得到记载，当然其空间分布明显不均衡。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不同群体就日渐稀少的森林的使用问题开始激烈争吵起来，并最早进行了大面积造林的努力。

第三个阶段始于17世纪，但直到18、19世纪才清晰明了。只有在这一时期，用作燃料和建材的木材在很多地区才严重短缺起来，包括最南端的岭南也是如此。甚至偏远之地也受到了影响，仅有几个例外，譬如位于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之远端东北角的遵化，这在随后的章节中将加以详细研究。经济边缘地区的群体——有时候有非汉族血统——自我组织起来，以努力保护剩余的作为法定公共财产的禁伐区。偷盗林木为祸甚广，并以不适当的自我保护方式阻碍了小生产者的生产；市场压力则往往可能会促使人们集中栽培速生树种，而且还使相当不成熟的树木一旦有利可图就被卖掉。在剩余的未遭砍伐的老龄森林中出现了少数大型的商业木材企业，其组织特征类似于西方前工业资本主义晚期的组织。

因此，基本结论是，纵然在中国的某些地区，如长江下游流域，森林危机的根源在时间上相当深远，但是普遍而言，中国的森林危机大约只有300年的历史。

在将镜头推近，盯着“特例”篇中的特定地区之前，下一个任务是要确定，是什么因素首先启动了中国几千年的前现代发展进程，并使之得以持续？也就是说，在确立了运动学——不涉及原因的运动——的轮廓后，现在有必要考虑动力学了——涉及原因的运动。

注释

[1] 王纪五著：《中国的森林，连同草原和沙漠植被调查》（Wang Chi-wu， The Forests of China，with a Survey of Grassland and Desert Vegetation ），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0—11页；侯学煜著：《中国自然地理》，第2卷《植物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附录的彩色地图和第112—113页；N.K. 孟泽思：《林业》，收于李约瑟主编：《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6卷第3册，第550—554页；上田信著：《森林与绿色中国史：对历史的生态学考察》（Ueda Makoto， Mori to midori no Chugokushi ： Ekorojikaru-hisutorii no kokoromi ），东京：岩波书店1999年版。

[2] 头两种树木的图片可见于詹尼克著：《图说森林百科全书》，第12页（圣栎）、249、341、274和286页（橡树）；第24、26—27、63、65、105、128、131、132、179、181、194和290页（松树）。第34页显示，苏格兰松（ Pinus sylvestris ）的分布范围从苏格兰以北延伸至满洲北部。

[3] 高本汉著：《诗经注释》（B. Karlgren， The Book of Odes：Chinese Text，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 ），斯德哥尔摩：远东文物博物馆1950年版，第241节。对最后一节诗第二行后半部分（ 指引文中的“柞棫斯拔”。——译注 ）的另一种解读是“开白花的荆棘”，或者就是“橡树”。所采纳的解释是一种猜测，其依据是顾赛芬以法文注释的《中国古文大辞典》（S. Couvreur， Dictionnaire classique de la langue chinoise ），河间府（今河北献县）：天主教会印刷所，1911年，第459页：“橡树”（yeuse）就是“柞棫”中的“棫”，而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这首诗歌描述的是大树，而非灌木丛。这首诗以及其他很多译文是我翻译的。

[4] 理雅各译：《孟子》卷2，收于《中国经典》（J. Legge， The Works of Mencius ，vol.2，in The Chinese Classics with a Translation，Critical and Exegetical Notes，Prolegomena，and Copious Indexes ），伦敦：特吕布纳1861年版，第3卷：第1章第4节第7段，第126页。传说舜在公元前2255年成为帝王。

[5] 罗哲海著：《古代中国的人与自然：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主、客二分法》（H. Roetz， Mensch und Natur im alten China ： Zum Subjekt-Objekt-Gegensatz in der klassischen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法兰克福：朗格出版社1984年版，第81页。

[6] （后汉）《礼记》，收于《十三经注疏》卷四，（7卷，东京（ 应为“京都”。——译注 ）：中文出版社，1971年重印），《月令》，第2935页。一月。

[7] 这一概述的基础是侯学煜的《植物地理》，以及梭颇的《土壤》，收录于卜凯主编：《中国的土地利用》（J. Thorp，‘Soils，’in J.L. Buck，ed.，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1937年版，纽约：巴拉根，1964年再版。

[8] 例如，参见戴维·霍克思著：《楚辞：南方之歌》（D. Hawkes， CH'u Tz'u ： The Songs of the South ），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9年版，第43和64页。

[9] 有一个不太好的德文译本，赞克（ 又译查赫，奥地利汉学家。——译注 ）译：《中国文选：<文选>译本》（E. Von Zach， Die chinesische Anthologie ： Übersetzungen aus dem Wen hsüan ），马萨诸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3—107页。我使用的中文原文出自汉代的《史记·司马相如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再版，卷57：3002—3004，以及公元6世纪的《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再版，7：17a—24b。

[10] 《新语》下，“资执”，引自杉本健司著：《古代中国的木材》，《东方学报》（Sugimoto Kenji，“Chugoku kodai no mokuzai nit suite”， Tōhō gakuhō ），1974年3月，第83—84页。

[11] 中原照雄：《清代谷物运输船上的商品流动》，《史学研究》（Nakahara Teruo，“Shindai sōsen ni yoru shōhin ryūtsū ni tsuite，” Shigaku kenkyū ），1959年第72期，第69页。

[12] 引自林鸿荣：《四川古代森林的变迁》，第168页（ 应为第166页。——译注 ）。粗体是后加上的。

[13] 仇兆鳌注：《杜少陵集详注》，4册，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现刊第2册，原刊第4册，第9卷，第107页，“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我用过去时态译这首诗，因为在此处所引的下一首诗中，似乎它们已生长，而这两首诗大概作于同一时期。（ 本书系用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纸型校订重印。原书装分订十册，每册面数各自起迄。现合订四册，目录、页码照旧。——译注 ）

[14] 郭正忠著：《宋代盐业经济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江”相当于现在的重庆。（ 作者对“江”的理解有误。此处引文之前的原文是“有布濮水，从布濮来合火井江。”这里的“江”即火井江，《水经注》作“文井江”，径古城临邛。——译注 ）

[15] 很可能意指沿着管子“将其排出”。（ 指的应该是拽着竹筒走。——译注 ）

[16] 插图见李约瑟、王玲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4卷，第2分册《机械工程》（J. Needham，Wang Ling，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4.II，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371页。这一段在该书第142—143页作了讨论，但并非完全令人信服。因为正如第371页所表明的，它暗示这里提到的是“活塞风箱”，而不是我所说的“瓣风箱”。

[17] 宋应星著：《天工开物：17世纪中国的技术》（Sung Ying-hsing， T'ien-Kung K'ai-Wu ： Chinese Technolog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孙任以都、孙守全译，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16-123页。

[18] （清）李沅撰：《蜀水经》（1794），2册，成都：巴蜀书社1985年再版，第1册，卷4第15a—16a页。（ 15a，指的是第15页a面，从左往右算。下同。——译注 ）非常感激孙万国博士惠赠此书。

[19] 按出现的顺序，这一段翻译的地名分别是：狮子桥、四望溪、大宁、咸水（ 与淡水相对，不是地名。——译注 ）、自洞（ 指咸水自洞中流出，也不是地名。——译注 ）、云安、温汤、犍为、富顺和川北。

[20] Ipomoea aquatica .

[21] Areca catechu .

[22] Piper betle .

[23] 这里的梧子译成 Firmiana 也许是误认。可能指的是其他某种带翅果（winged seed）的物种。

[24] Arenga pinnata .

[25] Livistona chinensis .

[26] Tilia miquelana .被误认为是佛陀在其下得道的菩提树（the Bo tree）。

[27] Glyptostrobus pensilis .

[28] Aquilaria agallocha .

[29] 大熊座（ Ursa major ）。

[30] 例如，参见J.贡达著：《印度的宗教》，第1卷《古老印度教的吠陀经》（J. Gonda， Les Religions de l'Inde ，vol.1，Vedisme et hindouisme ancien），译自德文，巴黎：柏姿（Payot），1979年，第378—380页。

[31] S.古哈著：《1200—1991年印度的环境与种族》（S. Guha， Environment and Ethnicity in India ，1200-1991），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154页。关于最近几百年和英国统治的情况，也可参见第49—53页和第136—137页。

[32] 李清编辑（ 实为青海省民委少数民族古籍整理规划办公室整理，李清为该书责任编辑。——译注 ）：《青海地方旧志五种》（清），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再版，第237—240页。 EAA679mzcGnkksX6nAiMubDV23GNxJWzYVlXsqRB77lONiZGFuQsgwgONn/GuQk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