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森林滥伐概览

（ 19 ） 下面这首诗乃柳宗元所作，这位作者生活于公元8—9世纪之交，是一位哲学家和散文家。诗文反映了中国环境史上最漫长的一段历程： ^[1]

虞衡斤斧罗千山，

工命采斫杙与椽。

深林土剪十取一，

百牛连鞅摧双辕。

万围千寻妨道路，

东西蹶倒山火焚。

遗余毫末不见保，

躏跞磵壑何当存？

群材未成质已夭，

突兀崤豁空岩峦。

可见，曾经覆盖中国广大地区的古老森林被毁了。

有必要做些解释。这首诗富有政治意味，其中提及的树木蹶倒，暗指朝廷才华之士的损失。然而，这种带有强烈象征效果的景象，也反映了为人熟知的生态现实。“虞衡”是一种官衔，在上古指的是以保护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资源为己任之人。如今，一千多年之后，因官僚机制运转修改的扭曲，其含义几乎转向了反面，也即变成了负责为朝廷提供木材用于新的建筑的官吏。

（ 20 ） 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概括这一历程，那就是将这样的两个事实相提并论：两千年前，在中国的中东部，为制作一口棺材砍倒整棵树的现象仍属司空见惯。 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用木材做地板、楼梯、电线杆、矿井支架、铁路枕木、桥梁和棺材——空想之举吗？ ^[2] 如今，中国人均木材储量大约是每位居民10立方米，仅仅是世界平均值的1/8。 ^[3] 这一灾难的根源要追溯到古代。

滥伐森林并清除其他原生植被的原因不外乎三种。最常见的是为耕作和定居而砍伐，包括防范野生动物与火的威胁。第二种可能是为取暖、烹饪以及像烧窑和冶炼这类工业生产供应燃料而砍伐。第三种是为提供营建所需的木材而砍伐：如建造房屋、小舟、大船和桥梁需要木材。此外，打松树桩之类的其他形式的建设也需要木材；所谓打松树桩，即是将松树桩夯进沿海的淤泥滩，作为石砌海堤的地基。

到11世纪，在中东部地区燃料木材即将告罄。1087年，由于在今江苏省北部发现了煤，诗人苏东坡兴奋地为之赋诗一首。 顺便说一下，对第四联所涉矿物的译释，并没有从科学上加以考究：（ 该联译文是：No one had noticed the spatters of tar，nor the bitumen，where it oozed leaking，while，puff after puff，the strong-smelling vapors—drifted off on their own with the breezes。——译注 ）

（ 21 ） 君不见前年雨雪行人断，

城中居民风裂骭。

湿薪半束抱衾裯，

日暮敲门无处换。

岂料山中有遗宝，

磊落如 万车炭。

流膏迸液无人知，

阵阵腥风自吹散。

根苗一发浩无际，

万人鼓舞千人看。

……

南山栗林渐可息，

北山顽矿何劳锻。

这位诗人已意识到森林滥伐的危险，对前现代工业的燃料供应也产生了忧虑。

虽然中国人也曾为了使用、销售或怡情而种竹植树， ^[4] 但是这从未能弥补木材的损耗。在某些地方和一定时期，大火烧过、斧钺伐过之后，当然也还有树木再生。因此从地方上看，如果只是一味地认为树木在消失，未免过于简单。 ^[5]

为平衡一下毁林的情景，我们可以想一想博爱地区人工栽培的竹林，这地方靠近东北部的西陲。 （ 在河南省。——译注 ）在这里，灌溉使部分不毛之地变成了小福地。根据明代晚期的一段描述我们得知：

河内 八十三里，惟万北、利下一带，地傍有水渠，果木、竹园、药物肥茂可观，然此特十之一耳。其余……一望寥廓。有砂者，咸者，瘠者，山石磊磊，顷不抵亩者。

在这个时候，“亩”略低于7%公顷。 ^[6]

博爱地区从两条河流（ 即丹河、沁河。——译注 ）汲取供水。虽然并不清楚这一灌溉系统始于何时，但我们知道它在公元8世纪不得不加以修治，以清除堵塞河道的淤泥，到16世纪又是如此。因此，从水文上看，这里的灌溉网有些不稳定。它也可能因为战事和过度开发而受到了干扰，前者如12世纪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厮杀，后者如元初官僚对竹林的“竭园伐取”。由于时断时续的干旱会使竹子开花，随即枯死，这样，灌溉——即人类的干预——就很有必要。而在1690年大旱期间，当朝廷为了使漕运船更易通行而从丹、沁二河引水时，也对这里的竹林造成了损害。

（ 22 ） 风调雨顺之际，这一地区四季秀美，竹园“清幽”，居民筑居于水竹之间，因而饱受赞誉。17世纪晚期的一位诗人这样写到斑竹：传说一位古代明君（ 指舜帝。——译注 ）去世后，他的两位妻子哀恸不已，泪水将竹子染得痕迹斑斑：

万派甘泉注几村，

腴田百顷长龙孙，

养成斑竹如椽大，

到处湘帘有泪痕。

显然，决不是所有的发展都会对环境造成破坏。但不管好坏，都需要能持久地维持生计。

那么，与森林何干？一个原因是，茂密的森林会减轻风蚀和水蚀对表土的侵害。 ^[7] 帝制晚期有一些生动的描述表明，因人口压力大，人们不得不外迁，去开垦山地，短期种植玉米和甘薯之类的作物，这时他们就会造成破坏。生活在1786到1865年的梅伯言有一份经典记事，言及一群群擅自占地的“棚民”，游荡并开垦长江南部的山区，由此造成了破坏。 这份材料概括了帝制晚期环境危机的一个方面，类似的例子在其他许多地方也可以发现：

其[董文恪]任安徽[在东部]巡抚，奏准棚民开山事甚力，大旨言与棚民相告讦者，皆溺于龙脉风水 之说，至有以数百亩之山，保一棺之土。

而棚民能攻苦茹淡于丛山峻岭，人迹不可通之地，开种旱谷，以佐稻粱，人无闲民，地无遗利，于策至便，不可禁止，以启事端。余览其说而是之。

（ 23 ） 及余来宣城[在东部]，问诸乡人，皆言未开之山，土坚石固，草树茂密，腐叶积数年，可二三寸。每天雨从树至叶，从叶至土石，历石罅滴沥成泉，其下水也缓，又水下而土不随其下。水缓，故低田受之不为灾。而半月不雨，高田犹受其浸溉。

今以斤斧童其山，而以锄犁疏其土，一雨未毕，砂石随下，奔流注壑涧中，皆填圩不可贮水，毕至洼田中乃止。及洼田竭，而山田之水无继者。是为开不毛之土，而病有谷之田；利无税之佣，而瘠有税之户也。余亦是其说而是之。

嗟夫！利害之不能两全者久矣。

因此，树下累积的枯枝落叶能让雨水慢慢渗漏。 这种渗漏还可防止土壤被冲刷到下游的灌溉系统，而造成堵塞。表土层之下的土壤相当贫瘠，因而山民每隔三年左右就不得不迁移一次。这样，一旦树木消失，泥沙俱下，就会给下游的定居农业开发者造成更大的困难。

（ 24 ） 最终，部分流失的土壤沉淀下来，或沉积在河床、洪泛区，或沉积在三角洲。这样看来，帝制晚期珠江上游的森林滥伐，十有八九是珠江三角洲迅速淤积的原因所在。 ^[8] 黄河北部和南部各水道三角洲的扩展，还有长江三角洲的扩展，一定程度上都是这同一影响的结果，在更早的时期更是这样。于是，波浪和潮汐活动使沉积物来来去去，再一次的沉积，一旦河口不再起作用，情况尤其如此。1855年后，位于东部和东北部交界的黄河南面故道口的情形就是这样。据估计，之前的1194—1855年间，黄河南段河口 冲积层共增高了大约 10 米 ，这一时期又向大海水平延伸了大约90公里。 在1579到1591这非同寻常的13年中，水利工程师潘季驯设计的“束水攻沙”系统全面运转，三角洲以每年1.54公里的速度向海延展。 不管以何种方式，森林滥伐也潜在地造出了可耕地，这种情形在中国沿海地区出现的次数非常可观。

三角洲土地可以通过海塘与大海相隔，在盐分被冲洗掉之后成为圩区内的稻田。从技术上讲，“围田”是护堤环绕的区域，一年中其高度有时低于周围的水位。在长江下游的南岸，这种开垦方式很大程度上造就了江南地区。现如今该区域最大的城市——上海所在的地方，大约在13世纪才冒出海面。 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江南是“中国的尼德兰”。

总的来说，新的沿海农田形成之后，即使因保护和维系而占用了其他资源，它在经济上也是有好处的。问题出在了大河的中下游沿岸，黄河尤甚。

不过，黄河直到大约两千年以前才开始叫“黄”河，之前仅被称为“河”。将近公元前第一个千年之末，《汉书》称其河水六成是泥浆， ^[9] 这肯定有点夸大其词。譬如，现如今，即使在河口近海处，每立方米水（重1吨）当中平均泥沙含量也不过0.4到3.75千克。 而导致黄河变色的最可信的原因，则是秦汉两代农耕在西北部的推广。为发展农业，覆盖中游沿岸广大地区的草地被清除；为满足都城的木材需要，西北部东南方向的温带森林被砍伐。 土壤侵蚀伴随着悬浮沉积物的沉淀，使黄河河床升高，超出了周围的平原，只能靠人工堤坝才能稳住河床。没有堤坝，河岸会不时地溢洪。当溢洪减弱，其裹携力也就下降，负载的泥沙就被倾卸在洪泛区。直到最后，这条河总会决堤改道，从而水患连绵。

（ 25 ） 建造庞大河堤所需的技术——包括动员大量的人力——一定程度上是早期军事实践的产物。在早期帝国统一之前的战国时代，几个交战国沿国界修筑高大的城墙，并用它们导引洪水穿越敌国国境。 军事压力对经济技术和早期经济增长的推动这一主题，回头我们将在下面论述短期效益的章节里再说。

战国时代黄河堤坝后撤至离河岸约10公里处，目的是给洪水让路。从《汉书》得知，堤坝里面的“填淤”最后由于“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

在随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黄河堤坝以不同频率出现大决口，这反映了西北和东北部农耕与伐木强度的变化。数字不一定准确，而且记录中的变化可能衍生曲解。它们很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期的气候变化。不过，前后的差异却清晰可见，毫不含糊。

在汉朝的大部分时期，也即公元前186—公元153年，黄河堤坝大约每16年出现一次大决口。公元前66—公元34年间最为集中，频率上升至每9年1次。 大约在公元前6年，贾谊估算，每年落在黄河沿岸10郡（相当于县）的维修费是铜币“万万文”。如果不将这一数字当作修辞所需，而从面值来看，则高达上亿元。

接下来的400年里，向西北部的移民以及农业拓殖结束。气候变得更为寒冷，农民与牧民之间的边界在南移，草与森林重新生长。结果，黄河堤坝大决口的频率降至每50年一次或更少。 看来，戎狄的生存方式对环境有利。

大约公元500年的北魏末年，黄河中游的部分地区重新得到开垦，位于大转弯西北角的河套即是例证。当时，作为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的都城长安 ——可能是最大的——对木材和燃料也有大量的需求。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西北部的牧场加快向谷地转变。 公元788年，执掌西域东南边界周围地区——在今甘肃省——的节度使（ 李元谅。——译注 ）曾在此重建废城：

（ 26 ） 身率军士，与同劳逸。芟林薙草，斩荆棘，俟干，尽焚之，方数十里，皆为美田，劝军士树艺，岁收粟菽数十万斛。

在这里，军士常常是边疆土地的开发者。

从公元746年到905年也即唐代最后160年，黄河堤坝大约每10年决口一次。在随后的五代时期，这一数字上升至每3.6年一次。 从公元960年到1126年北宋中古经济革命的第一个阶段，其频率是每3.3年一次。 这还有些低估了，因为只包括了明确提及的决口，而没涉及大洪水。最严重的一次决堤发生在1117年，据说当时有一百多万人葬身于此。 这一数字如山峰一般，凸立于小灾导致的死亡记录之中，这竟然与事实相去不远。不管这一数字有多少水分，它都能清楚地表明，未得到善待的生态系统会给人类造成罕见的伤亡。

12世纪后期黄河开始改道， 常常夺占许多河道，而直到16世纪末之后，比较性的统计数字又一次具有了重要意义。1645年到1855年间的清朝大部分时间里，人口压力迫使人们在黄河流经的中游地带重新开垦脆弱的黄土地， 当时的黄河南部河道每1.89年就出现一次灾情。 ^[10] 见怪不怪了。

森林的第二大环境功能是维护供水的稳定及质量。 ^[11] 在这方面，1802年苏宁阿 对甘州供水的叙述提供了特别的例证；甘州位于西域地区的八宝山以北：

甘州人民之生计，全依黑河之水。 于春夏之交，其松林之积雪初溶，灌入五十二渠溉田。于夏秋之交，二次之雪溶入黑河，灌入五十二渠，始保其收获。

（ 27 ） 若无八宝山一带之松树，冬雪至春末，一涌而溶化，黑河涨溢，五十二渠不能承受，则有冲决之水灾。至夏秋二次溶化之雪微弱，黑河水小而低，则不能入渠灌田，则有极旱之虞。

甘州居民之生计，全仗松林多而积雪，若被砍伐不能积雪，大为民患，自当永远保护。

命运轮转，这场灾难正好发生于该世纪末。据1891年的一次旅行见闻所述：

设立电线，某大员代办杆木，遣兵刊伐，摧残太甚，无以荫雪，稍暖遽消，即虞泛溢。入夏乏雨，又虞旱暵。怨咨之声，彻于四境。

许多旅行者在叙述中将树的有无与水的好坏联系起来，当然，也没有明确阐释二者之间的关联。图理琛（Tulishen），满族的一位外交官，曾在18世纪初出使沙俄帝国，并探望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Torguts）。他引用随员噶扎尔图（Gajartu）有关北方故乡的描述对土尔扈特汗说：“山高峻险，林薮森密，溪河甚多”，加上“河水甘美。虽洼处停潦之水亦美无异。” [ 1712年（清康熙五十一年）5月，清政府组建出访土尔扈特汗国使团，使团成员有太子侍读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新满洲噶扎尔图、米邱及内阁侍读图理琛等。——译注 ]

（ 28 ） 位于西北部的西北、黄河环道以西的贺兰山或“骏马”山 （ 据国人考证，取“贺兰”为“骏马”之意有误。至于贺兰山名的由来，具体见沈克尼：《贺兰山名的由来》。——译注 ）或许可作为例证。茂密的森林一度覆盖此地，尔后却长期退化，导致河道部分干涸。西夏开国之君元昊曾在此地建避暑宫殿；西夏是一个兴盛于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的非汉族政权。该宫殿及之后的城镇建设需要大量的木材。据说，在西夏灭亡后很久，樵夫仍“于坏木中得钉长一二尺”。17世纪初以前的一段时间，浅山一带已“陵谷毁伐，樵猎蹂践，浸浸成路”，而高山地带仍“深林隐映”。1780年，宁夏府（在西北部）方志（即 《宁夏府志》。——译注 ）则记载说：“山少土多石，树皆生石缝间”。尽管这份材料似乎也表明西坡上仍有不错的植被，但它也使人联想到土壤侵蚀的情形。而且，这一方志进一步论道：

其上高寒，自非五六月盛夏，巅常戴雪，水泉甘冽，色白如乳 ，各溪谷皆有。以下限沙碛，故及麓而止，不能溉远。

因为缺乏更多的证据，很难知道这里的供水是否受到了破坏。虽然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气候很可能已更加干燥，也可能早在森林滥伐之前便是如此。帝制晚期森林滥伐确有其事，但涉及它对上述这般特别事例的影响时，保持审慎的态度也并非多虑。将来，等证据更为翔实后，研究者可能会质疑此等区区历史个案能否反映不同时代和地区的实际，抑或会重新解读证据。 ^[12]

森林也会影响小气候。 在温带，它们常常通过蒸发蒸腾作用以及遮荫来降低温度。 湿度也会随之上升。在一定条件下，它们往往可以增加当地的降雨，当然相反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13] 一些历史证据表明，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清除森林实际上减少了降雨，但在某些情况下，这甚至对人类有利。

地处南部沿海、靠近岭南与西南部 交界处的廉州 地区即是一例。据19世纪早期官修地理总志（ 即《嘉庆重修一统志》。——译注 ）言：

（ 29 ） 附山凿沟引泉，筑堤筑坝蓄水，近河造水车龙骨以激水。天时抗旱，则有水以资灌溉。修圳开渠，遇水可以消纳。分秧栽插，加粪耘籽，事久讲求。林间荒地，尽行开辟。不惟瘠土变为沃土，而沧海且多变为桑田……生谷之地，无不尽垦。

地貌的这一变化减少了“瘴患”，而“瘴患”可能是疟疾的一种。 该地区有一些疟蚊，如大劣按蚊（A. dirus ），它们在密林中危害最大。同样的叙述还有：

廉郡旧称瘴疠地，以深谷密林，人烟稀疏，阴阳 之气 不舒。加之蛇蝮毒虫，怪鸟异兽，遗移林谷，一经淫雨，流溢溪涧，山岚暴气，又复乘之，遂生诸瘴……

今则林疏涧豁，天光下照，人烟稠密，幽林日开。合（浦）、灵（山）久无瘴患，钦州亦寡。惟王光、十万暨四峒接壤交趾 界，山川未辟，时或有之，然善卫生者，游其地亦未闻中瘴也。

刘翠溶在台湾的小气候中发现了相似的变迁过程。原因在于，17世纪后期之后，大陆汉民迁徙到这里定居，并改造了该岛的平坦地区；他们将森林辟作水田，种植稻谷。19世纪中叶有人（ 指丁绍仪。——译者 ）评论道：“嘎玛兰（Gemalan）初辟，亦若雨多晴少，今则寒暖皆如内地，所谓瘴疠毒淫无有也。” 刘翠溶也认为，这里所描述的疾病，是由疟疾般的瘴患引发的。

（ 30 ） 将森林辟作稻田以便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疟疾的做法，目前谅必还是一个有待思考的问题。引发疟疾的疟原虫有好几种，某种疟原虫由这种还是那种蚊科按蚊属的某个成员携带，则视所涉及的地区而定，而这些按蚊所偏好的孳生地则各不相同。蚊子吸食某位疟疾患者的血液，结果就获得了疟原虫。它又按同一方式，用其唾液将这些疟原虫注入另一被叮咬者的血流之中。春天，雌按蚊在水面产卵，之后其生长的全过程约需三周时间。 ^[14] [ 蚊子的生活史可分成卵、幼虫（孑孓）、蛹和成虫四个阶段。——译注 ]有一种理论认为，通过稻农对水的控制，包括插秧前将田里灌满水，收获时再排干，一定程度上会减少蚊子成功繁殖的机会。但考虑到不同种类蚊子的孳生习性的差异，以及一些蚊子对流水的偏爱，这种理论是有问题的。 ^[15] 要降低疟疾发病率，最好是通过清除林木，让喜阴的蚊子——如上文提及的大劣按蚊——更多地暴露在直射的阳光之下。 ^[16] 否则，人口居住密度的提升，只会让更多的病患为当地的蚊子传递疟原虫，并使它们更容易叮咬潜在的新患者。当然，由于世代演替，在这些人身上也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免疫力。

因此，密林遮蔽，有利也有弊。

森林为鸟类和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 它们通常又是食物和药品的原料，也是其他原料的来源。对一个农耕社会来说，如果农作物歉收，森林则可作为可资依赖的储藏所。森林的萎缩或消失意味着失掉了 环境缓冲 ，从而会有损于安全——我们将经常回到这个主题上来。森林的消失相当于取消了百姓的环境保单，这反过来又会成为危害人与作物的渊薮。这种双重特征使得森林与人类的关系暧昧。

上古，猎取动物和鸟类为普通百姓提供了部分饮食。在《月令》这部可能编纂于公元前750年左右、部分是天子政令的作品中，有大量的禁令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例如，在季春，“田猎罝罘，罗网毕翳，馁兽之药，毋出九门。” 换句话说，在一年的这个时候，要休养生息，以备日后之用。尽管该文献所指时期大概早于其编纂之日，但不清楚它到底说的是哪个时候。

（ 31 ） 公元前500年有一个著名的道德故事（ 即《国语·鲁语上》记载的“里革断罟匡君”的故事。——译注 ），讲述了一个重要官员如何指责鲁公“贪无艺也”，在小鱼刚开始生长时就撒网捕鱼。 他说，在古之盛时，“鸟兽孕……兽虞于是乎禁罝罗”。同样，“兽长麑麇”。据说，兽用于“庙庖”。 这些禁令很可能反映了当时中国东北和西北地区正在萌生的“焚林而猎”的意识，以及对此加以阻遏的企图。

较早时期即公元前两千年出现的商王大规模田猎活动，主要目的可能不是获取食物，而是保护祭兽，训练军阵，并保护庄稼，甚至可能是游戏。 在早期农夫的世界里，森林环绕，鹿可能妨害谷物生长，老虎则被看作益畜，原因在于它们能减少鹿的数目。 然而，商人不仅能捕获鹿、狐狸、狼和獾等温顺的猎物，也能逮到大象、老虎和犀牛这类森林之王。商代拥有一个巨大的围猎场，远至今山东省泰山的西部和南部。中国本土这种大规模的狩猎，在随后的周代似乎并未延续，虽然汉赋《子虚赋》——下文第四章（第50—51页）（ 原著页码。——译注 ）翻译了一部分——对齐楚两国的一切事物极尽铺陈夸张，但一定程度上是别有所指的。我认为，它铺陈到极致能让人心潮澎湃，因为它们超越了现实。但同样地，如果想要抓住读者或取悦读者，所刻画的现象就不可能完全是人所不知的。

在上古，犀牛几乎与大象一样分布广泛，它们一般也可以通过放箭或设陷用火而加以捕捉。犀牛皮在上古的一千多年间用于制作中国兵士的标准甲胄。犀牛角被用作酒杯，再往后，则被碾成粉末，作解毒剂。 历史时期最常见的两种犀牛是小独角犀和双角犀。二者都栖居森林，每日需用水洗浴，以驱赶蚊子，而且都畏寒怕冷。公元8世纪后期，在唐代长安（在西北部）的宫廷兽苑里，有犀牛死于寒冬。宋代早期，在大约北纬23度的岭南，据传闻它们曾在地上打洞，以在冬季保暖。

（ 32 ） 到早期帝国之前，犀牛已离开地势较低的长江流域。到中期帝国之前，它们在西部已成稀罕之物。9世纪中叶，渠州（在西部）发现一头犀牛，在被带往都城观赏之后，当时在位的唐宣宗下令将它“复放于渠州之野”，因为他“虑伤物性”。此时，铁盔早已取代兽皮，犀牛从军需之源转变为珍奇之物。唐代诗僧齐己为朋友去岭南饯行时，曾浪漫地设想他所到之处皆是：

蛮花藏孔雀，野石乱犀牛。

这都是些关于性情相对温驯、基本上在夜间出没的草食动物的文学想象，也表明作者缺乏对野生动物的切身体验。

犀牛直到9世纪末还在西南部游荡，但现已在中国灭绝。在其漫长而结局不妙的南撤过程中，气候变化肯定是一个影响因素。对特定地区犀角贡品的需求，则迫使人们一直在猎取这一繁殖缓慢的动物；犀牛每产一胎，孕期达400到550天。 但通常，栖息地的毁灭或许才是症结所在。

历史上中原地区北境之外沿线，大规模狩猎别有不同，场面壮观但时断时续，与商业压力或官兵定期征收驱使下的狩猎形成了对比。423年，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北魏——当时仍主要统治大部分以游牧为生的拓跋部——皇帝（ 即拓跋焘。——译者 ）的一位谋士进谏说，如果他无法覆小邦而犒赏部下，“则校猎阴山 ，多杀禽兽，皮肉筋角以充军实。” 数年后的431年，拓跋部统辖下的三个北方部落的“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勒石漠南，以纪功德”。我们虽无法得知这些狩猎开展之处的地貌如何，但很可能至少部分是森林，大概也相当空旷。

（ 33 ） 在帝国全境波澜不惊的日常生活中，狩猎作为副业持续了数百年，直到森林逐渐萎缩或消失，狩猎通常十分困难，甚至根本不再可能。即便如此，在随后论述贵州（在西南部）和遵化（在东北部）的章节中我们将会看到，进入帝制晚期，救急的狩猎和采集如何为人们提供了生态缓冲，以弥补收成的不足。

国际市场的开放，远比妄自尊大的戎狄君王更具破坏性。刘翠溶描述了直到17世纪初台湾原住民如何在可持续的基础上猎鹿，甚至还越过海峡向福建省输出鹿皮和干肉。随着荷属东印度公司的到来，加上每年向日本出口鹿皮有时达100000多张，鹿群日渐减少。到该世纪末，在台湾南部，鹿基本上绝迹。随后的那个世纪，汉族农民开垦草地，使整个台湾岛的鹿几近灭绝。

随着树林的消失，鹦鹉这种主要呆在林地的鸟也变得稀少。它们体现了森林作为生物资源保留地的双重性。中国人欣赏鹦鹉。清代一位诗人 述及地处西北的临洮时说：

我忆临洮好，春光满十分。

牡丹开径尺，鹦鹉过成群。

它们能灵巧地躲避罗网，生性喜洁，（据说）有时甚至会拔掉油渍的羽毛，加上能模仿和应答人言，因而让人称赞不已。但是鹦鹉也有危害性。清代的一位观察者 在描述西部的大小金川地区时说道：

每岁莜麦成熟时，鹦鹉千百群飞，蔽空而下。绿羽璀璨，其声咿哑。农人持竿守护。有黠者设械穗间，俟翔集时，机发潜罥其足，可以生擒。

（ 34 ） 《南方异物志》（ 此文献作者不详，卷目无考。伊懋可翻译为“The Treatise on the Strange Beasts of the South”，不清楚其所用版本。——译注 ）提到，岭南各地，包括今天的广州地区，鹦鹉不计其数。“每群飞皆数百只，山果熟者遇之立尽。”在岭南山间石缝中生长着一种被称为“石栗”的果子，味似胡桃，“仁熟时，或为群至啄食略尽，故彼人殊珍贵之。” ^[17] 众所周知，笼养鹦鹉也有危险。“俗忌以手频触其背”，犯者将得“鹦鹉瘴”，这可能是某种鹦鹉热，“多病颤而卒”。

自然美不胜收，有时还让人眼花缭乱，但是，这种美不一定就意味着对人类健康有益。以孔雀为例。它们喜好的是稀疏的树林和灌木丛，而不是密林。这一物种在岭南曾非常普遍地存在，今天却独避西南。人类不仅毁灭了它们的栖息地，而且还因其美味——特别是油炸之后——而加以食用，造成其数量的减少。它们的羽毛也是帝国宫廷所需的贡品。但孔雀会毒化环境。根据清代的一位作家 的描写：

来宾 、南宁和浔州 [都在岭南]一带江水腥浊，与孔雀粪有关。水色时而碧，时而红秽，恶不可近。舟行百里无井，不得已以明矾澄清，加以消毒的雄黄，然后饮用。中毒的或泄泻，或作闷，十人中常有八九人。

华南和华中的密林中也有老虎藏匿，“牧子行人被其吞噬者不可屈指数”。 这偶尔会招致人类的报复。19世纪中叶，石达开描叙了一个使用火药的罕见事例。石达开是反清的太平天国的诸王之一。在和反叛的同僚闹翻之后，他率军出走，远征中国西部，从1857年一直持续到1863年，最后为清廷所覆灭。在施南附近的一个小镇， ^[18] 他的“探地兵”被老虎咬伤。石达开发现，这里的居民因害怕城外深山密林中的老虎，经常在夏天紧闭南城门。因此，他让手下一个王姓爆破能手，试探性地将山炸开一小段：

（ 35 ） 予登碑遥望，已睹浓烟四冒，忽霹雳一声，天崩地裂，山峰一小部分，已纷然下坠，树木拔根飞舞，野兽狂奔乱跑，不辨其为虎豹豺狼也。王某言，此特最小之炸力耳，半月后，当用大炸力去全部分，可令此间变为坦途，直通后山，而猛兽毒蛇之窟，一旦扫除尽净云云。

我们再一次不得不对森林作多种解释。

数百年后，树木提供的环境缓冲越来越减弱。这里有描写17世纪后期开始发生的句容饥馑的《榆树行》开篇诗句为证；句容位于江苏省，在南京的东南部：

句容城边古道旁，

榆树千株万株白。

枯干仅存皮剥尽，

饥民慊慊舂作屑。

这即是仅剩的活命之法了。

在晚期帝国的经济发展中，燃料和建设所用木材短缺，成为了人们为两千多年的森林砍伐所付出的日复一日的代价。结果，对很多地区的很多人来说，生活成了无休止的挣扎。清代关于山西省（在西北部）隰州的一些诗句描写的情况最为典型：

老翁负薪归，险巇行蹩蘖。

少妇远汲水，深涧瓦缶契。

长江下游地区的情形也一样。蒋廷锡赋诗六首，道尽了这一地区的诸般之缺，下面这一首是关于烹饪之薪柴的：

（ 36 ） 庭中多草莱，阶下多松竹。

朝取炊晨餐，夜拾煮夕粥。

松竹易以尽，草莱生不足。

朝持百钱去，暮还易一束。

湿重不可烧，漉米不能熟。

八口望曲突，嗷嗷难枵腹。

前月山中行，山木犹簇簇。

今从山下过，遥望山尖秃。

农民无以爨，焚却水车轴。

田事更无望，拆屋入城鬻。

虽然该诗文在修辞上可能有些夸张，但就其所表达的绝望情绪而言，也能找到其他的材料加以佐证。

环境掠夺则司空见惯。四处游荡的流民成群结队，足以威慑当地居民。有时，他们还会从事如下勾当：

支灶扳岸石，或拔墙上砖。

刈薪及坟树，松柏多摧残。

在社会等级的另一端，我们看到，清廷由于难以找到足够大的木材用于造船，不得不征用花园甚至墓地里的树木。根据大约17世纪末期的一首诗来看：

江南打船斫大树，

严檄浙河东西路 。

十围榆柳伐园林，

百尺松杉斩邱墓。

豪家贵门惜不得，

下里单寒何足数。

县吏持筹点树根，

号叫江村小民惧。

深山大泽已零落，

曲巷疏篱空爱护。

（ 37 ） 因而他滔滔不绝，对以前皇帝敕令所保护的墓地不再幸免感到震惊。

工业也受到了类似的影响。有一首大概写于18世纪中晚期的关于云南官办铜矿的诗，作者王太岳在其中表达了对林木储备即将耗竭的清醒认识：

材木又益诎，山岭童然髡。

始悔旦旦伐，何以供樵薪。

伐木出售成了大宗买卖，但这有点像拆东墙补西墙。大肆伐木提供了价值不菲的原料，但也造成了环境破坏。伐木业提供了急需的工作，一旦关闭，就将面临社会动乱的威胁。由于这种制度的关键在于伙计能否得到食物或有足够的工钱来购买食物，当谷价贵到连雇主都租不起伙计时，上述情况就有可能发生。或者说，在某个特定的地方，价廉物美的树木供应可能会枯竭。

下面的骈文诗反映了这样的焦虑，诗文出自严如煜的《木厂咏》，它大概描述了19世纪初期西北部的商业伐木情形。 有几点需要解释。第一行中的“终南”指的是位于渭河之南的一段山脉，其顶峰是太白山，高3000多米。 第二节末尾提到的两京出自汉唐等前朝文学上的起承转合用法，当时的确有两都并峙。清代的情形并不是这样。根据作者的注解，“天车”和“天桥”据说是用木制骨架造的；天车可能是缆索式集材机（cable skidder）的早期形式。 我猜测，“水脚”和“猴柴”分别指放排工和在行程末端将木材拖出水的人，于是新造了“water-jack”和“timber-monkey”这两个词，否则，就无法翻译。牛山是一座因森林滥伐而闻名的山，公元前4世纪的哲人孟子提到了它。他认为，牛山之光秃，与他生活其间的衰世之人性一样，都非本真状态。

终南势蜿蜒，接连太白横。

千里蔚苍翠，参天灌木萦。

名材挺杉栗 ^[19] ，松柏冬青青。

（ 38 ） 采之利民用，贩运遍两京。

锯者作梁栋，细亦供爨赪。

商人厚资本，坐筹操奇赢。

当家司会计，领岸度工程。

书办记簿册，包头伙弟兄。

森森连抱材，纵斧牵以绳。

天车挽坡岭，天桥度涧坑。

背板力任重，强健骡为名。

积聚待涨发，水脚趱溪泓。

猴柴堆谷口，嵯峨排木城。

一厂群工倍，大者千百并。

以渐开而进，约束似行营……

工徒半流徙，亿万倚以生。

前年生萌蘖，不逞湟弄兵。

扼吭仗健将，元恶戮鲲鲸。

民利讵能禁，患生亦可矜。

开采资商本，实赖时屡宁。

（ 39 ） 粮溅生计易，坐贪岁功成。

商利大于母，工徒聚如虻。

旱潦事难定，丰歉倏变更。

一年食已贵，再岁遂难撑。

斗粟值千钱，商绌工亦停。

纷纷食力佣，何自供使令。

况复牛山美，光濯乃常情。

虽云老林僻，坏地还可耕。

讵知采运时，一木百人轰。

蟠根地寻丈，种谷能几茎？

高寒剩硗确，五种异郊塍。

正如我们在随后章节将会一再看到的，帝制晚期中国前现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多方面都已接近于工业革命前夜的西方对手。市场主导生产，包括雇佣与解雇没有保障的劳动大军。有一支综合的管理队伍，能写会算，内部分工细密。当时人们自觉地改进所用技术。国家为商业活动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埋单。实用的经济需要得到了满足，但环境却在涸泽而渔的方式下被开发、破坏。相比之下，本章开篇提及的“虞衡”，因利润驱使而对资源的开发似乎断断续续，且力有不逮。

注释

[1] （唐）柳宗元著：《柳宗元集》，台北：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43卷，第1240—1241页，“行难路”（ 原文如此，可能因作者笔误。应为“行路难”。——译注 ）。

[2] S.D. 理查森著：《中国的森林与林学》（S.D. Richardson， Forests and Forestry in China ），华盛顿特区：岛屿出版社1990年版，第115页。

[3] 何博传著：《山坳上的中国：生态危机与发展》（He Bochuan， China on the Edge：The Crisis of Ecology and Development ），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中国书社1991年版，第29页。

[4] N.K.孟泽思：《林业》（N.K. Menzies，Forestry），收于李约瑟主编：《中国的科学与文明》（J.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第6卷第3册，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李约瑟请友人冀朝鼎题署的中文书名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国内一直这样使用。这里对英文版本名称按其本名译出。——译注 ）

[5] N.K.孟泽思：《云南省村民的环境史观点》，收于伊懋可、刘翠溶主编：《积渐所致：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N.K. Menzies，“‘The villagers’ view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Yunnan province，” in M. Elvin and T.-J. Liu，eds.， Sediments of Time：Environment and Society in Chinese History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 邓钢（肯特）著：《发展与停滞：前现代中国的技术连贯性与农业进步》[Deng Gang（Kent）， Development versus Stagnation ： Technological Continuity and Agricultural Progress in Pre-Modern China ]，康涅狄格州，西港：格兰沃德，1993年版，第XXV页。

[7] R.H.韦林、S.W.兰宁著：《森林生态系统：多尺度分析》（R.H. Waring，and S.W. Running，Forest Ecosystems ： Analysis at Multiple Scales ），第2版，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学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218页。

[8] 马立博著：《虎、米、丝、泥》（R.B. Marks， Tigers，Rice，Silk，and Silt ），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70、76—79页，以及第35—37、319—322、327—330页。（ 中译本系王玉茹和关永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译注 ）

[9] 藤田胜久：《黄河洪水控制举措》，《中国水利史研究》（Fujita Katsuhisa，“Kandai no Kōka shisui kikō”， Chūgoku sui rishi kenkyū ）（ 原文如此。作者此处对“水利史”的日文罗马字表记有误，应是suiri shi。——译注 ），1986年第16卷，第14页。

[10] 松田芳郎：《清代黄河洪水控制结构》，《中国水利史研究》[Matsuda Yoshirō，“Shindai no kōka shisui kikō”（The Structure of Flood Control on the Yellow River under the Qing Dynasty）， Chūgoku suiri shi kenkyū ]，1986年第16卷，第34—40页。

[11] J.詹尼克著：《图说森林百科全书》（J.Jeník， Pictorial Encyclopedia of Forests ），伦敦：哈姆林，1979年版，第152、154、156—157、169和210页。

[12] 尽管置身于另一种语境，但对这种谨慎的普遍需要，在A.格罗夫和O.拉克姆的《地中海沿岸欧洲的自然：一部生态史》中清楚地出现了（A. Grove，O. Rackham， The Nature of Mediterranean Europe ： An Ecological History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3] 关于这个问题的概述，参见R.G. 巴里、R.J. 乔利著：《大气、天气与气候》（R.G. Barry，R.J. Chorley， Atmosphere，Weather and Climate ），第5版，伦敦：梅休恩，1987年版，第338—348页。H.H. 拉姆著：《气候、历史与现代世界》（H.H. Lamb， Climate，History and Modern World ），伦敦：罗特勒基，1995年版，第329页，此处强调了低纬度地区可能具有的特质。曼恩也做了有用的总结，参见M.曼恩：《印度北部的生态变迁：1800—1850年恒河—亚穆纳河河间地森林滥伐和土地困境》，收录于R.格罗夫、V.达摩达然和S.桑万主编：《自然与东方国家：南亚和东南亚环境史》（M. Mann，“Ecological change in North India：Deforestation and agrarian distress in the Ganga-Yamuna Doab 1800-1850，” in R. Grove，V. Damodaran，and S. Sangwan，ed.， Nature and the Orient ： The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 ），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特别是第400—402页。

[14] M.波恩鲍姆著：《系统中的虫子：昆虫及其对人类事务的影响》（M. Berenbaum， Bugs in the System ： Insects and their Impact on Human Affairs ），马萨诸塞州，雷丁：埃迪森—韦斯利，1994年版，第230—237页。

[15] H.莫林著：《印度支那疟疾及其预防访谈》（H. Morin， Entretiens sur le paludisme et sa prévention en Indochine ），河内：远东出版社1935年版，其中列出了各种疟蚊。引自哈代：《20世纪越南移居》（Hardy，“Migration in 20 ^th century Vietnam”），参见下一个注释。

[16] 我将这一建议归功于安德鲁·哈代博士（Dr Andrew Hardy），他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一篇题为《20世纪越南高地移居史》（A history of migration to upland areas in 20 ^th century Vietnam）的著名博士论文的作者，参见导言第5页、第3章第19页、第4章第6—9页。第9章引用了一个消息提供者所讲述的家乡情况，“有一段时期疟疾流行，这时，森林仍然很茂密”（本书第263—268页大体上也有论述）。

[17] 嵇含著：《南方草木状》（ 关于这部著作的产生年代和著作者，目前学术界看法不一。——译注 ），李惠林将其注译成《四世纪东南亚植物》（Hui-lin Li， A Fourth Century Flora of Southeast Asia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132和146页。

[18] 现今湖北省恩施自治州，在北纬30°20'和东经109°30'，位于中原的西部边缘。这个镇即是南郊。（ 该地是施南府的南郊，而非一个叫“南郊”的镇。——译注 ）

[19] 想看看西方欧亚种栗树图片，以便对第二节诗中提到的“杉栗”有个大致印象，可参见詹尼克著：《图说森林百科全书》，第53页（ Castanea sativa ，西班牙栗）。 f6D4hVIPt2UE554dITPe2fokw1lGEabEV92HsZTsC7PlncBdUAwaaFp8Ynk+rP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