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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于北宋与辽朝相对友好的关系，南宋与金朝有灭国之恨，后来又面对更勇悍的蒙古铁骑，面临的军事压力更大，南宋社会的军事文化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
北宋时采取很多措施强化文治，提高文臣地位，压制武将。
南宋自立国开始更加依靠武将，自建立之初便抛弃了“守内虚外”、更戍法等成法，扩大了前线将领的权力，武将地位明显提高。史称“中兴四将”的岳飞、韩世忠、刘光世、张俊，以及刘锜、吴玠吴璘兄弟等均执掌大军，享有盛誉。
南宋庄绰的《鸡肋编》载：韩世忠看不起文人，给一个读书人起外号称“子曰”。赵构问他有没有这回事？韩世忠回答说，从今天起，我已改了。赵构很高兴，“以为其能崇儒”。哪知韩世忠接着说：“今呼为‘萌儿’矣！”“萌儿”即幼稚的孩子。赵构听了，只好一笑作罢。
南宋军事文化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研究军事在南宋社会掀起热潮，不少文臣武将就军事问题发表议论、著书立说，出现了所谓“武学热”。
北宋仁宗时，诏曾公亮、丁度编成四十卷《武经总要》，图文并茂，第一次对宋以前的军事思想、技术、装备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
神宗时，又诏朱服、何去非从历代兵书中精选《孙子兵法》《吴子兵法》等七部合成《武经七书》，钦定为武学考试的必读书目。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套系列军事教材。
唐代时就有武举考试，但偏重技勇，属初创阶段。北宋在中央、地方设立武学，招收武学生，教授武艺和军事策略，武举考试被纳入到科举体系之中，不仅考武艺，也要考“程文”即策论，武举制度遂臻于规整。
北宋多数时段处于和平环境，南宋长期处于战时或准战时状态，“武学热”进一步升温。
岳飞、韩世忠、刘锜、吴玠吴璘兄弟等名将熟悉兵法，精于韬略，攻守兼备，善于带兵，有自己独到的军事思想。
《宋史·岳飞传》载，岳飞嗜读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
《宋史·韩世忠传》载，韩世忠治军严格，与士卒同甘共苦，精于规划，“今克敌弓、连锁甲、狻猊鍪，及跳涧以习骑，洞贯以习射，皆其遗法也”。
史载，吴玠去世后，有人向吴璘咨问吴玠的制胜之道，吴璘说，“盖金人弓矢，不若中国之劲利；中国士卒，不及金人之坚耐”，用强弓劲弩洞穿金军重甲于数百步之外，使其难与我近距离交锋；占据有利地形派精兵反复出击，使金军不得休息，阻遏其坚忍之势，是以取胜。
吴璘并著有《兵法》二篇，其大意是，金军优势在骑兵、坚忍、重甲、弓矢，这正好是南宋军的短处，但南宋军可补足自身短处，反制金军长处，具体办法是：用分队骑兵制其骑兵，以反复攻击制其坚忍，以劲弓强弩制其重甲，以远程弓弩制其弓矢，以强弓制其软弓（即金军的骑弓，其射程和穿透力不如步弓）。
吴玠吴璘兄弟的军事思想显示出二人基于实战对金军特点及克敌制胜战法的深入思考。
南宋的许多文臣特别是一些参与过军事活动的文臣也十分留意军事，出了一批重要的军事著作。
孝宗朝名臣、永嘉学派代表人物陈傅良撰写了《历代兵制》，以时间先后为序，记述了自周代至北宋各朝的兵制及沿革，包括兵种、军队建制、兵员数额、将校设置、兵员征集、兵赋徭役、军功爵赏等，强调居重驭轻，抑制将权，严格治军。这是中国古代唯一一部通史体例的兵制专著。
南宋初，德安（今湖北孝感市）知府陈规撰写了《守城机要》《〈靖康朝野佥言〉后序》，与另一人所著的《德安守御录》汇编为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部守城专著——《德安守城录》。陈规强调“以攻为守，守中带攻”，提出“二城三壕”，即由外及里构筑“外壕—羊马墙—主城墙—里壕—里城”的建城主张。他十分看重石炮（投石机）的作用，说不要把炮置于城外或城头，而要设在城内，确保自身安全，同时在城上设观察点纠正射击方向和精度。这与现代炮兵理论何其相似！陈规还是个发明家，发明了一种叫“竹火枪”的喷火器，被兵器史专家认为是现代管形火器的鼻祖。
隆兴和议后，辛弃疾向孝宗上奏《美芹十论》，反对保守防御，提出“出兵以攻人”，不要“坐而待人之攻”。主张出其不意，从山东入手伐金。他后来又作《九议》上呈主战派领袖虞允文，以刘邦、项羽率吴楚子弟北上灭秦的史实，驳斥了当时流行的所谓“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的观点。
武学热的升温，反映出南宋军争的加剧，以及朝野上下对军事问题的高度关注，这无疑有助于南宋将领、守臣提高军事素养，更专业地对待战守问题。但，与北宋一样，南宋皇帝均奉行右文抑武之策，军事上趋于保守，有这样的大前提，武学热对提升南宋军队的战斗力影响有限。相比于贡举出身的文官，两宋武举出身的武官地位、待遇较低，多追求换成文官资格。主战的辛弃疾上《美芹十论》后，未得孝宗重视，他在孝宗朝也一直未获大用，而孝宗被公认是整个南宋王朝中最具有恢复思想的君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南宋一朝在国防与军事问题上的基本态度：防守重于进攻，维持现状重于恢复河山。
“兵家至圣”孙子在《孙子兵法》第一篇《计篇》中提出了著名的“诡道”十二法：“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紧接着总结说：“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意为，这些谋略都是军事家指挥艺术的奥妙精髓，不会事先传授他人。兵法战策毕竟只是理论，说得再好、再妙，也须实战检验。事实上，两宋名臣、名将几乎无一人出自武学、武举，杰出的将帅都是从战场中走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