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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00年在西历中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它标志着一个新世纪的开始。
对南宋和金朝而言，这却不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年份，是为南宋庆元六年、金承安五年，两国已分别走过了七十三年和八十五年，两国内部没有出现大的变乱，两国之间也未爆发战争。
南宋时值第四代皇帝宁宗赵扩在位，韩侂胄当政。三月，理学宗主朱熹去世，享年七十岁。这算是一年中南宋历史上发生的最大的一件事。
此前，在参知政事京镗的帮助及言官弹劾下，韩侂胄的政敌、与朱熹交厚的当朝丞相赵汝愚被罢相，贬死。韩侂胄继而发起“庆元党禁”，打击理学。朱熹即将下葬时，右正言施康年上书称：为防止他的学生们聚会，妄谈世人之短长，谬议时政之得失，应对葬礼进行监视和限制。宋廷采其议，送葬者寥寥。
作为此事的反弹，九月，婺州进士吕祖泰击登闻鼓上书请斩韩侂胄，驱逐韩党、签书枢密院事陈自强，要退休在家的故相周必大接替。施康年等认为周必大是吕祖泰的幕后指使，对他攻讦了一番，吕祖泰被杖一百，流放。
赵宋皇室流年不利。
六月、八月，太上皇后李氏、太上皇光宗，也就是宁宗的双亲先后去世。
十一月，宁宗韩皇后病死。韩氏系韩侂胄的侄孙女。
另据史料记载，这年出生的宁宗第二子赵坦在八个月大时夭折，而这个赵坦竟是他所有八个儿子中寿命最长的一个。
宁宗心情大坏，诏明年改元嘉泰。
金朝一方，这年最大的事是，在第六代皇帝金章宗完颜璟主持下，修成了壕堑。壕堑又称“界壕”“成吉思汗边墙”，亦即我们俗称的“金长城”。
中外史家公认，13世纪是蒙古人的世纪，蒙古实现了崛起并称雄世界。
凑巧的是，《续资治通鉴》在卷一五五即1200年的纪事中第一次提及蒙古：
先是金有司议于西南、西北路沿边筑壕堑以备蒙古，役未就；御史台言所开旋为风沙所平，无益于御侮而徒劳民。
并继续写道：适逢天旱，金章宗咨问原因，平章政事张万公说是因劳民已久，伤了祥和之气，应按御史台的意见停止修筑。章宗后来以司空完颜襄为枢密使巡视北边，督促军人、民夫将壕堑修成。由于工期急迫，只草草筑了城墙，缺少女墙等设施。章宗于是再令西北路招讨使通吉思忠继续增缮，用工七十五万，不用百姓，只用军人，终于将这个浩大工程完成。章宗下诏对通吉思忠予以嘉奖，厚赐银币。
13世纪是一个刀光剑雨的世纪，但它的开局之年看上去却波澜不惊。
所谓“风起于青萍之末”。许多大事往往在若干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回头看时，才会发现当初的端倪。
韩皇后的去世便是一例。
韩皇后去世三年后，宁宗宠信的杨贵妃被册立为新皇后，谁也没有想到，这次册立会对南宋朝堂政治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议定新皇后人选时，韩侂胄主张立性格柔顺的曹美人，反对立杨氏，理由是，她熟读历史，性格警敏，善弄权。但杨氏一通枕头风吹下来，宁宗最终还是立她为后。
杨皇后由此记恨韩侂胄，心底与他结仇。她认一个叫杨次山的大臣为义兄，网罗朝中同党，组成了一个反韩侂胄的集团，南宋朝堂政治由此进入到一段波谲云诡的时期。
金长城的筑成又是一例。
一个征服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竟也筑起了长城，其发出的信号是多么异乎寻常！
金长城长达数千公里，它不只是就地挖沟，而是由壕沟、城墙、边堡构成的多层次防御体系。先要挖一条外壕，然后利用挖出的土在壕沟内侧夯筑一道边墙。在有些重点地段，还要在边墙的内侧再挖内壕、筑内墙。在界壕的一定距离内，通常在五至十里筑起边堡，设马面、烽火台，由军人把守。
自金熙宗时开始，金朝便在西北、西南边境与蒙古诸部的交界处修筑长城。
金世宗时进一步加快修筑进度，在金蒙边界的泰州（今吉林白城子南）、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抚州（今河北张北县）、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形成四个中心防御据点，面向西北蒙古高原呈放射状分布。
金长城最初修筑在较平缓的草原地带，后来继续修筑的也多选择在山麓缓坡和平地上，到金章宗时，由于塞北多风沙，金长城大都被埋，不得不多次增缮。
大修长城，给金军将士带来巨大消耗。而正如汉人王朝的历史经验，长城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安全问题。秦始皇大修长城，匈奴照样南侵。明朝大修长城，虽一度阻遏了蒙古诸部、清兵的进攻，但吴三桂不战而降，献出山海关，令长城防线顷刻瓦解。
大修长城，并不意味着金朝国防的加强，恰恰相反，它意味着此时的金朝正面临来自北方蒙古的严重威胁，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老大帝国行将没落。在记述金长城修成这件事后，《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五紧接着写道：“论者谓金之国势自兹弱矣。”而就在金长城修成的十余年后，成吉思汗率领蒙古大军轻易越过它，对金朝展开凌厉攻势。
韩皇后的去世以及长城的修成，对宋金两国的历史走向均产生了不小影响。而有些影响后世历史的因素甚至于发生得相当早、相当久远，这些因素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并不见得有多么明确、强烈，而是若隐若现。
在《续资治通鉴》公元1200年的纪事中，宋金之间并无半点开战迹象，但战争说来就来。
战争的发动者、主政南宋的韩侂胄对内打击异己、理学，对外力主北伐、恢复。
韩侂胄为什么力主北伐、恢复呢？
有人认为，韩侂胄之所以要北伐，是为继承四十年前孝宗皇帝隆兴北伐的遗志。
有人推得更远，认为韩侂胄的曾祖是北宋中期名臣、长期主持对西夏战争的魏国公韩琦，这个出身，促使他致力于北伐、恢复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