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本书成书过程漫长，而且费尽心力，如同一场智识上的奥德赛之旅。一路走来，欠下的感激就够写一篇长文了。从成为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一年级新生，拉班（Laban）教授向我（初次）介绍修昔底德，到如今在哈佛大学每月都会见面的中国工作组，我每天都在学习贯穿于本书的分析方法。我的资深论文导师克兰·布林顿（Crane Brinton）（《革命的剖析》的作者）教我认识历史中的模式。在牛津大学学习分析哲学时，我从A.J.艾尔（A.J.Ayer）、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和彼得·斯特劳森（Peter Strawson）那里学到了概念框架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差异。作为一名哈佛大学的博士生，我拥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能够获得三位善用历史来分析当下挑战的学界泰斗的指导，他们分别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欧内斯特·梅和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我的博士论文考察了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阐明政府决策的复杂性，以及超级大国核武库所构成的特殊危险，这些核武库在对手之间焊接了牢不可破的纽带。

在冷战期间，我有机会学习和帮助人们理解这一切实存在的威胁，并作为顾问、导师和参与者制定战略并最终打败“邪恶帝国”。我有幸为这些人工作过：罗纳德·里根总统和他的国防部长温伯格（Weinberger）（我担任特别顾问）、比尔·克林顿总统和他的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彭（Les Aspen），以及比尔·佩里（Bill Perry）（我担任助理国防部长），从温伯格到阿什·卡特（Ash Carter）（我曾为其国防政策委员会服务）的12位国防部长，从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特纳（Stan Turner）（我曾担任特别顾问）到戴维·彼得雷乌斯（David Petraeus），以及更多的同事。

但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学，尤其是哈佛的肯尼迪政府学院，在总体上滋养和塑造了我的思想，特别是这本书中的思想。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我有幸担任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阿尔·卡恩塞尔（Al Carnesale）、小约瑟夫·奈（Joe Nye）和我领导了“避免核战争”的项目，招募了大量的初级教员和博士后，试图了解如何充分限制核竞赛，使致命的对手得以生存。在后冷战时代，我曾担任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负责人，在那里许多教职员工和同事向我传授了有关国际事务中最重大挑战的知识。自始至终，我都有幸参与到A.N.怀特黑德（A.N.Whitehead）所说的“年轻人和年长的人在富有想象力的学习追求中走到了一起”的项目中。

我继续从贝尔弗中心中国工作组成员那里有关中国的教程中受益。工作组成员包括霍斯·卡特莱特（Hoss Cartwright）、欧立德（Mark Elliott）、傅泰林（Taylor Fravel）、凯利·西姆斯·加拉格尔（Kelly Sims Gallagher）、保罗·希尔（Paul Heer）、江忆恩（Alastair Iain Johnston）、柯伟林（William Kirby）、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ahar）、梅根奥沙利文（Meghan-O'Sullivan）、德怀特·帕金斯（Dwight Perkins）、芮效俭（Staple-ton Roy）、陆克文（Kevin Rudd）、安东尼·赛奇（Anthony Saich）、傅高义（Ezra Vogel）和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为了能透彻理解中国经济，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一直给予我耐心的帮助，是我的主要领路人，同时，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her）、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等人也给予了支持。在运用历史进行分析时，与我共同发起哈佛应用历史项目的尼尔·弗格森一直贡献巨大（most valued），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德鲁·福斯特（Drew Faust）、弗雷德里克·洛格瓦（Fredrick Logevall）、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史蒂夫·米勒（Steve Miller）、理查德·罗斯克兰斯（Richard Rosecrance）和斯蒂芬·范·埃弗拉都提出了充满智慧的建议。

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言：“写书是一种冒险。一开始，它只是一个玩物和消遣方式。然后它变成了情人，再变成主人，接着成为暴君。最后一个阶段是，就在你即将接受它奴役的时候，终于杀死了怪物并将它示众。”

与我之前的书不同，很多人帮助我杀死了这个怪物。主编乔希·布瑞克（Josh Burek）一直是我灵感、洞察力和奋斗到底决心的源泉。他的得力干将亚当·西格尔（Adam Siegel），在管理研究助理和学生的过程中展现了坚持不懈的优秀精神和过硬的技能，研究助理和学生包括：杰恩·贝克（Jieun Baek）、利奥·本科林（Leore Ben-Chorin）、埃德尔·迪克斯坦（Edyt Dickstein）、克里斯·法利（Chris Farley）、保罗·弗莱奥利（Paul Fraioli）、埃莉诺·弗莱奥利（Eleanor Freund）、埃克·弗莱曼（Eyck Frey-mann）、乔什·戈德斯坦（Josh Goldstein）、苔丝·海尔格伦（Tess Hellgren）、阿琼·卡普尔（Arjun Kapur）、扎卡里·凯克（Zachary Keck）、内森·列文（Nathan Levine）、韦斯利·摩根（Wesley Morgan）、威廉·奥索夫（William Ossoff）、克里安娜·帕帕达基斯（Krysianna Papadakis）、萨姆·拉特纳（Sam Rat-ner）、亨利·罗马（Henry Rome）、蒂姆·桑多尔（Tim Sandole）和赖特·史密斯（Wright Smith）。特别感谢约翰·马斯科（John Masko），他在附录1中大胆地编辑了修昔底德陷阱案例文件的初稿。两位杰出的学术新秀作出了重要贡献：本·罗德（Ben Rhode），他帮助我打开了通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门；还有赛斯·贾菲（Seth Jaffe），他熟练地评估了修昔底德陷阱在古希腊的原始实例。

鲍勃·布莱克威尔（Bob Blackwill）、尤里·弗里德曼（Uri Friedman）、迈克尔·玛蒂娜（Michael Martina）、吉姆·米勒（Jim Miller）、小约瑟夫·奈、麦克·萨梅耶（Michael Sulmeyer）、马克·托赫（Mark Toher）、文安立（Odd Arne Westad）、阿里·温尼（Ali Wyne）和鲍勃·佐利克（Bob Zoellick）审读了本书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宝贵意见。

以上值得尊敬的团队成员为这本书的修正和改进提供了有益的反馈意见。如果还有什么其他的错误，都应由我本人负责。

贝尔弗中心的执行董事加里·萨莫雷（Gary Samore）和帕蒂·沃尔什（Patty Walsh）都极其优秀，因为他们的努力工作使中心在我撰写此书过程中一切运行正常。我的同事本·克雷格（Benn Craig）、阿里尔·德沃金（Arielle Dworkin）、安德鲁·法西尼（Andrew Facini）、安德里亚·海勒（Andrea Heller）、亨利·坎普夫（Henry Kaempf）、西蒙娜·奥汉伦（Simone O'Hanlon）和莎伦·威尔克（Sharon Wilke）都在幕后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谢谢你们。

感谢我的经纪人，迈克尔·卡莱尔（Michael Carlisle），他很早就看到本书的潜力，且从未动摇。霍顿·米夫林·哈考特（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团队在管理我的手稿和处理我的情绪波动方面值得赞许，该团队的成员有：拉里·库珀（Larry Cooper）、洛里·格拉泽（Lori Glazer）、卡拉·格雷（Carla Gray）、本·海曼（Ben Hyman）、亚历山大·利特尔菲尔德（Alexander Littlefield）、艾莎·米尔扎（Ayesha Mirza）、布鲁斯·尼科尔斯（Bruce Nichols）、塔林·罗德（Taryn Roeder）。

最重要的是，我很感激我的妻子伊丽莎白，她不仅是我一生的挚爱，而且成为了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在回顾本书每一个章节时最体贴的现实检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