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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雅典的势力到达了一个人尽皆知的顶峰，并且开始侵犯斯巴达的盟友。正是在此时，斯巴达人感觉到这种形势再也无法让人忍受，决定发动这场战争，动用自己全部的力量来打击雅典，并且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要摧毁雅典的势力。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选了一门古希腊语课。那一整年我们基本都在学新的字母、词汇、句型和语法。但是我们的教授向我们保证，如果我们努力学习，在第二个学期结束前，我们就能读色诺芬的《长征记》了。而在那之后，他用一个“奖励”来鼓励那些在第二年仍能出类拔萃的人：读懂修昔底德。
我至今还能记得他激动的语调：修昔底德！他在说出这个雅典历史学家的名字时带着一种激动和敬畏。对拉班教授来说，古希腊代表着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只有掌握了原来的语言我们才能从他所认为的“历史之父”那里取得真经。虽然我们的教授也十分欣赏希罗多德（Herodotus），但他坚持认为修昔底德才是专注于捕捉“历史原貌”的第一人
。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诠释结合了一个记者对于细节的关注、一个研究者在诸多相互矛盾的解释中对真相的追寻，以及一个历史学家找到隐藏在纷繁复杂事件背后的根本原因的能力。正如拉班教授所教授的，修昔底德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现实政治或者说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的先驱。由于我是一个要研究世界政治的学生，所以我决心要拿下拉班教授所说的“奖励”——最后我也的确得到了。
修昔底德对自己的生平鲜有着墨。我们知道他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是雅典——当时最强大的两个古希腊城邦之一——的公民。我们还知道他是一个流亡的将军，在一场大战中流离于地中海地区。那是一场撼动了古代世界的冲突，他的雅典同胞对抗当时最强大的城邦斯巴达，最终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那场战争的定调之作，也是西方文明的杰作之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一本经典，不仅被历史学家和古典主义者们研究，也被世界各地的大学和军事学院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们探讨。
正如修昔底德在其作品的介绍中所解释的那样，他写作这本战争史的目的是要帮助将来的政治家、军人和公民们理解战争，以使他们能避免前人所犯下的错误：“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未来如果不是过去简单的镜像，至少与过去是相似的。如果我写的历史对那些想要知道过去真相来理解未来的人有几分用处的话，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作为一个“应用历史学家”，他的想法与后来的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不谋而合：“往回看得越远，往前才能看得越远。”
从修昔底德那里，我和我的二年级同学们了解到在雅典和斯巴达的大战之前存在一个颇长的和平期。我们读到雅典对于民主制度的宝贵尝试以及其前所未有的、在每个领域都有创造性成就的涌现。这些古希腊人发明了哲学、戏剧、建筑、雕塑、历史、海战等等，并且把并非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带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无论文明如何演进，苏格拉底、柏拉图、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伊克蒂诺斯（帕特农神庙的建筑师）、狄摩西尼、伯里克利这些人也仍是巨擘。
修昔底德书写了历史，这样我们才能了解这些得以和平共存数十年的城邦如何陷入一场致命的战争。其他观察者或许强调了大致的原因，但修昔底德则是直达事件的核心。他写道：“至于斯巴达和雅典打破休战状态的原因，应该首先描述一下它们相互抱怨彼此的缘由，以及它们几次利益相冲突的事件。”但是，他警告说：“战争的真正原因最有可能被这样的论调所遮蔽。”
在这些诱因之下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他将关注点聚焦于此。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让战争“无法避免”的，“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
这一现象我将之命名为修昔底德陷阱：即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到守成国的主导地位时，会引起严重的结构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仅是非同寻常的、未曾预料到的事件，哪怕是外交事务上一丁点的寻常火苗，都能够引发大规模的冲突。
修昔底德将这一动因如何把雅典和斯巴达推向了战争解释得很清楚。他写道，雅典和斯巴达在一场驱逐波斯人的大战中联合双方兵力后，开始着手和平地管控双方的战略性竞争。它们成功解决了一系列可能引发战争的危机，其中包括谈成了《三十年和约》。它们认识到了两个城邦文化、政治体制和利益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激烈的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它们也知道，战争会带来灾难，因此下定决心要找到避免战争的方式以保全自己的利益。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两个伟大的希腊城邦最终走向给双方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冲突呢？长达六百多页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每一页都呈现了最终导致这场毁灭性战争的曲折细节。
关于两大城邦之间以及其他弱小一些的希腊城邦——如弥罗斯（Melos）、麦加拉（Megara）、科西拉（Corcyra）以及其他许多城邦——的外交往来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颇有指导意义的治国之道。但修昔底德主要的故事主线是把雅典和斯巴达推向战争的作用力：雅典不断的崛起和斯巴达与日俱增的担忧，斯巴达担心雅典会威胁自己在希腊的主导地位。换句话说，修昔底德的主要议题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以及由此诱发的古代世界中两个最强城邦间想要避免、却最终没能幸免的一场大战。
在公元前490年波斯入侵希腊之前，斯巴达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已经持续超过一个多世纪了。斯巴达是一个位于希腊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城邦，在陆上与几个中等大小的城邦相互竞争，同时还得应对国内难以训教的黑劳士
，这些人口与斯巴达自身的公民人口比例是7:1。
在今天，斯巴达仍然是一种尚武文化的象征。从它的家庭到它的政府，其整个社会的组织原则就是要将战斗的活力和力量发挥到极致。斯巴达的当权者只允许身体条件最完美的婴儿生存。他们将年满7岁的孩子从家庭中带走，让他们入读军事学院，在那里他们被训练、磨砺，为战争作准备。男子可以在20岁时娶妻，但必须继续以营房群居，吃一样的饭，并且每天训练。只有到了30岁，为斯巴达城邦服务了23年之后，他们才能获得完全的公民身份以及加入议会的权利，这和雅典议会被保守、年长的贵族占领的情况有所不同。斯巴达的公民直到年满60岁才能免除兵役。斯巴达把军事价值观——勇气、英勇和纪律——推崇至无以复加的地步。正如普鲁塔克所说，当斯巴达的母亲们将自己的儿子送往战场时，她们告诉儿子们“要么凯旋，要么战死”
。
相反，雅典则是一个匍匐在干燥贫瘠的阿提卡海角的港口城市，对自己的文化引以为傲。高耸和人迹稀少的山脉将雅典与希腊大陆隔绝开来。雅典一直以来是个贸易国家，穿过爱琴海来贩卖橄榄油、木材、织物和珍贵宝石的商人源源不断地向这里提供商品。与斯巴达军事国家的状态不同，雅典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学校接纳来自希腊各地的学生。在几个世纪的强人统治之后，雅典也开始了一个大胆、新奇的政治实验，并称之为“民主”。雅典的议会和五百人会议对所有自由男子开放，并在那里作出所有的重要决定。
在公元前5世纪之前，希腊世界基本是没有联系、相互分散的自治城邦。但公元前490年波斯的入侵让希腊人前所未有地团结到一起，同仇敌忾。随后的温泉关战役，300名斯巴达精锐战士以牺牲自己的方式拖延住波斯军队，为后方的希腊联军争取了宝贵时间。在萨拉米斯海战中，一支由雅典率领的联合舰队战功卓越，以一敌三击败了波斯舰队。公元前479年，希腊联合军第二次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波斯军队，而这一次之后，波斯一蹶不振，不再侵犯。
意识到自己在希腊胜利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雅典立志成为希腊最强大的城邦之一。事实上，紧随波斯军队撤退而来的是，雅典城邦经历了惊人的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复兴。其经济的繁荣吸引了全希腊的贸易商和海员服务于海洋贸易。随着贸易量的增长，雅典增加了一支商船舰队补充其正式海军，而这个时候，雅典的海军规模已经是离它最接近的对手的两倍了。
较远的科西拉是唯一一个有相当规模舰队的希腊城邦，紧随其后的是斯巴达的主要盟友科林斯。但是，这两个城邦都不会对雅典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雅典人在波斯战争中令人惊叹的胜利已经证明，船员们的技术素养远比舰队的规模重要得多。
在公元前5世纪，雅典逐渐将原来用于打击波斯人的防御性同盟网络转变成了事实上的海洋帝国。雅典要求同盟们承担相应的负担，残忍压制诸如纳克索斯（Naxos）等企图摆脱雅典控制的城邦。到公元前440年前，所有的雅典殖民地，除了偏远的莱斯沃斯（Lesbos）和希俄斯（Chios），都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海军，转而付钱给雅典以寻求保护。之后雅典急速扩张在该地区的海洋贸易联系（这种新创建的贸易体制让许多更小的希腊城邦比以往更加繁荣，联系更加紧密）。雅典政府资金充足，资助了一大波文化建设浪潮，涌现了很多之前从未有过的文化工事（比如帕特农神庙），多次排演了索福克勒斯的戏剧。虽然希腊其他一些城邦对此越来越不满，但雅典人却认为他们帝国的扩张竟全是温和无害的。事后雅典人向斯巴达人解释说：“我们的帝国并非通过暴力获得，因为盟友们都是自己向我们靠拢的，自发地要求我们领导他们。”
斯巴达人对这样的惺惺作态感到好笑。他们知道雅典人与自己一样既无情又满口谎言。但斯巴达的不信任也反映出两个大国在政治和文化概念上的鲜明反差。斯巴达的政治体制是一种混合了君主制和寡头制的混合型政体。它较少干预遥远国家的事务，而是专注于防范自身城邦内奴隶黑劳士的叛变并维护自己在地区内的主导地位。斯巴达人为自己独特的文化感到骄傲。但与雅典人不同，他们并不寻求其他城邦遵循自己的模式。尽管有着威风凛凛的步兵，斯巴达仍是一个保守的守成大国。
正如后来科林斯的大使在斯巴达议会上所说：“雅典人痴迷于创新，他们的设计不管是在概念还是执行上都以迅捷著称。你墨守成规，不思求变，当被迫要作出回应时，你就走不了多远了。”
虽然科林斯人的描述有点夸大了，但雅典的大胆确实反映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雅典人笃信他们在不断推动人类的进步。他们在干涉他国事务时毫无顾忌，推翻希腊内陆城邦的寡头政府并推行民主。他们反复说服中立国家（比如科西拉）加入联盟。最令斯巴达感到不安的是，雅典的野心似乎无穷无尽。正如一位雅典外交官在战争开始前对斯巴达议会直言：“这不是我们开的先例，弱者服从强者，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规律。”
在波斯撤退之后，为了向天下昭告，斯巴达在希腊世界的绝对主导权，斯巴达掌权者要求雅典不得再修建自己的城墙。这意味着斯巴达有意让雅典暴露于陆上入侵的危险中，如果他们胆敢不服从斯巴达的命令，就要面临斯巴达的惩罚。但是雅典并不想回到这样的状态。雅典人相信他们在对战波斯中的痛苦牺牲已经让他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然而这一拒绝却让斯巴达抓住了雅典不敬的把柄。其他人甚至把这视为雅典要威胁既有秩序的狼子野心。
在当时，雅典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对斯巴达并不构成实质性威胁。斯巴达与其同盟者的兵力大约是雅典的两倍。大多数斯巴达人对于自己在希腊邦联中无可争议的军事霸主地位充满自信。尽管如此，随着雅典的力量持续增长，有些人提议要先发制人打击雅典，提醒全希腊谁才是真正的霸主。这些斯巴达领袖的理由是：再让雅典这么毫无阻碍地发展下去，终将会威胁到斯巴达的霸权。尽管最开始斯巴达的议会推翻了最初要宣战的意见，但随着雅典的力量与日俱增，斯巴达内部鹰派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有一段时间，斯巴达还是相信通过外交手段可以遏制雅典实力的迅速上升。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两个城邦几近陷入全面爆发的冲突——即被合称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系列冲突——之后，它们在公元前446年签订了一个重要的协议来规范它们的关系。这一著名的《三十年和约》为复杂的地区性安全秩序打下了基础。它防止了成员们从一个同盟关系叛变加入另一个同盟，建立了约束性仲裁和不干预的规则和秩序，设立了至今仍在使用的解决各国间纠纷的先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雅典和斯巴达同意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冲突，当谈判失效时，由第三方中立城邦，如德尔斐的神谕，进行约束性仲裁。这一和约将雅典视为一个平等方，斯巴达也可以感到很舒服，因为斯巴达掌控之下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主要盟友科林斯、底比斯、麦加拉等就在雅典的家门口。
对这两个城邦而言，和平的果实如此之甜，正如战争的恶果如此之苦。该和约使斯巴达和雅典得以专注于各自的领域。斯巴达精简并强化了自己与友邻的长期同盟关系。雅典则继续用自己强大的海军在爱琴海区域对臣服于自己的城邦进行掌控和盘剥。雅典积攒了大量的战略储备货币，总量达到了前所未闻的6000塔伦特黄金，并且以每年1000塔伦特黄金的速度在增加。即使是斯巴达，这个以坚忍保守著称的社会，也经历了自己小规模的文化复兴。
在这一框架下，希腊世界，从蔚蓝海岸（Côte d'Azur）
到黑海，经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和平时期。但是《三十年和约》并没有解决引起紧张关系的背后原因。它只是将这些根源问题暂时搁置。在这种环境下，正如修昔底德所言，柴堆几乎是不费什么力气就被点着了。
战争的火花出现在公元前435年。起初，一场地方性的冲突看起来并未对雅典的利益产生太大的影响。斯巴达的一个主要盟友——科林斯，与一个中立城邦——科西拉，为了埃庇达诺斯（位于现在阿尔巴尼亚境内的一个偏远地带）而兵戎相向。
科西拉刚开始看起来占据优势：在第一次对峙的时候，120艘战舰开到了科林斯。但是受辱的科林斯马上开始准备第二次对战。科林斯人迅速扩大了自己的海军，从全希腊征募海员，并且很快聚集了一支拥有150艘舰船的联合部队。尽管科林斯还是无法与雅典相提并论，但科林斯当时指挥着希腊第二大的舰队。因此，中立的科西拉闻风丧胆，向雅典寻求帮助。
科林斯对远方埃庇达诺斯的举动引起雅典对于斯巴达恶意的恐惧，也让雅典身处一个战略困境。雅典有两个选择，无论选择哪一个都一样糟糕。帮助科西拉会直接激怒科林斯，并且可能违反《三十年和约》。但是如果什么都不做又会有放任科林斯征服科西拉舰队的危险，进而造成海军力量危险地向斯巴达倾斜。
雅典议会的气氛很沉重。雅典人仔细听取了科林斯和科西拉外交官对于各自情况的陈述。这一辩论持续了两天，直到修昔底德所说的雅典“第一公民”伯里克利提出了一个妥协方案：雅典将会派遣一支小型、象征性的舰队到科西拉，并下达命令，除非遭到攻击，否则绝不轻举妄动。不幸的是，这一防御性的威慑尝试事后被证明微不足道，不足以起到威慑的作用，但却大到足以挑起争端。雅典人采取武力的方式彻底激怒了科林斯人。
斯巴达面临着相似的战略两难境地。如果它支持科林斯对科西拉的攻击，雅典就可能认为斯巴达要提升自己的海上力量，可能在准备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斯巴达保持中立，它就将冒着雅典成为冲突中决定胜负一方的危险，这将威胁到斯巴达在其他伯罗奔尼撒联盟盟友中的威信。这触及了斯巴达的底线，因为维持与其直接毗邻的周边的稳定对斯巴达控制国内的黑劳士威胁至关重要。
斯巴达和雅典在斯巴达的盟友麦加拉的问题上也有龃龉。公元前432年，伯里克利颁布了《麦加拉法令》，即早期的经济战争，通过禁运来惩罚麦加拉对雅典神庙的不敬以及收容逃跑的雅典奴隶的行为。尽管这样做并不违反雅典与斯巴达的和约，但《麦加拉法令》无疑具有挑衅性，被斯巴达解读为另一种对斯巴达所掌控体系的不敬。当斯巴达要求雅典废除《麦加拉法令》时，伯里克利将此视为对自己个人威信的挑战。如果就此妥协，会助长斯巴达打压雅典崛起的勇气。而且，它也将激怒雅典公民，因为他们认为颁布这一法令是国家特有的权力。
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二世与伯里克利私交甚好。阿基达马斯二世能够从雅典的角度理解当下的情况，他也明白自己的人民更多的是被情绪而非理智驱动。阿基达马斯二世呼吁斯巴达人展现克制的美德，力劝斯巴达议会不要将雅典妖魔化，也不要低估斯巴达政府的回应：“我们一直都是按照敌人已经做好充分计划进行备战的。”
但斯巴达的鹰派不同意。他们辩称，雅典的傲慢无礼已经对斯巴达的安全造成了不可接受的威胁。他们提醒议会雅典对其他希腊城邦频繁的干预——从纳克索斯（Naxos）到尼坡帝（Potidaea），再到在麦加拉和科西拉的危机，并引发人们对斯巴达同盟要崩溃的恐惧。他们要求议会作出强硬回应，强调雅典“应当受到‘不再做好人’和‘变成坏人’的双重惩罚”
。
斯巴达的“主战派”观点更简单，并且他们的观点得到了科林斯大使的力挺。科林斯大使在斯巴达议会发表演讲时将雅典不受约束的崛起怪罪于斯巴达的自满：“你们要为这些负责。是你们最先放任他们强化了自己的城邦……是你们等着自己的敌人长到原有的两倍大，却没有将其扼杀在襁褓中。”
当科林斯人威胁说如果斯巴达再不作为自己就将退出联盟时，在场的每个斯巴达人肯定都被惊吓到了。它所传达的信息是非常清楚的：那个让斯巴达百年来免受威胁的主要联盟可能因为雅典的崛起而毁于一旦。
在激烈的辩论后，斯巴达议会投票赞成。正如修昔底德所说：“斯巴达投票决定应该宣战，因为他们害怕雅典力量的继续增长，因为他们看到雅典已经控制了希腊越来越多的部分。”
现在看来，斯巴达的恐惧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当时斯巴达的大部分领导人相信，雅典的强大威胁到了他们的权力和安全，而且几乎没有任何人——甚至包括他们自己的国王——能够劝服他们不要担心。
那么雅典人为什么没有预料到斯巴达人会如何反应呢？修昔底德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伯里克利没能阻止雅典因为麦加拉和科西拉的冲突而最终与斯巴达兵戎相见。但是后来的国际关系史提供了蛛丝马迹。当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不能为了真正的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时，这往往是因为其政府内部各方没有达成一致，而只能制定出反映各方妥协结果的政策，而不是因为某个连贯一致的高见。尽管伯里克利多次当选，但他并没有多少正式的权力。雅典的法律体系有意被设计成限制任何单个个体的权力，以防止暴君的出现。
因此伯里克利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个政客。他的影响力也被局限在他游说能力的范围内。
尽管《麦加拉法令》明显导致了雅典与斯巴达关系达到沸点，但伯里克利认为禁运并不是一种挑衅，而是一个必要的妥协，退缩并不可取。
由于雅典的民意并不愿意向斯巴达的要求低头，伯里克利意识到废除禁运法令可能比坚持禁运法令更加危险。因此，伯里克利听从了民意，十分不情愿地开始准备战争的计划。
两边都没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两边都对于自己的能力自信过了头，而这才是很致命的。斯巴达最近并没有军事上失败的记忆，也因此对于雅典的海军实力没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其中一个发言者在斯巴达议会上说，斯巴达的士兵可以把雅典的土地和粮仓付之一炬，从而饿死雅典人——但他完全忽略了雅典舰队可以通过海上快速补给的事实。与此同时，在花了数十年囤积黄金后，雅典政府坚信自己胜券在握。伯里克利的估算是，雅典在敌人突袭的情况下可以支撑三年——他认为这样的时间要打败斯巴达已经绰绰有余了，比如通过煽动一场奴隶起义就可以置其于死地。在所有的观察者中，只有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二世有先见之明，他预见到双方都不会有决定性优势，而且双方之间的战争将持续长达一代人的时间。
的确，正如阿基达马斯二世所预料的那样，这场战争具有毁灭性。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三十年的血战将希腊文化的黄金时代带到了尽头。在波斯战争后发展起来的、基于共同约束基础并由均势而强化的秩序崩塌了，希腊城邦被抛入了暴力的深渊，这恐怕是希腊的戏剧家之前也无法想象的。比如，当雅典攻下弥罗斯后，雅典的士兵屠杀了所有的成年男性，并奴役了女人和孩子——这对于希腊已经遵循了数百年的战争规则而言是一种赤裸裸的违背。这一事件的发生让修昔底德的《弥罗斯对话》成为不朽名篇，这位雅典大使准确地抓住了现实主义的精髓。“我们不必拿冠冕堂皇的套话来搪塞你——我们在帝国中拥有权利，并不是因为我们打败了波斯人
；或者说，我们现在攻打你们并不是因为你们做错了什么。”相反，他解释道：“你们和我们一样明白，只有在势均力敌的关系中才有权利可言。在现实世界里，强者可以为所欲为，弱者则必须忍气吞声。”
最值得注意的是，战争敲响了雅典帝国灭亡的钟声。这场战争虽然以斯巴达的胜利告终，但斯巴达的力量大为削弱，其同盟网络遭到破坏，财富也大大减少。直到两千年后，希腊才重新统一，重振斗志。伯罗奔尼撒战争——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型案例——是一道分水岭，不仅在希腊历史上，而且在西方文明史上也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什么希腊最大的两个城邦之间的竞争最终导致了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在修昔底德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存在着结构性压力。随着对抗加剧，雅典和斯巴达对峙不断，在各自的政体中那些最狂热情绪化的声音越来越大，各自的自豪感也越来越强，指责对手造成威胁的言辞也更加尖锐，而希望保持和平的领导人面临愈加严重的挑战。修昔底德找到了导致战争的三大主因：利益、恐惧和荣誉。
国家利益不言自明。国家的生存权和不受他国恫吓自主作出决定的主权是谈论国家安全的试金石。当雅典无休止的扩张“开始侵犯到斯巴达的盟友时”，修昔底德解释道，斯巴达“感觉不能再忍受了”，除了战争之外别无选择。“恐惧”一词是修昔底德提醒我们结构性压力造成的事实并非故事的全貌。客观条件需要被人类所观察——而我们看待这些条件的视角会受到情感的影响。特别是守成国的恐惧常常催生错误的认知，且会扩大危险，而崛起国的自信会激发对可能性不切实际的期望，同样也会鼓励冒险。
但在利益和认知之外还有修昔底德所说的第三元素——“荣誉”。
对很多当代的读者来说，这个词有点做作。但是在修昔底德的概念中，它实际上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家的自我意识（a sense of itself）、国家应得的承认和尊重以及国家自豪感。随着雅典实力在公元前5世纪的增长，它自身的权利意识也变得越来越强。当雅典被像麦加拉和科林斯这样更弱小的希腊城邦挑战时，它们虽是斯巴达盟友，但这并不能成为它们不尊重雅典的理由。在修昔底德的叙事中，由于这三个因素交织得越来越紧密，最终造成了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不可避免的反复冲突。
虽然雅典和斯巴达都竭尽所能避免冲突，但双方的领导人并不能阻止国家间不断的合纵连横演变成为一场血战。虽然双方都在与对方博弈，但与此同时，双方也在与国内的政治力量作斗争，而国内的人又越来越相信如果不对对方强硬，其结果就是既丢面子又具有毁灭性。最终，雅典和斯巴达的领导人被自己的国内政治所淹没。伯里克利和阿基达马斯二世深深懂得美国研究总统制的最伟大的学者理查德·诺伊施塔特（Richard Neustadt）对美国总统制总结出的深刻见解。“虚弱无权，”他观察到，“是问题的症结。”
修昔底德认为雅典的崛起导致战争“不可避免”，这样的说法对吗？当然不是。他的观点是，由于雅典变得更加强大，斯巴达就变得更加紧张，两个国家选择的路径让战争得以避免变得愈发困难。由于危险增加，雅典的独断变成了傲慢，斯巴达的不安化为了偏执。通过禁止染指对方的势力范围，和约不经意间加速了雅典和斯巴达对剩余中立城邦的争夺。科西拉和麦加拉的危机激化了已经积累了数十年的对抗。
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困住了第一批猎物。尽管雅典和斯巴达伟大的政治家和智者们都警告说战争会意味着灾难，但权力平衡的变化使得双方都认为暴力是伤害最小的选择。战争也由此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