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学说的重要性

军事学说的重要性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某一体系中的国家奉行的军事学说影响着国际政治生活的特征。由于其 进攻性、防御性或威慑性 特点，军事学说影响着军备竞赛和战争的可能性和烈度。第二，由于所用手段在政治和军事上的适用性，军事学说影响着奉行它的国家的安全。如果军事学说未与国家大战略的政治目标相 整合 ，即如果它未向政治家提供适于追求这些目标的工具，它可能损害国家的安全利益。如果军事学说未对政治环境、对手能力或现有军事技术上的变化做出反应，即如果它在竞争和动态的国际政治环境前不具足够的 革新性 ，它也可能损害国家的安全利益。如果战争到来，这样的学说可能导致失败。

进攻、防御和威慑：军事学说与国际冲突

军事学说的进攻、防御或威慑性特征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影响着国家相互间的认知和反应。国际政治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舞台。由于进攻性学说看起来令某些国家更具竞争性，它们会促使其他国家在竞争上甚至更加卖力。防御性和威慑性学说应该趋于造就更平和的结果。

进攻性学说增加了军备竞赛和战争的可能性和烈度。说到这点，就等于说国际体系不仅是一群不同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共存。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及其面临的相同处境最好地解释了它们很多令人不快的行为。各国在这点上是相似的：它们是自治性的社会有机体，并希望一直如此。它们可能希望壮大，但不希望从属于某些更大的有机体或变得更小。它们还共同面临着至少一个重要局面——无政府状态，即世界性权威的缺失。只要技术、地理和经济令各国有可能相互侵略，只要没有国际权威保护那些满足现状的国家并惩罚那些破坏现状者，各国就有着强劲动力要为彼此间的自保而努力。这些措施都是国家大战略的组成部分。

由于所作所为不受管制，各国必须关注自身防御，它们都小心地提防着邻国。军事学说和能力难以掩人耳目，但军事准备背后的政治意图云遮雾罩。如果事实如此，各国在相互提防时就趋于关注军事学说和军事能力。它们从外表来解读这些能力。阿拉伯人从以色列国防军的进攻性军事学说中推断出了险恶用心，美国和苏联都从对方的进攻性和“反力量”（counter-force）能力中推断出了险恶用心。以色列、美国和苏联都拥有进攻性军事能力，其对手则推断出了侵略动机。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言：“为防御而采办的军备常常可被用于攻击，旨在保卫某方资产的经济和军事准备可为夺取他国领土提供潜能，某国视为保障的东西在对手看来则是围堵。” ^[3] 简言之，“一国试图增加其安全的很多手段削弱了他国的安全” ^[4] 。国际关系理论家将此称为安全困境。安全困境的出现“不是由于错误认知或虚幻的敌意，而是由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背景” ^[5] 。在任何其他国家都可能成为威胁，而且“自助”是安全的基本前提的环境中，各国都寻求维护其自治。某个或更多国家的军事学说的进攻性越强，该体系中的其他各国就可能变得更加紧张。

鉴于这些考虑，一个已知的结论是：进攻性学说趋于推动军备竞赛和战争。由于各国设法在无政府状态下保障其安全，因此它们小心地提防他国为改善自身安全而采取的举措，如果他国的举措看来让它们更不安全，它们也会顺理成章地通过自身的进一步举措去回应他国的举措。简言之，各国会卷入均势理论家所称的“制衡行为”（balancing behavior）中。对于享有自治并注意到他国的当前举动可能威胁其自治的国家来说，这是完全合理的行为。 ^[6]

传统上，均势理论家将结盟作为制衡行为的首要类型而备加关注。但是，在逻辑上应该拓展对制衡行为的理解，以纳入对战争风险的内生性的军事或经济准备。 ^[7] 如果他国通过结盟、扩军或任何可被解读为威胁某国安全的其他措施来增强其能力，以结盟和／或军备竞赛为形式的回应有可能出现。关于国际政治如何运作的这种看法广泛见于很多外交史中。 ^[8] 需要铭记于心的要点是，国家间关系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和军事性的行动-反应（action-reaction）现象。

军备竞赛

进攻性军事学说通过两种途径推动了军备竞赛。第一，进攻性学说的一个基石是，有效的第一次打击可以迅速、廉价和成功地终结战争；国家因而会用大量资源去支持第一次打击。第二，由于进攻性学说意味着进攻性行动被认为优于防御性行动，各国会对他国军事能力的上升有巨大的受威胁感，并针对这些能力的上升作出十分强烈的反应。

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说明了两大强国的进攻性学说如何影响彼此间的感受和各自的军事准备。每方都把对方的军事学说解读为进攻性的。在某种程度上，每方都在模仿对方。 ^[9] 两国都趋于扩充针对对方的攻击能力，两国都将大量资源用于军事竞争。

对于苏联军事学说的进攻性特征，西方的当前观点众所周知。 ^[10] 苏联战略火箭军的学说确实看来旨在解除美国的武装。我们认为自己的学说作为威慑性学说与苏联的学说可能没有任何关系。不过，细心观察美国军事力量的人士一致认为，战略空军司令部一直将敌方核力量作为打击目标，并将它们大量地作为打击目标。 ^[11] 而且，美国常常力求部署足以在苏联的第一次打击后完成“反力量”任务的力量。毫无疑问，在苏联人看来，这种高保险是为了获得针对他们的高度可靠和旨在解除武装的第一次打击能力。实际上，尽管难以把真实的恐惧与宣传区分开来，但苏联元帅V.D.索科洛夫斯基（V.D.Sokolovsky）所著的《军事战略》仍把进攻倾向归咎于美国，而我们已将其与苏联的学说相提并论。 ^[12]

幸运的是，尽管两个超级大国都持有进攻性学说，但每方都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它用于第二次打击的报复性力量，使对方难以通过最佳手段获得赢得战争的能力。但是，相互奉行进攻性学说的假设性后果已经显现。按核弹头的数量衡量，苏联和美国的战略核武库都已明显扩充。在过去10年中，美国的核弹头数量翻了一倍，达到了8000至10000枚。苏联也达到了类似规模。 ^[13]

在评估对方军事开支的威胁程度时，每方看似都作出了过于保险的回应。按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衡量，苏联和美国的军事开支长期以来都很高。在过去15年中，苏联将国民生产总值的11％—14%用于国防。 美国的开支在朝鲜战争高峰期升至了国民生产总值的近15%，但在20世纪50年代的均值是10%左右。当然，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苏联的高很多。近年来，美国的军事开支已降至国民生产总值的6％—7%，但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两倍于苏联的规模。

可是，与进攻性学说先前的“黄金时代”即一战前相比，即便6％—7%的比例也很高。在1914年的六大强国中，只有两国用于防务的国家财富份额与今天的美国一样高。奥匈帝国用了国民收入的6.1%，俄国是6.3%。德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数字都在3％—5%之间。 ^[14] 尽管如此，当时的军事开支已被认为很高，并且确实比1870年的军事开支规模有了大幅增长——这一增长可部分归因于进攻性学说的恶劣影响。

对于军备竞赛行为，防御性学说会有着不同影响么？防御性和威慑性学说的影响应与进攻性学说相左。 防御性和威慑性学说使维持现状国家和侵略性国家可被清晰区分。它们可能预示着更漫长的战争和更多的动员时间，因此当下保持较少军队即可。人们相信，庞大的军事力量不会明显提高获得迅速而廉价的胜利的可能性。最后，由于防御性学说的一个固有认识是，防御或惩罚比进攻更廉价，维持现状的国家可以通过较小幅度的自我强化来应对侵略者的军备扩张。 如果所有国家都奉行防御性或威慑性学说，结果应该是军事开支趋于下降。尽管严格奉行防御性学说的强国之间进行军备竞赛的例证寥寥，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数据支持这样的一般性论点：奉行进攻性学说的各国与奉行防御性学说的各国趋于在不同的烈度下竞争（表1.1）。

奉行进攻性学说和修正主义大战略的德国有着最多的军事开支并不令人意外，德国和日本的军备开支呈现最大的增长百分比也不让人吃惊。但是，由于这两个国家不是与其他奉行进攻性学说的国家进行军备竞赛，这些数据只为进攻性学说对军备竞赛的影响提供了部分支持。对征服的追求为这些案例中的高昂开支提供了充分解释。

在该时期，英国、美国和法国都奉行了大体是防御性的军事学说。与更具进攻性思维的强国相比，它们的军事开支是低水平的，上升幅度也十分微小。与它们对军事学说的选择相一致，这些国家认为防御具有优势，花在防御上的不到一英镑的钱可抵消花在进攻上的一英镑。对于防御性学说趋于抑制军备竞赛行为的论点，这些数据提供了某些支持。

战争的可能性和烈度

如果国际体系中的一些国家奉行进攻性学说，战争可能容易发生，而且它们可能很激烈。如果某国选择了进攻性学说，它已断定——无论对错——进攻会带来大量好处，防御则被认为会带来相应的劣势。只有在该国采取进攻时，战争才可能是廉价或短暂的。这样的判断令人很不愿意把战争中的主动权让给任何对手，不论对手的军事学说如何。如果知道对手的学说是进攻性的，将主动权拱手相让更是大忌。说得更直接些，即便只有一方奉行进攻性学说，先发制人对该方也是诱人的。如果各方都奉行进攻性学说，而且大家知道其他国家也确是如此，当战争看来可能时，大家都会开始盘算首先下手，而且大家知道其他每个国家都会依此而行。该局面不利于和平的维持，欧洲在1914年的情况体现了这点。

在这种环境下，战争有可能是激烈的，这与进攻性学说推动军备竞赛的原因有某些共通之处。如果各国奉行进攻性学说，而且知道对手也是如此，它们就颇有理由担心胜负之分在战争初期即已明朗，对工业的动员则是不可能的。这就会推动和平时期的军备囤积。

一旦作出开战的决定，有关国家倾向于尽可能多地使用其资源。如果进攻被看成具有某种优势，而且对手据信也是奉行进攻性学说的，那么保证第一次打击的决定性就有着重要意义，否则会给敌人留下在可能同时进行的反击中可资利用的危险力量。说得直观点，每方可能都要抢在对方前深入对手腹地，以求其攻势将促使对方投降并终结对方的攻势。最强大的进攻应该为尽早赢得成功带来最大机会。所以，这样的进攻有可能获得竭力支持。这些估算典型地体现在德国和法国在1914年同时发动的攻势中。 ^[15]

在一战前的十年中，欧洲的军人们已相信进攻具有优势。按照美国内战时期的将军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Nathan Bedford Forrest）言简意赅的说法，胜利属于“以最多力量先抵某地”的一方。陆上强国的防务预算、动员方案和战争计划都受到了该简单观念的影响。如阿尔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所观察，人们很少会考虑，欧洲环境中的地形或军事技术是否确实使以最多力量先抵某地颇具决定性。 ^[16] 事当如此只不过成为了一桩信条。

如前所示，进攻性学说助长了军备竞赛。它们为实施大规模而且决定性的第一次打击提供了动力。在进攻性学说盛行期间，欧洲防务预算的上升的确产生了该后果。新增的费用被用来建立规模更大和更有效的作战组织。武器不仅变得更加致命，它们在数量上也显得更加庞大，并被配置给了越来越多的作战部队。 ^[17]

但是，若要实现所期望的重击，只能将数百万士兵从其平民职业或和平时期的兵营中动员出来，将其编成军事单位，塞进火车并送到前线。首先完成该任务的国家可首先发动攻势，取得所设想的随进攻而来的优势。该盘算推动了围绕动员问题的两大竞赛。

第一，总参谋部在和平时期会持续不断地完善其计划，以加快一经宣布后的动员速度。 ^[18] 第二，如果危机发生，军方肯定会向其文职“长官”说明：首先发起动员的一方将获得明显优势。法国军方估计，动员每延迟24小时的代价是德军推进15—20公里。 如杰维斯所言，这些观念的重要之处是，“每方都知道对方会同样看待形势，从而使心目中的对方的进攻危险愈甚，并使各方更有理由去加速战争的来临，倘若局面看来有利” 。人们或可加上这一条：“或者倘若战争看来可能发生。”某国若因故认定对手正走近战争，就有强大动力去启动自身的庞大机器。

这一围绕进攻性学说的环环相扣体系由德国、法国、俄国和奥匈四大强国组成，它们都奉行了进攻性学说。德国的施利芬计划（the Schlieffen Plan）多少已成为其潜在对手的一个常识。 ^[19] 其目的是相继击败其敌人，首先是法国，接着是俄国，因为德国人认为得到充分动员的法俄军事力量的携手将赋予协约国决定性优势。法国的动员速度及其铁路网的近在咫尺令其成为了更大威胁，俄国较慢的动员及其在德国边境附近稀疏的铁路网则给德国提供了时间。俄国在其边境上面对着两个敌人——德国和奥匈。其根本的政治冲突是与后者的，但鉴于三国同盟，它不能确信与奥匈的冲突不会将德国人扯进来。而且，为了挫败德国的相继击败法国和俄国的计划，俄国要设法使自己做好进攻德国的准备，它要尽早地发动以缓解法国人的一些压力。这促使俄国试图设法不知不觉地占据先机，去挫败德国的动员速度。最后，德国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伯爵也曾力促奥匈放弃主要针对塞尔维亚的部分动员计划。毛奇意识到，俄国人将力求早早地进攻由于主力部队被用于施利芬计划而遭削弱的德国东部边界，他促求奥地利尽早对俄国发动攻势。

这些情况表明，各国的行为如何受制于对于战争来临时其他各国可能如何行动的最坏担心。在危机背景下备战，等于要使自己更有能力对邻国实施危险的进攻行动。看到这种备战活动，邻国不得不按照据认为唯一有效的方式去回应——准备推行自己的进攻性学说。这种备战反过来会令他国惊恐，螺旋现象因而出现。随着每一轮备战的进行，实施并且迅速实施下一轮备战的要求变得更加迫切。时间则是供不应求的商品。误解、耽搁和情绪失控可能使螺旋易于发生。它一旦发生，就难以终止。外交依靠的是会谈，并且是隔着成百上千里的距离，会谈也需要时间。军方则垄断了时间市场。

防御性学说对战争的可能性和烈度的影响最好不过地体现在二战起始之际的欧洲。法国和英国的防御性学说以及该学说中包含的防御方占优的观念解释了所谓“静坐战争”（Sitzkrieg）或“虚假战争”（Phoney War）。法国和英国都给予了波兰安全保证。这两国奉行了呈明显防御性的军事学说（见第四章和第五章）。德国奉行了进攻性学说，而且人们知道它这样做。波兰的军事学说则不清楚。本着防御性学说，法国人和英国人都对自身阻挡德国进攻的能力抱有信心。它们还确信，战争早期的对德攻势将代价惨重。这点对于法国比对英国更重要，因为只有法国拥有进攻德国西部防区的力量。但是，法国对波兰的保证是，承诺如果需要分散波兰身上的军事压力的话，将立即发起进攻。这样的攻势绝不可能被推迟到战争开始16天后。

所发生的事情发人深省。德国在9月1日开始了进攻。法国和英国在3日正式参战。9月8日，法国第四军在萨尔地区实施了小规模的推进。在接触到德国的防线即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后，他们对其进行了炮击但未有进攻之举。 ^[20] 10月中旬，德国人力度不大的反击将法国人赶过了边界。由于对1914年的记忆历历在目，法国人不愿冒险重蹈代价惨重的进攻。

法国人在1939年和1914年的军事学说明显不同——分别是对防御和进攻的拙劣奉行。在1914年，法国人冲向德国。他们认为，若这样做战争就会迅速而廉价地结束，否则就会速败。在1939年，法国人跑向了战壕和工事，他们确信进攻代价惨重，防御则是廉价的。不管成功征服波兰对德国进行长期战争的能力可能有何促进，它们都未被视为对法国防御学说的优势构成了足够威胁，以至于应以解救波兰的攻势为形式予以反击。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防御占据主导地位的信念存续至波兰败亡之后，并导致他们未对德国采取直接行动，直至希特勒在1940年5月对他们发动攻击。不仅是多年的挑衅才促使英法与希特勒对抗，而且该决定一旦作出，真正的战斗也难觅其踪。对防御性学说的坚守助长了这些民主国家的谨小慎微之举。

威慑性学说造成的影响应与防御性学说有很多相同点。按道理讲，它们应属于最难被误读的学说。旨在惩罚侵略者的军事力量，无论是像瑞士或南斯拉夫所拥有的常规力量，还是像法国、英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拥有的核武器，都是以极端的专一化作为其效力的部分来源。它们明显缺乏进攻性的解除武装的能力。而且，作为极端专一化的另一结果，这类力量通常也缺乏防御性的抵拒能力。这使奉行威慑性学说的国家易遭敌人攻击。这些国家已将承受痛苦的政治意愿计入了军事平衡——一个其涵义应该不易被误解的非凡决心。不难相信一个国家为了保护或重拾主权而甘受巨大痛苦，但较难的是猜想它愿意让自己遭受这般痛苦，以作为前途未卜的扩张之举的代价。

因此，若以适当的力量态势作为依托，真正的威慑性学说应会限制错误认知和过度反应的可能。如前所述，超级大国间核关系上的很多问题源于该事实：任何一方都从未奉行纯粹威慑性的学说。相反，每一方不时地谈论着威慑，同时在寻求可能带来核战争“胜利”的军事优势。这依然是军备竞赛的本源。

政治—军事整合与国家的安全

从最一般的角度讲，军事学说的终极目标是作为其奉行者的国家的存续。政治目标与军事学说难以协调的分裂性大战略可导致战争和失败——危及国家的生存。在和平时期，军事学说应使国家能以它可负担的经济、政治和人力成本来保障其安全。对维持现状的国家来说，成功的大战略会将目标与手段如此地织为一体，从而打消侵略者的进犯念头。在理想状态下，寻求改变现状的国家的军事手段会显得如此有效，以至于受威胁的国家更愿委曲求全而非迎战。在危机或战争时刻，参照在和平时期构建的军事力量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充分度，军事学说将得以检验。最后，而且还是在理想状态下，国家的大战略应考虑对于他国的影响。它应该尽力减少与军事学说相伴的任何消极后果，比如防御性军事学说有可能为逐个击破的侵略提供机会，或者进攻性学说有可能造成居心叵测的印象。

我已经把大战略看成了政治目标与军事手段的链条。其效力高度地取决于目标与手段相互联系的程度。我把政治目标与军事手段的“织为一体”称为政治—军事整合。 ^[21] 在和平时期或战争中，政治—军事整合的根本问题是，对于实现那些被认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政治目标，政治家是否掌握了所需的军事工具？同样也不无道理的问题是，一国所着眼的政治目标是不是该国军事手段可企及的？所选择的军事手段是否不必要地妨碍了政治当局的行动自由？

政治—军事整合是一件好事。以国际无政府状态为背景，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胁是必要的权宜之计。不过，无论对某个国家还是对国际政治体系而言，它们从来不是没有风险或代价的。战争看来有其自己的运行法则。若要控制这些危险的手段，必须尽一切努力使它们服从政治目标最低限度的要求。 ^[22]

很多国家未能达到足够程度的政治—军事整合。两个例子可说明该问题：普法战争前夕的法国，1973年十月战争爆发时的以色列。

在拿破仑三世在位的早期，他倡导以“民族原则”作为处理欧洲大小国家之间边界变动的指南。他显然认为，民族主义的传播将是欧洲政治中的一股分裂性力量，会造就很多将受制于法国强权的弱国。作为该政策的一部分，拿破仑三世曾容忍并实际上支持了普鲁士的扩张。 ^[23] 他希望看到“三个德国”——普鲁士、南德意志诸邦和奥地利——的出现。 ^[24] 对法国而言，不幸的是，拿破仑三世高估了他控制民族主义力量的能力。在普鲁士于1866年赢得对奥匈帝国的胜利后，法国面临着所有较小的德意志邦国统一于普鲁士之下的前景。这个大德国只会损害法国的雄心和安全。到1867年夏天，拿破仑三世选择了更为保守的抵制普鲁士进一步扩张的政策。

对外政策的此种变化看来需要军事政策的某些变化。普鲁士刚刚痛揍了奥匈帝国：欧洲列强之一，一个曾在1859年给法国人有力一击的强国。普鲁士军队，连同北德意志邦联（the 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中的其他军队，在1866年展现了相当优势。其最突出的优势在于其征兵／预备役制度可在动员时集聚近一百万人——欧洲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普鲁士人业已证明自己所擅长的不仅是迅速和高效地动员这支庞大力量，并用铁路将其送至敌人近旁，而且还包括在战斗中指挥它们。另外，普鲁士军队是第一支大规模装备连发步枪的军队。普鲁士人在对于这支大军的供应上不那么成功，其炮兵也表现得逊于奥地利炮兵。但是，当时人们知道普鲁士总参谋部在努力改正这些问题。 ^[25]

若干法国军方要人和拿破仑三世对法国军队有着较近距离的观察，也不满意于他们的所见。多数法国军人不那么担忧，并力阻所需要的改革。法军是一支由长期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的小规模军队，其经验主要来自在殖民地由小股部队进行的治安行动。要在欧洲动员30万人则将难上加难。尽管它在1859年对奥匈帝国的战争中赢得了它在欧洲的最近战争，并成功地利用铁路做到了这点，但法国人的后勤措施拙劣不堪。法国总参谋部是一个专业性比普鲁士总参谋部相差甚远的机构，其成员几乎完全与作战部队脱节。法国的专业军事教育体制也很糟糕，一些军官实为文盲。最后，法国人到1866年仍未采用连发步枪。

法国人以最快的速度解决了最后的这一问题。1866年，拿破仑三世开始为其部队装备出色的夏塞波连发步枪（Chassepot repeater）。到1870年，已有100万支到位。另外，尽管法国证实普鲁士正对其炮兵进行有效的现代化和改进，但它未能对该认识作出回应，表面上看是出于财政限制。对于米特拉耶斯机枪（mitrailleuse），即机枪的一种原始但颇有杀伤力的前身，是有资金可用的；但是，为了给该武器保密，没有出台任何方案以使其物尽所用。

法国人的确为弥补其数量劣势而有所努力，但这些努力最终没有带来多少收益。1868年通过的军事改革法案将更多希望放在了更短的服役期和更多的预备役人员上。该体制所带来的兵员在1875年将是80万人，但在1870年不会超过50万人。实际情形是，在1870年动员后的第17天，法国人只设法在莱茵河畔集中了24万人，此时德国的兵力则已超过了30万。

本应迅速完成的其他改革也未实现。法国人未能提升其动员和集中体制的效率，他们没有改善利用铁路为此服务或为军队提供后勤支持的能力。只有最粗泛的战争计划被拟订出来。将法军总参谋部变成能够部署和控制大型军队的职业军事管理者的努力遭到军队的反对，并不了了之。

总之，尽管法国的对外政策沿着更坚定地反对普鲁士的方向有了改变，但法国的军事学说和组织未能适应新的主要敌人的革命性作战方式。某些措施被采取了，但它们未能应对主要问题——德意志军队的 整体规模和速度 。

关于政治—军事分裂的另一个例子见于1967年和1973年战争之间的以色列大战略。总体而言，以色列的军事学说与该国大战略的政治内容紧密整合。但在1973年，该整合处于危险的松弛状态。

在1970年前，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从事着新旧装备混杂的军备竞赛，装备的获取主要是通过运用或 交换 它们可从自身经济中汲取的资源。大致而言，以色列是与阿拉伯国家进行着军备竞赛，反之亦然。在消耗战（War of Attrition）之后，情况不再是这样。（“消耗战”是对以色列与埃及从1969年3月至1970年8月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战斗的称谓。） 苏联人对埃及和叙利亚是倾力相助，竟然为埃及建立并运行了一个空防系统。如今，以色列卷入了一场与苏联的军备竞争。为了进行这场竞赛，拥有自己的超级大国后台即美国是必不可少的。在六日战争（1967年6月）后的头三年中，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达到了每年4000万美元。在接下来的三年中，它达到了每年4亿美元，或者说是以色列每年防务总开支的28%。 ^[26]

以色列军事学说的一个基本政治目标是获得一个大国或中等强国的支持，或者至少是同情。同时，一个基本的军事原则是，以色列国防军（Israel Defense Forces）将“进行先发制人的攻击，如果该国的安全遭到威胁” ^[27] 。随着阿拉伯国家与苏联更加密切的关系促成了在军备上对于美国的新依赖，“同情”不再够用，支持才属必要。

如果以色列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支持会招之即来吗？这是在1970年和1973年间的某个时候应被问及并应得到 充分 回答的问题。直至第四次中东战争发生的早晨，它显然未被提及。在1973年10月6日清晨大约4点30分，以色列收到了来自至少一个也可能是两个可靠的情报来源的警告，即阿拉伯人肯定将于当晚6点发起袭击（该袭击在下午2点发生）。空军根据自己的情报，已于前日开始准备先发制人。参谋长埃拉扎尔（Elazar）将军建议在6日中午发动先发制人的空袭， ^[28] 政府本可在当日几乎任何时刻下令这么做，但没有先发制人的命令被下达。在总理戈尔达·梅厄（Golda Meir）与美国大使基廷（Keating）商谈后，全面动员令直至上午9点30分都未下达。根据对该会谈的若干记述，美国大使明确表示，如果以色列首先攻击，对战争中肯定会损失的装备的迅速而及时的补充或许不会招之即来。甚至，在这次商谈之前，梅厄和国防部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就一致认为，出于外交—政治原因不能先发制人。达扬甚至主张实行部分而非全体动员。 ^[29]

以色列对美国的依赖在三年中不断上升。这种关系的棘手足以让达扬和梅厄都认识到，在该危机时刻，该纽带或许经不起以色列先发制人所带来的紧张局势的考验。支持该结论的证据在该危机前长期存在。以色列的学说在军事方面的根本变化是在情理之中的。

诚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的年代中，以色列的学说未强调先发制人。它转而选择依靠以色列军事情报局承诺的48小时预警，以动员足够的地面部队去进行以防御为初始的战斗。不清楚的是，以色列国防军是否制定了某些特殊方案以应对低于48小时的预警。以色列空军在战争前夕的举动表明，以色列的决策者觉得，若无充分的预警，他们可以依靠某些骚扰性的先发制人空袭。或者，也许以色列人的自信是如此之高，以致阿拉伯人发动突袭的可能根本未受重视。就任何一种情形而言，预警没有如期而至是以色列在1973年10月6日面临麻烦的主要根源。

与缺失预警同样重要的正是，一旦知晓战争迫在眉睫，却不能有效地使用空军。空军作为一个资本密集型而非劳力密集型战斗力量，是以色列随时可用的杀手锏。它是应对突袭风险的保障，是任何先发制人攻击的中坚。但在该危机时刻，一个暗藏的障碍突然浮现。在使用空军上，显然不存在与以色列大战略的重大政治变化即对美依赖的上升相吻合的方式。这样，在10月6日清晨，以色列的军事学说未能为该国的困境提供答案。

在1870年和1973年，大战略的分裂，即军事手段与政治目标的分裂，严重损害了有此表现的国家。在1870年，一场灾难性的失败应运而生。在1973年，对以色列来说，与原本该有的情况相比，一场或许不可避免的战争被弄得危险更大和代价更高。

革新

军事学说的革新及其反面即停滞可通过两种途径影响国家安全。第一，它们能影响整合；第二，它们能影响胜负的可能。

无论是革新还是停滞（ 稳定 或许是更好的一个措辞选择，因为它不那么有倾向性），都不能理所当然地视为褒义。对于革新的好处，可根据它对于整合的影响而进行部分的评判。手段与目标是否有着积极的互动关系？对革新的评判必须部分地根据总体的军事和技术环境。有关国家的军事力量成功履行使命的可能性有多大，无论该使命是进攻、防御还是威慑？权衡而言，鉴于一国环境上众多的可能变化和军事硬件上纷繁的技术变化，革新的缺失应该总会吸引战略家们的注意。近距离的观察可能表明革新乃非必需，但永远不应将此视为当然。

尽管革新能够并的确在一国大战略的政治层面上发生，但是我将更注重解释军事层面上的革新和停滞。大战略的很多政治面貌由国家无法控制的国际环境因素所决定。军事面貌处于国家的权限内，而且更具可控性。与军事学说相关的政治—军事整合任务始自国内。如果政治—军事整合对于国家的安全是重要的，那么我们应该关注如何促进它。军事层面上的革新和停滞不仅仅是整合的重要决定因素，而且也是可操控者。

革新和停滞不仅影响到政治家的政策是否有唾手可得的推行手段。如果战争发生，它们会影响胜负的可能性。军人必然带着头脑中的很多想法——其中多数会变化——去规划对于军队的运作。如果只是出于规划目的，军人必须认定某个敌人。如果政治家改变了对敌人的认定，军人必须改变其规划。如果对盟友的认定变动了，实也同此。敌人或盟友的变动比规划或程序的变动耗时更少。军人还必须认定任何特定敌人的军事能力。这些也许变化迅速，并需要自身作出改变。最后，对手和本方面临的技术性机遇都可能改变。军人必须认定何者值得探求，并以怎样的速度去探求。某种应对是否顺理成章，而且要多久？是否应该仿效该应对，或者是否应该采用某种不同的技术性抗衡？军旅职业是一个复杂的领域。

对于军事学说的很多方面，军人和文官都常有错误的估判。在某些情况下，军人的革新方式不符合本国的政治目标。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根本未能革新。一些革新是成功的，比如德国的闪电战和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司令部（RAF Fighter Command）。像马奇诺防线这样的另外一些革新看来不成功。在某些局面下，尤其当战争看来迫在眉睫时，改变某个过时的军事学说或许比维持它更危险。改变学说要花费时间，这会使军事组织陷入迷惘。在该过渡期的战争会非常危险。1941年，希特勒扼住了处于这种变化中的苏联军队。在耶拿，拿破仑扼住了处于这种重组中的普鲁士人。

以色列已被列作未能实现符合国家政治目标的军事革新的一个案例。对于以色列国防军的各种军事失误，分析家已有大量探讨。其中一些是战术和技术性失误，它们在这场战争的最初数日中得以修补。比如，针对敌人据知已拥有的各种反坦克武器——火炮、无后坐力步枪、肩射式火箭和最引人注目的反坦克导弹——不断上升的密度，以色列国防军在战前未能作出战术调整。在二战中，坦克、步兵、火炮和迫击炮在行动上的密切协同对于对付高密度的反坦克武器必不可少。以色列在1956年和1967年没有碰到该问题，对于坦克的独立使用也变得过于大胆。在1973年战争最初几天的动荡局面中，这令以色列损失甚大。但到战争中期，总能随机应变的以色列国防军成功地重拾了“军备协同”战术。

但在整个战争期间，以色列国防军受制于先前作出的关于军事行动性质的高层决定。它们在军队身上有如此体现，以至于对其难有改变。一旦战争到来，一个问题在于物力。以色列空军以及次之的坦克部队，被赋予了过多资源，步兵和炮兵则被忽视了。尽管以色列国防军迅速地重拾了军备协同战术，它仍然受制于训练有素的步兵、运送步兵的装甲车辆、基层战术梯队的迫击炮以及用来支持快速机动作战中坦克和步兵的自行火炮的缺乏。一场战争的初始战斗是用现有装备来打的，在战争开始前很久就已作出的决策将决定战争中某些作战的可行性。

在1973年战争前的最后一次防务预算中，据称总开支的50%给了空军，30%给了装甲部队。 ^[30] 鉴于埃及空防系统在消耗战期间所施加的困难——所动用的只是以色列在1973年将遭遇的空防能力的一半，对空军有这么大的指望是否明智？将这笔钱用来加强炮兵以弥补以色列空军先前履行的一些支援性任务，是否或许更好？尽管该问题很少被如此提出，但评论家已注意到以色列炮兵在战争期间的乏力。 ^[31]

当考验到来时，以色列空军难以履行期待于它的所有使命。情况正逆向发展。如前所述，以色列空军的先发制人遭到了总理基于政治理由的反对。达扬也基于政治和军事理由而反对它。他质疑先发制人的空袭能够带来多大的军事收获。埃及空军以地下机库和混凝土掩体为依托，因此不可能在地面打击到它。对于摧毁叙利亚空军，先发制人似乎已被看成不必要。达扬辩称，对于阿拉伯地面部队的空袭“只有望将阿拉伯人的战备干扰数小时”。而且，以色列空军将攻击“处于戒备状态并由致命的导弹屏障所保护的敌人” ^[32] 。可能的损失或许令空军元气大伤，难以应对余下的战争。

这些观点在战争中也会完全成立。达扬的坦白十分引人注目。作为国防部长，他刚刚将以色列捉襟见肘的防务资源的50%用在了他突然认为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没用的军事力量上。他的空军看似为他提供了自1967年来少经变化的先发制人打击方案，而很多变化显然已发生于该时期中。先发制人在政治上不可接受；而且，即便下令执行，在军事上显然无效。适合1967年的军事学说被迫去应对1973年的情况，却被发现力不从心。

我们可以重返一战去选取一个兼具学说革新和停滞的案例。从1866年和1870年发生的战争中，欧洲的主要军队吸取了应对未来战争的教益。在这两个案例中，普鲁士军队的成功被归结于普鲁士可从平民中召集的预备役人员的数量，以及这些部队被火车运往战场的有序和速度。反之，关于为何裹足不前，法国1870年动员的混乱和拙劣则被看作一个教训。军人将随后的四十年用于寻求更好的“质量与速度的乘积”。这些准备是重大的革新，但它们未能造就军事领导人曾预言的决定性速胜。

军事规划者出了什么偏差？他们的军队为何最终在战壕里熬上了四年？军人的思维只集中在1866年和1870年的那些有利于进攻的教益上。来自这些战争和随后战争的表明现代武器或可 决定性地 影响交战过程的证据被 系统地 误读了。军人尽可能避免去正视新武器技术明显的防御潜力。 ^[33]

迟至1917年，这些教训仍未被吸取。来自这场可怕战争的最可怕统计或许是，56000名英国军人在伊普雷（Ypres）轻易地湮没了，他们的躯体在高爆炸药和泥浆的混杂中灰飞烟灭。进攻崇拜有着顽固的生命力，很多士兵则随之丧命。进攻性学说的持久性令人劳神，不仅因为关于新技术的作用的客观教训在一战前就有，也因为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年轻军官兼学者已经正确地解释了这些教训。 Q0Kq9/qN6T3iSCyDlukYU9BC6BZ/zFi1+EQCkBa1Pwlmo8QXkqyaBL/jIYCfQk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