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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解释了军事学说如何形成，以及它如何在国家大战略中发挥作用。大战略即一个国家试图借以实现安全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上的手段和目标。我评估了官僚、“权力政治”、技术和地理在塑造国家大战略和军事学说方面的影响。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学说的比较性考察是本研究的核心。尤其是，我重点解释了该时期的两大军事成就，即德国的“闪电战”和英国的空防体系；以及一大军事失败，即常令人想到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的法国防御性军事学说。
在大战略的框架内，军事学说明确了各类军事力量之间的主次先后，并规定了应如何构建和运用这些力量去实现有关目标。我选择了军事学说的三个重要方面作近距离考察：它的进攻性、防御性或威慑性；它与对外政策的协调（政治—军事整合）；它所包含的革新程度。本书第一章解释了这些方面。
我运用了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来分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学说。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研究中，这两种解释都大行其道。每一种理论的倡导者都曾在不同时间批评过对方的观点。在理论范畴内，这些解释是相互竞争而非互补的。对于这些争论，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决策的实质》中、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在《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以及《国际政治理论》中都给予了最好的梳理。艾利森将一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解释为自利和半自治的各种军事和文官机构斗争的结果。他将该解释与肯尼思·华尔兹关于均势理论的相关观点进行了比较，这些观点认为，国家的行为是对于由境外无秩序环境而引发的现实安全威胁的反应。
为了验证这两个理论，围绕着军事学说的三个研究方面，我从两个理论中导出了一些具体论点，然后将这些论点应用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学说，以判断哪种理论能更好地解释／预测所发生的事实。本书第二章对这两个理论及其对军事学说的意义作了探讨，此外该章还考察了关于技术和地理对军事学说影响的一些流行论点。第三章总结了“法兰西之战”和“不列颠之战”，即1940年的两大军事对抗，这令两国军事学说的真实后果彰显无遗。第四、第五和第六章分别是对于法国、英国和德国军事学说的案例研究。
借助比较案例研究方法，学者可以取样各理论认为重要的一系列原因，并观察这些原因的变化是否确实造成了结果的变化。如果的确如此，理论就有可信之处。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对结果的预测常常有很大不同，所以这些验证可反映每个理论的力度。如果预测相互矛盾，我们可以考察真实的结果以判断哪个理论作出了更可信的预测。当然，没有什么验证是绝对的，两个理论都未能解释的干扰性变量（比如国内政治）的存在令验证有欠完美。在承认这一点之后，本验证表明：两个理论在关于军事学说的研究中都有很大的效用；两者都比强调技术或地理直接因果影响的简单假设更有解释力；最后，均势理论在两者中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理论验证”对于我们真正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军事变迁具有重要益处。对这两个理论的竞争性运用就像使用不同的镜头，它们都是用来理解现实的工具。通过使用两个清晰的理论——每一个都揭示了不同原因的影响，与通常的历史探讨相比，我们可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军事变迁有更具体的理解。每个理论都让我们得以更清楚地看到同一现象的某些方面（尽管是以减少其他方面的能见度为代价）。对于有关的军事学说，每个理论都告诉了我们一些有用和重要的东西。虽然理论工作的明确目标是检验哪一理论更有解释力，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这两个理论确实都对国家行为中一个复杂而重要的领域提供了互补性的解释。
本书填补了关于国际政治和战略研究文献上的三个空白。首先，近20年来在国际关系理论家中持续着一场争论，一方将国家行为的根源定位于国家层次，另一方则是将国家行为解释为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政治环境中为求生存时所面临的制约和动机。本书对两类理论作了明确的相互验证，这是以前很少做过的工作。
其次，除了D.C.瓦特（D.C.Watt）颇具主观色彩的《一项过于严肃的事业》，没有哪本书从比较角度系统考察和解释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欧大国——法国、英国和德国——的大战略和军事学说。通过本书的努力，我希望能够深化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理解。
最后，对于国家战略研究的一般性指南少之又少。本书不仅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指南，还通过三个案例说明了如何进行运用。本书提出了一系列范畴、问题和解释，对于研究任何国家的大战略和军事学说不无益处。
很多个人和组织对本书作出了贡献。世界政治研究所、加州大学校董会、哈佛大学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和国际事务中心的国家安全研究项目给予了财力支持。布鲁金斯学会、国际战略研究所、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以及国际事务中心提供了办公场所和研究支持。
我感谢沃尔特·麦克杜格尔（Walter McDougall）教授和托德·拉波特（Todd LaPorte）教授，特别是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肯尼思·华尔兹教授在本书的起步工作中给予的协助。对于本书主题的成形和阐述，我的朋友和同事迈克尔·曼德尔鲍姆（Michael Mandelbaum）、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斯蒂芬·米勒（Steven Miller）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提出了宝贵建议。我要特别感谢斯蒂芬·范·埃弗拉（Stephen Van Evera）。对于提高书稿的质量，本套丛书的主编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尤其是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予以了详细指导。我的老朋友安德鲁·威拉德（Andrew Willard）对几章初稿作了有益的评价。我的父母在近些年中给予了巨大的感情支持。我还感谢在书稿写作的关键两年中来自里贝卡·李·格林德海姆（Rebecca Lee GrindReim）的友谊和理解。在我写作本书时，约舒亚·埃普斯坦（Joshua Epstein）即将完成他自己的著作，他给了我很多鼓励。
巴里·R.波森
于华盛顿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