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组织理论表明，军事学说趋于进攻性和停滞性，并与一国大战略的政治内容糟糕地整合在一起。均势理论预言了军事学说中存在的更多差异，它们取决于每个国家对其政治、技术、经济和地理上的问题以及在国际政治体系中潜在机会的合理评估。三个案例研究将表明，尽管组织理论准确预言了军事学说的某些趋向，但总体结果更符合均势理论的预言。
根据均势理论，可导出关于进攻—防御—威慑、革新—停滞和整合—分裂变量的具体论点。均势理论还描述了这些论点最可能成立的情形。在国际局势相对平静的时期，若政治家和军人觉得战争风险微弱，上述的组织动力会趋于发挥作用。若威胁看来更大，或者战争看来更可能，制衡行为会发生。该行为的一个关键组成是文官对军事事务的更多关注。
这种关注将军事学说中更为僵化、服务于组织自身并在政治上不可接受的方面置于了更严格的审视之下。对灾难或失败的恐惧促使政治家质疑经年累月的观念，挑战军种的偏好，改变预算的分配，并寻找军事上的建言和领导的新来源。文官通过干预来改变细节，包括军事态势和学说，而不仅仅是一般原则。组织理论则将此种程度上的文官影响视作不可能。而且，军人担心因和平时期的效用而久受青睐的政策在战时可能显得乏力，会比国际局势平静时多少更易于接受外来批评（根据均势理论）。军人自己更可能去检讨他们传统的前提性认识。他们不会将其抛弃，但他们可能要防备其失效。就其自身而言，军方的这些趋向未强大到足以造就符合均势理论预言的军事学说。是文官干预与军方更为开放的心胸共同造就了所预言的结果。
在第一章中，“安全困境”观念被用来解释进攻性学说对于国际政治的有害影响。国家被假定为主权单位，它们希望一直如是。它们的生存环境是无政府的；每个国家必须照看自身的安全。一国采取的保障其安全的措施会削弱他国的安全。当这发生时，那些受威胁者明白在战争来临时它们只能依靠自己，会趋于采取反制措施。无论是建立同盟还是进行军备竞赛，各国会置身于制衡行为之中。
对于国家、其环境及其行为的描述不取决于特定国家的任何特质。它更多地与国家的环境而非其特点有关。 [43] 如我所理解的，均势理论考察了国际政治体系的总体本质，并强调了该体系对于各行为体行为的影响。因此，我在本书中偶尔会使用与 均势 （其形容词涵义）同义的 体系的 一词。
无政府环境，即最高权威的缺失，令争端在国家间浮现。这些争端常常只能通过战争解决。由于最高权威的缺失，暴力是国家间一种持续且无处不在的风险。在暴力争端中，两个因素决定了结果：能力和意志。那些凭借占据优势的联盟、更强大的经济或更有效的军事组织令对手束手就擒的国家经常赢得战争。盟国就是这样赢得了二战。凭借过人的为打仗而付出金钱或鲜血代价的意志，也可赢得战争。在南越的战场上，美国的武装力量未被挫败。由于在这些战场上所遭遇的痛苦和所承受的代价，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意志被挫败了。
尽管国家间的争端司空见惯，但它们不总以战争收场。不过，进行战争和战争威胁的能力时常隐于幕后。在无政府背景下，能力和意志是最终的裁决者。当这一方或那一方被彻底击败，或显现抽身而退之意时，战争就度量出了争端各方的相对能力和意志。因此，对特定争端背景下的相对能力和相对意志的认识会减少诉诸暴力的趋向。如果这种认识可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各方不必以战争为媒介去度量对方相对于本方的权力和意志。各国不是为打仗而打仗。若认识到战争的成本和风险，它们会试图通过外交去实现对于彼此权力和意志的相互认知——一个就谁想要更多和谁拥有更多达成的一致。 [44] 这是一个困难的过程，每方尽其所能让人以为自己是强大和心系时局的，即便在它须对对手的如法炮制投以冷静的分析目光时。如果该过程未能就相对权力和意志达成一致，实现这种“度量”的任务就必须交由战争了。
集聚权力——军事能力和提升军事能力的资源——也许是国际政治体系施于国家的最重要使命。它是无政府环境中的生存手段。权力的集聚是均势理论家和现实政治的倡导者的核心关注所在。在无政府背景下，国家会想方设法保证其安全。它们努力增加其权力。它们不必全神贯注地或无止境地这样做。但是，即便在某国出于防御动机而试图改善其权力地位时，它保障自身安全的所作所为也时常会削弱他国的安全。如果某个特定国家有扩张倾向，其行为就更可能有此效应。对于回应以增加自身权力的尝试，那些受威胁者有着强烈动机。这被称为“制衡行为”。
国家通过两个基本途径来制衡：组建联盟和内部动员。组建联盟是使用“均势”一词的多数政治家和学者的关注所在。一些探讨是对策性的，告诫明智的政治家要保持均势。另外还有预测性的，指出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明显促进了国家间的制衡行为。无论各国是否在明确地追求均势，均势都将是可能的结果。大国间的同盟建构则一直是重点所在。
为了进行战争，同盟将一些国家的军事力量联合起来。在战前，联盟（或其迹象）还可服务于该目的：强化为人所感知（perceived）的权力。在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按此套路打了“中国牌”。英国外交大臣格伦威尔（Grenville）勋爵起初是把针对大革命法国的第二次联盟首先当成外交工具，其次才是军事工具。他要以战争威胁为后盾，向法国执政府（the Directory）提出一个全盘解决方案。 [45] 在两极体系中，这种集聚真实和感知意义上的权力的做法收效甚微。尽管与第三方结盟的威胁可能带来某些外交作用，但第三方的相对虚弱会削弱该影响。因此，在两极体系中，我们应会看到对于既集聚真实权力、又强化感知性权力的“内部”机制的更多关注。对多极体系中政治处境孤立的国家而言，这同样应属实情。
内部动员是国家增加其权力的第二种途径。在应对特定对手的进攻能力的上升或某个进攻性联盟的发展时，国家可在自身疆界内找寻更多的能力。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竞赛或“竞争”是内部性的制衡行为。国家可以将更多资源从其经济中抽出用于军事目的。它们可以限制消费并促进投资，以实现高速增长。通过加强训练，可争取一国军事组织的质的进步。可以提高薪水，并增加专业骨干。
正如结盟和结盟的迹象可在和平时期强化感知性权力，内部能力的集聚也可如此。在大型且显眼的武器系统上的军备竞赛是敌对各方难以避免的。这类武器常被看成相对权力的标杆。在苏美军备竞争进行了35年，以及苏联获得不可回避的第二次打击能力15年后，对于军事能力的特定组成部分在很多指标上的细微不等，很多分析家和高级官员依然不时感到不安。这类指标显然影响了对于相对力量的政治感知。
军事力量还可被更直接地用于显示权力和 意志 。力量可被调遣、置于警戒状态或予以动员。为了显示打更大规模战争的意志，可以去打小规模战争。在为美国在越南的存在进行辩护时，后一理由时常出现，尤其在不能找到其他理由时。对力量的这种示威性使用一直是外交的长期辅佐手段。腓特烈大帝曾言道：“没有武备的外交就像没有乐器的音乐。”随着常备军的出现，武力示威的习惯在腓特烈时代崭露头角。 [46] 布鲁金斯学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冷战期间，美国曾200多次如此这般地部署军事力量或令其处于警戒状态。 [47]
几个因素影响了制衡行为的强度，以及结盟与内部动员的混用。体系中的一些国家试图改善其权力地位的认真程度是最重要的因素。最经常地被认作历史上霸权觊觎者的那些国家引发了其邻国最强烈的制衡行为。其他三个因素也是重要的：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不同行为体在地理上的优缺点；还有军事技术。
很多均势理论家认为特定体系中的大国数量是一个重要变量，因为它影响到能力的集聚和度量。 [48] 政治体系中的大国越多，这些任务变得越复杂。一个有很多强国的体系为扩张性国家提供了机会，因为抵制扩张的责任模糊不清。多极体系助长了“推诿责任”。在两极体系中，情形则相反。超级大国主要是相互担心，所以它们小心地相互监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未引起对方注意的情况下着手去准备侵略。维护现状的超级大国会承担抵制扩张的责任，因为推诿责任不是一项选择——没有其他国家强大到足以接过被推卸的责任。每个超级大国都受到了结构的限制。能力的分布状况提升了警惕性，并抑制了消极懈怠。
在多极体系中，相对权力难以估算。无人能够十分肯定谁将与谁站在一起。即便在两个同盟针锋相对时，背叛的可能依然存在。该问题在两极局面中不会出现。尽管每个超级大国能够靠自身之力对对方造成重大伤害，权力分布的不等足以使得没有第三方可对两者中任何一方造成差不多同样的伤害。两极局面可能助长反应过度，它可能引发冲突的扩大和深化。另外，它使相对权力更易于被评估，并使两个超级大国都打消该念头，即步步推进的侵略能够成功。
在多极体系中，侵略者可赢得先机，因为防御者们会争论该威胁的性质，以及谁应该支付与其对抗的代价。如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所指出的，也如同肯尼思·华尔兹所重申，这种异议至少在短期内对于每个自治而且自利的单位而言是合理行为。阻遏一个扩张性霸权是一项公共利益。无论是一个国家创造了该利益，还是大家创造了该利益，所有人都受益。由于无法防止特定国家享受该利益，该国有“搭便车”的动机。每个国家都可能这样看待世界，企图尽量少付出，并让他者多付出。
这种异议将妨碍防御性联盟的建立，即便在它们建立后也将限制其效能。关于风险和成本的争执是同盟固有的。而且，今日之友可能是明日之敌的见解会助长关于如何分赃的争执。战争一定不能以此为结局：与战争开始时相比，联盟的某个成员比他国更加强大。没有哪个国家希望比他国失去更多，没有哪个国家希望他国比自己得到更多。这些算计意味着，被提供的公共利益——防御——有可能少于“最优”数量。
均势理论家不那么经常提及大国之间的相对能力问题。理论是通过简化现实而推进的。对于或由几个同等强国（多极）、或由两个同等强国（两极）组成的体系中的行为，有可能归纳出相对清晰和明确的假设。对于真实世界中两个或更多大国的相对能力有可能发生的无穷变化，总结出这样的假设会十分困难。不幸的是，要把有着理论意义的假设具体化却轻而易举。
比如，理论家将当前的国际环境正确地看成两极性的，尽管该事实——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大致是苏联的两倍，而后者只大致与日本等同——使每个超级大国的行为与严格的两极世界中的情形相比略有改变。与假如两国的总体力量更趋相等时的情形相比，苏联人或许在更用力地竞争，美国则发力较轻。类似的是，接下来的案例研究表明，在真实世界中的多极体系内，大国能力的变化的确看起来是重要的，尽管它们发挥重要作用的方式与均势理论的预测大致相符。尤其是，在多极体系中，维持现状的大国比扩张性国家越弱，该大国投入精力寻找盟友的趋向就越强——实际上，相比于加强自身的军事力量，它对于该努力可能投入多得多的精力。处于更有利地位的维护现状的国家可能更加关注自身的军事能力，对结盟则关注较少，因为它们觉得自己更能够自立，至少是暂时的。
地理和技术能够影响制衡行为的强度和特点。在地理和技术据信有利于防御方的场合，所有种类的制衡行为应比假如进攻据信具有优势时更慢和更弱。鉴于前述的军事组织的独特偏好，身为文官的决策者将比军人更可能持有这种观点。
在体系意义上，关于地理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的研究或许是考察环境对各国的国家安全行为的影响的首个尝试。比如，观察家长期强调了地理对瑞士、英国和德国的军事战略——实乃对外政策——的影响，它几乎独立于总体能力和军事技术的影响。
山地障碍为瑞士人提供了有力的防御优势，这个国家已让其军事组织长期适应了对这点的利用。
英吉利海峡提供了使英国得以放弃大型陆军而偏爱海军的防御优势。在战时，由此而来的海军优势连同横亘西欧外海航线的位置，令英国得以封锁其大陆对手的商船队和舰队，并因此控制世界上的很多贸易。这些优势造就了独特的对外政策和军事学说。在安全而富裕的情形下，英国通常不温不火，凭借着封锁、联盟、补助和小规模的陆上远征军去进行战争。
德国则与这种奢华无缘。它相对缺乏天然的防御屏障，并被强国所包围，没有明显的战术优势。但是，如果能够足够快速地调动部队，德国可以享有“内线”优势，即将军队迅速地从一条受威胁的边界向另一条转移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腓特烈大帝设法利用这种优势。蒸汽机的发明和密集铁路网的建设将该地理特点变成了一个甚至更加重要的军事因素——倘若有着适当的学说。德国军人的应对是予以机动和进攻越来越多的强调。该结合将使德国军队得以选择它心仪的地点进行集中，迅速地对付某个对手，然后转移军队去威慑或击败来自其他方面的攻击。
这些例子体现了地理据认为会影响军事学说的某些路径。总体而言，说起来并非无理的是，拥有地理上的防御优势的国家将比其他国家对对手能力的上升反应得更慢和更弱，并将更经常地强调防御性学说。这类障碍的缺失应会趋于导致相反的结果。在地理因素看来有利于进攻性军事学说的场合，国家将倾向于这类学说，无论它们是否有着维护现状的政策，而且制衡行为应是趋于迅捷和有力的。
如德国案例所表明的，根据地理因素与能力分布以及军事技术所带来的可行性的相互作用，这些论点将被赋予或多或少的说服力。归根结底，尽管军事技术和工业力量分布上的变化从长期来看的确左右着地理因素的军事影响力，某些地理因素确实在很长时间内趋于对军事实践施加某些影响。瑞士山脉的防御价值是一个业已引用的例子。在直至二战结束的差不多三百年中，英吉利海峡对于英国的学说一直有着强大的影响。通往开放大洋的出口的受限制约了沙皇俄国的军事选择，它继续困扰着苏联的弹道导弹潜艇力量。水路交通的效率总体上仍高出陆上交通如此之多，以至于美国可考虑在伊朗南部与苏联进行常规战争，即便该作战区域距美国至少是距苏联的十倍。
对于技术对军事学说的影响的任何理论探索由于该事实而变得复杂：即技术看来有时是独立或干预变量，有时则是依附变量。政治家们经常看似将技术视作在他们与对手的原始权力之间发挥作用的不变因素，影响到每个国家可生成的有效军事能力。比如，在军事技术被视为有利于防御方的场合，与假如军事技术被视为有利于进攻时相比，对手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可能看起来少些威胁性。技术性的防御优势会有效削弱扩张性国家的原始权力，而技术性的进攻优势则增大了该权力。
另外，一些地理或政治因素可令进攻性学说（或者防御性学说）如此有吸引力，以至于一国将努力使技术与所偏好的学说相调和。由于原始军事技术如同民用技术那样常常颇具可塑性，而且几项军事技术可以被结合或再结合起来，在防御（或进攻）可能看似唯一可行选择的场合造就进攻（或者可能是防御）优势，国家可能进行革新以改变看来不变的技术现实。所以，某项特定的军事技术或军事技术的结合决定总体优势是偏向进攻还是防御，这常常是一件既基于事实也基于感知的事情。如果进攻或防御优势在特定事例中确实存在，而且如果该事实令人不快，当事人——根据他们面临的其他压力——可能为改变它而付出巨大努力。永不清楚的是，这些努力是否将被证明是成功的。如同将表明的，出于地理和政治原因，20世纪30年代德国和英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成功地进行了干预，改变了人们心目中的技术现实。苏联和美国的政治家和军人对显然属于核技术固有本质的一种状况——较富裕的国家容易获得难遭打击的报复性力量，所以核战争不可能取胜——感到不满，在过去30年中为改变该状况而维系了持续不懈且投资可观的努力。这些努力遭到了失败，但它们仍在继续。
对于围绕进攻、防御和威慑性学说起因的各个假设的探讨须以对该首要假设的辩护为开端：均势理论表明了该维度上的异质性而非同质性。我已强调，组织理论表明多数军方将偏好进攻。如果均势理论也体现了该维度上的同质性——这三类中的一类在学说上的绝对主导地位，这可能使竞争性的理论验证任务或者更简单，或者更困难。如果均势理论表明国家将偏好防御性学说，该任务将简单易行，因为我们可以轻易地考察大量军事学说，看看它们是常为进攻性还是常为防御性的。另外，如果均势理论预言了进攻性学说，那么两个理论都在预言同一结果，人们几乎不可能将它们相互验证。在我们发现进攻性学说的场合，我们将遇到“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问题——对结果的超出百分之百的解释。当然，在出现防御性或威慑性学说的案例中，两个理论都将被质疑。但是，均势理论没有预言同质性结果，尽管对该理论的误读或许体现了这点。
国家行为的若干研究者——其分析反映了均势理论的视角——预言了看似需要进攻性学说的国家政策。汉斯·摩根索、约翰·赫兹（John Herz）以及——相对次要的——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预言国家通常将试图扩张其权力。 [49] 国家将寻求的不是单纯的平等，而是优势。国家有可能这般行事，因为权力是在无政府体系中生存的关键所在；由于相对权力难以度量，国家从不清楚它在何时拥有足够权力，所以它应该合乎逻辑地力求拥有大幅度的领先余地。归根结底，如同我所强调的，这些理论家强调安全困境一直存在。实际上，他们还强调——这是我 未强调的 ，安全困境通常十分明显。如果关于体系及其对行为体的影响的这种观点是完整的，那么推导出所有国家为了便于扩张其权力将偏好进攻性学说看来也合乎逻辑。由于进攻性学说可以为征服某国的邻国和攫取某国边界外的权力资源提供方便，它也许看来是提供了最多安全的军事选择。
但是，该观点是不完整的。它就最根本的意义而言是 反历史的 (ahistorical)，把国家假定为实际上乳臭未干的小孩，他们仅仅以基于“尖牙利爪法则”的方针作为行动指南，闯入了国际政治的丛林中。在这种情况下，安全困境或许确有可能特别强烈地发挥作用。但是，罗伯特·吉尔平承认，国家在考虑是否尝试扩张时会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而且对成本的认识受到该国历史经验的影响。 [50] 特别重要的是它自己或他国扩张之举的后果，以及从这些经历中学到的教训。尽管国家或其主政者常常误读历史教训，均势理论自身表明扩张性霸权将遭遇抵制和阻止。 我们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表明这是实情。 这是一个易于学到的教训。其实，这种学习符合肯尼思·华尔兹的预言，即国家将被它们所生存的体系中的规范社会化。 [51] 不是所有国家都学到了该教训——这不足以维持永久和平，但所发生的学习足以让暴戾和无节制的扩张政策成为特例而非惯例。维持现状政策是惯例而非特例。路易十四和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德皇和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对于不得不反对他们的那些人而言，已经是过多的欧洲霸权的觊觎者了；但就常常包括多达六个主要参与者的三个世纪的角逐而言，则少得令人惊讶。
当然，维持现状政策不必然造就防御性军事学说，但它肯定也不必然造就进攻性学说。实际上，维持现状的强国将评估它们的政治、地理和技术上的处境和机会，并设计一种以最小代价和风险去保持其利益的军事学说。因此，来自均势理论的一个推论是，在进攻—防御—威慑维度上，军事学说将是异质的。
1．有征服倾向的国家会偏好进攻性军事学说。该论点不是导自均势理论，而是一个常识。路易十四、拿破仑·波拿巴和阿道夫·希特勒都有着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并需要进攻性工具去推行这些政策。
2．各国会试图将战争成本转嫁给他国。进攻行动是实现这点的一个途径。如果战争看来会招致高昂的附带损失，国家会试图设法使战争在敌国、中立国甚至盟国领土上展开。尼古拉斯·斯帕克曼（Nicholas Spykman）曾提醒说：“国家只在衰弱期才在本国作战。在强盛期，它们在他人的领土上作战。” [52] 当然，除了那些的确想利用这点的国家，不是所有国家都有着在国外作战的选择。迈克尔·汉德尔（Michael Handel）提出了另一个例子：“如果战争爆发，它必须尽快地被转移到并开展于对手的领土之上。这是以色列的战略军事学说的一个铁律。” [53] 看起来或许与普遍认识相左的是，这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中法国学说的一个根本信条。（第四章中对此有更详细的探讨。）
3．当权力看来正变得不利于自己时，国家会支持进攻性学说。进攻性学说对于进行“预防性”战争必不可少。看来也有可能的是，在权力可能迅速变动的场景中，政治家会要求“在枪膛中”保持进攻能力。特别激烈的军备竞赛看来会助长进攻性学说。（我们已看到相反的情形如何能够成真。）预防性战争是一种特殊的制衡行为。“由于我不能让你追赶上，我现在就要把你打倒。”以色列对于1956年法英袭击埃及的合作可部分地由该恐惧来解释：埃及刚刚声称，东方集团的军火库将赋予它永久的军备竞赛优势。希特勒偏好进攻性学说的部分原因是，他相信他在重整军备方面已比其假想敌更快，但他们会很快赶上。通过让德国在盟国得以修正其军事缺陷前就对其进行打击，进攻性学说将使他能够防止这点（见第六章）。
4．没有盟国但 面临多个威胁的 国家会类似地受到进攻性学说的吸引。进攻性学说使该国得以选择战争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对手的合力是占优的，进攻性学说会特别具有吸引力。在进攻性行动中，被孤立的国家可以逐一攻击和击败其对手，将能力失衡的影响最小化。这是预防性战争的一个变种。进攻者不去打一场针对一个优势联盟的战争，而选择去打一场等于轮流单挑敌对联盟的每个成员的战争。进攻性学说因而是权力制衡的一种方式。
5．若加之地理上遭遇包围的因素，先前的假设将更有分量。普鲁士和后来德国的军事史体现了对于进攻性学说的一贯亲近。这可由多条战线上的战争所造成的频繁威胁来部分地予以解释。以色列的进攻性学说使它得以逐一击败阿拉伯国家。苏联军事学说的进攻性——在火箭部队和地面力量上——在部分程度上也可能是对于每条边界上都存在敌对国家的回应。
6．如果政治家缺乏强大的盟友，他们会偏好进攻性军事学说，因为这类学说可使他们煞有其事地操控战争威胁。对于制造威胁，进攻性学说再好不过。国家可兼用结盟威胁和军事力量威胁，去支持表达实力和意志的外交。在缺乏强大盟国时，该任务的全部负担落在了国家的军事能力上。这是希特勒早期外交的主要特点（见第六章）。（美国）前国防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兜售以“灵活战略选择”为面目的强大反力量性核能力，这是主要动机所在。在20世纪50年代战略空军司令部（Strategic Air Command）学说中的进攻性内容的背后，该动机看似也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军事示威和进攻性学说也是以色列大战略的重要组成。
7．国家不必在政治上被孤立或地理上被包围，才会觉得防御性学说缺乏吸引力。有着广泛的安全依附者的国家可能觉得，将用于解除武装的进攻性军事力量或威慑性、惩罚性的军事力量集中于对手（或对手们），而非将稀缺的军事能力分散在多个地方的徒劳的抵抗行动中，对于保护这类盟国是可取的。这类依附者，比如20世纪50年代北约范围内的欧洲国家，可能离保障者遥远，而与某个主要强敌邻近，并且过于弱小以至于无力对自身防御多有贡献。难以仅仅通过防御／抵拒手段来保障这类国家的安全。假如美国曾不得不使用常规的抵拒手段来保护战后欧洲，在欧洲或许将有比实际情形多得多的美国部队。必须抑阻（dissuade）苏联这个对手与美国的依附国开战。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时代，如果法国的东欧盟国要得到保护，这实属同样情形。
如果防御／抵拒手段被排除在外，如何实现抑阻？剩下的只有威慑和进攻。尽管美国在冷战中主要依靠威慑，但进攻也扮演了重要角色。很多人对于只依赖威慑颇有微词，因为对手能够对我们可能发起的任何打击进行报复性惩罚。延伸威慑（extended deterrence）难以做到，原因是：虽然一个国家对直接侵犯自己的对手施加惩罚的意愿不容置疑，但不那么可能令人信服的是，它愿意因为远方的依附国遭到进攻而惩罚同一对手，并因此给自身招致战火和苦痛。随着通过解除对手武装从而限制我们自身所受伤害的能力的上升，该承诺的可信度据说也在上升。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科林·格雷（Colin Gray）和格伦·斯奈德（Glenn Snyder）以不同程度的强调点出了这点。 [54] 这些考虑部分地解释了“大规模报复”的进攻性内涵。迄今，对于“并非看似不可行”、破坏力受限的第一次打击能力的心照不宣的需求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美国核学说的进攻性。
8．广泛的安全依附者和强大的对手可促使某强国选择威慑性或进攻性学说。进攻性学说将是偏好所在，但该问题可观的涉及面和对手的能力使进攻性能力来之不易。对于该问题的涉及面，技术和地理常是关键的决定因素。在二战前，英国希望守住半个地球之外的属地。它缺乏在这种距离上投射强大力量的天然能力——尤其在保护本土免遭更邻近的对手威胁之余。即便它能够聚齐该能力并应对该距离，英国缺乏可将日本解除武装并令其一直赤手空拳的技术。如果国家面临这种状态，它们将接受——尽管它们未必拥护——威慑性学说。
最常发现自己处于该状态的政治有机体看来是历史上的大帝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人觉得不通过鏖战而通过空袭来管制阿拉伯部众是有利的。他们可能或是循规蹈矩，或是受到惩罚。 [55] 对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防务政策的细致考察显示了对于威慑的明显倾向。该时期的政治家常常使用该词汇。由于经济、工业和技术限制，所设想的实际操作更多是抵拒而非惩罚之类的。但是，抑阻是目标所在，而且人们看到了对于利用军事能力和潜在军事能力以抑制侵略的持续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对某种惩罚性行动的筹划仅仅停留在英国轰炸机司令部（Bomber Command）的轰炸平民学说上。
在9世纪的拜占庭帝国，C.W.C.奥曼（C.W.C.Oman）找到了威慑战略的一个例证：
一旦其军队（萨拉森人的军队）据报已经北上到达了卡帕多西亚，通过对其国土进行猛烈袭击，并将西利西亚和北叙利亚破坏殆尽，也可大有作为。这种毁灭性做法被经常采用；而且，对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交界地带的居民来说，两支军队各自蹂躏对方土地而不试图自保的情景是再熟悉不过了。海上入侵是对陆上袭扰的补充。 [56]
9．如前所述，受强敌威胁的小国常常诉诸威慑性学说。甚强和甚弱者之间在学说上的这种独特重合易于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下，能力的不足驱使各国选择了这类学说。倘若一国的能力满足不了其目标或需要，它可能利用其政治“意志”去影响天平。意志既是任何物质源泉的产物，也同样是一国政治团结的产物。因此，每当国家面临安全威胁，并且由于任务或自身贫困状况的严峻而缺乏资源时，我们可期待看到威慑性学说。
我已强调，结盟是为了外交而强化感知性权力和为了战争而集聚真实权力的通行办法。不过，联盟的管理有其问题。拿破仑曾宣称，如果他不得不发动战争，他更愿意让它针对某个联盟。阿尔弗雷德·瓦格茨（Alfred Vagts）言道：“在所有类型的战争中，这是政治目标最可能排挤和压制战略目标的一类。而且，即便此非期待所在，其他的合作伙伴或伙伴们对此仍不无疑虑，将试图节约自身之力而牺牲盟国之力。” [57]
10．防御性学说，或者有着明显的防御性内涵的学说，会得到推行维持现状政策并准备以联盟方式作战的政治家们的偏好。这类学说给予了联盟中的国家更多时间去处理战争成本和收益的分配。如果发动攻势的成本看似高昂，该现象将尤其明显。一个看似矛盾的例子体现在1973年阿以战争中埃及的所作所为上。尽管埃及人发动了一场跨越苏伊士运河的成功攻势，但他们在过河后选择了一种待在其空中和反坦克防御圈身后的低风险战略。这样一来，他们让以色列难得地能够集中主要军力去对付叙利亚的危险攻势。埃及将战争成本转嫁给了叙利亚人。只是在叙利亚人暴跳如雷的抗议表明以色列将迅速获胜后，埃及才从其防御位置起身。当埃及最终发动攻击时，其攻势被粉碎了。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和法国犯有类似的“推诿责任”错误。在埃叙案例和英法案例中，发动攻势的成本都看似高昂。就1914年的强国而言，进攻的成本看似偏低。这解释了战争初期不那么谨慎的举动。
11．另一个限制可能削弱上述假设。尽管国家可能追求使其得以将一些防御成本转嫁给联盟伙伴的军事学说，但它们必须设法取悦这些当下或潜在的盟友以吸引之。 [58] 因此，同盟的追求者可能采用它们所期冀的盟友的学说。对于推诿责任目标和结盟目标，某个特定的军事学说可能无力同时企及。而且，若它确是如此，国家可能面临困难抉择。1973年，埃及似将其军事学说描述成了争取叙利亚在初始进攻中的协作的一个途径；在战争早期，它为了节约自身力量而改弦更张，最终在对西奈山口的以色列军队的失败攻势中回归了对叙利亚人更通融的战略。另外，借助防御性学说，20世纪30年代的法国可吸引英国对某种终极战争行动的支持，并控制自身对它的付出。英国不想对德国有任何挑衅，而这对法国不是问题。
12．维护现状的国家通常会偏好防御性学说，倘若地理或技术使这类学说具有吸引力。与不维护现状的国家相比，它们更可能正确解读这类因素；而且由于其目标是维持权力，它们更可能在军事上利用之。
13．维护现状的国家可能偏好防御性学说，仅仅由于这些国家知道它们不可能首先开火。因为它们预料将首先遭到攻击，对它们来说，将军事努力用于探求如何去阻挡攻击是在情理之中。
我已探讨了军事学说特征的一些起因。组织理论将外来干预看作整合和革新的一个关键来源，但也预言这种干预将十分困难。均势理论预言，不论是否困难，这种干预都将会发生，倘若此乃保卫国家之所需。如果均势理论成功预言的不仅是干预，还有它所产生的环境，那么该理论在相对于组织理论的可信性上会得分。因此，论述文官干预军事事务的原因是重要的。
1．有侵略意图的政治领导人会经常审视其军事力量，以判断它们是否准备就绪。希特勒对于其军事能力最为关注，并如我们将看到的，也是闪电战发展的首要推动者。这更多地是一种常识，而非均势理论导出的论点。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为寻衅滋事开了方便之门。相关目标的军事价值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寻衅滋事的动机。如果政治领导人出于扩张安全资源的目的而有侵略企图，那么可根据结构性约束来粗泛解释其干预。不然，我们必会用贪婪和“血腥心态”去解释。
无论文官决策者出于何因选择了侵略道路，军人们必须或者执行其首长的命令，或者辞职。战争前景可对军人的行为具有催化剂般的影响，其生命或职业生涯将不可避免地面临险境。1939年底和1940年初，当希特勒决心对盟国发动攻势变得昭然若揭时，德国陆军的指挥官才迈出了通往闪电战学说的最后步伐。
2．如果出于政治目标而谋划侵略是文官干预军事事务的一个常见起因，另一个则是恐惧。这与均势理论相符。政治家们易因国际环境中的事态而担惊受怕。很多不同的事态都可能威胁到国家的安全。恰如国家通过军备竞赛或结盟而在物力上进行“制衡”，它们通过密切关注自身军事组织的学说、能力和备战状况而在质的意义上进行“制衡”。它们不是一直这样做，但一旦它们做了，恐惧是最常见的驱动力。
3．同样的恐惧会增进军事组织对外界批评的接受能力，还会壮大其内部有自省精神的成员的影响。但是，假如某个特定国家觉得自己有可能结盟，该论点的力度在多极体系中会被削弱。在威胁面前，文官对于追求盟友和评估自身军事态势可能是双管齐下。这或许会减少某个特定的军事组织面临的压力，以至于组织动力得以获胜。关于该问题，能够得出更多的具体论点。
4．面对着任何形式的安全问题，没有盟国的国家将趋于对其军事组织予以高度关注。政治上孤立的国家确是如此。以色列是一个当前的好例子：军事领导人退休后成为了重要的政治领导人，政治家们通常熟悉军事事务。在两极体系中，这种关注也是两极的特征。自冷战发生以来，与我们历史上的任何先前时期相比，美国领导人对于军事事务给予了更多关注。
由文官干预引发并由政治孤立推动的军事革新的例证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法国常备军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大众型军队的发展。回想一下大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和文职的陆军大臣米歇尔·勒·泰利埃（Michel Le Tellier）在法国第一支全面职业化的常备军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什么将法国驱使到了这个方向上？历史学家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写道：“在古斯塔夫斯去世时，……黎塞留觉得自己面临着临时拼凑一支军队并亲自上战场的必要，倘若哈布斯堡的——西班牙人和奥地利人的——权力不能成为欧洲主宰的话。” [59] 勒·泰利埃的儿子卢瓦尔（Louvois）侯爵完成了他父亲的工作，缔造了路易十四用来对几乎整个欧洲发动战争的那支军队。 [60]
大革命法国的情形差不多。执政府共有六个主要对手；到1793年8月23日，危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公共安全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Safety）下令实施普遍征兵制，这在所有现代欧洲国家中是第一次。到次年夏天，法国陆军已有75万人服役，是蛮族入侵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武装力量。 [61] 该委员会不单是发明了大众型军队。拉扎尔·卡诺（Lazare Carnot），一个前职业军人，也是一个对军事组织和战术有着新思维的人，投身于大革命之中，法国军事革新的指南即出自其手。
尽管政治孤立为文官干预提供了另一个刺激，但即便有可能结盟的国家在面对新的或不断上升的威胁时也会体现文官干预的趋向。在1934—1940年英国的所作所为中，可找到最好的例子。德国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带来的不仅是大规模防务支出的恢复，还有文官对军方计划的更多关注。尽管军事组织奉行进攻性学说，但文官通过干预推动了一项重大的防御性革新——该国一体性空防系统的发展，这是历史上的第一个此类系统（见第五章）。尽管皇家空军没有全心全意地拥护空防，但该组织对空防的支持随着战争风险的加大而上升。
5．一个国家记忆犹新的灾难是文官干预的重要推动因素，即便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在地平线上出没。（该论点和接下来的那些论点在组织层次上有其对应者。）如果威胁显而易见，该趋向会更加明显。最近的例子是，以色列的阿格兰纳特委员会（Agranat Commission）对导致1973年战争的所有事件以及该战争进行了非常透彻的检讨。尽管该委员会有两位前参谋长参与，但主席和其他两位成员都是文官。报告的主要部分依然是保密的，但它据知已引发了以色列武装力量的广泛改革。 [62]
另一个例子可在普鲁士身上找到。在1806年10月7日和11月7日间，拿破仑·波拿巴彻底摧毁了腓特烈大帝的后继者的军队。在法国人占优的数量和战法前，这支“有国家的军队”遭到横扫。在这次灾难后，文武双方的改革者走到了前台。在战前，改革官僚体制或军队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战后，在军人格哈特·沙恩霍斯特（Gerhard Scharnhorst）和奥古斯特·格乃泽瑙（August Gneisenau）伯爵的领导下，一个改革军队的委员会被建立起来。反对的声音并非罕见，实际上只是靠着国王的直接干预才被压住，他将改革的反对者撤出了该委员会。 [63]
6．造成某些文官干预的不是灾难，而是对特定的军事行动所预料的高昂成本。取得了胜利但代价甚大的战争可令一国大伤元气。即便在某种优势提供了某些限制损失能力的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文职决策者们对其核力量的关注更强于他们对军事力量曾有的关注。尽管美国可能在一场核冲突中“占上风”，但该游戏不可能划算。（这类行为的另一个例子见于两次世界大战间的法国——见第六章。）
对军事灾难的体验或预计提供了技术可影响军事学说的一个关键途径。文官们尤其倾向于解释新技术，并将这种解释与军事学说结合起来，倘若该技术对于该国的生存构成了一些非常清晰和明确的威胁。该威胁可能是失败，或是有可能出现高昂的附带损失。除非技术的表现——通过验证或战时运用——足够鲜明或可怕，以至于动摇了文官对自身军事组织应对它的能力的信心，否则文官干预不可能出现。法国文官们对于一战的任何重演风险的态度，英国文官们对于落在伦敦的炸弹幽灵的态度，以及美国文官们对于核武器的态度，都是好例子。不过，即便在此，技术的影响也非决定性的。在法国案例中，技术被视为大体上一成不变的，是一种须被承认并应对的力量。在英国案例中，技术则被视作某种可变化的东西。
对于失败的单纯恐惧提供了文官干预的另一个动机。如果某个对手看起来令人特别难以忘怀，有着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潜能，文官们会对他们的军事工具予以相当关注。比如，促使英国文官干预皇家空军学说的是对于德国人“击倒性空中打击”的恐惧（见第五章）。
总体而言，该理论预测了进攻—防御—威慑维度上的异质性。
1．扩张性强国将偏好进攻性学说。
2．当战争看来会招致非常高昂的附带损失时，国家将偏好进攻性学说，因为进攻令该国得以将战争引至他处。
3．权力地位有利但正遭受侵蚀的国家将偏好进攻性学说。（进攻性学说是预防性战争的工具。）
4．面临几个对手的国家可能偏好进攻性学说。（还是那样，进攻性学说是预防性战争的工具。）
5．在类似意义上，地理上被包围的国家可能偏好进攻性学说。
6．没有盟国的国家将偏好进攻性学说，因为它们必须利用军事力量为外交服务，这是进攻性能力最适用的一个目标。
7．有着广泛的安全依附者的国家将偏好进攻性学说，因为它们为集中稀缺的军事资源提供了可能。
8．如果保持进攻或防御性学说不可行，有着广泛的安全依附者的国家将接受威慑性学说。威慑性学说是利用政治意志去影响军事平衡的一项工具。
9．在类似意义上，小国可能选择威慑性学说，因为其能力不足以支持任何其他类型的学说。
10．结盟而战的可能性可导致国家实行防御性学说，因为这类学说令这样的一种战争步调得以可行：结盟者凭借它可解决战争风险、成本和收益的分配问题。
11．准备结盟参战的国家还必须取悦未来的盟友。这减弱了论点10的力度。如果一国出于自身的特殊原因采纳了进攻性学说，其追求者可能觉得它必须顺应。但出于同样原因，如果被追求的国家采纳了防御性学说，对防御性学说的顺应不无可能。
12．维持现状的国家通常将偏好防御性学说，如果地理或技术使这类学说具有吸引力。
13．维持现状的国家可能偏好防御性学说，仅仅由于它们知道自己不可能首先开火。
1．有侵略企图的政治家将趋于干预其军事组织。
2．通常，任何加大对国家安全的感知性威胁的因素都是文官干预军事事务的起因，从而是整合和革新的可能起因。
3．当战争威胁加重时，军人自身趋于更顺从外来督促。
4．与安全环境更有利的国家相比，在政治上孤立或地理上被包围的国家中，文官趋于更频繁地干涉军事事务，而军人趋于更认真地应对战争。因此，整合和革新在这类国家中应该更加频繁。
5．最近的军事灾难可成为整合和革新的起因。
6．所预计的高昂战争成本可成为文官干预的起因。因为新技术（比如核武器）可明显左右对成本的预计，这是技术可对整合和革新施加影响的一个途径。
在看来更容易找到盟国的多极世界中，上述的所有可能起因都会被削弱。国家和政治家可能花费太多时间去追求盟友，从而没有足够时间去审察自己的战争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