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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的国家安全职能是由专业人员来分担的。这些专业人员，尤其职业军人，是在高度体制化的复杂组织中安身立命和履行职责。现代国家的这两个特点，即职能的专门化和官僚化，对本书选作研究对象的军事学说的那些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
军事学说属于军事组织的日常负责范畴。对于构建军事学说并在战时履行它，这类组织负有要责。如果这类组织未对军事学说发挥重大和特殊的影响，并借此影响到总体大战略，人们在直觉上会感到意外。但是，仅仅依赖直觉是不必要的。关于组织、军队和国家的大量且相互关联的（即便不是完全系统的）命题为生成军事组织对军事学说影响的假设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起点。这些命题在关于组织理论、政军关系以及国家构建和国家结构的文献中被提出。有两个基本论点引人注目。第一，现代军事组织的某些特征影响了它们对进攻、防御和威慑、政治—军事整合以及革新的态度。第二，在被择为研究对象的军事学说的各维度上，现代国家结构的某些方面令文官难以行使其权威，尽管不是不可能。
与军事组织研究相关的很多命题散见于组织理论文献中。遗憾的是，组织理论本身是一个十分松散的领域。尽管各种命题层出不穷，但它们之间的联系模糊不清。尽管这些论点对于因果联系及其原因的解释绝非清晰，但某些命题确实涉及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尽管关于政军关系的文献趋于关注军方干政问题，但它们也包括与军事学说研究相关的论点。下文不是对这两个领域中文献的一个评述，而是对可能有助于回答本研究核心问题的那些洞见的一个讨论。
组织理论试图解释组织的行为和结构——组织有何举动？其面貌如何？在军事上，军事组织的进攻性倾向是我们意欲解释的这类行为的一个代表。组织理论对问题的解释是参照三个重要的根源性动力： 目标 、 人员 和 环境 。
组织出于对特定目标的追求而存在。目标离不开协调、规划和监管。它要求系统地引入关于因果和成本收益的理性标准。对目标的追求会增进旨在减少不确定性的行为和结构。所有这些会造就特定的组织形态即官僚机构。官僚机构职能的独特反映了其目标的独特。与生产钢铁相比，研究和开发需要不同的官僚结构。 [10]
组织必须依靠人去实现自身目标。人是不确定性的重大根源。尽管目标需要理性，但人未必能够提供它。人几乎不可企及古典经济学假设的完美理性。 [11] 能力是有限并且不均衡分布的。而且，人不是工具；与原材料或机器的投入和产出相比，他们的投入和产出不能按同样方式计算。人寻求的不仅是从所在组织获得薪金。力量、权威、声望、顺从、良好的同事关系等等都左右着人在组织中的行为。因此，要获得实现目标所需的理性是有疑问的。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环境催生了组织；它造就了使组织得以存在的目标。人和物质的供给也须从环境中获得。组织的产出被售给或交换给环境，并换回更多的供给。但是，环境是不确定性的重大根源。组织的产出会让环境中的那些令组织依赖的群体满意么？必要的供给会在组织实现其目标所需的时间和地点出现么？环境如同组织中的人，对于实现目标所需的协调、控制和理性经常是一个阻碍。 [12]
组织理论中的多数论点强调的是一个或多个这样的本源性力量，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从这些力量出发，可就组织的行为和结构构建出一幅图画。为了实现其目标，组织须以不确定的环境为背景，协调和控制众多变化无常的人员的作为。目标需要理性，不确定性是理性的敌人。组织会试图减少不确定性的内外根源。
为处理特定的任务、问题和事态，组织会形成作为组织日常运作标准的规程。这就是当今著名的“标准执行程序”(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即SOP)，以及结合了这类程序的规章，它们因格雷厄姆·艾利森的著作而为人熟知。 [13] 标准执行程序是用以实现基本任务的最简单的一般性规则。在多数的西方军队中，从“车身隐蔽”(hull-down)位置或“藏身”(hull-defilade)位置开火是坦克的一项标准执行程序。将坦克部署在小山的后坡上并降低炮口，可使坦克的主体甚少暴露在敌方炮火下，但不妨碍它开炮。在进攻中尽可能地利用不规则地形来掩护推进中的坦克也是标准执行程序。
标准执行程序按照标准方式结合起来，就产生了规章。 [14] 要订立一项规章，或许要使用很多标准执行程序。上述的两个标准执行程序可合为一项行之有效的进攻性规章：某作战单位的一些坦克可以待在便于隐蔽车身和进行火力压制的位置上，以掩护正利用地形的其他坦克的推进。组织通常没有多少规章，制定新规章也非易事。某组织拥有的全部规章可称为它的总曲目，而且大致等同于其军事学说。
为了控制和协调众多下属单位的作为，各组织会形成所偏好的行为方式。与某一标准执行程序或规章有着特殊关系的个人和下属组织会与之形成个人或专业意义上的利益关系。各组织会保证，任务的完成是通过赋予下属组织如此行事的能力和权威而实现。
下属组织中的个人根据特定的行事方式而得到培训、酬报和提升。经过组织的社会化和提拔从而按照特定方式行事的那些人反过来将同样标准用在下属身上。因此，标准执行程序、规章以及施行它们的各组织会被体制化。 [15] 在它们变得不合时宜后，它们可能还长期存续。骑兵在西方军队中不同寻常的长期存在是一个好例子。艾利森已观察到，对某类问题的首要责任带来了“狭隘的主次先后之分和认知” [16] 。该现象在军事组织中特别明显。 [17]
环境可成为很多干预和不确定性的来源。各组织会尽其所能去减少可能干扰其例行规程的环境性干预。 [18] 大体而言，各组织可利用两种战略来减少对环境的依赖：物质的和政治的。物质战略旨在将不确定性置于组织的直接控制下。各组织囤积或贮存资源，推崇计划性，并努力收集所有它们能收集到的信息——针对的是其所需求的供给和对其行动要求的可能变化。 [19] 在某些情况下，组织采取了将这些不测的部分纳入自身控制的帝国式政策。美国海军陆战队决心保持自身专有的空中力量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二战时对海军航母航空力量的糟糕感受令陆战队相信，陆战队的步兵只能依靠陆战队弟兄提供可靠的近距空中支援。
当物质战略过于昂贵或受阻时，组织诉诸于政治战略。比如，军事组织或许喜欢决定自身预算的规模。但是，一个组织不可能同时既是组织性暴力的专家，也是税收专家。所以，军方有赖于合法的政治权威提供关键支持。
凌驾于组织的正式权威的存在是不确定性的一个来源。组织竭力要获得对于合法权威的 独立性 ，担心对于该权威的变化无常且不为人知的运用会打乱内部结构和规程上的脆弱平衡。为了保持其自治，组织会运用政治战略，诸如保有备选的供给者，追求威望，或追求凌驾于所依赖对象的权力。军国主义是军事组织施行的一种威望战略。 [20] 军事组织在国内拥有某些基于其所履职能的固有权力，而且它们试图通过将其技能神秘化并对文官当局隐藏该技能而增加该权力。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就官僚制所观察的，军方看来明白知识即权力，而且设法保密其知识。 [21]
政军关系的研究者注意到了军事组织寻求自治的趋向。萨缪尔·芬纳（Samuel Finer）认为军方可能恰恰由于自身的专业性而干涉政治。“作为其领域内的专家，军方领导人可能觉得只有他们有能力决定军队规模、组织、征兵和装备之类的事项。” [22]
在对于战后危机时期政军关系的透彻考察中，理查德·贝茨（Richard Betts）的结论是，变化并不显著。自二战以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常寻求保持“政策性”决定（他们借此向文官领导人提出建议）与军事性决定（对此他们要求专权）的区别。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更愿选择组织拥有自治但缺乏资源，而非政治上受控但拥有财富。 [23]
在来自环境的其他不测中，还包括竞争者试图接管某组织的首要任务，这有时会引发受威胁组织的强烈反应。美国海军在战后初期激烈反对空军谋求主导地位的企图。这些危险可通过安排“协议性环境”（negotiated environment）来减轻。“通过就预算分配达成一致、就职责范围求得认同和明确行为方式之类的安排，基本环境（与组成政府的其他组织的关系）得以稳定。” [24] 简言之，组织寻求结盟和订立约章。
艾利森关于国际环境的评论具有特殊价值。“在不可能就国际环境达成协议的场合，组织通过设定一系列构成它们所备不测的
标准情境
(standard scenario)，来应对余下的不确定性。”
这对于军事组织有着特殊影响。一旦军事组织对这样的标准情境已有准备，它们就有意向通过进攻行动将这些情境强加给对手。
对组织理论的上述总结甚少表明，组织革新是可能或简单的。作为有着“理性”和目标的工具，组织重视可预测性、稳定性和确定性。这些价值不利于革新。组织内的个人对于组织的特定部分会形成个人利害关系。由于这些原因，组织行为的研究者们更经常论述的是渐进性变化而非革新。 [25]
但是，组织的革新——大规模变化——并非闻所未闻，其原因何在？
第一，组织会在它们失败时革新。该假设屡见于文献。被视作严重失败的事件会对组织的根本生存形成挑战。其存在取决于某个特定目标的实现。组织必须以实现该目标的某个方式去革新，否则它将受挫。 [26]
第二，组织会在它们面临外来压力时革新。心怀不满的委托人会告诉组织哪儿出了问题。如果他们有着凌驾于组织的正式权威，他们将改变之以作纠正。压力可能是间接的。组织可能面临资源供给的萎缩，因为其主顾或委托人正与其他方面展开交易。组织必须革新，否则就面临重大损失。 [27]
第三，组织会因为它们希望扩张而革新。为了控制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并获取可用来奖赏其成员的新资源，组织经常希望扩张。当然，革新仅是服务于扩张的战略，而不必然是心仪之举。 [28]
在上述篇幅中，我已总结了组织理论的主要假设，它们有益于本研究。利用这些主要假设，现在有可能导出更具体的假设，它们涉及本书特别关注的军事学说的三个维度：进攻—防御—威慑、整合—分裂和革新—停滞。
多数军人和很多文官直观地将进攻当成稍强一筹的战争方式而心存向往。常被误解为攻势鼓吹者的克劳塞维茨对于防御性战略的优点心知肚明。他将防御称为“更强的一种战争方式”。但是，其著作中每个可被解读为鼓吹进攻的地方都被如此这般地解读了。如何解释这样的系统性误读？
军事组织通常会偏好进攻性学说，因为它们通过重要的途径减少了不确定性。
1．对于标准情境的需要促使军事组织偏好进攻性学说。为了拥有一系列的“标准运行程序”和规章，它们必须就“标准情境”作出筹划。一旦已有“标准运行程序”和方案应对这类标准情境，为了可以“迎战”即在战斗中使用，组织必须适应这些“标准运行程序”和方案。如果组织要成功地“迎战”，它须以可预测的方式应对指挥问题。指挥官们须有能导致可预测回应的命令以供下达。因此，在敌方对本方同样行事之前，通过进攻行动将自己的“标准情境”强加给敌方非常符合军事组织的利益。
2．战争是一种极具竞争性的行为。其最成功的实践者甚至连最微小的优势都紧争不放。因此，军事组织看来偏好进攻性学说，不仅因为它们看来使进攻方可保有自己的标准情境，也因为它们使敌人不可获得自己的标准情境。军事组织更喜欢去打以我为主的战争，并防止对手如此行事。发动攻势，采取主动，是将战斗定型的一个途径。看似与突然性相伴的优势不仅是心理上的。打有准备之战的组织可能比做不到这点的一方干得更好。比如，在阿拉伯人1973年对以色列的攻击中，埃及和叙利亚的备战是为了让以色列不得不面对一种不为其所好的战争方式。
防御性战争或许看来也使某组织得以将战争定型。但是，身处防御的组织时常处于被动地位，要随机性地推陈出新以应对敌方的主动出招。如果身处防御的组织不论出于何因而才思敏捷，它可以迅速地随机推出挫败进攻方计划的反措施。（以色列国防军在1973年通过横渡苏伊士运河而做到了这点。）这使两个组织都要打一场随机应变的战争，而双方或许都想避免之。胜利会属于最具灵活性的指挥结构。但通常而言，职业军人看来相信先打第一枪是有利的，因为这至少在一开始弱化了攻方随机应变的必要和守方随机应变的能力。该军事判断可能反映了某种不言而喻的认识：军事组织不具敏捷的才思，正因为它们是前文描绘的结构化系统。采取攻势的好处因此在想象中被放大了。
3．由于预测谁的国家意志会被首先摧毁是一项不受制于军事组织的分析技能的政治任务，军事组织不喜欢威慑性学说。使用常规或核武器的惩罚性战争趋于针对对手的意志，而非其能力。对军事组织而言，比之为了摧毁敌方能力而构想看似合理的情境，在战前去估算谁的意志将可能首先崩溃本质上要更难些。与军事组织所掌握的那些技能相比，估算对手的决心需要一套完全不同的技能。对军事结果的估算至少是多少受制于“工程性”标准，对相对意志的估算则并非如此。但是，该论点可能是一个经不住推敲的论点。有更有力的理由去解释为何军事组织不喜欢威慑性学说。
4．军事组织会偏好进攻性学说，因为它们有助于增加组织的规模和财富。通过增加组织可分配给其成员的报酬，规模和财富有助于减少内部的不确定性。通过为重大损失或局部失败之类的不可预见事态提供缓冲，规模和财富有助于减少外部的不确定性。
尽管进攻使攻击力量得以更明确其组织将如何运作，并令某个对手失去这种确定性，但进攻有可能在技巧上更加复杂，并对数量有着更多要求。还有很多额外的不测需要进攻性军事工具去应对。处于攻击中的军队会遇到必须跨越的天然障碍，这造就了对工兵的需要。所遭遇的筑垒工事可能需要更多和更为重型的火炮以消灭之。进攻中的军队可能不得不四处出击，这要求其装备拥有特殊的技术能力。不可能有什么是专用于母国的环境的。飞机需要更大的航程和载量。所有这些因素都离不开在挺进大军身后伸展的大规模后勤能力。要有部队去守卫该交通线。近距离交战使装备蒙受更多损耗——这要求有大量的储备，还要求有更强的支援能力。尽管地理、政治和技术上的各种特征或许对防御性力量提出了同样的这些要求，但作为常例，进攻性学说会在更大程度上要求之。威慑性学说为军事组织提供了最低程度的物质机会，其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更多地取决于政治意志而非军事能力。这部分地源自惩罚性任务的明确，极致的专门化由此而可行。
5．军事组织会偏好进攻性学说，是因为它们强化了军方的自治。如前所述，对军事组织而言，文官对作战事务的干预可成为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进攻性学说趋于比防御性或威慑性学说复杂，因而增加了希望了解军事事务的文官的难处。防御和威慑相对容易被文官理解。在二战后，使用核武器的威慑战争一直被证明是文官分析家最容易理解的战争形式。依靠大众抵抗的威慑性战争——比如长期游击战——对于政府的合法性及其对民众的权威有如此高的依赖，以至于它可能是最高形式的政治—军事战。防御或抵拒不具备进攻的复杂性，且又包含与文官当局如此紧密的合作，以至于会限制军方在作战上的自行其是。但是，进攻可在本国疆土之外展开，从而直接减少了文官干预。进攻性作战是力量与策略的精细结合——更多地是艺术而非科学。抵拒更为直截了当，惩罚则再简单不过。防御把军人从求取胜利的行家变成了消耗战的行家，威慑则将其变成了杀戮行家。
在组织理论或政军关系的文献中，没有多少表明现代军方会偏好进攻性学说之外的任何东西，只要这类学说无论如何是可行的。
6．组织理论体现了地理对军事学说的较弱影响。（技术的影响将在下文探讨。）在地理可看似合理地被断言有利于进攻性学说的场合，它都加强了上述的组织倾向。比如，在解释普鲁士—德国（过去的）和以色列（当前的）对于进攻性学说的亲近时，已变得习以为常的解释是：（1）它们都被强敌包围并在数量上处于劣势；（2）它们享有内线优势（拥有从一条战线向另一条快速调兵的能力）。因此，通过一系列的快速进攻相继击败敌方联盟的成员——在它们能够聚合力量并协同攻击之前，被视为颇具吸引力。任何发现自己身处类似处境的国家想必都会同意。
人们较少发现相反的观点——有些特殊的地理态势通常而且合理地催生防御性军事学说。当然，在大战略层次上，英国和美国都利用了海洋屏障所赋予的防御优势。不过，这两大强国的海军为了获得“制海权”不时鼓吹进攻性军事战略。 [29] 它们常常被迫按照更有限的方式行动，但对于进攻的偏好——即便在这看似不合理的情况下——彰显无遗。
能够找到军事组织低估地理的防御效用的很多例子。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军人认为阿富汗是一条潜在的俄国入侵通道，并寻求控制它。不过，英国的军事远征相继遭遇了彪悍的阿富汗偷袭者、险恶的地形和天气以及遥远的距离带来的灾难。 [30] 当随后的远征被看成必不可少时，该地区不适合作为入侵通道的明显证据被置之一边。在一战中，俄国人低估了马苏里安湖区（the Masurian Lakes）对于德国人的防御价值。该湖区最终将俄国的大军分割开来，令数量更少的德军得以将其各个击破。 [31] 在一战开始之际，英国人向波斯派遣了一支小规模部队，去保卫阿巴丹（Abadan）的石油设施。其指挥官选择去进攻巴格达——一个该部队根本不可企及的遥远目标。 [32] 当前，美国海军主张对巴伦支海和摩尔曼斯克的苏联海军部队——一个棘手且遥远的目标——奉行进攻性战略。 [33] 在挪威北角（North Cape）外海和格陵兰—冰岛—英国间豁口（Greenland-Iceland-United Kingdom Gap），北约拥有地理上的阻隔点，这为对付苏联的任何海上进攻提供了强有力的防御优势，差不多排除了向北方发动攻势的需要。简言之，组织理论表明，支持进攻性学说的地理因素会比支持防御性学说的地理因素更经常地得到正确评估。历史证明了该认识。
一个半世纪前，就战争与政策的关系，克劳塞维茨作出了如今闻名遐迩的评论。简单不过地讲：“战争不是一项单纯的政策行为，而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活动通过其他手段的继续。”
[34]
政治考虑注入了军事手段，以影响“
对战争、战役甚至常常是战斗的规划
”（强调乃我所示）。
克劳塞维茨确信，政治家能够而且应该保证政策对军事行动的影响。决策者要有“对军事事务的某些领悟”
。但是，他们不必成为军人。“在这个位置上需要的是出色的智慧和个性。他（政治家）总能以某种方式获得必要的军事信息。”
对于该成功，克劳塞维茨过于乐观了。没有多少人质疑其判断，即战争行动必须受到政策的影响，但实现该目标已被证明要难于其想象。在他自己的时代正发生的社会变革将使政治—军事整合颇成问题。
美国军事历史学家拉塞尔·威格利（Russell Weigley）观察到，政治—军事整合仍是一个“在现代国家的整个历史中”随处可见的“难以驾驭的问题”。 [35] 而且，该问题看来与政体是民主还是极权无关。它出现在所有类型的政治体制中。在点出“现代国家”时，威格利已趋向于提出某种解释，因为现代国家的独特结构造就了该问题。
在17世纪和18世纪，现代国家以其现代面目而崭露头角。在军事学说上，其最显著特点是职能的专门化。对于政治—军事整合，掌握不同技能、信息和物力的组织和个人在外交和军事上的各司其责造成了结构性障碍。不无讽刺的是，这种职能专门化是欧洲君主间的权力斗争所致。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职能的专门化和职业化普及开来，因为它们提升了各国的战争能力。 [36] “战争造就国家，而国家造就战争。” [37]
对于政治—军事整合，职能和专业技能的分割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它是一个活生生的障碍。即便可指望军人服服帖帖地贯彻文职领导人的意愿——即便他们是公共行政理论家曾假设的所有官僚机构皆是如此的中立性工具，但将政策与行政、将政治目标与军事学说相调和的问题仍会存在。对于对方的问题的无视和协调的受阻会造成难题，大战略会趋于分裂。
但是，前述的军方 作为作战组织 的内在特征令该问题更加严重。这影响的不仅是学说将在多大程度上是进攻性的，还有整合的程度和革新的机会。而且，现代国家内部的职能划分趋于放大这些内在特征对总体大战略的影响。
军人和政治家之间职能的专门化，以及军人趋于追求尽可能多的免受文官干预的独立性，共同使政治—军事整合前途难卜。国家体制和组织的这两个根本方面导出了如下的推理：
1．作为一项准则，军人不会费心地将其使用的手段与国家政策的目标相协调。这不必然等于说，他们有意识地试图将其手段与政治目标割裂开来。但是，军人时常将所偏好的作战行动中的狭隘技术需求抬至文官政策的需要之上。就一战前的欧洲军队而言，对战场优势的狭隘追求封杀了政治家的外交选择。
2．分裂的这一根源会恶化，原因是军事组织不愿向文官当局提供涉及学说问题的信息，尤其是那些与作战的实际开展关系最大者。这样，文官们根本意识不到军事学说可能与国家政策的目标相冲突的方面。决策者对其军事组织的作战举措的了解可能根本不足以改变他们的政治战略，或促使军事学说发生令其与当前政治战略相符的变化。不过，尽管有着信息上的局限，组织理论会看似表明，若要实现政治—军事整合，文官对学说问题的干预至关重要。问题是，鉴于这些障碍，什么足以促成文官的干预？这是一个均势理论回答得更好的问题。
3．在各军事力量和任务间设定主次先后是政治—军事整合的一个关键内容。在多军种的军事组织中，文官的干预对于设定主次先后至关重要。这是文官干预促成整合的另一途径。第一章中强调，大战略的任务之一是在来自环境的威胁和机会间确定主次先后，并在应对这些威胁和机会的各力量间确定主次先后。解读外在环境是文官的专长，建设并动用军事力量是各军种的任务。在各军种间以及军种内的各部队或部门间确定主次先后是大战略的一项中心任务。不过，组织内的个人维护其组织或下属组织的任务和权力的趋向表明，在各军种之间或内部，自治目标应该就像它对于整个军方所言的那般坚定。因此，对于一个多军种群体而言，设定主次先后的任务完成起来非常困难。一个多军种或多兵种群体在它们自身之间设定主次先后的意向将是消极的。
若缺乏文官的干预以及只有文官拥有的合法权威的运用，军方会达成一个“协议性环境”。这可能表现为或者保持预算分配惯例，或者平等分配。每个军种将准备它自己的战争。各力量不会有效合作，它们也不会有着良好的均衡。将呈现的趋向是，每个军种在决定需求时，好像战争要靠它单枪匹马地去打。这容易导致对国家的稀缺安全资源的不当分配。
若由它们自己说着算，一个多军种群体不可能订立与该国大战略的政治内容密切整合的军事学说。它们只能把各军种的学说凑成一团。这在各军种内部不那么属实，其中的较高级权威能够作出分配决定。即便在各军种内，主次先后也可能不是根据战略标准设定的。出台某个军种学说可能与出台总体大战略同样困难。
军种内的不同部门有着不同的目标和利益。比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陆军中，控制了高层的炮兵趋于反对装甲的发展，大概是担心装甲坦克的直射火炮或许确实会令火炮和炮兵人员曾有的卓然地位失色。在军种内以及各军种间，主次先后必须根据大战略和军事上的严格标准来设定。没有什么可保证，所设定的主次先后将反映政策判断和政策需要，除非文官为确保这点而插手。
1．由于体制化过程，军事学说的革新应该很少发生。它只会偶尔由军事组织自身发起。如业已所述的，根据组织理论，组织为实现目标会试图控制其成员的行为。做到这点的一个途径是将权力的分配贯穿于该组织，以保证某些任务将得以实现。对于这种权力分配及其所维护的目标，个人会形成某种既得利益。通常，促进或服从激进变革不符合组织多数成员的利益。
2．军事学说上的革新将是罕见的，因为它们增加了作战的不确定性。在革新尚在进行时，组织的标准执行程序和规章将动荡不定。指挥官不无信心地与组织“战斗”的能力会下降。假如战争在过渡期来临，该组织会发现自己正游离于学说之间。在战争状态下，即便一项糟糕的学说也可能好过没有学说。或可强调说，耶拿的普鲁士人、1940年的法国人和1941年的苏联人都被置于了学说过渡期中。
3．由于对革新的上述阻碍，未经战争验证的技术几乎不可能作为学说革新的催化剂而自动发挥作用。军事组织时常将几件新技术嫁接到旧学说上。如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所说：“我们所充斥于耳的军方保守主义看来一直局限于他们对新武器的适应，而非他们对它的欢迎。” [38] 顺理成章的是几个辅助性论点。
某项新技术通常将被吸纳进某个旧学说，而非推动向新学说的变革。该论点与组织理论完全吻合，但它是伯纳德·布罗迪和爱德华·L.卡曾巴赫（Edward L.Katzenbach）所做的经验性推导。
[39]
在对于骑兵的长期存续所做的行文谨严的研究中，后者观察到：“……在军队中，若要证明传统的组织和学说模式的微调不足以吸纳真正重要的技术革新，这颇不可能。”
问题的根源是，新的军事技术若未在大战中得到应用，就难以得到任何验证。随着就精确制导弹药的影响所进行的明显无止境的争论，该问题在今天再次出现。
军事组织难以从其他军事组织的战争中去了解新技术对作战的影响。该论点是经验性的推导，虽然它完全符合可从大型组织身上预料到的褊狭心态。一战前的多数欧洲军队未能针对正在凸显的新军事技术的防御能力——体现于美国内战、1905年的日俄战争、1877年的俄土战争和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而作调整，这支持了该论点。 [40]
在军事领域，关于军事组织通常未能针对新技术而革新的上述论点有两个例外：
4．军事组织的确看来愿意从其代理人国家——使用资助方的武器，可能还有学说——所打的战争中获得教益。美国和苏联的军方都愿意从1973年的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中获得教益，尽管很多“教益”并非完全清晰。
5．通过在自身的战争中运用技术，军事组织能够更好地熟悉它。在1850—1870年间普鲁士学说的演变中，或可发现直接体验可带来对技术的正确评估的最好例证。普鲁士在1850年试图依靠铁路针对奥地利进行动员是一个失败。普鲁士人从该经历中长了见识，在1866年将铁路变成了有效的战争工具。 [41]
该论点的力度是有限的。在美国内战中，针对现代火力的技术现实，前线士兵迅速作了调整。他们在任何有条件的地方“挖壕”。将领们领会得最少，他们在整个战争中下令对建好的阵地进行前沿攻击。
[42]
这同样发生在一战中，将领们下令进行了一次次代价惨重的进攻。伯纳德·布罗迪指出，将领们“看来不能从经验中获得教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高层指挥与前线的空前分隔”
。这看起来是一个似乎合理的解释，而且再次符合组织理论。
即便在自己的战争中，军事组织也可能误读新技术的影响，除非教益非常醒目。卡曾巴赫表明，普法战争中的普军和布尔战争中的英军都设法回避那些有关现代火力对骑兵冲锋的影响的交战所赐的教训。
法军起初从普法战争中正确地得出了技术有利于防御的教益，但后来认定其失败源于进攻乏力的战略。这最终使法军在一战开始时可为进攻性的“第17号计划”（Plan ⅩⅤⅠⅠ）找到理由。甚至，也应谨慎地接受该观念，即对新技术的直接体验将使它被合理地融入学说之中。
对于技术与军事学说的进攻、防御或威慑特征之间的关系，先前的例子也提供了视角。再简单不过的是，如果军事组织采用了或想采用某项进攻性学说，关于防御占优的技术教训可能被忽视、贬损或压制。这符合先前提出的关于多数军事组织的进攻偏好的论断。
组织理论预言了革新的至少两个起因，它们在发挥作用时比对新技术的体验要有力和可靠得多：（6）军事组织在它们受挫——遭受失败——时会革新；以及（7）它们在文官从外界干预时会革新。这些假设可从大型组织的基本生存动机中导出。若未能实现其组织目标即国家的成功防务，这能够促使军事组织重新考察其基本学说偏好。类似的是，对于时常随失败而来的文官干预，军人可能作出回应，以保护遭到抨击的组织的自治。
失败与文官的干预经常如影随形。军人输了，文官变得又气又怕，压力加在了军方身上。这种压力有时是间接的。文职领导人对某个军种的表现不再抱有幻想，并将资源转投他处。这些资源可以让成为新宠的军种有“富余”去尝试某些革新。失败者会竭力赢回所丧失的地位。在二战后美国，军种间争斗或许带来了某些益处——为决策者提供了一份革新菜单。可以认为，在总体上促进了美国安全的三军“三位一体”的发展中，军种间争斗已成为一个重大因素。类似的是，以另一军种为代价的扩张可能是革新的一个动机。
尽管文官对军事学说的干预看来是革新的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但它不无特殊问题。文官和军人之间的分工泾渭分明。文官不可能有能力去凭空想象全新的学说。因此，文官的干预有赖于找到精通军事知识的人。文官干预所采取的方式应该是从各军种抛出的薄薄的革新菜单中进行选择。在多军种的防务体制中，基于国家的战略地位，文官有可能在相互竞争的军种间进行选择。在各军种内，等级制和指挥链条应趋于压制新的学说选项在文官们不可能发现它们的层次上出现。
这根本不是说军事学说的革新是不可能的。这些仅仅是趋向，革新是可能的。在本书讨论的两个案例——英国和德国身上，学说的重大革新发生了。
1．对减少了作战中不确定性的标准情境的需求会推动军事组织偏好进攻性学说。
2．源自战争的高度竞争性、要剥夺对手的“标准情境”的动机会助长进攻性学说。
3．军事组织在对国家意志进行比较性估算方面的乏力会使其反感威慑性学说。
4．因其扩大了组织的规模和财富，军事组织将偏好进攻性学说。
5．因其加强了组织对于文官当局的独立性，军事组织将偏好进攻性学说。
6．由于追求进攻性学说的组织动机强烈，军事组织通常将重视有利于进攻的地理和技术因素，但低估或忽视有利于防御或威慑的这类因素。
1．由于军事组织寻求对于文官当局的独立性，以减少作战的不确定性，军事学说往往与大战略的政治内容糟糕地整合在一起。军人将避免将政治标准纳入其军事学说中，如果这类标准干涉了实为工具性的军事逻辑。
2．由于功能性的专门化，文官和军人往往对对方事务知之甚少。还是出于对自治的追求，通过不向文官提供重要的军事信息，军人们将使该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文官对军事事务的欠了解给政治—军事整合带来了障碍。
3．对于根据战略理性在不同军种之间设定主次先后，军事组织内部的技能专门化会起到阻碍作用，使分裂进一步加剧。
尽管有这些障碍，文官对军事学说的干预有可能是大战略的政治—军事整合的首要原因，这仅仅是因为文官自己对于协调政治目标与军事手段，以及根据某些理性考量在军种间设定主次先后有着兴趣和权威。
关于军事革新的多数论点是负面的。
1．由于体制化过程造就了组织的多数成员系于现状的利益关系，学说的革新在很少情况下才由组织自身发起。
2．由于学说的革新增加了作战的不确定性，它将很少由组织自身发起。
3．新技术在它尚未在战斗中试用时，几乎不会自动成为学说革新的催化剂。
4．附庸国对于新技术的作战体验可能推动革新。
5．对于新技术的直接作战体验能够促动革新。
6．战场上的失败能够促动学说的革新。
7．文官的干预能够促动军事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