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对于哪些因素导致军事学说在进攻—防御—威慑、整合—分裂和变革—停滞维度上发生变化，本章将提出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可分为两类，它们代表着关于国家行为的两个不同视角：“组织理论”视角和“均势理论”视角。本章将对两者进行总结。在关于国家安全政策的研究中，这两个理论视角已得到广泛应用。两者都拥有大量的研究文献。因此，在试图解释军事学说时，它们看来是一个适当的起点，但它们极少被如此运用。
“视角”一词或许比“理论”一词更适合描绘这两类假设。组织理论是一个比下文所概括的要庞杂得多的思想体系。我只总结国际政治的研究者所引用的组织理论的基本要点。均势理论也类似地有着庞杂文献——对策性和描述性的，其支持者之间的很多争论也被纳入其中。我对该理论的总结在很大程度上是参考肯尼思·华尔兹，但他的著作在该领域中或许是最抽象的，其观点也绝非得到普遍接受。
对于我对该理论的运用，华尔兹和其他的均势理论家或有争议，因为我将其引申为“政治现实主义”或“现实政治”。它们有着密切的关联性，但不是一回事。 [1] 华尔兹强调体系意义上的一般性约束和刺激对所有国家行为的影响，以及对作为整体的体系的影响。“现实政治”的研究者关注的是，这些一般性约束和刺激如何与单个国家的特殊状况相结合，促使它们选择了特定的外交或军事政策。因此，对“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这些词汇的使用或许多少有误导性。但简洁起见，也为了清晰说明本书所引假设的一般性来源，将用这些词去指代本书所考察的军事学说根源的两个“视角”。
关于技术和地理对军事学说的影响，我将导入若干假设，它们与上述两个视角中的某一个相吻合。在对国家安全事务的当代研究中，人们可发现一个普遍观点：技术对军事学说有着决定性影响。在过去，像在当前一样，地理有时被赋予了类似的影响力。我没听说有什么一般性的理论阐述解释了技术或地理如何和为何影响了军事学说。所以，这些论点将被纳入对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的探讨中。
对于解释过去二三百年中的很多国家行为，组织理论和均势理论都是有益的。均势理论应能解释主权政治单位在任何缺乏管制的环境中的行为。在我们可看到功能专一的大型官僚组织的任何地方，组织理论都可用以解释组织的行为。后一情形部分地体现在17世纪末以来的欧洲国家身上，自19世纪下半叶起在它们身上则有充分体现。另外，这两个理论可用来导出新的假设，它们可根据该时期的国家行为而予以验证。由于这些理论的性质，可对时空上不同的国家进行合理比较。源自这种比较的教益在未来数年中都应适用，而且应有助于就未来作出某些大致预测。
所考察的这两个理论都是同一类型——结构主义理论。这类理论试图从特定的政治体系中抽象出关于其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互动的特征。如肯尼思·华尔兹所说，目标是发现体系各部分的“排列”和“排列的原则”。 [2] 换言之，这类理论的动机是希望找到使体系成其为体系、使其构成整体并使其以特定方式运作的因素。国际政治的研究者已观察到，某些结果易于时常发生，且常与行为体的意图相左。组织理论家在其考察范围内注意到了同样现象。形形色色的国家在很多历史环境中的行为虽然确有质的不同，但看似都体现了重要的基本相似性。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争斗的描述及其对该争斗的解释出奇地令人想到苏美冷战。在组织层次上，大型企业、大型官僚机构和大型军事组织的研究者看到了行为上的鲜明相似性。
华尔兹强调，“结构”概念可用来理解什么使国际体系成为一体，什么导致了某些特定结果。组织理论家不言自明地持有这种认识，他们时常使用“结构”一词，尽管甚不精确。在华尔兹和很多组织理论家对该术语的使用中，有着一条共同线索。 [3] 能力——体系中的 权力 ——的分布被认为具有长期性的关键意义。
为什么能力的分布是重要的？理由是，各政治行为体受制于自身权力的限度和他者权力的大小，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另一个合理假设是，各个政治行为体有着足够理性，从而对自己以及同类会如何行动有所感知。在就权力分布本身作出判断之外，重要的是要了解权力是否根据某个固定原则来分布。权力的分布是否有意无意地保障了某种特定价值？
在组织内部（以及此种意义上的国家内部），权力的分布是为了实现功能的专门化——高度的分工。功能专门化的各个次单元之间的协调需要等级制的权力分布。权力的功能性和等级性分布是为了保障组织（它可以是公司、官僚机构或国家）的目标。
在国际政治中，同样的情况显然不存在。在其中，权力的分布比在组织中更加均衡。而且，其分布不是为了保障群体性目标。在国家间，不存在功能的专门化。但是，我们可将所保障的价值概念化。各国“阅读”国际政治权力的分布，很简单地就知道它不能保护它们，并可能陷其于险地。主权单位是自己在照顾自己，它们知道没有什么外在一方会帮助它们。它们培养自身所拥有的权力，而且它们常常寻求获得更多。在国际政治中，权力可进行自我保障。这种行为方式趋向于使单个主权单位得以保全。无政府状态——即统驭一切的主宰者的缺失——则依然如故。这样，权力分布在国际政治中 无意识地 保障了无政府状态——该情形下的“价值”。
均势理论和组织理论都假设，各行为体本着各自的权力而尽其所能，并参照他者的权力而尽其须行之事。以此为事实，每个理论都预言，各单元在结构类似的背景下有着类似行为。无政府环境应会在生存于其中的国家间造就某些类似的行为。目标明确且功能专门化的各组织应会在下属各部分之间造就行为的某些类似性。
对于履行以下任务，即比较和解释不同国家——都由专业军事组织所保卫，但在国际政治体系中地位不同——在军事学说上的变异，这两个理论对结构的强调都赋予了它们特殊效用。通过共同运用这两个理论，而非运用其中之一或进行根本不借助理论的经验性研究，对军事学说的根源可有更透彻的理解。对于影响现代国家中国家安全决策者行为的约束性因素，两个理论都进行了概括。外部和内部约束的作用在某些情况下相互矛盾，在另一些情况下它们则相得益彰；在任何情况下它们都是重要的。
通过从某理论中合乎逻辑地导出一系列“经验性论断”，可对其进行验证。若结果表明这些经验性论断是正确的，该理论看来“更可信”。做到这点的次数越多，有关理论就变得越可靠。本章中引入的假设就是这种性质的经验性论断。如果它们得到了本书后文所考察的案例的证明，导出它们的理论就更为可信。 [4]
第二种有力的验证方式是将理论相互比对。亚瑟·斯廷奇康比（Arthur Stinchcombe）应用了关键性试验的概念。“与我们不加思考地检查自身理论的作用从而随意清除替代性选择相比，通过将最可能的替代性理论清除出去，我们在提升我们理论的可信性上要远胜一筹。”
[5]
就当前问题而言，该验证难以实施。只要对发展军事学说的理论解释尚无多少尝试，就难说什么是最可能的替代性理论。我的目标只能更为中规中矩——选择应用最广的两个关于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的理论，并比较其解释力。就解释军事学说而言，这里引入的理论相互间都属于“最可能的替代性”理论。斯廷奇康比提议我们“注意我们理论的那些遭替代性理论否定的推论”
。国际政治的研究者不会不注意到，本章引入的属于均势理论类别的那些假设与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模式一”或理性行为者模式、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以及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第三镜像”紧密相关。属于组织理论类别的假设则与艾利森的“模式二和模式三”紧密相关，并属于华尔兹政治理论中的“第二镜像”。
[6]
在解释国际现象时，均势理论家强调
体系
的影响，组织理论家则强调国家及其组成部分。读者将认识到本章提出的一些假设是矛盾的，这样也就卷入了争论之中。倘若从这个或那个学派导出的假设看来更好地解释了军事学说的特征，那么导出这些假设的理论也就获得了更大的可信性。
如本书所言，军事学说是对来自国家和国际层次的影响的反应。它体现了国家对外部世界的制约和刺激的反应，但它也包括由军事组织掌握的手段。这也许是最具“组织性”的组织，后来的多数组织正是从其基本结构中获得了启发。这样，军事学说为这两个理论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战场。
理论验证的一个目标应是构建特别困难的验证，即在人们直观的料想中，理论只能勉强通过的验证。对均势理论和组织理论而言，军事学说带来了验证上的困难。在与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事务上，若料想环境中的制约和刺激因素以及文官的高度政治控制对军事组织具有最大程度的影响，这不无道理，该结果与均势理论相一致。如果从中导出的假设提供了对特定军事学说的特征的最佳解释，那么组织理论的可信性也会上升。若它在这样一场围绕解释性价值的竞争中失利，这必被看成在一个它自视强大的领域中的一个弱点。
对于均势理论，军事学说也带来了验证上的困难，因为根据组织理论的预言，军事组织是属于最难被掌控的。它们狭隘、封闭、庞大，被赋予了各种资源，并掌握了某种高深莫测的技术。它们在很多时间中应超脱于控制之外，如同它们在一战前的情形。如果情况表明均势理论对于军事学说可侃侃而谈，这应使我们对该理论更有信心。
无论是认为技术对军事学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观念，还是认为地理因素有此影响的观念，都未经任何一般性理论的具体论述。不过，验证每个观念的合理性是有益的。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关于如何打核战争的学说的出现常被归咎于分导式多弹头导弹（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ed re-entry vehicle）和制导技术的改进之类的技术发展。 [7] 关于英国参与大陆政治和战争的独特方式，它在地理上与欧洲大陆的分离被长期援引为一个解释。 [8] 由此，军事史家们常常乐于断言，某一技术具有使其或应该使其影响军事学说的客观意义。罗伯特·杰维斯和乔治·奎斯特（George Quester）这样的理论家用军事技术和地理因素来解释国际政治事件，常将它们视为客观因素。 [9]
阐释新的军事技术并应对地理上的制约和机会乃国家和军事组织之责。关于国家和军事组织的理论可帮助我们理解新的军事技术如何被吸纳，以及地理因素如何被解读。就技术或地理因素的客观意义可被确认的程度而言，均势理论看似预言了当事者对于这些因素的某种重视。另外，组织理论预言了对于技术和地理因素的颇为特定且非常的认识。
尽管有限的证据和历史的奇异致使对于国际政治理论的多数“验证”有欠决定性，但我要强调，作为该实践的结果，均势理论的可信性比它近年来所享有的要大得多。另外，组织理论从结果看其可信性稍次。该分析不表明组织因素无足轻重，而是它们易屈从于国际政治体系层次上的约束和刺激。最后，关于技术或地理决定论的粗泛观念未获多少证明，尽管这些因素的确通过重要方式影响了军事学说。
基于组织理论和政军关系文献的关于文官和军方行为的预言广泛表明，进攻性的和僵滞的军事学说——与国家大战略的政治目标很不协调的学说——是趋势所在。案例将表明，这些趋势的确存在；组织理论的确成功预言了军方的不少行为，并对政军关系的确多有解释。但到1940年，与该理论的那些预言相左的结果出现了，为什么？
均势理论表明，对于所料之敌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权力增长，国家会作出反应。与通常的看法相反，制衡行为在20世纪30年代随处可见。比如，到法兰西之战时，英国和法国的总体军事力量或许超过了德国。制衡行为在质和量上都有表现。各国不仅寻求盟国和增加自己的军事力量，它们也审查自己的军事学说。该审查会缓解组织理论所预言的革新停滞的趋向。
均势理论预言了进攻—防御—威慑维度上的差异，这取决于一国大战略的政治目标及其面对的地理、技术和政治上的约束和机遇。根据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地位”，均势理论可预言军事学说的某些细节。与组织理论相比，它还预言了国家的军事学说与其大战略的政治内容的更紧密整合。最后，它预言了作为国家间竞争的体现的军事学说上的革新趋向。这些趋向不总是显而易见的。在国际局势相对平静时，组织力量处于放任状态。但在威胁来临时，政治家以及——在次要程度上——军人的举措将趋于克服这些力量。
因此，尽管我的分析肯定了组织理论对于军事学说研究的效用，但它也质疑了过去10年该理论在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中受到的广泛欢迎。反过来，它提升了均势理论的可信性，并扩展了其解释力。
上述评价直接引出了有关案例选择和案例研究方法的问题。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二战前军事学说选作案例，是出于五个原因。第一，该时期是基于技术体验而对军事技术的意义多有总结的时期。第二，这是一个军事学说有着重大革新——闪电战和战斗机司令部（有史以来第一个整合性的空防体系），以及一项次要革新——马奇诺防线——的时期。第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多数时间中，德国在政治上相对孤立，这与英法之间以及它们与受其庇护的各小国之间的关系有着强烈反差。对于验证我从均势理论中导出的关于政治孤立对国家军事学说的影响的假设，这提供了机会。第四，该时期的各国是由庞大和现代的专业军事组织来守卫的。这样，这三个案例提供了可供考察的三大军事组织。其实，由于每个案例都要考察不同的军种，要考察的军事组织不止三个。这样，就有了验证组织理论假设的上佳机会。最后，其中两个国家即英国和法国是主张维持现状的强国，它们起初对自身安全不无信心，但逐渐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反证。这样，关于“制衡”的论点可被验证。
在考察二战前的军事学说时，我主要依靠关于该时期的众多二手文献。当前，英国和法国的档案机构正公布该时期的材料，近来有史著发表的作者们也可接触到大量的一手资料。我有时也用一手资料来补充二手资料，倘若这类资料有助于阐释某些论点或填补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