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布利乌斯·科尔内利乌斯·西庇阿出生于罗马建城的第517年,即公元前235年。他虽然是最显赫、最古老的氏族之一科尔内利乌斯氏族(Cornelii)的成员,但他的早年和教育经历未见史册,甚至没有一件趣闻轶事流传下来。事实上,直到他二十四岁时,由于形势需要和自告奋勇这两方面的原因,被选定在西班牙指挥军队时,历史才让我们充分领略了他的进步,而不再是浮光掠影。然而,尽管他的登场为数不多,也都很短暂,但每一次都很有意义。第一次是在提基努斯河(Ticinus)战役中,这是汉尼拔继著名的翻越阿尔卑斯山的壮举之后,在意大利本土与罗马军队的第一场遭遇战。在这里,年仅十七岁的少年西庇阿随同身为罗马指挥官的父亲出征。如果说他最初的战斗经历是打了一场败仗,那么他至少以令人羡慕的功勋崭露了头角。用波利比乌斯的话来讲述这个故事吧:“他的父亲让他统率一队精锐骑兵(在一个小山丘上预备)以确保他的安全;但当他看到父亲在战斗中被敌人包围,只有两三名骑兵护卫,伤势危重时,他起初极力催促身边的人前往救援,但当他们因敌军人数众多而畏葸不前时,据说他孤身一人不顾一切、英勇无畏地冲向了包围其父的敌军。于是剩下的人也只好攻了上去,敌人被吓得魂飞魄散、溃不成军,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就这样出乎意料地得救了,他第一个向儿子敬礼,因为他救了自己一命。”据说执政官下令将一顶槲叶环授予自己的儿子,却被他拒绝了,他说“这个行动本身就是对它的嘉奖”。这项功劳确实要归功于年轻的西庇阿的英勇,但结果正如波利比乌斯所强调的那样,还是要更多地归功于他对人心的洞察。“他通过这次立功,赢得了公认的英勇名声,往后的日子里,当祖国把取胜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时,如果没有充分的理由,他会避免将自己暴露在危险中——这种行为不是一个依靠运气的指挥官而是一个富有智慧的指挥官的特征。”
18世纪波兰画家奥古斯丁·米里斯(Augustyn Mirys)的铜版画,描绘了提基努斯河战役中西庇阿英勇救父的场面。
这一点对亲身经历过战争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比对纸上谈兵的历史学家更有说服力。对前者来说,那些渴望率领一个排、不顾自己分内的指挥职责而投入战斗的高级指挥官,并不是平民眼中的英雄或是鼓舞人心的人物。对于一些并非天生就喜欢危险本身的人——天生爱危险的在任何军队中都是很罕见的——来说,这一点也会触动他们的记忆,让他们回想起自己如何通过这样一项功绩在精神上镇住部下,此后便能够采取防范措施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其实这样的做法更适合被他人托付性命的军官。国内的平民对在后方“率领”部下的德国军官嗤之以鼻;而作战士兵则不然,因为他知道,情况需要的话,被当成“敌人”的军官会毫不犹豫地冒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身作则。骑在一匹白马上率领一个敢死队的德国军官的故事仍在流传。
这项功绩以及它所带来的巨大声望,为西庇阿的军旅生涯开了一个好头,让他得到了飞速的晋升。因为不到两年,即公元前216年,李维的记载中说他是军政官之一,军团指挥官便是从军政官中任命的,而这个职位本身也使他成为军团指挥官的副手或参谋之一。横向比较的话,现代最接近该职位的是上校参谋。
西庇阿第二次出场是在坎尼(Cannæ)会战之后,那是罗马的至暗时刻,而奇怪的是,这位像马尔博罗(Marlborough)一样战无不胜的未来将军,在作为下属的日子里竟然见证了这场阴魂不散的灾难。西庇阿在这场战役中的参与情况并没有任何记载,但李维的记述似乎可以很清楚地表明,他是逃到了奥非都斯河(River Aufidus)对岸罗马大营的一万名幸存者之一,更进一步说,是在夜幕降临后离开营地、躲过迦太基骑兵、进入卡流苏门(Canusium)而没有和同伴一起投降的四千名勇士之一。他们的处境依然危险,因为这里离敌军只有大约四英里,而汉尼拔为何没有乘胜追击这支孤立无援的残军,仍是一个历史之谜,显然也是他将才的一个污点。
与逃往卡流苏门的四千人一起的,有四位军政官,按照李维的说法,“众人一致同意将最高指挥权授予当时还很年轻的普布利乌斯·西庇阿和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西庇阿再一次在战败的黑暗中闪耀;灾难再一次为这名有品格的青年带来了机遇。军队很有可能瓦解,即使还不至于哗变。有消息称,人们说罗马注定要灭亡,以路奇乌斯·凯基利乌斯·梅特卢斯(Lucius Cæcilius Metellus)为首的某些年轻贵族,正打算让罗马听天由命,自己逃到海外去为某位外国君主效力。近来接二连三的噩运使聚集在一起的将领们惊慌失措。但当其他人强烈要求召开会议、商议当前局势时,西庇阿采取了行动。他宣称“这个问题不适合商议;在这样一场灾难中,需要的是勇气和行动,而不是商议。那些希望保全国家的人,会立即抄起武器与他同行;没有任何地方比考虑起这种计划的地方更像是真正的敌营”。然后,他只带了几名同伴,直奔梅特卢斯住处,让正在开会的阴谋者们大吃一惊。西庇阿拔剑出鞘,宣示了他的决心:“我发誓,我既不会抛弃罗马的事业,也不会允许其他任何罗马公民抛弃它。如果我存心违反这句誓言,愿朱庇特将我的房产、家人和财富置于万劫不复之境。我强烈要求您,路奇乌斯·凯基利乌斯,以及在座的其他人,也立下同样的誓言;如有异议,尽管面对我这把剑吧。”结果,“他们吓坏了,仿佛面对的是胜利者汉尼拔,全都发了誓,并服从西庇阿的监管”。
危机平息了,西庇阿和阿庇乌斯听说幸存的执政官瓦罗(Varro)已经到了维努西亚(Venusia),便派了一名信使过去,表示听命于他。
西庇阿在历史舞台上的下一次短暂登场是在另一个场景中。他的兄长 路奇乌斯是市政官 候选人,而作为弟弟的普布利乌斯“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斗胆去和兄长一样竞选市政官。但是在选举临近时,他通过民意判断兄长当选机会渺茫,并且看出自己非常受欢迎,于是他得出结论,兄长要想实现目标,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达成协议,两人都去尝试,于是他想出了如下计划。他看到母亲为了兄长去各种神庙祭神,而且对结果非常担心,于是他告诉她,事实上他做过两次同样的梦。他梦见自己和兄长双双当选市政官,从古罗马广场(Forum)往家走时,她在门口迎上了他们,兴奋地拥抱和亲吻了他们。她身为女人,难免会受到影响,惊呼‘但愿我能看到那一天’,或者类似的话。‘那么,母亲您想要我们去试试吗?’他说。她同意了,因为她做梦也想不到他敢这样做,只当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玩笑——因为他实在太年轻了——于是他请求她马上为他准备一件候选人习惯穿在身上的白色托加。她已经把说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而西庇阿一直等到把这件白色托加拿到手,趁母亲还在睡觉时出现在了古罗马广场。由于这一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也由于他之前便已深受欢迎,惊讶的人们热情地迎接了他;后来,当他走到候选人的指定位置,站在兄长身边时,他们不仅把这个官职授予了普布利乌斯,也看在他的面子上授予了他的兄长,两人都以当选市政官的身份回到了家。当这个消息突然传到他母亲的耳朵里时,她欣喜若狂,在门口迎上了他们,深情拥抱两个年轻人,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听说过这些梦境的人都相信,普布利乌斯不仅能在睡梦中与神交流,更能在现实中和白天里与神交流”。
“现在看来,这根本不是梦的问题;而是由于他为人亲切、豪爽,讲话也讨人喜欢,他靠的是自己在民众间的声望,因此,他巧妙地使自己的行动顺应民众和母亲的真情实感,不仅达到了目的,还被认为是在某种神启之下采取行动的。因为那些无法正确审视机遇、原因和人心所向之人,会把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利用算计和远见所成就之事归因于神明和时运。”
对某些人来说,欺骗,即使是为了高尚的目的,似乎也与罗马人的优秀品德格格不入;在身为罗马人的李维看来,这个巧计并不像在希腊人波利比乌斯眼里那般值得钦佩,他对西庇阿这种习惯的由来感到疑惑,这种习惯在他之后的生涯中因为成功或者实践而发扬光大。以下是李维的评价:“西庇阿无疑是天赋异禀之人;但除此之外,他也从小就学习了有效展示这些天赋的门道。不知是他本身的性格就有那么一点迷信,还是为了确保他的命令拥有一种神示的威严,总之他在公开场合讲话时,很少不自称受到了托梦,或者是听取了神意。”李维可能对这个频率有所夸大,因为他写作的时代较晚,而围绕伟人的特质产生的传说只会越传越玄乎。这种以神意自诩的做法,在西庇阿被记录下来的话语中只是偶尔出现,而他作为操纵人性的顶级大师,定会明白将这种办法保留到关键时刻的重要性。
李维继续写道:“为了在这方面给公众舆论留下深刻印象,他从成年的那一天起就养成了一种习惯,如果不先去一趟卡比托利欧山上的朱庇特神庙,就决不从事任何公事或私事。在那里,他会进入内殿,度过一段时间,通常是独自一人,远离人烟。这种习惯……使人们相信他拥有人类以外的血统,这种信念传播得很广,可能是出于偶然,也可能是设计好的。曾经有一个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说广为流传,说他的父亲是一条巨蛇,经常出现在他母亲的房间里,但一有人过来就会立刻消失。人们又把这件奇事安在了西庇阿身上……但他本人从未对此嗤之以鼻;事实上,他所采取的方针是既不完全否认这样的故事,也不公开称其为真,这反而增强了人们对这件事的认可。”顺便说一句,这最后一个故事被好几位古代作家重述过,并被载入《失乐园》(Paradise Lost),弥尔顿在这部作品中写道:——
前者和奥林匹阿斯,后者和
生下罗马英雄西庇阿的女人。
像这样自称受到神启也是有宗教基础的,而不仅仅是基于他的头脑,这种观点可以从西庇阿在公元前190年的叙利亚战争中的行为得到一些支撑,当时,由于他是玛尔斯祭司团、也就是所谓的塞利祭司团(Salian priests)的一员,所以落在了军队后面,间接导致军队在赫勒斯滂(Hellespont)等他,因为按照规定,他必须留在原地,直到这个月结束。
再者,现代心理学家可能会认为他的梦是真实的,而非捏造的,这便是所谓的强烈欲望在梦中实现的力量。无论对他这些“异象”的来源作何解释,他将这些异象转化为实际应用的本领都是毋庸置疑的。而他运用这种力量纯粹是为了增进祖国的利益,从来都不是为了自己,这已经是对西庇阿道德品行的至高赞美了。日后,当麻烦和指责开始针对他,当一个忘恩负义的祖国忘记了它的救世主时,西庇阿没有援引任何神圣异象来为自己辩护。他如此克制,表达的意思更明确,也更意味深长,因为他用其他的心理手段,表明自己仍然是人性这台乐器上登峰造极的“风琴师”。
西庇阿当选市政官具有历史意义,不仅因为这件事照亮了他的成功和对人的影响力的来源,也因为它解释了他的政治生涯走向没落的原因,他从一个忘恩负义的国家自我放逐,这个国家目睹他光辉灿烂的职业生涯在阴影中结束。李维表示,他的当选并非像波利比乌斯所记载的那样未遭任何反对;平民保民官反对他参选,因为他没有达到候选人资格的法定年龄。对此,西庇阿反驳说“如果市民们普遍希望任命我为市政官,就说明我的年龄已经足够了”——这种绕开保民官、诉诸人民的做法立刻取得了成功,但未免有些嚣张,没把传统和规矩放在眼里;小小年纪便取得成功,本就必然会遭人嫉妒,而这种做法很可能让嫉妒之外更生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