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教授之长衫

在牛津遇见田教授是偶然也是必然。选择去牛津大学做高访，正是为了一举两得：既可以在语言中心考察英国高校的国际汉语教育情况，又可以兼顾自己的专业兴趣去中文系结识几位中国文化研究同行。牛津实行三学期制，第二学期刚开学，方作为好友要尽地主之谊，邀我去大学学院用午餐。方是中文系教员，在语言中心上课，兼在大学学院当国际学生（包括中国学生）心理顾问。纯西餐，挺丰盛，有冷有热，有荤有素。教工餐厅大概也有近百个座位，中午一点左右基本满座，略显拥挤，不过大家来去都热情地打招呼，说话都是轻轻的。我问方能否引见一下中文系教授。她说中文系的教授席位也是刚招到人。牛津大学一般的学院只有一个教授席位，其他都是讲师和教员。方说她与教授也不太熟，甚至连教授的名字也还叫不出，只知道是个荷兰人，搞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宗教研究。不过中文教授在大学学院也有工作，也会来餐厅吃饭，教工餐厅教工用餐全部免费。方正说着突然眯眼笑了：“说到曹操曹操到！”因为她说的“教授”正端着盘子向我们走来。

相互介绍，我们直接用中文交流。教授是在台湾学的汉语，发音算是外国人中比较标准的。互问专业以及现在的研究课题后，聊及《诗经》，我从自己的专业出发，说：“《诗经》与当时的民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国风部分，可能就是当时的民歌。”我还没有说完，教授旗帜鲜明地说：“我不同意，我认为《诗经》是当时文人创作的，不过没有证据。”说罢很遗憾地耸耸肩。我依然坚持说：“从民俗研究角度，是不是可以找到证据？因为民俗是文化的活化石，‘国风’可以说就是当时的民风，文学研究和田野调查结合起来会有不少新发现，这就是我的研究方向。”教授说：“我现在做关公研究，也去中国做过一些田野，东南亚去得比较多一点，发现了不少‘宝贝’。不过，研究者还是应多多读书。”轻声交谈中突然发现餐厅里竟然只剩下了我们仨和面带微笑静静地守候着的服务员了，于是赶紧起身离开。我递上名片对教授说改日去他办公室登门拜访。

正式拜访已经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教授英文名为“Barend J. Terhaar”，中文名为“田海”。教授说自己很喜欢中文名，“田海，沧海桑田，很有意境”。我马上问可否叫他“田教授”，并开玩笑说，“田教授在中国知名度很高哦，因为他家曾先后用过28个保姆，还专门有一部中国电影”。网上简介中已知田教授是牛津的“Shaw（邵）教授”。所谓“邵教授”，即是由邵逸夫先生捐赠设立的教授席位。牛津大学的教授既有永久的属于牛津大学的教授席位，也有根据各种社会捐赠命名设立的教授席位。

中文系（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也有人称之为中国研究中心，田教授的办公室其实就在大门的旁边，那是名副其实的中文教授办公室。很宽敞，两面墙是顶天立地的多层书架，上面几乎全都是中文书。据田教授自己说他的书太多，相当一部分有了电子版就将纸质版赠予图书馆或学生，这样两面墙才勉强装得下。也因为看书看得太多了，田教授深度近视，似乎一刻也不能离开眼镜。

教授办公室书多当然并不稀奇，田教授的办公室的特别之处在于，他还亲自动手为自己的办公室营造了一个“中国文化生态”。与田教授座椅和办公桌并排的靠窗的一侧，竟然是一个长长的关公神台，上面供奉着田教授从各地搜集来的关公神像、香炉烛台等等。我说：“您不会在办公室里烧香敬神吧？”没想到回答是：“烧啊，三支一烧，不过怕气味影响环境不常烧。”“啊？！”我脑海中出现了田教授香火缭绕中与关公并排办公的画面，真是太有意味了 （如图） 。

这个小小的关公神台上的每一个物件都有来历，甚至都有一段故事。何处得到，何人所赠，所值几何，甚至得到时如何兴奋，运回时如何一波三折，田教授都记得清清楚楚如数家珍，讲得非常生动。这哪里是在介绍他的办公室，分明就是在讲述一个又一个生动的采风故事，或者说是我在听一个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学者在倾诉他的中国文化情怀。

我和田教授分坐在长方形会议桌的两边愉快地交谈着。桌子上有一些书，正中间铺了张生宣，不经意瞄了一眼，纸上竟然是一幅形似八卦图的道教的神符。这让人马上感到田教授这个台子绝非普通办公家具而是高人坐而论道的高坛。

我去牛津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冲着英国是民俗学的故乡而去的。Folklore（民俗）一词是英国原创，英国民俗学对世界民俗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英国第一位民俗学家正是任教于牛津大学的缪勒（Friedrich Max Müller），他是英国第一个为民俗学理论做出贡献的人，曾以“语言疾病说”和“自然神话论”建立起比较神话学理论。我问田教授现在牛津大学还有哪些民俗学方面的研究资源。“很多啊。保得利图书馆专门有一个房间，收藏了缪勒的全部著作以及研究资料。中国民俗研究方面也有很丰富的资料，我会给你发一个英国所有的中文资料资源链接目录。你直接可以利用中文系图书馆的资料。如果你懂闽南话或粤语，中国研究中心前教授龙彼得先生捐赠了大量的手稿和亲自调研所得的原始音像资料，弥足珍贵。这些资料我们还在整理当中，欢迎中国学者加入。”田教授再次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说实话，我不仅不懂闽南话和粤语，连龙彼得这个名字也只是耳闻。次日去图书馆恶补，对龙彼得先生为中国民间文化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惊羡不已，对其立足田野的实践精神崇敬有加。除了图书资料，田教授也没忘记向我介绍牛津大学中国学研究的学术人力资源。除了中文系几位老师的研究方向和专长，还一一介绍了牛津大学区域研究中心、历史系、哲学系等部门从事相关中国研究的教授。相比于国内大学，这里虽然教授寥寥，但成果丰硕，影响很大。我随口道：“要是能将牛津大学的中国研究学术力量集中起来成立一个机构，举行经常性的头脑风暴，也许更容易出成果。”田教授兴奋地说：“你想的很对！凝聚学术力量，研究中国及中国文化，牛津大学不仅想到了，而且已经开始行动。新建的中国中心在Huge学院附近，大楼也是邵逸夫先生捐资300万英镑建立的。”

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秘书说下一位约见者已候在门外。临走时我顺手从书架上拿了几本书带回去，当然，教授没有忘记让我留个“借条”。但在门口我又不得不停下脚步，因为，一眼瞥见门后的衣架上赫然挂着一件青灰色中国长衫。田教授笑着说是学生送他的。我开玩笑说：“要是再配上一条枣红色的长围巾，就是经典的‘五四青年’装扮了。”没想到田教授很认真，说他也是这么认为的，而且马上从包里取出一条枣红色长围巾围上，又披起长衫比划了一下搭配效果。我夸张地惊呼：“哇喔，真是绝配！”田教授确实挺帅，有着北欧男子魁伟挺拔的身材，穿上读书人的长衫，愈显英俊。围上枣红色的长围巾则不仅多了几分文艺青年的范儿，更增添了几份儒雅。如果忽略掉灰发碧眼，手里再抓上一把油纸伞，与青年毛泽东竟颇有几分相像。溢美之辞谁听了都会心花怒放，田教授愈发开心，甚至有几分激动。

此后，我每去中文系图书馆都要与田教授寒暄几句。当然，聊及学术研究，观点并不都一致，其间不乏争论。比如说，我认为关公信仰是中国民间信仰，教授则坚持认为自己是在研究中国宗教，还说用“民间”二字“有点土，太简单了！”我坚持认为，“民间信仰从来不简单！‘民间’虽然听上去有点土，但它是每个人的基本空间。您是教授，您可能很经院，那是您的单位角色或专业空间，一出办公室您恐怕就是民间一员了”。可能是出于维护自己的专业自尊，我突然发现我的声音有些飙高了，田教授似乎被我说得愣住了，这在牛津是有点不太合时宜的。

田教授办公室里，中文书架如同宽大高爽的布景，关公神台恰似岿然不动的镇宅之宝，会议长桌形同坐而论道的讲坛，中式长衫、枣红围巾就像服装道具，加上田教授与学生、同事、朋友的讨论、交流甚至辩论、争吵，或许主人所努力营造的正是一种中国文化研究生态。 I7EKKxaFSr19G+jl6M4QR5MUb0oeUgmJu6A54Ze3ydo2CrhP+6pA1twg2GFTBp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