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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阶级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人数较多，二是生活困苦，三是与农村保持密切联系。
近代上海最早的工人，产生在外商开设的食品加工厂、印刷厂、修船厂等企业中。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租界开办的自来水厂、煤气厂、发电厂，清政府开办的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企业，华商开办的面粉厂、印刷厂中，又产生了一批工人。到1894年，上海已有产业工人3.622万人，占同期全国工人的46%到47%。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列强取得在上海等地设厂的特权，外资工厂迅速增多。1901年以后，清政府实行新政，鼓励兴办实业，民族资本企业陆续兴办。这都带来上海产业工人的增多。民国建立以后，外资工业、民族工业有一定的发展。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上海民族工业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资本家在上海开设的工厂数量逐年增加。
工厂数量的增多，规模的扩大，使得上海工人队伍快速壮大。据《新青年》调查，1919年，上海有各类工厂2291家，工人18.1485万人。在上海从事内河、沿海、远洋、铁路、电车等属于交通运输业的工人，有11.625万人。两者相加已近30万人。上海还有手工业工人21.2833万人，服务业工人3200人左右。
上海有较大商店近万家，包括先施、永安那样的大型百货商店，以每家商店平均有店员10人计，全市即有近10万店员。
店员的劳动环境虽与产业工人有所不同，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店员也逐渐变为纯粹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在广义上也可以包含在工人阶级之中。除了这些，上海还有一部分都市杂工，如码头工、清道夫、人力车夫等，数量亦不在少数。由上可知，到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上海工人总数约65万，占上海城市总人口245万的四分之一以上。这个比例在民国时期的上海基本未变。1936年，全市产业工人46.4万人，占上海在业人员的21%。1949年，全市工人122.5万，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五四时期，中国工人总数估计为300万人，包括铁路、邮电、工厂、矿山、海员、搬运业工人，上海工人约占五分之一，这在全国无出其右。
上海工人收入普遍微薄。近代上海工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轻工业为主，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较低，职业门槛较低。1930年，曹家渡的230户中，男工与男童工的58%是文盲。
1935年，上海印刷工人的79%是由农民直接转化而来的。
上海某纱厂的男工，60%目不识丁，能读自己姓名的占40%，能写自己姓名的占20%。同一纱厂的女工，目不识丁的占85%，能读自己姓名的占15%，能写自己姓名的仅8%。诚如谢诺所说：“在农业危机压力下离开土地的农民，都是在农村里不能再生活下去的农业劳动力和小土地所有者，长江北岸的江苏地区，那里的生活很苦，蕴藏着大批劳动力经常不断地供应上海、无锡和长江口的其他工业中心。许多棉纺织工人、缫丝工人、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都是从那里来的。”
上海一般工人的工资并无统一标准，“工资的数目可以由厂方自由规定，哪怕再小一些，也不会有人来干涉的”。
1917年3月7日的《民国日报》载：“浦东陆家嘴的英美烟草工厂，由于营业的发展，销路的扩大，最近设立了新厂。业已开始招募女工，招募名额仅50名，但前天开业日，门前蜂拥而至来了500多工人，人声喧嚣嘈杂，争先恐后涌进工厂，纷纷要求在这里工作。外国人对此手足无措，只得请求第三区第一派出所出动，”才将应募的人驱散。
由于求工者多，用工者少，所以，工厂招募劳工相当容易。日本东亚同文会1922年曾对此有真切的调查，称：“如果在工厂附近招募非熟练工的广告一贴，马上应募者就云集而来。招募并不需劳神，有时通过荐头行的包工头便可提供一定数量的女工。他们多数住在附近，也有包工头从四川、河南等处招募了带来。初次当纺织厂女工的人被称作不熟练工，这种人已供过于求，因此出现了女工相反要给包工头若干手续费入厂的状态。”
劳工远远供大于求，这使得资方能把工资水平压得很低。
上海丝厂童工在劳动
上海公大纺织工场的女工
物价的波动、生活费用的上涨，更使得工人本来就很微薄的工资实际上还要打很大的折扣。据研究，从1913年到1921年，上海米、面、布、煤等分别上涨1.5倍至3.2倍不等，而同期工价指数上浮最多的机器工人仅涨了30%，其他许多工种的工价根本就没有提高。因此，有相当数量工人家庭的收入不敷最基本生活费用的支出。
工人还要受到种种额外的掠夺，如各种罚款、克扣、包工头的盘剥和地痞流氓的敲诈。这些都使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生活更趋困苦，其中相当一部分连最起码的温饱都不能维持。“他们的住房过于简陋，他们的衣着和摄身所需简直是减无可减，而他们社会文化的或个人的费用简直可以说是等于零。”
工人劳动条件普遍恶劣。一是劳动时间长。民国初年，上海纺织业、缫丝业劳动时间都在12小时以上，烟草业、造纸业、印刷业、电气业都在9—12小时之间。如果住得较远，路上还得花几个钟头。1916年6月出刊的《妇女时报》第18号刊登的《上海贫女生涯之调查》，报道了丝厂女工工作艰辛情形：“丝厂开工过早，天未破晓，即汽笛呜呜，催人上工。缫丝工人路远者，往往三更即起，披星戴月而奔。七时上工，晚六时始散，全日工作往往十二小时之多。日未出而作，日既没而息，终日劳动于巨厂之炉火机釜之间，不许有片刻领略太阳之滋味，故丝厂女工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者十而八九。”二是劳动环境恶劣。民国年间上海工厂设备普遍落后，环境恶劣，纱厂温度高，声音响，“灰尘与原棉之纤维亦时飞散空中”。丝厂车间车声震荡，煮茧盆中，热水沸腾，车间内空气闷热难熬，因丝车忌风，无论天气冷热，门窗严闭，暑天晕倒者颇不乏人。榨油厂、烟草厂、印刷厂的工人，皆各有其苦，或气味难闻，或污染严重。还有相当数量的童工，每天工作12小时，其情更惨。“执役纺纱厂者，热气熏蒸，纤维障目，于儿童目光身体已属非宜，况于火柴厂、制烟厂以及各种制革制药等厂更为臭味浸染，脑力全昏，虽幸长大，殆成废人。调查工厂时，常见多数婴儿随母工作，大者执役杂务，小者匍匐洒扫，甚至数人始能举一畚器，呱呱惨状，至难入目。”
工人普遍缺乏政治权利。无论是在晚清时期，还是民国军阀统治时期，工人都缺乏政治权利。江南制造局以衙门办法管理工厂，设有巡警，可任意拘捕工人。很多工厂实行督工制，厂规则极其苛烦，主事者和工头对工人随意打骂、体罚、人格侮辱的情况相当普遍，罚则中有罚款、鞭笞、开除甚至游行示众等名目。有的工厂还以“工人做工，遇有机械危险，各安天命，无抚恤金”的契约，使工人失去生命保障。不少工厂实行养成工制和包身工制，养成工和包身工不啻奴隶，其境更惨。
近代上海工业是快速发展起来的，上海的工人，无论是产业工人还是苦力工人，都主要是刚刚离开乡村的农民，他们与乡村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有的人是一人在城，其余家人在乡；有的人是季节工，城里有工作便来城里，城里没工作则回乡下；有的是农闲时在城里，农忙时在乡下；有的人虽住在城里，但粮食、蔬菜多从乡下带来。这些工人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无时不处于与农村的比较之中。
普通工人生活在上海，与乡村农民比起来，经济收入要高得多。据研究，雇佣工人的最高工资是农业劳动者的7—10倍，最低工资也是农业劳动者的3—7倍。1933年，全国制造业工人年均工资为178元，而农村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只有26元，前者为后者的6.8倍。
据研究，江苏农村的农业工资，即使是比长工有较高工资的短工，膳食由雇主提供，每月只有3.6元，而在上海，即使是中国人住宅及公司中的仆人，每月都可以得到5—6元的工资。乡村长工每年27元的工资，远不及上海人力车夫一年一百多元的实收。江苏省比较富庶的吴江县，农忙期间工资最高的散工工资，每日2角，也只相当于上海清洁夫每月6—7元的收入。
普通工人生活在上海，尽管工资很低，住房简陋，缺乏政治权利，很多方面不如人意，但这个城市的一些综合型设施与优势，还是可以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沾其余溉。以教育而言，城里有各种夜校、职校，有的是工厂办的，有的是同乡组织办的，有条件的工人可以择机进修。即使工人自己或因基础太差、或因年纪大了而无缘受教提升，但为子女前途计，他们也觉得城里更有综合优势。以对传染病的预防与救治能力而言，民国时期，大城市的能力强于小城市，小城市的能力强于乡村。在上海、南京、北平这些大城市，由于自来水厂的设立、饮用水的安全、城市排污系统的建设等，以及卫生防疫措施的制定实施和保健工作的推行，天花、痢疾、伤寒、肺病、霍乱等传染病已经得到有效的控制，但在同时期的乡村，这些设施、措施仍然缺少，这些疾病依然是农村人口死亡的重要原因。《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5年辑）载有上海、北平、天津、青岛、杭州、南京、汉口、广州等8个城市中各种原因死亡人口的年龄分组数据，为1931—1933年的数据。陆汉文利用这些数据，参考其他相关资料，计算出这些城市中分年龄人口死亡率和普通死亡率为14.17‰，同期中国农村人口的普通死亡率为27.1‰。农村人口死亡率几乎是大城市的2倍。
普通工人生活在上海，经验告诉他们，在上海生活比在乡村更好，更能维持，更有盼头。特别是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并不处在社会最底层，在他们周围，就有远不如他们的大批苦力存在，还有连苦力还不如的大量失业、无业群体存在。庞大的苦力与无业群体，映衬出产业工人还算不错的社会地位，虽然比较贫穷但还有令人羡慕的地方，还有一大群待业群体在觊觎他们的位置。
由此可见，评价近代上海工人生活水平与社会地位，要注意两个维度。首先是低水准，诚如张忠民所说：“必须肯定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工人及其家庭，无论是工资水平还是生活程度都是低水准的。这一低水准至少可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国外工人阶层比是低水平的；二是除了城市中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城市贫民、无业游民阶层之外，与其他社会阶层比，也是低水平的；三是就其生活程度以及消费内容来看，也就仅仅是只能够维持最基本温饱的低水平消费。”
其次是有提升，无论是实际经济收入与生活水平，还是社会声望与自我感受，无论是与乡村还是与外地城镇相比，那些由农民转化而来的上海工人，其生活质量、社会声望都有所提升。工人阶层在上海城市社会所处的地位，属于比较贫困的一群，但不是非常贫困、更不是极端贫困。
普通工人可能不懂得很多理论，但诚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所说：“他们不是党派陶工手里的陶土，可以随意捏弄。”
当工运积极分子从苏俄那里照搬“左”倾教条主义理论，来发动这些普通工人去搞那些与工人实际利益完全脱节的“飞行集会”时，他们很难心甘情愿、全力以赴地去参加。据研究，1928年至1936年，上海市劳资纠纷和罢工原因中，占据首位的是雇用和解雇问题，其次为工资问题。八九年间，围绕着雇用和解雇问题而发生的劳资纠纷共1590次，占纠纷案件总数的65.35%。工人无论是罢工停业还是劳资纠纷，保护自己和他人工作的保险系数，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的，其次才是考虑工资问题。工人关心的首先是有没有饭碗，其次才是饭碗里饭的多少与好坏。
从全国范围来看，农民离开乡村到城里寻找工作，与离开乡村到军队里当兵吃粮，看上去不一样，但究其实质却高度一致，都是离开业已破产的乡村，寻求新的发展空间。农民在城里有了工作，哪怕收入不那么高、环境不那么好，但比起乡村农民来，算是已经上了一个台阶。所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共产国际的理论，搞城市暴动，便脱离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处境，只能处处碰壁。毛泽东发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再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获得了成功。这是毛泽东的英明之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
对于上海工人阶级的特点，共产国际有所了解，看法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认为，“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无产阶级集中地”，所以，他们会派人到上海帮助陈独秀等人创建党组织。另一方面，他们以欧洲工人阶级状况为参照体系，又对上海工人阶级的弱小性、缺乏组织性与斗争性表示失望。这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最为典型。他在1921年曾认为，在上海这座大城市里，“几乎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人组织”。现有的与工人有关的组织，大多是一些旧式的、老板和工人都可以进的工会。“上海这里的工人阶级分为两类，他们互相为敌，其程度甚于反资本家的斗争。”他认为，上海大多数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反抗压迫的斗争性不强。他说，在上海街上，看到那些苦力，遭到那些所谓的欧洲文明人、印度巡捕和中国警察的殴打，却只能忍气吞声，并不奋起反抗，这“说明工人阶级的革命精神远未培育起来”。他认为，上海“这个城市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城市之一，却不存在我们理解中的那种工人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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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7月，负有推动远东革命工作、与中国革命势力建立联系的吴廷康
考察中国，他也认为，在上海和其他地方，简直就没有一个单纯的基层工人组织，更谈不上什么无产阶级运动。他在与陈独秀等人接触后，倒发现一些像陈独秀、李大钊那样的中国教授正领导着强有力的学生运动。这在1921年9月4日马林写给荷兰《论坛报》中的报道中，也有体现，他说：“不言而喻，这里几乎根本说不上社会主义者对工人的影响。只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在探讨社会主义……俄国的事变使一小批知识分子转而信仰第三国际，尤其是陈独秀教授。他几年前就发行《青年杂志》，他是我们学说的坚定拥护者。”
马林等人对于上海工人阶级特点的看法，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斗争策略的指导。上海工人阶级人数众多，是他们选择上海作为建党城市的依据，而上海工人阶级力量薄弱，则是他们在中共建立以后力主与国民党合作的重要原因。
[1] All About Shangha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5，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