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并长期以上海为活动基地的根本原因，在于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大本营。工人阶级并非单独存在，而是上海作为全国多功能经济中心在人口方面的突出反映。

中国共产党创建时的上海，已是中国多功能经济中心，包括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与工业中心。

贸易中心

上海在近代开埠以前，已是东南沿海最为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

中国自晚唐以后，特别是宋代以后，开始重视海洋贸易，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一带沿海港口，设立市舶司或类似机构，管理海洋贸易。长三角地区物产丰盛，经济发达，丝绸、茶叶、瓷器等一向是对外贸易大宗商品，所以，这一带一直有贸易港口存在，宁波、青龙镇、太仓等，都曾是重要港口。由于国家政策的变化、水道的变迁，在不同时期，这些港口有盛有衰，但此伏彼起，从未绝迹。上海在1074年（北宋熙宁七年）设镇，1292年（元至元二十九年）设县，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适应海洋贸易的需要。换句话说，上海设镇、建县本身，就是适应日益兴旺的海洋贸易的产物。

元朝是历史上第一个将首都设在今北京一带的全国性政权，也是对上海地区海洋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政权。其时，全国经济文化重心早在江南，元政府财赋依赖东南地区，但运河不畅，时有阻塞，南粮从河路北运极其困难，于是开辟海上通路，在上海一带设立都漕运万户府，由朱清、张瑄负责从江南港口海运漕粮至京城。朱、张二人均属今上海地区人，朱清为崇明人，张瑄为浦东高桥人。一时，上海镇机构林立，市舶司、税局、万户府、酒务、商务、巡检司、水驿、急递铺，一应俱全，贾肆栉比，万商云集，为华亭东北一巨镇。邻近上海的太仓，则成为著名的“六国码头”。 朱、张被封为万户侯，为元政府建造大型海船，开拓华东至津京一带的近海航线，督运漕粮及其他各色物品到首都，拓展了海上贸易，使上海地区相当一部分的居民投身海运业务，带动、培养了一批海商。徐光启曾说：“清、瑄所用东南富人通市外洋者，舟则其舟，人则其人也”，所用之富室，都是熟悉海上运输业务、足以胜任之人。《嘉庆上海县志》记载，元代至正年间，上海县共计72502户，其中与海上运输有关的海船、船商、梢水，就有5675户，而且都是本地人。1292年上海县设立时，“地方之人，半是海洋贩易之辈”。也就是说，上海建县之初，有一半人与海洋贸易有关。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由此可见，宋元时期对外开放的风气，刺激了上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发展，培育了上海地区的海洋文化。明初实行海禁，严禁濒海居民及守备将卒私通海外诸国，上海沿海公开的贸易活动基本停止，但民间贸易依然相当活跃。“海上操舟者，初不过取捷径，往来贸易耳。久之渐习，遂之夷国。东则朝鲜，东南则琉球、吕宋，南则安南占城，西则满剌加、新罗，彼此互市，若比邻然。又久之，遂至日本矣。夏去秋来，率以为常。所得不赀，什九起家。于是射利愚民，辐辏竞趋，以为奇货。” 崇明岛、舟山附近的双屿岛，都是走私胜地。虽然政府严令禁止，但走私行为屡禁不绝。诚如徐光启在《海防迂说》中所论，“有无相易，乃邦国之常”，有了正常贸易，走私活动就少，没有正常贸易，走私活动就多，“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又从而严禁之，则商转而为盗，盗而后得为商矣”。 上海地区物产以盐、棉为大宗，也包括由棉而纺成的纱、织成的布，这些物品都必须与市场发生联系。明代上海城厢和附近的集镇，成为江南最重要的棉花贸易集散地。满载棉花和棉制品的海船从上海出发，北达满洲里，南通东南亚，回程则载回各地特产。

清初继承明朝的海禁政策，上海地区海上贸易大受影响。1684年（康熙二十三年），随着台湾被收复，江、浙、闽、广海禁解除，开放部分海区，但对于海外贸易仍有多方限制，上海港口也在被禁之列，不过国内沿海贸易，照常进行。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上海设立海关，以后逐渐成为贸易大港。1730年（雍正八年），原驻苏州的苏松道迁治于上海县，主管关税事务。1736年（乾隆元年），太仓被并入，从此称分巡苏松太兵备道，简称苏松太道。道台是管理商务的官员，道署迁沪，加强了上海的地位，也是上海贸易地位提升的标志。由于上海港口特殊的地理位置，南来的鸟船，北行之沙船，均需到此停泊，装卸货物，贸易发展很快。乾隆年间，黄浦江上停泊的沙船，约三千五六百号，大者载斛三千石，小者千五六百石，舳舻相接，帆樯比栉，一派繁盛景象。到嘉庆年间，更为繁荣，黄浦江滨，南北五六里空泊无隙，史称“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繁剧，诚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也”。

上海在贸易方面地缘优势与突出表现，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为英国所了解，所以，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所确定的第一批五个通商口岸中，就有上海在内。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对外贸易集中在广州。上海在1843年开埠以后，外国洋行络绎而来，上海开始与欧洲、美洲直接发生商务联系，对外贸易额快速增长，上海在全国外贸的地位直线上升，贸易重心逐步由广州移到上海。1844年，上海出口茶叶在全国所占比例仅2%，广州占98%。至1850年，上海上升到44%，广州下降至23%。1846年，上海出口生丝已相当于广州的4.27倍。1853年，上海对英国进出口货值已达1720万美元，远远超过广州的1050万美元。此后，上海进出口货值，一直在全国遥遥领先。《上海对外经济贸易志》记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在对外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1864年对外进出口总值占全国的57.87%，到1873年这一比重提升到59.8%。1894年以后，这一比重有所浮动，但上海作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一直相当稳定。大体上说，上海进出口总值平均占全国一半以上，其中进口通常占六成以上。在转口贸易、国内埠际贸易方面，上海起枢纽作用。从上海进口的洋货，有70%以上要运到内地其他口岸。从内地运到上海来的土货，有80%以上要出口到国外或运到国内其他口岸。转口贸易地区，以长江流域为主，占60%到70%，其次是华北地区，再其次为华南地区。

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前后，西方列强忙于战争，上海民族工业发展较快，推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增长。以面粉为例，1914年以前上海还无面粉出口，1915年出口11.8万关担（1关担等于60.48公斤），1920年激增至331万关担。所用原料洋麦占半数以上，这又扩大了进口贸易额。1921年上海进出口总值达6.22亿关两（亦称关平两、关银、海关两，为37.913克足色纹银），是1894年的4.1倍。外贸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上海的内地埠际贸易。1920年经上海出口的各埠货物达2.18亿海关两银，较1870年的2780万海关两银增6.84倍。上海经海关与内地各埠的贸易货值，1912年为2638万海关两银，1921年增至7884万海关两银。与贸易兴旺连带在一起的，是上海商业的繁荣。

近代以前，上海城市商业已颇兴盛。其时商店经营的物品，手工产品占主导地位，除布、袜等棉织品外，也包括各地土特产货物，不少店铺经营京广杂货。京货泛指北京等通都大邑所产的服饰用具及工艺品等，广货则为从广东、福建等处进口的洋货或其仿制品。明嘉靖年间，上海县城内已有三牌楼、四牌楼、新衙巷等十多条街道。至清嘉庆年间，上海县城内外已有大小街巷60多条，并形成一些专业市街，如花衣街、篾竹街、草鞋弯路、剪刀桥路、硝皮弄、铁皮弄等，十六铺一带已成闹市。一条以经营南北干果海味、食糖和东南亚、日本等国产的海参、燕窝、檀香等洋货为主的街道有商号300余家，称为洋行街。县城内陆家桥（今方浜东路、东门路），名品名店林立，吴良材眼镜、谈仲和笔纸、顾振海墨锭、濮元良菜刀、张善六银器等远近闻名。由于内外贸易发达，商市繁荣，流寓在上海的客商逐渐形成行帮，组织公所、会馆等团体。1841年，上海已有18个行业组织，包括花衣业、布业、估衣业、京货帽业、洋杂货业、商船业以及衣庄公所、成衣公所等。开埠以后，上海商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1844年，上海已有仁记、怡和等洋行11家，其中有5家是洋杂货商号，所售主要是洋布。据海关统计，1845年，洋布进口值占进口商品总值（不包括鸦片）的88.5%。1858年前后，上海洋布店和洋布抄庄已发展到十五六家。与此同时，京广杂货店经营洋货的范围越来越广，除洋布、呢绒、手帕、毛毯等进口纺织品外，还有玻璃器皿、自鸣钟、铁钉、衣针、肥皂、香粉等进口日用工业品。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长江，增辟沿江通商口岸，为外国商品输入打开了方便之门。到1863年，上海各类商品进口总值比1849年增长3.1倍，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进口洋货的集散中心。经营日用工业品的各类商号急遽兴起，宁波人叶澄衷开设的顺记五金洋杂货号，福建人祝姓兄弟开设的介福绸缎庄，苏州的马敦和帽庄、周虎臣笔墨庄，安徽歙县的曹素功墨庄等，均为其中荦荦著者，其中有的是自外地迁来，有的是新近创立。到1870年上海已有华洋杂货商店近百家，钢铁、铜锡、玻璃、五金零件等十余家五金商店。欧美各色商品大批涌到，如时钟、呢绒、绸缎、布匹、洋酒、罐头、洋火、洋烟、洋油、洋烛、洋皂、洋伞、洋瓷等，应有尽有。19世纪末，上海县城内外街道纵横，租界地区日渐繁华。据1906年《上海华商行名簿册》记载，上海租界内共有各类商店、商号3077家，南京路（今南京东路）已有商店341户，成为上海新兴的商业街市。

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资本家取得了在中国通商口岸投资设厂的特权，上海开设的现代工厂日多，城市吸纳的人口日众，商业也更趋发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德等欧洲列强忙于战争，输华商品减少，给上海民族工商业发展带来了机遇。南洋衫袜、益丰搪瓷、华生电器、连长记运动器具、百新文化用品、精益眼镜、鸿翔时装、得利车行等纷纷崛起。到1920年，上海全市棉布业已发展到400多家，其中经营批发业务的约300家，新开五金商店110余家；服装业有做西服的红帮，做中装的本帮，苏广成衣铺遍布大街小巷，从业者近4万人；经营华洋杂货的百货商店纷纷增设新店。环球百货商业是大型零售店后起之秀。上海原有英商福利公司、惠罗公司经营高档百货商品，销售对象多为外侨和生活富裕阶层。1917年，归国华侨马应彪开设先施公司，1918年郭乐、郭泉创建永安公司，与后来开设的新新公司（1926年）、大新公司（1936年），合称南京路上“四大公司”，均为大型、综合性百货商厦，设施新颖，管理先进，成为上海百货零售商业的支柱，也使得上海商品销售方式更上层楼。

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上海，已是驰誉中外的“万商之海”，无论租界、华界，道路纵横交错，商店鳞次栉比，商品五光十色，无所不有。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每每对外称自己工作机关为“商行”“店铺”，自称“老板”“先生”，正是为了在形式上融入上海这个万商之海，收到隐蔽之效。

金融中心

上海在开埠以前，传统金融业已颇有规模。康熙中叶，上海县有典质铺89家。乾隆年间，上海钱庄已有相当规模。从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至1796年（嘉庆元年），短短20年中，上海承办钱业公所事务的钱庄就有106家。钱庄发行的庄票，从18世纪起已在市面上使用。

开埠以后，西方现代金融业逐渐进入上海。1847年，英国丽如银行在上海设立机构，这是最早在上海开设的外国银行；19世纪50年代，又有汇隆（1854年）、阿加剌（1854年）、有利（1854年）、麦加利（1858年）4家英商银行在沪开设分支行；19世纪60年代初，又出现短暂的汇川（1861年）、利生（1864年）、利华（1864年）、利升（1864年）4家英商银行，出现第一家法商法兰西银行（1860年）。1865年，英商汇丰银行在香港建立总行，同年在上海设立分行，这一银行日后长期居于上海金融重要地位。与此同时，山西商人开设的票号也在上海设立分号，到1884年，已有24家。1897年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诞生，从事包括发行钞票在内的各种业务。此后，国人在上海陆续设立总行或分行的有：户部银行（1905年，后改称大清银行）、信成银行（1906年）、浙江兴业银行（1907年）、信义银行（1907年）、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年）、裕商银行（1908年）、交通银行（1908年）、浙江银行（1910年，浙江实业银行的前身）等。外商在上海又新设一批银行，包括德国的德华银行（1889年）、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俄法与中国合资的华俄道胜银行（1896年）、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1899年）、美国的花旗银行（1902年）、比利时的华比银行（1902年）、英国的汇源银行（1902年）与荷兰的荷兰银行（1903年）等。

到清末，上海已初步成为全国金融中心，银行数量为全国之冠，中国境内的中外银行总部大多数设在这里，且功能齐全，资金融通量大。

民国建立以后，国人在上海新设银行日益增多，著名的有：中国银行（1912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年）、盐业银行（1915年）、金城银行（1917年）、大陆银行（1919年）、中国实业银行（1919年）、中南银行（1921年）等。盐业、金城、大陆、中南这四家银行之间关系密切，代表着北方金融势力，人称“北四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辛亥以前成立的浙江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关系密切，代表着江浙金融势力，人称“南三行”。上海原有的外商银行，如有利、麦加利、汇丰、德华、横滨正金、东方汇理、花旗、华比等继续营业，同时又新建了一批，包括法国与比利时商人合资的义品放款银行（1912年）、中法实业银行（1913年）、日本住友银行（1916年）、日本三菱银行（1917年）、日本三井银行（1917年）、中美商人合建的美丰银行（1917年）、中日合资的中华汇业银行（1918年）、美国运通银行（1918年）、美国友华银行（1919年）、菲律宾银行（1919年）、美国汇兴银行（1919年）、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1920年）、中国与意大利商人合资的华义银行（1920年）、美国大通银行（1921年）与俄国远东银行（1921年）。

到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上海已是名副其实的全国金融中心，也是远东金融中心。中外银行林立，相互竞争，几乎所有的外资在华银行的总部都设在上海，中国各大银行要么总行设在上海，要么在上海设有分行。

银行业之外，上海证券市场也有所发展。上海在清末已建立上海众业公所（1904年），主要经营外商公司股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交易曾停止4个月，战后外货倾销，在沪外商企业获利倍增，众业公所股票交易又兴盛起来。在此刺激下，1918年，上海日商取引所（即交易所）创立，从事棉纱和有价证券交易。

华商经营的证券交易机构，也在民国初年建立。1914年，上海股票商业公会成立，主要经营公债、铁路债券、公司股票等现货证券20余种，规模较小。1920年，这一机构改组为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规模较前大为扩充，经营现货和期货交易。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业，标的物分有价证券、棉花、棉纱、布匹、金银、粮油、皮毛等7部。这一机构以125万元资本起家，在开业后的半年里即盈利50余万元，这强烈刺激了人们的投机心理，于是群起效仿，形成兴办交易所的热潮。市民追求暴利，认股踊跃。到1921年11月底，上海已有百余家交易所。

作为近代金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在近代上海也发展很快。1857年英商怡和洋行控制的谏当保险行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吸收华商股份。这是上海最早的外商保险机构。其后，外商保险公司纷纷抢滩上海，诸如美商扬子保险公司（1862年）、英商保家行（1863年）、英商保宁保险公司（1865年）、美商保宁保险公司（1897年）等。到清末，上海设立过的外资保险机构计有14个国家的161家公司，其中，英国居首，有90家，其次德国20家，美国13家，荷兰9家，日本7家，澳大利亚3家，法国、瑞士、加拿大、意大利、挪威、奥地利、新加坡、新西兰各1家，其余多为合资的。民国建立以后，外商保险公司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或在上海新设保险机构的势头依然强劲，著名的有英商保众火险人寿保险公司（1913年）、远东保险公司（1917年）、法商保太保险公司（1918年）、美国保险公会（1918年）、美商美亚保险公司（1919年）、美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1921年）、荷兰商人的上海保险行（1921年）等。

外商保险业刺激了上海民族保险业的产生。1865年，华商义和公司保险行成立，这是上海也是中国第一家保险公司。1875年，保险招商局创立；1876年，仁和水险公司创立；1878年，济和水火保险公司创立。到1911年，上海先后有华商保险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创立总公司的有22家，总公司设在香港或新加坡而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的11家。经营险别包括水火险、专营水险、专营火险、专营人寿保险、兼营水火险和人寿险等。这些华商保险公司，大都因资金短缺、缺乏专业技术或不善经营，特别是受外商保险抑制、挤压，先后宣告歇业。民国建立以后，政府重视发展民族工商业，民族保险业有较快发展。从1912年到1921年，上海民族保险业大幅度增长，首尾10年间，上海共创办43家保险公司。保险品种也较以前更为丰富，不但有一般的水险、火险、水火险、人寿险，还有信用保险、运输险、邮包险与再保险。

综上所述，到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上海的银行、证券、保险等业务体系已经建成，上海已是全国最为发达的金融中心。

工业中心

上海近代工业始于开埠以后。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西人络绎而来，首先将生产日用品的轻工业与船舶修造业带了进来，一是为了生活，二是为了航行。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在1843年来沪以后，在麦家圈（今山东中路）设立墨海书馆，用牛拉转机器，以铅字印刷书籍，成为上海近代工业的发端。1855年，英商开设第一家面包工场，制造面包、糖果、汽水、啤酒等。1864年，英商创办广和洋行，加工、配制酒类，后发展为正广和汽水厂。与此同时，船舶修造业也被引进，虹口新船坞（1852年）是最早的船舶修理厂。1860年以前，外国人已在上海设立十多家工厂，其中14家是船舶修造厂。

1860年以后，上海外侨越来越多，外资工业也发展较快。船舶修造业方面，有祥生（1862年）、德卢（1863年）、耶松（1864年）、莫立斯（1864年）、布莱（1864年）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祥生与耶松。利用本地原料加工生产型的缫丝厂也有所发展，比较知名的有怡和丝局（1861年）、旗昌丝厂（1878年）、公平丝厂（1882年）、怡和丝厂（1882年）。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外资丝厂已颇有规模，旗昌、公平、怡和三大丝厂有丝车600多台，雇用工人2000多人。19世纪90年代初，又相继出现英资纶昌丝厂（1891年）、美资乾康丝厂（1892年）、法资信昌丝厂（1893年）。到甲午战争爆发前，上海外资丝厂有怡和等7家，外加1家丝头厂，“它是当时外资工业中投资最多、规模最大的行业之一”。此外，还有一些从事进出口加工业、轻工业日用品等方面的外资工厂，如制造火柴的燧昌自来火局（1880年），制造香烟的英国烟草公司（1893年），从事印刷业的美华书馆（1860年）、同治印书馆（1866年）、别发印字房（1870年）、望益纸馆（1878年）、复兴印书行（1878年）、点石斋石印局（1878年）等，专事打包工作的打包厂，从事皮革加工的硝皮厂，配合火油销售的油箱制造厂，还有一些食品厂、酿酒厂、制冰厂、药水厂。

这一阶段，民族资本工业也有一定发展。从事机器制造的在1895年以前已有12家，其中最早创立的是发昌机器厂（1866年）。从事印刷业的有同文书局（1882年）、蜚英馆石印局（1887年）等，从事缫丝的有公和永丝厂（1881年）等。此外，还有一些木材厂、玻璃厂、制冰厂、造纸厂等。其中，1880年，曹子㧑等集资15万两白银，开设上海机器造纸局，从英国购进设备，拥有工人100多人，日产洋式纸张2吨，这是中国第一家由民族资本投资的机器造纸厂。这些民族私人资本企业规模较小，与洋商竞争也不是很有优势。由国家投资或以官商合办的工厂有两家，一是江南制造局（1865年），造船、造机器、造武器弹药，是晚清中国最大的、技术水平最高的兵工厂；二是机器织布局（1889年），后改华盛纺织总厂，为中国第一家大型棉纺织工厂。这两家都是吸纳工人最多的工厂，上海最早的自发性的工人运动，就发生在江南制造局。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以前，外国人在上海设厂均无约可依，因为从《南京条约》到《天津条约》，都没有外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的规定。1895年以后，因《马关条约》有允许外国资本在通商口岸设厂的内容，外国人在上海设厂速度加快。按条约规定，日本商人可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开设工厂和输入机器，日本在中国制造的商品，与其从本国输入中国的货物一样，免征一切关税。按照此前不平等条约中“利益均沾”的所谓最惠国条款，其他列强也取得了同样的特权。于是，他们纷纷到中国开工厂、办航运公司，上海则是投资最集中的地方。海关报告称：《马关条约》的内容是列强梦寐以求的，从那时以来，上海就出现制造业企业纷纷开张的局面。甚至有的创办人还未及弄清楚他们的产品会获得什么样的关税待遇，就已组织公司，建设了工厂。 据统计，从1895年到1911年，外资在上海开设的企业，开办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就有41家，包括英资老公茂纺织局（1897年）、美资鸿源纺织厂（1897年）、德资瑞记纺织厂（1897年）等。

1901年以后，清政府制定奖励工商政策，民族资本企业竞相创办，上海速度尤快，门类也有所增加，缫丝、棉纺、面粉等发展较快，卷烟、火柴、造纸、肥皂、棉籽榨油、针织、锯木、玻璃、皮革、油漆、毛巾、袜子、糖果、饼干、制伞等，各有专厂。1904年，庞元济筹办官商合资龙章造纸厂，资本达44万两白银。1906年，南洋华侨王拔如引进国外的罐头制作技术，在沪合资开设泰丰公司，生产肉类、鱼类、蔬菜等罐头食品，兼制饼干、糖果，是上海华商开办的第一代罐头食品厂。到1911年，私人资本的缫丝厂由1900年的18家增加到46家，私人面粉厂有7家。1910年，旅美华侨梁楠在上海开设生产化妆品的工厂，产品有双妹牌花露水、雪花膏等。1911年，曾在洋行当过职员的张士德、刘致祥等人，开设中国精益眼镜公司，是国内第一家采用西方验光及机磨技术制作镜片的企业。

外资企业与民族企业的共同发力，使得上海城市产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即以商业贸易为主，变为以工业为主。诚如1902年至1911年的海关报告所称：“近几年来上海的特征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以前它几乎只是一个贸易场所，现在它成为一个大的制造业中心。”

民国初年，政府奖励实业，上海的民族工业呈加速发展趋势，在面粉、缫丝、染织等业表现得最为突出。面粉工业方面，无锡荣氏闯进上海，成功地开办福新第一面粉厂（1913年）与福新二厂（1914年）。福新一厂有钢磨7部，日产面粉1200包；福新二厂有钢磨21部，日产面粉5500包。这些都是民族资本开办的大型工厂。此外，顾德馨、王一亭、叶山涛等开办的大有、立成、华丰、信昌、翊新等面粉厂，规模也颇可观。缫丝工业增长很快，从1912年到1914年，新增11家丝厂，各厂规模多较以前为大，每厂通常有丝车二三百部。染织业、棉纺织业、衫袜、毛巾被毯、针织业等也有所发展。王启宇在1912年创办的达丰染织厂，有资本50万两，创制各色花布，“自行整理，光彩绚烂，品质坚匀，直与欧货相颉颃” 。陈万运、沈九成、沈启涌等在1912年创办的三友实业社，很快成为中国第一家具有大机器生产规模的纺织厂，所产三角牌毛巾风行一时。

1914年到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争斗，无暇东顾，上海民族工业得以迅速发展，棉纺织、面粉、缫丝、卷烟、化妆品、皮革、火柴、机器等业发展尤为迅速。名闻遐迩的上海企业，很多是在此期间开办或得到发展的，如申新纺织厂、福新面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先施公司、永安公司等。从1914年到1921年，福新面粉厂由1家厂变成7家厂，全上海面粉厂总数增加到20家。从1915年起，上海口岸的面粉出口量急剧增长，1916年到1921年，出口总量占全国总额的60%—70%，1920年更是高达83.7%。同时期的棉纱、棉布出口量，占全国出口量的60%—80%，针棉织品占全国出口量的70%左右。

从1912年到1919年，上海历年开办的工厂数逐年上升，从1912年的28家，增至1919年的67家；上海工部局电气处出售用于各类工厂动力的发电量，从1911年的761724度，增加到1919年的79622548度，增加了100倍之多。 电力供应作为现代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基本能源，增长幅度如此之大，足见此时上海工业发展之快。

上海城市现代化的道路，不是自发、内生型，而是外发、拉动型。回溯近代上海城市演变轨迹，不是先有工业化，然后推动贸易、金融的发展，而是由于贸易的需求与发展，带动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近代上海工业中心的形成，也不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而来的，而是在外力刺激下启动的，受外力影响相当明显。正是由于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外国资本大举侵入上海，上海的工业化才快速发力。正是由于这一特殊的背景，上海作为多功能经济中心的形成，其产业兴起的顺序是由贸易而金融而工业。当然，贸易、金融与工业，相互关联，相得益彰。没有发达的金融，包括保险业，远程贸易、异地结算都是难以想象的。没有发达的贸易与金融，缺乏资金来源、原材料来源与产品输出，工业中心也是不可思议的。但就吸纳劳动力、扩充城市人口规模而言，贸易与金融，都远不及工业。所以，我们看到，上海城市人口大幅度增长，与上海工业中心形成同步。 7UFDN9+fHFvu6p4KiNFHbH72N4VvAoKI4qxb8PH1O4NgENUpsBB2ltWfI7j2ddT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