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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双碳”目标的引领下，碳减排已然成了硬指标。国家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纳入“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的重点任务。未来，我国在实现碳中和之路上，挑战与机遇并存。
低碳化、清洁化和高效化是能源发展的大势所趋。碳中和意味着从化石能源时代向非化石能源时代过渡的开始。从人类历史上的两次工业革命的经验来看，煤炭、石油等能源的获取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国的兴衰。未来多数化石燃料将退出历史舞台，哪个国家能够快速发展清洁可再生能源，哪个国家就能够在新的国际格局中成为领导者。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我国宣布碳中和目标，积极响应《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主动做出减排承诺，不仅彰显了大国责任与担当，而且对于加速我国社会、经济、能源、技术等方面的转型与重构同样具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意义。
当前，我国化石能源的对外依赖程度仍然较高 。以石油产业为例，我国石油的进口量位居全球首位，2020年对外的依赖程度攀升至73%。在我国工业化进程持续推进的前提下，未来对于能源的需求还将有增无减。但事实上，我国可再生能源非常丰富，资源禀赋远远超过化石能源。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提高清洁能源的消纳比例，能够降低对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的依存度，摆脱高能耗传统能源结构，提高我国能源的自给率，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推动能源高质量发展。
在碳中和目标下，产业链内企业间的经济交换，不再仅限于传统的产品与服务，也包括每一个环节的碳排放量。为实现自身的碳中和，企业不仅要降低自身经营中可控的直接碳排放水平，也需要减少各类能源消耗带来的间接排放，以及运输、配送、生产废弃物处理产生的其他间接排放。同时，各国政府也在积极启动碳边境税的研究与试点。这些新的价值视角与监管要求必然会催生新的竞争优势，改变现有产业链内各方的议价能力，进而引发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分工格局重构。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我国需要在未来市场中拥有低碳竞争优势，才能在产业链分工中聚焦高附加值的环节。
伴随着绿色经济的发展浪潮，资本市场的投资风口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碳中和目标的确立不仅会带来巨大的绿色低碳投资需求，而且还将会进一步收紧传统高碳能源行业的投资限制。除投资战略核心方向的转变外，大量的金融工具将被用于实现碳中和，如绿色债券、ESG（Environment，Social and Governance，环境、社会和治理）基金等，金融机构也将不断推出绿色金融业务模块，由此助力绿色金融的不断革新及绿色市场的蓬勃发展，也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创造了更多的投资机遇。
碳中和是一场深刻的能源替代行动，将重新定义21世纪的大国竞争格局。长期以来，在气候环境方面，欧盟一直掌控着环境保护和低碳经济的主导权，包括大部分碳排放权交易规则的制定，更在2016年就力推单边征收航空碳税，力求通过制度性安排在碳排放权交易、碳金融业务等方面掌握话语权。 今时今日，全球共同的气候行动是我国加强国际对话、提升国际话语权的良好契机。通过建设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使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联合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
技术研发与技术突破是实现净零排放的关键。只有充分融合各种新型技术，依托原研创新，打造以低碳为核心的新型竞争力，才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这种科技发展的趋势，必然带动一二三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绿色升级。为了提高我国在全球多技术领域内的竞争力与领导地位，我国相关行业，特别是在电力系统、工业行业原燃料替代、交通电气化等领域，必须主动发力，开展从基础研究到技术应用多层次的探索，解决关键技术“卡脖子”的问题，建立 更有主导能力的技术标准 ，不仅能确保我国在世界各行业的发展中抢占先机，而且能从更深层级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潜力。
就业是最重要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碳中和带动了新型业务、新型企业、新型行业的蓬勃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新职业、新岗位、新的就业机会。2020～2050年，将有70万亿元左右的基础设施投资因此被撬动，伴随各类新型业务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为经济和工业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
这意味着
大量的从业人员和即将就业的人将由传统的高碳行业转向低碳行业谋求发展
，仅在零碳电力、可再生、氢能等新兴领域，就将创造超过3000万个就业机会。这种与产业升级匹配的就业机会变迁将对劳动力的素质与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有利于促进高质量的就业。
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需要生产体系、流动体系、消费体系的协同转型。碳中和推动的能源技术革命将向交通、工业、建筑以及其他行业传导，推动全产业全面低碳化与现代化。碳中和将促进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商业模式与碳排放脱钩，促进低碳可持续产业的发展和进步，有效降低资源消耗强度，减少垃圾污染物，减少各类温室气体排放。依托循环经济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平衡，构建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和谐有机融合的经济发展模式。
目前世界碳排放形式仍不容乐观。各国虽然积极参与《巴黎协定》应对气候变化威胁，但 各方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离实现21世纪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内仍有差距 ，这就意味着各国必须进一步加大自主贡献减排量的步伐。
我国在当下提出实现碳中和，是在充分权衡国情、综合评定各项实现基础后做出的深思熟虑的决定，也是基于我国多年节能减排的经验制定的切实可行的目标。这是否意味着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碳中和的良好基础呢？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深刻阐明生态文明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在节能减碳上的行动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对外承诺的2020年碳排放强度较2005年下降40%～45%已于2019年提前实现。
近些年来我国的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已经基本遏制了碳排放加速增长的趋势
。可以说，我国节能减碳的时间表一直在超前推进。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长期以来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行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巴黎协定》，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已经悄然发生转变， 从被动地参与到主动地引领，从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贡献者到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争取权益、协助提供碳减排支持，我们一直在向世界展示着坚定的中国态度 。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让低碳绿色生活成为新时尚”已逐渐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我国节能减排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为我国实现碳中和目标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可再生能源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一大主力军，而我国正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和消费国。
我国的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开发和利用规模稳居世界第一
。截至2020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总量达9.3亿千瓦。
我国利用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实现的发电产能已经连续多年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此外，在技术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体系，技术和装备水平都有了很大幅度的提升，其中光伏发电和风电技术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从一无所有到霸气逆袭，可以说我国可再生能源的大力发展推动了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快速兴起，也为我国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力支撑。
我国的特高压技术也为推动世界的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特高压 ，指的是±800千伏及以上的直流电和1000千伏及以上交流电的电压等级的输电线路。与我们常见的普通电网不同，它能够通过升高电压以最低损耗完成电能的超远距离输送。通过自主创新，我国先后攻克了特高压技术和装备难题，建设了世界领先的特高压电网，有效地缓解了我国电力的资源错配，解决了电力跨区域远距离输送难题。这是我国电力发展史上一项极具影响力的伟大成就。
那么特高压、能源互联网与碳中和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呢？ 能源互联网 是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分布式、智能化的开放共享网络，让互联网与能源的生产、运输、储存、消费等各个环节深度融合。 能源互联网是未来全球能源发展的必然方向，而特高压则是构建能源互联网的必要基础 。我国先进的特高压技术为实现跨洲、跨国的能源互联提供了可能，也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能源发展方式，是加速实现清洁替代和电能替代的根本途径。未来，世界能源很可能在我国的引领下实现互联互通。
森林通过吸收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可以降低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大力开展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绿化工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在全球森林资源持续减少的情况下， 我国连续30年保持森林蓄积及森林覆盖率的“双上升” ，为全球森林面积的增加做出了巨大贡献。
“十三五”期间，我国的森林蓄积量已经超过175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23.04%。
我国还拥有全世界面积最大的人工林，全球1/4的增绿都来自中国。
根据最新的气候行动目标及林业新世纪跨越式发展的战略规划，我国将在2030年实现森林蓄积量较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
2050年我国森林覆盖率将达到并稳定在26%以上。
未来，伴随着森林面积的不断扩大和森林质量的持续提升，森林碳汇将在我国实现碳中和的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