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争是如何发生的

1939年4月1日，世界各地的报纸都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内维尔·张伯伦先生的内阁正在改变他们的绥靖和孤立政策，已为波兰提供保证，保护该国抵抗德国的一切威胁，目的是确保欧洲的和平。

但9月1日，希特勒的军队跨过波兰边界向东挺进。两天后，由于要求德国撤军徒劳无获，英国和法国参战。又一场欧洲战争就此爆发，最终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西方盟国参战时有两个目标：当前目标是履行他们维护波兰独立的承诺；最终目标是消除他们自身遭受的潜在威胁，从而确保本国安全。结果，两个目标都没有实现。他们不仅没能阻止波兰败亡后被德国和苏联瓜分，而且，在这场历时六年的战争以表面上的胜利告终后，被迫默认苏联对波兰的统治，背弃了他们当初对并肩奋战的波兰人做出的保证。

同时，由于所有努力都用于消灭希特勒德国，结果导致整个欧洲在此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和削弱。面对新的、更大的威胁，欧洲的抵抗力大为下降，英国及其欧洲邻国已沦为美国的穷亲戚。

这就是隐藏在胜利表面下的无情事实，苏联和美国的庞大力量投入这场反对德国的战争后，寻求胜利看上去充满希望，而胜利的实现却如此痛苦。这种结果打破了普遍存在的幻想——“胜利意味着和平”。它还证明了以往经历的警告，胜利就是“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而这种沙漠是以现代武器和无限制手段从事的一场长期战争创造的。

分析战争起因前，评估战争后果是值得的。认清战争造成的后果，我们就能对战争是如何发生的这个问题做出更加现实的审核。就纽伦堡审判的目的而言，把战争的爆发和扩大完全归咎于希特勒的侵略就足够了。可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过于肤浅。

希特勒最不愿意做的就是发动另一场大战。他的人民，特别是他那些将领，对这种冒险心怀恐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在他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强调这些基本事实，不是要粉饰希特勒和热切追随他的许多德国人固有的侵略野心。虽说希特勒肆无忌惮，可他追寻自己的目标时向来很谨慎。而德国军方首脑比他更慎重，对有可能引发一场全面冲突的任何举措都惴惴不安。

战争结束后，盟国缴获了一大批德国档案，这让相关研究成为可能。这些档案表明，德国对自己发动一场大规模战争的能力，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和根深蒂固的怀疑。

1936年，希特勒决心重新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他那些将领对这个决定和法国有可能做出的反应惊慌不已。鉴于他们提出反对意见，德国起初只派出少量象征性部队，以此作为一种试探。希特勒打算派部队参加西班牙内战支持弗朗哥时，这些将领又因有可能引发的风险提出抗议，于是希特勒同意限制援助规模。但1938年3月，希特勒却没有理会他们对进军奥地利的顾虑。

不久后，希特勒透露，他打算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收回苏台德区，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起草了一份备忘录，指出希特勒的积极扩张方案势必造成一场全球灾难，整个德国会沦为废墟。他在高级将领举行的一场会议上宣读了这份备忘录，获得众人赞同后呈送希特勒。由于希特勒毫无改变自己政策的迹象，贝克辞去陆军总参谋长职务。希特勒对其他将领保证，法国和英国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可这些军人根本不相信这种说法，他们策划了一场军事政变，打算逮捕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导人，以避免战争的风险。

可是，这些军人的应对方案彻底破产，张伯伦接受了希特勒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还同法国达成一致，坐视德国剥夺那个不幸的国家的领土和防务。

张伯伦认为，《慕尼黑协定》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而在希特勒看来，这份协定代表另一场更大的胜利，他不仅打败了国外对手，还战胜了他那些将领。这些军人发出的警告，一再被他没有受到挑战、兵不血刃的成功否定，他们也就丧失了信心和影响力。这样一来，希特勒本人当然为一连串轻而易举的胜利踌躇满志。即便发觉进一步冒险可能会引发战争，他也觉得最多不过是一场规模较小、持续时间较短的战争而已。一连串令人陶醉的胜利，其累积效应淹没了他疑虑的时刻。

如果希特勒确实企图发动一场涉及英国在内的全面战争，那么，他就应该全力打造一支能够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海军力量。可他没有这样做，甚至没把德国海军建设到1935年《英德海军条约》允许的有限规模。他不断向他那些海军将领保证，不必考虑同英国发生战争的风险。慕尼黑会议后，希特勒告诉他们，至少接下来六年，不用担心与英国发生冲突的问题。甚至到1939年夏季的8月22日，他依然重申了这种保证，尽管他的信心此时已发生动摇。

既然希特勒这么急于避免一场大规模战争，那么他怎么会陷入其中呢？希特勒的侵略野心绝非唯一的答案，甚至不是最重要的答案，最重要的答案是他长期受到西方国家宽容态度的鼓励，可这些国家1939年春季突然改变了立场。这种逆转太过突然，而且令人始料未及，这就导致一场战争不可避免。

如果你允许某人在锅炉下面不停地加煤，直到蒸汽压力超过危险点，那么，造成爆炸的真正责任应当由你来承担。物理学的真理同样适用于政治学，特别是处理国际事务时。

希特勒1933年掌权后，英国和法国政府对这个危险独裁者的忍让，程度远远超出他们愿意对德国前民主政府做出的让步。他们动辄表现出避免麻烦、搁置棘手问题的倾向——为维持目前的舒适，不惜牺牲将来。

另一方面，希特勒总是过于合乎逻辑地考虑他的问题。他的政策方针以1937年11月阐述的一份“圣约”提出的思想为指导，这份“圣约”的一个版本收录于所谓的《霍斯巴赫备忘录》。这种思想基于这样一个信念：德国人口不断增加，因而迫切需要更多生存空间，这样才能维持国民的生活水平。希特勒认为，无法指望德国实现自给自足，特别是粮食供应方面。德国也无法通过从国外购买的方式获得所需要的东西，因为他们没那么多外汇。由于其他国家的关税壁垒，再加上德国财政紧缩，他们在世界贸易和工业方面获得更多份额的前景非常有限。另外，间接供应的方式会让德国依赖于外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很容易挨饿。

希特勒得出结论，德国必须在东欧人口稀少的地区获得更多“农业有用空间”。不会有哪个国家自愿把这种空间让给德国，这种期望纯属徒劳。“自古以来的历史，例如罗马帝国和大英帝国史，都证明每次空间扩张只能通过粉碎抵抗和承受风险来实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可能找到无主的空间。”这个问题最迟在1945年前必须解决，“之后，情况只会变得更加糟糕”。一场粮食危机迫在眉睫时，一切有可能使之缓解的渠道都会遭到封锁。

虽说这些思想远远超出了希特勒最初的愿望，也就是收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丧失的领土，可西方政治家后来装模作样地说他们对此毫不知情，这纯属巧言令色。1937年到1938年间，许多政客私下交谈时坦率地说出现实情况，公开场合却三缄其口。英国政界提出许多论点，主张允许德国向东扩张，从而转移西方国家遭受的威胁。他们对希特勒寻求生存空间的愿望深表同情，而且让他知道了这一点。可他们刻意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以优势力量相威胁，又如何能让那些生存空间的主人屈服呢？

德国文件表明，哈利法克斯勋爵1937年11月到访，给予希特勒莫大鼓励。哈利法克斯时任枢密院议长，内阁中的排名仅次于首相。从会谈纪要看，哈利法克斯告知希特勒，英国允许他在东欧放手大干。哈利法克斯的原意也许并非如此，可他的话给希特勒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样，事实证明，这一点至关重要。

1938年2月，安东尼·艾登先生一再同张伯伦发生分歧后（有一次，艾登提出反对意见，张伯伦让他“回家吃颗阿司匹林”），被迫辞去外交大臣职务，哈利法克斯取而代之。几天后，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拜访希特勒，两人进行了一次密谈，这是哈利法克斯去年十一月会谈的延续。亨德森爵士转达了英国政府对希特勒“改变欧洲”，使之对德国有利的意愿的同情——“英国现任政府有一种敏锐的现实感”。

相关文件表明，这些事件促成了希特勒的行动。他认为英国开了绿灯，允许他向东扩张了。这是个很自然的结论。

英国和法国政府接受了希特勒进军奥地利，把该国纳入德意志帝国版图的行径（这场轻而易举的事变唯一的麻烦是，许多德国坦克在驶往维也纳途中抛锚），这种宽容态度进一步鼓励了希特勒。事变发生后，苏联提出商讨一项集体安全方案，以此反对德国的冒进，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没有接受这份提案，希特勒听闻此事后倍感鼓舞。

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德国对捷克人的威胁1938年9月到达顶点时，苏联政府再次通过公开和私下的方式表明，他们愿意同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为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保护。这项建议受到冷遇。另外，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慕尼黑会议召开时，苏联被强行排除在外。这种“冷遇”次年造成了致命后果。

英国政府似乎默许了希特勒东扩，可当年九月，他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时，英国却做出激烈反应，甚至实施了部分动员，这让希特勒极为不满。但张伯伦屈从于他的要求，还积极帮助他把相关条款强加给捷克斯洛伐克，这让希特勒觉得，英国这种短暂的抵抗威胁不过是为了保全颜面，以此应付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英国舆论的反对意见——他们反对政府的绥靖、让步政策。法国的消极态度也让希特勒深受鼓舞。所有欧洲小国中，捷克军队最为精锐，既然法国这么轻易地抛弃捷克盟友，那么他们似乎也不太可能为保护东欧和中欧同盟体系剩余的国家投入战争。

因此，希特勒觉得，他可以提早完成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吞并，然后再向东扩张。

起初，希特勒没想过对波兰下手，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波兰攫夺德国的领土面积最大。波兰和匈牙利一样，曾帮助他威胁过捷克斯洛伐克后方，从而迫使该国屈从于他的要求。顺便说一句，波兰趁这个机会夺走了捷克一片领土。希特勒倾向于暂时接受波兰充当帮凶，条件是波兰把但泽港归还德国，还要允许德国获得一条穿过波兰走廊、通往东普鲁士的自由路线。希特勒认为，当前情况下，这些要求相当温和。可在当年冬季进行的一连串磋商中，希特勒发现波兰人固执己见，根本不愿意做出此类让步，而且对自身实力抱有一种过高的看法。即便如此，希特勒还是希望通过进一步会谈让波兰人就范。直到3月25日，他还告诉德国陆军总司令，他“不希望使用武力解决但泽问题”。可由于他朝不同方向迈出新的一步，英国随后采取了出人意料的做法，这让他改变了想法。

1939年年初几个月，英国政府首脑觉得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过得更愉快。他们自欺欺人地认为，英国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美国的军备扩充方案、德国的经济困难，日益缓解了危险的形势。3月10日，张伯伦私下里表示，他认为和平的前景从来没有这么光明过，还说他希望年底前举行一场新的裁军会议。次日，塞缪尔·霍尔爵士（曾担任过外交大臣，是艾登的前任，现任内政大臣）发表讲话时满怀希望地指出，世界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诸大臣向朋友和评论家保证，德国因为经济困境无力发动战争，必须接受英国政府的条件，换取以商业条约的形式为它提供的援助。奥利弗·斯坦利和罗伯特·哈德森这两位大臣会前往柏林安排相关事宜。

同一周，《笨拙》杂志刊登了一幅漫画，表明“约翰牛”从噩梦中醒来后松了口气，而近期的“战争恐慌”飞出窗外。1939年3月15日前一周，英国弥漫着荒谬的乐观幻想，堪称前所未见。

这段时期，纳粹一直在捷克斯洛伐克煽动分裂运动，企图从内部瓦解该国。斯洛伐克人的领袖提索神父前往柏林谒见希特勒后，斯洛伐克于3月12日宣布独立。更为轻率的是，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上校公然声称，他对斯洛伐克人满怀同情。捷克总统屈从于希特勒的要求后，德国军队于3月15日开入布拉格，建立一个波西米亚“保护国”，据此占领该国。

去年秋季达成《慕尼黑协定》时，英国政府曾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不受侵略。可张伯伦告诉下议院，他认为斯洛伐克独立导致这份保证失效，英国不再受这项义务约束。他对目前发生的事情深表遗憾，但又告诉下议院，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改变”英国的政策。

可没过几天，张伯伦的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这种改变极为突然，而且影响深远，整个世界为之震惊。他仓促决定阻止希特勒的一切后续举动，3月29日向波兰提出，英国愿意支持该国反对“威胁波兰独立，以及波兰政府认为必须予以抵制的一切行为”。

造成张伯伦做出冲动之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难以判定，可能是公愤的压力，可能是他自己的愤慨，可能是他觉得受到希特勒愚弄而倍感愤怒，也可能是他在本国民众眼中像个傻瓜这一事实产生的羞辱之情。

先前支持、赞同张伯伦绥靖政策的大多数英国人，也做出类似的激烈反应，而不信任这种政策的另一半英国人，他们的叱骂不啻火上浇油。愤怒的狂潮消除了分歧，整个国家团结起来。

英国提供的无条件保证，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到波兰统治者手中，可这些人的判断力殊为可疑，而且很不可靠。另外，除非获得苏联帮助，否则这种保证无法兑现。可英国政府没有采取任何初步措施来确定苏联是否会提供、波兰又是否愿意接受这种帮助。

张伯伦要求内阁批准这项保证时，他们甚至没看过参谋长委员会的实情报告，这份报告明确表示，从实际意义上说根本无法为波兰提供任何有效保护。 可是，面对当前民意，就算看过报告，他们是否会做出不同决定也值得怀疑。

议会讨论这项保证时，各方都对此表示欢迎。劳合·乔治先生是唯一的反对者，他警告下议院，没有先行确保苏联支持就做出如此牵强的承诺，不啻一种自杀式愚行。英国为波兰提供的保证确实挑破了一个毒瘤，催生了一场世界大战。这种保证结合了最大的诱惑和最明显的挑衅。它激怒了希特勒，这位元首决心证明，此类保证对西方国家无法到达的波兰全然无效。它也让顽固的波兰人更加不愿对希特勒做出任何让步，还导致希特勒不可能偃旗息鼓，因为这会让他颜面扫地。

波兰统治者为何会接受这种致命的保证？部分原因是他们对自己业已过时的军力抱有一种荒唐的、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他们居然自吹自擂地说什么“骑兵远征柏林”。另一部分原因是个人因素：贝克上校不久后说，他吸烟时，两次弹掉烟灰之间就下定决心，接受英国提供的保证。他继续解释道，一月份会晤希特勒时，他发现自己难以接受希特勒关于但泽“必须”归还德国的言论，因此收悉英国提出的建议后他立即接受了，认为这是给希特勒一记耳光的好机会。这种冲动非常典型，许多民族的命运往往就是这样决定的。

现在避免战争的唯一机会是设法得到苏联的支持，这是唯一能直接支援波兰，从而震慑希特勒的大国。可是，尽管形势紧迫，英国政府依然拖拖拉拉，漫不经心。张伯伦极其厌恶苏联，出于宗教原因，哈利法克斯也对苏联抱有强烈的反感，而两人对苏联力量的低估，与他们高估波兰实力如出一辙。尽管他们现在认识到，按照己方条件同苏联达成防御安排是件好事，可他们没有意识到，由于为波兰仓促提供保证，英国已经把自己置于必须满足苏联的条件才能获得对方支持的地步，如果说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那么，斯大林无疑对此是非常清楚的。

可是，除了英国人的优柔寡断，还有波兰政府和其他东欧小国的反对意见，他们拒绝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因为这些国家担心，苏联军队的支援无异于一场入侵。因此，英苏谈判进程缓慢得犹如一支行进中的送葬队伍。

希特勒对这种新情况的反应完全不同。英国的激烈反应和加强军备的举措令他震惊，但这些措施的效果事与愿违。希特勒觉得英国现在开始反对德国向东扩张，他担心自己再耽搁下去就会被对方阻止，因而得出结论，必须加快迈向生存空间的步伐。可现在该如何行事，才不会引发一场全面战争呢？他的方案受到他掌握的英国历史知识的影响。他认为英国人冷静、理智、情绪受大脑控制，除非得到苏联支持，否则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为了波兰的利益而参战。因此，希特勒强忍着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仇恨和恐惧，全力怀柔苏联，确保对方保持中立。这种转变甚至比张伯伦的改弦更张更加惊人，后果同样具有致命性。

希特勒对苏联的讨好轻而易举地得手了，因为斯大林对西方国家已经有了新的偏见。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1938年给予苏联人的冷遇，当然激起了他们的怨愤之情。希特勒进军布拉格后，苏联提出联合防御同盟建议，英法对此反应冷淡，这加剧了苏联人的怨气，而英国政府现在又匆匆与波兰做出单独安排，没有什么比这种做法更能加深苏联人的疑虑和猜忌之情了。

5月3日传来消息，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被解除职务，除了瞎子，谁都能读懂这个警告。长期以来，李维诺夫一直是苏联与西方国家联合抵抗纳粹德国的主要倡导者，接替他职务的是莫洛托夫。

达成一项苏德协定的试探性努力开始于当年四月，但双方的举措都很谨慎，因为彼此间的不信任感根深蒂固，双方都怀疑对方不过是企图阻止另一方与西方国家达成协议而已。但英苏谈判的缓慢进展促使德国人抓住机会，加快会谈步伐，加紧达成目的。可是，莫洛托夫的态度直到八月中旬仍不明朗。随后出现了决定性变化。这可能是德国人的意愿促成的，这种意愿与英国人的犹豫不决、百般保留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接受了斯大林苛刻的条件，特别是允许苏联在波罗的海诸国放手大干。这种意愿可能也和一个明显的事实有关，即希特勒不敢把对付波兰的行动推迟到九月初过后，届时天气可能会让他陷入困境。因此，苏德协定推迟到八月底才签署，以确保希特勒和西方国家没时间达成另一份“慕尼黑协定”，因为这种协定可能会对苏联构成威胁。

8月23日，里宾特洛甫飞赴莫斯科，《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就此签订。这份条约还附有一项秘密协议，内容是德国和苏联共同瓜分波兰。

这份条约让战争成为必然，从时机上看，该条约由于姗姗来迟，导致战争根本无从避免。希特勒在波兰问题上不可能退让，否则就会在莫斯科大丢颜面。另外，张伯伦七月底派出他的亲信顾问贺拉斯·威尔逊爵士，就签署一份英德条约事宜同希特勒进行私下协商，这让希特勒更加确定，英国政府不可能为了保护波兰，冒险从事一场显然徒劳无益的斗争，也不是真心想把苏联拖进来。

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得太晚，对英国造成的影响没能达到希特勒的预期。相反，它激起英国人的“斗牛犬精神”——也就是一种盲目的决心，无视后果得失。带着这种情绪，张伯伦不可能袖手旁观，否则不仅颜面尽失，还有言而无信之虞。

斯大林很清楚，长期以来，西方列强一直鼓励希特勒向东扩张，也就是朝苏联方向。他很可能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视为一件便利的工具，借此把希特勒的侵略势头引往相反方向。换句话说，通过这种明智的闪避，他可以让他的直接和潜在对手陷入一场狗咬狗的冲突。这至少能缓解苏联遭受的威胁，还有可能导致他们两败俱伤，从而确保苏联在他们交战后崛起。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意味着苏联与德国之间少了个缓冲国波兰，但苏联人一直认为波兰很可能充当德国侵略苏联的急先锋，而不是阻挡德国人的壁垒。如果与希特勒共同征服波兰，再瓜分该国，他们不仅能轻而易举地收回1914年前的国土，还可以把波兰东部打造成一道屏障，虽然有些狭窄，但由本国军队据守。这似乎比一个独立的波兰更能提供有效的缓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为占领波罗的海诸国和比萨拉比亚铺了平道路，苏联从而进一步拓展了这片缓冲带。

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后，斯大林1939年的闪避看上去就是一种致命的短视行为。他可能高估了西方国家的抵抗力，原本以为他们能耗尽德国的实力。同样有可能的是，他也高估了己方军队的初期抵抗力。尽管如此，纵观欧洲后来发生的事情，似乎又无法像1941年那样确定他的闪避给苏联带来了不利影响。

另一方面，对西方国家来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给他们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面对明显的爆炸性局势，那些对一连串拖延和鲁莽政策负有责任者难辞其咎。

丘吉尔描述了英国如何允许德国重新武装，如何纵容德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同时拒绝苏联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继而谈到英国参战的情况，他指出：

……这些援助和有利条件都被浪费，丢得一干二净，此时英国却率领法国迈步向前了，为波兰领土的完整性提供保证——六个月前，就是这个贪婪如鬣狗的波兰，参与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掠夺和破坏。如果我们1938年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这是合理的，当时，德国陆军充其量只能投入五六个训练有素的师驻防西线，而法国约有六七十个师，很可能已跨过莱茵河，甚至进入鲁尔区。可这种做法被认为是蛮不讲理、轻率鲁莽、不符合现代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而现在，终于有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宣布他们准备为波兰领土的完整性做出牺牲。有人告诉我们，历史主要是人类罪恶、愚蠢、苦难的记录。可突然改变五六年来随随便便采取的安抚绥靖政策，几乎一夜之间转变立场，准备接受显然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场战争的条件远较以前恶劣，规模也大到极点，我们不妨在历史中好好探寻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找到同样的例子……

这项最终决定，是在最恶劣的时刻和最不利的条件下做出的，必然导致千百万人惨遭屠戮。 ^[1]

这是对张伯伦愚蠢行为做出的明确裁定，但不无事后诸葛亮的意味。因为群情激愤时，丘吉尔本人也支持张伯伦要求英国为波兰提供保证的紧急提议。很明显，1939年间，他和大多数英国领导人一样，凭急躁的冲动，而不是冷静的判断行事，而冷静的判断曾是英国政治家的显著特点。

[1]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 vol I, pp. 311-312. 0YqxgVqz6oBfSvfnf8YPNWXY2MOciqSmit/QYEBQm8gY3blC6oYaT0UddpYMZ/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