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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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指文图书翻译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委托，我首先想到的是初中时买过的《闪击英雄》《失去的胜利》《战略论》，资深一点的军事历史读者还记得这几本绿色封面、装帧简单的“内部出版物”吧？对，战士出版社。这几部著作都是钮先钟前辈的译本，而《战略论》就是利德尔·哈特的力作之一。

所以，我真的能完成这部著作的重译工作，交出让读者买账的译稿吗？虽然指文图书和我都属于“金猴奋起千钧棒”的角色，可心里不免有一份惶恐。毕竟，利德尔·哈特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在国内已经推出过两个不错的版本：首先是197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伍协力版，这个笔名无疑是“我们合作完成”的意思，实际上出自上海市政协的编辑组，组织的翻译力量当然是上海各大院校的资深人士；然后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钮先钟版，虽然部分读者对书中的行文习惯，以及人名、地名的译法不甚习惯，但这多半是文化割裂的原因造成的，于钮前辈英明无损。

旧式翻译涉及外国人名时，通常用中国人的姓氏，例如“古德林”“史达林”“郝思嘉”“雷根”，而国内现行的做法是竭力避免旧习，通常采用“一看就是外国人”的译法，地名也是如此。这只是习惯问题，无所谓孰优孰劣。更何况和过去相比，现在从事翻译工作更加有据可依，可以从新华通讯社译名室推出的各种《译名手册》中获得参考。诚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言：钮前辈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翻译得如何，而在于首开先河把那些德国将帅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国内出版的二战通史，虽不算少，可也不太多。除了利德尔·哈特这部，还有近年引进的约翰·基根的《二战史》。当然，上海译文出版社还曾在1995年出版过阿诺德·托因比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不过这部著作不是单纯的战史，大量篇幅涉及各国政治、经济、外交、社会、文化等方面，能耐心读完这本书的人大概不会太多。另外，当年在东线指挥德国第4集团军的库尔特·冯·蒂佩尔斯基希将军战后也写了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很奇怪，他没有像古德里安、曼施泰因那样写一部回忆录，也没有像保罗·卡雷尔那样搞一部通俗纪实文学，而是写了一部通史。对了，国内还出版过马丁·吉尔伯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吉尔伯特的资格和能力当然值得肯定，可一本不到500页的书，取这样一个书名是不是太过宏大了？安德鲁·罗伯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同样如此。本土著作中，不能不提军事科学院出版的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军科院的严谨作风当然能让这套通史成为我们这些译者的“词典”，就像他们组织出版的《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一样，但茶余饭后捧起一本二战史翻阅的话，许多人大概不会选择这个偏重学术性的版本。

一些读者不禁要问：为什么又是二战史著作？你为什么总是翻译这类书？格哈德·温伯格在他那部二战史 A World at Arms 中谈道：对比一战和二战这两场世界大战中的可怕事件，再同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战争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本世纪第二场世界范围的战火应该称为“最大的战争”。如果你知道日本出版过多少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书籍，或者看看埃里克森、格兰茨、奇蒂诺的书中谈及的参考书，就会觉得我们目前出版的二战书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所以，引进各种新书的同时，全面重译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为读者提供一个更好的版本，也是个不错的主意。况且，这一次我站在若干前辈的肩膀上，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除非自己的身高是负数，否则没有理由不交出一份更好的答卷。

利德尔·哈特不仅仅是个战史专家，更多地是个战略家、思想家、哲学家。他在书中娓娓讲述，夹叙夹议，既有分析，也有总结，融入了自己独到的军事思想和战略理论。此外，这部著作耗时22年才艰辛付梓，其创作态度值得钦佩。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虽说不免怀有某种“大英帝国”心态，但利德尔·哈特还是保持了相当公正的立场，完全没有胜利者的骄气，也没有对战败方发出任何侮辱之词，甚至对英国的战略错误，对英国军队（特别是蒙哥马利）的保守谨慎颇多指责。

虽然堪称经典，但这部著作也不是不容置疑，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也号称“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吗？利德尔·哈特创作本书时适逢东西方冷战风起云涌，估计他老人家在获取苏联资料方面遇到了不小的困难，所以这部二战史相对偏重英国参与的非洲、意大利、东南亚战局，对东线战事着墨略少。

KONECKY&KONECKY出版社近年再版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宣传书中“惊人的结论”时，专门提到1943年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在德军防区内的基洛沃格勒谈判一事。这的确很惊人，我依稀记得保罗·卡雷尔或戴维·格兰茨似乎提到过此事，可从来没在哪本著作中见到明确记载。遗憾的是，利德尔·哈特没有给出这个说法的出处，仅仅称“据那些作为技术顾问参加会晤的德国军官说……”爆出这样的“惊天秘闻”，很可能是因为某些接受利德尔·哈特审讯的德国军官故弄玄虚。同样审问过德国军官的詹姆斯·奥唐奈曾说过：自以为是，表现得万事通晓的样子，也许是德国民族特征中最令人厌恶的东西。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话题，近年来对利德尔·哈特倡导的“间接路线”出现了一些批评，认为他的某些评论和结论失之片面。一篇评论声称，利德尔·哈特审问被俘德军将领时经常问：“您战前是不是读过我的书？”不难想象，这种情况下，身陷囹圄的败军之将往往会做出令审问者满意的回答。有时候，他们介绍自己参加的成功战役，利德尔·哈特会马上得出结论：这就是我说的间接路线。在他看来，这些德国将领多多少少受到了他的理论和战前著作的影响。

言归正传，谈谈这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翻译工作。我翻译过几本东线战事的书籍，自以为对苏德战争有些认识，觉得翻译这部著作中的东线篇章应该驾轻就熟、手到擒来。然而，竟然翻了车。利德尔·哈特的手法与戴维·格兰茨那些作家存在天壤之别，对我来说这完全是一部全新的战史。虽然可以站在前辈的肩膀上，但钮老的译文对我反而是一种桎梏，某些精妙的译言不敢采用，否则不免有剽窃之嫌。我这次重译的目的只有一个：为读者呈献一部完全白话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所以，得装作没有前人的“镣铐”那般。

书中的人名、地名，我选择不加注原文。自从发现有些译著连史密斯、伦敦、纽约也不厌其烦地用括号标注Smith、London、New York后，我就觉得这场展示所谓“专业性”的闹剧必须结束了。于我个人而言，加注原文的目的是让译文保持前后统一，全书完成并核对后，就该将原文删除。有人会说，保留原文便于读者识别，我倒不觉得——如果译者自己都搞不明白正确的译法，又怎么能指望读者自行鉴别呢？说句题外话，20世纪50年代国内出版的书籍，地名和人名会加下划线作为提示，可惜现在没人采用这种方法了。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自己翻译某本东线书籍时遇到的一个职务：苏联国防人民委员部总干部部部长。

在翻译人名和地名时，前后“统一”是个大问题。主要地名好说，解决阿拉曼&阿莱曼、托布鲁克&图卜鲁格这些小细节即可。当然，我知道阿拉曼、托布鲁克就像“企业”号航母那样约定俗成、深入人心，但反复查阅国内出版的若干份地图后，我发现这些地名本来就有标准的译法，只不过很多译著向“约定俗成”妥协了。这次重译，我趁机一并做出修正——当然“企业”号没变，也没法变。考虑到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村庄，这种“吹毛求疵”是十分必要的，这涉及使用何种译音表的问题。一个陌生的、根本无法拼读的地名，使用波斯汉译音表、阿拉伯汉译音表，或者法语汉译音表，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译名。想要确定一个地点该用哪种译音表，需要若干参照，还必须考虑这是原文还是罗马转写。

虽然翻译地名不易，但重译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长句太多、太长，一个which、where或that带出的各种修饰语、补充语铺天盖地，还有无处不在的破折号——需要跳过三行原文才能弄清作者到底要说什么，然后再把译文拼拼凑凑，前挪后移。这简直是一场“连连看”，在准确转述原文意思的同时，还必须弄清作者强调的因果关系和重点。有时候，多加一个逗号都会导致句意发生微妙的变化。总之，完成这本书的重译工作后，我最大的想法是，日后见到利德尔·哈特的书，最好敬而远之。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钮先钟前辈的译本非常优秀，其中对原意的理解、把握和断句处理都相当出色，很值得研究学习。

最后谈谈译文中的疏漏和“错误”，可以肯定，无论是钮先钟、伍协力，还是我的译本，这都是在所难免的。这实在是一种无心之举，如果意识到出了纰漏，译者必然会修改更正。我固然可以对照原文挑出前辈的错误之处，读者自然也能找到我的错处，只是我暂时还浑然不知错在哪里。更让人揪心的是那些明知不妥却又无能为力的地方，翻译过几本书后我沮丧地发现，现在的译著离开了“努力”“试图”“证明”“成功”“坚持”“从事”“进行”“提供”这些词，简直无法成文。我知道这些heavy duty words很别扭，可经过反复努力，事实证明难以成功解决这个问题。指文图书的罗总鼓励我：你要放开手脚，尽情发挥。可我真的不敢，对比译文和原文时，读者一旦找不到原书中的（每一个）词，没准会当场暴走。戴着镣铐固然会缩手缩脚，但胜在安全。文字工作是个漫长而又艰苦的过程，只能寄希望于下一本译作干得更好些。

结束语说些“敬请指正”之类的话就有点俗套了，那么，我就祝朋友们阅读愉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