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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1914年,胶着

德国入侵法国的方案是一场有条不紊的扫荡,其间遇到一切意外阻挡都不应该打乱时间表。德国境内的铁路系统,是在军事指导和监督下开发的,各项要求非常严格,未经总参谋长批准,哪怕是一条窄轨铁路或一根铁轨也不得铺设。因此,1870—1914年间,通往西部边界的双线铁路,从9条增加到13条。8月6日,德国军队开始大规模展开,每天有550列火车驶过莱茵河上的桥梁。到8月12日,共计150万人的7个德国集团军已做好进军准备。战争头两周,每隔10分钟左右就有一列火车驶过科隆的霍亨索伦桥。这场庞大的铁路运输堪称组织工作的一篇杰作,但德国军队8月17日完成这场展开并向前进军时,战争的摩擦很快暴露出德国军事机器的不足和控制方面的缺陷。

为应对比利时军队的抵抗,毛奇修改后的作战方案,提供了一个随时可用的支队,由冯·埃米希将军指挥,任务是肃清一条穿过默兹河门户、进入阿登山区北面比利时平原的通道,为集结在德国边界线后方的主力创造有序通行的条件。列日要塞圈控制着这条进军通道,但德军8月5日初步受阻后,一个旅在各座堡垒间达成突破,旋即攻占列日镇。这番壮举的有趣之处在于,它归功于部队配属的参谋军官鲁登道夫发挥的主动性,用不了多久,他的名字就会举世皆知。比利时军队凭借各座堡垒实施顽强抵抗,迫使德国人等待他们的重型榴弹炮运抵,依靠这种火炮的破坏力,德军达成了此次世界大战中的首个战术突然性。

比利时军队的初期抵抗相当成功,不仅遮掩了德军主力的真实实力,还误导了联军情报部门。比利时野战集团军部署在热特河后方,掩护布鲁塞尔,列日要塞陷落前,德国第1、第2集团军前卫力量已逼近这条防线。由于法国人的作战方案有误,再加上英国人随声附和,比利时人丧失了支援,决定退往遍布堑壕的安特卫普营地,以此保全己方军队,安特卫普所处的位置,至少对德军交通线构成潜在威胁。德军的当前通道敞开了,他们8月20日开入布鲁塞尔,同一天出现在那慕尔前方,这是最后一座堡垒,阻挡住德军进入法国的默兹河路线。尽管比利时人顽强抵抗,可德军的推进还是按照计划时间表进行,甚至有可能提前四五天。要是比利时军队立即加速撤往侧面,最终妨碍到德军的进展,这种成就会远远大于他们在战斗中付出一切牺牲所换取的战果。

在此期间,法军8月7日在另一侧发动进攻,以一个独立军开入上阿尔萨斯,此举的用意一方面是在军事上分散敌军注意力,另一方面是为了政治影响。法军的实际目标是摧毁巴塞尔的德国火车站,及其下方莱茵河上的几座桥梁。这场进攻很快停顿下来,8月19日,波将军率领一股更大的力量重新发动进攻,他们实际上到达了莱茵河。但其他地方承受的灾难性压力迫使他们放弃行动,这支军队随即解散,辖内部队作为援兵调往西面。其间,迪巴伊将军指挥的法国第1集团军、德卡斯泰尔诺将军指挥的法国第2集团军,共计19个师,8月14日发起攻入洛林的主要突击,结果在8月20日的莫朗日—萨尔堡交战中遭粉碎。法国人在这里发现,精神力量根本无法匹敌物质力量,他们满怀进攻激情,全然无视现代兵器的防御力,这是导致整个传统战争机制丧失作用的原因。但公正地说,法军这场失败的进攻,给德军作战方案造成间接影响,不过,如果掌管德军统帅部的是施利芬或鲁登道夫,而不是动摇的机会主义者小毛奇的话,这种情况也不太可能发生。

实际上,与施利芬计划相比,毛奇把自己的左翼力量加强了近一倍,这就意味着左侧的军力过于强大,已不适合从事施利芬当初设想的易于屈服、“深具诱惑力”的防御,也缺乏遂行粉碎性反攻所需要的优势。可是,法军发展对洛林的进攻时,毛奇意识到对方离开了他们的筑垒屏障,这让他一度打算推迟右翼的席卷行动,直接在洛林地区寻求一场决战。这种冲动促使他把本该用于加强右翼的6个新组建的补充师调到左翼。但毛奇8月16日放弃了这个新计划,重新回到施利芬的“旋转门”方案。

不过,他还是有些含糊其词地告诉左翼部队指挥官,他们必须尽可能多地牵制法军部队,巴伐利亚王储鲁普雷希特指出,他只能通过进攻实现这个目的,毛奇让他自行决定。我们猜测,德国皇太子率部进军之际,鲁普雷希特大概不愿因为后撤而丧失获得荣耀的机会。可不管怎么说,德国最高统帅部含糊其词的态度实在愚不可及。鲁普雷希特明确表示,除非接到确切的命令,否则他绝不后撤,于是,毛奇的副手施泰因打电话告诉鲁普雷希特的参谋长克拉夫特·冯·德尔门辛根:“不,我们不会强行禁止你们进攻。你们必须自行承担责任。凭你们的良心自己做出决定吧。”就战略而言,良心似乎是个奇怪的依据。克拉夫特反驳道:“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要进攻!”施泰因愚蠢地喊道:“不会是真的吧!那就进攻吧,愿上帝与你们同在。”

就这样,鲁普雷希特没有继续后撤,诱使法军深入,而是在8月17日命令他的第6集团军停下脚步,准备迎战法军。鲁普雷希特发现法国人进展缓慢,于是打算率先投入进攻。8月20日,他会同位于左侧的黑林根第7集团军发起突击,可是,虽然法军猝不及防,撤离莫朗日—萨尔堡一线,但德军这场反击,既没有兵力优势(两个集团军目前只编有25个师),也不占据战略位置,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另外,德国人穿过孚日山脉,企图合围法军右翼的行动开始得太晚,最终功亏一篑。因此,这场反攻的战略成果,仅仅是把法军赶回筑垒防区,这道屏障恢复、加强了法国军队的抵抗力。这样一来,法国人得以派部队加强他们的西翼,这场兵力再分配,给日后马恩河畔的决定性会战造成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西线(ZVEN制)

德国皇太子同样无视上级的权威,他指挥的第5集团军至关重要,部署在梅斯与蒂永维尔之间,统帅部命令他们就地防御,这位皇太子却率部发起进攻。缺乏福煦上校说的“理智的纪律”,是德国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将领的雄心和醋意应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洛林地区这场“跷跷板”似的交战进行之际,西北方发生了更具决定性的事件。德军进攻列日,让霞飞认识到德国人穿过比利时进军的现实,但他没想到对方这场卷击的规模如此之大。列日的顽强抵抗,坚定了霞飞的看法,他认为德军右翼会在默兹河与阿登山区之间,从列日要塞南面穿过。法国第17号方案早就料到这种情况,还准备了反击计划。法国统帅部又一次寄希望于幻觉,满怀热情地接受了这种想法,甚至把这场反攻变成纯属幻想的“致命一击”。按照计划,吕夫率领的法国第3集团军、德朗格尔·德卡里指挥的预备队第4集团军,应当朝东北方攻击前进,穿过阿登山区,打击穿越比利时的德军侧后,从而打乱对方的合围机动。朗勒扎克率领左翼的法国第5集团军,进一步朝西北方攻击前进,在济韦与沙勒罗瓦之间进入桑布尔河与默兹河形成的夹角地区。英国远征军一开抵法军左侧,朗勒扎克就对默兹河北面的德国军队发起打击,并与穿过阿登山区遂行进攻的法军相配合,夹击假想中的德军主力。这是一幅美妙的景象——联军的铁钳一举困住毫无警觉的德国人!巧的是,德军同样抱有实施钳形机动的想法,只是角色互换而已,但德方的理由更充分。

法国人这份方案存在重大缺陷:德军投入的兵力数量,是法国情报部门估计的两倍,合围机动的规模也更大。法国人主要依靠他们的骑兵获取情报,人数多达10万人,“但这股庞大的骑兵力量没有发现敌人的推进……法国军队处处遭受袭击”。法国第3、第4集团军(共计20个师),盲目地开入阿登山区,误以为德军中央战线的兵力已抽调一空。8月22日,他们冒着大雾,鲁莽地冲击德国第4、第5集团军(共计21个师),结果在维尔通—讷沙托周围的遭遇战中遭到痛击。法军士兵莽撞地执行刺刀冲锋,却被机枪火力刈倒。幸亏德国人也不太了解战场上的情况,因而没有充分利用这个机会。

但西北方,法国第5集团军(辖10个师)和英国远征军(辖4个师),按照霞飞的命令,几乎已经把脑袋深入德国人构设的绞索。德国第1、第2集团军主力从北面扑来,第3集团军从东面而来,共计34个师。法国一方,只有朗勒扎克隐约觉察到潜伏的威胁。他一直对德军这场大范围机动动机有所怀疑,正因为他一再坚持,第5集团军才获准开赴西北方。朗勒扎克出于谨慎,对渡过桑布尔河的行动犹犹豫豫;英国远征军开抵朗勒扎克左侧,德军情报部门对此一无所知;德国第2集团军过早发动进攻。——这几个原因让联军得以及时后撤,逃离了对方布设的陷阱。

撤往马恩河

最先开抵的4个英国师集结在莫伯日附近,8月22日开赴蒙斯,准备继续深入比利时境内,参加联军左翼的进攻行动。约翰·弗伦奇爵士刚刚到达,就听说朗勒扎克8月21日遭到攻击,丢失了桑布尔河畔几座渡场。这导致英军处于暴露的靠前位置,但弗伦奇还是同意坚守蒙斯,掩护朗勒扎克的左翼。可次日(8月23日),朗勒扎克获悉那慕尔即将陷落,豪森率领德国第3集团军出现在他暴露的右翼,也就是默兹河畔的迪南附近。鉴于这种情况,他下令当晚后撤。8月24日,英国远征军在昼间抗击6个德国师的冲击后,也和友军一同退却。由于德国第1集团军余部正向西开进,意图包围他们敞开的左翼,英军撤离的时机几乎有点过晚。

不过,虽说英军的后撤晚于法军,可他们随后加快了退却速度,而且撤退得更远。之所以出现这种赌气式的做法,主要是因为约翰·弗伦奇爵士的想法和情绪突然发生变化。起初他匆匆前进,急于完成基奇纳交代的任务,随后脑子里又充满了那些修饰过的话语,率领部队迅速后撤。这种变化主要归咎于法国人,而不是德军。惹出麻烦的是朗勒扎克,霞飞对迫在眉睫的危险视而不见,这让他感到恼火,继而把这股无法朝上级发泄的怒火倾泻到刚刚开抵的友军头上。于盖陪同弗伦奇去见朗勒扎克,朗勒扎克的参谋长迎接他们时,对于盖说的话明确阐明了这种感觉:“你们总算来了,差点就晚了。要是我们吃了败仗,就得把账记在你们头上!”朗勒扎克情绪激动地告诉弗伦奇,德国人已经在于伊到达默兹河,弗伦奇询问敌人下一步可能会采取何种行动,朗勒扎克没好气地答道:“他们为什么去那里?哦,是去默兹河钓鱼。”经过翻译,这句话的讥讽意味得到些修饰。可就算弗伦奇听不懂法语,他也能觉察到朗勒扎克语气中流露出的不耐烦和无礼。待他发现法军已后撤,自己的部队陷入孤立境地,这种愤怒迅速变为惊恐的厌恶之情。此后,弗伦奇脑子里想的是,法国人完全不顾友军安危,得摆脱他们。接下来几天的经历,加强了弗伦奇独自撤往勒阿弗尔的想法,他打算在那里的半岛构设一道现代版“托雷斯韦德拉斯防线”,以此加强自身力量。威尔逊好言相劝,基奇纳也做出语气不善的紧急干预,但更重要的是事态的发展终于打消了弗伦奇深具灾难性的意图。

法军左翼匆匆退却,终于唤醒了霞飞对真实情况的认识,他意识到第17号方案已彻底失败。他现在打算根据现有条件拼凑一份新方案。霞飞决定以凡尔登为枢纽,把中央和左翼力量向后转动,同时从阿尔萨斯的右翼抽调部队,在左翼组建个新的第6集团军,从而让后撤的军队重新投入进攻。

霞飞的乐观情绪很快就减弱了,要不是德国人犯下错误,他这番构想很可能再次落空。首先是毛奇愚蠢地派出7个师,介入莫伯日和济韦的战斗,同时监视安特卫普,而不是像施利芬当初设想的那样,使用后备军和补充部队。更加不祥的是,他8月25日决定,派4个师阻挡俄军在东普鲁士的进击。这些兵团也是从德军右翼抽调的,实际上调自围攻那慕尔的军力,毛奇事后给出的理由是,德国统帅部认为己方已赢得决定性胜利!另外,德国统帅部与前进中的各集团军失去联系,这些兵团的运动很快发生了混乱。

史密斯-多里恩违背上级的意愿,率领英国第2军坚守勒卡托,朗勒扎克在吉斯展开反击(弗伦奇不许英国第1军为此提供支援),这些行动共同阻挡住德军合围翼,每个行动都造成更大的间接影响。因为勒卡托的情况显然让德国第1集团军司令克卢克认为,消灭盘踞在此处的英军不成问题,而吉斯之战促使德国第2集团军司令比洛请求克卢克提供支援,于是,克卢克的军队向内转动,企图卷击法军左翼。色当是德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这种心态促使他们采摘了尚未成熟的果实。德军没等到达巴黎,就过早地朝内翼转动,实际上放弃了施利芬计划,还把自己的右翼暴露在敌人的反包围下。

这场鲁莽的行动进行之际,毛奇也舍弃了施利芬的构想,转而在另一处追寻类似的“色当梦想”。他的中央和左翼力量,奉命绕过凡尔登两侧,像铁钳那样合拢,而德军右翼力量应当向外转动,面朝巴黎,构成掩护两支铁钳的盾牌。德军突然改变方向,各兵团的任务对调,这就像驾驶员干的蠢事:在滑溜溜的道路上狠踩刹车,同时猛打方向盘。这里必须提及另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德军的挺进速度太快,提前于他们的时间表,导致补给运输跟不上前进步伐,这样一来,饥饿就加剧了德军官兵的疲惫。 的确,战机出现时,他们的战斗力却因为体力耗尽而严重下降,法军后撤期间实施的彻底破坏,致使这种情况更趋恶化。简言之,德国这台战争机器掺入了太多沙砾,稍稍震动就足以让整部机器发生故障。马恩河交战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形势逆转

觉察到机会出现的不是下令继续后撤的霞飞,而是巴黎军事总督加列尼,新组建的第6集团军已集结在巴黎防御圈内。9月3日,加列尼觉察到克卢克集团军朝内翼转动的用意,指示莫努里指挥的第6集团军做好准备,打击德军暴露的右翼,次日,加列尼好不容易争取到霞飞的支持。霞飞被说服后,他果断展开行动。整个法军左翼奉命掉转方向,9月6日发起总攻。莫努里9月5日已展开行动,随着他不断加大对德军敏感侧翼施加的压力,克卢克不得不从他这个集团军抽调部分力量,加强遭受威胁的侧翼,随后又把剩余力量悉数投入。这样一来,克卢克与比洛集团军之间出现了一个30英里宽的缺口,掩护这个缺口的仅仅是一群骑兵。克卢克之所以敢兵行险着,是因为当面英军迅速后撤,背对这片缺口地区。直到9月5日,法军两翼都掉转了方向,英军却继续向南退却了一整天。但这种“消失”无意间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因为英军奉命折返后,相关报告称,他们的队列9月9日开入缺口部,这促使比洛命令他的集团军后撤。克卢克第1集团军,由于自身的行动而陷入孤立境地,对莫努里的表面优势荡然无存,于是也在当天向后退却。到9月11日,德国各集团军或自行决定,或遵照毛奇的命令,悉数后撤。

德国人以凡尔登为枢纽,实施局部合围的企图已告破灭,德国第6、第7集团军形成的下颌,啃咬法国东部边界的防御时崩掉了牙齿。鲁普雷希特第6集团军对掩护南锡的大库罗讷遂行的进攻,是一场代价特别高昂的失败。德军统帅部战前冷静策划方案,现在却做出临时性修改,很难理解,他们如何能心安理得地寄希望于实现这种权宜之策,也许是局势过于绝望,这才促使他们做出穿越比利时的重大决定,以此作为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

简言之,决定马恩河交战的是一场震动和一条裂缝。莫努里进攻德军右翼造成震动,在德军战线虚弱的结合部打开一条裂缝,这道物理裂缝不断延伸,继而给德国统帅部造成一道精神裂缝。

结果是一场战略性,而不是战术性失败,但德军右翼还是站稳脚跟,牢牢坚守埃纳河一线。联军没能利用他们赢得的胜利获得更大优势,部分原因是莫努里的侧翼攻击相对较弱,另一个原因是英军和法国第5集团军(目前由弗朗歇·德斯佩雷指挥),没能趁缺口敞开之际迅速穿过。他们的进军方向是跨过一片遍布河流的地区,这种障碍又因为他们的指挥官缺乏干劲而加剧,这些指挥官频频望向友邻部队,还惊恐地留意着自己的侧翼。当时的一首打油诗准确地描绘了他们这种感受:

查塔姆勋爵没有拔剑,

继续等待理查德爵士。

望眼欲穿的理查德爵士,

也在等待,等谁?

等查塔姆勋爵!

联军要是像加列尼敦促的那样,付出更大的努力打击德军侧后而不是正面,并为此把援兵派往巴黎西北面的话,也许能取得更大战果。加强这种看法的是,德军统帅部获知联军登陆比利时海岸,有可能威胁他们的交通线,立即做出神经过敏的反应。这些报告引发了慌乱,甚至导致德军统帅部没等马恩河交战开始,就考虑后撤他们的右翼。这些虚幻军队造成的精神影响,又因为实质性影响而加剧,德国人担心比利时军队从安特卫普出击,打击滞留在比利时境内的德国军队。判断的天平似乎严重倾向于弗伦奇最初提出的替代方案。按照这份方案,英国远征军也许不仅能对战事产生间接影响,还能发挥直接影响,从而让问题不仅具有消极的,还具有积极的决定性。

但从马恩河交战的发展看,27个联军师在决定性侧翼对抗13个德国师,这个事实首先证明毛奇彻底背离了施利芬的意图,其次说明霞飞面对沉重的压力出色地调整了自己的军力。第三点是,这么悬殊的兵力对比,为一场远比实际企图更广阔的合围提供了空间。

正面追击在埃纳河停下后,霞飞于9月17日发现莫努里攻击德军侧翼的企图无效,因而决定组建一个新集团军,由德卡斯泰尔诺指挥,负责迂回敌军侧翼、进入敌后方的机动。此时,德国军队已恢复凝聚力,德军统帅部做好了抗击这种机动的准备,他们认为对方必然会采取此类行动。可是,联军那些首脑,行动时很谨慎,考虑问题时却很鲁莽。评论者也许会批评他们不太机灵,可他们肯定很天真。威尔逊和贝特洛分别是弗伦奇和霞飞的参谋长,两人9月12日讨论起联军跨过德国边界线的大致日期。威尔逊谨慎地估计是四周后,贝特洛觉得他过于悲观,认为这个日期可以提早一周。

变化和停滞

不幸的是,威尔逊和贝特洛都失算了,埃纳河畔的战事,再次强调防御的压倒性力量远远优于进攻,尽管如此,这里的防线与几年后的堑壕线相比,显得相当原始。接下来,交战双方不断尝试进攻、包围对方的西翼,这是唯一的选择,这个阶段被普遍但不太准确地称为“奔向大海”。这种共同的构想,产生了深具影响力的战略新特点:使用铁路线,把预备队从战线这一端横向调动到另一端。没等双方取得合理的横向战果,新的因素介入了。安特卫普和比利时野战军队,仍是插入德方的一根利刺,9月14日接替毛奇的法尔肯海因决定拔掉这根刺,同时以一股骑兵力量席卷比利时海岸,延伸德军在法国境内的合围侧翼。对德方来说,这场战争最惊人的特点和失误之一是,联军全面后撤之际,毛奇却没想过占领英吉利海峡各港口,尽管这些港口唾手可得。英军已撤离加来、布洛涅和远至勒阿弗尔的整个海岸,甚至把他们的基地转移到比斯开湾的圣纳泽尔,此举不仅表明他们的悲观程度,还导致提供增援的第6师,推迟到埃纳河畔德军防线加强后才开抵。联军后撤期间,德国枪骑兵在法国西北部肆意逡巡,像永久居民那样驻扎在亚眠,可他们没理会那些重要港口,任由它们陷入静悄悄的隔离状态。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他们克劳塞维茨式的教条痴迷不已——“我们在战争中只有一种手段:战斗。”从这句话可以看出,赢得决定性交战前,他们无意攫夺战利品。一个月后,德国人竭力夺取他们本来不需要付出代价就能获得的东西,结果大败亏输,阵亡的官兵成千上万。

到这里,我们必须暂停一下,重新谈谈比利时境内与作战主线不同的战事脉络,就从比利时野战军退往安特卫普那一刻说起。8月24日,比利时人对德军右翼后方发起打击,意图缓解英法军队左翼承受的压力,随后又在蒙斯和桑布尔河展开战斗。8月25日,英法军队撤入法国的消息传来,比利时人停止了出击,但比利时陆军(编有6个师)施加的压力,迫使德国人动用更多的军力,除了3个后备旅,他们还派出4个预备队师阻挡对方。9月7日,比利时司令部获悉,德国人从这股军力中抽出部分力量派往法国前线,于是,阿尔贝国王9月9日重新发动进攻,适逢马恩河交战的关键日子。这个行动并不是应霞飞的请求,很奇怪,他似乎对自己直接战区外的战事不感兴趣。比利时军队的这场出击,迫使德国人取消了一个师的调动计划,还推迟了另外两个师调往法国的时间,但他们很快击退了比利时军队的进攻。这个消息虽说显然能振奋德军指挥部的精神,可来得不是时候,因为适逢德国第1、第2集团军撤离马恩河。令人不快的提醒是,安特卫普险恶地靠近德军交通线,这促使他们下定决心,投入决战前先行攻克这座要塞,并沿比利时海岸占领英军有可能登陆的地点。

英吉利海峡各港口落入德国人之手对英国的威胁显而易见。奇怪的是,德国人犯下错误后,英军指挥部步他们的后尘,一直疏于防范这种危险,而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甚至在马恩河交战前,就敦促采取必要的行动。直到德军9月28日炮击安特卫普,英方才如梦初醒,姗姗来迟地承认了丘吉尔的战略眼光。他们批准丘吉尔派1个海军陆战旅和2个新组建的海军志愿者旅,驰援安特卫普守军。同时,罗林森率领正规第7师和第3骑兵师登陆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展开陆地行动为安特卫普解围。英国国内还有11个本土师可用,但与德国人的态度相反,基奇纳认为这些师不适合执行积极的作战任务。英军微薄的增援力量推延,但没能阻止安特卫普投降,这座要塞10月10日陷落。罗林森的解围部队到得太晚,所能做的仅仅是掩护比利时野战军沿佛兰德海岸逃窜。

但从历史角度看,联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西线利用英国两栖力量遏制德军沿海岸而下,此举确实阻止了对方在西线赢得决定性胜利的第二次尝试。这场行动为英军主力开抵争取到时间,他们从埃纳河调往联军防线的新左翼,虽然他们在伊珀尔实施了英勇防御,法国和比利时军队也沿通往大海的伊瑟河提供支援,但这道阻挡德军的血肉屏障之所以险胜,驰援安特卫普的远征军功不可没。

主战场怎么从法国转移到佛兰德了?马恩河交战后一个月,双方展开一连串动机非常明显的行动,企图迂回对方的西翼。德国一方,行动开始后没多久就换了个更狡猾的方案,奇怪的是,法国人固执己见,继续奉行与原定方案类似的作战计划。到9月24日,德卡斯泰尔诺的迂回已停在索姆河。接下来,德莫德于将军率领新组建的第10集团军,于10月2日在稍北面展开行动,但没能绕过德军侧翼,很快陷入坚守阿拉斯的苦战。英国远征军随后从埃纳河向北开进,意图缩短与英国本土的交通线。霞飞决定,以此作为第三次迂回德军侧翼的行动的组成部分。为协调这场新机动,他任命福煦将军为副手,负责北部地区的作战事务。

福煦贯彻了霞飞的意图,劝说比利时人加入这场大规模转向,但阿尔贝国王的态度更谨慎,或者说更现实,不愿为进军内陆而放弃沿海地区,他认为这纯属蛮干。的确如此。法尔肯海因预见到联军接下来会采取迂回机动,10月14日,也就是安特卫普陷落四天后,他策划了一个战略陷阱。调自洛林的部队组成一个集团军,负责阻挡预期中联军的进攻,另一个集团军,编有安特卫普陷落后腾出的部队和4个新建军,负责卷击比利时海岸,粉碎进攻中的联军侧翼。他甚至不许己方部队追击比利时人,以免过早惊动联军指挥部。

此时,联军这场新的进军稳步发展,他们用火车把各个军从南面运来,转身向东后形成一把逐渐延伸的“镰刀”。英国远征军目前辖3个满编军 ,依次部署在拉巴塞与伊珀尔之间,在伊珀尔与罗林森的军队相接。另外,法国第8集团军正在组建,比利时人继续坚守通往大海的伊瑟河一线。虽然英军位于右翼和中央的两个军遭到拦截,但约翰·弗伦奇爵士受到情报部门误导,低估了德军实力,命令黑格率领左翼军从伊珀尔攻往布鲁日。这场行动以失败告终,因为适逢德军10月20日发起进攻,但一两天内,约翰·弗伦奇爵士固执地要求继续进攻,而他的部队实际上已很难守住阵地。 他醒悟过来后又转向另一个极端,焦急地敦促部下在布洛涅附近构建一座庞大的堑壕营地,“以容纳整个远征军”。但福煦更强大的意志,也许是更加始终如一的自欺,战胜了弗伦奇再次产生的后撤念头,福煦因其讨人喜欢的谦恭态度和坚强的个性,现在对弗伦奇深具影响力。福煦私下里告诉弗伦奇,基奇纳曾提出(这纯属福煦的想象)以伊恩·汉密尔顿爵士替换他,这种“告密”进一步拉近了两人的关系。这场战争期间,军队与敌人浴血奋战时,指挥官明争暗斗的情形数见不鲜。

由于高级指挥官不掌握实际情况,指挥这场交战的实际上是黑格和他麾下几名师长。他们缺乏预备力量,能做的只是从防线其他地段搜罗些预备队,用于加强摇摇欲坠的防御地段,鼓励疲惫不堪但不屈不挠的官兵坚守。因此,伊珀尔和因克尔曼一样,本质上是一场“士兵之战”。自10月18日起,据守伊瑟河的比利时军队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月底打开水闸,奔腾的洪水淹没了沿海地区,这才避免了一场灾难。伊珀尔的危机来得稍晚,而且一再重复,10月31日和11月11日是这场交战的转折点。联军防线遭到猛烈冲击,局面险象环生,但始终没有破裂,这归功于英军的顽强抵抗,以及法国援兵及时开抵。

伊珀尔防御战堪称英国正规军最重要的纪念碑,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英军官兵在这里展现出严明的纪律、高昂的士气、无与伦比的步枪射击水平等不可估量的价值,这是他们长期训练的结果,但另一方面,这里也是他们的墓碑。响应国家号召在英国建立的“新军队”接过了“低垂的手中跌落的火炬”。欧洲各国把地方军纳入国家军队,是他们普遍义务兵役制的自然产物。但对英国来说,这是一场革命,而不是进化。基奇纳灵光闪现,他对这场战争持续时间的预料,与英国政府和总参谋部的看法截然不同。基奇纳认为这意味着放弃英国传统的半脱离战略,他接受了欧洲大陆的思维习惯,觉得英国只有组建庞大的军队才能发挥决定性影响——这种观点殊为可疑。英国民众积极响应他的征兵号召,涌入一个个征兵站。到当年年底,已有近100万人参军入伍,大英帝国现在的总兵力达到200万。

决定实施这场大规模扩军后,基奇纳又打算建立一个全新的框架,而不是使用现有的本土防卫军基础。公正地说,组建本土防卫军的目的是保卫家园,起初,这股力量的成员是否接受更广泛的任务,全凭自愿。但部队和组织机构的重复,无疑会导致延误和事倍功半。基奇纳不愿以征兵制代替自愿制,因而受到责备,但这种批评忽视了自愿制在英国的传统制度中是多么根深蒂固,以及影响这种制度的持久改变是多么缓慢。如果说基奇纳的做法具有个人特点,那么,这也是英国的特点。就算这种方式不讲章法,也是为了给英国民众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让他们知道,昔日“角斗士式的”战争与他们即将投入的民族战争完全不同。说服以驻法英军总司令部为代表的英国军方,耗费的时间更长。亨利·威尔逊写道:基奇纳“以25个军组成荒唐可笑的军队,成了欧洲所有军人的笑柄……任何情况下,这帮乌合之众都不可能在两年内投入战场。那么,他们有什么用呢?”因为按照他的估计,英军届时就要打到柏林了。

伊珀尔交战是一块心理里程碑,也具有重大军事意义。因为联军粉碎德国人的突破企图后,加固了从瑞士边界通往大海的堑壕障碍。现代防御的力量战胜了进攻,僵局随之而来。接下来四年的英法联盟军事史,就是一篇力图打破这场僵局的故事,采用的办法是强攻这道障碍或绕道迂回。

但东线的情况不同,交战双方的距离较远,各国军队的装备差异较大,这就确保了西线缺乏的流动性。东部战场也有堑壕线,可它们不过是掩护一片流动区域的坚硬外壳而已。打破这具硬壳并不难,一旦达成突破,传统的机动作战就成为可能。西方国家没能获得这种行动自由,但德国处于中央位置,因而有另一种选择。从1914年11月起,法尔肯海因虽然不太情愿,但还是在法国转入防御,转而寻求削弱俄国的力量。

俄国战线

东线的最初几场遭遇战,特点是运气快速变化,谁都没能赢得决定性优势。奥军统帅部投入部分军力,企图粉碎塞尔维亚,但没能成功。他们的初期进攻方案是切断波兰这根“舌头”,由于德军这支钳臂没有投入行动而告失败。实际上,德国人反而遭到俄国一对铁钳的威胁,因为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大公敦促麾下第1、第2集团军,不等集结完毕就入侵东普鲁士,以此缓解法国盟友的压力。由于俄军兵力优势超过二比一,这场联合进攻完全有可能粉碎两个俄国集团军之间的德国军队。8月17日,连年坎普夫第1集团军(辖6.5个步兵师和5个骑兵师)跨过东普鲁士边界,8月19—20日,他们在贡宾嫩遭遇并击退了普里特维茨的第8集团军主力(辖7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师)。8月21日,普里特维茨获悉,萨姆索诺夫指挥的俄国第2集团军(辖10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在他身后跨过东普鲁士南部边界,而那里的德国守军只有3个师。惊慌之余,普里特维茨立即打电话命令辖内部队撤往维斯瓦河后方,于是,毛奇派退役将军兴登堡替换普里特维茨,还把攻克列日的英雄鲁登道夫派去担任兴登堡的参谋长。

德国第8集团军司令部的霍夫曼上校,已着手制订计划并开始采取必要措施,鲁登道夫集中大约6个师的兵力对付萨姆索诺夫的左翼。这股力量没有俄军人多势众,无法取得决定性战果,但鲁登道夫发现连年坎普夫仍滞留在贡宾嫩附近,于是承担起计算过的风险,将除了提供掩护的骑兵力量之外的其余德军兵团悉数撤离前线,以这股力量从背后打击萨姆索诺夫的右翼。俄军指挥官用无线电传送未加密的命令,结果被德方截获,这种愚蠢的行为给鲁登道夫的大胆行动帮了大忙。

面对德军从前后两个方向施加的压力,萨姆索诺夫两翼崩溃,中央遭到包围,整个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虽说德国人获得的机会是送上门来的,而不是自己创造的,但这场短暂的战役及其后续行动——后来被称为坦能堡会战——是他们运用军事技术上所谓的“内线作战”,或者更简单地说,运用“中央位置”的一个绝佳战例。

接下来,德军指挥官获得调自法国战线的2个新锐军,随即朝连年坎普夫缓缓逼近,把这股俄军逐出东普鲁士。这些交战导致俄国损失25万人,丢失了大批本来就捉襟见肘的战争物资。但俄军入侵东普鲁士,至少迫使德国人从西线抽调了2个军,这为法国人在马恩河畔扭转局面提供了帮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调自西线的2个德国军到得太晚,没能参加坦能堡会战。

但坦能堡会战的影响,因为南部战线加利西亚地区的形势对同盟国不利而减弱。奥地利第1、第4集团军攻入波兰的行动,起初取得些进展,可这种进展很快被俄国第3、第8集团军的突击抵消,两个俄国集团军打击的是实力虚弱、据守奥军右翼的第2、第3集团军。8月26—30日,两个奥地利集团军被击败,被迫穿过伦贝格向后退却。因此,前进中的俄军左翼对获胜的奥军左翼构成威胁。康拉德企图以左翼部分力量转身对付俄军侧翼,但这场进攻被对方击退。随后,康拉德的军队陷入混乱,被俄军右翼重新展开的推进逮住。9月11日,康拉德被迫以一场总撤退保全力量,到9月底,他的军队几乎已退到克拉科夫。奥军的困境迫使德国人派出援兵,东普鲁士驻军主力编为第9集团军,向南攻往波兰西南角,从那里与奥军重新发起的进攻协同,一路奔向华沙。但俄国动员的力量此时已接近顶点,他们实施重组后发动反攻,击退德奥联军后全力追击,侵入加利西亚。

东线(1915年)(ZVEN制)

尼古拉大公以7个集团军组成个庞大的方阵,前方部署3个集团军,两翼各安排2个集团军提供掩护。另一个俄国集团军(第10集团军)已侵入东普鲁士东角,正与实力虚弱的德国守军交战。久负盛名的俄国“压路机”,编有60个师,终于向前隆隆碾去,联军为此士气大振。为对付这台压路机,东线德军的作战行动交给兴登堡统一指挥,鲁登道夫和霍夫曼为他献上一策——基于德国境内的横向铁路系统,同时利用情报手段——很大程度上拨开了他们这一方的战争迷雾。通过持续截获俄国总参谋部发出的无线电报,德军领导人“清楚地了解到敌人对局势的看法,以及他们打算如何行事”。事实证明,信息优势弥补了兵力劣势,也为大胆的行动提供了宝贵的保险。

面对挺进中的俄国军队,德国第9集团军向后退却,同时系统性破坏波兰境内本来就不多的交通线,以此阻滞俄军。德国人顺利撤到本国边界线,先是转身向北,开赴波森—托伦地区,11月11日突然插向东南方(左翼位于维斯瓦河畔),打击守卫俄军右翼的两个集团军的结合部。

鲁登道夫抡起铁锤砸入的这根楔子,劈开两个俄国集团军,第1集团军被迫退往华沙,第2集团军几乎被包围在罗兹,差点遭遇另一场坦能堡灾难,俄国第5集团军从前方折返,赶来救援该集团军。结果,遂行包围的部分德军力量,险些遭受他们为俄国人设计的命运,可还是设法突围而出,与德军主力会合。虽然德国人没能赢得决定性战术胜利,但这场机动还是堪称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实力相对较弱的军队,完全可以发挥自身的机动性,打击某个关键位置,导致实力数倍于己的敌军的推进陷入瘫痪。俄国压路机发生了故障,再也没有威胁过德国本土。

一周内,4个德国新锐军从西线开抵,那里的伊珀尔进攻战役以失败告终,虽然这股力量来得太晚,没能抓住赢取决定性胜利的机会——这样的机会已然丧失,但鲁登道夫还是利用这股新锐力量迫使俄军退却。到12月15日,俄国人已退往华沙前方的布祖拉河—拉夫卡河一线。这场挫败,再加上弹药补给即将耗尽,促使尼古拉大公下定决心,中止克拉科夫附近仍在进行的拉锯战,撤回沿尼达河、杜纳耶茨河构设的冬季堑壕线,把波兰这根“舌头”的顶部丢给敌人。就这样,东线和西线的战事都陷入堑壕僵局,但东线的地壳不够坚硬,且俄军的弹药消耗已到了他们这个工业化程度很低的国家难以承受的地步。

控制海洋

就时间顺序而言,海战实际上是最早发生的,但我们把海上作战放在第三位讨论,原因是最初的陆地作战方案失败后,海上力量才发挥作用,最终对这场战争起到主导性影响。要是军事领导人预期的速决战真能实现,海上力量能否影响战事,这一点值得商榷。德国如何与决定性胜利失之交臂,他们犯了哪些难以想象的错误?从历史角度看,这些问题现在已清清楚楚。尽管英国可以,而且也会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继续从事战争,可我们必须记住,1914年8月,当时的战事仍是一场获得民众支持的职业战争,而不是真正的民族战争。英国的干预仍被视为具有骑士风度的行为,目的是救援遭受侵略的比利时和受到威胁的法国,而不是为自身的生存从事的生死斗争。朋友倒在猛虎的利爪下,稳妥的救援办法是瞅准机会把猛虎引开,最好不要硬夺,这只会让你的朋友被撕成碎片,显然不是为友之道。

幸亏联军1914年挡住这头猛虎,获得喘息之机。英国抓住机会使出她的传统武器——海上力量。海上力量对战争的影响,并不像一道闪电那样,能突然打垮对手,这是一股稳定的热辐射,鼓舞那些受援助方,同时消耗敌人的资源。

可如果这种效应得到扩展和累积,其效用就是瞬时的,几乎与推上电闸相当。这个简单的举动,也许是这场战争中最具决定性的行动,发生在战争实际爆发前。1914年7月29日早晨7点,规模庞大的英国大舰队,从波特兰岛起航,驶往斯卡帕湾的战时锚地。见到这支舰队航行的人很少,更没人想到他们的目的地是北面的奥克尼群岛,这片群岛控制着英国北部与挪威之间的航道。但从这一刻起,德国的海上交通大动脉就感受到了无形的压力,直到1918年11月21日,德国舰队驶入这片北部水域,把自己置于英国舰队监管下,这股压力才放松。实际上,历时四年半的斗争期间,他们只是短暂地瞥了这支英国舰队几眼。

之所以出现这种前所未有的冲突类型,根本原因在于近期开发的新式兵器,也就是水雷和潜艇,它们在海战中重现了防御对进攻的相同优势,而进攻力一向是陆战的关键因素。但直接原因是德国海军参谋部采用的战略,部分出自他们对英国有可能采取的战略的误判。德国海军意识到自身实力不及英国舰队,也无法突然袭击预有准备的敌军,还认为对方痴迷于积极求战这种纳尔逊式的传统,于是,德国海军参谋部采用了费边战略 。他们的目的是避战,直到己方布雷艇和潜艇削弱英国海军的实力,紧密封锁的压力开始对敌人的优势舰队奏效后,也许会出现奇袭的机会,另外,待德国军队在陆地上征服英国那些盟友,英国的处境会更加困难。

这份方案至少有合理的地理基础,因为德国海岸的地形地貌适用于这种策略。短短的北海海岸线犬牙交错,各个河口构成错综复杂的航道,一连串岛屿形成了屏障,其中的赫尔戈兰岛构成强大的防御盾牌,掩护着威廉港、不来梅港、库克斯港的海军基地。最棒的是,从易北河河口出发,有一扇进入波罗的海的后门,这就是基尔运河。利用这条运河,波罗的海的海军力量可以迅速获得加强,而敌人要想进入这片陆地环抱的海域,不仅受限于中立国控制的航道,在穿越丹麦群岛之间的狭窄水道时,还很容易遭到潜艇和驱逐舰攻击。德国海疆防区的天然防御力,使敌人几乎不可能发动进攻,相反却为德国提供了发起突击的绝佳基地。但地理上的障碍除外,因为大不列颠的海岸线犹如一道巨大的防波堤,缩窄了用于外海行动的出口。

这种费边战略有个明显的缺点,它迫使德国立即放弃对外贸易,还降低了德国扰乱英国及其盟友海上运输的可能性。另外,德国的逐步消耗方案,由于英国海军部采取的策略而失效,这种策略放弃了积极寻战的直接主义,改为奉行“存在舰队”的间接学说。英国海军部意识到水雷、潜艇、德国的天然优势共同构成紧密封锁的危险,因而采用远距离监视的策略。他们把作战舰队留在控制北海的位置,做好发现敌人立即投入战斗的准备,还以轻型舰艇实施距离较近,但不是太过靠近的监视。这种策略并不像公众批评的那么消极,普通民众期盼一场新的特拉法尔加海战。海军部采用的这种策略,把英国的制海权视为协约国事业的关键,而海军力量暴露在蒙受无谓损失的危险下,相当于否定了这种最高要求。因此,虽然英国海军渴望战斗,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但海军部悄悄地把他们的主要任务定为确保海上航线的安全,应对这些航线遭受的零星威胁,另外就是掩护英国远征军平安到达法国。

利用海上力量施加经济压力的理念仍在萌芽中,直到战争后期才形成正式学说,而“封锁”这个词也有了更广泛的新定义。打击敌国海上贸易,这种理念深深植根于英国海军的传统,因此,过渡到对敌国生命线(对方的粮食和原料供应)的间接攻击,几乎是个难以察觉的演变。待德国人以新颖的形式和新式兵器(潜艇)把这种压力还施彼身,英国就发出激烈谴责,斥之为暴行,这种谴责虽然不合逻辑,却也无可厚非。一场政府政策之战演变为全民战争,公众对“奋战到底”这类克劳塞维茨式的口号心醉神迷,军事上的骑士精神,这种含糊的规则必然被他们释放出的原始本能淹没。但1914年间,“绝对战争”仍只是一种理论,对初期的作战行动影响甚微

这场大战的海战史必须追溯到1914年7月26日,鉴于国际形势阴云密布,英国海军部命令舰队集结在波特兰岛接受检阅,而且不再解散。如果说这场阅兵是个好机会,那么,利用这个契机就是战争中最果断的行动和最明智的判断之一,这是因为,虽然海军这场检阅没有受到陆军实施动员的任何影响,却让英国自动控制了海上局势。接下来的7月29日,英国舰队悄无声息地驶向北海的战时锚地,还给海外各分遣舰队发出警告电报。对研究战争和政治的学者来说,绝不能忘记这样一个教训,无论其他方面存在怎样的局限性,一支专业军队具备这种不需要刺激就能迅速准备妥当的能力,而国民军无疑缺乏这种能力。“动员”是一种威胁,创造的气氛导致和平争论消亡。谈判与动员之间存在鸿沟,但动员与战争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任何一个不负责任者的冒失举动,都有可能让整个国家跨过这条界线。

英国大舰队新任司令杰利科海军中将,急需解决一个问题:他设在斯卡帕湾的基地,缺乏抵御鱼雷攻击的防御,而罗塞斯港筑垒基地的修建工作仍未完成。英国的海上力量,历来集结在英吉利海峡沿岸,那里有许多准备充分、防护严密的港口,海军集结地迁往北海,政府却没有积极配合,修建北海基地的拨款工作拖拖拉拉。

潜在危险迫使杰利科把他的舰队带到奥克尼群岛以西,不过,运送英国远征军开赴法国期间,这支舰队也曾南下到福斯湾,海峡舰队的旧型战列舰,以及北海南部水域的分层巡逻体系,为这场运送工作提供直接掩护。远征军平安渡过英吉利海峡,这是英国海军取得的第一项直接成就。8月29日,贝蒂率领的战列巡洋舰分舰队和蒂里特率领的驱逐舰支队,突入赫尔戈兰湾,一举击沉数艘德国轻巡洋舰,还证实德国人正在实施严格的防御策略,这是个更大的间接战果。但这场胜利不能说全是好事,因为赫尔戈兰湾海战促使德国人集中力量发展潜艇攻击。除了这场交战,1914年的北海战事,可以说是一方常备不懈、另一方的小型潜艇和水雷或胜或败的记录。

地中海战争以一个错误为开始,这场战争造成了影响深远的政治后果。“戈本”号战列巡洋舰和“布雷斯劳”号轻巡洋舰部署在那里,这是德国海军航速最快的两艘军舰,他们接到柏林下达的命令,驶往君士坦丁堡。两艘军舰避开了英国人截住他们的企图,部分原因是英国海军执行海军部的指令时缺乏灵活性。

双方在公海上的角逐更加旷日持久。德国人来不及从本国水域派出破交舰,但一连几个月,数艘在海外服役的德国巡洋舰,成为插入英国海军侧面的利刺。派舰只在北海集结、巡逻,掩护漫长的海上航线,让物资和援兵沿这些航线从印度和各自治领运往祖国,协调这些需求不是件容易事。协约国海军11月9日消灭“埃姆登”号,终于肃清了印度洋,可这场胜利被太平洋上的灾难抵消,冯·施佩海军中将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装甲巡洋舰,在那里粉碎了克拉多克海军少将指挥的巡洋舰分舰队。但英国海军部很快为这场挫败报了一箭之仇,他们派出斯图尔迪海军中将,率领“不屈”和“无敌”号战列巡洋舰,全速赶往南大西洋,另一艘战列巡洋舰“澳大利亚”号从斐济而来,直扑冯·施佩舰队身后。英国海军这场精心构思的突袭,12月8日把德国分舰队困在马尔维纳斯群岛,施佩与舰同沉,和他一同沉没的是德国海军在大洋上的最后一股力量。

这场海战结束后,英国及其盟国用于开展贸易、运送物资和部队的海上交通线得到保障。但所有海上航线必然有个陆地终点,潜艇的发展导致这种安全保障逐渐失效,安全性甚至低于斯图尔迪获胜的次日。

1915年年初,海战的性质开始发生明确的变化。第一阶段,英国一直忙于肃清各大洋,维护海上交通线的安全,因而没有把重点放在利用己方制海权,以此作为对付德国的经济武器。不管怎么说,英国海军力量受到束缚,这是1909年《伦敦宣言》关于封锁的人为限制造成的,战争爆发时,英国政府带着惊人的无知宣布,英国继续遵守这份宣言,声称这是海上作战行动的基础。德国人的行为,最终帮助英国人摆脱了这些自我施加的束缚。

1914年11月2日,德国战列巡洋舰分舰队突袭诺福克海岸,这是一场侦察行动,目的是试探英国海军的防御规模。12月16日,德国人又袭击了约克郡海岸,斯卡伯勒、惠特比、哈特尔普尔遭到炮击。德国人每次都平安逃脱,但在1月24日,他们实施第三次袭击期间,贝蒂率领英国战列巡洋舰分舰队把他们困在多格尔沙洲,击沉“布吕歇尔”号,重创“德尔夫林格”号和“赛德利茨”号。虽然这场突袭没能大获成功,但德国人据此得出结论,他们的消耗策略纯属徒劳。波尔接替英格诺尔出任德国公海舰队司令,他建议法尔肯海因发动一场进攻性潜艇战役,为确保成功,必须实施无限制潜艇战。

于是,德国2月18日宣布不列颠群岛周边水域为交战地域,敌国或中立国一切舰船,一经发现立即击沉。这让英国有了放宽《伦敦宣言》的借口,他们做出回应,声称有权拦截涉嫌向德国运送货物的所有船只,并把相关船只带回英国港口检查。收紧封锁给中立国带来了巨大困难,特别是美国,但德国人1915年5月7日用鱼雷击沉大型邮轮“卢西塔尼亚”号,反而缓解了英美两国间的摩擦。邮轮上包括一些美国人在内的1100名乘客溺水身亡,这种惊人的残酷行径,震惊了整个世界的良知,甚至比比利时的废墟更强烈地吸引了美国的舆论。这起事件和另一些行径,为美国参战铺平了道路,尽管他们投入战争的时间比预期中的悲剧次日晚了许多。

英国早早确立制海权的结果是,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仅以小股力量就席卷了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他们攫夺的战利品很有价值,因为这让协约国获得了重要资本,完全可以就战争中的不利或消极问题讨价还价。八月底,一支新西兰远征军占领萨摩亚,九月份,一支澳大利远征军占领新几内亚。澳大利亚海军还肃清了太平洋岛屿上几座重要的德国无线电报站。日本站在英国一方参战,派出一个师团和一个海军分遣舰队,围攻中国海岸青岛的德国要塞。日军9月2日率先登陆,英军一支小规模分遣队9月23日开抵,但青岛要塞的防御工事较为现代化,陆上接近地很狭窄,英日联军直到10月31日才真正展开围攻。一连炮击七天后,他们发起突击,守军进行了相当微弱的抵抗后投降。

非洲,英法联军八月份占领多哥兰;喀麦隆的赤道森林是个更大的障碍,英法联军经过一场旷日持久但相当经济的战役,直到1916年年初才击败那里的德国驻军。南非总理博塔将军曾以武力反抗过英国,现在却站在英国一方,组织军队征服了德属西南非洲。几乎在这同时,博塔镇压了一批心怀不满的布尔人的叛乱,为英国人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除了1916年的爱尔兰复活节起义,布尔人的叛乱是这四年艰难岁月期间,大英帝国疆域内唯一的动乱。

德属东非是德国最大、最富饶的殖民地,由于地形复杂,再加上德军指挥官冯·莱托-福尔贝克将军才能出众,这片地区一直抵抗到1917年年底。1914年11月,英国派出远征军,赶去支援当地的英国东非军队,结果在坦噶被击退。德军指挥官莱托-福尔贝克为弥补自身兵力不足,以当地的蜜蜂为盟友,他精湛的战术给几个印度营造成恐慌。忙于处理更大问题的英国政府,直到1915年年末才腾出时间和力量对付这个蜂巢。

1915年见证了另一种新战争形式的到来,让世人认清了新的现实:军队的战争已演变成全民战争。从一月份起,齐柏林飞艇开始空袭英国海岸,这种空袭1916年夏末到达顶峰,随后被飞机实施的空袭取代。从空中识别军事和民用目标的困难,为战争形式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相关争论以种种借口为开始,最后坦率地承认,一场生存之战,不仅要打击敌国军人,对方的意志也是必然的目标。虽说齐柏林飞艇1915年和1916年实施了空袭,但由于方向有误,造成的物质损失并不大,英国的人员伤亡不到2000。不过,据估计,飞艇的扰乱“导致英国的弹药正常产量减少了六分之一”。

这场世界大战引发的第一个心理症状,似乎是让许多人长长地松了口气。欧洲民众是不是在安全的环境下待得太久了?今天的厌战心态,已无法重现漫长的和平岁月中(实际上是一种既非和平,也非战争的状态),希望与恐惧并存的紧张、焦虑、不安、压力。那种心态也许可以解读为,对日复一日的单调琐事产生的抗拒心理。昔日战争的记忆消退后,一个心理周期就此结束,为人类原始的“狩猎”本能再次出现和复兴铺平了道路。

充满热情的第一阶段结束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激情,暴民精神加剧了战争的残酷性,而这种精神又是“全民皆兵”引发的。英国陆军的职业化特点较强,受到的影响不大,而德国陆军主要由“平民”组成,大总参谋部战争学说的冷血逻辑,加强了他们那种激情。随着秋季到来,第三个阶段的特征趋于明显,特别是在战斗人员身上。宽容精神短暂出现,以圣诞节当天交战双方表现出的友善为标志,不过,待他们再次感受到战争的压力,以及不得不为生存而战的现实,这种宽容精神也就消失了。 NWgf1zOvINzq8CD8xEHJNAn05JUuBvxKthmpLpP61m1MiP75P/M9sX02ixArT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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