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创造,必得有材料。语词的创造亦不能例外,其路径乃是推陈出新。
旧语词与旧人旧事相符合,新语词与新人新事相适应,二者却不是没有相干。新语词以旧材料作基础,自然留了旧的痕迹在身上。只是年代既久,旧义湮灭,今人于古义茫然无知,对现实中的历史不复敏感了。就说“国家”一词吧,今人的生活与国家有着密切关联,然而汉语中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却是自相矛盾的呢。
在现代社会里面,且依现代人的观念,国是国,家是家,一个是有着特定地域和文化含义的政治实体,一个是通过婚姻、生育结合而成的血缘团体。二者界限分明,不容混淆。然何时“国”与“家”合而于一,变作了“国家”呢?这是汉语中的特殊现象,与汉语言的发展有关,也与汉民族的历史有关,其中的奥妙,不可以不察。
周之时,或者更早,诸侯称国,大夫称家,国之于家,只有尊卑、高下、大小的不同,其组织的性质与原则,却是完全一样。古人以“国家”二字联用,或者指诸侯国,如《韩非子·爱臣》“社稷将危,国家偏威”;或者指“天下”,如《尚书·立政》“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彼之国家,国耶?家耶?实在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说得清楚。
古时行封建宗法之制,“天子诸侯间之关系,实多宗族之关系。天子之抚诸侯,宗子之收恤其族人也。诸侯之尊天子,族人之祗事其宗子也。讲信修睦,同族之相亲也。兴灭继绝,同族不相翦也。盖一族之人,聚居一处,久则不足以容,势不得不分殖于外,此封建之所由兴。而分殖于外者,仍不可不思所以联结之,此宗法之所由立。传曰:‘有分土,无分民。’有分土,则封建之谓。无分民者,同出一始祖之后者,无不当受治于大宗之宗子也。……封建之行也,得一地,则分同族之人处之,同族之人多,则又辟新地,灭人国以处之。所分出之同族,又复如是,如干生枝,枝又生叶,而其一族之人,遂遍布于天下”
。此种政治的组织,有亲族的特征;此种宗族的团体,有政治的功用。血缘的团体与政治的组织,实即一而二,二而一。国、家本是一物,如何能够分得开来?
秦汉以降,郡县制行于天下,封建宗法之制让位于官僚制帝国,此家与国关系上的一大变化也。
传统的社会里,家族为基本单位,其社会功用,在生育之外,又有经济的、行政的、教育的,乃至司法的,等等。这样的社会单位,不但构成了官绅共治的基础,而且为全社会提供了价值的源泉。古人视国政为家政的扩大,以道德为治国的根本。其中,孝亲成为价值的核心。因此之故,古者,天子以黎民为子民,百姓视官吏为父母。国家与社会,被看作一个大的家庭。《大学》的名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尽是比喻,也是真实的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
三代时候的家与国,是在现实的形态上合一;秦汉以后的家与国,是在理论的形态上合一。由此形成了特殊的社会形态、观念形态和语言现象,这一层,怕是现代人在语词的日常应用之中不易觉察的吧。
古今语词,形同而义异,这是再普遍不过的语言现象。研究这种现象的,为语义学、语源学。此外还有一种学问,它是借了语义学、语源学,着眼于语词当中包含着的历史意蕴,追根溯源,去破译语词的“文化密码”,比如由汉语中“国家”这个词的特殊现象,去探寻中国古代国家的特殊发展路径,了解与之相关的政治、经济、宗教、道德和社会格局,进而了解到此一文化的秘密。
语词虽小,却是重要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是我们窥视过去的一面窗口。这样一门学问,无以名之,姑且叫作“文化语源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