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设教

《明会典》九四《有司祀典下》收有当时官颁府州县官祭厉文一道，其文曰：

凡我一府境内人民，倘有忤逆不孝、不敬六亲者，有奸盗诈伪、不畏公法者，有拗曲作直、欺压良善者，有躲避差徭、靠损贫户者，似此顽恶奸邪不良之徒，神必报于城隍，发露其事，使遭官府，轻则笞决杖断，不得号为良民，重则徒、流、绞、斩，不得生还乡里。若事未发露，必遭阴谴，使举家并染瘟疫，六畜田蚕不利。如有孝顺父母、和睦亲族、畏惧官府、遵守礼法、不作非为、良善正直之人，神必达之城隍，阴加护佑，使其家道安和，农事顺序，父母妻子保守乡里。我等阖府官吏等，如有上欺朝廷、下枉良善、贪财作弊、蠹政害民者，灵必无私，一体昭报。

这虽然并不表明一般所谓神判法的存在，但是二者的思想基础不乏相通之处。

今人钱锺书所著《管锥编》，内中“观”字条专论神道设教，旁征博引，论证颇详。钱氏以为《彖》所谓“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乃是古人政理之要言，进而分别其功用为二。魏禧《魏叔子文集》卷一《地狱论》云：“刑赏穷而作《春秋》，笔削穷而说地狱。”魏源《古微堂集》内集卷一《学篇》云：“鬼神之说有益于人心，阴辅王教者甚大；王法显诛所不及者，惟阴教足以慑之。”这是由治人者方面立言的。北宋华镇《云溪居士集》卷一六《蠹论》之三：“使世之刑诛，如报应之说无僭滥而不可侥幸，则小人知畏而无待于报应矣。”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二三：“陆象山《语录》云：‘临安四圣观，六月间倾城，士女咸往祷祀。或问：何以致人归向如此？答曰：只是赏罚不明。’余谓政治家当言赏罚，宗教家则言吉凶。赏罚明则行善者吉，作恶者凶，天下晓然，祈祷之事自息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于是不得不诉之于神，而诅盟之事起矣。……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而蚩蚩之氓，其畏王，不如其畏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王政行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这些则是由治于人的方面来说的。治人者有如此的主观愿望，治于人者有这样的客观需求，两方面相合，便有了神道设教这件事情。钱氏云：“神道设教，乃秉政者以民间原有信忌之或足以佐其为治也，因而损益依傍，俗成约定，俾用之倘有效者，而言之差成理，所谓‘文之也’。若遽断鬼神迂怪之谈胥一二‘圣人’之虚构，祭祀苛曲之统佥一二‘君子’所首创，则意过于通，又十八世纪之陈言尔。”这种说法当去事实不远。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说，秉政者也是生活在同一种信仰体系之中的“教民”。

对天地的信仰和对神明的敬畏，确实不只是民间的流行物。就说上面引的那篇明代的祭文，我们可以视之为古人信仰的某种表露，却不可看成一小批无神论者的计谋。事实上，相信神灵、果报、阴谴等，是古人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中至为普遍的现象，其事例广泛见于各种史籍和文学作品。在这种背景之下，我们看到历史上许多关于以梦占、神示等方法断决疑案、捕获罪犯的记载，便不应当觉得奇怪了。

赏罚分明、公正无隐的理想是普遍的，而它不能彻底实现又是必然的。古今的不同，恐怕主要不在于正义得以实现的程度，而在于正义的内容本身以及实现正义的手段。现代人以各种方式来补偿法律在主持正义时的不足，但是绝少宣讲报应的宗教。上古之人笃信神明，竟至以神明裁判为断决疑案最基本的办法。古代中国似乎在此二者之间。一方面，朴素的理性和对人事的关注几乎一开始就占取了支配的地位；另一方面，它并不排斥民众对于天地鬼神的信仰，反而对神明的不可欺和冥冥中的公理有着真诚的信念。于是就有了《明会典》里记录的那种祭文。瞿同祖先生评曰：“祭文中所举的罪或善行，可以说皆是世俗的、法律的，而非宗教的，所侧重的制裁也是法律的，而非宗教的。官府所期望的是罪状的揭发，制裁的部份仍由法律机构来执行，只有在未发露的情形之下才请求鬼神予以阴谴。可以说法律制裁是主体，宗教制裁则居于辅助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的神道设教，大抵如此。

最后对于“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那句话，我们也许应当这样来理解：圣人并不曾发明或者制造出迷魂药一类东西，他不过是用合宜的方式表达了他那个时代的真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