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明裁判

初民社会，倘狱讼中的是非真伪难以判断，人们往往求诸神明，由此产生出一种特别的裁判法，后人称为“神判法”。

以“神判法”检验真伪的最简单方法，是置嫌疑者于一危险境地，看他是否能够安然无恙。

希腊人常将人浮在海上，又有使人从高岩上跃下的习惯。毒剂是非洲Ashanti人常用的一种方法。 JuJu人则使嫌疑犯在充满毒蛇与鳄鱼的池里游泳过去。他们相信神对于无辜者的生命是不会坐视其死而不加以保护的，否则便证明他有罪，同时也就执行了惩罚。这种以生命为赌注的方式是以神为裁判者，同时也是执行者。有许多社会不使嫌疑犯受死的威胁，测验时只受肉体的痛苦，目的只在求神的判断，执行的部分则由人类自行为之。火是最常用的，以灼热的铁灼人足部或使人握在手里是很普遍的方法。有时则以滚热的油注入手中，或使人从沸水里检出热的石块。又有的社会使人赤足从铁藜上走过。这些方法都是使嫌疑犯尝受肉体上的痛苦，以有无伤毁来判断他有罪无罪。

有的神判法是不大有痛苦的，将人抛入河池以浮沉测罪的习惯极为普遍。《旧约》中以苦水试验妻的贞操是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公认的断罪方法。特殊的饮食品也是常用的方法。苏门答腊人以一握生米或面粉令人吞咽，如果因此而窒息或咳嗽便证明有罪。酒在非洲Thonga人中常被应用。在印度又有天平测验的方法，人在一头，石头在另一头，如天平不能保持平衡，便是有罪。

更有些方法，以物为试验的对象，人毫无痛苦不适，例如以圣经中诗篇旋转的方法测验有罪与否。非洲Ewe人在巫前放一锄和篮子，如拿锄头便有罪。有时则将盐粒抛入沸水中，看是否分而为二，如不分裂便证明无罪。Borneo人有斗鸡斩猿的方法。

像这许多不同的习惯，虽包含各种不同的方法和程序，但是人们依赖神灵求助于神的裁判，目的完全相同。

事实上，实行神明裁判的并不只是原始民族。靠向神明宣誓来判别是非、解决纷争的办法，在古代两河流域和中世纪的欧洲都很盛行；以热铁和开水立证以及在两造之间实施决斗以明是非的办法，直到13世纪初还在欧洲司法制度里面占据着重要地位。这些裁判方法，具体说表明了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的信仰与风尚、人情与习惯，一般说则反映出人类思维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特点。后人可以据此来判定他们祖先实现正义的具体方式。而就这一点来说，我们便不能不承认，这些看似古怪荒谬的证验与裁判手段，曾经都是相对合理的。

18世纪的法国人孟德斯鸠十分注重法律与环境（广义上的环境，即法律产生于其中的全部人文的和自然的背景）的相互关系。这种浸透了历史主义观点的方法，使他对于神判法有些独特的看法。比如他说以决斗立证的办法是有些道理的，这些道理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面：“在一个专事武艺的民族，懦怯就必然意味着其他邪恶；懦怯证明一个人背离他所受的教育，没有荣誉感，不按照别人所遵守的原则行事。懦怯说明一个人对别人的轻蔑满不在乎，对别人的尊重也不当一回事。……因为一个人看重了荣誉，就终身从事一切获致荣誉所不可或缺的事情。此外，在一个尚武的国家，人们尊重武力、勇敢和刚毅，所以真正丑恶可厌的犯罪就是那些从欺诈、狡猾、奸计，也就是说，从懦怯产生出来的犯罪。”孟德斯鸠的结论是：“在决斗立证、热铁和开水立证的习惯仍然存在的时代环境之下，这些法律和民情风俗是协调和谐的，所以这些法律本身虽不公平，但不公平的后果却是产生得很少。” 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正确的看法。

依据自然律，伪誓者固然不至为自己的誓言所累，但是当宣誓立证的方法还在流行的时候，人们一定不敢在神前轻易地说出一个誓言，因为他真的相信这个誓言终究是要兑现的。而当社会已经发展，人心已然变化，人们可以随口立下重誓的时候，宣誓立证的方法也就衰落了，因为它已不再奏效。它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有目共睹，尽人皆知。也许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种信念：一个规则或是一种法律，只有在基本满足了社会正义要求的前提下才能够长久地存在下去。

通常，正义的要求都集中在公平这件事情上面，但是每个社会实现公平的方式不尽相同，更不用说它们对公平本身的看法也可能存在歧异。对于在另一时代另一社会看来是古怪乃至荒谬的规则来说，能够保证其实现正义的，的确不是这些规则本身，而是产生了这些规则，并且使它们在其中发挥作用的诸多社会和心理因素。自然，有些用以证验和裁判的方式，因为其性质本身，很少可能辨识出真正的罪犯，但在人们普遍相信这类证验和裁判法的社会里面，法律的“正义”功能到底实现了。此外我们不要忘记，在当时的社会状态下面，采用这类方法来验证和惩罚犯罪的情形不会是日常的和大量的，而在为数不多的这样的场合，它们不可能每次都是错的。

对于神明裁判容易产生的另一种错误印象，是以为这些方法不但简陋，而且可以随意施用。一般看待初民社会和古代民族的非历史主义态度，更容易强化这样的印象。而事实可能正好相反。既然不可能经常和大量采用神明裁判的方式决断疑案，既然运用这类手段需要求助于神灵，那么我们推测那是在某种仪式完备的庄严场合进行的，应当更加可信。据文献记载和人类学家实地考察，神明裁判总是由神职人员或者巫师们执掌。庄严的仪式、烦琐的程序，以及各种各样辅助性和限制性的规则，使得应用神明裁判的那种法律制度，能够成功地保持其神圣性与权威性。我想在满足当时社会的正义要求方面，它们未必比现时的制度更差。

最后，我们可以简略地说一说中国。

相传舜为天子，皋陶为士，遇疑案不能决，则以独角神兽獬豸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根据《说文》的解释，古“法”字写为“灋”，就是从这里来的。不过，《周礼》提到的“五声听狱”，以人类的智虑作基础，已经是人判而非神判了。考之信史，只边疆诸少数民族实行神判法，汉文化中久已不见有神判法实行。虽然对于神明的信仰长久且广泛地存留在中国民众之中，甚至这种情形还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个别司法官吏的行为，但是作为一种制度、一种公开宣明的原则，在中国，自有信史记载以来，法律即完全不受神明的支配与干预。它的道德基础是伦常与人情，它的形而上学根据是天理和自然。这些事实确是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