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大约是在两年前，应一位编辑朋友之约，我为《文史知识》写了一小组短文，这些短文后来以《古法丛谈》为总题，陆续刊登出来。虽然就字数而言，这一组文字在本书中所占的比重不算大，却是后来写成本书的一种机缘，而且，当初写《古法丛谈》的某些考虑，也可以引申来作本书的一点说明。我所以从这组短文谈起，就是这个缘故。

《古法丛谈》的性质，与其说是对中国古代法的某种系统讨论，毋宁说是一本成书的片片“花絮”。1988年夏末，我完成了一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写成的书题为《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下简称《和谐》）。撰写《古法丛谈》时，此书尚在印厂，我无意再就“中国古代法”这个题目写一组成系统的文字，遂就成书中一些自以为有新意的看法，或综述，或铺衍，撰成一组短文。其性质如此，若能以《和谐》一书为参照阅读，大概会比较有益。事实上，劝使读者诸君将本书拿来与《和谐》对读，更是我想要说的意思。

写作《和谐》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然而正像该书“后记”里说的，“讨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这样一个大题目，仅仅一年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两年前写的《监护》和《时效》等文，因为增补和重组了材料，对《和谐》一书的原有内容是很好的补充。后来写的《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法制》，时代和人物与《和谐》最末一章同，然而关注之问题不同，正可互相补足；《说“抵”》一文着重于正义问题和古代文明的共通处，于《和谐》一书不但有补缺之功，而且有匡正之益。至于新近写成的《文人判》等十数篇文字，虽然依旧是以中国古代法为讨论的对象，其材料多出自稗官野史，论题亦往往是在《和谐》之外，它们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只是，本书中各篇原不曾有系统的组织，不过是集中于同一大题目（广义上的“法意与人情”）之下的杂谈而已。也许，有读者会把《妙判》《刀笔吏》或者《释讼》一类文章纯当作古代笑话来读，而我的本意，恰是要在那里面去把握真实的历史。我知道，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尤其我现在采用的是杂谈这种形式。这也是我强调本书与《和谐》一书的关系，并且希望读者也把它们联系起来看待的原因之一。

收入本书的文章，大约有一半是以前不曾发表过的。已经发表过的各篇，文后俱已注明发表时间和刊物名称，这里就不再一一说明了。

梁治平
1991年12月7日
北京万寿寺寓所 CHDzsyScKyevNOmuPSeeLCMt2pIFm3Jyix3qhHiuMX6q5FQIkqc5w5Hm4iq4qi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