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社会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追记之二

8 月间，在圣克鲁斯（ Santa Cruz）风景如画的度假地查米纳德（ Chaminade），遇到台湾“中央大学”的单骥教授。闲谈中，他知道我下月将赴普林斯顿地方的高等研究院访问，顿时肃然起敬。他告诉我曾读过一本专门介绍高研院的著作，对那里心仪已久，还说回台北后要找出那本书来寄给我。

到高研院不久便收到单君寄来的书。原书题目是 Who Got Einstein 's Office ?下面还有副题： Eccentricity and Genius at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如果直译，可以译成“谁得到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高等研究院的奇才异士”。中译者揣摩原意，把书名译为《柏拉图的天空：普林斯顿高研院大师群像》，倒也贴切。的确，高研院那些“半人半神”的科学家们一直生活在柏拉图的天空之下，对他们来说，可以感觉经验的世界充满谬误，真实的世界反而遁于无形，而他们冥思苦想、孜孜以求的，正是隐匿于混沌之后的抽象真理。把“eccentricity and genius”译为“大师”也不错。自高研院建院至今，总有十几位诺贝尔奖得主曾经是其教授和研究员（faculty and members），数学界与诺贝尔奖齐名的菲尔兹大奖（FieldsMedal）的获得者，一半以上也是出自这一群体。称他们为大师并不为过。不过，“大师”这个译法虽含尊崇，却漏掉了原书副题中包含的“奇、异”之意。实际上，科学大师有异于常人的想法和做法，原本不足为奇，而书中对从爱因斯坦到威滕（ Witten）的“奥林匹斯山诸神”的描写，也不乏对个性与生活细节的刻画，读来引人入胜。不过，公道地说，这本书其实只写了半个高研院，而且基本上是科学家们眼中的高研院。高研院的另外一半要“世俗”得多，因为它眼中所见和心中所想的尽是人间情事。这也许令其事业不如那另一半的来得那么纯粹和崇高，让人望而生畏，但这丝毫不能减弱其重要性。

高研院现有四个部系（ school）：自然科学、数学、历史学（Historical Studies）和社会科学。虽然高研院成立于 1930年，目下这一格局却直到 1970 年代才最终得以确立。这期间围绕各部系名称和建制有过无数试验、争论甚至冲突。较早的政治经济学部后来彻底消失；科学部历经痛苦之后一分为二，成为现在的数学部和自然科学部；人文学（ HumanisticStudies）部则更名为历史学部。社会科学部最为晚出，也最是“难产”。著名的“贝拉事件”几至动摇高研院的根基，前文已经述及。此事与社会科学部的成立直接有关，容再补充几句。

1966 年，任高研院院长已经十九年的大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卸任，接替他的是经济学家卡尔·凯森。在科学家眼中，经济学是一门可疑的学问，其科学性大可怀疑。据说当时院里的评审团在看到凯森著作的目录后都傻眼了。数学家维尔说：“我想他的论文写的是一家制鞋工厂。”这时不但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科学的傲慢与偏见也初露端倪。在后来的“贝拉事件”中，数学家们不仅把社会学家贝拉的工作贬得一钱不值，对经济学家凯森的判断力也大加攻击。在一部分教授看来，凯森作高研院院长根本不称职。不过，人们现在可以肯定，凯森院长在位期间对高研院的发展至少有两大贡献。首先，他筹措巨资为高研院盖了新的餐厅和办公楼。此举的意义远不只是扩展了原有的空间，而且是改变了高研院的面貌，提升了高研院的精神。原来，本院创建人弗莱克斯纳对于物质环境并无特别措意，建筑之设计皆以实用为主要考虑。凯森则不仅考虑实用，更注重美学的效果。他主持完成的建筑，虽然每平方英尺造价在当时居全国之冠，但都是获奖精品，它们为高研院上下带来的乐趣和满足，远远超出当初在金钱上的耗费。其次，凯森到任不久即延聘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到院，意在创立永久性的社会科学部，后来虽有“贝拉事件”令其意图受挫，社会科学部最终还是在高研院争得一席之地。1974 年，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成为社会科学部的第二位教授，政治理论家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和社会历史学家琼·瓦拉赫·斯科特（Joan Wallach Scott）也在 1980 年和 1985 年先后成为高研院社会科学部的教授。《柏拉图的天空》的作者瑞吉斯认为，在硬件方面，是凯森把高研院带入 20 世纪。“凯森离开十年后，”瑞吉斯写道，“在他手中奠基的建筑物已成为校园内的珍宝，社会科学系虽小却很有朝气，倒是高研院的粒子物理每况愈下，年轻的临时成员虽殚精竭力想挽回失去的荣耀，却是力有未逮。在狄拉克、鲍立或奥本海默之下，显然还悬缺无数空间有待填补，有待急起直追。”（[美]瑞吉斯：《柏拉图的天空》，第 343—344 页，丘显正译，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1992 年。以下援引此书只注作者名）

到社会科学部后碰到的第一位教授是赫希曼。那是在 9 月初，教授们尚未正式上班，绝大部分研究员也还没有到院，整栋办公楼里难得见到一人。在一个安静的上午，我在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与一位老人不期而遇。开始，我错以为他跟我一样是来访的研究员。问他来了多长时间，他说二十五年。看到我吃惊的样子，他指指我斜对面的办公室，慢吞吞地告诉我说他是阿尔伯特。我也真是蠢得可以，高研院取人纵无年龄歧视，请一位八秩老翁来作访的可能性毕竟微乎其微，而我竟迟钝如此，问他是谁，来了多久。阿尔伯特 1915 年生于柏林，在欧洲多所大学受过教育。1941 年到 1943 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洛克菲勒学人，此后多数时间是在美国的大学教书和研究。1974 年转来高研院前，他已在哈佛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凡十年。阿尔伯特的专长是发展的政治经济学，他对于南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研究尤为著名，并因之获得许多荣誉。不过，阿尔伯特并不只是区域研究的专家，他甚至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兴趣之广泛、思想之敏锐、学识之广博，足以当得起思想家的称号。1970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退出、呼吁与忠诚》（ Exit ， Voice ， and Loyalty ）早已跻身于政治理论经典之林，此书引证率极高，亦可表明其被阅读的广泛。七年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欲望与利益》（ The Passions and the Interests ）是一部思想史的杰作，其对于资本主义兴起的解释，在马克思和韦伯的理论之外另辟蹊径。后来一位书评作者在评论阿尔伯特的另一本书时说，阿尔伯特·赫希曼属于那种有时会被误认为不只是一个人的杰出学者，有一个政治理论家的赫希曼，有一个思想史家的赫希曼，还有一个制度论者的赫希曼，欧洲重建和第三世界发展之实践者的赫希曼，外国政府顾问的赫希曼……自然，“他们”其实是同一位赫希曼，此刻正与我相对而谈。看着眼前这位身体弯曲行动迟缓的老人，我一时感慨良多。

阿尔伯特的办公室就在我办公室的斜对门，很巧，他的住宅同我在高研院的寓所之间也只有一小片草地，可以隔窗相望。早饭后常见他踽踽走过我寓所门前的那段“老街”向办公室方向去。有一次与他同路，问他是不是还在写书，他说：“写书？不，我已经写了太多的书。”他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出版了十四本英文著作和多部其他语种的著作，这还不算大量的论文。一个人写了这么多著作，而且是如此优异的作品，的确可以歇息一下了。1985 年，阿尔伯特在高研院社会科学教授任上退休，任社会科学部荣誉教授至今，而在他荣休十五年之后，高研院正式设立了“阿尔伯特·赫希曼教授讲座”。阿尔伯特生平获得荣誉无数，这大概是最近也是最有纪念意义的一项了。

到高研院之后拜访的第二位教授是克利福德·格尔兹。其实，在正式拜见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之前几天，先已在走廊里同他打过照面。再早几年，因为组织翻译他的大作《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同他还有过一次书信往来。对后面这件事，我猜他多半已经不太记得，但是因为这段前缘，我心里对这位面色红润、须发皆白的人类学家却更多一份敬重和亲切。

所谓正式拜访，不过是在约定时间到他在走廊另一端的办公室内同他见面，简短地交谈几句。所谈的内容都是初次见面时要说的话，自然，我也提到几年前蒙他惠准同意翻译他作品之事，并再次向他表示感谢。谈话中也问到他手边的工作，知道他仍在整理一些论文，而且当时正有一本集子即将出版。就在下一年我离开高研院之际，这本题为《烛幽之光：哲学问题的人类学省思》（ Available Light :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 on Philosophical Topics ）的文集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应该是他最新的著作吧。像阿尔伯特一样，克利福德也是著作等身。不过在本部的几位教授当中，克利福德·格尔兹的名字在中国传播最广，这固然是因为十余年来一直有学者以不同方式把他的学术思想介绍到汉语学术界，他的两部重要著作，《文化的解释》和《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也在近年被译为中文，而同样重要的是，他确是 20 世纪最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学者之一。他所倡导和实践的阐释人类学对思想学术的贡献远远超出人类学的范围，而渗入到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当年凯森院长请他到高研院，委之以组建社会科学部的重任，可说是独具慧眼。一位在耶鲁大学拿了人类学博士的朋友知道我在高研院，可以每天见到格尔兹教授，流露出十分羡慕的神色。他说那里（高研院）是人类学的圣地（自然是因为格尔兹的缘故），又告诉我说有学生见到格尔兹教授会激动得吻他的手。这类故事未免夸张，不过与一般流传的关于高研院的种种说法如“天堂乐园”、“奥林匹斯山”、“半人半神”、“（物理学）教宗”等也不至相去太远。其实，克利福德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跟他谈话会发现他随和，善解人意。第一次见面不久，他把一本新到的人类学杂志放在我的信箱里，并附了一张便笺，说我可能对这本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有兴趣，同时他也没有忘记嘱咐我阅后把杂志还他。2000年学年终了，克利福德应聘到高研院已整整三十年，他就在这一年正式退休，像阿尔伯特一样成为本院荣誉教授。相信不会太久，在他工作和生活了多年的这个地方，也会有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讲座。

琼·瓦拉赫·斯科特是社会科学部教授中唯一的女性，她性情开朗，健谈，有女性特有的活力。到高研院之前几个月就已同她有过“接触”，因为她担任本院 1999—2000 年度学术执行主席，这一年有幸获本部接纳的申请人都曾收到过以她名义发出的带来“好消息”的信函。因为同样的缘故，大家到高研院后同她的接触也更多一些。琼于 1985 年被任命为本部的教授，之前，她是布朗大学的讲座教授，并主持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琼在高研院的头衔是“社会科学教授”，其实她的本业是历史，确切地说是法国近代史。她著有和编有著作多种，大多与妇女问题、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有关。说来惭愧，琼的书我一本也没有读过。后来在哈佛访问期间买到她 1998 年的一本新书：《进退维谷：法国女性主义者与人权》（ Only Paradoxes to Offer : French Feminists and the Rights of Man ），虽然至今仍未得暇细读，但有这一本书在手边，常能拿起翻翻，感觉十分亲切。

迈克尔·沃尔泽比琼早五年到高研院，他和克利福德一样是在哈佛拿到的博士学位，同阿尔伯特一样来之前是哈佛的教授。不过，他的研究领域是政治理论和道德哲学，他所讨论的问题，如政治义务、战争、正义、民族主义、族群问题、福利国家、社会批评等，大多敏感而且现实，容易激动人心，激发论辩。如他几位同事一样，迈克尔著述甚丰，影响甚大。1977 年出版的《正义与非正义战争》（ Just and Unjust Wars ）诚为当代讨论战争之道德性问题的经典，也为作者赢得杰出政治理论家和道德哲学家的声誉。1983 年出版的《正义诸领域》（ Spheres of Justice ）是迈克尔的另一部重要著作。这本书的主题，正如其副标题“为多元主义与平等一辩”（ In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所表明的那样，是阐述和主张一种基于平等理念的多元正义观。此书出版引起的批评与它所获得的赞誉一样多，然而即使是批评者，也都承认这是一部对正义理论有重要贡献的著作。迈克尔后来所写的东西，许多是针对围绕本书的批评展开，而他持守平等、多元和宽容诸原则的初衷则未稍改。我在高研院那一年，迈克尔除继续其关于宽容和多元主义的研究之外，还从事一项关于犹太政治思想史的合作研究，在我离开普林斯顿前后，这个项目的第一部分已经完成出版。

也许是因为“社会科学部”本身名称的缘故，本部四位教授的头衔都是“社会科学”，而实际上，他们的研究领域相当不同。有什么是这个小小的学术群体所共同分享的呢？我注意到，本部与哈佛大学似有一种特殊关系。克利福德和迈克尔都是哈佛的博士，阿尔伯特和迈克尔到高研院之前都是哈佛的教授，而最近被聘来本部的埃里克·马斯金（ EricMaskin）则不但是哈佛的教授，他所有的学位，从学士到博士，都是在哈佛拿到的。当然，这些多半是巧合。另一些共同点可能更值得注意。比如，他们虽处理不同主题，但都注重历史实例和生活细节。克利福德治人类学、琼治历史学就不必说了，阿尔伯特的方法不是建立数学模型，迈克尔的路子也远非哲学思辨。实际上，这四位教授治学的方法确有某种共同之处，而这一点富有深意。克利福德事后回顾说，在进行各自的研究之外，尚有许多事情需由这些终身教授决定，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如何把一个规模极小且并不特别具有代表性的学术研究与它应当使之丰富的“国际社会科学”的庞杂理念和活动联系在一起。因为不可能把现有学科全部搬来这个小小的学术机构，所以必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找到一种特定角度、方式、出发点或曰视界。不过在另一方面，若不想这一事业变得狭隘、孤立、自说自话、不着边际，也须要把它同当下的发展，即社会科学的一般问题、趋势和成就联系起来。换言之，选择一个路子，既要足够独特而与众不同，又要足够开放而有超出其自身的影响。这是一种两难。最后，采取的总的方向基本上是“解释的”。这个路子，在克利福德看来，不仅是他自己过去所尝试且现在仍然坚持的，而且也是他的几位同事以其他方式、在其他学科、于其他背景下所遇到的。他这样写道：“我们并非对所有事情都看法一致。我们兴趣不同，面对的问题也不同；不过，对依自然科学面貌塑造社会科学的做法，对一味追寻规律的普遍性方案，我们无不心存疑虑。我们所追求的，毋宁是发展一种研究的概念，其核心是分析社会行动对于行动者本身的意义，以及赋予这些行动以意义的信仰和制度。具有语言禀赋并且生活于历史中的男男女女，无论结果好坏，拥有各种意图、想象、记忆、希望、情绪以及激情和判断，这些东西对他们行事和行事的原因绝非无关紧要。想只根据力量、机制和驱动力这些被置于封闭的因果系统中的客观变量来理解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生活，这种努力恐怕不会成功。”（ Clifford Geertz， After The Fact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26-127.以下援引该书只注作者名）克利福德坦承，社会科学部同仁欣赏的这种“解释的”态度并不代表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但在他看来也不是与之正相反对。毋宁说，“它把研究者置于某种偏离主流并且向它提问的角度：警觉、不断发问、不守正统”（Geertz，p.128）。这种理论姿态甚至也表现乃至影响于实质性的方面。一般地说，社会科学部诸公皆认同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但是体现于比如性别研究、多元主义和解释学立场中的自由主义，显然与主流的自由主义有别。在这里，他们同样秉持一种警惕的、提问的和不守正统的立场。

作为制度化的学术建制，高研院及其社会科学部无疑代表当代学术主流，但是社会科学部诸公自觉采取了一种边缘立场。这种现象耐人寻味。不过，就在去年，本部有一次重要的人事变动。在这一年，克利福德正式退休，“赫希曼讲座教授”也已经设立。春夏的学期即将结束之际，工人们在社会科学部办公区进进出出，开始清理一间新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主人埃里克·马斯金，另一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将是高研院第一任“赫希曼讲座教授”。对这位新来的经济学家，我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涉猎广泛，在经济理论的诸多领域都有贡献。不过从作品目录上看，他多半不是阿尔伯特那种老派经济学家，不大会写《欲望与利益》或者《反动的修辞》（ The Rhetoric of Reaction ）那类极富人文趣味和“解释性”的作品。毕竟，像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他讨论问题的方式更像是科学家。这一改变对于高研院内这个小小的知识群体究竟意味着什么，恐怕还需要拭目以待。

不管所研究的领域是什么，也无论采取的立场怎样，凡能够被高研院聘为终身教授，成为这个小小精英群体中一分子的，即便不是学术界公认的大师巨匠，肯定也都是功成名就、独当一面的杰出人士。不过，在高研院设立若干永久性的位置，据克利福德所见，并不只是为“二十或者二十五个据说天资过人的人物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随心所欲地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更是要建立和维持一种令学术能在其中得到发展和繁荣的智识环境。因此，在他看来，每年大约一百八十名研究员来到高研院从事这样那样的学术研究才是整个事情的核心。（Geertz， p. 126）

这一百八十名研究员来自世界各地，是由各部系教授们从大约一千五百名申请者中遴选得出。瑞吉斯说要加入这个人文荟萃的菁华圈殊非易事，就好比少林和尚要通过十八铜人阵的考验，只有真正出类拔萃的菁英才能入选，所言大体不差。（瑞吉斯，第 9 页）不过，各部系、学科情形不同，取人时的具体考量也不尽同。比如，数学、物理两科博士后较多，研究年限也较长，最长的项目可达三五年；而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差不多所有研究员都在其他学术机构有正式职位，而他们在高研院访问的时间通常为一（学）年，短的则不过一个学期。高研院立院至今七十年，接纳的客座研究员有五千之众，他们来自五十多个国家。这一点颇可表明高研院的国际性。

在高研院的四个部系当中，社会科学部规模最小，在任教授不过三人，每年的客座研究员则在十五到二十人之间。不过，历年来访的研究员累计起来也有二三百之数，这其中，不乏中国读者熟悉的名字，如政治哲学家罗尔斯（ JohnRawls）和泰勒（ Charles Taylor ），社会学家本迪克斯（Reinhard Bendix）、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和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历史学家蒂利（Charles Tilly）等。1972 到1979 年间，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Kuhn）每年有半年时间在此，创下多次出入高研院的记录。在他之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Toynbee）也曾在高研院数度进出，但那时还没有社会科学部之设。我在高研院的 1999—2000 学年，社会科学部有研究员（ member ）十六人，访问者（visitor）三人，其中女性九人，亚裔三人，非洲裔一人，分别来自德国、以色列、澳大利亚、美国和中国，专业则包括哲学、历史、文学、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

研究员的义务，载明文献的只有两项，一是在访问期间驻院，二是要从事自己的学术研究。这差不多等于说，来此访问的学者可以“为所欲为”，而无须承担任何义务。虽然偶有例外，研究员们并不把驻院视为负担，他们显然更乐于享受这个“学者乐园”为他们提供的种种便利，尽量延长而不是缩短在高研院居住的时间。尤其是在历史和社会科学两部门访问的学者，对他们来说，能够暂时地摆脱教务和一应俗务，在此专心研究或著述，这样的机会弥足珍贵，而在他们的生活中，实在也很难找到其他东西比读书问学更有吸引力了。倒是另外一些安排更应被叫作“义务”，而其中的“午间报告”一项甚至让人有点紧张。

正如弗莱克斯纳当初设想的那样，“学人社会”由成熟而自立的学者组成，大家独立从事各自的研究，没有指导，也无需汇报，更没有考核。不过，也许正因为如此，就更有必要为大家提供一些交流的机会。“午间报告”便是各种交流形式中稍具正式性质的一种。所谓“正式”，只是相对而言，其实，这种制度本身是相当随意的。社会科学部的“午间报告”定在每周四的 12 点半到 2 点（历史部安排在周一中午），主讲者均系本部学者，报告题目自选（内容通常与主讲人目下的研究有关），事先公告，听众则主要来自本院和毗邻的普林斯顿大学。报告厅与餐厅相连，到报告时间，大家端了托盘，在报告厅找个座位坐下，一面进餐，一面听讲。这种形式实在说不上怎么正式，不过，整整一个半小时的报告，形形色色的听众，各式各样的问题，的确够主讲人准备的。我的许多同事，即使已经在大学执教有年，经历过多次的求职面试、报告讲演，在这种场合也都不敢懈怠，无不全力以赴、精心准备，有的甚至事前请其他同事来听其试讲，足见这个报告会在大家心中的分量。

除每人轮一次的“午间报告”外，本部的另一“集体项目”是双周讨论会。与午间报告会不同，讨论会并不向外公开，参加者只限于本部学者。而且，讨论会有一个大的主题，由本部教授事先议定，作为整个学年的议题。每次讨论的题目，多少与这一主题有关。讨论会也有报告人，但因为有关材料事前已发给每一位参加者，报告时间便只有一二十分钟，剩下的时间都用来讨论。又因为不向外界公开，讨论会的组织也更随意。最初，参加者选自己已经发表过的东西来讨论，轮过一遍之后，讨论的题目便扩大到更大范围。1 月底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们讨论了苏珊·奥金（SusanOkin）颇受争议的新著《多元文化论对妇女有害吗？》（ Is Multiculturalism Bad for Women ?）春天第一次剪草后的那次讨论，读的是刚刚在普大出版社出版的《一个达尔文左派》（ A Darwinian Left ），其作者彼得·辛格（PeterSinger），备受争议的伦理学家，也被请来参加讨论。这种关起门来的讨论，规模既小，形式也更灵活，有助于讨论的深入。遇到敏感的话题，大家各执一端，机锋相接，那种场面是“午间报告”时见不到的。

集体性学术活动就是这些。自然，这里说的只是社会科学部的情况，其他部系的情况应该大同小异，不过，因为它们人数更多，专业更细，要组织类似本部“双周讨论”那样的活动也就更难。比如与本部最接近的历史研究部就没有全体参加的讨论会，虽然它也有每周一次的“午间报告”，但显然不能每人轮一遍。它的活动更多是按专业来组织，日常交流也多在专业小群体内进行。1999—2001 年度，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的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Elman）教授任高研院历史研究部的“梅隆访问教授”（Two-Year Mellon Visiting Professor），在任期间，他在院内聚集了一小群汉学学者，并且举行了若干次专题研讨会和较大型的学术会议。这虽然不算是常例（历史研究部向以希腊、罗马、中世纪以及艺术史方面的研究为重点，延请艾尔曼教授则表明其有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但也可以表明历史研究部活动的一般方式。此外，每学期在全院范围内也有系列讲座，主讲人通常是院内教授团的成员。这种讲座非为专业人士而设，因此也向社会开放。

高研院号称“学人社会”，除隐含了一种精英意识（高研院倒是从不讳言这一点）之外，还可能给外人一种错觉，以为这个小社会里的成员都彼此相熟。事实上，许多人虽然在餐厅相邻而坐，却可能“老死不相往来”。格尔兹说：“高研院并不是知识分子俱乐部；像是我在那儿和哥德尔谈论不完备定理，他和我说爪哇宗教。其实压根儿不是外界所想的那么一回事。”（瑞吉斯，第 363 页）常驻的教授们如此，临时来访的学者之间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并不是高研院的居民个个孤傲封闭，实在是因为不同专业之间沟通不易，而大家也太忙。学年伊始，格尔兹向部内同仁发出一份备忘录，力荐数学部教授罗伯特·朗兰兹（Robert Langlands）的系列讲座“数学实践”（The Practice of Mathematics），但好像响应者寥寥。后来，本部一位人类学家出面，组织大家每周五同科学家们围坐一桌共进午餐，办过两次之后也就不了了之。实在说，大家对同行之间的交流要热心得多，而且这种交流从来不限于高研院内部。不过在另一方面，高研院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学人社会”。在大学访问，你可以去上课、听讲演、参加讨论、约见教授、同学者交往，但却不大可能改变自己的局外人角色。在高研院则不同。这是一个很小的群体，而你是其中的一员。中午时分，同事们陆续走出各自的办公室，进入餐厅，端着食物在属于自己那一小群的餐桌就坐。席间的闲谈通常与学术无关，但却是同事之间交换看法和联络感情的有效途径。自然，这一时刻也是约见朋友或与同事个别谈话的好时机。而下班之后同事之间的走动，更让人感到一个自己隶属于其中的小群体的存在。

作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学人社会”，高研院在当今世上无数高等学府和学术机构当中确实别具一格。在普通人眼里，它超凡脱俗，近乎神秘，而在圈内，人们对其功过得失评说不一。但是无论如何，在建院七十年之后，这个“学人社会”不但依然富有生机，而且赢得了许多赞赏和尊崇。

2001 年 11 月 28 日
写于北京万寿寺寓所 Hww0AEAfx8tUZjKpWMCbcS+GbG5e8jj0tdC5sDNzRWEcfjW7etCeiA932U+eycK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