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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游览了米兰和热那亚。到比萨两天以后，我决定动身去佛罗伦萨。雅克琳表示同意，她总是什么都同意的。
这是和平的第二年。火车里座无虚席。不论什么时间，哪条线路，都是满满当当的。旅行变成一项体育活动，我们这项活动越来越熟练了。然而这一回，在比萨，我们赶到车站时，售票窗口却已关闭，不再出售任何即将开行的火车的车票。我们想到了长途汽车，可是长途汽车票同样也已售完。尽管阻碍重重，我发誓还是要当天抵达佛罗伦萨。旅行时，我常常这样固执，必须走得远而又远。那天，一想到要等到第二天才能看见佛罗伦萨，我就难以忍受。至于我对那座城市有什么期待，希望发现什么，获得怎样的歇息，大概我自己也说不清。既然除了上述不耐烦的心情之外，确实再没有其他急躁的理由，我也就没必要弄清楚了。在想乘长途汽车失败之后，我继续打听情况。有人告诉我，每周六将近六点，有些工人班组要回佛罗伦萨，他们的小卡车停在车站广场上，有时也顺便带些人。
我们于是去车站广场。这时是五点，我们要等一个小时。我坐在我的手提箱上，雅克琳坐在她的手提箱上。广场曾经遭到轰炸。透过毁坏的车站，可以看到火车来来往往。大量旅客从我们面前经过，汗流浃背，疲惫不堪。我想象他们都来自佛罗伦萨或赶往那里，不由得羡慕地望着他们。天气已经热了。广场上仅剩的几株树，受到火车的烟熏和烈日的暴晒，叶子都枯焦了，只投下极少的阴影。我一心惦着小卡车，热对我无关紧要。半小时以后，雅克琳对我说她渴了，很想喝瓶汽水，时间也来得及。我要她独自去喝，因为我不想错过那些工人。她放弃了，买了一些雪糕。我们赶快吃，雪糕在我们的指缝中融化，而且太甜，反倒使我们更加口渴。这天是八月十一日。意大利人曾告诉我们，伏天就要到了，通常在八月十五日前后。雅克琳提醒我这一点，说道：
“这还没什么，到佛罗伦萨以后怎么办？”
我不回答她的问题。三次中有两次我都是不回答的。夏天使我苦恼。我从来没找到和这个季节协调一致的感受，对此大概我已不抱希望。我不喜欢她用这种口气提到这些。
工人们终于到了。他们成群结队地来。这是一些在比萨的重建工地上干活的泥瓦工。有些人还穿着工作服。第一队开始跑向一辆离我们不远的小型有篷卡车。
一名工人在这辆小卡车的方向盘前坐定，雅克林赶紧向他跑去。她认为，女人比男人有更多的机会打动他。她用意大利语向他解释，说我们俩是法国人，想去佛罗伦萨，找不到交通工具，如果他愿意带上我们，那真是好心肠。为了我们度假方便，她学了两个月速成意大利语，我也一样。他立刻同意了。我在他旁边坐下，便于沿途观看。雅克琳坐在车后面。在殖民部，我的座位就比她的更靠近窗口。这种举止在我已习以为常，她甚至不再为此生气了。至少我这样认为。她顺从地在后面坐定。小卡车有篷布遮蔽。那天下午，气温在阴凉处近三十六度。不过，显然她不怕热。几分钟后，车子坐满，就开动了。这时是傍晚六点。出城的路被自行车占满，非常拥挤。司机诅咒、辱骂骑车人，他们无动于衷，不顾他的喇叭声，仍然一队队地行驶。司机小时候在法国度过两年——这是他告诉我的第一件事——他会说法语。因为我在这儿，他就用法语发火，而且火气很大。很快，他就不仅仅只对挡道的骑车人生气了。他在佛罗伦萨没有工作，不得不到七十五公里开外的比萨找活干。对工人来说，一切都很艰难。他们过的不是人的日子。生活费用很高，工钱却是低的。这种情况不能长久继续下去了，必须有所改变。首先要变的，就是政府。必须推翻政府，清除现任总统。说起总统，提到这个受指责的名字，司机挥动双拳，动作既愤怒又无奈，车子晃了才不情愿地重新握住方向盘。汽车急闪了几下，风猛烈地吹进小卡车，篷布发出抽打声，但车内的人都漠然置之，我想，每星期六，这个司机出比萨城时因骑车人挡道而发火，这种情况大概每周都如此吧。我放心了。这一天，我曾过分担心走不成，其他什么都不怕，即使到不了那里。我因满足而迟钝，听司机说话。
驶出比萨城不久，还没到卡希纳，篷布下面传来一些压低的轻叫声。那是雅克琳发出的。想必工人们向她献殷勤有点过火了。这种嬉笑的叫声很好辨认。司机也听到了，神情尴尬地对我说：
“要是您愿意，您夫人可以到我旁边来坐。”
“不必了。”
他看了看我，很吃惊，随即笑了。
“我们这里的人很爱妒忌。法国人不怎么妒忌，是吗？”
“可能吧。”
“他们出发前喝了几杯。今天发薪，所以才这样。真的没关系？”
他乐了。
“这很自然，”我说，“一个女人围在一些男人当中，尤其他们又喝了酒。”
“不妒忌真好。我呢，我做不到。”
工人们笑着。雅克琳发出一声有点恼火的叫喊。他又看了看我，仍然不胜惊奇。
“我们单独生活，”我解释说，“平时见不到什么人，所以我倒乐意别人……总之，您能理解。”
“你们结婚很久了才这样，是吗？”
“我们相识很久了，是的，但还没有结婚。快了。她很看重这个，只有结了婚，她才会觉得幸福。”
我们俩都笑了。
“许多女人都这样重视婚姻。”
通常，对那些志得意满，或一味无忧无虑的人，我都难以忍受。不过他，我却很能容忍。
“爱情，”他议论道，“像其他事物一样，不可能天长地久。”
“她是好人。”我说。
“看得出来。”他笑道。
驶过卡希纳，道路通畅多了。司机有心情闲聊了，向我提出一些平常的问题。
“您是第一回来意大利吗？”
“第一回。”
“来这里多长时间了？”
“十五天。”
“那么，意大利人，您觉得他们怎样？”
他带着一点稚气的狂妄，用挑衅的口气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接着，他突然露出沉思的神情，装做专心开车，等着听我说些什么。
“我还没法确切知道，”我说，“我不了解意大利人。不过，我还是觉得，很难能不喜欢他们。”
他笑了。
“不喜欢意大利人，”我说，“就是不喜欢人类。”
他彻底放松了。
“在那场porcheria di guerra [1] 中，有人曾对他们说三道四。”
“战争期间，还有什么不让人们相信的？”我说。
我累了。他没有立刻觉察到。
“那么比萨，很美，不是吗？”
“是啊，”我说，“是很美。”
“幸好，广场不曾被炸弹击中。”
“幸好。”
他向我转过头来，看了看我。我在勉强应对，他看出来了，说道：
“您累了。”
“有点。”
“是高温，”他说，“加上旅行。”
“是这样。”我说。
不过，他还是想聊下去。他对我谈他自己。有二十来分钟，我不用应声儿。他告诉我，解放以来，尤其是他在皮埃蒙特参加一个工厂委员会以来，他对政治发生了兴趣，那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时期。那些委员会被解散后，他感到厌倦了，就返回托斯卡纳。但他怀念米兰，“因为米兰充满活力”。他大谈特谈那些工厂委员会，大谈特谈英国人的所作所为。
“他们在那里的行为是令人厌恶的，不是吗？”
他很看重这事。我回答说确实令人厌恶。他又谈到自己。现在，他在比萨做泥瓦工。比萨有很多重建工程。这辆小卡车是他的，解放时他就有了，保留下来。他就这样说着，经过一些村庄时，他减慢车速，好让我能看清沿途的教堂、古迹，用白色颜料涂写在墙上的标语：共产党万岁，打倒国王。每次我都看得非常专心，他也不让任何可看的东西错过。
我们到了蓬泰代拉。他又谈起他的小卡车。他对获得这辆车子的方式有点不能释怀。
“我能怎么办呢？我本该把车归还给委员会的同志们，可是没有，我把它留下了。”
他看得很清楚，此事一点也没使我愤慨。
“我本该还车，可我做不到。这辆小卡车我已开了两个月，所以不可能还。”
“许多人也会这样做的。”我说。
“我心里寻思，我这辈子不会再有别的车了。有些事就像这样，人禁不住要做，甚至会去偷。这辆车，唉，是我偷来的。可是后悔呢，我又做不到。”
他向我解释，这是一辆破车，正像我见到的，时速不足六十公里，但他还是很高兴拥有它。啊！他非常喜爱汽车。何况，阀面研配好了，它的时速还能达到八十公里呢。不过，他一直没有时间这样做。它还能帮他不少忙。多亏这辆车，在气候宜人的季节，他带着伙伴们到一个临地中海的小渔港去度周末。这样可以比乘火车便宜一半。“在哪里？”我问。他回答：“在罗卡。”他有家在那儿。不远。由于汽油定量供应，他很难每星期都去，只能每隔半个月去一趟。上星期他就去了。哦！那是个很小的港口。上次去时，碰见个很富有的美国女人，真该问问她到这样一个角落里来干什么。一个美国女人，是的，至少人家都这样说。她有艘华丽的游艇，就停泊在海滩前。他看到她游泳了。这是个极美的女人。因此什么都不该笼统而论，即使在小事方面。以前，他一直相信人家说的，美国女人不如他们意大利女人美。可是这一位，显而易见，她是那样美丽，他记不起曾遇见过比她更美的女人。他没对我说她漂亮，使他动心，不，仅仅说她美丽。他是认真说的，用意大利语：Bellissima [2] 。又补充说：È sola [3] 。
接着，他和我谈起罗卡。其实，要是有时间，我干吗不去呢？如想正确了解意大利，不应该总待在城里。也该到乡下去，参观一两个村庄。而罗卡，正是个可以看看意大利老百姓如何生活的好去处。这些民众吃过很多苦，他们干起活来谁都比不了，您将看到他们有多善良。他很了解这些下层民众——他父母就是农民——而且，摆脱了他们的盲目性之后，他更爱他们了。出自民众使他有点把他们当成自家人。他自豪地谈论这些，有如谈论奇迹。是啊，要是有时间，我应该去罗卡。那里只有一家小旅馆，不过我和我的夫人会住得很惬意的。他对我说：
“一边是海，另一边是河。海浪过于汹涌，天气太热，或者仅仅想变换一下时，您就去河里沐浴。河水永远是凉爽的。而旅馆正好坐落在河边。”
他和我谈到那条河，谈到那家旅馆，谈到突出在河谷之上的大山，谈到潜水捕鱼。
“从来没体验过潜水的人，想象不出来的。第一回会害怕，以后就玩上了瘾。色彩太美了，鱼群从您腹下游过。很安静，想象不出来的。”
他谈到民间舞会，谈到当地水果——像橙子一般大的柠檬。
我们到了阿尔诺河谷的圣罗马诺。天空呈赤铜色。公路上不再有阳光，然而夕阳还在山冈顶上照耀了一会儿。山冈从下到上都种着橄榄树。房屋很美，和土地一色。连最小的住宅近旁也栽着柏树。这是一种甜美得令人腻味的景色。
“您是托斯卡纳这个地区的人吗？”我问他。
“是的，就是这个河谷的，”他说，“但不在佛罗伦萨这一边。现在，家在罗卡。我父亲，他喜欢海。”
太阳落山了，河谷从阿尔诺河获得反光。这是一条小河，河面闪烁、宁静，河流蜿蜒曲折，河水色彩碧绿，看起来像一只睡兽。它躺卧在难以接近的陡峭河岸间，顺畅地流淌着。
“阿尔诺河真美！”我感叹说。
他不经意间就对我以“你”相称了。
“你呢，”他问我，“你在做什么？”
“在殖民部身份登记处工作。”我说。
“这份工作，你喜欢吗？”
“非常讨厌。”我说。
“具体做什么？”
“抄写出生证和死亡证。”
“明白了，”他说，“你在那里很久了吗？”
“八年。”
“我呀，”他想了一会儿说，“我做不了。”
“是的，”我说，“你做不了。”
“不过，”他说，“做泥瓦工很艰苦，冬天冷，夏天热。但一年到头抄写，我做不了。有人能行，必须这样，可我不行，我做不了。”
“我也不行。”我说。
“可你不是在做吗？”
“我是在做。起初我曾以为我会做死的，但我还是做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现在你还这样认为吗？”
“认为会做死？当然，但不再是我了，而是别人。”
“一年到头抄写，这肯定受不了。”他慢腾腾地说。
“你是无法想象的。”我说。
我说这话无疑用的是说笑的语气，听者可以认为事情也许没那么严重，或者认为这是我谈论个人私事的一种方式。
“做什么工作，很重要。”他说，“不论什么都做，不可能。”
“可这事总得有人做，”我说，“为什么不该是我呢？”
“不，”他说，“不，为什么就该是你？”
“我试过要做别的事，却从没找到。”
“有时候，”他说，“还不如饿死好。我呀，处在你的位子，我宁愿饿死。”
“总是担心失业，再就是怕丢脸，我说不清。”
“有些事还是做比不做更丢脸。”
“我本来想做个自行车运动员、探险家，不可能的事。最后我还是进了殖民部。我父亲是殖民地官员，这样做对我来说是轻而易举的。头一年，我不以为然，心想是开玩笑，第二年，我对自己说再不能这样下去了，接着第三年来临，然后延续到现在，你明白……”
他很高兴我讲起来。
“战争期间，”我继续说，“我很快活。我在一个报务连里。我学会了爬电线杆，那很危险，因为有可能触电摔下来，可我还是很快活。星期天我没法停下来，就去爬树。”
我们都笑了。
“撤营时，我正拴在一根电线杆上。除了我，别人都走了，但是走错了方向。我下来时，早已没人了。我独自撤走，方向却对了。我真走运。”
他由衷地笑了。
“啊！战争，有时人在战争中笑。”
“以后呢？”他过了一会儿问，“抵抗运动时期呢？”
“我随殖民部到了维希。”
他不做声了，似乎在要求补充说明。
“我为躲藏起来的犹太人制作假身份证，尤其是开一些死亡证书，不可避免。”
“哦，是的，我明白了。那时你从不感到厌烦吗？”
“从不。只是战后，由于我在维希度过三年，我被降级了。”
“你那些犹太人呢，他们不能作证，说你救助过他们吗？”
“我一个都没能再找到过。”我笑着说。
“不管怎样，你就这样听之任之？”
他又瞟了我一眼，以为我在撒谎。
“我没有多方寻找过。即使我没被降级，我也会留在身份登记处，那么……”
“那还是不一样的。”他又说。
他信不过我。
“确实如此，”我说着对他微微笑了笑，“我没理由对你撒谎。”
“我信了。”他终于说。
我笑起来。
“通常，我总撒谎。但不是今天。有像这样的日子。”
“没有人不撒谎。”他犹豫了一下说。
“我对所有人撒谎，对她，对我的上司。我在办公室里养成了这个习惯，因为我经常迟到。我终究不能说讨厌我的工作，就捏造说我有肝病。”
他笑了，但不太出于本心。
“这个，”他说，“不算撒谎。”
“总得不时说件事，这毕竟是件事。我的肝，是我编造得最好的事，每天我都在描述它如何折腾我。在部里，同事们不向我问好，而是问：‘你的肝，它怎么样啦？’”
“她呢，她信吗？”
“不知道，她不和我谈这件事。”
他思索了一下。
“政治，你搞吗？”
“我上大学时搞过。”
“现在，你完全不搞了吗？”
“搞得越来越少。现在完全不搞了。”
“你那时是共产党员吗？”
“是。”
他半晌无语。
“我过早开始搞，”我说，“厌倦了……”
“哦！我明白。”他轻轻地说。
他又半晌无语。突然，他开口了：
“到罗卡去度周末吧。”
身份登记处牵制了我全部的生活，和这种不幸相比，去罗卡待三天，算得了什么？不过我懂他的意思，生活有时那样艰苦，他很明白，必须时不时地去趟罗卡，好体会生活有时也能放松一下。
“干吗不去？”我说。
“不知为什么，我就是喜欢罗卡。”他说。
我们到了恩波利。
“这里，”他说，“生产玻璃器皿。”
我告诉他，我觉得这座城市很美。他没搭腔，他在想别的事，我认为在想我的事。过了恩波利，高温又降低了一些。我们离开了阿尔诺河，不过没关系。我很高兴。我没浪费时间。他看了看我，听我说话，我看得出来，在比萨和佛罗伦萨之间做长途旅行，我强过其他许多人。我应付得不错。他可以把我当做旅伴。我不习惯沾沾自喜。一旦这样，就会筋疲力尽，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复原。喝醉酒对我都没这样的效应。
“你去罗卡吧，”他又说，“去看看。”
“我还剩下十天假期。”我说，“干吗不去？”
汽车此刻尽可能快地疾驶，时速达六十公里。天气不再热了，至少对不处在篷布下面的我们是这样。随着暮色降临，刮起一阵凉风，大概来自一个已经爆发雷雨的地区，风里散发出雨水的气息。
我们又谈起来，谈他，谈工作，谈工钱，谈他的生活，谈通常的生活。我们寻思什么能使一个男人幸福，是工作还是爱情或者其他。
“你对我说，你没有伙伴，”他说，“我不明白。人总该有些伙伴，不是吗？”
“我求之不得，”我说，“但我不能总去拜访部里的同事，而她呢，除了他们，她谁都不认识。”
“那你呢？”
“我只有些大学的旧伙伴，都不再见面了。”
“奇怪，”他说——他很诚恳，对我几乎不再存有戒心，“我认为，伙伴嘛，应该总是能找到的。”
“战时，”我说，“我有过不少伙伴。可现在，我觉得这很难找，就像找个……我不知怎么说。”
“就像找个女人？”
“差不多吧。”我笑着说。
“还不至于。”他说。
他思索了一下。
“你看，对我们来说，要比对你们那些人容易些，没问题，彼此一见如故。”
“我们那里不一样，”我说，“需要时间。人们互称先生。赶到抄写时，对谁都不能说话。”
“是这样。我们这些人，嘴总是自由的，只要想说话就可以说。我们是什么情况？差不多总像在打仗。必须为工钱，为吃饭而斗争，那么，找伙伴就容易了。”
“我那些同事，”我说，“我真想杀了他们，而不是和他们说话。”
“也许一个人过于忧郁时，”他说，“就像这样，不可能有伙伴。”
“也许吧。”我说。
“当然，”他说，“生活中存在不幸，不是吗？但是一个人不仅天天不幸，还不能有伙伴，这是难以忍受的。”
他补充说：
“我呀，没有伙伴太痛苦了，我受不了。”
我不搭腔。他似乎懊悔刚才所说的话。然而，忽然，他很温和地表示：
“我认为，你应该放弃你的工作。”
“总有一天，”我说，“我会做到的。”
他大概觉得，我没像他想让我领会的那样认真对待这事。
“你看，”他说，“这和我无关。但是我要告诉你，我认为你应该放弃你的工作。”
过了一会儿，他补充说：
“这样维持下去不行，你的生活。”
“八年前，”我说，“我就准备放弃那个工作了，可我会做到的。”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尽快放弃。”他说。
“也许你说得对。”我想了片刻说。
晚风凉爽宜人。他对这风不像我那样感到惬意。
“干吗你对我说这个？”我问。
“可是你等着，等别人对你说这个，不是吗？”他温和地说。
他重复道：
“这样维持下去不行，你的生活。不论是谁都会像我这样告诉你。”
他迟疑片刻，接着，用终于还是下了决心的口气说：
“这就像对你的女人一样，你同这个女人在一起做什么？”
“我犹豫了很久。现在我对自己说干吗不？她坚持要结婚。她和我在同一个办公室，我看见她整天在那里企盼，你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不搭腔。
“我终于不再想跳出泥潭，终于对自己说，既然没有别的，那么凑合一生也可以。”
他毫无笑容。
“不，”他说——我的自嘲使他不快，“不该这样。”
“许多人会像我这样做的。”我说，“我没有充分的理由不娶她。”
“她怎么样，这个女人？”
“明摆着，”我说，“永远满足，兴高采烈，是个乐天派。”
“我懂了，”他说着皱了皱眉头，“我不太喜欢永远满足的女人。她们……”他在搜索字眼。
“令人厌倦。”我说。
“是这样，令人厌倦。”
他向我转过头来，微微一笑。
“我在自问，”我说，“是否值得去寻求和终生相关的重大理由，使自己感到满足。如果三四个小条件汇集在一起，在任何情况下……”
他又向我转过头来，微微一笑。
“小条件是必要的。”他说，“不过，在生活中，仅仅感到满足是不够的。时不时地还需要稍微多些，不是吗？”
“什么呢？”
“感到幸福。而爱情，就是用于这个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我说。
“你当然知道。”
我不搭腔。
“到罗卡来吧。”他说，“要是你星期六来，我在那儿。我们一起去潜水捕鱼。”
我们不再谈论自己。我们到了拉斯特拉，离开了阿尔诺河谷。
“还有十四公里。”他说。
他降下挡风玻璃。风直接吹到我们脸上，我们感受到全部的风力。
“嗨，很舒服。”我说。
“过了拉斯特拉，总像这样，不知为什么。”
由于风力，仿佛觉得车速快多了。我们几乎不再交谈，降下挡风玻璃后必然这样。晚风宜人，我们甚至不想说话了。他不时大声叫喊着通知我：
“还有半小时，还有二十分钟，还有十五分钟，你就要看到它啦。”
他想说那座城市。但他也完全可能说别的事，说我不知道的什么幸福。我坐在他身边，吹着凉风很惬意，还可以在这里再多待一个小时。但是他急切想向我指点即将抵达的城市，他的愿望迅速感染了我。很快，我也像他一样急切想抵达佛罗伦萨了。
“还有七公里。”他嚷道，“我们在山冈上驶过时，你会看到它，就在山脚下。”
比萨和佛罗伦萨之间的这段路程，他可能往返过上百次了。
“你瞧！”他大声说，“我们正好在它上面！”
佛罗伦萨在我们下面闪闪发亮，宛如颠倒的星空。然后我们一圈接一圈下去，进入市内。
可我在想别的事。我在自问，如此旅行，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满足于邂逅像他这样的伙伴，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解决办法。如果有个妻子，在某些情况下，是不是多余的。
到了城里，我们大家一起去火车站附近一家咖啡馆喝白葡萄酒。雅克琳从篷布下出来，头发凌乱，但只是受了点戏弄。大概除了我，她在别人眼里可能是漂亮的。我觉得她气色不错。她的情绪很好。
在咖啡馆，他又对我谈到罗卡。他说话时，我仔细端详他——在汽车里，我只能从侧面看他。我觉得其他工人都彼此相似，只有他与众不同。难道是因为和他交谈，我有过莫大的乐趣？突然，他有点吓唬我。他反复强调，必须去罗卡，哪怕仅仅为了休息。伏天到了。八天，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一起去马格拉河沐浴，如果有时间，还可以到他熟悉的僻静处去潜水捕鱼，他的堂兄弟有潜水镜，会借给他的。“那么，去吗？”“去。”我说。雅克琳微微一笑，并不当真。他没邀她去罗卡。
这几天，在佛罗伦萨，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我早已见识过热。我在热带地区的殖民地出生长大，在文学作品里也读到过关于热的描写，然而我正是在佛罗伦萨度过的这几个没完没了的日子里，才懂得热的全部含义。这种热成了真正的大事，其他都微不足道。在整个意大利，天气酷热，就是一切。据说摩德纳的气温高达四十七度。佛罗伦萨的气温是多少？我不知道。整整四天，全城成为一场平静火灾的牺牲品，没有火焰，也没有叫喊声。在这四天里，居民们就像受瘟疫和战火蹂躏一样惶恐不安，唯一操心的事就是挺下去。这种气温不仅不适合人类，同样也不适合动物。在动物园，一只黑猩猩热死了。鱼类也因窒息而死亡。报纸上报道，死鱼使阿尔诺河充满臭气。街道的碎石路面黏糊糊的。我想，爱神已被逐出这座城市。在这几天里，该不会孕育一个孩子。除了报纸上有关酷热的报道，该不会有人写一行字。连犬类也得等到温和些的日子才会交配。凶手该在罪行前退缩。情人们不修边幅。人们不知智慧为何物。理智被摧毁，什么也发现不了。个性变成一种非常相对的概念，意义消失。酷热比服兵役更难受。连上帝都感到意外。城里的词汇变得单一，极度缩减。五天内大家异口同声：我渴了。再不能这样下去了。不会总这样，也不能总这样，持续几天以上没有先例。第四天夜里，下了一场雷雨。来得正是时候。立刻，城里人又都各忙各的。我没有可忙的。我还在度假。
对我来说，这五天非常相像，我全在一家咖啡馆里度过的。雅克琳，她参观佛罗伦萨。这样做，她瘦了很多，但她坚持到底。我想，八天内可能看到的宫殿、博物馆、古迹，她都看遍了。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至于我，在咖啡馆享用冰咖啡、雪糕和薄荷酒时，想的是马格拉河。她在想什么呢？想的不是马格拉河，非常不同，甚至可能相反。我整天想着永远清凉的马格拉河，即使在最炎热的时候，我也对自己反复说，马格拉河永远清凉。我觉得大海已经不够，我需要一条河，树荫凉儿下的河水。
第一天，我从我们下榻的旅馆去咖啡馆。我本来想，喝完一杯冰咖啡，我就去城里转一圈。可我在咖啡馆待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雅克琳找到我时，我正面对第六杯啤酒。她生气了。怎么！生平第一回来佛罗伦萨，竟在咖啡馆度过一个上午！“今天下午，”我说，“今天下午，我就试着去走走。”讲定了，我们各逛各的，只在吃饭时会面。于是，午饭后，她丢下我走了。我返回离饭店不远的咖啡馆。时间过得很快。晚上七点，我还待在那里。这一次，雅克琳找到我时，我正面对一杯薄荷酒。她又生气了。“如果我动一动，我会热死的。”我对她说。我对此确信无疑，但同样确信无疑的是，第二天这种情况就会好转。
第二天这种情况没有好转。不过这一天，我如约做出努力。吃过午饭，雅克琳出发一小时后，我离开了身不由己返回的咖啡馆。我奔向蒂纳邦街。阿尔诺河在哪里？我向一个游客打听河的方向，他当即给我指出。老实说，我尤其想看看漂在河面上的死鱼。我到了河边。从码头上，我看到了死鱼。报纸夸大其词。有死鱼，但比报道的少得多。我感到失望。至于阿尔诺河，它和比萨公路旁的那条河，总之和我年轻时向往的那条河，已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一条脏河，”我心里想，“一条细流，还满是死鱼。这就是阿尔诺河。”我不怀好意地自言自语。但是没用。它没给我一点印象。我走开了。街道上挤满人，大多是些游客。他们全都热极了。有两三股人流从阿尔诺河出发。我跟随其中一股人流，想壮壮胆。我走到一个广场上。我认出它来。我曾在哪里见过它？在明信片上，我想起来了。当然是君主广场。在广场边上，我站住了。“怎么！它就在这儿。”我想。广场在炽热的阳光下发烫。一想到要穿过它，我就灰心丧气。然而，既然到了这儿，就必须穿过它。所有的游客都穿过广场，应该这样做。甚至有些妇女和儿童也走过去了。难道他们和我如此不同？“我就走。”我对自己说。但是，事情难以预料，我在拱廊的一级台阶上坐下了。我等着。我的衬衫渐渐湿透，贴在我的身上。接着，我的上装也渐渐湿透，开始贴在我的衬衫上。我呢，裹在上装和衬衫里，我在思考如何穿越广场，其他事没法再想了。广场上方的空气，如果可以称做空气的话，就像在一个开水壶上方一样呈现虹色。“我就走。”我反复对自己说。不料一个工人笔直朝拱廊走来。他在离我几米处停住，从挎包里抽出一把大活动扳手，拧开我脚边的一个水龙头。街沟里齐边灌满了水。我望着街沟，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一道亮晶晶的水柱从龙头里喷射出来。我真想把嘴贴在水龙头上，让自己像街沟一样充满着水。幸好死鱼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来。这水可能来自阿尔诺河。我没饮用，可我越发想念马格拉河。从我到达佛罗伦萨起，每样东西，每个时辰，都使这条河更加令我向往。我显然感觉到了，还需要一点儿，一丁点儿动力，就能促使我去罗卡。我逐渐总能做到。但是这仍然需要的一点儿动力，不是这一天就能具备的。这个广场不足以促使我去罗卡，何况我也没让它发展到这一步。看到街沟里的水以后，我放弃穿越广场。我起身走了。经过一些狭窄的街道，我返回度过一个上午的咖啡馆。用不着我开口，侍者一见到我，就明白我回去的原因了。
“一大杯冰薄荷酒，”他对我说，“这正是先生所需要的。”
我一口气喝了冰薄荷酒。然后我倒在椅子上，长时间地出汗，就这样一直到重见雅克琳。
这是我在佛罗伦萨唯一的一次漫游，我的意思是唯一的一次作为旅游者的漫游。然后，我又有两天待在咖啡馆里不再动窝。
只有一个人中我的意，他就是我所去的这家咖啡馆的侍者，所以我总回到那里去。从早上十点到中午，从下午三点到七点，我看着他服务。他照顾我，不时给我拿来一些报纸。有时他和我说话。“真热。”他对我说。或者说：“一杯冰咖啡，这是伏天最好的饮料，既止渴又提神。”我听他的话。他建议我喝的我都喝。他很喜欢在我身边扮演这个角色。
坐在这家咖啡馆里，有这个侍者服侍，每小时喝半升饮料，我觉得这样的生活还可以忍受，我的意思是还值得活着。诀窍就是不动。我和那些游客毫无共同之处。他们看起来不那么需要喝饮料。我闲着无聊，想象他们具有一些特殊的生理组织，像海绵似的吸水，使人不由得联想起仙人掌——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的禀赋，当然不为他们本人所知。
我喝饮料，看报，出汗，不时变换座位。我从咖啡馆里出来，去坐在露天座上。接着，说真的，我看街景。我注意到，游览的人流将近中午时速度变慢，快到下午五点时恢复原样。他们人数很多。他们藐视伏天。虽然他们有特殊的生理组织，他们仍然是英雄，旅游业的英雄，城里只有他们是英雄。我呢，我是旅游业的耻辱。我丢人现眼。有一回，我向咖啡馆侍者说了这个意思：“我在佛罗伦萨什么也没看。我不配是个游客。”他笑着对我说这是体质问题，不是意志问题，有些人做得到，另有些人就做不到。他经历过各种伏天，对所说的话很有把握。他体贴地补充说，我的情况是他见过的最典型的一种。我对这个答复很满意，当天晚上，我就向雅克琳逐字逐句地复述了。
下午四点光景，有一辆洒水车驶过。洒水车过后，碎石路面冒着热气，街上散发出无数种气味。我嗅着这些气味。它们很好闻，使人心平气和。我对自己说，我总算也以某种方式到过佛罗伦萨了。
我只在吃饭时才和雅克琳相见。我没什么可对她说的。她呢，必然有。她把上午和下午所看或所做的讲述一遍。她不再要求我努力，但她向我夸耀佛罗伦萨的奇观，以为这种方式更巧妙，能鼓励我去观看。她不停地向我夸耀那些奇观。她大谈特谈那些东西如何美不胜收，确实，我不能不去看，甚至看或不看，可能我不知道还关系到我的荣誉和文化修养。我不听她说。我让她随心所欲地发挥。我能容忍这些事，容忍她，容忍生活。确切地说，我是个对生活感到厌倦的男人。这种男人的悲剧在于没有找到适合他们的悲观学说。这种男人让别人夸夸其谈，但是不必完全相信。我让她说了三天，每天两次，分别在吃饭的时候。接着，第三天来临。
第三天，晚上七点，我没去旅馆赴她给我定下的约会，仍待在咖啡馆里。我想，如果她在旅馆见不到我，她会来咖啡馆找我的。通常，不管乐意不乐意，我总是去赴约的。那天，我认为没必要了。七点半，不出所料，她来到咖啡馆。
“不管怎样，”她和蔼地对我说，“你过分了。”
她看上去很快活。
“你觉得我过分？”
“有点。”她和蔼地说。
她不想继续谈这个话题。我注意到，她化了妆，换了衣裙。从上午九点起，她就在参观佛罗伦萨。
“你去什么地方了？”她问我。
“不，”我说，“哪儿也没去。”
“一切都可以习惯，”她说，“甚至习惯酷热，只要稍作努力……”
已经三年了，每天她都要我稍作努力。时间过得真快。
“你瘦了。”我说。
“这对我没有坏处，”她微笑着说，“很快会复原的。”
“你别太劳累了。”
“我情不自禁。”
“这不是真的。”我说。
她看了看我，感到惊讶，脸红了。
“你情绪不好。”她说。
“我错了。既然来到佛罗伦萨，你确实应该抓住机会。”
“你呢？干吗对我说这个？”
“我呀，我没有愿望。”
“你的确和别人不一样。”
“哦，一样，”我说，“但我没有想参观的愿望。”
“你不至于说你不喜欢这座城市吧？”
“我没有看法。”
她沉默了一会儿。
“今天，”她说，“我看到了乔托
的画。”
“这对我无所谓。”我说。
她看了看我，感到惊讶，接着决定说下去。
“一想到，”她开始说，“这是个曾生活在十四世纪初的人，先于，例如……”
她谈论乔托，我看着她说。她对这种目光似乎颇为满意。她也许以为我在倾听。她很可能这样想。我不清楚，也许有几个月了，我不曾真正看过她。
我们离开咖啡馆。她继续谈论乔托。她把胳臂伸给我。像平常一样。街道向我收缩合拢了。小小的咖啡馆在我看来突然像一片汪洋。
自从我和这个女人共同生活以来，第一次我有了什么感觉？羞愧，是的，因为觉得她的胳臂紧挽着我的胳臂而羞愧。
一滴水可以使水从罐子里溢出，这滴水存在着。即使不知这滴水经过怎样的途径，难以置信的迷宫般复杂的途径，才能流进罐子，让水溢出，这仍然不是一个理由可以否认它的存在。我不仅相信这滴水的存在，而且有时终于相信自己也忍无可忍了。她谈论乔托时，我就忍无可忍了。
下一天，早已讲定我们不一起出去，我对她说，明天我“同样”不陪她逛。她感到惊讶，却不反驳。她让我留在旅馆。我很晚起床，洗澡，然后直接去咖啡馆。我已想好要做的事。我去试着再找到那个小卡车司机。和咖啡馆侍者，我很少说话，而且老一套，不是说伏天，就是说最适合抗暑的饮料。末了，甚至他也似乎发现，这几乎总是一回事。再说，看着他忙活，一刻不停地从一张餐桌奔向另一张餐桌，我也有点厌烦了。两天内，我曾盼他能找到一刻钟间歇，好陪我喝一杯掺水薄荷酒，结果我明白这是空想。于是我想到小卡车司机。喝完两杯咖啡后，我第二次外出，奔向城里的火车站，想重新找到那家酒吧，我们刚到时在那里喝过白葡萄酒的。我不曾为参观城市而努力，为这个司机，为再找到他，我却努力了。我感到热极了，好几次我都以为这样做要送命了。可我坚持干到底。我找到了那家酒吧。那里的人听我解释，明白我的意思后，告诉我可惜小卡车上的工人全部又去比萨了，这天是星期三，要到星期六才回来。总之，他们说的我都已知道。难道我忘了吗？我不相信。不，我是想假装忘了，希望实现不可能的事，蔑视不公正的命运，我以为那是我个人独有的。我成功了。这个消息令我失望。我走出酒吧，深信在整个佛罗伦萨，我找不到一个人能随便同他吃着刨冰聊聊天。甚至那个司机，他也不在这里。整个佛罗伦萨，只有游客和她，雅克琳。像我这种人，既有时间可以消磨，又厌恶跑跑颠颠的，我不怀疑存在几个，可他们在哪里呢？我真的想找到他们吗？不。不，我所要的，是单独和她待在整座城里。我正是这样的，整整五天五夜。
我失去了一切自由。她占据我全部的思想，处置我的白天和黑夜，像插入我心脏的一枚黑色的钉子。
我是一个殖民地官员的儿子。父亲在马达加斯加任行政长官，统治着一个像法国多尔多涅那样大的省份。每天早晨，他检阅手下的人员，没有枪支，他就检查他们的耳朵。愿卫生使法国更加强盛。他颁布法令，在所有他所管辖的领地上，开学时必须唱《马赛曲》。他强制实施巡回种痘，如果童仆病重，就送到远处去死。他有时接到命令，要征集五百人去大规模开荒，啊，美好的远足。他带领部队和警察，出发去包围村庄，用枪赶出村民，把他们装上运牲口的车皮，去从事所谓的开垦，经常在千里之外，回来时筋疲力尽，却自命不凡，声称：“这真艰难。错就错在教他们法国史，大革命还在极其严重地损害我们。”他，这个糊涂的人，这个吹毛求疵的长官，管理着一个九万人口的省份，他对这个省份拥有近乎独裁的权力。而他，直到我十六岁，曾是我唯一的教育者。因此，我完全知道什么是每时每刻处在别人不知疲倦的监视之下，完全知道什么是生活在天天盼望他人死去的心情之中——想象我父亲被他的一个土著新兵一下子打死，曾是我将近十五岁时最美妙的梦想。这唯一的梦想使我的想象力带上鲜明的特点。看到家中餐桌上的刀具，有时会使我产生独特的眩晕，而躲在灌木丛里偷看父亲检查部下的耳朵时，我竟会昏厥过去。然而在佛罗伦萨的伏天，我却一点都想不起这些稚气往事。
整天坐在咖啡馆里，我开始想她，想这个和我一起困在这座城市里的女人。
我接连几个小时等着她，像一个狂热的情人。
只要一看到她，我就够了，这说明我的等待是有道理的。她不仅是我不幸的起因，她还是这种不幸完美的形象，真实的写照。她的微笑，她的举止，我说什么，仅仅她的连衣裙就足以使我克服以往的全部疑虑。我看清了，我想。
她从没有碰过枪，也从没有检查过世界上任何人的耳朵，不过这对我并不重要，当然。她用早餐，将羊角面包在牛奶咖啡里蘸一下，对我来说这就够了。我大声叫她停止。她停下来，惊得愣住了。我向她道歉，她也就算了。她身材矮小，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她穿一件连衣裙。她是个女人，对我来说这就够了。她最简单的动作，最无足轻重的话语，都使我烦乱不安。当她请我把盐递给她的时候，我被这句话莫测高深的含意弄得头晕目眩。她什么事都没逃过我。这五天里，她什么事对我来说都没有遗漏。总之，算起来，五天里我看她相当于看了三年。
我发现了很多事。其中不仅有她是个女人，或者她很活跃，或者她不适合我，不，还有别的事，即她是一个特殊类型的人，乐观型的人。我警惕那些讲话滔滔不绝的人，因为乐观者的特性，就是把你搞得筋疲力尽。他们通常身体极好，从不气馁，具有坚强的毅力。他们对人有嗜好。他们喜欢人，认为人伟大。人是他们关心的主要对象。据说某些种类的红蚂蚁，我想是墨西哥的，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尸体啃到只剩下骨头。她有可爱的外貌，儿童有的牙齿。两年来，她就是我的蚂蚁。在这期间，她洗我的衬衣，认真照料我的琐事。她也有蚂蚁天生脆弱的一面，很容易被人在手指头间捻死。确实，她跟我在一起，一直是只模范蚂蚁。她一个人能让你最终否定乐观主义，她一个人让你把她的浮夸看做极度悲伤，把她的行为看做全是欺骗，把她的压迫看做可怕至极。她一个人让你因她的浮夸和行为否定乐观主义，直到你最后一息。两年来，我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
正是在佛罗伦萨，我发现她超出我的一切期望。
我对她新的激情——怎么说呢？——无穷无尽的源泉显然是热。她说：“我喜欢热。”或者说：“我对一切都那么感兴趣，竟忘了热。”我发现，这不是真话，一个人不可能会喜欢这样的酷热，这是她一贯说的谎话，乐观主义的谎话。她对什么感兴趣，只是因为她早就决定了要感兴趣，只是因为她从生活中排除了会使心绪危险改变的自由。确实，如果她怀疑了酷热是好的，有朝一日她也就会怀疑其他一切，正如她对我的希望就建立在她一厢情愿的基础上。她不会因怀疑世上任何事情而痛苦，除非是她觉得“有罪”的怀疑。她的谎言即使微不足道，显示出来了，我这个谎言冠军终于还是发现，这些谎言和我的谎言截然不同。
“这样的酷热，连鱼都热死了。”我对她说。
她笑了。我当然从不坚持。我也发现，我们共同生活期间，她反而对我更加陌生，还不如明摆着在阿尔诺河死去的鱼，实实在在使城里充满臭气。她绝不会去看死鱼。她说闻不到它们在伏天发出的冲天腐臭气。而我呢，我却像嗅玫瑰花香似的闻着这股气味。甚至对天气，我们的意见也从不一致。她说：“各种天气都有魅力。”她不偏爱任何一种天气。而我呢，我对某些天气总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厌恶。我也发现，她总能在我对她的敌意里看出，甚至在佛罗伦萨还能看出，她抱有希望的理由。她打趣说：“我们还没有结婚呢。”
我还进一步发现，她对人从来就既不宽容也不好奇，没有人曾使她心绪不宁。在她的生活里，我是她唯一喜爱的人，同时是她唯一宽容的人。“人类是善良的。”她说。她完全信任人类，她声称要为人类谋取最大的幸福，然而从来没有一个人的危难对她具有重要性。只有人类的不幸对她具有重要性。对这种不幸，我记得，她总是满足于说，她一直有个明确而不可动摇的看法，即有药可治。她一向偏爱体育盛会，厌恶罪行，她一向从爱中得到甜蜜的快乐，爱使她永远微笑和满足，像面对罪行似的坚定不移。在部里，同事们喜欢她，她那夜莺一般的心情越来越获得众人的好感。她属于这样的乐天派，大家认识他们，美化他们，说他们会为任何人谋幸福，说他们心地好，善解人意。正是从她来到办公室以后，我的不幸才达到了顶点。因为我和大自然的美妙歌手夜莺显然毫无共同之处，而且只有我知道她绝不会为任何人谋幸福。
我不再感到烦恼。我不知疲倦地深入研究这个女人。从这只喘息、脆弱的蚂蚁的生活中，我有了大量的发现。在我眼里，这些都像是耀眼的黄金。
有一次，对拥有这么多财富感到有点可耻，我终于决定抗争。她来到咖啡馆。我对自己说，这没有那么严重，她的连衣裙很合身，她带着《蓝色向导》 [4] 小册子，冒着酷热，会感动很多人，不管怎样她对许多别人都合适，因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理由使她对我就不合适。可是她走近餐桌，向我问好。这时，她的乐观情绪又一次像熟透的果子爆裂开来。我几乎不能对它避而不见，就像不能避而不见因酷热暴死从阿尔诺河深处浮起的鱼。我又一次谈到了它们，这些被炎热憋死的鱼。
想象力最丰富的时候，是夜里我们睡下的时候。我已无法把城里的高温和她的体温区分开来。面对着她，我已没有能力考虑任何事情，没有能力对自己说，这样的夜晚，在一张床上，即使不是她，换成任何别的女人，也会同样令人受不了。不，我深信存在着一些人，他们睡着后身子会散发出一种友善的体温，令人可以接受。依我看，她的体温暴露了她，以一种猥亵的方式明显揭示出她的乐观。这些夜晚是奇妙的，充满着使人心荡神驰的想象力。它们属于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我睡得不稳，不断惊醒——我相信，只要她转身面向我，就把我弄醒了。于是，我在昏暗中久久地凝视她，沉浸在她那种不可原谅的睡眠中。接着，当我不能把这可爱的场面再看下去时，我就重新躺下。正是这时，每天夜里，同一条河在我眼前显现出来。它很大，冰凉，没有任何女人的痕迹。我轻轻地叫它马格拉河。仅仅这个名称就使我心里变得凉爽。只有我们俩在一起，那个司机和我。除了我们俩，景致里没有任何人。她呢，她已从我的生活中完全消失。我们沿着河散步。他有充足的时间。这是个漫长的星期六。天上有云。我们戴上潜水镜，不时钻入水中。不是下海，而是下潜到那条河里。在一个发出暗绿色磷光的陌生世界内，我们并肩游在水草和鱼群中间。然后我们浮出水面，接着再次下潜。我们不交谈，什么都不说，不需要让对方感觉到自己。这个星期六延续了三夜。没完没了。无穷无尽。我希望待在他身边，在陡峭的河岸上或在河里。这种愿望是那样强烈，克制了其他一切愿望。我一次也没想到女人。在那条河里，我不会想象身边有任何女人。
终于有一天，那条河从我生活中消失。她扑过来，紧紧抓住我不放。我再没有一点空闲时间可以为自己想象什么。
这中断得相当快，在伏天结束之前。某天下午，突如其来。
她要我陪她去参观圣马可博物馆，这种事从我来佛罗伦萨后她还没有做过。自我对她产生新的激情以来，我变得彬彬有礼。我接受了。我关注她的心态，远离她，我可以说丢了目标。我觉得，佛罗伦萨的一座博物馆正好是这样一种地点，像体育场一样，我可以仔细观察她，在她发挥乐观情绪时当场抓住她。于是我赶紧接受。我们一起去了。那是伏天最热的日子。街上的柏油化了。人们就像在噩梦中的糖浆里走动，太阳穴的脉搏跳着，肺部像在燃烧。死了许多鱼。那只黑猩猩正是在这天暴死的。她却兴高采烈地走着——在我前面一点——似乎想带领我，保持我的热情。“贱货。”我心里想。她以为赢了，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我是否一直跟着。我呢，我相信正在迈出我最大胆的步子，什么步子我还不清楚。一切都可能发生。我对自己说，一切要到来的总归会到来。我任其发展。我已做出决定。那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受到无数难以确定的计划启发，萦绕。这些计划非常模糊，为数众多，但是在我看来并不因此就不重要，相反，正是因为它们为数众多，非常模糊，在我看来才格外重要。“哼，贱货，贱货。”我反复想着。我高昂着头，走向博物馆。透过使我的视线模糊的汗流，我看见她，在我前面称心如意地走着，我感受到了生活的欢乐，去生活的欢乐。
我们到了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不像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博物馆。这是一座建来避暑的古老住宅，两层楼房，漆成灰粉色。它不朝向市区，而是面对一个内花园，花园周围环绕一条露天走廊，铺着红色砾石。尽管那天我热情正高，我一走进这个宅子还是立刻停住了脚步。我觉得它很美。它的形状简单，好似一口方井。我见过这样美的建筑物吗？没有，我不认为见过。它美得很特别，没有任何人为的痕迹，可以说是天然形成的，唯一的理由是穿行其间时，人们一眼就能猜出为什么这样造。为什么？因为它的建筑师对夏季有了不起的理解，甚至可能有了不起的体验。也许某些人更喜欢其他建筑物，它们更可爱，更花哨，依山傍水，而不像它这样没有着落，可以说囿于自身。但是他们错了。因为从这座建筑物出来，人们会发现城市和从别的建筑物出来不同，那就像从大海出来，发现空气是热的而头晕目眩。它的阴凉是那样浓郁，仿佛有条河从它下面经过，也许马格拉河就在它的花园下流淌。我从烈日下进入这么阴凉的地方，一下子愣住了。
“你过来呀！”雅克琳叫我。
我跟上她。她问一个导游《天使报喜》在哪里。我将近十二岁时，有一次父亲休假，在布列塔尼度过两个月，我得到了一张这幅画中天使的复制像，挂在我的床上方。我有一种朦胧的愿望，想看看它原来的模样，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导游告诉我们，这幅画陈列在离入口处不远的一间屋子里。我们直接走去。它是那间屋子里唯一的一幅画。约十二个游客站着，在默默地观赏。虽然画对面有三条长凳，却没有一个游客坐下来。略一迟疑之后，我坐下了。然后雅克琳也在我身边坐下。我认出了那个天使。当然，除了我在布列塔尼度假时拥有的那张复制品，我还看到过其他复制品，但我只记得那张。我认出了那个天使，熟悉得就像头天夜里我还睡在他的身边。
“这真美。”雅克琳贴着我耳朵说。
这样的感想尽管早在我意料之中，却没有产生相应的效果，可以说对我毫无作用。面对画坐着，我在尽量休息。接连四个夜晚我幻想那条河以来，我几乎没有睡着过。我突然发现我累了，那是可以感觉到的。放在我膝上的两只手似铅一样沉重。一片绿色的光被花园的草坪从门口反射进来。那幅画、游客和我都沐浴在这色彩中。绿色的光能使人得到非常充分的休息。
“尤其是那个天使。”雅克琳贴着我耳朵说。
我注意到，此后我所拥有或见过的其他复制品，和我在布列塔尼度假时的那张相比，给我的印象都没有那么精确。画中那个女人，我也认出来了。天使，我年纪很小时就认得他，已没法弄清他是否讨我喜欢，而她呢，我知道，我总是有点不喜欢她。他在告诉她耶稣将会被人杀害吗？
“这太美了。”雅克琳又说。
我记得，在那个暑假，我经常问自己，他是在谁的面前才可能这样顺从。
“她也很美，你瞧！”雅克琳补充说。
突然，我想告诉她，我很了解这个浑蛋，这个天使。从我是个小男孩的时候起，我就认识他了。这是我生活中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一件我可以讲给任何人听的琐事。这事不会使她了解我什么，也不会使我对她承诺什么。不过，我想，我还是要说出来。然而，难道是由于疲劳？我对她说不出来。这倒不是我本人，而是我的嘴唇无法这样做。它们张开了，然后，奇怪的是，变得迟钝，又像贝壳似的闭上了。什么都没说出口。不行了，我想，有点不安。
“但那个天使尤其美。”雅克琳第二次说。
我又试了试，然而徒然，我无法做主向她说出一件如此简单的事，说这个天使对我如同一个童年伙伴似的熟悉。瞧，就这么简单。我是这样一个男人，在生活中尴尬到不仅找不到人可以说这件事，而且说起来具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其实，这很容易说：我小时候，在两个月时间里，我有过一张这幅画中天使的复制品。或者说：这就像我重新见到一个伙伴，因为在两个月时间里，那是在布列塔尼，我有过一张他的画像，挂在床的上方。这本来只该对一只狗或对一条鱼才会成为问题，可我是一个人。这不正常。说这件事有无数方式，但是对她，我找不到任何方式。对他，我可以说：“你记得吗？”但他什么都不会记得，这无助于我说出这件事，一个人不能自说自话。现在，阳光照向这幅画，它被映红了。总之，我认得这个天使，这件事还能继续不为人知吗？
我认为不能，更确切地说，就我而言，对某个人说这件事的时候已经到了。
这是一件我喜欢说的事，当然无关紧要，但是我突然发现很难放弃不说。我终于发现这点，不过这回只和我有关——我发现我能做到，年龄合适，机会合适——没有理由让世人继续不知此事，即我小时候，在布列塔尼，曾认得这个天使，我也没有理由继续保持沉默。这件事必须说出。它的表达形式正在我的心中欣喜若狂地呼之欲出。我感到十分惊奇。
我在长凳上待了很久，比欣赏这幅画值得付出的时间无疑更久，有半个多小时。天使当然仍在那里。我不由自主望着他，但视而不见。我全神贯注，以至于发现之后感到放松，很大的放松。我的傻气正从我身上泄走。我一动不动，让它泄走。憋的时间太久，极想排泄，我终于排泄出来了。一个男人撒尿时，总是尽可能专注，直到撒完最后一滴。我正是这样做的。我在将我的傻气泄光。这样做后，我的心情平静了。我身边的这个女人，逐渐恢复她固有的神秘性。我不再希望她有任何不幸了。总之，我在半小时以内变得成熟了。这不完全只是一种说法。一旦能控制自己，我就重新开始观赏那个天使。
从侧面看去，他永远是绘画作品，所以无动于衷。他望着那个女人。女人也永远是绘画作品，她只望着他。半小时以后，雅克琳对我说，始终压低声音：
“还有其余部分要看，博物馆都关门早。”
我终于明白，她对我说这个，只是因为她不知道我认得那个天使，而她不知情，只是因为我不曾告诉她，没有任何其他理由。不过，我既不对她说这个，也不从长凳上走开。我无疑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天使被阳光映红，一直在闪着光辉。没法说这个天使究竟是男的还是女的，不，这很难定下来，带点随意性。天使的背上确实有一对栩栩如生的翅膀，属于艺术上的虚构。我很想能比从前看得清楚些，希望他比如把头转过来一点，望着我。由于对他看了又看，沉浸在观赏中，我觉得这事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我甚至认为，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他向我递了一个眼色。这无疑是草坪上光线的一次折射，因为没有重复发生。自他待在这幅画上以来，他从没有看过游客一眼，仅仅专注于完成画家赋予他的使命。他一向只关心那个女人。应该承认，他的另半边脸并不存在。如果他转过头来看我，脸就会窄得像一层薄皮似的，而且只有独眼。这是一件艺术作品。美不美，我没有看法。但首先是一件艺术作品。在某些情况下，不应该注视太久。四百年来，他向人递过什么眼色吗？我既不能带走他，也不能焚烧他，拥抱他，戳瞎他，亲吻他，啐他的脸，同他说话。那么，再看他对我有什么用？我应该从长凳上站起，去继续我的生活。看另外一个人，也是从侧面，他一边以那么逍遥的方式驾驶他的小卡车，一边建议我寻求幸福，看这样一个人，对我又有过什么用？和画中那个天使相比，我每天夜里思念的这个人，现在身陷泥水工程，同样被粘住在比萨，不是吗？一阵剧痛从我胃上部的心口袭来。我认出这种痛苦。我一生中已经哭过两回，一回在巴黎，一回在维希，由于身份登记处。我想，这个司机，这个叛逆，就是那个天使。但是为什么哭泣？痛苦加剧：我心口和喉咙里的火，我知道，只能随着泪水发泄出来。但是为什么，我总在问自己，为什么哭泣？我希望，找到这种奇怪需要的原由时，我能制止它，我能战胜痛苦。然而，这火很快升入我的头部，我已完全无法思索。我只能对自己这样说：“既然你有这种需要，好吧，你就应当哭出来。然后，你再考虑为什么。从你克制自己不哭时起，你就是对自己不诚实。你从来没诚实过，必须马上开始做个诚实的人，你明白吗？”
“诚实”这个字眼来到我脑际，像可怕的巨浪把我吞没了。我无法逃避。
各人有自己哭泣的方式。一声沉闷的呻吟传遍整个屋子，像要回牛栏的牛犊发出的，它吃够了草，急切想看到母牛妈妈。没有一滴泪水从我眼中流出。然而这一声吼叫却因此格外有力。在紧接其后的寂静中，我像所有人一样听到了这句话：
“身份登记处，结束了。”
大家都猜得出，说这句话的人是我。雅克琳吓了一跳。游客们也吓了一跳。我同样吓了一跳。雅克琳很快恢复了镇定，比那些游客快些。痛苦消失了。
“你真是个与众不同的家伙。”她说。
虽然这样的行为并不是我惯常有的，她却没向我提出任何问题。她挽起我的胳臂，把我拉出屋子，那种急急忙忙的神情，就好像《天使报喜》在威胁我的理智。
我毫不费劲地跟着她。今后我能做到这点。因为这一回，我确信行了，我不会再回到身份登记处。她呢，当然，她会回去的。事情很清楚。既然我已变得诚实了，突然或者必然，我都会很快发疯。留在身份登记处，同她在一起——我分不开这两件事——是不诚实的，我既不能再留在身份登记处，也不能同她在一起了。不，我不会这样对待任何人，确实如此，甚至包括她。那么，根据什么反常的理由，我要这样虐待自己呢？
图画在一幅一幅地展现。我小心翼翼地走着，像个木头人，生怕扰乱了这份安宁，从我大吼一声并发表声明后，我一直沉浸在这份安宁中。这很容易理解，我甚至不再感到热了。很久以来，我想，从我逃脱了德国人以来，我第一次对我本人产生了某种敬意。首先，我曾遭受痛苦，比我以为的要严重得多，既然我哭了，我怎么能怀疑呢？其次，我不仅没经过事先考虑，而且几乎没有意识到就说出了真相。那么，我明明知道我没有疯，《天使报喜》又不是常见的，所以我所经历的那些奇异现象才会给我自己留下一点印象。我心中哪种意愿，在我不知不觉中，竟能如此出色地干预我个人的事情？我说如此出色，因为离开一个稳定的职位，即使是现在的职位，殖民部二等公文拟稿员的职位，这看起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其实，我知道——尤其在八年以后——这样做，不多不少，需要大无畏精神。就个人而言，我曾试过许多次，从来都没成功过。天啊，究竟是我心中哪种意愿？由于我找不出，我就对自己说，与其浪费时间去力求找到它，倒不如试着服从它的命令。它的命令完全中我的意。怎么，不再回到身份登记处去，不正是我心中最熟悉的意愿吗？
雅克琳没发觉我不在看任何壁画，至少我这样认为。她走在我前面，我一直跟着她。她在每幅画前停下来。“你瞧，”她一边说，一边回头看看我，“瞧这多美！”对每幅画，她都说美，或者很美，或者杰出，或者妙极了。我就看看它们，有时也看看她，雅克琳。前一天，听她这样说，还可能使我逃离博物馆。我好奇地望着她，因为一小时以前，我还很想杀了她。现在我再没有这种愿望了。不该那样做。我觉得她头脑简单，对我的恶劣意图全然不知。我该做的是，把她归还给别人，无论他们是否是乐天派，就像把一条鱼放归大海。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开始为她打算，当然本着诚实的精神。我希望她好，但这种好非常特殊，是我不可能不为她做的。由于我就要离她而去，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她会怀疑自己，怀疑人的幸福并不像她一向认为的那样容易取得，也许这样才会给她留下点对日后有用的东西。我只能为她做这些。
博物馆那事发生后的第二天，我对她说：
“来到这里后，我们还从没有朝同一方向参观过城市。你走动，我留下坐着。我们至少做一次同样的事吧。我们一起去一家咖啡馆。”
我把她拉到我常去的咖啡馆，然后我向她略微透露真情。我对她解释说，必须耽误一点时间，否则我们就会丧失已经取得的一切。这很难解释，却不失为实情。当然，我已耽误太久，可她的时间花得还不够。我对她说，我把她拉到咖啡馆里来，是要告诉她一些事情，我补充说，我觉得这些事情非常重要。今后一星期，她必然会花时间去伤心，我想，如果她记起我说这番话的好意，也许对她是一种安慰。我看到她的目光突然变得惶恐不安，她对我说的话一句都不相信，她在寻思发生了什么事。但这没什么关系，我在做我认为应该做的事，本着诚实的精神。
后一天，我第二次拉她去那家咖啡馆。
这一回，我向她谈到罗卡。我对她说，我再也受不了佛罗伦萨的酷热，小卡车司机和我说起过罗卡，说了许多，我已决定去那里。如果她不愿去，她可以留在佛罗伦萨，随便她。就我来说，这事已经定了，我动身去罗卡。她的目光同前一天一样，带着疑问，甚至可能带点儿惊慌。有一年多了，我没用这样亲切的口气和她说过话，而且说了这么长时间。不过，尽管惊慌，她仍然试图改变我的计划。我们还剩下四天假期，有必要离开佛罗伦萨，再外加一次旅行吗？我回答说有必要，我觉得这样做值得。为什么去海边？她继续问，海不是到处都一样吗？在法国，我们也能见到。我回答说，这不是我的看法，海从来不是到处都一样，再说一遍，她可以留在佛罗伦萨，如果她愿意的话，至于我呢，我要去看那边的海。她不答理我的话。我也不再和她说话，我们早已熟悉的沉默使她略微安心。直到晚上，在卧室里，她才通知我说她也去罗卡。她对我说，她去那里不是为了观海，而是为了同我在一起。轮到我不答理她的话了。我想，在罗卡，她不会妨碍我的。相反，我认为一旦到了那里，向她宣布我的计划会更容易些。她会去海里洗海水浴，人们在海边通常都这么做的，而我呢，我去马格拉河里洗河水浴。必要时，我可以在马格拉河里泡三天，甚至再加三夜，直到她上火车。也许由于酷热难忍，我觉得在河里等比在旅馆房间里等更合适。再说，要和某个人分手，怎样做才是最有效、最少痛苦的方式，对此各人有自己的看法。我看到自己是在马格拉河里等那列火车开走的。我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像躲在最安全的装甲钢板里一样，藏身在惬意的河水中。只有在那里，我才感到自己勇敢。在旅馆的房间里，不行。
伏天的第五天，我们在佛罗伦萨度过最后一夜时，暴风雨来临。从晚上九点直到半夜，一股灼热的风在城市上空呼啸。空中电光闪闪，雷声隆隆。街上空无一人。咖啡馆比往常提早关门。雨水迟迟不降下来。有些人绝望了，以为明天才会下雨。但是将近午夜，雨终于以迅猛的速度骤然落下。我睡不着，正在等雨。大雨一下，我就起床，到窗前观看。滂沱大雨倾泻在整个托斯卡纳地区和热死的鱼群身上。街对面，接着城里各处窗口都亮起灯光。人们纷纷起来观雨。雅克琳也起床了。她来到窗前我的身边。但她没和我谈她自己，也不谈雨。
“现在，天气就要不太热了，”她轻声说，“干吗不留在佛罗伦萨？”
于是，我说出我在咖啡馆里没对她说过的话。
“我必须去罗卡。”
“我不明白。”她过了一会儿说。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我说，“不过到了那里我就知道了，我会告诉你的。”
“你确信，到了那里你就清楚知道啦？”
“确信。”我说。
“你总有些怪主意，”她勉强笑了笑，“我呢，你去哪里我都跟着。”
“你真好。”我说。
她不搭腔。没再谈下去。她在窗前又待了一小会儿，接着，似乎无法再忍受这种场面，她突然奔回床上。我不动。她叫我过去会她。
“来睡呀！”她说。
我不搭腔。我装做没有听见。好些个日子以来，我就没再碰过她了。起初是没能做，后来是因为博物馆事件后，我意识到自己不如许多人强壮，就决定保存自己全部的力量，以备将来不时之需。
“快过来睡呀！”她说。
“我看雨。”
“要看多久？”
“我还想再看看。”
她不再要求我什么。她开始觉得痛苦了。一股已被遗忘的凉气从黑夜深处升起，人们在多次失望之后，对还能有这种享受感到惊奇。
我在窗前待了很久。我开始想到她，渐渐地又想到罗卡。再一次想到那条河，再一次想到他，沿着河或在河里，同我在一起。鱼群在我们面前像一道道光线似的逃开。天还阴着。我算了一下，今儿是星期四，他星期六到罗卡，还有两天。时间真长。如果他在佛罗伦萨，我们就可以在雨中散步。火车站旁边，有一些咖啡馆通宵营业。这是我度过几天的那家咖啡馆的侍者告诉我的。我向他打听过。我们可以喝酒聊天。可他不在这里，必须等到星期六。要有耐心。我在窗前待了很久。这是我平生最长时间待在一扇窗前，抽烟，想那条河，想他，并且第一回想到一旦离开身份登记处，我能做些什么。
去罗卡并不容易。必须先去萨尔扎纳，从那里换乘一辆大客车。旅行的第一阶段很艰苦。伏天过去，但火车车厢内仍然很闷热。从佛罗伦萨开出一小时后，雅克琳有了一个座位。我却在整个行车过程中都待在车门边。她一次也没来会我。我甚至认为，她连风景都很少看。
下午五点，我们抵达萨尔扎纳。大客车要七点才到。我在城里溜达，雅克琳一直默默地跟着我。街上几乎只有女人。所有的男人都在拉斯佩齐亚兵工厂劳动，我们来到时他们还没返回。这是一座小城，街道狭窄，没有树，房屋破旧，敞着门，聚集在一起像一处住所似的，彼此给予必要的阴影。这里的生活很艰难。不过，海就在附近，从空气中就能嗅到，相距仅几公里，好似一个取之不竭的聚宝盆。半小时内，我们很快兜了一圈。然后，我建议雅克琳去喝点东西，等大客车来。她接受了。我在大广场上选了一家咖啡馆，靠近大客车和有轨电车的车站。
我们在咖啡馆里待了一小时，喝咖啡和啤酒，始终默默不语。广场上充满阳光，到处是孩子。
将近六点半，有轨电车从拉斯佩齐亚开来，满载着男人。这是些非常陈旧的电车，被海风侵蚀得锈迹斑斑。孩子们停止玩耍，女人们走出屋子看电车驶来。半小时内，广场上充满了叫唤声、招呼声、笑闹声和电车巨大的轰隆声。
“我们还剩下四天假期。”这时雅克琳说。
她抱怨电车太闹。她感到头疼，吞下了一片阿司匹林药片。
大客车和最后一辆电车同时到达。它也破旧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是车站上仅有的乘客。大客车沿着通往拉斯佩齐亚的公路行驶了几公里，接着在一条河边拐弯驶向大海，那就是马格拉河。道路变得恶劣，狭窄，碎石路面铺得很差。不过关系不大，它沿着河流伸展。这条河很大，平静。河右岸是连绵的山冈，上面有些筑有防御工事的村庄，河左岸是罗卡大平原，上面种植着橄榄树。
旅行持续很久。大客车朝大海行驶约半小时后，太阳就落山了，我们到达罗卡时，天已全黑了。大客车停在小饭店门前，它是临河的，我早已知道了。我待在黑暗中，久久地望着这条河。六天六夜以来，我曾多次想到它，确实多次，比我以往想任何事物，甚至可能比想任何人的次数都多。何况，我已给自己设下期限，要向雅克琳说出真相，要等她乘的火车开走，要改变我的生活。总之，十年来我就期待来到这条河的岸边。我看得累极了，就像我是不得不通过巨大的努力才争取到这个机会。
一位老人接待了我们。他告诉我们他叫埃奥洛。“像一种风的名字吗？”我问。“像一种风的名字。”他回答。他会讲法语。我告诉这位老人，我是一个年轻人介绍来的，我不知他的名字，他是个在比萨干活的泥瓦工，有一辆绿色小卡车，每隔半个月来罗卡度周末，住在他叔叔家……老人思索了一会儿，就完全认定这是谁了。他把火腿和面条给我们端到一座葡萄棚架下，抱歉说没别的了。“所有的顾客都吃过晚饭了，”他说，“这会儿他们正在朝大海，或者沿河边散步。几乎所有人都在等舞会开场。”我们不搭腔。他不做声了。不过，我们吃饭时，他自始至终待在那儿看着我们，大概对我们疲倦的模样和沉默不语感到有点惊讶。吃完晚饭，我立刻向他要一个房间和一瓶啤酒。“我太累了，”我对他说，“我宁愿在床上喝酒。”他理解成我们要一个双人房间，我让他安排。他带我们去。房间很窄，没有自来水。床上有蚊帐。老人下去后，雅克琳说：
“也许我们还是留在佛罗伦萨好。”
她真的这样想，还是仅仅为了促使我告诉她，我到这个海边的偏僻乡村来做什么？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对她说，我认为来得对。她看到我很疲倦，说话困难，甚至很费劲，也就不打扰我了。我喝了啤酒，甚而至于没勇气洗个澡就躺下，几乎立刻睡着了。
可能过了两个小时，我醒来了。酷暑以来，这种情况差不多天天夜间发生。我每夜惊醒好几回，总有一种睡了很久，甚至睡过头了，精神格外振奋的感觉。我很难再睡着，有时不可能再睡着了。酒瓶里还剩有啤酒，我把它喝了。然后我起身，走到窗前，我已养成这种习惯。河对岸，舞会正处于高潮。电唱机放出的舞曲，传到房间里。我已毫无倦意。看不见月亮，但它应该在山后面。夜色比我们刚到时亮些。这个房间一边临河，另一边朝海。从二楼，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所在的地区，尤其是河口。在河口左边一点，有一艘白色形状的船，甲板间透出微弱的光，这是那个美国女人的游艇。大海平静，但海面和光滑的河面相比，仍然显得起伏不平。一条泡沫带在闪闪发亮，标志着河水和海水的交汇。我一向喜欢这种景色，可以说是地理景观，诸如岬角、三角洲、合流点，尤其是江河口，江河和大海的汇合处。海边的所有村庄都亮着灯。我看了看手表，才十一点。
我重新躺下。一只蚊子跟我同时钻进蚊帐内，床上比窗口热多了。他没告诉过我这里有蚊子。从殖民地回来以后，我没再在蚊帐内睡过。这里该有许多蚊子，河的缘故。河岸上该满是蚊子。我是无所谓的。雅克琳睡得很熟，侧身向着我。她睡着时显得很小，比平时更加娇小。她的气息很均匀，吹拂着我的胳臂。我闭上眼睛，试着重新入睡。这只蚊子恢复了活力。一只蚊子就足以扰乱一切，我确信睡不着了。我无法点灯捕杀它而又不冒吵醒雅克琳的危险。一想到我将在一个不眠之夜，独自和她睡在同一张床上，我就会由于羞愧，也许还由于恐惧而连夜逃走。两年来，我为和她组成一对而感到害怕。
妨碍我重新入睡的，要么是她，要么是蚊子，要么是舞会，我有选择的余地，这不难。我选择了舞会。像这样，从远处，从我独自醒着的房间，黑暗中，我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盛大的舞会，有很多女人，大家玩得很开心。不久，我就既听不见蚊子声，也听不见雅克琳的呼吸声，而只听见电唱机的声音，舞会的声音了。我不动，竭尽全力试着重新入睡，不听电唱机的声音，强制自己只想无足轻重的琐事，不想他，尤其不想他，不想那条河。近一个小时内，我试着。尽力什么也不想，想也只想些微不足道的事，努力回忆今天可能是几号，即使这样，可怕的精神折磨仍然开始了，我先计算，这片美丽的草地上有多少只羊，但有时这样做却带来严重后果。我一向对数学计算有一种奇怪的禀赋。豁出去了，我不再数羊，继续计算别的事物。假期结束前，雅克琳回去前，我还剩下几天？我还有多少钱？凭这些钱，我还能活几个月，几个星期，几天？究竟，我和雅克琳结伴过了几年？在部里？在那个乌烟瘴气的办公室里？八年三个月零六天。同雅克琳在一起，两年三个月零两天。舞会上又在放桑巴舞曲，和我刚才起床时放的曲子一样。我还要干多少年才有权退休？十二年。比我已经干了的年头还要多些，多一半。我额上冒出了汗。从今天算，我有权按比例领取的退休金有多少？我不太清楚，大概比我正常退休金的一半少一些。应该申请还是放弃？在我这个年纪，有必要烦这些事吗？我有多大年纪？我突然发现，三天前，在佛罗伦萨，正值伏天，我就满三十二岁了。我和我的生日迎面相遇。我感到这个火红的数字落在我身上，我像遭到了雷击。桑巴舞曲又从头放了一遍。不，我决定了，我不去申请这种和我的工龄相应的退休金。我不屑向殖民部提出任何申请，以此庆祝我的生日。要完全忘掉这类关注，这些算计，如要按照它们评估的话，别说是离开巴黎，离开雅克琳，离开身份登记处，显然着手干什么都太晚了。舞曲终止了。我听见鼓掌声。接着舞曲重新开始。这也是为我重新开始。我又一次被可怕的算计折磨。我的理智陷入难以解决的运算之中。鉴于人有一定的平均寿命，难道可以放弃占这个寿命十分之一的退休金？换句话说，难道可以让自己白干八年，或者不如说让自己白活八年？尤其是一个人刚活到三十岁的时候？我浑身是汗，但我无法解决该不该的问题。谁能把我从这类算计中拯救出来？什么数字，怎样的退休金能补偿我在身份登记处忍受的八年？当然不能。然而，这是不是一个理由，可以不去尝试稍加弥补？可以丢弃开胃酒和香烟？
这种状态持续很久，差不多占了我全部的失眠时间。接着，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我轻轻地起身，以免吵醒雅克琳。我摸黑穿衣，下楼。天气凉爽。小饭店前，那条河在橄榄田间伸展。河对岸，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处灯火通明的舞场。平原上，每隔一段长距离，还能看到另一些同样亮着灯火的场所。到处都有人在跳舞。夏天，海边的人都睡得很晚，他们这样做颇有道理。我一动不动，站在河岸上，望着对面的舞会。我从头脑中排除了算计，什么都不再考虑，只想着舞会。那里像一团火似的在发光。当人在乐声中和灯光下感到孤独时，他就渴望遇到某个同他一样孤独的人。这是很难忍受的。我发现我的心绷紧了。我对此觉得惊奇。不，我并不特别渴望要一个女人。难道这是舞曲的影响，我生日的反应，按比例领取的退休金的报复？然而我已不再关心我的生日和我按比例领取的退休金了。何况我以往的生日从来没起过这样的作用，而我按比例领取的退休金，我打趣说，它只会对我起相反的作用。那么，是想碰见某个人？想和某个人说话？是对遇不上一个人感到失望？我肯定了这种解释。不过，我对这事并不那么在意。我处在这样的心态下，眼睛盯着舞会，溜达了也许一刻钟。接着，正当我确信这个夜晚我更需要耐心时，我迎面遇到了老人埃奥洛。
“晚上好，先生。”他招呼我说。
他一边抽烟一边沿河散步。我很高兴和他相遇。我从来不喜欢老头，不耐烦听他们说话，但是那天晚上，我可以同一个百岁老人交谈——我说什么？我可以同一个疯子交谈。
“天气热，”他说，“您在蚊帐下感到闷热，是不是？”
“是这样，”我说，“这样热，睡不好。”
“蚊帐不透气。我不在蚊帐里睡。我的皮老啦，连蚊子都不愿叮了。”
在河水反光的映照下，我看清了他的脸。这是一张布满很细皱纹的脸。他笑时两颊鼓起，眼睛发亮，神态像个有点怪僻的老小孩。
“我不知他们在等什么，还不在那边山脚下洒滴滴涕。三年了，他们总是说要来，要来。”
他可以随便说什么。我应该看着他，好像他要对我说的话对我很重要。他仍然略微显得惊讶。
“不仅仅有蚊子，”我说，“还有音乐也妨碍入睡。”
“我明白。一天内习惯不了，”他说，“不过明天您就会习惯了。”
“当然。”我说。
“不过，总不能制止舞会，是不是？”
“是啊，”我说，“不能制止。”
“您会发现，”他说，“习惯音乐比习惯蚊子快些。”
“可能。”我说。
“和殖民地相比，”我接着说，“这里的蚊子算不了什么。”
“您来自殖民地？”
“我在那里出生，在那里长大。”
“我的小舅子在突尼斯。他在突尼斯市做杂货生意。”
我们谈论殖民地谈了好一会儿。接着他回过头来又说蚊子。这个问题使他挂虑。他有点恼火。
“一只蚊子，”我说，“仅仅一只，就能败坏一个夜晚。”
“您以为他们在萨尔扎纳不知道？他们知道。不过萨尔扎纳没有蚊子，他们就忘了。”
“其实这很简单，喷洒一下滴滴涕，就没了。”
“这个萨尔扎纳市政府，不作为。”
“我们来时经过那里。那是一座美丽的小城。”
“我不知道是不是美，”他说，生气了，“可我知道，他们在萨尔扎纳只顾自己。”
“不管怎样，我觉得那是一座美丽的小城。”
他的情绪平静下来。
“您觉得它美？真奇怪，通常人们都不这样看。有一点可指出，就是那里供应充足。通过马格拉河，我们每周都乘小船去那儿。”
航行，正是个重要的话题。如果我把握得好，我还能留住他一段时间。
“马格拉河上运输繁忙？”我开始问。
“还有不少运输活动。”他说，“平原上所有的桃子，都经河上运走。桃子在船舱里，比在火车或卡车车厢里少受损坏。”
“它们像这样运往哪里，那些桃子？”
他给我指了指海岸上一个遥远的亮点。
“运往那儿，维亚雷焦。也运往那儿，”他指了指海岸另一边的另一个亮点，“那是拉斯佩齐亚。最好的桃子通过河流运送。其余做果酱用的桃子，用卡车运送。”
我们谈论桃子，接着谈论水果。
“据说本地的水果非常好。”我说。
“确实非常好。不过皮埃蒙特的桃子比我们的更好。就我们来说，最好的是大理石，是这样。”
“这个，我向您提起的那个年轻人也对我说过。他父亲住在这一带，我不知是哪里。”
“在马里纳·迪·卡拉拉，”他说，“您从海滩上走过去三公里，就到了马里纳·迪·卡拉拉。那儿正好是运送大理石的港口，大量船只进出的港口。”
“他告诉我，他还有个堂兄弟住在这里，经常潜水捕鱼。”
“他的堂兄弟是住在这里，”老人说，“不过在另一边，不靠海，临河。他做水果生意。但他的村庄不太美，马里纳·迪·卡拉拉，美极了。”
“他星期六该来了，”我说，“我们打算一起到河里去潜水捕鱼。”
“我不明白，”他说，“今年他们潜水捕鱼能获得什么，他们全都去潜水捕鱼。”
“从来没这样做过的人，是无法想象的。”我说，“这很美，五色缤纷。鱼群从您肚子下面游过，接着归于宁静，无法想象。”
“看来，您也这样做。”
“我从来没做过，”我说，“星期六我要同他一起做。但这是众所周知的。”
我们没什么事可以交谈了。他又对我说起大理石：
“您会看到，在马里纳·迪·卡拉拉，所有的大理石都堆放在码头上，等待运出。”
“他没对我谈到过大理石。”我不由自主地说，“卡拉拉的大理石很贵吧。”
我们谈论大理石。
“大理石既沉又脆，是运输抬高了它的价格。在本地，当然并不贵。在这片平原上，人人死后都葬在大理石里，连穷人也不例外。”他微微一笑，我也对他笑了笑，我们想到一起去了。“这儿，甚至厨房里的洗碗槽也是大理石的。”他继续说。
接着，从这种运往全世界的大理石说起，我终于让他谈谈他的旅行。他从来没去过罗马，仅仅到过米兰。正是那一回，他见识了皮埃蒙特的桃子。不过他的妻子，她认得罗马。她去过一次。
“那是为了去给领袖
献结婚戒指，所有的意大利女人都这样做。如果知道这给我们带回来什么，她还不如留着这枚戒指。”
他喜欢法国人。他在一九一七年认识了一些法国人。他认为法国人瞧不起意大利人。
“战争时期，什么不能让人相信？”我说。
不过，他认为法国人有道理。
“话说回来，”他说，“我们的拉丁小妹妹，他们迫使我们去轰炸她。谁能抹掉这个？”
回忆这些事显然仍使他痛苦。我改变话题。毕竟，这样晚了，他在这条路上散步做什么？
“舞会妨碍我睡觉。”他说，“于是有舞会的夜晚，我就散步。再说，我要看管小女卡拉，我女儿中最年幼的。她十六岁，我们很晚才有了她。要是我睡了，她会溜到舞会上去的。”
他大概非常疼爱这个卡拉，一提到她就笑逐颜开。
“她只有十六岁。我还必须看顾她，不然她可能会遭遇不幸。”
“不过，”我说，“她总能不时到那里去的。如果您不送她去跳舞，将来您怎么把她嫁出去？”
“至于这个，”他说，“白天就足够看到她了。她每天本该去井边五次，那是必需的，而她去十次。我让她去。再说，看看我另外几个女儿，她们去跳舞足足有三年了，却毫无用处，她们至今还没有结婚。”
他在寻思，他能不能最终把女儿们嫁出去，尤其是长女。我完全没料到他说这个，他一和我谈论他的女儿们，我的心又绷紧了。我突然感到一阵微微的不安。有一天，我能清楚地知道我要什么吗？我需要什么呢？
“不时也有些追求者，”他说，“但都由于穷，在婚姻面前却步了。在意大利，人们挣得太少。”
“再说，”他补充道，“他们全都想要的是卡拉，不是另外几个。”
我望着舞会，听他说话已不那么专心了。也许我应该做的，归根到底，是去舞场。
“我认为，”埃奥洛继续说，“那是因为她没想结婚，只想跳舞。而另外几个不同，她们想结婚。但这种事情，男人们总是心明眼亮的。”
“总是心明眼亮的，”我说，“不错，总是心明眼亮的。”
“不仅男人，”他说，“大家都更喜欢卡拉。”
他向我谈到那个美国女人，她也一样，在他的几个女儿中更喜欢卡拉。
“那个小卡车司机，”我说，“他已对我提起过这个美国女人。您也认识她？”
当然，他认识她。是的，她就在小饭店里用餐。她喜欢他妻子做的菜——这种菜，应该说是平原上最好的。明天，我就能在小饭店里看到她。他没对我说她美，大概因为他对她美不美毫无兴趣，也可能他衰退的视力不允许他对此做出判断。但他告诉我，她很和蔼，而且非常富有。她单身一人，来这里休息。他还告诉我，她有一艘游艇停靠在海滩这边。是的，我见过它，一艘漂亮的游艇，艇上有七名船员。她旅行不是为了取乐。据说她在找某个人，一个她从前认识的男人。一个奇怪的男子。一个奇怪的故事。不过都是传闻……比较肯定的是，她很和蔼。
“她像卡拉一样单纯。她们很合得来，有时她陪卡拉去井边。”
她不时同她艇上的水手们一起用晚餐。这种事从没见过。他们和她以“你”相称呼，直呼她的名字。
“她是单身一人吗？”我问，“您确信，没有一个男人同她在一起？据说她很美。”
“既然她在寻找那个男人，她就不可能有另外一个男人，是不是？”
“我的意思是，”我说，“如果她的生活就是寻找那个男人，那么在找他期间……”
谈这种事情，他似乎有点为难。
“就是说，她身边没有一个男人，我的意思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男人，这是肯定的。不过我妻子，您知道女人是怎么样的，她说那个美国女人不是没有男人，她时不时有男人。”
“女人们对这种事看得很清楚。”
“她说，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个少不了男人的女人。她说这话没有恶意，相反，她很喜欢这个美国女人，即使她穷也会照样喜欢她。”
“通常，”我说，“这种事是看得出来的。总之，这是个不难相处的女人。”
“您爱这么说也可以，”他说着向旁边瞥了一眼，“您可以说，这是个不难相处的女人。我妻子说，在海上，她那些水手对她就够了。”
“我明白。”我说，“这是一件稀奇事。”
我们再没什么话好说了。他建议我去跳舞。要是我愿意，他可以用他的小船送我过去。我接受了。他又对我说起这条河。然后，快到时，他重又和我谈论舞会和他的女儿们。我就要在舞场上看到她们了，他说时对我微微一笑，我把这视为一种善意的提醒。他补充说，其实，即使她们在舞会上找不到丈夫，她们总算娱乐了，正是这点使人入迷，生活并不总是那么愉快。再说——他激动起来——没有理由，为什么她们不能像别的姑娘一样找到丈夫呢？我问，谁组织这些舞会？萨尔扎纳市政府，这算是这个坏政府唯一的好举措。拉斯佩齐亚的工人也来这里跳舞，本地姑娘一般都嫁给他们。他把我送到岸上。我给他一支香烟。他回去看管他的卡拉了。
舞场靠近河边，设在一层桩基架着的地板上。四周围着芦苇编的栅栏，栅栏上挂着一些彩色灯笼。人们也在场外面对入口的一小块土台上跳舞。我犹豫了一下，由于外边没有椅子，我就上去了。我环视周围的面孔，想看看能不能认出他。说不定这个星期，他提早从比萨过来。但是找不见。他没提早到。甚至没有任何人像他。我再一次感到沮丧。我在一张桌前坐下，桌上有四杯汽水。我等待一支舞曲结束，好上前找个姑娘交谈。舞场里有许多姑娘，足以和二十来个像我这样孤单的男人配搭。我必须很快再找个人谈话。一支舞曲，我认为是桑巴，结束了，但立刻接上另一支舞曲。没有人坐下来。我决定，这支舞曲结束，就去找个姑娘聊聊。必须这样做。认定一个姑娘。我已经有了一个，在河对岸，单独躺在旅馆的房间里，但她不再能吸引我。这个女人和我即将去攀谈的姑娘没有多大差别，除了这一点，她不再能神秘地吸引我。那是在维希，她被任命后，我认识了她。整整三天，我用眼角偷看她。然后我产生一个念头，那时候，我有时会有这种念头。我心想：六年了，我期待跳出这个鬼地方，可我太懦弱了，独自跳不出去，我去强奸这个女公文拟稿员，她一叫喊，别人听见，我就被撤职了。一个星期六下午，只有我们俩值班，我就这样干了。可我干糟了。她大概正迫切等待一个男人。从此这成了星期六下午一个习惯。接着两年过去了。我对她再没有丝毫欲望。我从来没能做到喜欢她。可我明明感到，我生来像别人一样，可以爱全世界。然而，我从来没能做到把她包括进来，也爱她。大概必须接受这种不公正的事。明天，我就要让她受苦。她会哭的。这种预测就像太阳必然升起一样不可避免。不使这样的事发生，爱她，我完全无能为力。她的泪水会给她点缀一种新的魅力，那也许是她唯一从来没使我感受到的。我必须当心。那些跳舞的女人已经在用一种新的力量使我又想起她。她独自躺在客房里，我不知道她是睡着了，还是醒着，正寻思我在哪里。我让她来到罗卡。四天来，关于我的决定，我还什么都没告诉她。难道我犹豫了？不，我明明觉得不是这样。明天，无论我用什么方式对她说，我确信她都会哭泣。她的拒绝将是彻底的。她会哭哭啼啼地回去，而我要留下来。直到最后一刻，她对我们这一对依然会抱有幻想。我突然感到遗憾，可能有点荒唐，没带她来跳舞。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一边跳舞，一边能更好地交谈，更好地让对方理解。我会把她紧紧搂在怀里说：“我留在罗卡，我受不了啦。这种分手是必要的，你跟我一样心里明白。我们组成了错误的一对。我们生活在丰盛的世界里，却会饿死。干吗这样虐待我们自己呢？别哭。你瞧，我把你搂得多紧。我差不多要爱上你了。这是分手产生的奇迹。请你理解分手多么有必要。这样，我们俩总算彼此理解了——就像无论什么人都能彼此理解一样。”
我对自己说着这些动听的话，花了那么大力气，连舞会上的姑娘我都视而不见了。但我完全知道，一旦面对她，面对她泪眼模糊的蠢样，我就说不下去了。总之，就我来说，事情已经敲定，它们来到我的脑际，如同我偶尔想起生活中难免的不公正——死亡。
桑巴舞结束了。
四个年轻姑娘来到我所在的桌旁坐下。其中一个很快瞥了我一眼，我选中了她。舞又开始跳了，这次是一支布鲁斯舞曲，演奏得不好。我邀请她跳舞。我有一个问题，禁不住想问她。
“您是不是埃奥洛的女儿？他在河对岸开着一家旅馆。”
她不是他的女儿。
“我很高兴碰见您，”我说，“我很孤独。”
她似乎很得意。我是舞场里唯一的法国人。
“您一进来，我马上看出您在找一个年轻姑娘，想同她过一个晚上。”她说。
我不反驳她。
“我独自一人。我今天刚到。”
“看得出来。独自来意大利？”
“是的。”我说。
比她不在河对岸还要孤独，而她在客房里也同样孤独。我比她更孤独。如果我爱过她，我就可能更孤独。和任何人分手都绝不是正常的。我同她一起过了不少可憎的日子。我知道不可能更换她。我知道，不管怎样，我们这懊恼、虚幻的一对，我们的错误，今后总是实实在在的。
“我呀，”那姑娘说，“我不喜欢这样孤独。”
“其实，我不像别人可能以为的那样孤独。我有个女人跟我在一起。这会儿，她正在旅馆睡觉。我们就要分手了。”
舞曲终止。我们彼此挨着坐下，靠近吧台。她很认真，说道：
“这总是很难处理的。”
她极其渴望向我提些问题，但出于谨慎，她等我说。这大概是个热衷于这类故事的姑娘。
“她是好人，也漂亮。”我告诉她，“我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可以指责她。我们彼此合不来，仅此而已。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
我在想，将来他返回比萨时，我就留在罗卡的埃奥洛老人处。我去萨尔扎纳观看有轨电车经过。作为开始，头几天，这是我要做的事。我不想考虑得更远。盛夏时期，我不该离开。夏天结束后，我才返回法国。不在这之前。暂时我需要一种酷热，能使我待在原处不动，需要这种酷热来制服我最后还在犹豫的理智。比如犹豫该不该为我按比例领取的退休金给殖民部写信。这是一封很难起草的信。这里，骄阳、酷暑、河流都在使我不敢贸然写这封信。在别处，说不定哪天晚上，我就写了。两天后，我们会去潜水捕鱼。整整玩两天。然后，我将等他，直到下一个星期六。我在罗卡认识埃奥洛老人。我该留在我有个熟人的地方。我不该，永远不该再形影相吊，这种可憎的事再也不要有了，否则一切都可能发生。我很了解自己。我软弱，可能做一切卑劣的事。
“您说话不多。”姑娘说。
“免不了，”我说，“我因那件麻烦事有点烦恼。”
“我明白。她知道您要离开她吗？”
“我对她说过一回。但她可能不信。”
在罗卡，盛夏会帮我大忙。我提防自己，就像提防瘟疫。多少年来，我是个不可救药的仅有愿望而没有行动的人，现在这种名声终于对我有点用了。
“总是这样的，”姑娘说，“不愿意相信。也许您经常对她这样讲，却没有勇气做。”
我觉得把这事告诉她很自然。人人都可以判断我的遭遇，判断我尴尬的处境。何况，除了我的麻烦事，我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对任何人，甚至对一个女人讲。
“不，”我说，“从我认识她以来，我已考虑了两年，但告诉她却还是第一回。”
“在这种情况下，她应该信。”
“她不信。”
她想了想。对她来说，生活中最严肃的事，莫过于爱情故事。
“那么，她能相信别人什么呢？”
“她以为这是说说而已。”
她又想了想。
“也许，您仍然不会这样做。”她说，“她应该了解您。”
“什么？”
“好吧，离开她。”
“当然，最后时刻以前，谁都无法预料，不过我相信我会这样做的。”
她又长时间沉默，同时留神看着我。
“真奇怪。”她终于说，“既然您不像您所说的那样自信，我倒认为您也许会做的。”
“我也这样认为，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但我这样认为。不过，我一生中从来没做出过类似的决定，严肃的决定，我做不了。”
“首先，”她边说边想，“您知道，去做一件打算要做的事，本来就不可能有把握。其次，您好像很冷静，瞧着吧，您会做的。”
“我想是的。其实，很简单。一开始，她会收拾行李，我看她收拾。然后她搭乘火车，我看着火车离去。实现我的愿望，连小手指头都不需要动一动。我只要随时告诫自己，别动，别动，就行了。”
她好像什么都看到了。她看到我在客房里，看到行李、火车，一切。终于，她说：
“她收拾行李时，您不能待在客房里，您不能这样，那时您必须走开。”
“确实，”我说，“行李是一种可怕的东西，再说，人总是提早收拾行李，尤其生气时。”
“是的，有些时候，”她说，“收拾行李不是为了出走，而是为了吓唬别人。女人，所有的女人平生总有一次毫无理由就收拾行李。她这样做是为了拴住您。”
“她是个勇敢的女人。她收拾行李就是真的要走了。”
“我明白她大概属于哪类人。”她沉默了一会儿说。
“您讲得有道理，”我说，“我不去客房里。我曾设想，我可以到马格拉河里游泳，仰浮在水面上——必要的话，在河里待整整三天，比如说，在这三天期间，她希望我同她一起回去。”
她笑了。
“这是肯定的，”她说，“您必须离开她。”
她大概喜欢我们继续谈下去，但是她发现我说话突然不再利落。
“咱们跳舞吧。”她说。
她站起来，我跟着她。她跳得很好。我们跳了一会儿，没有交谈。重新说话的是她。
“真奇怪，”她说，“在这类麻烦事中，不知为什么，我总是向着男人，反对女人。也许因为女人不管男人是好还是坏，喜欢一概保留。她们不知道可以更换。”
“我没让她过好日子，”我说，“我对她一点都不好。”
“她想必一本正经，”她继续说，“她大概不会欺骗您。这种女人，一本正经的女人，是最差劲的。她们不完全是女人。”
她对我说她渴了，需要喝点什么。我们停下不跳了。吧台供应给我们的基安蒂葡萄酒是温热的，但她似乎没有察觉，很喜欢喝。
我第一次端详她。她有一张相当平凡的脸，轮廓有点朦胧柔和。身体健壮，乳房很美。她大约二十五岁了。喝完以后，我们又跳舞了。
“您呢？”我问。
“我在萨尔扎纳当售货员。”她说，“晚上，我来这儿跳舞。我已和一个水手结婚。我们之间的关系早就结束了，但是在意大利，我们没法离婚。费用太高，必须去瑞士办理。我为此省吃俭用了三年，终归放弃了。我还需要十五年才能办到。得过且过吧。”
我们的桌子被别人占了。我们和另外一些人站在电唱机旁边。放的是著名的桑巴舞曲。她喜欢这支曲子吗？她喜欢。这一年，它在整个意大利北部流行，大家都在唱。我喜欢这姑娘，问她的名字。
“康迪达，”她告诉我，“好像这是个专为我起的名字。”她笑了。
“你有许多情人吗？”
“我有足够的。我将终生是售货员，那个水手的妻子，那么……我感到遗憾的，是没孩子，就这个。”
“如果其中有一个情人特别讨你喜欢，超过了别人，你会留住他吗？”
“我尽量留住他。”
“你恳求？你哭泣？”
“我恳求，我哭泣。”她笑着说，“不过，往往对方也求之不得。”
“这我相信。”我说。
我们一边闲聊，一边又跳了一个小时，然后，在一支舞曲中间，我把她拉到场外。
我离开她时，月亮已经落下，天色漆黑。她半睡半醒地躺在河岸上。
“我很晚上床，”她对我说，“早晨起得早，整天干活，所以我总犯困。”
“我要回去了，”我说，“你不该这样睡。”
她说她的自行车就放在那儿，她要骑回家了。我对她说，我会想法再去看她。她同意了，把她在萨尔扎纳的地址给了我。
我乘渡船回去。埃奥洛还在散步。他很想再和我聊聊，但我感到困了。我向他要了一个单人房间，给我自己用。他没过分惊讶。上楼时，我在雅克琳的房前经过，门下没有灯光透出。她一直在睡。
第二天，我很晚才醒。雅克琳在楼下葡萄棚下等我。“你出什么事啦？”她从埃奥洛那里得知，夜里我换了房间。我给了她一个简短的解释。“热，”我对她说，“双人房间里闷热，我没法入睡。”她似乎对我的解释感到满意，我们在一起吃早饭。她变了，差不多心情愉快了。毕竟，到这里来不是一个坏主意，可以好好休息。我没揭示事情的可笑。我告诉她，我要去马格拉河里游泳。她对我说，有大海在旁边，这是什么主意。我没邀她同行。她出发去海滩，要我答应在马格拉河里游后去找她。我答应了。
天气差不多和在佛罗伦萨时一样热。不过，在这里，这无关紧要。我在河里游了很长时间。埃奥洛借给我一条小船，我不时从水中出来，在小船里休息，躺在阳光下。然后，我重新潜入水中，或者划船闲游。但是水流湍急，划桨得费很大劲。不过有一回，我成功划到对岸，没有太多偏向河口。我认出舞场，空无一人，稍远处是我和康迪达停留过的地方。房屋很少有直接面对河流的，大都隔着围绕绿篱的果园。每个果园前有一座私用小浮桥和一些农民用来装水果的小船。随着上午过去，水上交通变得更加频繁。大部分运货的船都驶向大海，船上的货物为防晒而罩着篷布。马格拉河确实像他所说的那样值得赞美。河水清澈，温暖得可以在里面睡觉。经过毒辣的阳光暴晒，在比萨的高楼上度过一周的人，也许比我更能欣赏这条河。除了要从糟糕的过去，从谎言和谬误中摆脱出来，我没什么需要在休息中恢复的。只要我从水里出来的时间稍长一点，不堪回首的往事又会重新使我感到恶心，对未来产生疑虑。在水里，相反，我忘记了过去，觉得事情好办多了，我能想象出令人满意的，甚至幸福的前景。去跳舞，对我有好处，应该继续。除他以外，还要结交其他伙伴，其他姑娘。新型的康迪达令我震惊，她为此而惊讶。她对我说：你必须离开她，必须让她走掉。必须这样做。我应该坚持不懈地重复告诫自己，不能也不该再像以前那样生活。我应该坚持这种简便易行的方法，坚持这种决心，绝不为了任何别的考虑而予以否定，绝不。生活中，迟早必须达到这个目标。在意大利，应该比在别处更容易能找到一些愿意和你交谈，和你打发时间，和你消磨时光的人。我一边游泳，一边对自己重申这个信条，一再重复。我合乎情理地下了决心，如果我改变不了我的生活，我就自杀。这不难，我在两个图景中选择：看见我上了火车或看见我死。我选择看见我死。因为上了火车的那个人的眼睛，比死了闭上的眼睛更令我害怕。一旦做出这样的许诺，这条河就成了世上最美妙的东西，像睡眠，像醇酒，像他的友谊。
去海滩会雅克琳的时间到了。要不是突然想起那个美国女人，我很可能又不去了。我想见到她，一种朦胧的愿望，十天前我会试着克制它，但现在我再不愿这样做了。当然，我不是要认识这个美国女人，仅仅想看看她而已。激起我这种愿望的，与其说是因为别人曾对我夸她美，倒不如说是由于我听到的一点有关她生活方式的传闻。再说，我一向喜欢船。那么，即使我见不到她，我总可以看看她的游艇。这时候，所有人大概都在海滩上。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就是我想忘记必须找雅克琳说话。
我把小船划回来还给埃奥洛，就去了海滩。
我立即看出她不在那里。既然除了埃奥洛，大家都对我说她非常美，那么很容易就能看出，海滩上没有任何女人可能是这个美国女人。那里只有几个洗海水浴的，其中大都是旅馆的房客，早上用早餐时我已经见过了。可她的游艇停泊在离河口两百米之处，正好面对人们洗海水浴的地方。雅克琳一看我到了，就向我跑来。
“怎么样，游好了吗？”
“还行。”
她对我笑了笑，几乎逐字逐句地把早晨向我讲过的话重说了一遍，即昨天夜里她找我找遍了整个旅馆，我起床比她晚了一个小时，埃奥洛老人告诉她说我半夜去向他要另一个房间（他没告诉她说我去跳舞了），她不敢叫醒我，等等。三天来，她没说过这么多话。洗海水浴洗的，我想。我后悔把她带到了罗卡。关于换房间，我说了早晨没对她讲过的话，即我的生日使我难以入眠，生日之夜有时需要孤独。“我可怜的爱人，”她叫起来，“我竟然没想到你的生日！”洗海水浴洗的，洗海水浴洗的。我必须今天就对她说清楚。我记得，她穿一件颜色和样式都有点过时的蓝色游泳衣，去年我见她在拉博勒
已经穿过的。是不是由于她在佛罗伦萨和伏天对着干？虽然她情绪极佳，我还是发现她瘦了，显得疲乏。
“来洗海水浴吧。”她说。
为了到这里来，我不得不一直走在一条没有阴处的路上，不过我在马格拉河里游的时间很长，身子相当凉爽了，我还能承受海滩上的阳光。不，我不想马上洗海水浴。她走开去继续打一场球，刚才她见我来时停下的。她同一个小伙子一起玩，她又叫又笑，竭力想让我相信她玩得开心。她球打得很糟，不断朝我这边瞧。我在远处观望，半闭着眼睛，但仍然看得见她。仅仅当她把背转向我的时候，我才敢于望那艘游艇。它白得耀眼。不可能长时间逼视它，否则双眼会像被鞭子抽打似的疼痛。不过，我还是盯着它看，直到我眼睛的极限，直到没法再看。只有这时我才闭上眼睛。我在黑暗中似乎仍看得见它。它使我昏昏欲睡。这是一艘三十六米长，有两层甲板的游艇。纵向通道漆成绿色。配备了一套为平静的海上航行用的帆缆索具。确实，我看得疼痛难当，很可能已双眼流泪。不过，也许以前我过于损坏了自己的视力和生活，我喜欢这种灼痛感。甲板上不时有人经过。他们在纵向通道和前甲板之间来来往往。船尾国籍旗旗杆上一无所有。不升国籍旗是很罕见的。难道是单纯的疏忽？船帮上用红色字体写着船名：直布罗陀号。雅克琳在游艇和我之间跑动，不过她很快就不再妨碍我了。那是由于游艇的白色刺眼。它一动不动，停在蔚蓝的海上，像一座孤零零的礁石那样沉静和自大。据说，她一年四季都在这艘船上生活。可我在水手们中间始终没见到女人的身影。
海上的游艇不再投下任何阴影。酷热可怕。该是接近正午了。雅克琳停止打球，大声说她再也玩不动了。她潜入海水中，这时我又想起我在河里对自己许下的诺言，但这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了。紧接着，不知是不是阳光的缘故，我不再打算和雅克琳谈话，而是想返回旅馆，喝一杯开胃酒。我心想，我要同埃奥洛老人一起喝。一旦有了这个主意，我就觉得这是我很久以来有过的最好的主意。我长时间地寻思我想喝哪种开胃酒，逐一回顾它们的种类。这占去我很多心思，考虑得很深入。最后，我在茴香酒和掺水白兰地之间难以抉择。茴香酒是在这种阳光下应当喝进胃内的绝妙饮料。比较而言，掺水白兰地是夜间喝的。只有在太阳的光线下，才能看到茴香酒从混浊，呈现虹色，变成乳化状。掺水白兰地是了不起的饮料，但水总让你对白兰地有点遗憾。喝茴香酒不能不掺水，却不会感到遗憾。我去为自己的健康喝一杯。可就在我还想着这种茴香酒时，我产生了一个奇怪的念头。关于铜器的念头。为什么我不去那艘船上擦拭铜器？我赶走这个念头，重新想茴香酒。啊！在地中海洗海水浴后不想喝一杯茴香酒的人，是不知道早上在地中海洗海水浴的滋味的。至于铜器，你会擦吗？谁不会呢？不，海水浴后，在阳光下，想喝茴香酒的愿望非常强烈，谁不了解这一点，绝领会不到他必死的肉体的不朽性。不过，我突然感到不安。我一向不喜欢茴香酒。我曾勉强尝过两三次，没有多大乐趣。比起茴香酒来，我总是更喜欢掺水白兰地。从我不喜欢茴香酒以来，没经再一次品尝就又想喝它，我这是怎么搞的？我又出什么事啦？我中暑了，我说，想同时解释这种新口味和我指望喝了就会获得的不相称的快感。我向各个方向摇晃脑袋，想让头脑清醒，试着理解自己。怎么知道我因中暑而正在变疯呢？除了想喝茴香酒的愿望——还有擦拭铜器的愿望——我没什么不正常的，我感觉很好。必须冷静下来，我对自己说。我重新躺在沙滩上。但雅克琳从水里出来，由我奇怪的姿势引起警觉，来到我身边。
“你又怎么啦？”她也问我。
“没什么，”我说，“阳光使我感到有点不舒服。我想去喝一杯茴香酒。”
“茴香酒？你一向不喜欢茴香酒。”她挑衅说，“你又要去喝你那些开胃酒了。”
“第一个现代人，”我说，“就是第一个想喝类似开胃酒那种东西的人。”
她注意望着我。
“你怎么啦？”她又问一遍。
“从前，有一天早晨，那个身体健康、精力充沛的人打猎归来，回他的小家。他走进他的小屋时，深感幸福。他吸入森林和江河散发的绿色空气，寻思自己还缺少什么，这时他已有了妻子、孩儿和所需的一切。他渴望得到一杯还没发明的开胃酒，这个人就是真正的天才亚当，第一个真正背叛上帝的人，我们大家的兄弟。”
我不做声了，精疲力竭。
“你拉我到罗卡来就为了对我说这个？”她改口了，“相信我吧，你不该待在烈日下。”
“那条蛇选定的不是树上的苹果，而是掉在地下的烂苹果。我们的亚当俯身在烂苹果上，闻了闻，很喜欢它。在烂苹果虫蛀、起泡、变酸、发酵，变成苹果烧酒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什么？——酒精。他需要酒精。因为他聪明。”
“相信我，”雅克琳恳求说，“你应该浸泡在水里。”
“你真这么认为？”我问。
我奔向大海，钻入水中，又立刻出来。想喝茴香酒的欲望在抗拒。我什么也没对雅克琳说。
“好些了吗？”
“好些了，”我说，“我刚才是开玩笑，没什么。”
“你不经常这样，”她说，“我很不安。他们都说烈日可怕。”
过了一会儿，她好像自行辩解似的，补充说：
“我正想要你同我一起在芦苇丛后面晒日光浴。”
我同意了。我站起身来，依然湿漉漉的。我们沿着长满芦苇的沙丘向上爬行。芦苇很干，黑乎乎的，非常茂密，甚至减弱了大海的声音。雅克琳将她的浴巾铺在一块空地上，脱掉游泳衣。我在离她相当远的地方躺下。我还在想佩尔诺茴香酒，好不再想那些铜器，至少我认为可以避免再想。
“你这几天怎么啦？”雅克琳问，“你怨我吗？”
“不是这回事。”我说，“我只是认为我们应该分手了。”
在我们左上方，卡拉拉群山积雪的山坡在闪闪发光。在另一边的山冈上，由于反差，村庄显得十分阴暗，隐匿在围墙、葡萄园和无花果树间。
她一直不搭腔。我在想，萨尔扎纳街上扬起的尘土，我觉得那么白，很可能是大理石的粉尘。
“我不明白。”她终于说。
我也等了一小会儿才应对。
“不，你明白。”
我在想，等她走了，我就去卡拉拉采石场散步。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突然说这话？”
“不是突然。我在佛罗伦萨那个博物馆里就已对你说了。”
“那就谈谈博物馆！”她不怀好意地说，“可你当时说的是身份登记处。”
“不错，”我说，“可这是一回事。我留在意大利。”
“究竟是为什么？”她用一种受惊的声调问。
也许他也会到采大理石的采石场来。
“我不爱你。你知道的。”
我听到一声呜咽。仅仅一声。她没答理我的话。
“你也不爱我。”我尽量温柔地说。
“这不可能，”她终于说，“我做错什么啦？”
“什么也没做错。我不知道。”
“这不可能，”她叫了起来，“你必须解释。”
“我们彼此不相爱。”我说，“这是没法解释的。”
热开始使人透不过气。
“那怎么样？”她嚷道。
“我留在意大利。”我说。
她等了一会儿，用肯定的语气说：
“你疯了。”
接着，她又用另一种语气，这回是玩世不恭的，继续说：
“可以知道你要在意大利干什么吗？”
“什么都行。暂时我留在这里。以后我还不知道。”
“那么我呢？”
“你回去。”我说。
她恢复了镇定，变得咄咄逼人。
“我不相信你说的话。”
“你必须相信。”
突然，她哭了起来，没有愤怒，似乎她早就预计到了这些事。
没有风，芦苇丛把风挡住了。我浑身上下在冒汗，从眼皮的缝中往外冒，从头发的根处往外冒。
“撒谎的人不可信，”她边哭边说，“我不能相信你。”
“我撒谎已少多了。”我说，“为什么你要说我这会儿在对你撒谎？”
她不听我说。
“撒谎的人，你是个撒谎的人。”
“我知道。”我说，“但是为什么我这会儿要撒谎？”
她还是不听。她哭着。她在一阵呜咽声中说：
“你已变成撒谎的人。我为一个撒谎的人糟蹋了我的一生。”
没什么可对她说的了。必须等待。从我们进入芦苇丛以来，我就再也看不见那艘游艇。我很想看到它。它给我力量和希望。我觉得它马上就要起航了。
“和一个撒谎的人在一起，”雅克琳继续说，她顿了一下，又补上一句，“和一个懦夫在一起，从来就口说无凭。”她的语气很厉害，“这才好呢。”
我抬起身子，再难以觉察地轻轻抬起身子，我看见游艇在海上显现出来，仍然白得耀眼。在游艇和我之间，距我们十米的地方，有个女人躺着，正在晒日光浴。我立刻明白她就是那个美国女人。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说，我知道你一定会回巴黎的。”雅克琳说，“你太懦弱了，我了解你，了解你……”
我不回答，也不可能回答。我正在瞧那个女人。她没有看见我们。她平卧着，头枕在手上，另一只手一动不动地放在双乳之间。她微微屈着腿，似乎睡着了。看起来她根本不在乎太阳的灼热。
“你又怎么啦？”雅克琳问。
“没什么。”我终于说，“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回去，一起喝佩尔诺茴香酒。”
我大概显得心不在焉，她生气了。
“你不爱喝佩尔诺茴香酒，”她说，“别再撒谎，我求你了。”
美国女人睁开眼睛，把目光转向我们，但她没看见我们。我担心她听见我们说话，就压低声音说：
“我确实想喝，我自己也感到惊奇。”
她的怒气又一次消了。
“我有些柠檬，”她说，口气中带着某种柔情，“躺下吧。你不能不跟我说说就这样离开我。咱俩应该谈谈。”
“我认为不必再多谈了。”我说，“待一会儿咱俩一起去喝开胃酒，这比谈话更有意思。”
“但是你躺下呀，”她说，“你在做什么？”
她是不是注意到了，我的头并没转向正对大海的位置？
“你怎么还不躺下。”她嚷道，“我对你说我有柠檬，我这就给你切开一个。”
那女人的脸隐没在披散的秀发中，那样安详，处在比我的位置稍远的地方，就会以为她真的在睡觉。可她的手从乳房间抬起，放在了闭着的眼睛上。她美吗？我看不清楚。她转向大海。哦，是的，她非常美。
“你到底听不听我对你说的话？”雅克琳说。
由于我还是不动，她抬起身，想看看像我这样姿势能瞧得见什么。她手里拿着泳帽，帽里放着新切开两半的柠檬。她看见那个女人了。她松开泳帽，柠檬块滚落在地上。她一言不发，甚至不捡柠檬就重新躺下。我几乎紧跟着她也重新躺下。我再没什么可对她说的。事情已自行完成，我不需再做什么，只要任其发展就行了。我捡起掉在我身边的半拉柠檬，在我的嘴上挤汁。我们一声不吭。在我们的头顶上空，在可怕的生活之上，烈日依然照耀着，燃烧着。
“你看的是她吗？”雅克琳终于问。
她的声调变了，变得缓慢。
“是她。”我说。
“我和你说话时，你一直在看她？”
“你没和我说话，你在自说自话。”
她拿起浴巾，裹在身上。
“我太热了。”她呻吟说。
这是假招子，可她又能怎么做呢？我因而对她产生一种朦胧的好感。她似乎在发冷。我不敢瞧她，但我明明看出她在哆嗦。我很想找些话对她说，但我一时还做不到。气氛是沉重的，由于那女人的出现而败坏了。我一心只想着她——雅克琳对此也有数。她应该知道，我要是为什么事难受，那仅仅因为我无法抬起身来再看她。我可以不顾她的痛苦，观看那个女人。现在她明白我不曾撒谎了。我也一样，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这一点。只有这件明摆着的事还维系着我们。眼下，她沉浸在痛苦中，宛如汪洋中一艘被击毁的船，我们共同面临着这一事件，却无法阻止。至少在几分钟时间内，烈日无情地照亮了我们生活的真相。它闪耀着，异常猛烈地燃烧着，忍受它简直成了一种真正的折磨。可是雅克琳呢，赤身裹在浴巾下却抖得越来越厉害。我依然无法为她做任何事。没什么可以做的，我不难受。除了无法抬起身来，我一点也不痛苦。我能为她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继续顽强地忍受阳光的灼烤。
“你打算留在这里吗？”她终于问道。
“我想是的。”我回答。
她突然生气了，但不再像刚才那样发横。
“还有更重要的理由吧！”她嘲笑说。
“别激动，”我说，“尽量冷静些，理解一下。”
“我亲爱的可怜虫，”她仍然嘲笑说，“我亲爱的可怜虫。”
“我好像告诉过你，说我要留下来。”
她又开始不再听了，只顾重复对我说过的话。
“你为人懦弱也有好的一面。我不相信你的话。即使你自以为行，我也知道你是做不成的。”
“我相信我会做成。”我反驳说。
我说这话想必满怀着信心，她的怒气顿时消了。
“如果是由于身份登记处，”她突然恳求说，“我可以离开那里，我们去做别的工作。”
“不。”我说，“你别离开身份登记处。”
“可要是我离开呢？”
“我还是会留下来。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我都受不了啦。”
她又一次哭起来。
那女人站起身子。她穿着一件绿色游泳衣。她那苗条的身材呈现在我们头顶之上。她向大海走去。
一看到她，雅克琳就既不哭也不说了。我呢，再也无法忍受灼热的阳光。我领悟到，我之所以一直强忍到现在，也是为了等着看她站起来，从我前边走过。
“我们去游泳吧。”我说。
她用沙哑的声音再次恳求说：
“你不愿再谈谈吗？”
“不，没必要了。”
我重新穿上游泳裤。
“来同我一起游吧，”我再次尽量用温柔的语气招呼她，“这是咱俩能做的最好的事。”
是不是由于我的语气？她又哭起来，不过这一回没有生气。我搂住她的双肩。
“一周后，等着瞧吧，你会突然间开始寻思也许我是对的。接着，你就会看到，你渐渐变得真的幸福了。跟我在一起，你一直不幸福。”
“你叫我恶心。”她说着挣脱身子，“放开我！”
“你一直不幸福。至少要明白，你一直不幸福。”
我们走出芦苇丛。一切我还都记忆犹新。沙滩上，旅馆的几个房客还在玩球。他们叫着，声调随着某个人接球或失球而有所不同。我们在芦苇丛后面时，我就已听见他们在叫。他们叫着，还因为沙子烫痛他们的脚，使他们无法待在原地不动。两个年轻女子躺在帐篷下，随着他们的比赛进程忽而喝彩，忽而发出嘘声。我们奔向大海，因为我们也感到双脚灼痛。经过玩球人附近时，我接住飞过来的球，给他们抛回去。晒过太阳后，海水显得冰凉，进去时使人感到憋气。大海几乎像马格拉河一样平静，不过那有规律的浑浊细浪还在拍打着海滩。我们走过不久，玩球的人停下不玩了，也跳进海里。沙滩上已空无一人。我仰卧水面。雅克琳在我旁边试着游爬泳。记得当时我就心想，既然她在试游爬泳，她可能不会痛苦太久。她猛烈扑打双脚，搅扰了沉睡的大海。其他人都仰浮在水面上。游艇泊在海平线和我们之间。那女人就在游艇和我们中间游着。我又想起铜器，也就是想到了前途。我不再畏惧，我留在罗卡。我确实下了决心，是我刚刚下的。在此之前我做出的所有决定，在我看来已无足轻重。
回到小饭店，我指名要茴香酒。埃奥洛告诉我，意大利没有茴香酒，不过他有几瓶，是留给他的法国客人的。我邀他同我一起喝一杯。我们坐在露天座上。雅克琳平常只喝果汁，这时要了一杯仙山露开胃酒。我们在桌旁坐下没多久，可还是在我喝完一杯茴香酒之后，那女人来了。
“美国女人。”埃奥洛低声告诉我。
我在他耳边悄悄说，她在海滩上晒日光浴时，我已见过她了。“好吧。”他眯着苍老的眼皮说。雅克琳没听见我们说话。她显然忍不住睁大眼睛望着那女人。我喝第二杯茴香酒。那女人坐在露天座的另一头。她一边抽烟，一边喝着卡拉给她端来的一杯葡萄酒。现在，我从对面把她看得十分清楚。没有人认识她。我也不认识她。在此之前，我从不曾知道，也绝不会料到她会存在。我记住了她。喝完第二杯茴香酒，我有点醉了。我对埃奥洛说：
“我还要一杯茴香酒。”
听见说法语，她把头略微转向我们，接着又掉过头去。
“茴香酒是烈性的，您清楚。”埃奥洛说。
她还没注意到我的存在。
“我清楚。”我说。
最近这些天，我过得大概有点过于沉闷。此刻这种沉闷感已在我心中一扫而空。
“毕竟，”埃奥洛提醒说，“第三杯了……”
“您不可能明白的。”我说。
他笑了，果然没明白。雅克琳惊骇地望着我。
“不是说不爱喝茴香酒吗？”埃奥洛笑着问道。
“是不爱喝。”我说。
他一直笑着看我。她也同样，我感觉得到，不过这会儿我没瞧她。雅克琳叫了一声，微弱的一声。
“什么？”埃奥洛问，“明白什么？”
雅克琳转过头去，眼里充满泪水。所有人想必都已听见她的叫声，除了埃奥洛。
“没什么，”我回答，“明白开胃酒是什么。”
他叫卡拉给我再端一杯茴香酒。她端来了。然后，应当谈点什么事。我说：
“您这儿的葡萄足够吃一个季节。”
埃奥洛抬起头来看葡萄棚架。她也无意识地跟着看。
“确实够了。”埃奥洛说。
葡萄串特别大，一串叠着一串。照在棚架上的阳光，从一堆青葡萄间透过。她沉浸在这片葡萄的光线里。她穿着一件黑色棉套领线衫，裤腿卷到膝盖，也是黑色的。
“我从没见过同样的葡萄。”我说。
雅克琳一直紧盯着她，目光有些愕然。她似乎没注意到。她对自己颇不在意，这很奇怪。
“这种葡萄熟的时候，”埃奥洛说，“依然是青的。必须尝一尝才知道是不是熟了。”
“真奇怪。”我说着笑了。我感到自己真的开始醉了。埃奥洛还没看出来。雅克琳看出来了。她呢，这事想必没引起她多大兴趣。
“就人来讲也一样。”我说。
“什么？”埃奥洛问。
“有些人一生都是青的。”
“青年人。”埃奥洛说。
“不，”我说，“是笨蛋。”
“意大利语里，笨蛋是什么意思？”埃奥洛问。
“就是傻瓜。”我说。
“冷静下来。”我告诫自己。但很难做到。生活中有像这样的时刻，我就是想发笑。
“只有我吃这些葡萄。”埃奥洛说，“女儿们都不爱吃。可我一个人吃就太多了。连顾客们也总觉得它们不够熟。”
“不过它们挺好看。”我说。
卡拉背靠大门听父亲说话。她望着他，神态既温顺又不耐烦。我也看出来了。我尽力不瞧那女人。
“连卡拉也不爱吃这些葡萄，”埃奥洛继续说——他在自言自语，“她说这种葡萄让她寒心。”
毫无用处。我情不自禁地要看她。
这成了我的一种发自内心的义务。以往不知她存在，我已失去太多的时间。
“你真的不爱吃这些葡萄？”她问卡拉。
她的嗓音同她的目光一样温柔。她不是美国人。即使说意大利语时，她也有法国口音。
“我为了让他高兴才吃，”卡拉说，“我确实不爱吃。”
除了我，没有人发觉我并不比别人更惹她不快。可能雅克琳注意到了。
“我妻子，她爱吃。”埃奥洛继续说，“我们结婚时栽下这株葡萄树。有三十年了。”
房客们返回了。来了两个猎人。他们向埃奥洛要两杯基安蒂葡萄酒。他叫卡拉端上来。
“每年，这些葡萄都招来同样的麻烦。”卡拉一边待客一边说，“打我们小时起，他就逼我们吃葡萄。”
“你从来没有称心过。”她对卡拉说。
“不是这么回事，”卡拉说，“可干吗这样逼我们？”
她没回答卡拉。大家以为谈话即将终止。不料埃奥洛什么都不再关心，只对葡萄这种事感兴趣，而且乐此不疲。他说：
“给我葡萄植株的是个邻居。他搞错了一株。七年后我发现时，已经太晚了，我没勇气把它拔掉。”
“自己种了东西……”我说。
“是这样，”埃奥洛说，“自己种的东西总是好的。”
每次我听见自己的嗓音，就想发笑。这一次，我克制了。雅克琳一直在受罪。
“星期六你要到萨尔扎纳去买的葡萄，你爱吃吗？”她问卡拉。
“既然是我挑选的，我当然爱吃。”卡拉说。
卡拉脸红了。想必她对那女人讲了知心话。
“我要再喝一杯。”我说。
“别喝了。”雅克琳低声说。
“好吧。”我说。
“没有哪种葡萄树像这一株攀缘得好。”埃奥洛继续全神贯注地解释，“我的露天座在全地区是出了名的。”
只有卡拉认真听他说。
“葡萄结在那里，就得吃。”我说。
“就我一个人吃。”卡拉说。
“你从来没有称心过，”她又说了一遍，“从来没有。”
“您总这样说。”卡拉说。
“三十年来，这株可怜的葡萄树每年都结葡萄，而我们却要扔掉它们。这样一想，我就尽量多吃，可我没法全部吃光。”埃奥洛说。
卡拉已端上开胃酒。她重又背靠在门上，等着母亲叫她开午饭。那女人待在桌旁。埃奥洛想必有点醉了。
“吃光，”他继续说，“我做不到。”
“又要重新开始了。”卡拉说，“每年都重复一遍。”
她不讨厌别人注意她。这点我看出来了。还有，她说话时总脸红。我也看出，我不比别人更惹她不快。
“有些事情是无法适应的。”我说。
“我吃那么多葡萄，”埃奥洛说，“以致每年要拉十五天肚子，年年如此。”
“瞧，”卡拉说，“吃饭前他说拉肚子。”
“可我的想法是，这种拉肚子对健康有好处。”埃奥洛说。
“嗨，他在客人面前就是这副样子。”卡拉说。
“总得说点事情。”我说。
我笑了。她也笑了。不看她已越来越难。雅克琳什么都不注意听。她轮流看着我们，时而她，时而我。她的脸色苍白极了。
“每年，”卡拉说，“他都因这些葡萄险些送命。十五天掉三公斤。很快就要到这时候了。”
“拉肚子能保养我的身体，”埃奥洛说，“让我降血压。再说，我总不能把这些葡萄都糟蹋了，不行。”
“确实如此。”我说。
“要是随他去吃，他准会送命，”卡拉说，“他偷偷吃。”
“应当随他去吃。”我说。
“哪怕冒生命危险？”卡拉问。
“是的。”我说。
埃奥洛瞅了我一眼，感到意外。我差不多完全醉了。雅克琳抬眼看我，我认为目光很凶。有片刻时间，没有人再说什么。埃奥洛望着我那几只茴香酒酒杯，早已喝空的。接着，我听见她问卡拉，口气是想换个话题：
“昨晚，你去跳舞了吗？”
“哪能啊，”卡拉说，“他通宵在屋前巡查。”
“今晚还有一场。”她说。
她朝我瞥了一眼，不过悄没声儿的，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
“我当然知道。”卡拉说。
埃奥洛相当关心地听她们说。我不再想笑了。
“要是我带你去，他会让你去吗？”她问。
“我想不会吧。”卡拉望着父亲说。
埃奥洛笑起来。
“不行，”他说，“我对您说过，跟您去不行。”
我突然变得考虑周到，心跳得很厉害，说道：
“我可以送她去舞会。”
雅克琳气得脸变了样，但她大概不那么痛苦了。我对此已无能为力。卡拉很吃惊地看着我。她呢，我觉得并不怎么惊讶。
“啊，像这样？”埃奥洛说。
“我很乐意做。”我说。
雅克琳又一次低声发出抱怨。
“我不知道，”埃奥洛说，“晚上我会告诉您的。”
“我从来就一无所有，”卡拉叫道，“我的姐姐们要什么有什么。”
她大概早已知道自己撒野时的全部魅力，所以有点起劲地闹。她用白眼看父亲。
“你等着瞧吧，”她温柔地对卡拉说，“等着瞧吧，他会让你去的。”
她抚摩卡拉的头发。卡拉没避开。她还在用白眼看父亲。
“到了晚上，”她低声抱怨，“他就要说他不愿意了。”
“一个小时。”我说，“她只和我跳。”
“我不知道，”埃奥洛说，“晚上我会告诉您的。”
“瞧他多么叫人受不了！”卡拉嚷道。
母亲喊她。午饭准备好了。卡拉推开椅子站起来，走进旅馆。她不在的时候，谁对谁都没话可说。然后她回来了，身后跟着她的两个姐姐，端着一些冒热气的大盘子。一股番红花炖鱼的香味在露天座上发散开来。午饭开始了。
这顿饭吃了很长时间。卡拉上菜。埃奥洛回厨房给妻子帮忙，因而我就没了说话的对象。我想说话想得要命，是想说话吗？不。是想喊叫。有一件事很明确，我感到需要乘一艘船离去。这是个固执的念头，刚吃饭时冒出来的——那天我喝醉的表现形式。有三次，我再也克制不住这种喊叫的渴念，想起身离桌走开。三次都是雅克琳的目光让我重新坐下。我想她对我们俩已审视良久。我不去看那女人，在我这种情况下，我还多少有些明白，看她会是危险的。而且我把心神集中在尽力不让自己叫出来。我吃得很少，酒却喝了很多，一杯接一杯，像喝水似的喝着。我醉了。如果我喊叫，肯定什么也叫不出来，除了发出一些含糊不清的声音，比如“游艇”之类，这些声音缺乏前后文，不可能向任何人阐明我的计划，反而会使我丧失把计划进行下去的微小机会，那是我自以为拥有的。
这是我和雅克琳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她自始至终怀着一种难以抑制的厌恶望着我。倘若我记得没错，她也吃得不多。想必我使她没了胃口。我们彼此不说话，她看着我，我喝着酒。不过，她把背转向整个露天座，我每喝一杯酒，她都低声冷笑。这种事还发生得相当频繁。可我已喝得醉醺醺了，处理得很好，不但不看成是她的敌意，甚至还当做一种默契的表示。何况，我喝得越多，通常就越从好的方面看待事物。上奶酪时，我已喝到第十杯酒，不再怀疑自己将乘游艇离去，这看来不难，我认为只要在我没喝酒时去要求就行了。我也认为，人人都能理解我有乘船离去的需要。我只想着船，想着乘船离去。我只想着这艘船。我必须乘这艘船离去。这是一件我不能不做的事。我又看见了这艘船，白色的，停泊在海上。身份登记处已退出我的生活。我不仅酒醉，还因考虑周到而陶醉。我在某种程度上体会到：你要在没喝酒时向她提出要求，不是现在，我在心里逐字逐句地反复叮嘱自己。雅克琳低声冷笑着，好像她已识破我的小计谋。而我却向她友好地，可能还带着理解地微笑着。不过，我也许过分了，因为午饭结束时，她抓起一只杯子，朝我扔过来。杯子掉在地下。我殷勤地捡起碎片。这样做时，我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以免自己摊手摊脚地倒在地上。时间很长。我再站起来时，晕头转向，完全不知所措：要么迫不及待地大声宣布我的难处，叫露天座上所有人作证，她必须答应我上她的游艇，要么上楼回我的房间。我尽我最大的能力在思考。这时雅克琳问我：“你在醒酒吗？”她可能以为我睡着了。“不，”我说，“我在醒我的生活。”我对这种说法很得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可这时她的眼睛那样吓人，我立即选择上楼回我的房间。我站起来，看准过道，冲了过去。我穿过葡萄棚架时，态度尽可能严肃。她的桌子在另一头，靠近旅馆大门。“别干蠢事，别干蠢事，”我一边绕过它，一边告诫自己，“别丢失你微小的机会，别干蠢事。”我成功地渡过难关，没去看她——如果我看了她，在她的目光鼓舞下，我会大声喊叫，很可能吓跑露天座上所有的人。
我回到旅馆的楼梯上，对自己很满意。
我到房间只有一小会儿，也许十分钟，雅克琳就进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在这十分钟里睡着了，被茴香酒和葡萄酒醉倒了，因为我明明感到是她叫醒了我。她没有敲门就进来了，轻轻关上门，没有转过身去，然后躬着身子——就像影片中那些女人，肚里中了一弹，心里怀着个秘密，拖着最后的步子走向警察局，好卸下良心的包袱——走到壁炉边，背靠在上面。
“浑蛋。”她低声骂道。
她一骂出来，我又昏昏欲睡了。
“浑蛋。”
“浑蛋，浑蛋。”
我看这个修饰语是有根据的。她像一杆枪似的在发射。她一张嘴，这些词儿就喷射出来，一致得像子弹一样。况且这样做对她也大有好处。
“浑蛋，浑蛋。”
骂够了要骂的次数之后，她突然恢复平静，眼泪汪汪的，说道：
“好像你那葡萄的事能蒙得了人似的。可怜的蠢货。”
“你冷静下来。”我说，想说点什么。
“好像大家都没看出来你想让她吃惊似的。可怜的蠢货。”
我从来没见她这样。她好似换了一个人。而且这一次，她已不抱任何希望。
“还当着我的面，”她嚷道，“当着我的面。”
“你冷静下来。”我重复说。
“人家瞧不起你这副嘴脸。”
她几乎笑着又补充一句：
“她也瞧不起你这副嘴脸。”
她使我的酒醒了。我留神听她说话，她看出来了。
“你指望什么呢，可怜的蠢货？”
她犹豫了一下，接着，终究必须往死里打，她说：
“别痴心妄想了，自己去照照镜子吧。”
我突然想站起来做这件事，到壁炉上的镜子前照照自己。但我睡意依旧正浓，只是把双手放在脸上，试着对这张脸做个判断。我好像应付得不算太坏。
“这不是嘴脸的问题。”我说，多少有点受到震动。
“那是什么问题？可怜的蠢货，你说，是什么问题？”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她，她对我的语气比对我的回答更加恼火。我说：
“我要做的就是登上她的游艇。”
“上她的游艇？去干什么？”
“我不清楚，干任何事都行。”
“你连干个登记都不行，能在游艇上干什么？”她嚷道。
“我不清楚，”我重复说，“干任何事都行。”
“可她干吗接纳你上她的游艇？这女人带些男人在她身边，如果不是为了不时给自己取乐，还能为了什么？”
“你言过其实了，”我说，“不仅仅为了这个。”
“你以为除了我，还有另一个女人会为你这样的蠢货操心吗？不会的，你不自己照照镜子？你这副可笑的嘴脸，你看过没有？”
她达到了目的。我爬起来，到壁炉的镜子前去看我这副可笑的嘴脸。为了更好地评价这张脸，我大概——不知不觉——装出一副自负的神气。她大吼一声：
“浑蛋！”
全旅馆的人可能都听到了。
“我有点醉了，”我说，“对不起。”
我不那么感到困了。她气得脸变了样，我对她的脸略微有了点亲切感。
“你会跟我回去的，”她继续吼道，“你会回去的。”
她又要重新以为这是可能的？我极其需要自行排遣一下。但我仍然制止了她。
“不。”我说，“我留下来，不管你怎样说，怎样做。”
她的怒气消了。她望着我，神态沮丧、冷漠，她料到会这样。沉默片刻后，她说，但仅仅对自己说：
“我硬拽着你两年。唉，我逼着你去部里上班。我逼着你吃饭。我替你洗内衣。你的衬衫很脏，你甚至没意识到。”
“我不吃饭吗？”
“多亏我，你才没成为痨病鬼。”
“我的衬衫很脏，是真的吗？”
“大家都注意到了，除了你。星期六，我不去看电影……”
她说不下去了，双手蒙住脸，呜咽起来。
“……而是替你洗衣服……”
现在轮到我痛苦了。
“你本来不该这样做。”我说。
“那该怎么做，我该让你成为痨病鬼？”
“我认为，”我说，“我认为那样反倒更好些。再说，你本该把我的衬衫交给洗衣店。正是这种事让你以为你爱我。”
她听不进去。
“两年了，”她重复说，“该死的两年，和一个浑蛋生活在一起。”
“这两年你并没浪费，”我说，“人总爱这样说，但这是错觉。”
“那么，我赚了这两年，是吗？”
“生活中，人总会浪费许多光阴，”我说，“要是悔恨起这些事情，人人都得自杀了。”
她在思考，愁眉苦脸。她不仅不再抱任何希望，而且不再生气。我受不了这种沉默，找话对她说：
“我每次度假，都希望有奇迹出现，希望我有魄力不再返回身份登记处。你知道的。”
她抬起头来，诚心诚意地问：
“真的吗？身份登记处和我是一码事吗？”
“不是。”我说，“一码事的，是我的生活和身份登记处。你的情况是，你不因身份登记处而感到痛苦。你无法明白是怎么回事。”
“人可以对一切感兴趣，”她说，“甚至对身份登记处。你这个不可救药的可怜家伙，你这整个部里最蠢的蠢货，我竟然对你感兴趣了两年。”
她说这话时口气深信不疑，没多少恶意。
“我是整个部里最蠢的吗？”
“人家这样说。”
“我至今仍在问自己，你怎么竟能做得到。”我说。
我同她一样真诚，她心里明白。她没回答。
“坐到床边来，”我温柔地说，“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没离开壁炉。
“我不知道。”她终于说，声音非常自然。
“我从来没有想到。你很能干。”
她向我投来不信任的目光，她看出我想讨好她。
“哦，不是的，”她说——犹豫了一下，“我不过是习惯你罢了。再说，我抱着希望……”
“希望什么？”
“希望你会改变。”
她等了一会儿，然后用总是那样自然的声音问我：
“你所说的奇迹，是这个女人吗？”
“不是。是我终于下决心离开身份登记处。我是在佛罗伦萨决定的，当时我还不认识这个女人。”
“但你见到她后，就更加坚定了？”
“我不知道能不能因而更加坚定，也许吧，这很难弄明白。她在这里，有艘船，于是我寻思有个微小的机会，就是让她雇我。”
“依靠女人来摆脱困境的男人都是浑蛋。”她说。
“有人这样想，”我说，“我一直认为这样想有点蠢。究竟，为什么这样说？”
“浑蛋和懦夫。”她不听我的，继续说，“这种人不完全称得上是男人。”
“有可能，”我沉默片刻之后说，“可我不在乎。”
“任何男人都会明白的。”
“我决定留下来时，那是在佛罗伦萨，我还不认识她。”
“那么，你要去洗甲板？”
“我已没有从前的抱负了。”
她倒在床上，精疲力竭。然后，她一字一顿地慢慢说：
“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你竟会堕落到如此下流的地步。”
我站立不住，又躺下了。
“我在身份登记处的时候最下流，”我终于说，“连对你都这样。你说得对，我一直是个浑蛋。我很不幸。”
“那我呢，你认为我幸福吗？”
“比我好些。你要是很不幸，就不可能洗我的衬衫了。”
“那你呢，你以为洗甲板就找到幸福啦？”
“我不知道。船是个没有证件、没有登记簿的地方。”
“可怜的蠢货，”她说，“自以为找到了幸福，就像对其他事一样，你什么都没明白。”
“你经常谈论人类的幸福。”我放肆地说。
“我相信幸福。”她说。
“是的，”我说，“但那是工作和尊严中的幸福。”
她重新站起来，对自己有了信心，像以往一样不可动摇。我不想再回答她，不想再对她说任何事。她装出要走的姿态，然后停步，用疲倦的声音问：
“是这个骚货的钱对你产生这么大的影响？”
“有可能，”我说，“大概就是这个。”
她再一次向门走去，接着又停下来。她的脸毫无表情，似乎被泪水洗净了。
“那么，真的？结束了？”
“你会幸福的。”我说。
但我随即丧失信心。我不再相信有朝一日她会幸福。再说，她幸福或不幸福，对我也无所谓。
“那么，”她继续说，“我乘今晚的火车走。”
我没答理。她犹豫了一下，接着问：
“那艘游艇的事是真的吗？你打算离去？”
“千载一时的机会。”
“如果她不要你呢？”
“这个我不在乎。”
她将手放在门把儿上。我盯着这只一动不动还在迟疑的手。
“你送我上火车吗？”
“不，”我叫道，“不，我求你离开。”
她用死了心的眼神望着我，说道：
“你真让我感到可悲。”
她走出房间。
我等了片刻，等着门在寂静的旅馆中砰然作响。她把门砰的一声使劲关上了。我起身，脱了鞋，下了楼梯。到了后门，我重新穿上鞋，离开旅馆。这时大概是两点。大家都在午睡。田野上阒无一人。这是一天里最热的时候。我走上沿河的路，朝着和大海相反的方向，走向园林和橄榄种植园。我依然醉醺醺的，况且在整个谈话期间，我的酒并没有醒。在我漆黑一团的头脑里，只有一个明确的想法，就是远离旅馆。我的失败是那样彻底，我竟难以想象它的范围。我是一个自由的男子，没有女人，除了使自己幸福再没别的义务。但要是有人问这个男子为什么决定离开身份登记处，他很可能答不上来。我刚同那个在尊严和工作中寻求幸福的世界决裂，因为我没能说服他们承认我的不幸。总之，我再不让任何别人，而是只由我自己来掌握我的命运，从今以后，我的事业只涉及我一个人了。那酒随着酷热又升上头来，我感到自己又沉入醉乡。在某个时刻，我停下来，想洁身自好地把酒吐掉。然而我做不到。我从来就既不会呕吐，也不会节制欲望，这是我的教养中一向缺乏的内容，使我受到很大损害。我又试了试，还是吐不出来。于是我逐渐往前挪动。我走得晃晃悠悠，极其缓慢，这个自由的男子竟像死人一样沉重。酒在我周身循环，渗入我的血液，我不得不带着它，让它在体内循环往复，直到它排泄出，尿出。我必须等待。等着把酒尿出，等着火车离去，等着承受这份自由。因为我醉的是自由之酒。我听见我的心脏正在把这种呕吐物推进到我走得滚烫的双脚。
我走了很长时间，不知多久，也许有一个小时，一直在橄榄种植园内，以便更好地隐蔽。接着，我回头时，看不见旅馆了，就停住脚步。那儿有一株法国梧桐，离河几米远。我在它的树荫下躺倒。我沉得像个死人，一个在自由和工作的幸福世界中死去的人。不过，梧桐树荫正是适合我这类死人的。我睡着了。
我醒来时，连梧桐树荫也已撇弃我，待在我对面几米远的地方，正悄悄地在移动。我沉睡了两个小时，其中一个小时是睡在烈日底下的。我的酒醒了。我问自己会是几点，她乘的火车开了没有。我忘了那女人、游艇和自由。我不想别的，只想着她是已经走了还是就要走了。这种思虑真叫人受不了。我试着找回上午和她分手时还有的充足理由，但即使我都原原本本地找回来了，它们也无助于我摆脱因她离去而面临的可怕处境。
我确信感受了这可怕处境的各种情况。
我没有表，就一直等着。我总觉得离她起程还太早。于是我一直等着，等着。夕阳西下了，我还在等。然后，正当我完全绝望时，我听到了：这是一阵从乡村车站传来的汽笛声，尖厉而凄凉。只有一列火车晚上从萨尔扎纳开往佛罗伦萨。我不会搞错，这正是那列火车，她乘的火车。我爬起来，回到旅馆。
埃奥洛在旅馆的走廊里赶上我，说道：
“夫人走了。”
“这是讲好的，”我说，“我们要分手。可我宁愿不去车站。”
“我明白，”埃奥洛沉默了一会儿说，“她看上去很痛苦。”
“她没说什么要转告我？”
“她让我告诉您，她乘今晚的火车走了，就这些。”
我很快上楼回到房间。我相信甚至还没走到床头，我就已经哭了。我终于流出了眼泪，以前由于缺乏自由一直无法流的眼泪。我把十年的泪水通通哭出来了。
埃奥洛来敲我房门时，已经很晚了。他微微打开门，把脸伸进我的房间，笑眯眯的。我躺着，请他进来。
“大家都在餐桌旁就座了，”他说，“很晚了。”
“我不太饿。”我说，“不吃晚饭没关系。”
他走近我，向我微笑，最后在我床前坐下，说道：
“生活不容易。”
我递给他一支香烟，自己也点上一支。我发觉从中午起我就没抽过烟。
“车厢里想必很闷热。”我说。
“在意大利，车厢里并不烦闷。”他说，“大家相互交谈，时间过得很快。”
他再没什么要对我说了。他等着。
“我已不太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做了，”我说，“这有点像我毫无理由地把她毁了一样。”
“她还年轻，”他说，“您没毁了她。你们似乎合不来。”
“我们互相不理解，”我说，“正是这样，我们彼此一点都不理解，可这不是一个理由。”
“昨天晚上，您从房间出来时，我看出来了。甚至你们刚到的时候，我就可能看到了苗头。”
我想呕吐。不愿再说话，渴望睡觉。
“来吃晚饭吧。”埃奥洛说。
“我累了。”
他想了想，想到了什么事，冲我不停地微笑。
“我把卡拉交给您，带她去跳舞，”他说，“来吧。”
我对他微微笑了笑。随便什么人听了都会对他微笑的。
“我完全忘了。”我说。
“我对她说了，她在等着。”
“可我还是累了。”我说。
他慢腾腾地说：
“我的小女儿，她年轻，这是一切中最重要的，而且她身体很健康，主要的她都有了。应该去跳舞。舞会结束时，火车也就到法国了。”
“我马上下去。”我说。
他赶紧起身，下楼了。我让他有时间去通知卡拉。我重新梳头，洗脸，来到楼下。
露天座全是顾客，比中午人多，他们想必都要去跳舞，以一顿美味的晚餐开始他们的夜晚。她也坐在那里。她看见我独自一人，而且来得很晚，几乎没显出惊奇。我到后不久，卡拉从走廊里出来。她红着脸对我粲然一笑。我加把劲，总算回了她一个会心的微笑。餐桌上依然摆了两副餐具。卡拉不知就里，问道：
“夫人呢，她下来吗？”
“不，”我说，“她回国了。”
她听见了。她以那样的方式望着我，我心领神会了：只要我愿意，我就可以乘游艇而去。千载一时的机会，我抓住了。
[1] 意大利文， 肮脏的战争。
[2] 美极了。
[3] 独一无二的女人。
[4] Blue Guide ，著名旅行指南系列，侧重对文化、艺术、古迹等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