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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浩浩荡荡的无敌舰队正在公海上向北非集结。自从日本帝国舰队向中途岛出动以来，地球上的大海洋从来不曾负载过一支如此庞大的海上力量，而在那次以前，整个历史上也不曾有过。航空母舰、战列舰、巡洋舰、部队运输舰以及装满了小划艇、坦克、卡车和机动炮的新式登陆艇，还有驱逐舰、扫雷艇、潜艇，再加上杂七杂八的供应船。这些来自各方、摆开一望无际的阵列的战船，形状可怖，大小不一，有漆成灰色的，也有漆成花里胡哨的掩护色的，它们缓缓地爬动在这个星球的海水曲面上。它们从不列颠群岛蜂拥南下，它们从北美洲向东方驶来，发动一场漂洋过海的进攻，其规模之大、航程之长，都是前所未见的。轴心国的情报机关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科西嘉岛上一处餐桌上的猜测议论，在开往慕尼黑出席纳粹党大会的希特勒的元戎列车上得到了回响。这次大进攻虽说是在七嘴八舌的民主国度里发动的，却也做到了像日本人进攻珍珠港那样严守秘密。
温斯顿·丘吉尔在敦刻尔克之后那篇壮烈激昂的演说的结尾立下誓言，要继续战斗，“直至上帝注定的那个时辰来到，新世界以其全部威力挺身而出，来援救和解放旧世界”。两年半之后，现在它已成为事实，丘吉尔的滔滔雄辩成了宏伟庄严的现实：蜂拥而来的一支新生的海上力量，以威力日益强大的美国技术为后盾，运来了久经战斗的英国军队和首批新近征召的美国健儿。如果在工业化的战争中也可以有点儿浪漫的话，这就是一个浪漫的时刻，“火炬行动”即将到来的时刻。
尽管这批美国入侵者中不会没有那么几个像巴顿那样的人，但是就他们正在执行的任务而言，他们却不免要因为那一套丘吉尔式的滔滔雄辩而有愧于心。职业军人是甘愿接受战火考验和甘冒技术风险的。若不是这样，将军们也好，小兵们也好，都会把“火炬行动”和整个大战看作肮脏的差事而赶紧罢手。乔治·马歇尔根本不赞成用“火炬行动”取代在法国的大规模登陆，这支远征军的总司令是一位名叫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初登世界舞台的新手，他担心做出“火炬行动”决定的这一天“也许会作为最黑暗的一天载入史册”。话虽如此，他和他的僚属们都已接到了命令，并且都已有了明确的分工。
为自己一方多捞好处，这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尽管说不上什么罗曼蒂克；要是能够做到兵不血刃，那就更好。于是，有人出了这么一个点子：给英美联军配上一位声名卓著的法国将军，起个装点门面的作用，借以诱使驻守北非的维希军队不加抵抗，完全不听他们那个受德国人统治的政府的命令。这样一来，就开始了一场不亚于一位巴黎林荫大道上的闹剧作家笔下的喜剧，所不同的只是赌注更大而已。
在隆隆的炮火声中插进了这么一段谐谑曲，拜伦·亨利恰好被卷了进去。在这里需要给读者简单说明一下这出闹剧是怎么回事。
伦敦有一位现成的戴高乐可以充当这个戴将军头盔的龙套角色，他本来就已经作为“自由法国”的喉舌在那儿大声疾呼，号召他的同胞们反抗征服者。戴高乐这个人的麻烦之处在于，维希政府的陆海军将领没有一个不厌恶他，就是抵抗运动对他也没多大好感。伦敦旅馆的一套房间里发出的抗敌高论，在那样的时候并没使法国的人心向着他。盟国转而物色的另一个人选是亨利·吉罗。吉罗在一九四○年对德作战中打得很出色，后来兵败被俘，从德国越狱逃出。此时他正蛰居法国，盟国的计划是找到他，把他从隐居处偷送到地中海海岸，让他登上一艘盟国的潜艇，火速驶往直布罗陀去和艾森豪威尔会合。
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行动计划，而在秘密接头的时候，吉罗又使这件事更加复杂化。在涉及体面的问题上，吉罗将军竟是一个婆婆妈妈的人。英国海军在战争初期曾经攻击过一支法国舰队，为的是不使它落入德国人手中。亨利·吉罗便不肯让一艘英国潜艇来搭救他，可是这时候可以派出的仅有的几艘潜艇都挂了英国旗。为了接运这位法国人，不得不由一位美国艇长出任一艘英国潜艇的挂名指挥员，再配上几位美国军官，来一场假戏真做。英国艇长和他的原班人马自然还是照常驾驶这艘潜艇，美国人只不过是乘客，但是他们得假装忙来忙去。这艘“美国”潜艇完成了任务，把吉罗将军在土伦附近的海岸接上船，送往直布罗陀。
吉罗在直布罗陀——让我先把吉罗的伟大事迹讲完，然后再来说明拜伦·亨利在其中扮演的小小角色——被请到总司令指挥所的山洞与艾森豪威尔相见，他不动声色地向美国总司令表示谢意，感谢总司令到此刻为止所做的一切，并告诉艾森豪威尔说，他，亨利·吉罗，现在就要免去艾森豪威尔所担任的总司令职务，而由他本人主持对北非的进攻。这件事情发生在离发动进攻不到四十八小时，四百五十艘大小舰艇正驶向登陆的滩头之时。关于这次不平凡的密谈的详细情节后来不见记载，我们所能得知的是吉罗完全听不进对方的意见。他坚持说，只有取得最高指挥权，才能保全他的面子。但艾森豪威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免除职务的要求。这位法国人从此便郁郁寡欢，对进攻作战也不闻不问。
后来的情况表明，盟军也并非少他不得。登陆开始后的几小时内，有一位达朗海军上将落入了入侵部队手中。此人是东北非最有权势的维希政权人物，因为对英国、美国和犹太人怀有不同寻常的仇恨而享有盛名。入侵部队用匕首抵着他的脖子，硬逼他扮演吉罗的角色。他的工作做得很不错，稳住了法国军队，制止了零星的自发抵抗，建立了盟国管理下的秩序。甘心也罢，不甘心也罢，达朗总算大大减少了美、英官兵的死亡。
盟国的报界响起了长时间的大喊大叫，反对不顾廉耻地使用这个坏蛋。一场政治风波由此而起。艾森豪威尔将军考虑辞职，罗斯福总统经受了报纸日复一日的攻讦诋毁，其聒噪刺耳胜于平常。后来只是因为又一次出现了战争中的天赐良机，这场风波才算雨过天晴，有一个理想主义的法国青年开枪打死了达朗。又过了些时候，召开了卡萨布兰卡会议，吉罗将军违拗不过百般的哄劝诱说，绷着脸跟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一起照了相，所以我们今天才能看见这位体面人物的尊容。他是一个瘦高个儿，不过没戴高乐那么高、那么瘦。胡子比较大的那个就是他。
正是在为了吉罗的体面而通信频繁的当口儿，拜伦·亨利被卷了进去。说也奇怪，他在潜艇上的经历跟这件事毫无干系。他就像涡流湍急的溪水里的一只软木塞一样顺着水势漂流打转，在直布罗陀和马赛之间转来转去，对那股推动力却毫不知情。他之所以被委派这个任务，纯粹是因为他是经过批准可以承担美国高级机密任务的人。直布罗陀经常缺少美国信使，进攻迫在眉睫，人手尤嫌不足。自从拜伦和塔茨伯利父女邂逅以来，他已数次为此奉命出差，虽然那几次出差都不曾去过马赛，但他跟领事馆通过信件和电话，有过接触，为的是打听娜塔丽的下落。
他也像这海边巨崖上的每个人一样，知道一次大行动已是近在眼前。电线的嗡嗡声在整个基地上到处震响，军舰和作战飞机集结得越来越多，大官们一个个屈尊光临，各个都带来一批团团转的自命不凡的僚属，所有这一切都使他想起中途岛战役前夜的珍珠港。但是目标在哪里，非洲、撒丁岛、法国南部甚至意大利，则非拜伦所知。他从未听说过有个亨利·吉罗将军，就是现在也没谁跟他说起过此人。早晨八点钟，他一身油污，在一艘挨着“梅德斯通”号停泊的老朽潜艇里一个劲儿地要使一台开不动的空气压缩机起死回生。快到中午的时候，他匆匆换上干净的便服，又一次把信使公文袋的链条拴在手腕上，口袋里揣着外交护照，出发到马赛去了。
他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收到莱斯里·斯鲁特的片纸只字。他一次次向马赛领事馆打听，还是杳无音信。这一回他亲自去了，便存心要查问个清楚。给他的指示是要他把上了锁的公文袋面交给某一位副领事，等候一份密码回电，拿到了就火速带回来。他盘算着会有时间去找几个人查问。就这样，他到底把娜塔丽找到了，虽然那最后一个环节纯粹出于偶然。要不是她离开了意大利，要不是他自己来到了直布罗陀，就谈不上会有这样的相逢，但是那咫尺天涯的距离得以跨越，则是由于运气。
他在寒冷的倾盆大雨中到达领事馆，解开链条之后，便把公文袋递交给副领事。副领事名叫萨姆·琼斯，一张无法形容的面孔，配上一套无法形容的服装；一块毫无显眼之处、正好用来神不知鬼不觉经手军事情报的好料子。拜伦一面脱掉滴着水的雨衣，一面向琼斯打听：“卢修斯·巴比奇还驻扎在这儿吗？”
“卢克·巴比奇？当然在。干什么？”
“我要找他谈谈。我能在这儿待多久？”
琼斯脸上露出皱褶，此刻的狐疑神色和他的平凡相貌颇不相称；这个情报人员正透过干瘪瘪的副领事这层外衣向外窥视。“你有的是时间。卢克的办公室就沿这条走廊过去，门上有块毛玻璃。”
毛玻璃门里面，一个面孔瘦削的女人，灰白头发用发网紧紧网住，坐在一张堆满公文表格的办公桌前嗒嗒嗒地打字。接待室里挤满了难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像是坐在那里等了几天了。这位女秘书冷冰冰地看了他一眼，当她看清了他的面孔和他为了充当信使而穿的美国便装上衣和便裤的时候，这冷冰冰的一瞥立即转变成了一副迷人的笑脸。他没受到什么留难就通过了她这一关，前去会见巴比奇。
在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从宽大的窗口透进的苍白暗淡的光线照射在与真人一般大小的罗斯福总统和科德尔·赫尔的两幅镶在镜框里的照片上，同样也照射在一幅《乔治·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的拙劣的复制品上。一个肤色红润的秃头胖子在办公桌后面站起来和拜伦握手，蓝色的眼珠子透过金丝边眼镜闪烁发亮。“亨利中尉，嗯？我记得你的来信，中尉，也记得你打来的几次电话。直布罗陀的线路糟透了。美国有名的世家，姓亨利。是帕特里克的本家吗？哈哈！潜艇军官，是吗？我的儿子想参加海军，但是没成功，眼睛不好。他现在是空军，做后勤工作。直布罗陀那边对战局有什么看法？我知道当信使出差挺有趣，不过我认为你还是应该在太平洋上。好吧，请坐，请坐。”
卢修斯·巴比奇向拜伦打听他最近一次回美国去是在什么时候，有没有去看过什么重大的棒球联赛。坐在嘎吱嘎吱响的转椅上摇来摇去，他认为之所以有人大肆鼓噪要求把迪马乔和费勒这样的棒球明星抽去服兵役，是因为这里面可能有些用心可疑的人在进行煽动。几百万工人在生产飞机坦克，有那么几个大球星给这些工人解解闷，这有什么不好，干吗偏要把他们赶去扛步枪滚泥巴，使得大联盟里尽是些被征兵处除名或不够格的家伙？巴比奇在打趣揶揄的时候，他的两只鼓出来的眼睛也在透过金丝边眼镜注意观察着，他的手背不停地擦着他的刮得像牧师一般洁净的下巴颏儿。
“对了！”巴比奇说，他的语调像捻了下开关似的一下子变了，“我记得，你要打听的是你的妻子。可不可以请你把经过给我再说一遍，省得我再把你的来信翻出来？还有一个叔叔，是不是？”
“是的，他叫埃伦·杰斯特罗，是一个作家。”拜伦说，“我妻子是娜塔丽，拜伦·亨利夫人。我的儿子叫路易斯，是一个抱在手里的娃娃。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不过我有理由相信，他们可能就在马赛或附近一带。”
巴比奇从头到尾不停地点头，脸上是不置可否的笑容。“他们是美国人？”
“当然。”
“护照都齐全吗？”
“是的。”
“那他们还逗留在自由区干什么？我们早就把所有人都送回去了。”
“这样说来，他们还没上这儿来？”
巴比奇从抽屉里抽出一本黄色的拍纸簿，左手拿起一支钢笔。他满脸是殷勤的笑容，朝拜伦点一下头，眼睛眯成一条细缝。“趁你在这儿的时候，还是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我吧。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最后一次知道他们的所在，等等。我知道得越多，我就可以查得越彻底。”
有一种本能告诉拜伦要小心行事。“杰斯特罗自从在耶鲁大学退休以后，一向住在锡耶纳写书，娜塔丽给他当秘书。我们参战的时候他们就陷在那儿了，所以——”
“让我在这儿打断你一下，中尉，在意大利被集中看管的全体美国人都已经在五月份交换了。”巴比奇拳起左手，握住钢笔，说话的时候脸带笑容，手不停地写，“所以现在他们应该到家了，没问题。”
“是的，我当时正在太平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但他们没被交换。”
“真怪。”
“不知是什么人最后听说的，他们要设法到法国来。”
“你是说要非法地来。”
“我实在不知道什么别的具体情况。”
“她叔父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杰斯特罗。”
“请把它拼出来。”
“J—A—S—T—R—O—W。”
“著名的作家吗？”
“‘每月一书’读书会选中过他的一本书。”
“够出名的了。那是一本什么书？”
“《一个犹太人的耶稣》。”
这立即引起了巴比奇的反应。他的笑容消失了，眉毛高高竖起，两眼闪亮。“哦，他是犹太人？”
“不守犹太规矩了。”
“没有几个犹太人不守，问题是他属于这个民族，是不是？”他稍歇一下，又露出一点儿得意的微笑，“你的夫人也是吗？”
“是的，她也是。”
“你可不是，看得出来。”
“对。”
写字的左手停了下来。巴比奇客气地点一下头，眨一下眼睛，站起来朝外面的房间走去。“请等半秒钟。”他去了有五分钟，这时候拜伦便看着华盛顿、罗斯福、赫尔和街道对面一排经风吹雨打的黑黢黢的房屋。巴比奇回来了，在办公桌后面坐下，两手合握在胸前。“没有，他们不在马赛。也没有任何记录说明他们是在未被德军占领的任何地方。你上国际红十字会去查过吗？他们是犹太人，他写的又是那种书，他们很可能被搞到意大利集中营里去了。”
“他们会不会已经到了土伦，或者阿尔及尔呢？你们能知道吗？”
“如果他们去向美国领事馆报告了，我应该能够知道。这个地区里的所有美国人的名册是归我管的。可是，如果他们是想非法从法国过境的话——这个嘛，我们希望他们没这么干，中尉，法国警察对潜逃的犹太人可凶呢。”他快活地笑着，“但是，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做那样的蠢事，如果他们的证件都是齐全的话。对吗？”
“对。”拜伦噌地站了起来。
“确实，这是很难遇到的情况。”巴比奇用手背擦着他的下巴颏儿，“你在潜艇上，你的夫人在给她叔父工作，这个叔父又专门写些‘左’倾的书，现在——”
“什么？《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根本沾不上什么‘左’倾的边。”拜伦也顾不得他语气里带点儿不客气的不耐烦了，“这是一本历史著作，并且很精彩。”
“哦？很好，那我一定要拜读一下。我还以为它是把我主耶稣写成一个革命家那一类的陈词滥调哩。老牌的‘左’倾路线就是那样，是不是？”
“多谢了。”拜伦大步走了出去，憋了一肚子气，从澳大利亚万里迢迢来到这里，碰上这么一个倒霉的结局：马赛领事馆里面的一堵官僚衙门的石头高墙散发出卑劣的反犹主义霉菌的臭气。他身边带着一个公谊会救济机构和一个犹太委员会的地址，虽然还在下雨，但他决定走着去，好把他的怨气散发掉。他上次来马赛是在一九三九年，那还是在他从佛罗伦萨的研究生班退学出来到处游荡的日子里，他还保留着快乐的记忆——卡纳比埃林荫大道上琳琅满目的橱窗里陈列的货色和海味餐馆，还有此间的喧闹欢乐的人们，他们跟别处的阴郁的法国人迥然不同。不论天晴天雨，不论时运好坏，马赛曾经给他快乐。
它变得多了。人们显得憔悴、困乏、贫穷。长长的、宽阔的、安静的卡纳比埃林荫大道上，除了来往汽车之外，不见一个行人，好像经受过一场瘟疫浩劫一般。被雨水淋得一片模糊的橱窗里只看得见区区几样积上了灰尘的货物，如做工粗劣的服装、不值一文的维希宣传读物，以及纸板做的衣箱之类。著名的食物市场萎缩得惨不忍睹。没有拉上铁栅栏宣告歇业的肉摊上出售的是一些怕人的、跟发黑的死血凝成一块的尾巴、耳朵、肠子、肺之类的下水。摆出来卖的蔬菜呢，只是稀稀拉拉的、枯萎的、像长了虫的那么几棵。水果根本没有。奇怪的是连鱼也看不见。所有那些出名的鱼摊，从前曾经堆满刚从海里打来的湿漉漉、亮晶晶、眼睛闪光的鱼，还有用海藻垫起来的各种海贝，现在全都停业了。一望可知，德国占领像癌症一样正在侵蚀马赛。
拜伦在公谊会办事处门外碰到一大堆孩子挤在雨水奔流的人行道上，把大门口都堵死了。好几十个孩子，小的刚会走路，大的十四五岁，蜷缩在滴着水的雨伞下面。房子里面，打字机在一片尖喉咙的法国话的嘈杂声中不停地响着。一个美国女胖子在照料孩子们排成一行，她告诉拜伦她没时间接待他。国会通过了一项特别决议，批准收容五千名犹太儿童到美国去：不要父母，只要孩子。公谊会要尽快把这批孩子搜罗起来，因为担心维希改变主意不肯放他们走，担心德国人把他们抢去运往东方，也担心国务院又横生一个新的障碍使他们走不成。拜伦知道休想在这里办成什么事，便转身离开了。
犹太委员会办事处的名称里有“联谊”二字，在另一条街上。他上去问路的头两个法国人不敢吭声，溜掉了。他再三找人，才问清了路。就在他这么找人问路时，他已经从拉宾诺维茨藏匿他妻子和儿子的那幢房屋门前走过。那不过是又一幢潮湿的、灰色的四层楼公寓，马赛的许多街区都是这种房子。他从那门前走过，弓着背躲雨，就这么与机会失之交臂，好像两艘潜艇在海下的一片黑暗中不声不响地只隔几英寸距离交错驶过而毫不知觉一样。
犹太委员会办事处的小小接待室里挤满人，一个眼窝深凹的年轻妇女在一张办公桌前像发狂了一样敲着打字机，但拜伦没法儿走近她。人们在办公桌前排成了长队，这条长蛇阵在房间里盘来盘去，遇见有坐在椅子上的人或闲站着的人就绕开一下，有人拎着破旅行袋。他们说着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也许是拜伦觉得如此），但就是没人说英语。这群人的心头充满忧伤恐惧，这从他们的脸上看得出来，从他们的声音里听得出来。拜伦靠墙站着，不知该怎样找人接头。一个穿军用雨衣、肤色黝黑的胖小伙子从办公桌背后的一道门里出来，忙不迭朝四周看看，便向大门口挤去。他走过拜伦面前，站住说了一声：“嘿。”
这个单音节的美国词清清楚楚，好像一声铃响。拜伦也回他一声：“嘿。”
“碰到问题了吗？”
“是那么回事。”
“我是乔·施瓦茨。”
“我是拜伦·亨利中尉。”
这人耸起了浓黑的眉毛。“吃过午饭没有？”
“没有。”
“尝过汤汁蒸麦饼吗？”
“没有。”
“味道很好，蒸麦饼。”
“行。”
施瓦茨领着他走过一个街区，来到一家像是裁缝店的铺子，至少是在那狭窄灰暗的橱窗里摆着一个没有头部的一丝不挂的人体模型，旁边还有一只在打哈欠的猫。他们穿过铺子，走进一间里屋，顾客们都坐在铺着油布的小桌旁吃饭。一个没刮胡子、头上戴一顶小圆帽的男人给他们端来蒸麦饼，这是一种和蔬菜一起吃的面粉做的饼，还有一碗香味浓烈的肉汁。这回拜伦又是凭着他的本能行事，把他的事情全都告诉了这个陌生人，包括他不肯向美国领事透露的一切情况。施瓦茨吃得津津有味，不断地点头。“莱斯里·斯鲁特。伯尔尼。黄头发、白皮肤的瘦子，”他说，“我认识他。很精明，神经质，非常神经质，不过他是好人。巴比奇那家伙是坏蛋。在马赛的这批人有好有坏，完全要看他本人怎么样，有几个好人，你在这儿需要找的人是詹姆斯·盖瑟。”
“盖瑟是什么人？”
“总领事。不过他现在不在这儿，他有事去维希了。”
“我今天就得回直布罗陀去。”
“那样的话，也许你可以跟他通电话，或者给他写信。”
“你做什么工作？”
“眼前我在搜罗三十台打字机。打字机是德国人拿得出来的东西，他们用打字机跟法国人做买卖。”
“你要三十台打字机干什么？”
“里斯本的联合办事处需要，我是在那儿工作的。里斯本的美国领事馆一共只有三台打字机，令人难以相信。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打字机，我们也有自愿帮忙的打字员帮我们填好表格。这样一来，只要搞到一条船，犹太人就不会因为缺少打字机而被困在里斯本。”
“如果我的妻子经过里斯本的话，你能知道吗？”
“她叔父我总该知道的。”施瓦茨像是在思索，“《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谁没看过这本书呢？你听我说，中尉，很有可能是一些正直的意大利人或者法国人把他们掩护起来了。你大可放心。”
“情况坏到什么程度？”
“你是说犹太人？”
“是的。”
乔·施瓦茨的声音变得低沉，面容僵硬。“很糟。在东方，犹太人正在遭到屠杀，这是千真万确的，法国人听任德国人把他们送往东方。不过，”他又恢复了他的随和样子，甚至露出笑容，“也有许多正直的基督徒，不惜冒死相救。事情还是有办法的。情况复杂得很，我们尽力而为。你爱吃这个蒸麦饼吗？要来点儿茶吧？”
“很好，谢谢。蒸麦饼很不错。”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埃伦·杰斯特罗？”
拜伦不知如何回答。“非常正规的工作习惯，完全是一个学者。”
“他的著作也说明了这一点，很有教益。但是，《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是一本为基督徒写的畅销书。你说呢？四平八稳的。香草味。很有意思。基督总是跟犹太人过不去。十字军，宗教法庭，而现在又是这个。德国人也算是基督徒。”
“我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不如说我想做基督徒。”拜伦说。
“我没有得罪你的意思。”
“你没有，不过耶稣的教导里没有一句话跟希特勒扯得上关系。”
“你说得很对，可是如果耶稣不曾降生人间，这类事情会发生吗？欧洲是基督教大陆，是不是？你瞧，这儿发生的是什么事情？教皇是在什么地方？请记住，就在马赛这儿有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是一个圣人，单枪匹马地进行地下斗争。我只希望德国秘密警察别把他杀死。”他瞧了一下手表，摇摇头，“我们怎么会说起这个的？《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可不是，无论如何，这是本好书。它把耶稣从彩色玻璃上、从大幅的名画上、从高大的十字架上——他永远是在那上面正在死着或者已经死了——从所有这些上面请了下来。它把他描写成一个生活在犹太人中的、穷苦的《塔木德》学者，一个天才儿童，一个活生生的犹太人。这一点是重要的，也许这就够了吧。还要一点儿茶吗？”
“我得马上到领事馆去。”
外面风大雨急，好像斜挂着一道道帘幕。他们在门口站住，翻起了衣领。施瓦茨说：“我知道你该上哪儿去雇辆车。”
“我走着去。谢谢你的午饭。请教你一件事情，”拜伦说，两眼逼视着施瓦茨，“像我这么个人能做点儿什么？”
“你是说为我们，为犹太人？”
“是的。”
粗重的线条再度出现在施瓦茨脸上。“打赢这场战争。”
拜伦伸出手，乔·施瓦茨握了他的手。他们冒雨分道扬镳。
回到直布罗陀，拜伦先把公文袋送到盟军总部交差，等他登上“梅德斯通”号的时候，他已经精疲力竭。他原来准备不脱衣服就倒在铺位上，但是摊在他办公桌上的一份电报使他不胜惊讶，精神百倍。
发件人：人事局
收件人：皇家海军“梅德斯通”号舰长
经由：大西洋电讯
美国海军中尉拜伦·亨利暂时配属皇家海军。前往圣弗朗西斯科向美国海军“海鳗”号（潜艇第345号）艇长报到。批准第二类优先搭乘飞机。
埃斯特！
拜伦曾经在新近的一份美国海军通报中看到过新建舰艇及其舰长的名单，其中就有“美国海军‘海鳗’号（潜艇第345号）——卡塔尔·埃斯特，海军少校”。埃斯特的作风就是这样，向海军人事局提出他所要的军官，而不是给他什么人就用什么人。拜伦在铺位上倒了下去，并非要睡觉，而是要思考。一个他所喜爱的、像通了电流一般令人兴奋的前景突然出现了：把一艘海军的新潜艇投入现役，再度和埃斯特“夫人”驰骋水下，去和日本人角逐。
他知道他可以自行决定何时离开“梅德斯通”号。这位敏感的舰长并没要求给他派来美国技术人员——事实上也不需要他们来照料这几艘潜艇——并且对这整个安排也隐隐约约有点儿不痛快。要是这份电报几天前就已收到的话，拜伦会马上收拾好东西，一大早就动身。但是现在已经定下了日子再当信使去一趟马赛，他也决心要走这最后一遭，为的是希望去见一见总领事盖瑟。乔·施瓦茨那家伙似乎深知内情，绝非信口开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