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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伯尔尼的美国公使馆里，杰斯特罗—亨利的案件突然闹腾起来了。
斯鲁特在瑞士外交部的朋友赫西博士从罗马回来，带来了惊人的消息，杰斯特罗和他的侄女得到一次破格优待，获准前往海滨度假，竟趁机脱逃。这桩事件还牵涉到一位锡耶纳的犹太医生，他是一个秘密的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意大利当局极为震怒，赫西博士还被召到德国大使馆里接受盘问。这位面色红润的矮胖外交官在人行道旁的小咖啡馆里把这一切细细讲给斯鲁特听，详细描绘他怎样跟德国大使馆的一等秘书，一个名叫维尔纳·贝克的冷酷阴险的家伙谈话，还叫对方见鬼去吧，说到这里，半块巧克力奶油小蛋糕都在他的叉子上微微颤抖。赫西认为，杰斯特罗和他的侄女如今已处于绝境。如果他们躲起来了，将会被发现；如果他们企图逃出意大利，将会被抓住。一旦重新被捕，他们就会立即被送进一所意大利集中营。政府早已没收了杰斯特罗的别墅、他的银行存款，以及他租用的保险箱里的财物。
哦，上帝——斯鲁特一面聆听这个令人心烦意乱的故事，一面心里想——娜塔丽还是那个老脾气，不顾死活地一头栽进前途未卜的危险中，这一次还把孩子也带进去了！他决定不把这一严重事态通知她的母亲和拜伦——他正不断来信打听消息——直到他自己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为此，他认为有必要到日内瓦去一次。犹太人的各大组织，包括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都在那里设有瑞士办事处。美国领事馆一向都和它们打交道，也和犹太人的地下活动有接触。关于这次逃亡他可能打听不出什么，可是另一方面，在日内瓦可以从犹太人那儿听到一些惊人的消息，而这类消息一般来说都还靠得住。
关于德国人消灭犹太人集中营的骇人听闻的传说就是通过这些接触点点滴滴渗透出来的。斯鲁特对这些消息本来已经采取了一种不闻不问的态度。自从他证实《万湖会议纪要》的企图落空以后，自从马丁神父不明不白地突然死亡以后，他已觉得自己无能为力，甚至觉得自己处境危险。首先应该保存自己，不让自己发疯。归根到底，他不是什么重要人物，怎能改变历史？阿尔卑斯山脉白雪皑皑，景色美丽得像画在明信片上似的，山脉的那一边正在进行的不只是一场大战，还是——他深信不疑——一场秘密的大屠杀。与此同时，太阳每天升起，照样吃饭喝酒，办公桌上堆满了工作，有的是外交界的酒会宴会。细细思量，伯尔尼的战时生活也蛮不错的，这座城市本身又是这么整洁、安静和迷人！钟楼上，小小的滑稽人像叮当地报着时辰，金色的巨人抡起锤子敲响大钟，木偶们都跳一遍舞，坑里的驯熊为了吃几个胡萝卜，笨拙地跌跌撞撞表演华尔兹舞。遇上暖风吹散阿尔卑斯山上的云雾的日子，积雪的伯尔尼兹山脊跃入眼帘，白雪、红岩、蓝天，简直可以拾级而上，直达天空。只有一件事情和美丽的峰峦外面的恐怖世界相关联，那就是源源不断来到美国公使馆大门外面的难民，他们的眼睛里都流露出惊恐的神色。
斯鲁特乘上去日内瓦的火车，心情忧郁。三天后回到伯尔尼时，他的办公室里已经堆满了商务公文。他跟他的秘书埋头处理完这一大堆公文，很感激自己能够把心思用在有理性的事情上。一天的工作结束，他婉拒了另外两个未婚同事请他共进晚餐的邀请，这两个同事有几位来此演出跳芭蕾舞的法国姑娘做伴。回到公寓里，有个偶尔偷偷和他睡觉的瑞士有夫之妇打来了电话，他也推托了。在日内瓦打听到那样的消息之后，区区声色之娱在他心目中已变得卑鄙龌龊了。他吃了点儿面包和干乳酪，便拿了一瓶威士忌酒倒在扶手椅上。
关于杰斯特罗和娜塔丽，他打听到的只是一些捕风捉影的第三手传闻。不过，他还是觉得这是可信的，也是可喜的。不幸的是，同时也违背他的意愿，他又得知了大量关于消灭犹太人的情况。辞职不干，退出外交界，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盘旋不去，好像电光广告牌上的一条警句一般，一次次重复出现。紧紧闪现在它后面的是一条红色警句：立即应征入伍。
莱斯里·斯鲁特不觉陷入一阵沉思，回顾起他的志向、他的身世、他的道德标准、他的希望，经受着对自己层层剖析的苦楚，仿佛面临着一个重大抉择，决定尝试一种新的终身职业，决定和一个姑娘分手或者结婚。他从来不曾把犹太人放在心上，他是在康涅狄格州一座市郊城镇里长大的，犹太人不容易在那里买房子安家。他父亲是一个生性沉静、爱好哲理的华尔街律师，不曾和什么犹太人结成朋友。在耶鲁大学，斯鲁特总是对犹太同学敬而远之，就是在不为人知的社交生活中也没碰到过犹太人。对于娜塔丽·杰斯特罗的犹太人身份，斯鲁特也曾一度感到是一件憾事，跟身为黑人比起来，大概是五十英里和一百英里的差别。
他并不是真的变了，现在也好，过去也好，他向来都是只顾自己的，但是碰巧那份万湖会议的文件落到了他手中。他懂得德国的历史和文化，有些东西，别人觉得荒诞无稽，他却信以为真。从明斯克文件事件之后，到他为《万湖会议纪要》发出一阵聒噪的声音之间的一段时间里，他便已是一个涉嫌人物。如果他现在为了这新证据而大声疾呼，那就不免要在国务院里永远给自己戴上一顶“犹太帮”的帽子。所以，斯鲁特倒在扶手椅上，反复思忖，瓶子里的威士忌越来越少了。
然而，来自日内瓦的新证据——尽管令人震惊，尽管令人厌恶——也并不是驳不倒的。怎能有这样的事呢？死去的犹太人在哪里？没有一具死尸，你就不能万无一失地证实一桩谋杀案——在这件案子里，就得有堆积如山的尸骨或者掩埋尸体的许多处万人冢。谁能把这样的证据搞到手？照相可以假造。在战争结束以前，永远不要想有驳不倒的证据；即使到了那时候，也必须是同盟国打了胜仗。日内瓦的证据和《万湖会议纪要》一样，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口头的说法、见诸文字的说法，还混杂了一些别的说法，都不过是些歇斯底里的胡言乱语；更有另外一些说法，例如用死人制造肥皂之类的故事，则是从上一次大战传下来的渲染战争暴行的陈腐宣传。
如此不可思议、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别人觉得难以置信，斯鲁特也不能责怪他们。沙皇时代对犹太人的集体杀戮已经是陈旧的故事，一次那样的集体杀戮，死人终属有限。纳粹党人不屑费心去遮掩他们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劫掠，秘密杀害无辜，数以十万百万计，这样的传闻不断出现，越来越多，而纳粹一概斥之为盟国的宣传或犹太人的梦呓。然而，这样的屠杀还在继续，至少斯鲁特相信是如此。《万湖会议纪要》中的计划确实正在付诸实施，在一个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恐怖世界里，而那个世界却像月球背着地球的那一面一样，人们永远没办法知道它的真相。
一杯又一杯的威士忌苏打水灌下他的咽喉，留下一股热辣辣的余味，使他舒畅宽慰，使他感到飘飘然。他简直有点儿像一个脱离了躯体的灵魂，回头看着这个瘦骨嶙峋、戴着眼镜的他自己，直挺挺地躺在扶手椅和垫脚凳上，很为这个聪明家伙感到惋惜，他也许会为了该死的犹太人牺牲掉他的前程。他又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人类的一员，而且神志清醒。如果一个神志清醒的人知道了这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而不与之斗争，人类的前途还有多少希望呢，是不是？谁又能说得出有什么事情是一个人办不到的呢？只要他找到了适当的言语去向全世界诉说，去向全世界宣告，去向全世界呼吁。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做的？耶稣基督是怎样做的？
斯鲁特知道，独自借酒浇愁到了想到马克思和基督的地步，就该适可而止了，也是该上床安歇的时候了。他便上了床。
第二天早上，他正卷起衬衫袖子在打字机上打一封信给拜伦·亨利，把打听来的关于娜塔丽的消息告诉他。他的秘书进来了，她名叫海迪，是一个肉感风骚的金发碧眼姑娘。海迪一见斯鲁特，便要卖弄风情，不过在他看来，她就好像一块裹在裙子里边的奶油蛋糕。“日内瓦领事馆的韦恩·比尔先生说你约好等他来的。”
“哦，是的。请他进来吧。”他把信锁进抽屉里，急忙穿上一件上衣。韦恩·比尔一进来，海迪便禁不住向这位年轻英俊的美国副领事频送秋波。此人身材矮小，前额已秃了许多，但是腰板笔直，腹部平坦，两眼明亮，所以额上的光秃也就不值得介意了。他是因为心脏有杂音才从西点军校中途退学的，年已三十，步伐却仍像一个士官学员，并且一直设法重回陆军。海迪弄姿作态走了出去，比尔目送她的背影，好像有点儿出神。
“你没把文件带来？”斯鲁特关上房门。
“见鬼，没有，生怕在火车上失落这样的东西，我的头发都吓得竖起来了。如果公使决心采取行动，我会把我手头所有的东西都给他送来。”
“给你约好十点钟见他。”
“他知道是为这件事吗？”
“当然。”
比尔觉得很有难处，脑门儿上布满了皱纹。“我也认为这件事情莫测高深。莱斯里，你也一起谈，是吗？”
“不行。人家都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有神经病。”
“见鬼，莱斯里，谁说你神经病来着？你已经看过那些案卷，你知道提供材料的是什么人。你的才华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可差得远了。去他妈的，你来吧，莱斯。”
斯鲁特觉得无可奈何，也预感事情不妙，说道：“可是得由你一个人说话。”
公使穿了一套凉爽的夏服和一双粉刷得雪白的皮鞋。他说，他要去出席一个花园宴会，所以这次会见必须干脆痛快。他朝转椅上一坐，一只好眼睛注视着并排坐在长沙发上的两个人。
“公使先生，我感谢您从繁忙的日程中抽出这点儿时间给我。”比尔开始说，声调和手势都不免干脆痛快得过头了一点儿。
公使把手一挥，既不耐烦，也不以为然。“你有什么新的消息？”
韦恩·比尔立即开始口头汇报。有两份互不相干的证实大屠杀的过硬材料到达了他的办公室，都来自上层人士。他还从第三个来源得到目击者的宣誓证词，证明大规模屠杀的真实情况。他说得详详细细，还说了一大通什么空前浩劫、美国的人道主义以及公使的明智之类的话。
公使把脸撑在一只手上，活像一个不耐烦的法官。他问：“是什么上层人士向你证实的？”
副领事说，一个是知名的德国工业家，另一个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瑞士负责官员。如果公使需要知道名字，他可以设法征得这两位先生的同意，透露他们的真实姓名。
“你亲自跟他们谈过话吗？”
“哦，没有，公使先生！谁肯跟一个美国官员推心置腹地谈话呢，除非他们跟他非常熟。”
“那么，你是怎么得到他们的报告的？你又怎么知道它们是真实可靠的？”
比尔略有窘色，说是得自犹太人的机构——世界犹太人大会和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斯鲁特察觉到，公使顿时失去了兴趣，那只好眼睛转来转去，两肩垂下。“又是转过手的报告。”塔特尔说。
“公使先生，”斯鲁特按捺不住了，“关于希特勒的一个秘密计划，又能有什么别样的报告呢？”他没法儿不让他的声音里带点儿火气，“至于这个德国工业家，我自己跟他在WJC会所里谈过话，他把——”
“WJC是怎么回事？”
“世界犹太人大会。他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只是没说出那个人的名字。我知道他说的是谁，此人是德国工业界的巨子。我也看到了目击者宣誓证词的文件，全都是有血有肉的毁灭性的揭露。”
“我的汇报还没有完呢，公使先生。”比尔说。
“哦，还有什么？”公使拿起一把象牙裁纸刀拍打着手掌。
比尔谈了他和日内瓦的英国领事都就新证据向国内发出内容相同的密码电报，以便秘密转给犹太人领袖。英国外交部立即把电报转给了特别指定的英国犹太人，但是美国国务院扣压了电报。现在美、英两国的犹太人领袖除了因为新透露的情况而议论纷纷外，也正因为国务院的这一举动已被发现而义愤填膺。
“这个问题我要查问一下，”公使说，把裁纸刀往桌上一扔，“以后我会告诉你的，韦恩，现在我有点儿话要跟莱斯里谈。”
“很好，公使先生。”
“在我的办公室里碰头，韦恩。”斯鲁特说。
比尔出去了，随手带上了房门。公使瞧瞧手表，揉揉他的好眼睛，对斯鲁特说：“我得走了。你听我说，莱斯，我不喜欢这种扣压电报的举动。欧洲事务司真叫我觉得莫名其妙。它对我的两封信都没理睬，一封是关于签证规定的，另一封是关于你的影印件的。”
“你为影印件写过信了？”斯鲁特急忙问，“什么时候？”
“波兰流亡政府公布材料的时候，我重新考虑了这事。所有这一切怎能是造假？统计数字，具体地点，一氧化碳密封货车，半夜里突然袭击犹太人聚居区？搜查妇女尸体的肛门和阴户是为了什么，寻找钻石珠宝吗？谁能够凭空想象出这样的事来？”斯鲁特两眼盯着公使，瞠目结舌。“就算我们承认波兰人是靠不住的，就算我们认为他们故意给德国人抹黑，以便掩盖他们自己干的混账事情，在巴黎发生的事情又是为了什么呢？维希政府的警察把成千上万外来的犹太人跟他们的幼年子女隔离开，运走了那批做父母的，天知道运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在记者的摄像机镜头前发生的事，毫无秘密可言。我收到一份基督教青年会的详详细细的报告，真是令人揪心。就在那个时候，我为你的影印件给国务院写了信，可那不过是好像往深井里丢下一颗石子。还有关于那签证的事，莱斯，真是太过分了。”
“我的上帝，我想你指的是品行端正证明！”斯鲁特大声说，“我已经为那件浑蛋事情打了几个月官司了。”
“一点儿不错。我简直不敢朝瑞士官员的眼睛看，莱斯里。我们并不是在作弄他们，我们恰恰是在给我们自己的国家丢丑。一个逃出虎口的犹太人怎么拿得出一份他的德国老家的警察局签发的品行端正证明呢？这分明是故意按个钉子，使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在这儿卡住。我们非把它废除不可。”
斯鲁特面色苍白，注视着塔特尔，清了清喉咙。“你使我重新感到人间的温暖，先生。”
公使站起身来，对着壁橱里的镜子梳好头发，把宽边草帽戴在头上摆弄好。“况且，铁路方面的情报也是怪得出奇。那些装得满满的特长列车，确实都是从欧洲各地载运平民到波兰去的，然后掉转头来，哐啷哐啷开回来的全是空车，与此同时，德国军方却因得不到车厢和车头而焦急万状。我知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准是有什么蹊跷的事正在进行，莱斯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事只有你我两人知道。我为这件事情写过一封私人信件给总统，可是后来我又把它撕毁了。我们正在打败仗，实在不能再给他增添什么别的负担了。如果德国人打赢了，整个世界便会成为一个大屠场，要处死的并不只是犹太人。”
“我相信这一点，先生，不过——”
“好了，你去告诉韦恩·比尔把他的材料全部汇集一下。你上日内瓦去给他帮个忙，只要你办得到，就设法让那位红十字会的头面人物把他知道的事情写下来。”
“我可以试试看，先生，不过这些人对德国人都害怕得要死。”
“行，你就尽力去办吧。这一回我要把材料直接寄给萨姆纳·韦尔斯，其实你就可以担任这个信使。”他的那只好眼睛对准斯鲁特发出赏识的光彩，“嘿！你觉得这个主意怎么样？在国内度上一个美好的短短假期？”
斯鲁特顿时觉察到，这样一项使命会永远断送掉他在外交界的前程。“难道韦恩·比尔不正好是一个现成的信使吗，先生？材料都是他搜集来的。”
“重点不在于材料，他不如你熟悉这个问题。”
“塔特尔先生，车子在等着。”桌上的扩音器里发出一阵沙哑的声响。
塔特尔出去了。斯鲁特走回办公室，一开门便听见里面的欢笑声。韦恩·比尔和海迪在里面站着，显得很窘，海迪急忙夺门而出。斯鲁特向比尔传达了公使的指示。“我们越早动身越好，韦恩。公使终于对这件事情热心起来，所以我们得趁热打铁。我们就坐两点钟的火车去日内瓦，好吗？”
“我刚才和你的秘书约好出去吃午饭。”
“哦，我明白了。”
“确实，莱斯，我打算在这儿过夜，不过——”他给了斯鲁特一个男人对男人的会心微笑，“你不介意吧？”
“哦，就在我这儿做客好了，我们明天去。”
斯鲁特立即听到隔壁传来又一阵笑声。一个到手的标致姑娘比在远处受罪遭难的芸芸众生更为重要，这是人的天性，永远也改变不了。
办公桌上早晨到达的邮件中，有一份赫西博士寄来的正式报告，概述了亨利一杰斯特罗案件的情况。斯鲁特把它归进了一个标着“娜塔丽”字样的卷宗夹子，然后把没写完的给拜伦的信撕碎。也许马上就会有好消息从地中海沿岸的某个领事馆传来，或许甚至从里斯本传来。坏消息则是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