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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美国轰炸机空袭了东京！
我的脉搏噗噗噗地加快了，就像当初作为一个爱上了美国一切事物的侨民，染上了棒球热，看到宝贝鲁思
来个“本垒打”
那时的情况一样。对我来说，美国就是我的宝贝鲁思。这一点我说出来不怕见笑。“宝贝鲁思”终于摆脱了萎靡不振的状态，“啪地一球打到了看台上”
！
说也奇怪，盟军飞机的炸弹总是掉在教堂、学校和医院上，精确到这个地步，这在军事上是何等辉煌的成就啊！如果柏林电台说的都是真话——请问，德国人为什么要说谎呢？——那么英国皇家空军如今几乎已把德国的宗教信仰机构、学校、医院全部夷为平地了，而其他目标偏偏没有命中！现在据说东京在这次空袭中，除了不少学校、医院和庙宇遭到野蛮的美国人炸毁以外，其他地方毫无损伤。实在离奇之至。
我的侄女称这回“杜立特空袭”（杜立特是指挥这次空袭的一位勇猛的陆军航空兵团的中校）只是一个花招儿，一次象征性的轰炸。照她说，这对战争不起什么作用。当英国广播公司播送这消息的时候，她竟然把娃娃托给厨娘，赶到我们的新闻记者同僚聚居的高雅旅馆，跟他们开怀痛饮，喝得烂醉。这帮人差不多老是喝得酩酊大醉，可是我有多年没见娜塔丽喝醉了。大概那天是当地一个爱慕她的人——一个头脑迂腐的美联社记者——护送她回来的，尽管她差点儿连路都走不了，她还是一肚子逗乐的笑料。
她的心情是那么愉快，我情不自禁地想当场就把我两个星期来一直憋在心头的重大秘密泄露出来，这桩秘密我连在本文中都不肯轻易透露呢。可是，我终于忍住了。她为了我已经吃足了苦头，保险丝烧到危险点以前，有的是机会来透露这件出人意料的事，保险丝也可能永远不会烧断。
被扣在锡耶纳的美国人员动身的日期已定于五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我们将动身到那不勒斯或里斯本去，搭上一艘瑞典的豪华邮船，开回祖国。四月一日（我记得那天是愚人节），我的老朋友、锡耶纳的警察局局长来探望我。他一派托斯卡纳人的作风，连连唉声叹气，频频耸肩，讲话绕了不少圈子，露出口风表示对我们来说还有困难。具体情况他不肯做详细说明。
过不几天，详情就从我们驻罗马大使馆的一封来信里透露出来。情况主要是这样：纳粹声称有三名意大利记者被扣在里约热内卢静候审讯，说他们是德国间谍乔装的，实际上他们是真正的记者，现今在同盟国的挑动下，竟遭巴西当局野蛮扣押。因为德国人对巴西人鞭长莫及，为了以牙还牙，他们要求意大利人扣押三名美国人，以此要挟我国国务院劝说巴西释放这些人。当然，这是十足粗野的日耳曼作风，一种营救他们那些因笨头笨脑而落入罗网的间谍的伎俩。不幸的是，如果真闹到这地步，这三个人质可能轮到我本人、我侄女和她的娃娃，因为且不说别的，就连我们自己的“记者”身份证也勉强得很呢。实际上，这场国际交易已经在进行中了，而我们就在那些内定可能扣押的人员中。这就是大使馆透露的消息。
不过，这件事也未必真会发生。巴西大概会接受我国国务院的斡旋，再说，我们的朋友和救命恩人维尔纳·贝克博士正竭尽全力解救我们，一旦真的事到临头，无论如何也要从名单上指定其他三个美国人做人质。我恐怕应当劝止他这么做，不过我在战时也已经学会了狠心，时兴的风尚就是各自逃命。
我对娜塔丽瞒住了这消息。她既怕德国人，又怕他们可能加害于她的孩子，这种恐惧心理已经使她近乎患上神经病了。至于我呢，我并不着慌，我心甘情愿在这里一直工作到死，并且一旦灾祸临头，无论怎样临头，就让人把我的骨灰撒在这花园里吧。不管怎样，我尸骨化灰的日子都不远啦。我说不上怎么会知道这一点，我的健康情况并不坏，然而我的确知道这一点。这一点既吓不倒我，也愁不死我，只会加强我的决心，在来日无多的岁月中竭尽全力地工作，写完我的《路德传》。
可是，为了娜塔丽，我必须尽一切力量确保我们走得成。我一做完早上的工作，就要去找大主教谈谈。他对意大利外交部不无影响。是时候了，利用一切门路，想尽一切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