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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个退役的海军军官来说，时间往往难以打发，不过，近年来我一直在专心埋头翻译阿尔明·冯·隆将军的《失去的世界帝国》及其续篇《世界大屠杀》。
这些战略概要都摘自隆那厚厚两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分析，这是他作为战犯在狱中服刑期间写的。抽去了为这些概要提供佐证的战役分析，隆的看法也许太笼统。然而，他的整部著作是为军事专家写的，他们都能直接阅读德文。一个德国出版商最早把它编纂成一部上下两集的战争通俗历史，其他人只能从这个删节版本来了解隆的观点。
虽然这两卷书带有作者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书里的总的战略观点理当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他们需要有本详细叙述大战全过程的“反面”观点的值得一读的著作。隆对太平洋历次海战的透彻分析，显示了德国军事专业的登峰造极，要知道太平洋是远离其本国的一个战场。凡是我感到无法同意隆的观点的地方，我的批注都以仿宋字标明。
我在本书前面加上隆在临死前不久为一本军事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作为序，题名《万湖会议纪要》。我认为，这篇文章应列为所有军事院校一年级学生的必读物。
自从《失去的世界帝国》出版以来，我收到了许多来信，有的来自老朋友和战友（其中有位苏联将军），他们对我甘愿宣扬一个已定罪的德国战犯的观点表示惊讶。我并不是为德国人辩护。他们发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罪大恶极的战争，几乎取得胜利，并在战时保密的借口下犯下了史无前例的罪行。我认为我们必须研究德国人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导致大规模袭击（从军事角度上看是出色的），以及他们对一个疯狂的暴君那种死心塌地的效忠。要是没有阿尔明·冯·隆之流跟随他，为他奋战到底，阿道夫·希特勒这一辈子就只能做一个不中用的、狂热的吹牛大王，绝不会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魔王，差一点儿把文明世界摧毁。这就是我翻译阿尔明·冯·隆的著作的原因，也是我认为《万湖会议纪要》应当成为军人必读物的原因。
维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亚州奥克顿
一九七○年九月十二日
读者继续来信同我争论，仿佛我和阿尔明·冯·隆持有同样观点，其实我翻译他的著作，正是因为他的观点使我大为震惊。
作为一个专业军事分析家，隆往往颇有见地，有时非常高明。他引用的事实难得出差错，如有错误，我一律在批注中指出。不过，他对这些事实做出的解释往往受到德国民族主义的歪曲，这种民族主义就是产生希特勒的根源。但如果我把自己的全部不同见解都作为按语，本书篇幅就要增加一倍。因此，在这些篇幅里，你看到的是一种富有才智而不是很正常的见解。如果读者不知不觉中竟同意阿尔明·冯·隆的观点，那最好还是好好严格检查一下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凡是不同意他的观点的读者，恐怕都是和我一派的。
维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亚州奥克顿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
军事作家往往回避本文的命题，不过犹太人问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及其后果都有影响。这个问题不能永远置之不理。人们也用不着害怕就这个问题做一番坦率的探讨，因为这丝毫无损德国军人的荣誉。
远在大战以前，国社党的犹太民族政策已经造成了军事上的混乱。一千一百万散居在欧洲各地的居民早已被称为我国血统上的大敌。在德国，《纽伦堡法令》
早已剥夺了他们的公民资格以及从事商业活动和专业工作的资格。第三帝国一旦采取军事行动来实现欧洲正常化，势必一开头就得认真对付这个遍布欧洲大陆的紧密结合的侨民团体，他们有神通广大的社会关系以及雄厚的海外资源。军队对这个问题是无法追根溯源的，他们只能就事论事来处理这个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把犹太人列为有潜在力量的地下组织，无论人数方面也好，聪明才智方面也好，物质手段方面也好，都难以对付。最可怕的敌人往往是铤而走险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其他民族的游击队可以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同我们站在一起。犹太人就没有这种选择余地。军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同当局这些特殊对待犹太人的措施合作。
这些措施的性质如何，不属于军队的职责范围。共同执行这一任务的有各个联邦警察机构，如德国中央保安局、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处、正规的党卫军等等，五花八门，各自代表争权夺利的纳粹权贵。所有这些机构汇合成一个单一的执行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有力工具，因为有关犹太人的政策是由阿道夫·希特勒一个人制定的。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消灭欧洲的犹太民族。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政策失败了。尽管希特勒政权在欧洲大陆统治将近四年，但欧洲仍约有一半的犹太人死里逃生。这个政策的执行自始至终都是被官僚主义搞坏的，完全与军队无关。
实际上，直到大战结束，战胜国的军队揭露了所谓死亡营的秘密以后，德国军队——从最下级的步兵直到最高司令部里的最高级将领，才对希特勒的真正目的有所听闻。
关于这项秘密政策的文献，劫后残存的自然为数不多。因为这项政策的贯彻极为谨慎，关键性的命令都是口头下达的，“只有你知我知”。白纸黑字的材料确实是如此稀少，以至某些权威人士经过冷静思考都坚决认为，所谓“灭绝”的命令，根本纯属子虚乌有。根据这种论调，除了几十万犹太人之外，其他所有的犹太人实际上都逃到了苏联，逃到了西方，或者逃到了巴勒斯坦。所谓死亡营无非是囚禁不法分子的集中营而已，那里的条件理所当然是苛刻的，而焚尸炉只是专门焚化那些死于囚禁的人的一种常规卫生设备而已。
不幸的是，这些书面文字记录虽然寥寥无几，但偏偏提出了相反的情况。例如，目前残存的集中营花名册上标明被处死的人极少，而好几千囚犯往往在同一天死于“心力衰竭”。显然，这种大批人员同时发生心力衰竭的情况一定得有诱发原因。硬要把这样死亡的人同判处死刑的人区分开来，无疑是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做过细的分析。
何况，还有讨论“齐克隆B”毒气的无痛苦致死功效，拿它同枪毙以及一氧化碳窒息对比的党卫军文件，等等；还有德国工业厂商同党卫军军官关于设计和修建特大规模的焚尸炉的详细来往信札，等等。所有这些确凿无疑的文件都表明，有一项有计划地制造及处理大批人类尸体的计划。因此，人们不得不承认确实有过消灭尸体的做法。
在这些残存的德国文件中，没有哪份比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的《万湖会议纪要》更能说明问题。
由于我方各条战线突然崩溃，这份会议纪要才得以见天日。我国数以吨计的许多绝密文件，按标准保密惯例本来应该销毁，现在都原封不动地落到美、英、苏三国手中。《万湖会议纪要》就是其中之一。
假如莫斯科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突然陷入我方中央集团军群之手，那么同样有损声誉的文件就会落入我方手中。斯大林是一个完全跟希特勒一样残酷无情的人物。他下令对自己的俄国人民多次进行大规模秘密屠杀，他的走卒都乖乖地照办了。估计被杀人数高达六千万之多！可是，至今也没有一份官方档案把这件事揭露出来震惊世界。因此，也就没有人把俄国人民污蔑为杀人凶犯的民族。
再者，假如我们按照我在一九四○年六月白白鼓吹了一阵子的方案，一举跨过英吉利海峡对英国实行闪电式袭击，攻占了伦敦呢？那样一来，有什么丢人现眼的白厅档案逃得过我们的揭露呢？在印度，在埃及，在马来亚，在南非，事实上，凡是英帝国主义打出英国国旗的地方，凡是当地人民奋起反抗，不愿被榨干血汗来养肥盎格鲁-撒克逊人，因而遭到英国军队野蛮镇压的地方，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本来都有案可查。可如今，这些事情依然是一个蒙在鼓里的秘密。
只有德国蒙受了本国档案被揭露的耻辱，只有德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战败国日本都被允许保留他们的天皇和政府机构，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南京屠城
和巴丹死亡行军事件
的有关文件都隐藏起来。
其实，《万湖会议纪要》这类文件在每个国家的秘密档案里都存在。天下人性到处都一样。让美国公开有关自己灭绝红印第安人的档案吧，公开有关自己从墨西哥手里抢走得克萨斯的档案吧，公开有关珍珠港事件以后自己迫害美籍日本人的档案吧。然后，我们来看看这类事实比起《万湖会议纪要》揭露出来的真相究竟如何吧。
这份会议纪要是共计十五页的油印密件，是美国调查人员在翻阅缴获的大量我国外交部的档案时发现的。有条注解说明原来印了三十份，如今只剩下编号为第十六的外交部的那一份了。世界史学者要深入了解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全靠这么细的一根线索。秘密差一点儿被保住了！
文件记述了美国参战后不久，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柏林的格罗斯—万湖区国际警察组织总部大厦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主席是海德里希，一个曾因丑事被撤职的海军军官，在一片混乱的纳粹时代当上了保安警察的头子和德国中央保安局（
德文为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组成一个字，简称RSHA。——英译者注
）的头头儿。这个叫海德里希的家伙在党卫军里位居不得人心的希姆莱之下，是第二号人物。早在一九四二年年初，党卫军就已经掌握我国保安和警察各部门的大权了，因此，当海德里希召开这次会议的时候，各部次长都纷纷赶来。他们同七个党卫军人员会晤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由其中之一的阿道夫·艾希曼中校
做会议记录。这些会议记录由海德里希审订，成为《万湖会议纪要》。
这八名高级官员分别来自司法部、内务部、外交部、东方占领区区事务部、波兰总督辖区、德国总理府，以及四年计划全权代表办公室等——事实上，除了武装部队之外，每一个重要政府部门都有人参加。没有证据可证明武装部队部门有任何人员知道这次会议的举行。
这是《万湖会议纪要》暴露出来的严峻事实。德国的国家荣誉委托给我们武装部队，而我们武装部队却一无所知。这是秘密警察与联邦官僚机构的一次联席会议。艾希曼—海德里希这个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英译者按： 冯·隆将军在自己的著作中并不靠捏造事实来推诿责任。可是，他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军事历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特别辩护人。事实上，虽然没有德国武装部队的代表出席万湖会议，但德国军队的确参与过执行对犹太人的政策，这一史实材料是千真万确而令人沮丧的。
海德里希召开这次会议似乎是要取悦他的上级。六个月以前，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当我们大举进攻苏联时，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就在一封绝密信件中命令他组织部署一下对付犹太人的问题，必要时吸收政府其他部门参加，并且“尽快”提交一份草案给戈林，写明已经采取了什么行动，进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尽管按党卫军的惯例，这类事情并不见诸文字，《万湖会议纪要》的产生显然是为了要戈林对海德里希的巴结有个深刻印象。
戈林在信件中使用了“犹太人的彻底解决办法”的字句。自从会议纪要被揭露以来，“彻底解决”（ 德文是Endl ö sung。——英译者注 ）这一说法在反德作品中具有了讨厌的附带含义。海德里希经常使用一个更为确切的名词“区域解决办法”，本文即使用这一名词。
那些年来，在各种政策分析文章中，出现过三种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移民解决办法、驱逐出境解决办法以及区域解决办法。
起初纳粹分子认为他们一旦掌了权，大多数犹太人就会移往国外。结果德国的犹太人不愿放弃自己的家园和事业以及祖先的坟墓，甚至在希特勒的《纽伦堡法令》把他们贬成下层贱民以后还不愿走。他们希望纳粹政权只是一阵转眼就过去的暴风骤雨。欧洲别处的犹太人看来也没什么人认为会发生大战，也没什么人认为一旦打起仗来，德国会打胜。因此，留在德国的犹太人比离开德国的要多得多。在德国国境以外，犹太移民就更微不足道了。
不过，即使对少数想离开的犹太人来说，移民解决办法也搁浅了。如果德国不再欢迎希伯来人，那看来其他地方也不十分欢迎。希特勒上台以后，西欧各国对犹太人入境的限制一年比一年严格。新世界那些人烟稀少、幅员广袤的国家，在“被压迫人类的避难所”美国的带头下，纷纷当着犹太人的面嘭地关上一扇扇铁门。这是人对人不讲人道的历史上一个黑暗的篇章。
等到希特勒政权明白犹太人不愿移往国外，而且发现反正要想法进入别国也不容易，驱逐出境的解决办法就提出来了，即强迫他们迁移。棘手的问题是：迁到什么地方去？
在所有的驱逐出境计划中，现在残存的文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马达加斯加计划。强迫欧洲的犹太人在南非沿海这个法属岛屿上定居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些研究。但是，由于困难重重——缺少船只来运送这一千一百万人，敌人控制着海面，开支浩大，又生怕得罪法国维希政府，而我国正在寻求同他们通力合作，还有就是这个尚未开发的热带岛屿不适宜欧洲人生存——因此很难说清这一规划所产生的问题有多严重。海军方面后来向希特勒指出，总有一天英国会在马达加斯加登陆，以保卫他们在印度洋上的海上交通线，这时把犹太人安置在该岛上的一切谈论才告终止。元首宣称，英国只会“把这些害人的杆菌重新散布到全世界”。
事态就这样发展到只能在欧洲的土地上就地解决，这就产生了区域解决办法。海德里希在万湖揭开了这秘密上蒙着的纱幕，这样联邦的官僚们就能一劳永逸地清楚了解他们要干的工作的性质了。
照理来说，在二十世纪，应该不容许这个残酷的方案存在。真可惜！科隆
、德累斯顿
、卡廷
和广岛
说明了这种在战时的道德沦丧的情况确实不仅限于德国。区域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是一个轻率的方案，是那帮不负责任且不称职的坐办公室的柏林官员凭空想出来的。从行政的角度看，这个方案自始至终都搞得一团糟。正像人们去政府大厦那些舒适的套房里凭空想出来的大部分计划一样，它看起来头头是道、井井有条，一到现场就碰壁了。在执行的过程中，确实有许许多多犹太人送了命，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可耻失败。
区域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一九四一年我们占领了大片土地。千寻万觅终于找到了东方占领区这块能把犹太人送去的地方，因为这儿用不着同什么政府磋商，用不着对当地百姓进行抚慰。这里是处在德国炮口下的半个欧洲大陆，人口稀少。
海德里希提出了一个最言之成理的简单计划，要把欧洲的犹太人“从西方清理到东方去”，先暂时集中在过境犹太人隔离区，然后按性别编成庞大的劳动大队，运送到东方占领区去。到了那里，叫他们修路，出于军用目的，这一落后地区非常需要公路。在采取这项行动的过程中，“多数犹太人无疑会受到自然因素的淘汰”，如生活条件恶劣和劳动削弱体力等。至于少数几个经过考验、死里逃生的人，海德里希直率地说，只得对他们做出“相应处理”了，因为自然淘汰结果证明他们是顽强的，不把他们处理掉，他们就会构成犹太民族新生的苗子。这就是当时的政府残酷无情的思想。
内阁官员的一致反应是高度的热忱，纷纷提出建议以改进或加速计划的执行。会议在一致同意的良好气氛中结束，会后还按照上层官场的惯例举行了美酒佳肴的盛宴。
不过，这个方案几乎一开始就搞不成。劳动大队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公路也没有修建。从一九四三年起，在我军撤出俄国的急行军过程中，军队深深感到因该方案未能实现而大受影响。确实，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集中起来，装运到东方去，运到波兰的过境犹太人隔离区去。可是，他们就在那儿待下来了——这些被囚禁的难民数量庞大，给德国的人力物力造成极大的负担，在卫生方面和治安方面都对后方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后来的那些党卫军会议纪要现在一份也没有了，无法说明为什么放弃了海德里希的计划。区域解决办法被胡乱地改头换面，变成了在日益扩大的过境犹太人隔离区附近修建大工厂，并就地利用犹太人的强迫劳动。他们试图通过削减营养、强化劳动进度等办法，来实现预期的自然缩减人数。可是，要把一千一百万人口连根拔掉、重新安置，终究是一件难以想象的行政工作，完全不是负责这项规划的柏林那帮蠢材解决得了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述，有一半犹太人逃过了这场浩劫。由于这个规划而罹难的犹太人不过五百五十万，最高估计为六百万。
我们至今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一下子改用毒气室进行无痛致死的（减少痛苦的处决），也不清楚是怎样一下子这样做的。人们对这个弄不清楚的问题普遍存在曲解和误解。
海德里希的这一计划是一帮养尊处优的官僚搞出来的，他们不像军人那样受过那么多折磨，吃过那么多苦头，经历过那么多次出生入死。结果搞出来的这个计划竟是一场荒谬透顶的大丑剧。人类精神和肉体的应变能力是异常惊人的，战俘忍受了好几年的恶劣生活条件，他们几乎学会了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吃喝。在求生欲的驱使下，他们精力枯竭的身体的需要几乎缩减到零。所有这些现象都发生在过境犹太人隔离区。自然淘汰的速度缓慢，令人头痛。突然，瘟疫蔓延了，病菌才不分抓俘虏的和被俘虏的呢。因此，病弱的犹太人成了当地居民和我们武装部队的一个长期威胁。
这些事态的发展分明引起了这种想法：反正这些人无异已经被判了死刑，那么何不采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无痛致死法，免得他们长期受苦呢？同时，岂不又可去掉我们军队的一大包袱？这个包袱竟有这么沉，当初倒没及时料到呢。
原来，采用毒气室的理由完全基于这些实质上属于人道主义的精神。挽救犹太人的生命是根本办不到的。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发布命令要弄死他们，他的意旨就是法律。人们只能用最正当、最实用、最文明的方式来执行。关于一百万名儿童就这样被毒死这个无可抵赖的事实早已被大肆宣传，这件事回想起来是令人遗憾的。然而，活活饿死对儿童来说会是一种更加痛苦的慢性死亡，这样做父母的也得忍受眼看孩子日渐消瘦而死的痛苦。
至于掠夺那些新来的犹太人，甚至掠夺那些不幸死难者的尸体，这种行径的确是不能原谅的。党卫军用这种方式积累了价值好几十亿马克的金银财宝，但这对德国的作战方面是否有好处还是一个疑问，因为希姆莱—海德里希的特务机构飞扬跋扈，贪污腐化。至于利用尸体制造肥皂的说法，当然是英国重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稽之谈。
这不是一个毫无军事影响的后方问题，区域解决办法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军事行动。
最大的损害是在人力方面。大批健壮的德国男子从作战任务中被抽出来，去管理犹太人。搜捕队、集中营看守等等，都是从当地居民中征募的。尽管如此，仍然足足有好几个师的德国人不去打仗，偏偏在政府机关和集中营里瞎忙着犹太人事务。
人力不足的问题在我们的工厂里也是经常发生的。战俘和占领区来的强迫劳动者充其量只是半心半意地在干活儿，而且不管枪毙掉多少人，他们依旧坚持搞破坏活动。不过，犹太人人才济济，有能工巧匠，有专业人士，男男女女对任何技术性劳动都是一学就会。事实上，在毫不容情的搜捕队来把他们运走之前，他们就是被这样使用的。他们不大搞破坏活动，相反，他们工作得非常出色，这说明他们拼命想维持自己的生命和自己亲人的生命。我们就这样丧失了几百万非常可靠、动机高尚、生产能力高强的劳动力。
最后一点，在纳粹主义统治下，瞧不起犹太人的作战能力是普遍风气。固然，他们在党卫军的管教下，看起来好像是一帮温顺驯良而不堪一击的人，然而这种情况是可以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惊人大转变的，这一点已由战后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情况证明了。要是我们当初能在东线用上一两百万像目前的犹太军人这种素质的战士，那该有多好呀！当时这种想法会被当作笑话看待。今天，悔之已晚，我们只能表示惊讶而已。
当时对铁路运输所造成的负担真是不堪设想，而且是经常性的。不管列车塞得如何满——这种超载是众所周知的——大部分车皮被占用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前线始终没有足够的车皮和火车头。作战师的官兵坐在后方车站簌簌发抖，而专门用来运送犹太人的列车却装得满满的，车轮滚滚开向东方，然后空车回来，不做其他用途。这种非作战的用途有一种压倒一切的秘密优先权，这种优先权在美国只给过制造原子弹的单位。
尽管这政策的最终意图始终是保密的，可是许多德国部队确实亲眼看到了执行的情况。这是有案可查的。遗憾的是，有些部队也被吸收进去，不仅在运送犹太人或看守犹太人这方面出了力，而且在屠杀这方面也效了劳。
当地的部队司令官有时也提供并运送流动行刑队，因为他们办的是官家的事。这些党卫军行刑队名叫特别行动队，紧随在我们挺进的军队后面开进了俄国。为了把游击队活动在萌芽状态时就消灭掉，他们奉命不经审讯就可以把政治委员枪毙。这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发布的著名的《政治委员命令》
。他们还奉命把凡是搜捕抓到的犹太人都当作德国安全的主要威胁，立即予以消灭。当地居民都高高兴兴、自告奋勇地加入特别行动队来对付当地的犹太人，结果骇人听闻的事层出不穷，特别是在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几十万犹太人在军管区范围之内，遭到了比较守纪律的德国行刑队有计划的枪杀。
德国士兵无法始终避而不看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个别情况下，也有受错误思想指导的当地部队司令官竟然准许他们的部队——甚至命令他们的部队——参加屠杀。结果事实俱在，还有照片为证：身穿德国武装部队制服的士兵在枪杀怀里抱着婴儿的犹太妇女。这类事件无疑在我们的队伍里起了某种瓦解士气的作用，并引起人们对我们打仗的目的产生怀疑。一支军队出现这种情况，其战斗精神就受到了破坏。正如区域解决办法的许多方面一样，这个破坏我军士气的作用是不能以百分比或其他说明问题的数字来表达的。然而，这是东线的一个真实因素。像失败主义一样，缺乏自信对作战方面产生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非常重大的。
一个军人受训练就是为了杀人，就是拿自己的命去跟敌人的命拼，这是最正大光明的当兵准则。军人有时也不得不执行比较遗憾、比较肮脏的任务。他们必须枪毙蒙住眼睛、无能为力、站着等死的间谍或游击队队员。按照命令，他们有时必须把可能成为游击队好战士的小伙子、小姑娘和妇女绞死。不过，这并不说明军人始终忍受得了这种差事，特别是一个德国军人，受的训练是既要在战场上骁勇善战，又要讲究体面、顾全廉耻。在这一点上，纳粹对我们德国青年造的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也是不可原谅的。
因此，我们就归结到整个问题的核心上：这个解决办法弊端重重，究竟是不是一种绝对必要的战时保安措施？难道犹太人真是希特勒所假设的危害帝国安全的根本大敌？在这一问题里，连带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哪一种帝国？”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我们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出现了两种不可调和的帝国概念。
（一）自由主义的概念：一个爱好和平的帝国，在文化上主张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给犹太人以自由权，仿照法国和英国的榜样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使德国在军事上处于次要地位。
（二）国家主义的概念：帝国作为一支新兴的世界力量，是大英帝国的天然继承者；建立一种荡涤一切外国色彩的德国文化；根据波拿巴主义者的“举国皆兵”的思想，建立武装部队，盲目忠于国王，忠于国土，忠于基督教的古老美德。
在这两种思想上忽然冒出社会主义来了，它带来了四海一家、平均主义和废除私有财产那种感情用事、毒害匪浅的大杂烩。但国家主义才是德国的真正精髓。凡是国家主义的帝国占上风的时候——一八六六年，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一年，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我们就强大胜利。凡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子露面的时候，德国就受苦受难。
全靠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天才，把国家主义帝国的奥秘同社会主义那鼓舞平民的吸引力融合在一起，因此就产生了国家社会主义，一种一触即发的群众运动。希特勒这种改良的社会主义不会引起军方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实行严格的经济控制，对除了犹太人以外的全体人民采取基本的就业、保健和福利措施。
然而，犹太人是德国自由主义的主心骨。自由主义给了他们公民权和优惠，自由主义让他们在金融界、自由职业界和艺术界自由发挥他们的干劲和才智。这些过去受歧视的人，那时到处抛头露面——兴旺发达，一副外国派头，身居要职，不加检点地炫耀他们暴发的财富。对犹太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他们的救星。因此，对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献身国家主义的人来说，犹太人看来就是根本大敌了。
说来伤心，一切做法都是基于这个观点的。
然而，在一桩历史事实面前，所有为区域解决办法辩解的企图都落空了。事实证明犹太人没有能力拯救自己，也没有能力促使别人来拯救他们，而自卫本能正是对一个民族的真正实力的试金石。
在希特勒掌心外的犹太人只能一筹莫展地旁观，眼看着他们在欧洲的骨肉兄弟落得个不明不白、凶险可怕的下场。那么，希特勒作为信念的那个论点，所谓犹太人在政治上牢牢地控制着西方世界的根据究竟何在呢？犹太人既说不服一个国家为他们敞开大门，也买不通一个国家这样做，连对南美洲区区一个共和国都起不了作用，那么所谓他们无穷无尽的财富又究竟何在呢？一九四四年，在秘密开始泄露的时候，他们苦苦哀求英美人士去轰炸奥斯威辛，结果白费口舌，那么所谓他们无孔不入的影响又究竟何在呢？
这些事情都是不言而喻的。希特勒夸大了犹太人的威胁，把本意善良的德国人民引上了邪路。犹太人原可以对我们大有用处的。我们这一方要是加上了他们在人力、技能和国际影响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减去这部分的重要作用，那就会众望所归。说不定到后来连这场战争的结局都会不同了！
因为即使在欧洲以外的犹太人没有力量进行解救，他们制造的舆论也是强有力的。他们的大喊大叫使人们相信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我国人民的歪曲，罗斯福和丘吉尔把我国人民描绘成匈奴和鬼子。这就产生了两个同我们的事业生死攸关的政策——“德国第一”和“无条件投降”——这种政策把两个强大的财阀统治集团不可挽回地推到欧亚布尔什维主义一边去了。
如果纳粹政权把我们统治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处理得英明得体，就决不会闹出这类事来，这就是区域解决办法在军事上所造成的悲惨的矛盾局面。犹太人并不是强大的敌人，他们原可以成为强大的朋友的。由此可见，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应该被认为是代价惨重的军事上的失策。不过，这事没有同武装部队商量过，不能责怪武装部队。这就是从这份硕果仅存的主要文件——《万湖会议纪要》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英译者按： 我初次把本文的译稿递交《美国海军学会会议记录汇编》编辑特恩布尔·C.“巴克”富勒海军中将时，他原稿退回，并用红墨水大字草草写着：“把这种微不足道的、冷酷而令人恶心的狗屁塞到《会议记录汇编》里来，用意何在？”他是一个老海员了，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在他的批语下写道：“为了向我们自己表明我们原本可以做到哪些事。”写好后，我就把稿件寄回去了。过了六个月，文章在《会议记录汇编》上刊出了。以后，我在好些场合碰见过巴克·富勒，他都绝口不提阿尔明·冯·隆的文章。他至今还未提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