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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斯里·斯鲁特只要看见哪个姑娘身材颀长，体态轻盈，一头卷曲柔润的浓密乌发往后梳，就往往把她当成娜塔丽·亨利。有一回，他在伯尔尼的一场酒会上看到了一个姑娘，浑身神经不由得感到一阵轻微的震颤。不消说，又是一场虚惊。娜塔丽固然可能在几乎任何一个地方露面，不过他知道她在哪里。
这个假娜塔丽正在跟圣诞节酒会的主人——英国代办聊天，他们站在一幅色彩鲜艳的乔治六世肖像画下面，画中人物全副戎装，挂满勋章。斯鲁特在人声鼎沸、说着几国语言的宾客中想法挤过去，好一饱眼福。但见她长着鹅蛋脸，一对大大的黑眼睛分得很开，眼角上翘，高高的颧骨，微微凹陷的面颊，连橙红色的唇膏也搽得过于浓艳，和娜塔丽真是极其相似啊！她一定是一个犹太人。她的身段比较苗条，因此比娜塔丽更加诱人，就斯鲁特的审美观来说，娜塔丽未免有点儿骨骼太大。他一直目送着这姑娘穿过烟雾腾腾的会客室。她回眸朝他看看。他跟着她走进一间镶嵌着护墙板的书房，她在一个铜架地球仪边停了步，呷着一大杯酒。
“你好。”
“你好。”这对仰望着他的热情的眼睛清澈而天真，虽然她看上去有二十来岁了，可是眼睛还像个聪明的少女。
“鄙人是美国公使馆一等秘书莱斯里·斯鲁特。”
“哦，我知道。”
“啊，咱们见过面吗？”
“因为你一直盯着我看，我就向人家打听你是什么人。”她用柔和悦耳的嗓音说，一口略带德国腔的英国口音。
“请别见怪。你看上去特别像我爱上的一个姑娘，她结婚了，很美满。所以，说来我也未免太痴情了，不过好歹这就是我盯着你看的原因。”
“真的吗？这回我已经深深了解你啦，尽管你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呢。我叫塞尔玛·阿舍尔。”她伸出一只纤细的手和他握了一下，手劲没娜塔丽大，可比娜塔丽更带点儿少女气息。她手上没戴戒指。“我朋友说你太偏向犹太人，就从莫斯科调任了。”
斯鲁特听了这句话很恼火。伯尔尼到处都这么传说，这是公使馆里的哪个人散播的？“但愿我真能名副其实地为这些人做出牺牲。我的调任是例行公事。能找到个地方有好酒好菜，晚上有灯有火，不打枪不打炮，我就高兴了。”
她对他伸出食指点点戳戳，像个小学教师似的。“别这样！别为这事感到惭愧。难道你不明白这件事使你在外交界多出名吗？”她伸出一只苍白的手，转着吱吱嘎嘎响的地球仪，“这世界够大的吧？可就是没有一个地方容得了犹太人。多少世纪以来，至少一向还有一扇大门敞开着，如今门全堵死了。”
斯鲁特哪想得到自己偏偏又找上这么个麻烦。这个姑娘穿着漂漂亮亮的时髦衣服，态度充满自信，同别的男人在一起谈笑自若，难道会是一个难民吗？那些被赶出家园的倒霉人老是到公使馆纠缠不休，他对他们的苦难早已无动于衷了。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来保持神志正常啦。
“你有困难吗？”
“我本人吗？没有。我小时候全家人就离开德国了，我们是瑞士公民。当时人们都把希特勒当笑柄，可爸爸并不觉得好笑。”她把头往后一仰，声调也变了，“好吧！给我说说跟我相像的那个姑娘吧。不过，还是请你先给我再弄点儿柠檬苏打水来。”
他在酒吧前歇下来，一口干了一大杯杜松子酒。等他回来时，只见塞尔玛·阿舍尔站在地球仪旁，叉起了胳膊，屁股和一条腿朝一边挺出，贴身的蓝裙子衬托出一条大腿的美妙轮廓。这是娜塔丽喜欢摆的老姿势。“说起来，这姑娘嘛，”他说，“就是埃伦·杰斯特罗的侄女，他是一个作家，也许你听说过他吧。”
“哦，写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和《一个名叫保罗的犹太人》？当然听说过。我不大爱看书。这些书写得机智聪明，不过相当浅薄，而且是无神论。原来她是犹太人！你们是怎么认识的？现在她在哪儿？”
塞尔玛·阿舍尔劲头十足地听他讲娜塔丽的故事，她那对清澈的棕色眼睛像电光似的凝视着他。斯鲁特的眼睛却一直盯着露在她花边蓝衬衫下雪白的颈前那激烈跳动的血脉，这是神经高度兴奋的表现。
“多离奇的事啊！管她叔叔是名人也罢，不是名人也罢，她干吗不把这个死缠不休的老东西摆脱掉呢？”
“她是一步步卷进去的。等她拼命想使自己和孩子摆脱出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偷袭珍珠港的事把她拖住了。”
“那么她孩子的父亲，这个异教徒青年海军军官如今在什么地方呢？”
“在太平洋的一艘潜艇里。”
“怪极了！我真替她难受，可她的眼力一定很糟糕。你怎么知道她在锡耶纳？”
“我在负责被扣留的侨民的交换工作。意大利把我们一方的记者就扣留在那里。她跟杰斯特罗博士都上了名册。”
“她可知道你在争取释放她？”
“但愿她知道。瑞士驻罗马公使馆替我们转信，我给她写过信。”
“你决心要弄她出来吗？”
“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她叔叔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她一直在做他手下的研究员。我们国内也扣住了不少意大利记者。这事得花时间，可是不至于有太多的麻烦。”
“真是十分迷人。”塞尔玛·阿舍尔伸出手来，“你一定要写信告诉她，你在伯尔尼碰见一个长得像她的姑娘。”
“我送你回家吧。”
“谢谢，我自己有车。”
“可是我很想再见到你。”
“哦，不成，不成。”她心里一乐，眼睛睁得圆溜溜的，令人啼笑皆非，“我只会惹得你伤心，叫你想起你失去的心上人。”
她屁股一扭，就走出书房，像圆舞曲一样轻松愉快。
“那你认为苏联决心坚持到底吗？”阿舍尔博士问。他的身材胖墩墩的，一头浓密的花白头发，很大的鹰钩鼻。他坐在桌子首席，一张疲惫得要命的脸耷拉在胸前。
斯鲁特听到这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不由得又感到惶恐不安，一则想不到这回人家竟会请他吃饭，二则只看阿舍尔家这阔绰的排场，他就已经感到惶恐不安了。他们的餐具一色都是笨重的金边瓷器。方格板壁上挂着两幅马奈
的画，在小天窗透进来的道道光线下发亮。塞尔玛隔着桌子对斯鲁特莞尔一笑。“爸爸，你别想从一个外交家嘴里掏出一句干脆的话来。”
她的座位一边是一个教士打扮的红脸神父，他正畅快地大吃大喝；一边是一个皮包骨的瘦高个儿英国老头儿，鼻子上长着个难看的疣子，上菜时他只要素的，可又几乎碰也不碰，就搁在那里了。宾主共有十人，除了塞尔玛之外，斯鲁特一个也不认识。塞尔玛的哥哥是一个头发早秃的小个子，他和他父亲都戴着室内戴的黑便帽。莱斯里·斯鲁特走了这么多地方，可从没跟戴着便帽的犹太人同桌吃过饭。
塞尔玛的母亲碰了碰斯鲁特的手，她的纤指上戴着两枚大钻戒，闪耀着红光和青光。“可你是刚从莫斯科来的，务必请你给我们讲讲你的印象。”
“说起来，我十一月份离开的时候情况最糟糕，此后多少有些起色。”
斯鲁特说得顺口，就不知不觉地独个儿说开了。他谈到了冬季大反攻的情况：《真理报》上随着报捷的大标题刚刚刊出将领的照片，胆小的官员就源源不断从古比雪夫回到莫斯科来，粮食供应有所改善，空袭次数日益减少，一队队没刮胡子的、形容枯槁的德国人在红军冲锋枪的押送下，一边在高尔基大街的雪地里行进，一边还用破破烂烂的袖口擦着鼻涕。“俄国人管这些家伙叫‘冬天里的德国佬’，”斯鲁特说，听的人都哄堂大笑，面露喜色，“不过目前是一月中旬。虽然德国人稍微失利，但希特勒依然盘踞着俄国西部。大反攻看起来接近尾声了，大家应当尽量乐观才好。只是俄国人的干劲、爱国精神和人多势众确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阿舍尔博士萎靡不振地点点头。“对，对。不过，失去了百分之九十的重工业，苏联怎能继续打下去呢？”
“一九四一年他们打败仗时，他们把工厂都搬到乌拉尔山脉后边去了。这真是一项超人的工作。”
“斯鲁特先生，希特勒的工厂可不必搬动啊。这些工厂都是世界上设备最好的，一直都在稳步生产出大量武器。只等来年春天解冻，泥泞干燥了，他就会发动一次大规模新攻势。你说，那些内迁的工厂能给俄国人生产足够的武器吗？”
“俄国人还能得到《租借法案》的物资。”
“不够，”英国老头儿喝道，“他们不够，英国也不够。”
阿舍尔悲哀地说：“我担心的是，如果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拿下高加索，而列宁格勒和莫斯科还是和外界隔绝的话，你可不能排除人家单独媾和的可能性。”
英国老头儿说：“正如列宁在一九一七年所干的那样。”
塞尔玛的母亲说：“那么一来，俄国的犹太人就完蛋了。”
神父本来在穷凶极恶地对付半只鸭子，忽然住了手，一对小眼睛朝斯鲁特瞟了一眼：“目前俄国的那些犹太人是怎么个情况啊？”
“在德国后方的吗？大概很糟糕吧。别的地方嘛，还算过得去。当局把他们当牲口似的赶来赶去，不过俄国多多少少也是这样对付每一个人的。”
“从俄国和波兰传出来的各种说法是真的吗？”阿舍尔博士问，斯鲁特没搭理他，“我指的是大屠杀。”
四座都向斯鲁特投来严峻的眼光。
“这类事情是很难核实的，”他吞吞吐吐地说，“战争时期嘛。那些地区禁止外界的新闻人士进出，连德国的也不准。大屠杀的受害者开不了口，杀人凶手当然不肯谈。”
“醉鬼酒后吐真言，德国也有爱喝酒的人。”塞尔玛说。
阿舍尔太太又碰碰他的手。这个年近花甲的女人，头发里夹着几绺银丝，皱纹密布的脸庞清癯秀丽，一身长袖黑礼服直扣到脖子，这些都赋予她一种雍容华贵的美。“你为什么说在德国后方的情况很糟糕？”
“我离开莫斯科前看到过一些档案材料。”
“哪类档案材料？”神父马上尖锐地发问。
斯鲁特越来越不安，躲躲闪闪地说：“不外乎是人们听说的那种吧。”
那个英国人清清嗓子，用指关节敲敲桌面，像含着口痰似的说：“斯鲁特先生，伯尔尼就是这么一座充满流言蜚语的小城市，你知道吗？听说你太关心犹太人，你们国务院就把你从莫斯科调到瑞士来了。”
“完全是无稽之谈，我国国务院本身就非常关心犹太人。”
那个英国人缠住不放，说：“事实上，听说你对美国新闻界人士透露了你的档案材料，因此引起了你的上级的不满。”
斯鲁特无法圆滑地对付这个刺探，他只能说：“流言蜚语简直不值得讨论。”
接着，大家陷入长时间的沉默，这时有个女用人在每一个席位上放了一本小小的祈祷书。阿舍尔博士父子都一本正经地用希伯来语念了一段祈祷词。这当口儿，斯鲁特感到尴尬，就顺手翻着德译本的祈祷文。等到男女宾客分别走到各自的休息室去喝咖啡时，塞尔玛在一条过道里拦住斯鲁特，伸出两臂搂住他。她身上穿着一件黑丝绒紧身胸衣，半掩半露着一对漂亮的乳房，比娜塔丽的略小一些。她四顾无人，就依偎着他，在他嘴上轻轻一吻。
“这是为什么？”
“你太瘦了，我们一定要把你喂胖。”她匆匆走开了。
这个公馆里有整整一层都是阿舍尔博士的书房：长长一间，黑沉沉的，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成排的书，多半都是皮面精装书。一股浓烈的、发霉的书卷味。在堆得乱七八糟的大书桌后面的那堵墙上，挂着一些政治家和歌剧明星的签名照。附近的一个木架上摊开着一幅世界军事地图，上面插满彩色图钉。
“你还一直收听柏林电台呢，雅各布？”那个英国人伸出颤抖的手指，在地图上马来半岛那儿“笃笃”敲着，“日本人早就给打退到比这儿更远的北边了。”
阿舍尔对斯鲁特说：“你瞧，我真糊涂，竟把战争带进我修身养性的地方了。”
“你这儿的地图倒比我们公使馆的详细。我们往往把整个太平洋都忘了。”
“不过，斯鲁特先生，这可是一个关键地区啊，对不对？要是新加坡丢了，那就不免引起一场土崩瓦解，”他伸出指头，从印度到澳大利亚往下一扫，“不闹得天下大乱才不会罢休呢。”他又把指头朝上一挥，指着德国在俄国的战线，那是一排红色图钉标出的南北向曲线，从黑海一直到北冰洋，“瞧希特勒占据的地方！苏联是一个断臂缺腿的残废啦。”
“新加坡丢不了。”那英国人说。
“再说一个主权国家能长出新手新脚来，”斯鲁特说，“它是一个顽强的原始生物，就像螃蟹似的。”
阿舍尔听了这番比较，苍白的脸上微露喜色。“唉，可是德国人如此强大。但愿能从他们的后方包抄过去！”他的指头一下子跳到大西洋东岸，“不过如今东亚的土崩瓦解会把美、英拖到另一个方向。”阿舍尔郁郁不乐地叹了口气，颓然地坐在斯鲁特身边的棕色皮沙发上。
“哪能让这种事出现呢！”那个英国人坐在一张高背椅上，开始拿大西洋沿岸德国潜艇击沉盟国舰船的事来逗莱斯里·斯鲁特。难道斯鲁特的同胞连在战时都不能尽力克制一下，在沿海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吗？柏林电台公开吹嘘说，辉煌的灯火为德国潜艇提供了战争中最方便的搜索条件。英国广播公司刚才证实了德国发布的十二月份在美国沿海击沉舰船的惊人数字。照这样下去，盟军是输定了。
再说——那老头儿越说气越大，竟差点儿从椅子上跳起来——日本人在吕宋岛为什么进展如此迅速？英国兵力分散在全球，而且已经打了两年多的仗，所以难怪新加坡岌岌可危。可是，驻菲律宾的美军已经多赢得了两个宝贵的和平年头练兵备战，况且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没作战。为什么不把侵略者撵到海里去？如果在这次大战中，美国连这副担子都挑不起来，那也好，英国愿意单独拯救文明世界，事后再回过头来对付俄国熊。不过，任重道远啊。美国有的是资源，就是缺少斗志。
斯鲁特听了这番慷慨激昂的长篇宏论，倒没怎么发火，因为凭这人的态度和嘶哑的声音，他真是老糊涂了。斯鲁特不动声色地回答道，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要做好战争的思想准备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点在张伯伦执政下的英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不过，他也有一两个问题要请教。不准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对英国的作战有何好处？一个自称为文明民主的国家，怎能迫使妇女儿童乘坐危险的旧船，绕着地中海毫无指望地不断漂流呢？
“理由可多着哪，有地区政策的种种理由，有国家的种种理由。”那个英国人泪汪汪的，猛地伸出手在眼睛上一抹，“不瞒你说，大英帝国肩负种种重任，处境为难哪——一个人还往往进退两难呢。对不起，告辞了。”他站起身，赶紧夺门而出。不一会儿，他那个不施脂粉、貌不惊人的女儿出场说：“我们该告辞了。”她嗔怨地白了斯鲁特一眼，转过身走了。
“得罪，得罪。”斯鲁特对阿舍尔说。
“当初托莱佛在这儿的公使馆任职时，他就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他身体有病，热爱祖国，可是人老了。”阿舍尔沉着地说。
宴会就此散了。斯鲁特和神父一起走到寒风料峭、星光灿烂的夜空下。斯鲁特翻起衣领，说要走回自己的寓所。神父提出陪他走走，练练筋骨。斯鲁特心里原来寻思跟这个小胖子神父一起走兴许走不快，他们两人在枝干光秃秃的树下迈开大步走过干涸的喷泉时，倒是他得加快步伐。在寂静的深夜里，斯鲁特听得见神父均匀的深呼吸，大鼻子像小小的蒸汽机似的冒出热气。他们走了约莫一英里，大家都一言不发。
“好了，我到家了，”斯鲁特在自己公寓门口停步说，“谢谢你作陪。”
神父直盯着他的脸。“还有一些有关犹太人遭遇的档案材料，你感兴趣吗？”这句话是突然用干脆的德国话说的。
“什么？啊，我刚才在宴会上说过了，我国政府当然关心减轻犹太人苦难的问题。”
神父朝马路对面一个暗沉沉的儿童小公园挥挥手，公园里空荡荡的一排排长凳间有秋千，有跷跷板。他们过了马路，默默无声地在公园里走了一圈。
“真可怕，真可怕，真可怕。”神父骤然一连声地说，声调那么异样、那么忧伤、那么紧张，斯鲁特听了不由得停住脚步，大为震惊。神父抬头看着他，在远处一盏路灯的暗淡光线下，那张脸变了相。“斯鲁特先生，我原是巴伐利亚人。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我亲眼看见阿道夫·希特勒这摊狗屎在街头对着二十来个人演讲。暴动失败以后，一九二四年，我看见他在受审时大放厥词。一九三六年，在纳粹党代会上，我又看见他对一百万人演说。他始终是那么一摊狗屎。他从来没改变过，直到今天也没改变。同样一只手撑在屁股上，同样一个拳头挥舞不休，同样粗俗的嗓音、下流的语言、愚蠢而原始的念头。然而，他是德国的主宰，他是我国人民的凶神恶煞，他是上帝降下的大祸星。”
忽然，神父又开步走了，斯鲁特只得跑了几步跟随在他身边。“你必须了解德国，斯鲁特先生。”他的声调冷静些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民族，我们只知道服从上面的命令。那是我们的历史的产物，是一种持久的封建制度。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一直犹豫不决，是要崇尚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呢，还是要偏重浪漫的实利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呢？是要乌托邦的美妙幻想，还是要专制蛮横的强权理论？到今天为止，我们基本上还不知所从，是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放纵的享乐主义呢，还是要东方布尔什维克的激进的无神论？”神父一边嘴里熟练流利地说出这些抽象的词句，一边张开两臂做着手势，“而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鸿沟、多大的真空、多大的空白啊！这两种现代思潮的人文主义都提出不信上帝。我们德国人心里都明白，这两种论点都过分简单化和虚伪。在这一点上，我们算对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上当受骗。我们一直摸索着在现代生活中恢复爱和信仰，哦，还有基督。可是，我们天真幼稚，我们受蒙蔽啦。一个反基督的恶魔欺骗了我们，他利用他那种野蛮的、伪宗教的民族主义，把我们引到通向地狱之路。不幸的是，我们的宗教狂热和不动脑筋的一味盲从竟如此严重，简直没有个底儿。德国人真心渴望着获得信仰、希望和一种站得住脚的现代形而上学，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是对这种渴望的极大歪曲。我们正在饮鸩止渴。假如不斩断他的魔爪，结果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大灾难。”
一半因为神父这双有力的手越握越紧，一半因为他这番充满热情的谈话，斯鲁特竟被深深感动了，他说：“这番话我全信，你说得好。”
神父那圆溜溜的小脑袋点了点。他傻笑了一下，忽然滑稽地换成一副随随便便的口吻说：“你喜欢看电影吗？我本人可是非常偏爱电影。我承认，这有点儿无聊，浪费时间。”
“喜欢，我就爱看电影。”
“好极了，改天我们一起去看。”
经常有人找上门来给外交官送情报，而电影院就是一个通常的接头地点。斯鲁特倒从没碰到过这等事。他左右为难，只好闪烁其词说：“再请教一下大名。我很抱歉，可惜我先前没听清楚。”
“我是马丁神父。过几天我们约好一起去看场电影吧，我给你打个电话。”
隔了半晌，斯鲁特才点点头。
为什么点头呢？此后莱斯里·斯鲁特心里时常在琢磨，因为这件事决定了他下半辈子的命运。说起来，一是他有一种代表美国的概念；二是他感到尽管表面上有逆流、有偏见，美国人骨子里还是同情犹太人的；三是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自己竟会拒绝一个绝色犹太姑娘，真是目光短浅的傻瓜；四是他巴不得克服自己的胆怯怕事，他已经开始感到这种胆怯的可恶了；五是他意识到尽管上回他向美联社泄露明斯克文件这事害得他丢了官，可是这仍然不失为产生一种反常的自豪感的因素；最后一点，也同其他几点一样起作用，那就是好奇心。这几点把他推进了一种新的生活。
三个星期过去了。斯鲁特脑子里早把这次深夜的离奇谈话淡忘了。蓦地，马丁神父打来了电话。“斯鲁特先生，你喜欢宾·克劳斯贝吗？我觉得他逗极了。你知道吗，宾·克劳斯贝的新片就在碧珠电影院上映。”
神父拿了预先买好的戏票等着。七点钟开始的电影，影院还没满座。马丁神父找了一个边座，斯鲁特悄悄坐在他旁边。他们看着宾·克劳斯贝打扮得像个大学生，同穿着短裙的漂亮姑娘鬼混逗乐，看了半个小时光景，神父一声不吭换了一个座位，远远坐到前排去了。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瘦子，坐在这位子上，手里摆弄着一顶帽子、一把雨伞和一包厚厚的东西。帽子掉到地板上了。他蹲下来在座位下找帽子的当口儿，顺手把那包东西搁在斯鲁特膝上，嘴里说声“劳驾”。斯鲁特那边邻座上坐着一个满脸脓疱的姑娘，只顾着看宾·克劳斯贝，正看得出神，一点儿也没注意到这件事。那人找到了帽子，就安心看电影了。斯鲁特拿了这包东西。等到电影散场，他把东西夹在腋下就走，一颗心怦怦直跳。在夜色朦胧的场外，散戏回去的观众没一个朝斯鲁特看一眼。
他拼命克制自己，不敢加快步伐，其实是不敢奔跑，信步走回寓所。锁上门，拉上百叶窗，这才从那包里抽出一捆影印品，黑底白字，是一份德国官方文件，有几页上面沾着一块褐色的污迹，把字都弄糊了。他匆匆翻弄这些深色的纸页时，纸上冒出一股辛辣的药水味。
面上一页盖着一个黑底白字的橡皮印，字迹清楚：国家机密。文件的标题是：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
在格罗斯—万湖召开的政府各部次长级会议
开头几页列举了十五名官衔显赫的高级官员的名字。党卫军第二把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主持了这次在柏林郊区万湖召开的会议。斯鲁特正打算一边看着文件，一边翻译出来，这时电话铃响了。
“喂，我是塞尔玛·阿舍尔。你肯请我吃饭吗？”
“塞尔玛！天哪，好呀！”她听出他一股子热情，不由得哈哈大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趁还没换装，他匆匆翻了一下文件，主要论点是把大批欧洲犹太人由铁路运送到被征服的东方地区，强迫他们修筑公路。这件事既不新奇，也不怎么骇人听闻。要知道，俄国和法国的战俘也被当作奴隶劳动力使用呢。德国人甚至还强迫意大利人进厂干活儿。德国人称王称霸，对犹太人尤其残酷，因此才搞出了这个筑路工程计划。斯鲁特弄不懂神父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把这些材料给他。他把这包东西塞到床垫子下，回头再细看。
塞尔玛开了她那辆灰色的双人座小菲亚特来接他。她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脸蛋半掩在雪白的狐皮领子里，一脸正色，眼睛明亮，羞羞答答。她把车子开到一条偏僻马路上的一家小饭馆前。
“自从认识你以来，我平生第一回做了两件坏事。”塞尔玛一双纤细的手搁在方格台布上，一会儿捏紧，一会儿放松，“其中一件就是开口叫一个男人请我吃饭。”
“这件事不算坏呀，幸亏你做了，我很高兴。还有一件呢？”
“更坏了。”她突然尽情大笑，用手碰碰他的手，一下又赶紧缩回去了。
“塞尔玛，你的手好凉。”
“怪不得，我紧张极了。”
“可为什么呢？”
“嗯——为了把一件事讲清楚，上个月请你去吃饭可不是我的主意。是爸爸出乎我的意料请的。根据你谈到的那位在锡耶纳的朋友的情况，看来你对大胆的姑娘并不介意，其实我偏偏不是这种人。我把我遇见你的事告诉了父母，他们对你是久仰了。爸爸在此地当了多年犹太人协会的头头儿。随着德国人每次取得胜利，我们在伯尔尼这儿的朋友一天比一天少，这对我倒是一种教育，”塞尔玛开头几句话说说停停，以后就呱啦呱啦谈开了，她大声道，“一种冷眼看人生的真正教育。爸爸资助过医院、歌剧院、定期换演剧目的剧院，样样都资助！我们家过去宾客盈门，可如今——唉——”
“塞尔玛，我在你家遇见的那个神父是什么人？”
“马丁神父？一个善良的德国人。善良的德国人确实有呀，人数还不少哪，可惜还不足以起什么影响。马丁神父帮爸爸搞了不少南美的入境签证。”
“他向我提供了德国虐待犹太人的秘密情报。”
“真的？”
“他的情报可靠吗？”
“我实在不能对神父下判断，哪怕他是至亲好友。抱歉了。”她两手一挥，激动地做了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仿佛要把这个话题挥开似的，“家里闹腾得不像话！我今晚只好出来。爸爸正把他的企业搬到美国去呢。他忙得筋疲力尽，妈妈可不愿眼看着他一味操心担忧，把命都送掉。这桩事非常复杂，牵涉到把在土耳其和巴西的工厂卖掉，别的我就不懂了。哎哟，瞧我唠唠叨叨说了一大堆。”
“承蒙你向我推心置腹，我很荣幸。我决不会把人家的话再讲出去。”
“娜塔丽的话多吗？”
“多得多了。她十分武断，还好争辩。”
“我看我们并不真正相像。”
“我竟一下子忘了你们的相似之处。”
“真的吗？可怜哪，原来你对我感兴趣的只是我跟她相似。”
“你话一少，就不相似了。”
塞尔玛·阿舍尔脸红了，慌忙扭过头去，然后再仰起脖子，回头望着他。“另外一个原因，我父亲搬家的真正原因，就是我就要嫁给一个美国人，巴尔的摩的一个律师，地道的正教徒。”
“你——呃，你本人真心信教吗？还是你遵照父母的意思？”
“我受过良好的希伯来教育，甚至还懂得一点儿《塔木德》，按说姑娘家是不该学的。我念书一向很认真，我父亲看了很高兴。目前他正跟我一起研究以赛亚
，这的确非常有趣。至于说到上帝——”她又激动地做了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我越来越怀疑了。如今上帝到哪儿去了啊？上帝怎能听任这类事情出现呢？我还可能会成为一个被打入地狱不得翻身的幽魂呢。”
“那么，你要嫁那个虔诚的年轻人又是怎么回事？”
“哦，我决不能随便嫁给别的什么人。”她看到他莫名其妙地皱着眉头，暗自好笑，“这一点你不了解吧？说起来，你也用不着了解。”
现在斯鲁特完全清楚了，他跟这个姑娘的关系告吹了。他们一直七扯八扯地谈到上菜为止。他开始在她身上寻找短处，每逢他想打退堂鼓，他总是这么做，所有的姑娘都难保没有缺点。塞尔玛那串长长的耳坠子挑得糟极了，她的时髦观也有毛病：那件高领子的衣服遮住了脖子，却挑逗性地突出了一对小山般的乳房，既要显示出女性美，又要假正经，弄得不伦不类。她的眉毛长得太浓，没有拔过。早先看来那份天真稚气倒也引人注目，现在看来分明只是过分矜持的小家子气罢了。他怎么偏偏同一个虔诚的黄毛丫头一起吃饭！他开始感到上当了。这顿饭吃得有什么意思呢？
“你喜欢跳舞吗？”塞尔玛正懒懒散散、挑精拣肥地吃着清蒸鱼。
“马马虎虎。”斯鲁特有点儿不客气地说，“你呢？”
“我跳得糟极了。我过去难得跳舞，今晚我倒很想跳跳。”
“一定奉陪。”这倒是把这个虔诚的黄毛丫头搂在怀里的一个办法，虽然这办法不一定使人十分满意。
“你在生我的气吧。”
“哪里呀。”
“你猜得出我生平第一回做的另一件坏事是什么吗？”
“恐怕猜不出。”
“那好吧，我来告诉你，就是吻了一个非犹太人。不过，我也没吻过多少犹太人。”
他们到一家夜总会去玩，那里有两支乐队轮番演奏。她老是踩他的脚，转错方向，身体跟他保持一英尺距离，看起来又狼狈、又激动、又高兴。不管怀里相距多远地搂着这个粗俗的黄毛丫头，脚趾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他都不禁回想起当年在中学舞会上的情景。她不断瞧着墙上的一只大挂钟，恰好在十一点一刻的时候，她说：“咱们现在该走了，玩得痛快极了。”
她用那辆菲亚特把他送到他的寓所，手也没握就让他下了车，轰隆隆地开走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心里知道，塞尔玛的倩影和搂住她身体、闻着她发香那种令人难忘的感觉，将害得他好几个钟头睡不着觉。他自己调了一杯兑水的威士忌，一屁股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他的眼光落在床上，叹了口气，站起身去拿《万湖会议纪要》，心里揣摩着翻译官方的德国文章兴许会引起睡意。他拿了一本黄纸笺、一支铅笔和那沓黑色文件，专心致志地边看边写起来。
过了个把小时，他正看的那张文件不由得从他手里掉到地板上。“耶稣……基督啊！”他失声喊道，大吃一惊地两眼直盯着墙上镜子里自己那张惨白的脸，比平时更清醒了，“耶稣……基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