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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在砰砰地敲门。
帕米拉一边急忙奔出去开门，一边摸索着把一件长睡衣披在身上。古老的莱佛士旅馆的寝室地板震得直摇动。
“是谁？”
“菲尔·鲁尔。”
她打开房门，吓了一大跳。
她上次看到他是在日本发动进攻后的第二天早晨，当时他穿着一身丛林战的军装，慷慨激昂地正要驾着一架租来的私人飞机到前线去。鲁尔是一个飞行员，为了搜求战场上的事迹，他肯豁出去蛮干。当初西班牙内战期间，他那些凭着一股疯劲儿驾着飞机去和敌机搏斗的故事让她听得入了迷。他那些富于浪漫气息的奇谈，添上马克思主义的辞藻，使她想起马尔罗
。这会儿他却浑身湿透，头发一绺绺地垂下来，没有刮过的脸十分憔悴，两眼陷了下去，一只包扎着绷带的手红肿得可怕。他身边还有一个人，只见他个子矮小，相貌严厉，铁灰的头发，也是浑身湿透。他是一个陆军军官，手里拿着一根湿淋淋的轻便手杖，在拍打着自己的掌心。
“我的天哪，菲尔！进来吧。”
“这位是登顿·谢普少校。”
塔茨伯利穿着一套松垂的黄色绸睡衣，从他的卧室里一瘸一拐地走出来。“老天，菲尔，你掉到河里啦。”他打着哈欠道。
“外面在下大暴雨。能给我们一些白兰地吗？槟榔屿已经失陷了，我们刚从那里来。”
“我的上帝，槟榔屿？没有的事。”
“丢了，我跟你说。丢了。”
“他们已经向南推进到这么远了吗？呃，那座岛屿像城堡一样坚固呢！”
“过去是这样。整个马来亚都快失陷了。这是一场溃败，你广播的新闻都是可耻的谎言。老天爷啊，你干吗要去奉承那些谎报战果、一无所能的孬种呢？他们把这场戏弄糟了，说不定还要把一个帝国也断送了——这倒不是说这个帝国值得挽救。”
“我报道的都是真相，菲尔，”塔茨伯利给两个人递了两杯白兰地，面孔涨得红红的，“我说出了我所能打听到的。”
“胡说八道。还不是《统治吧，不列颠尼亚》
那一大套好听的劳什子。马来亚已经丢了，丢了！”
“我说，这白兰地倒呱呱叫！”少校的嗓音又高又甜，简直像女孩子的声线，真叫人吃惊，“别理睬菲尔，他受了惊吓啦。他从没吃过这样的败仗。马来亚并没失掉，我们还是能够打败这帮小杂种的。”
“登顿在多比将军的参谋部工作，”鲁尔用嘶哑的声音对塔茨伯利说，“我并不同意他，但是听听他怎么说吧，他会给你提供一点儿可以广播的东西。”
帕米拉回到她的房里披上一件浴衣，免得菲尔·鲁尔老是瞪着眼盯着她那薄薄的绸睡衣里的乳房和大腿。
塔茨伯利把酒杯重新斟满时，谢普尖着嗓子问道：“你手边有马来亚的地图吗？”
“这儿就是。”塔茨伯利走到屋子中央，把柳条桌上面的一盏吊灯开亮了。
谢普把他的轻便手杖当作指示棒在地图上比画着，说明这次战役完全是早就预料到的。他本人就在多比将军的参谋部制订演习方案时出过一份力。许多年以前，他们就预测日军进犯时可能登陆的地点，以及他们将怎样进军，多比甚至在季风期间布置了一场模拟进攻，来证明它是行得通的。但是，目前马来亚的司令部中似乎谁都不知道多比所做的研究工作。在晚上袭来的一场暴风雨中，北部的印度军和英军猝不及防地被日本人建立起滩头堡，防守部队溃不成军，败退下来。日军的进攻势如破竹，英军建立在日得拉周围、配备着充分给养的第二道防线，原来以为可以坚守一个月，却在几个钟点里失陷了。从此，英军节节败退，根本没有一个作战计划。
再说，英军分散在半岛上——谢普用他的手杖这儿指指、那儿点点——兵力单薄，而要保护的各机场的地点，皇家空军又选择得那样愚蠢，事先也不跟陆军磋商一下。他们没有办法协调作战，保卫机场。有几个机场已经失陷了。这样，日军就夺得了制空权。更糟的是，日军拥有坦克，在马来亚，英国一辆坦克也没有。伦敦的陆军部做出过这样的决断：在丛林战中，坦克没用。可惜的是，谢普用枯燥的、从鼻腔里发出来的高音调说，日军并未获悉这一真知灼见。尽管他们的坦克不是很好，但一路上横冲直撞，没遭到任何抵抗，亚洲人的部队望风而逃。在新加坡，防坦克的障碍物高高地堆积着，可就是没有人把它们放到应该放的位置上。
尽管吃了败仗，英国的防守力量还是占据着优势，谢普坚持说。登陆的日军有三个师。英军可以调集五个师的兵力，空中的和地面的援军还在源源而来。日军对于丛林战是训练有素的——轻装便服，能拿果子和野生植物的根充饥，配备了几千辆自行车，一旦占领了公路，就可以迅速前进——但是日军在太平洋全线出击，很可能这支登陆军队的给养和弹药全是它自己带来的或抢到手的。如果守军实行焦土政策，跟侵略军拖下去，迫使他们在南下的长长的路线上把粮食、燃料、弹药都消耗干净，等到弹尽粮绝，他们就只得停止前进，那时就可以一举把他们消灭掉。
谢普在地图上指出哪些地方早就应该有坚固的防御工事。多比将军当初打过报告，要求在和平时期就把它们建筑起来，可是什么也没有做——真是大错特错——不过还来得及。建筑工事所需要的物资，库房里有的是。一支两百万中国人和马来人（他们对日本人都又恨又怕）组成的劳动大军，随时可以召集。他们能在一星期或十天之内把工事筑起来。他们需要筑两条十分坚固的防线，紧贴着城市：一条在海峡对面的柔佛州；另一条就沿着新加坡岛本身的北岸，包括水下障碍物、输油管、探照灯、碉堡、带刺的铁丝网、机枪掩体……
“可是那儿的工事已经筑好了啊，”塔茨伯利打断他的话说，“北岸早就固若金汤了。”
“你错了，”谢普回答道，他那奇特的姑娘般的细嗓子因为喝了白兰地而变粗了，“这座岛的北岸除了沼泽地之外，再没别的什么了。”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瞪大了眼睛，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说：“我亲眼看见那儿有很结实的防御工事。”
“你看到的是基地的外墙，这道墙可以挡住那些爱管闲事的人。这不是一个可以防守的基地。”
“你这话是不是说英国广播公司听信了谎言，受了新加坡最高当局的蒙骗呢？”
“啊，我的好朋友，英国广播公司是一个宣传渠道。人家利用你。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我希望你有什么办法叫马来亚司令部动起来。”谢普似笑非笑地在手掌上轻叩着手杖，“菲尔说你是一个刚强勇敢的人，还说了这一类夸奖的话。帝国在摇摇欲坠，塔茨伯利。那不是报纸上的宣传，那是军事上的事实。”
塔茨伯利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沉静的、具有强烈说服力而身上湿淋淋的军官。“好吧。早上九点钟左右，你能再到这儿来一次吗？”他激动地在室内一瘸一拐地走着，“我准备通宵把这篇报道赶出来，然后我要你把稿子核实一下。”
“当真吗？九点钟？太好啦！我乐于帮忙。”
“可是你必须掩护登顿，”鲁尔插进来说，“哪怕人家用烧红的夹钳钳出你的鸟丸。”
谢普走了。鲁尔问是否可以让他留下来在扶手椅上打个盹儿，他准备天一亮就上医院。
“听着，把湿衣服脱掉，挂起来。你去洗个澡，”塔茨伯利说，“我屋子里有一张空床，洗过澡就去睡吧。”
“那太感谢啦！我浑身都发臭啦。在日得拉，我们步行着从泥水塘里穿过去。我从自己身上拉掉四十条水蛭，这些小小的怕人的脏东西！”
“你手上怎么啦？”帕米拉问，“看起来很吓人。”
“唉，那是在日得拉被一个白痴般的军医用柳叶刀弄成这样的。”鲁尔可怜巴巴地、担心地往自己的手望了一眼，“但愿别让我丢了这只手才好。也许已经有点儿血液中毒了，帕姆，我全身都在发抖呢。”
帕米拉笑了笑。尽管鲁尔天不怕地不怕，但这个人一向是疑神疑鬼的，以为自己得了什么病。塔茨伯利问道：“你的飞机呢，菲尔？”
“在马六甲飞机场，我们在那儿搭上一辆军用卡车，他们不肯给我的飞机添汽油。登顿和我是从槟榔屿飞到那儿的。在槟榔屿，我们还得守住飞机，赶开那些人，韬基，我是指白种人。事实上，是陆军部队的军官！”
帕米拉在浴盆里放了水，给他放上干净毛巾，可是一看，他已经和衣睡熟了。她脱下了他的靴子和他外面的制服（制服散发出沼泽地的臭气），替他把蚊帐在四边塞好。她翻动他的身子的时候，他还说着梦话呢。
她突然想起了往事。到目前为止，在新加坡，他一直是她过去的情人：上了些年纪，喜欢油腔滑调地调情，令人讨厌。可是眼前这个精疲力竭、头发蓬乱的白皮肤大个子，穿着湿漉漉的汗衫小裤，一无遮掩，睡在那儿，更像是当年在巴黎时的菲尔·鲁尔。娶了一个俄国老婆，还有其他一切，都说明他至少是不同寻常的！在巴黎的时候，他——不修边幅，真叫人感到寒碜——总是使人觉得很有趣。
“在闹什么呀，帕米拉？”塔茨伯利叫道，“坐到打字机旁边来，咱们干活儿吧。”
他迈着沉重的步伐踱来踱去，挥动着双臂，口述了一篇广播稿——《和一个失败主义者的对话》。他这样报道：在高尔夫球俱乐部里，他曾经跟一个已退役的陆军上校谈过一次话，这个陆军上校是一个危言耸听的老顽固。登顿·谢普的看法结果从这个吹毛求疵的老头儿的嘴里讲出来了。塔茨伯利指出，失败主义往往会唤起这类噩梦，而这篇报道也显示了新加坡防守者具有人性的一面。作者本人表示，他深信固定防线是存在的，边战边退的行动完全是按照计划执行的，新加坡岛的北岸已经布置好了圈套，刀枪林立，将是来犯者的葬身之地。以上这段小插曲无非证明在新加坡要塞仍然享有言论自由，“民主”在马来亚仍保持着自信云云。
他口述完毕之后，帕米拉拉开灯火管制用的窗帘。东方已经露出了鱼白色，雨仍然下得很猛。
“很有策略，是不是？”她爸爸看到她并不对这篇文章表示意见，就这样问道，“把情况捅出去了，可是叫他们没法儿找我的碴儿。”
她揉揉眼睛，说道：“这篇东西一拿出去，你就永远也脱不了身啦。”
“我们走着瞧吧。这会儿我得抓紧时间睡一小时觉。”
谢普少校打扮得整洁多了，戴着一顶编织着木髓的钢盔，正好在九点到来。他用铅笔在打字稿上匆匆地做了几处小修改，尖着嗓子嚷道：“我说，你的记忆力真强，没说的，塔茨伯利。”
“干这一行不是一年两年了。”
“很好，这是一篇呱呱叫的报道，写得太妙了。祝贺你！希望能产生影响。我将在北部收听它的广播。菲尔陪着我到这儿来，太让我高兴了。”
帕米拉把稿子送到新闻检查官办公室，就上街买东西去了。只见铺子里挤满了进进出出的顾客，这些铺子多半是中国人开设的，日常用品的备货仍然十分充足，价格比伦敦低廉多了——妇女的绸内衣啊，首饰啊，精美的食品啊，酒啊，小山羊皮手套啊，以及雅致的鞋子和钱包等。可是现在几乎家家铺子都挂着同样的布告，上面是用印刷体新近写成的红色字样，有些像出于东南亚人的手笔：“一律现金交易，概不赊账。”
“你回来了吗，帕姆？”塔茨伯利听到她正把买来的东西扔在放地图的桌上，喊道。
“是我。有消息吗？”
“有啊，政府办公厅把我叫去了。”他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刚剃了胡子，脸上红光光的，穿着一身白亚麻布衣裤，帽子歪戴着，像个浪荡子，眼睛里露出两道凶光，“柏林老文章又来啦！”
“菲尔到底醒了没有？”
“早就醒了，他在你的卧室里留下一张便条。再会吧！”
鲁尔写的是孩子般的印刷体：“亲人，我用左手写印刷体，出于无奈，祈谅。多承关怀，罩以蚊帐。往事历历，我情不自禁，致使尊体不得不披上浴衣，甚以为歉。我的手疼痛异常。祝好，马尔罗。”
她把便条扔进纸篓，倒在榻上就睡熟了。电话铃声把她吵醒了，已经过了一个小时。
“喂，帕姆？”塔茨伯利的声音听起来又兴奋又轻快，“给我收拾一个旅行包，我要出门一个星期光景。”
“出门？到哪儿去？”
“这会儿还不能说。”
“我也要收拾吗？”
“不要。”
不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只见他腋窝的汗水浸透了他的上衣，成了黑黑的两大摊。“旅行包在哪儿？”
“在你床上，都收拾好了。”
“让我来一杯烈性的杜松子酒。捅了马蜂窝啦，帕米拉。我的目的地是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
“我的日子大大不好过了，亲爱的，”他慌忙脱下上装，解开领带，一屁股坐进扶手椅里，椅子发出嘎吱一声响，“比在柏林还要糟哪。老天，那篇稿子叫有些人心惊肉跳！总督和布鲁克-波帕姆正暴跳如雷呢。我受到了当地毫无道理的亏待，帕姆。这两位大老爷当真想要威吓我。该死的傻瓜，他们自己才是碰到了麻烦呢。可是，谁要叫他们从迷梦的世界中醒过来，他们就下定决心要掐死谁。到了该暴露真相的时刻了，帕姆，令人痛苦的、兆头不妙的真相。我看到的是弥漫在最上层的那片乌烟瘴气。啊，谢谢。”他把酒一口咽了下去。
“我该怎么办？跟你走吗？”
“不。布鲁克-波帕姆就要换班了。你要想办法去打听，要在本子上记下来。我会赶回来收拾这场战斗，可是那篇稿子一定要广播出去。”
“韬基，澳大利亚也有新闻检查呀。”
“跟这儿不能比，那是不可能的。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自相矛盾！你可知道，他们先是说，他们已有了固定的防线，接着又说不是这么回事，他们承认还没有那条防线，因为缺乏劳动力！关于谢普的设想——利用当地的劳动大军，他们称之为胡说八道的废话。马来亚的任务是赚钱，哪怕从橡胶园里或者从锡矿里抽调一个本地人，都会妨害备战的部署——要注意，说这些话的时候，每天都有矿山和种植园一个个落到日本人手里！再说，种植园主和矿山公司所付的工资，政府付不起。按照政府支付工资的标准征用劳动力，要跟陆军部信件往返三个月。这就是他们考虑问题的方式，帕米拉。而这当口儿，槟榔屿失陷了，日军正气势汹汹地朝南进军！”
“新加坡早晚要失陷。”帕姆说。她茫然无绪，不知将来怎样从这地方脱身出去。
“要是当局采纳了谢普的意见，它就不会失陷。我一直替这个政府的自杀性骗局卖力，现在我可得将功赎罪啦。感谢上帝，菲尔把谢普带来看我——哈，这可来啦！”他向那响起铃声的电话扑去，“什么？什么？啊，干得漂亮！好极了，谢谢你——帕姆，他们办好啦！他们把一个可怜的美国商人在水上飞机上的位置挤掉了，我要上路啦。”
“这么说，圣诞节你要在澳大利亚过了。我呢，却要在这里过。”
“帕姆，有什么办法呢？这是战争呀。这次广播将会是一次历史性的广播。英国广播公司事后尽可以把我解雇，我并不怎么在乎。等这桩事干完了，这场风波平息了，我就回来，要不然你乘飞机到澳大利亚来。”塔茨伯利一边唠唠叨叨，一边忙着梳头发、整领带，奔过去拿旅行包，“真抱歉，我就这样溜了，好在也不过几天罢了。”
“可是，在这几天里，日本人会不会来呢？我心里就是在想这个问题。”
“你想我会抛开你不管，让你自个儿去面对困难吗？日本人还在三百英里以外呢，一天不过推进几英里罢了。”
“得了，好吧。要是我有选择的机会，我可不愿让整排整排的淌着口水的东方人把我强奸啊。”
“听着，你觉得我亏待了你吗？”
“得了，韬基，你上路吧！祝你圣诞节快乐！”
“这才是我的好孩子。再会吧！”
谢普少校讲的是真实情况。新加坡要塞不过是一个幻象罢了，塔茨伯利父女刚来时就从飞机上看得一清二楚，并没有这样一个要塞。
帝国的消亡就像阴云密布的一天的消逝，看不到日落的景象。收音机里并没宣布它寿终正寝，读者也并没在早晨的报纸上读到它的噩耗。不列颠帝国在击退希特勒的这场伟大的却行动迟缓的斗争中，把自己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英国人民早就希望这个帝国快快完蛋，好推选出绥靖主义的领袖，大刀阔斧地削减军事预算。话虽然这样说，等到末日临头的时候，仍然让人受不了。幻想是镇痛剂，产生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之间的差距。这种幻想就是新加坡要塞。
说这话不是存心吓唬人。只要读一读丘吉尔的回忆录就再清楚不过了，就连他也当真以为新加坡是一座要塞呢。当地的所有人员——陆军军官、海军军官、殖民地行政长官，沿着这一庞大的指挥系统一直通上去——他们中哪一个也不曾向首相报告新加坡要塞并不存在。但英国人对“帝国的铜墙铁壁”的信仰是有感染力的——至少对欧洲人来说是如此。在日军发动进攻的好几个月之前，赫尔曼·戈林向一个来访的日本将军提出过警告，新加坡要塞能坚守一年又六个月。可是后来，正是这位将军
在七十天内攻克了新加坡。
这一幻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新加坡位于印度洋和南中国海之间的航道上，控制着主要的东方贸易航线。在那些虚度的绥靖主义年月里，好几百万英镑作为军事拨款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新加坡，这是因为日本的威胁早在预料之中。在二十世纪初，正是英国人自己帮日本建立起现代化的海军，英国造船厂捞到了好大一笔红利。古怪而封建的日本人很快就赶了上来，把沙皇俄国的海军打败了，博得英国报纸一片热烈的喝彩声。可是，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消散之后，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使人料想到，也许正是这些古怪的日本人有朝一日会来跟大英帝国较量一下。于是，英国在新加坡建立了巨大的海军基地，拥有容纳、维修整个皇家舰队的能力。原来的计划是，如果日本蠢蠢欲动，那么主力舰队立即驶往新加坡，用威慑或者用武力不许它轻举妄动。如果偏偏在这当口儿德国人也出来捣乱，那就需要主力舰队留守本土，这一点似乎被忽略了。
因此，新加坡贮藏的粮食、燃料和军火足以抵挡七十天的围攻。在这七十天内，尽可以调集舰队赶到新加坡。它还筑有巨大的炮台，炮口对准海面，在援军赶到之前，可以抵挡日本舰队所发动的任何进攻。这一切都给人一种要塞的感觉。
可是，海洋并没像一条护城河那样把新加坡团团围住。敌人可以从北方沿着荒凉的马来半岛南下，跨过狭窄的柔佛海峡，走陆路来犯。决策者们认为，长达四百英里的热带丛林比设防的壁垒更加坚固。再说，他们觉得如果在岛屿北岸当真树立起一道壁垒，那岂不意味着害怕日本军也许有一天会从北方打过来，而英国军队会抵挡不住他们吗？大英帝国以无敌于天下的威望统治着亚洲，主力舰队七十天内就可赶到，还有什么紧迫的需要非采取这种屈辱的预防措施不可呢？这道壁垒终究没有建造。为了放心再放心，却把新加坡岛上的贮藏物资增加了一倍，足以维持一百四十天。
这就是“新加坡要塞”这个形象的由来。多年来的计划啊，不惜工本的大笔拨款啊，用在报纸、杂志宣传上的已经成了河流的墨水啊，震天价响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辩论啊——这一切都助长了一个几乎传布到全世界的幻想，它进入了英国最高领导阶层的脑子里，也传遍了整个西方世界：新加坡已筑起了一座要塞。英国工人阶级的衣食、血肉都消耗在这二十英里见方的海军基地上了，那儿有世界上最大的船坞，有起重机，有机修车间，有各种各样的机器和配件，有讲究的住房和娱乐设施；还有足够的军火、粮食和石油，可以供整个舰队消耗几个月，这些物资都贮藏在沼泽地下面庞大的混凝土地下室里。它自成一格，就像马其诺防线那样，是工程上的奇迹，使人惊叹。
可是，直到二月份，最后一旅苏格兰军吹着风笛，跨过堤道撤退，炸药包把连接大陆的那个环洞炸出一个窟窿，大陆上的日本军正蜂拥而来。直到这最后一刻，新加坡的北岸始终没有设防——丘吉尔却始终以为那儿早已设防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以为“没有船底的战列舰休想下水”。
结果英国舰队根本没来，它在大西洋上、在地中海上、在本国的领海上跟德国海军厮杀都来不及呢。大量设备始终无人使用，直到日本陆军逼近到只有一英里了，英军才想尽办法把这些设备炸的炸、烧的烧。然而，基地陷入敌人之手时，还是相当完好，这是一个惊人的军事上的收获。丘吉尔却不顾一切，抱住七十天计划不放，哪怕已经到了七零八落的地步，也还是要试一试。他派遣“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前去支援，却只是叫它们葬身海底罢了。
马来亚还开辟了不少机场，配备了许多物资——就是没有飞机。英国皇家空军从没派大批飞机来过，它为了保卫英国上空，不让德国空军侵犯，损失了不少飞机，又运了几百架到苏联去，其中有好多从没起飞过，在运送的途中就被德国潜艇的鱼雷送到了海底。马来亚现有的少数飞机很快就被击落了。据说“用竹笋和宣纸”做成的日本飞机原来是零式飞机——当时，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战斗机。日军夺取了那些出色的简易机场，他们称之为“丘吉尔机场”，从这些给养充足的机场，他们的飞机配合陆军出击，迫使新加坡投降。
关于新加坡的记载，今天看来就是这样一笔糊涂账。美国国会调查了珍珠港事件，英国议会却没有调查新加坡问题。丘吉尔把全部过失承担下来，他的身子向下弯了一两英寸，但是继续战斗下去。
就连地名也都是稀里糊涂的一回事。“新加坡”说明什么呀？新加坡是指那座城市？新加坡是指那座岛屿？新加坡是指那个海军基地？新加坡是指那个“帝国的堡垒”？说穿了，“新加坡”只是一个起麻醉作用的神话，当白种人的欧洲那只紧紧攥着亚洲的手臂被锯掉时，它把痛苦变成一种迟钝的感觉罢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发现，那没有被采用的多比将军的战略部署的确十分高明——原来侵略军开进新加坡时，当真只剩最后一口气了，他们的人数大大少于当地的守军，差不多已经到了油干弹尽的地步。日军在发动最后一次攻击时，下定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把现存的燃料、弹药全部用光。新加坡的最高司令部垮台了，于是有色的马来人换来了有色的新主人。
埃里斯特·塔茨伯利在澳大利亚把他的稿子广播了，帕米拉在麦克马洪家的客舍里听到了这一广播。菲尔·鲁尔，一只胳臂裹着吊带，正在那里卧床养伤。他那只手又开了一次刀，他得休息一个星期。在正屋里，麦克马洪夫妇和他们请来吃饭的宾客并不想听她爸爸的广播。他们喝了大量“巴喜特”，吃了一顿有好几种美酒的丰盛晚餐之后，围着钢琴唱起圣诞颂歌来。茫茫的黑夜里，大雨哗哗地泼下来，附近红树林里的牛蛙发出一阵低沉的鼓噪，但是在小屋里的帕米拉还是隐隐约约听到了飘过来的歌声。她正坐在缓缓旋转的大电风扇底下，风吹动了她的头发，她的薄薄的长裙子也在不停地飘动。从收音机的刻度盘上透出的微光（亮度也许只抵得上烛光的一半）给室内染上一层淡淡的橘黄色。雨水从开着的窗子外溅进来，淡淡的赤素馨花香味也透了进来。
收音机的接收情况良好，广播稿几乎原封未动。那位虚构的上校不再申述新加坡岛北岸没有设防了，他说，这防线需要“十万火急地予以加强”，也不再指责皇家空军只知道设立飞机场，却不管这些飞机场是否守得住。塔茨伯利在结束时撇清自己和这事的关系，语气更加强烈。
“为了这篇报道，值得费那么大力气吗，菲尔？”帕米拉问道，把收音机的声音压低下去，却让刻度盘上的小灯继续亮着。
他抽着一支烟，脸上深深的皱纹显示出一种辛酸、讥嘲的神气。他的气色好多了。鲁尔身强力壮，不消几天休息，就摆脱了那一阵阵的坏脾气。“有点儿卖弄小聪明。这个痴痴癫癫的怪老头儿在广播里听起来倒活像本人说话的口气。谁也不会认真对待它的——至少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是不会理睬它的。”
“韬基不这么干，还能怎样呢？”
“我说不上来。他总算通过这一关，抛了出来，已经叫我吃一惊了。”
“菲尔，新加坡会失守吗？”
鲁尔的笑声很难听。“亲爱的，我怕免不了。责备总督，或者责备布鲁克-波帕姆，或者责备达夫·库珀
，甚至责备丘吉尔，都是白搭。情况就是这样：总崩溃。无可救药了。整个机器都锈掉了，部件一个个都掉下来了。在北方，根本就无人领导。弟兄们是要拼一下的，他们想办法要拼一下，就连印度军队都要拼一下。谁知道，从新加坡接二连三地发下命令，真怯懦——都是后退啊，撤离啊，退却啊。我看到弟兄们拿着命令哭了起来。坦格林俱乐部里的那帮土皇帝是没有人性的，帕姆。他们只是玩儿完了的废物。他们害怕日本军队，也害怕我们自己的亚洲人。说起这一点，由欧洲的白种人来统治亚洲，这种事实在是再蠢不过了。这种事是长久不了的。现在这局面要结束了，为什么要为它感到悲痛呢？”
“我怎样才能从新加坡脱身出去呢？”
“哦，你能走掉的，日本军队还远着呢。有几艘船准备好把白种妇女和儿童撤出去。你知道，他们在槟榔屿就是这样办的，他们把欧洲人——士兵等等——撤走了，丢下亚洲人和他们的妇女儿童去面对日本人。你知道那回事吗？事后，达夫·库珀在广播中宣布：槟榔屿的全体居民都已脱险！他说这话是真心实意的，帕米拉。对达夫·库珀来说，亚洲人只是生长在槟榔屿的一种动物罢了。现在正引起强烈的反应——关于当时发生的事和他所说的话。我看，亚洲人才一点儿也不在乎谁来做这儿的主人呢。也许我们比起日本人来手段温和一些，至少日本人也是有色人种。比起忍受轻蔑，亚洲人宁可忍受暴虐。”
“大家都在谈美国派远征军来救我们，你相信吗？”
“这是一厢情愿的空想罢了。美国没有舰队，舰队都沉没在珍珠港了。”
“珍珠港发生的事谁都不了解。”
“可登顿·谢普知道。他们一共有八艘战列舰，全都沉没了。今后两年，且不说永久如此，太平洋上是没有美国的事了。从美国给新加坡派救兵来，就像从瑞士派救兵来一样不可能，可是——你到底怎么啦？”
帕米拉·塔茨伯利把她的脸埋在搁在椅背上的一只手臂的臂弯里。
“帕米拉！什么事？”她不回答。“噢，天哪，你是在想念你的美国佬！我为你难受，大姑娘。登顿当初告诉我的时候，我也想起他来。帕姆，关于伤亡的情况，我一点儿都不知道。你的心上人安然无恙是有极大可能的。那些军舰是沉没在港湾内的，沉没在浅水里。”
她还是一句话也不说，一动不动。小屋外边，只听得雨声、牛蛙声和远处传来的合唱声：
愿上帝保佑，你们快快乐乐，
别让什么叫各位闷闷不乐——
忽然，就在窗子外边，好像有一个受惊了的疯子在那儿胡言乱语和傻笑似的。帕米拉坐直了身子，叫了起来：“哦，我的天！那是什么呀？”
“别怕，那是我们这儿的杏猴。它在树林里来来去去，叫声听起来很可怕，但它是不伤人的。”
“老天，我恨新加坡！就是不打仗，我也恨它。”帕米拉跌跌撞撞地站起身来，抹了抹潮润的额头，“让日本人把新加坡拿去吧，拿去了只有好处！我要回正屋去了。你没有问题吗？你还需要些什么吗？”
“我会感到寂寞，可是我没有理由不让你去开心一下。快去吧。”
“开心！我只是不愿对主人失礼罢了，他们可能以为我跟一个病人睡在一张床上了。”
“好吧，那你为什么不睡过来呀，帕姆？”她朝他瞪了一眼。“真的，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圣诞节前夜和这一切？记得在蒙马特尔度过的圣诞节前夜吗？那一天，斯鲁特和娜塔丽在黎明时分打了一架，这一架真值得大书特书，而我们两个悄悄溜到了莱哈尔饭店去喝洋葱汤。”菲尔的小胡子扭动着，慢慢地露出了一个逗人的怪熟悉的笑容，映着收音机的橘黄色微光，显得很朦胧。他伸出他那只没受伤的手臂：“来吧，塔茨伯利。”
“你是头猪，菲尔，一头贼性不改的猪。”帕姆的声音发抖了，“在巴士底狱纪念日
那天的小谈话中，我骂你的那些话都骂得对。”
“心肝儿，我出生在一个腐朽的社会里，所以我可能是一个腐朽的人——如果‘腐朽的人’这个词讲得通的话。我们不要再把过去的争吵搬出来，不过，你是不是有些前后矛盾？在这社会总崩溃的时候，除了寻欢作乐，还能怎么样呢。你自己也相信这一点。我是爱逢场作戏的，你却坚持要戏剧中的爱情。本性难改啊，错不了。我爱着你呢。”
“那么，对你的妻子呢？我只是感到好奇，问问罢了。在巴黎，至少你还没有妻子。”
“心肝儿，我不知道她现在是不是还活着。如果还活着，我希望她把哪个正在休假的、有资格享乐的漂亮俄国战士勾上了。话虽这么说，我不相信她会干得出来，她比今天的大多数英国妇女要古板。”
帕米拉一头冲出门去。
“你该拿把伞呀！”他冲着她的背影叫道。
她拐回来，拿起雨伞就朝外冲。她在黑暗中还没跨出十步，那猴子就几乎在她耳边怪叫起来，让人听着血都凝住了。帕米拉轻轻叫了一声，往前直冲，直撞在一棵树上，树皮剐破了她的脸，树枝横扫过来，打落了她手里的伞，树上的雨珠都泻落在她身上。她把伞捡起来，呆呆地站在那儿，浑身都湿透了。几乎就在她正前方，她听到有歌声送来：
只要村里还有一条小路，
总会有一个英国在。
可是，那一夜一片漆黑。她本是趁两场骤雨之间雨势稍歇的当口儿在星光下寻路而来的，如今她闹不清楚该怎样往前走了。小路在两行夹竹桃和热带花草之间弯弯曲曲，很是陡峭。
这一刻，帕米拉心里太不好受了。她父亲的广播使她灰心丧气。她本来因为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没人保护，心里已很不安，现在又听到从千里外传来的亲人的声音，心里就越发不安。近来，日本人在广播里用蹩脚的英语发出威胁，她听了害怕。外邦人带着喉音的声音听起来就像在你面前，真叫人害怕！她几乎感到有双指甲粗厚、长满老茧的手伸过来在扯破她的衬裤，使劲掰开她的两条大腿。在大难临头的许许多多妇女中，就她知道得最清楚，新加坡是多么不中用。
加上现在鲁尔又从谢普那儿听说了维克多·亨利的那艘军舰已经沉没了！即使亨利死里逃生，也会重新委派他别的差事。即使她从新加坡脱身出来，也说不定会从此再见不到他了。即使凭着某种异乎寻常的巧遇再见到他，那又怎么样呢？他不是有妇之夫吗？她走遍了天涯海角，却如海底捞月，现在只落得一个人，在这炎热的黑夜里，撑着一把雨伞，顶着倾盆大雨，在陌生人的花园里，浑身湿透，四顾茫茫。而今天正是圣诞节前夜——也许这是她一生中的最后一个圣诞节了。
不怕会少掉一个英国，
英国总是会自由——
她可不愿去跟这些喝醉了酒的新加坡英国人一起唱歌。这支廉价的小曲儿难以忍受地把她带回到战争的初期，那时正是明朗的夏天，也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刻，“不列颠之战”正在进行，海军中校亨利在空袭柏林之后飞回英国，她扑进了他的怀抱。这段光荣史现在都已化为灰烬了。她喜欢麦克马洪夫妇俩，可是他们的那些朋友是从俱乐部和陆军部来的蠢货。自从喝了“巴喜特”以后，参谋部的两个年轻中尉一直在向她献殷勤。这两个人都讨厌到极点，倒是两头漂亮的牲口——尤其是那个金发长脸的中尉，懒洋洋的，带着莱斯利·霍华德
那种神情。只要她一回到正屋，他们就又会来追求她（如果她在黑夜里寻路没有一跤跌得满脸污泥的话）。很明显，他们两个都一心想要跟她睡觉——假使不是在今夜，就是在明夜、后夜。
他们错到哪儿去了啊！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她这样不明不白地为维克多·亨利洁身自守，算得上什么呢？这不过是愚蠢的笑话罢了。守身如玉，完全用不到她身上，因为她早已不止一次地跟人胡搞过了。
在她背后，客舍里敞开着的窗子看上去像黑夜中一块淡黄色的长方形。不知道那里确有一座客舍的人，会以为这是视神经的幻觉呢。前后左右一团漆黑，大雨滂沱，只有那儿有一点儿隐隐约约的光亮，她也只有这一条路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