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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吃罐头桃子这道甜点时，斯普鲁恩斯出其不意地吩咐帕格在第二天早晨集合时准备一个授奖仪式。他，斯普鲁恩斯将由尼米兹亲自授予海军勋章，以表彰他在炮轰沃杰环礁一战中的出色指挥功绩。海军少将说到这里，眼睛里闪现着一丝苦笑。“海军方面此刻正需要树些英雄呢。要得勋章也不难，只消挨人家炮轰就行了。我在沃杰环礁连区区一支特混舰队支队都指挥不了，遑论其他。打开收音机吧，你朋友播音的时间到了。顺便想起来了，祝贺你这次‘北安普敦’号演习成功。这么做是必要的。”
塔茨伯利的声音听起来在颤抖，调子沉重。这位通讯记者报道说，日本人的重炮正隔着柔佛海峡轰击新加坡的商业区，每天打死几百名老百姓。在新加坡可以清清楚楚看见对面海岸上的敌军，他们正在大规模做越过这水道的准备工作。军事当局进一步承认（说到这里，塔茨伯利的嗓门提高了），新加坡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让民主世界确切知道局势何等危急，因为援军要真来的话，现在就该来了。
广播快结束时，斯普鲁恩斯和帕格·亨利交换了一下探询的眼色，因为这时塔茨伯利说：“请我的美国朋友们原谅，这里流传着不少大难临头时说的幽默笑话，恕我引用其中的一则。这则笑话说：‘你可知道美国海军在哪里？哦，美国海军不能作战，因为它跟米高梅电影公司签订的合同期限还没满呢。’
“话又说回来，不管救兵是不是来，我都相信新加坡的欧洲人和亚洲人会并肩团结战斗，即使为时已晚，也能自己扭转局势，打垮元气丧尽的侵略者。我愿意拿我这张老脸皮做赌注，押在这个信念上。不过，拿我女儿帕米拉做赌注可不行，她是一个聪明可爱的年轻妇女，协助我工作。明天她就要随着其他妇女儿童一起撤走了。不到两小时前，她给我讲了个故事，我要她也讲给诸位听听。好，现在就请帕米拉说说。”
帕格拼命控制自己，好容易才装得脸色镇静，态度轻松。
“我说的是一段小故事。”这魂牵梦萦的沙哑的甜嗓音铭刻在他心头，给他一种近乎痛苦的惊喜感觉，“最近两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在一个部队医院做志愿医务人员。今天，一个身负重伤的人离开病床，把我带到一旁，给我一样叫作卵形弹的东西。这是一种手榴弹。这个人脸色沉着，态度严肃。他用动听的澳大利亚口音说：‘小姐，您一向待我们很好。如果您觉得一个日本鬼子打算强奸您，小姐，您只要拉开这个保险，就一了百了啦。’
“我只有一句话要补充的，我是被逼走的。晚安。”
广播中又换了原来的嗓音：“新加坡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祝各位听众晚安。”
斯普鲁恩斯伸过手来关上收音机，说：“亨利，在马来亚和吕宋岛的作战问题上，有耐人寻味的类似情况。白人驻军加上混合的地方部队保卫着一片片住着亚洲人的岛屿。一支亚洲人的侵略军由北到南步步进逼，守军节节败退，直退到极南端的一座有重兵利甲的海岛堡垒。在这个问题上，咱们看来似乎比英国人略胜一筹。等到战后，把这两场战役详细比较一下，一定颇有教益。”
“是，长官。”帕格说。这一次，他竟丝毫也摸不准这位海军少将在说些什么。
* * *
(1)沃杰环礁是西太平洋马绍尔群岛中的一组珊瑚岛，共有65个小岛。1943年到1944年，美军曾在这里狂轰滥炸。
第十六章
莱斯里·斯鲁特把《万湖会议纪要》影印本交给美国驻伯尔尼的公使，把这份材料说成“十万火急”。
威廉·塔特尔是加利福尼亚铁道界一个退休的百万富翁，西点军校毕业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挨了德军一块弹片，被炸瞎了一只眼睛，就此退出军界。这么一来，他反而发了财。这个高个儿、大肚子的共和党元老自然痛恨新政，并且强烈反对白宫里那个信奉社会主义的狗崽子三度出任总统。可是，由于法国在一九四○年六月沦陷，共和党在七月提名一个叫温德尔·威尔基的外行政治家为总统候选人，塔特尔竟然认为还是让那个信奉社会主义的狗崽子留在白宫比较好。他领导了“共和党人支持罗斯福”的加利福尼亚支部，在大选前遭到了亲友们的唾弃，大选后捞到一份外交官的差事。斯鲁特喜欢这个自行其是的公使。如果说这个经营铁路公司的人缺乏外交经验，那他倒颇有些起码的常识，他不用犹疑再三，就可以立即对棘手的问题做出决定。
斯鲁特三天没听到塔特尔的音信，后来在上午九、十点钟，这位公使打电话给他了。“哦，喂，莱斯(1)，快来吧，咱们聊聊。”
对美利坚合众国驻瑞士代表的身份来说，这间办公室未免朴素了些：书架上堆满了看来没人翻阅的公文卷宗，黑黝黝的旧家具，三扇窗子面对外边迷雾中的秃树，碰上晴天，从窗子里可以看到阿尔卑斯山脉。公使仰面靠在一张转椅上，叉起十根粗指头搁在肚子上，天南地北地谈着战事，弄得斯鲁特莫名其妙。他说，德国的“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安然从布雷斯特开出，是英国衰落的一个迹象(2)，比在马来亚惨败还要糟糕。“我的老天爷哪，莱斯！马来亚是在地球的另一边。可要是皇家海军加上空军都阻止不了两艘受了重创的德国战列舰在他们的炮口下打英吉利海峡溜走，那准有毛病——不是他们的情报工作有毛病，就是他们的战备状态有毛病，要不两者都有毛病。”
斯鲁特闻到一阵带有甜酒香味的烟味，只见三等秘书奥古斯特·范怀南格带了文件夹走进来，就是斯鲁特放万湖会议文件的夹子。斯鲁特一看，心都凉了。范怀南格是公使馆里对犹太人事务最反感的，到底是因为他是领事出身——前不久，他才通过驻外机关事务局的途径调来——还是因为他抱着上流人士那种刻骨的反犹主义，斯鲁特可说不上来。他知道，杰斯特罗跟这个家伙在佛罗伦萨闹过别扭。斯鲁特认为范怀南格是一个自高自大的讨厌鬼，荒唐地死抱着自己的家谱不放。
“莱斯，奥吉(3)有过一些干情报工作的经历，请他参加一起谈好吗？”塔特尔说。
“那敢情好，阁下。”
范怀南格笑着坐下，跷起了肉鼓鼓的短腿，把文件夹搁在写字台上。
“那好吧，你对这材料的评价如何，莱斯？你建议采取什么行动？”公使说。
“我认为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权威性文件。公使馆应当向国务卿拍发一份急电介绍概要，然后由特别航空信使向他呈交这份文件。”
公使朝范怀南格看看，范怀南格正宽厚地满脸堆着笑容。“奥吉可不以为然哪。”
“我的确不以为然。说得客气点儿，这是‘出于同情心搞的骗局’。”
斯鲁特勉强咧开嘴一笑：“倒要领教高见，奥吉。”
范怀南格面带笑容，喷出一口带甜酒香味的蓝烟，说：“好吧，咱们就从接关系的时间地点谈起吧。莱斯里，你在宴会上碰到一个漂亮姑娘。没多久，她父亲，一个叫雅各布·阿舍尔博士的，突然请你去吃饭。你素有同情犹太人的名声，初来乍到，对伯尔尼的情况也不太熟悉。于是——”
“得了，别再说下去了——”
“让我把话说完，老兄。”范怀南格眼睛对着公使骨碌碌转，一手捋着那头剪得短短的金发，“于是席上就有个神父提出要把有关犹太人情况的档案材料塞给你。妙啊！雅各布·阿舍尔凑巧是伯尔尼犹太人协会主席，一个紧盯着各国公使馆给难民发入境签证的财主。但他毕竟是一个老实人，所以不妨说是什么诡计多端的伪造文件者蒙骗了他和你那个神父，大概就是拿的这份所谓文件，在阿舍尔身上说不定还诈去了一大笔钱呢。当然啰，他也巴不得拿到手，这对他来说不失为绝妙的宣传工具。”
“奥吉，你这话只是推理罢了。如果德国人以战争为借口大肆屠杀——我猜是这么回事——罗斯福总统利用这文件就可以调动世界舆论来反对他们。”
“哦，得啦，老兄。纳粹虐待犹太人这档子事好几年前就榨不出油水来了，人们对此无动于衷。至于大规模罪行嘛，这文件纯粹是想入非非。”
“为什么？”
“为什么？唉，请你千万别纠缠了吧，你想内阁部长级官员开会，讨论这么一个骇人听闻的计划，竟会如此平静——还写成了文件！这类事情绝不会见诸文字的。唉，这种夸张的文字，煞费苦心的玩笑，茶余酒后的语气！整篇东西就是浅薄之徒的虚构，莱斯里，写得非常蹩脚。”范怀南格慢条斯理地拿起文件夹，抽出那沓黑纸，散发出那股难闻的药水味，“瞧瞧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德国人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复制设备。顺便说一下，他们复印的文件一向不是黑底白字，他们用底片翻印，印出来全是白底黑字。我是说，我钦佩你的同情心，不过——”
“别管我的同情心，”斯鲁特厉声喝道，“我完全了解阿舍尔博士的为人！至于说到文件嘛，我说这是真的。文体华而不实，令人厌烦，就像咱们俩都啃过的多数德国官方文件一样。会上人人都是语言乏味的空谈家，人人都一味按照德国风气巴结这个主席海德里希。这篇东西活生生是日耳曼人的官腔。再说到把一个惨无人道的方案见诸文字嘛——”斯鲁特把脸转向塔特尔，“阁下，那可再也没比这更像是德国人的作风了。我是专攻德国政治历史取得学位的。听着，奥吉，你去念念特赖奇克(4)吧，念念卢埃格尔(5)吧，念念拉加德(6)吧。天哪，念念《我的奋斗》吧！希特勒无非是一个自学出身的街头煽动家罢了，可是连他也使用政治色彩浓厚的术语，还使用了一种堂而皇之的冒牌哲学的道德框框，来证明他那些绝顶残忍的主意是正确的。我并不想就这题目讲堂课，不过——”
“我念过《我的奋斗》。”塔特尔说。
斯鲁特用拳头捶着写字台说：“得了，阁下，我看哪，这份文件是一个地下德国的人、自由德国的人复制的。我看他是冒着严刑拷打、死亡威胁和暴露他那个反纳粹组织的危险干的。我看，他偷偷把一台袖珍影印机带进绝密档案室，他心惊胆战，匆忙从事。复印这份文件还不是跟偷拍照片一样冒险吗？今天在德国，你要是不签一张能送你上绞架的收据，谅你连这种能印白底黑字的影印纸也休想买到。”
“你是一个热心的辩护者，老兄。”范怀南格又露出了笑容，“要注意这玩意儿注明一月二十日。一份绝密报告经过正式成文、批准、油印归档、偷偷复制，再秘密运到伯尔尼，这一切都不到三个星期？不，莱斯，我对你的同情心深表赞同，可是——”
“天哪，奥吉！”斯鲁特气炸了，“别再使用‘同情心’这个混账字眼啦！这种文件当然会火速送到外界来的！这文件讲述的一桩罪行，人们简直想都想不到！”
“哎呀！我钦佩你的同情心，莱斯，”范怀南格柔声答道，“且让我讲个小故事给你听听。在佛罗伦萨，有份文件传到我手里，也是用这一套特务活动的方式，内容涉及意大利的绝密作战计划。从文字上和外表上看，它不像这份那样粗制滥造，完全无懈可击。尽管如此，我还是看出它是伪造的。我这样说了。可是，我们驻罗马的大使馆竟信以为真，把它交给了英国人。咳，他们仔细分析了这文件，就一笑置之。原来满纸荒唐，目的在于把他们的整个北非战略引向邪路。因此，事情很明白。那些玩意儿才是精心制作的，而这个嘛，”他用软绵绵的手指对着影印本挥了挥，“是一个低级笨蛋的作品。”
“行了，奥吉，多谢多谢。”威廉·塔特尔说。
三等秘书满脸堆着笑容，客客气气，甚至含着歉意，把烟斗一挥，站起身来就走了。
塔特尔把转椅转过半圈，叉起手指抱着后脑勺说：“抱歉，莱斯，我同意奥吉的看法。那玩意儿是毫无知识的人的荒唐空想，拼凑成一个恐怖故事，搞出一份一文不值的假情报。”
尽管斯鲁特早就料到范怀南格会有什么反应，可是塔特尔说出这番话来，倒真叫他大吃一惊。“请问你为什么这样说？”
塔特尔正在点雪茄，他津津有味地把雪茄含在嘴里咂着，然后拈着雪茄朝文件夹挥了挥。“就说铁路运输那一点吧。自从我到这儿以来，我一直在收集有关欧洲铁路的情报。马歇尔将军叫我干的——我认识乔治(7)很久很久啦——我给他送定期的情况简报。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所有的车皮都办不了这事。莱斯里，你这里牵涉到由一个已经处于困境而且每况愈下的铁路系统来运输几百万老百姓的问题。希特勒光是运送他的军队、给养和外国劳工就已经焦头烂额了。车站里堆满了粮食、燃料、坦克，还有炮弹这类必不可少的物资。整师整师的官兵干坐在侧线上，因为火车无法运送他们上前线去。英国人又把他们的机车厂和铁路调车场炸得一塌糊涂。情况不会好转，只会越来越糟，明白吗？因此，这么一个周转不灵的铁路系统怎能来回运送遍布全欧洲的一千一百万人，实行什么疯狂的大屠杀计划呢？”塔特尔摇摇头，“这真是痴人说梦，胡说八道。伪造这份文件的人根本就不懂得铁路情况，可惜他没做些调查研究。”
公使发表这番长篇宏论的时候，斯鲁特咬着他那熄了火的烟斗，颓然倒在扶手椅上，一副心灰意冷的样子。“阁下，我不怕被人家看作同情犹太人，容我答辩吗？”
“要说就说吧。”塔特尔咧开嘴笑笑。
“这事根本不用这么大费周折。只要在整个西欧撒下网，用扇形包抄的办法来个一网打尽，”斯鲁特张开手指在半空中画了个半圆形，“把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比利时、法国，接下来是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犹太人，统统扫到波兰和俄国沦陷区去。这些地方红十字会和新闻界都进不去，跟自由地区的居民又离得远，都是落后地区，交通不便，消息闭塞，而且反犹主义猖獗。不过，阁下，大多数犹太人都已经在波兰和俄国沦陷区了，这就是最要紧的一点。即使要搬动的话，他们也用不着搬多远。从西欧运送犹太人绝不会增加铁路负担，西欧没有战事啊。”
公使抽着雪茄，睁开那只好眼睛盯着斯鲁特：“你打算怎样鉴定这份文件的真伪呢？”
“你认为要怎样鉴定才算数呢，阁下？”
“问题就在这里，这桩混账事情我一点儿也不信。我说铁路运输问题是克服不了的。好，我不是叫你忘了这档子事。办得到的话，搞个鉴定来，同时还要尽最大努力保管好这份文件。”
“一定办到，阁下。”
“尽最大努力保管好这份文件，可并不是说把它交到比方说美联社记者的手里啊。”
斯鲁特满脸火辣辣的，答道：“保证不让人看到，除非由你把它发表出去。”
“那好吧。”
斯鲁特带了文件夹回到办公室，不由得感到精疲力竭、一蹶不振，愣愣地不知怎么办才好。他受了挫折，心里老是想不开，连嘴唇都发抖了，就埋头看起公文来，午饭时间也不休息。三点钟光景，一个秘书探头进来问：“你见不见让·赫西博士？”
“当然见。”
这位瑞士外交官精神抖擞地走进门来，他是一个正派人，小个子，愁眉苦脸的，长着一簇红色的山羊胡子，斯鲁特早在华沙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们有时下下棋，下棋时，赫西曾用施本格勒(8)的口吻对欧洲人的精神破产深表忧伤。“唉，我到锡耶纳去过了，我见到了娜塔丽·亨利太太。”赫西嚓地拉开公文包，说，“是一个漂亮女人，犹太人，对吗？”
“对，她是犹太人。”
“嗯！”他的眼光朝旁边一瞟，捋了捋胡子，同时装出一副色眯眯的轻薄相，“我把你的信交给她了。这是她的回信。”
“谢谢你，让。其他新闻记者怎么样？”
“无聊透顶啦，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就这一点来说，我真羡慕他们。我这就要向你们的公使去报告了。照交涉的发展情况看，这些记者可能在三四月间出来。”
斯鲁特锁上门，撕开信，在窗口对着几张黄信笺看起来。
亲爱的斯鲁特：
哎呀，收到来信真是喜出望外！趁着你那位好心的赫西博士同埃伦在外面柠檬房里喝茶，我赶紧把这封信打出来。
首先向你报告，我很好，路易斯也很好。说来真怪，我们在这里竟过得舒舒服服。可是，我一想到“伊兹密尔”号就忧心忡忡。我们差点儿就乘上那艘船出航了，莱斯里！一个认识埃伦的德国外交官把我们拉下船，用汽车送我们到罗马。我至今仍然不知道他的动机是什么，可是他把我们从大难中救了出来，也可能是从死神手中救了出来。英国广播公司对这事的经过并未大事渲染，不过看来在土耳其人勒令“伊兹密尔”号离开伊斯坦布尔以后，这艘船就失踪了。天哪，这艘船到底出了什么事？你知道吗？这里的消息真闭塞！我一想起这事就心有余悸。什么世道呀！我救了孩子，我想我应当感到欣慰才对，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人。
我们看到屋子完整无损。揭掉家具上的布罩，床上铺起被单，生上火，我们就安顿下来了，玛丽亚和托玛索还是完全照往常那样干着活儿。天气寒冷，不过晨雾一消倒也明媚宜人，只有留在高雅旅馆里走不掉的那帮人才使我们想起了战争。他们到这儿来吃饭，一次来一两个人，警察对此很客气。有不少记者、家眷，还有一名歌唱家、两位牧师——古里古怪的一帮人，日子过得厌烦死了，多半都灌饱了托斯卡纳酒，喝得烂醉，满肚子荒唐无聊的牢骚。不过，情况很好。
哦，天哪，我简直无法说起我收到你的信有多愉快！赫西博士刚走出房间这工夫，我竟哭了。这儿的生活真是寂寞得要命！你呢，在伯尔尼——相隔这么近，为争取我们的自由而奔走！我还没喘过气来呢！
唉，一下子只能说一件事，我还是赶紧把我脑子里想得最多的事先跟你说说吧。
斯鲁特，埃伦正在打这个主意，不管打不打仗，都决定留在这儿了。
大主教和警察局局长都是他的老朋友，他们待他都有如流亡的皇亲贵族。对我们来说，奇怪的是这儿完全像和平时期一样。上星期天，人家居然允许他到佛罗伦萨郊外伯纳德·贝伦森(9)的府邸去吃饭——你知道吗，贝伦森就是那个年高德劭的美国艺术评论家。嘿！贝伦森竟对埃伦说，他不想离开，他年纪太大了，动不了啦，意大利就是他的家，等等，等等，他还是住下不走，听天由命吧。贝伦森也是一个犹太人——像埃伦一样，勉强称得上一个犹太人吧。埃伦回来时脑子里也这么胡思乱想，如果贝伦森能待下来，他为什么不能呢？至于我呢，当然可以自由回家。
乖乖！
我曾说过，伯纳德·贝伦森有很重要的、很有权力的社会关系，他为亿万富翁、王公贵族、国立博物馆、巨头大王鉴定名画，他很可能受到墨索里尼的庇护。这些对埃伦来说一点儿都沾不上边，他非常不情愿地勉强承认这一点。可是，他说他年纪也大了，意大利也是他的家。他的风湿病越来越不见好（那倒是真的），乘火车长途旅行，加上横渡大西洋，可能会把他拖垮，说不定就此落得个残废。他已经动手写他自命为最重要的著作，他那套著作中的“最后一部”是关于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运动的。这本书开头写得很顺利，要知道，这本书把我们两人都忙坏了。
不过，他显然无法想象一旦我们统统走了，他会落得个什么样的苦境。他一个人与世隔绝的日子可不好受。万一他病了，就会落到敌对的外国人手里。他是在敌人的国土上呢！这就是他不愿面对的残酷事实。他说，墨索里尼向美国宣战是封住德国人嘴的一出喜剧。反正事无论大小，他都有话说。
他有条备而不用的锦囊妙计，心满意足地抱着不放，莱斯里。原来埃伦在二十多岁时闹了一段小小的风流韵事，结果一场空，其间他一度改信了天主教。这件事你知道吗？他很快就放弃了，不过再也没恢复原来的信仰，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他有个在梵蒂冈的朋友搞到了他在美国皈依天主教证件的复本，把复本给了他。埃伦现在把这些一文不值的照片当成他的护身符和挡箭牌。他搞到了这些证件可真倒了大霉啦！
要知道，他熟读了《纽伦堡法令》，具体内容如何我不清楚，不过据说对德国的犹太人来说，凡是在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前改变宗教信仰的可以得到区别对待，也许这只对一半犹太血统的人有效。总之，埃伦说他对付得了意大利人，至于德国人嘛，哎呀，有了他那宝贵的改变宗教信仰的证件，加上美国新闻记者的身份，他才不担心呢。一句话，他只有几年好活啦，他唯一关心的事就是写作，而他在这儿写作条件最好。
我求你劝埃伦打消这个念头，可能他会听你的话，我对他再也无能为力了。他对我抱有歉意，千方百计想安慰我。他立我为他的全部财产和版权的继承人。埃伦为人深谋远虑，大小也算个财主。可是我仍然对他很恼火，而且极为担心。
我真不知道自己干吗要为埃伦如此烦心，这毕竟是他的命啊。在那段白白逝去的岁月里，日子过得稀里糊涂，我操心的只是谈情说爱（天哪，当时我多年轻啊！），跑来帮他工作无非是想跟你接近一点儿。那时我简直一点儿也不了解他，如今我的命运跟他的命运息息相关了。我的父亲过世了，我的母亲，人不在我身边，心也不在我身边，远在万里之外。尽管天下大乱，她却在迈阿密海滩打打卡纳斯塔牌(10)，参加参加哈达萨(11)的会议。我叔叔几乎是我唯一的亲人，仅次于路易斯而已。跟埃伦相比，拜伦本人只是一个没有血肉的概念，一段光辉灿烂的回忆而已，我对你的了解甚至比对自己孩子父亲的了解还要深呢。
哎哟！我听到埃伦和你那位瑞士朋友的声音了，我得结束这封信。
好斯鲁特，亲爱的人儿，你简直想象不到我知道你就在我附近，我心里感到多舒服。当初在巴黎我提出嫁给你时，你不娶我，真是一个大傻瓜。我当时多爱你啊！唉，事情往往只发生一次，过后就烟消云散，成为过去。它在你身上留下了烙印，使你永远变了样儿。人们要是早些明白这一点就好了——得了，这篇匆匆打出的胡言乱语有什么用啊。亲爱的，请你替埃伦想想有什么办法吧！
附上照片，你看我又瘦多了，不过至少脸上还露着笑容。路易斯逗人喜爱吗？
爱你的娜
斯鲁特坐在书桌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张快照，把心目中的塞尔玛·阿舍尔同这个穿着普通家常衣服、怀里抱着一个漂亮娃娃的年轻女人相比，塞尔玛多么相形见绌啊！他心里想，自己出了什么毛病啦。当你失去一个情人的时候，应该就像拔掉一颗牙那样，短短一阵子剧痛，痛定之后，牙洞立即就愈合了。人人都经历过这种事。可是，娜塔丽·杰斯特罗虽然一去不复返了，却还像一个撩人心弦的娇娘那样迷住了他。单单看这封信，就给他一种甜酸苦辣都有的感觉。唉，她就用这种黄信笺，用这台y字字面已磨损的雷明顿打字机，向他倾吐了多少激情流露的心里话啊！一去不复返了，那种如火如荼的爱情，那种人生难得一回逢的大好机会，全都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通过外交途径，要给她发封信恐怕也得花上两个星期，但他还是放下工作，给她写了一封三张纸的回信。向娜塔丽·亨利倾诉衷肠本身就是一种真正的乐趣，尽管带着点儿令人灰心丧气的味儿。然后，他给杰斯特罗写了一封短信，告诫他打消留在意大利的念头。他撕掉了一份草稿，这上面提到了偶然落到他手里的那份犹太人大难临头的“新材料”，他不想让娜塔丽白白吓一场。公使叮嘱过他在文件没有鉴定真伪之前必须保密，这番呵责也使他深为不安。
可是，该怎样来鉴定真伪呢？
* * *
(1)莱斯里的昵称。
(2)1942年2月11日至12日，德国两艘负了重伤的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瑙”号从法国西部港口布雷斯特开出，在光天化日下闯过英吉利海峡，英国海空军竟未能加以阻拦。这被认为是17世纪以来素称海军强国的英国所蒙受的空前奇耻大辱。
(3)奥吉是奥古斯特的昵称。
(4)特赖奇克（1834—1896），德国历史学家，著有《十九世纪德国史》。
(5)卢埃格尔（1844—1910），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创始人和领导人，曾任维也纳市长，以反犹主义著称。他的观点对希特勒影响极大。
(6)拉加德（1827—1891），德国东方学专家，圣经学家。
(7)乔治是马歇尔的名字。
(8)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曾在其名著《西方的没落》中哀叹西方文明的精神破产。
(9)伯纳德·贝伦森（1865—1959），美国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原籍立陶宛，是意大利艺术研究权威，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造诣极深，长年居住在意大利。
(10)一种纸牌游戏。
(11)哈达萨是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妇女组织，成立于1912年，主要从事教育和慈善活动。
第十七章
娜塔丽用冰凉的水淋了浴，浑身通红。她打着寒战，从浴室里走出来，赶紧用浴巾使劲擦干身子，站在镶着金边木框的古董穿衣镜前，把身子转过来转过去，看到自己扁平的肚子，不由得感到欣慰。说起来路易斯的出世只在她身上留下了几道淡紫色斑纹而已，甚至一对乳房也不太难看。战时配给口粮不足倒也好！她看起来也就二十岁。
她光着身子，不禁陷入一阵回忆，想起了他们在里斯本度蜜月的情景。有时候，她简直想不起拜伦是怎么一副长相，想得起来的也只是还在手头的那几张旧照片上的模样。这会儿她竟想象得出他过去嘿嘿假笑时那张歪着的嘴，感觉到自己的手指摸着他浓密的红棕色头发，感觉到他的一双硬邦邦的手的抚摸。这样活着等于死去，多么枯燥无味啊！真是爱情枉抛，青春虚度！她微微屈下一膝，这个柔美的姿势在米洛斯岛的维纳斯雕像(1)和拉宾诺维茨的女子裸体画中是常见的。脑子里一想到拉宾诺维茨，她马上清醒过来。“虚荣的婆娘！”她心里摸不准该怎么打扮来迎接来吃饭的贵客，不禁说出声来。电话铃响了，她用湿浴巾裹住身子，去接电话。
“喂，亨利太太，我是贝克博士啊。银行里的会已经开完了，所以我还来得及赶到佛罗伦萨搭七点钟开往罗马的火车。我可以陪你和杰斯特罗教授先喝杯茶吗？”
“喝茶？我们正等着你来吃晚饭呢。”
“你真客气，不过战时请客吃饭是件麻烦事，而喝茶嘛——”
“贝克博士，我们弄到了小牛肉。”
“小牛肉！真了不起！”
“大主教送给埃伦过生日的，我们省下来请你吃。一准来吧。”
“我感到不胜荣幸，而且肚子也饿起来啦！哈哈！反正早班火车的速度更快。小牛肉！我领情了！”
从杰斯特罗家起居室的几扇落地长窗望出去，黑白分明的大教堂在夕阳斜照下，高踞在锡耶纳古老的城墙和高耸的朱红屋顶之上，构成一幅美景。不过，意大利多的是美景，真正缺的是苏格兰威士忌。娜塔丽端上一瓶黑格—黑格牌苏格兰威士忌、几只酒杯、苏打水和冰块，真让贝克博士不由得刮目相看。杰斯特罗说，这威士忌是伯纳德·贝伦森送给他的，“他完全是出于又听到了一个美国人的声音的一片感激之情”。她把娃娃抱出来了一会儿，贝克博士逗着路易斯，他的眼睛模糊了，脸上泛着红晕。“唉，我真想念自己的孩子啊。”他说。
杰斯特罗一杯酒落肚，不由得产生了一股逗乐和挖苦人的兴致。哲学家乔治·桑塔亚那(2)也和他同贝伦森一起吃过饭，他就拿他们俩在席间出的洋相挖苦一番。他取笑桑塔亚那灌下了整整一瓶酒；取笑贝伦森说起话来只顾自己一个人包场，取笑他欣赏自己一双匀称的小手做的手势。他坏心肠地用这些笑料来引人发笑，贝克博士听得哈哈大笑，娜塔丽也忍不住嘻嘻笑了几声。
她不知不觉中对这位来客有了点儿好感。她根本无法真正喜欢他，也无法真正信任他，不过他夸她的娃娃使她很高兴，而且他们一家目前太平无事也全靠他。他长着一张四方脸，披着一头浓密的金丝长发，不算难看，甚至自有一套不太高明的逗趣本领。她问他最后一次吃小牛肉是什么时候。他说：“亨利太太，我说不准了。两星期前，我在罗马吃过一顿小牛肉，不过我想那头小牛犊准是配了鞍子驯养了的。”
这顿饭显然吃得皆大欢喜。女管家看见又有小牛肉可以烹调，心里高兴，就用马尔萨拉甜葡萄酒调味，做了一道出色的嫩肉片。大主教还送来了一瓶香槟酒给埃伦做生日礼物，有了两瓶酒，大家就开怀畅饮，喝得精光。娜塔丽喝得多了点儿，她本来不想喝这么多，主要是为了不让埃伦把她那一份也一起喝了。他这一阵与世隔绝，也许神经处于压抑的状态，他就喝起酒来，快成酒鬼了。一旦酒喝过了量，他的情绪就不稳定，说话也就口无遮拦。这顿饭吃到最后，大家正吃着树莓馅饼和冰激凌，忽然飘来一股清香。
“我的好教授啊，是咖啡吗？”贝克问。
杰斯特罗不断拍着两只手的指尖，含笑说：“瑞士代办常给贝伦森带来点儿小礼物，我这位慷慨的朋友就跟我分享半磅。”
“现在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贝伦森决定不走了。”贝克说。
“唉，物质享受不能代替一切啊，维尔纳。伊·塔蒂别墅(3)也有不足之处啊。这地方年久失修，糟极了，伯·贝(4)对此常常感到很不痛快。可是，他说现在这里是他唯一的家园，照他的说法，他要‘抛下锚来挺过这场风暴’。”他脸上露出狡黠而不十分清醒的笑容，加上一句说，“伯·贝认为最后一切都会好转，就是说你们这一方要失败。当然，他对意大利绘画是一个专家，对战争可不是内行。”
“从新加坡、缅甸、大西洋和北非的战局看起来，弗洛伊德博士(5)会把这叫作单凭主观愿望的想法。”贝克噘起嘴答道，“不过，不管哪一方战胜，这么一位杰出的人物是用不着担心的。”
“一个杰出的犹太人？”娜塔丽能把这句话说得不带一点儿火气，这就能看出她的随和。
“亨利太太，胜利会把硬性的战时政策软化的。”贝克的声调倒平静，“这是我个人深切的希望。”
女管家自豪地把咖啡端进来。他们眼看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注满了杯子，仿佛是魔术师从空壶里倒出来似的。
“哎呀！”贝克刚呷了一口就大声叫道，“到锡耶纳来真是不虚此行啊！”
“当然，桑塔亚那不会有什么问题，他既不是犹太人，又不是美国人。”杰斯特罗呷着咖啡，自言自语道，“他是一个怪人，维尔纳，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异国情调的人。在哈佛大学一待就是二十年，写书说话用的都是精通的英语，却保留了西班牙国籍。他解释过这是什么原因，可是我听不懂。当时不是他酒喝得太多了，就是我喝得太多了。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教徒，有点儿西班牙大公的味道，他本人对犹太人不大喜欢。你可以从他含蓄地挖苦贝伦森阔绰的排场的话里听出这层意思。桑塔亚那躲在罗马一个修道院的小房间里写他的回忆录。他说，一个学者住在靠近一幢大藏书楼的小房间里，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一位真正的哲学家。”贝克说。
“说起来，我也能这样生活。”杰斯特罗伸出手，对四壁挥了一圈，“当初我用读书会给《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这本书的钱买下这地方，那时我才五十四岁。这是我一时的放纵，我现在可以高高兴兴地扔下，毫不痛惜。”
“你也是一位哲学家。”贝克说。
“可我一提起叫我侄女带娃娃回国，让我跟贝伦森一样，抛下锚来挺过这场风暴，就老是惹得她发火。”杰斯特罗微带醉意地偷偷瞅着娜塔丽。
“我正津津有味地喝着咖啡呢。”娜塔丽厉声说。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呢？”贝克说。
“因为一个哲学家不屑操心集中营的事。”娜塔丽说，杰斯特罗懊恼地看了她一眼，“这话失礼了吗？我叫埃伦面对现实可费事呢。总得有个人这样做呀。”
“不见得所有的德国人都热衷于搞集中营吧。”贝克的声音和蔼而忧伤，胖嘟嘟的脸涨得通红。
“贝克博士，那么东欧传来那些事又怎么说呢？不是传说贵国士兵一直在屠杀犹太人吗？”
杰斯特罗站起身，扯着嗓子说：“咱们到起居室里再喝些白兰地和咖啡吧。”
他们俩的肚量都容不了对方半句话，这一点太明显了。贝克在起居室里安坐在沙发的一个角落里，小心地点上一支雪茄，把嗓音放得又从容又柔和，说道：“亨利太太，我认为你的问题不仅仅是挑衅性的。对于一般挑衅性的问题，我自有一般性的答复。如果你叔叔决定留在这里，我还能开诚布公地就他的安全问题提出一个看法。”
“真的吗？”她紧张地坐在沙发边上，面对着贝克。杰斯特罗站在窗口，手里拿着一杯白兰地，悻悻地看着她。“你对犹太人出了什么事究竟真正了解多少？”
“在意大利吗？什么事也没出啊。”
“在别处呢？”
“在占领区，外事部门是不起作用的，亨利太太。作战地区是由军方管制的。在当地采取激烈的措施也是必要的，占领者也好，被占领者也好，日子都不好过。”
“不用说，犹太人的日子更难过。”娜塔丽说。
“这一点我不否认。东欧到处都盛行反犹主义，亨利太太。我对我们自己人的暴行并不感到自豪，可是为了犹太人自身的安全，非得把他们集中起来不可！这一点我可以向你担保。否则，在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等地，他们就会遭到抢劫和集体杀害。德国军队开到的时候，当地的流氓地痞看到德军不让他们立即参加抢劫和杀害犹太人，都大为吃惊。可以说一句，他们盼望有个‘大开杀戒的机会’哪。”
杰斯特罗插嘴道：“那你们部队的暴行是什么呢？”
“教授，我们的警察部队素质一向不高，简直算不上先进文明的代表。”贝克看上去不大高兴地答道，“处理得过火的行为是有的。犹太人这一冬过得真够呛，还闹过几场流行病。说真的，我们的士兵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郊外的雪地里也吃足了苦头。战争是一件万恶的事。”他转过脸来对着娜塔丽，提高嗓门说：“不过，亨利太太，你问起我德国军队是不是屠杀犹太人，我回答说这全是谎话。我兄弟是一个军官，他在罗马尼亚和波兰待过不少时间。他向我担保说，军队不仅不准干暴行，而且经常出头干涉，保护犹太人不受当地居民欺侮。据我所知，这是千真万确的。”
埃伦·杰斯特罗说：“我生在东欧，长在东欧。我相信你。”
“可别让我含糊过去。我们的政权对好多坏事都得负责。”维尔纳·贝克摊开肉嘟嘟的双手，抽了口雪茄，喝了口白兰地，“我敢向你保证，即使我们胜利了，正派的德国人也不会忘掉这一点。这白兰地真好极了，教授，又是你那朋友贝伦森送的吗？”
“不是。”杰斯特罗带着高兴的神色，把酒杯凑在鼻子底下，“我最喜欢法国白兰地，早在一九三八年，我就有先见之明，囤积了好几箱这玩意儿。”
“对了，我兄弟跟我说起过几件奇事。说来也怪，一个人竟可以去参观这些悲惨的犹太区。想想看！有时仪态万方的波兰淑女同我们的军官去逛贫民区，在犹太人那里鬼混一夜。那里甚至也有稀奇古怪的小夜总会。赫尔穆特去过好几回，他要亲自去看看情况怎么样。他想多改善改善供应情况。他在军需部门，在罗兹，他倒做出了一些成绩。可是整个看来情况还是很糟，糟得很哪。”
“你兄弟去参观集中营了吗？”娜塔丽非常客气地问。
“咱们换个话题吧。”杰斯特罗说。
“亨利太太，那些是秘密的政治犯监狱。”贝克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可正是在那些地方干出最可怕的暴行。”尽管娜塔丽的火气越来越大，他却有意保持着非常有耐心的态度，这使她很感动。她深悔不该提出这个话题，可是埃伦为什么偏偏要提出留在意大利这个荒谬可笑而令人恼火的想法呢？
“亨利太太，独裁政权是利用恐怖手段来维持秩序的。那是历来如此的政治。究竟是什么强制德国人民服从一个独裁政权，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复杂问题，可是外界——包括美国——也并非清白无辜。我根本连集中营外面的大墙都没见到过。你参观过美国监狱吗？”
“这个比较不伦不类。”
“我只是拿你我两人对刑法机构的无知做个比较罢了。我敢说美国的监狱糟得很，我料想我们的集中营要更糟。不过——”他用手抹了抹脑门儿，清了清嗓子，“咱们刚才是从你叔叔的安全问题说起的，那是说，如果他要在意大利待下去的话。”
“不必谈了！”杰斯特罗狠狠地对他侄女皱起眉头，“娜塔丽，咱们邀请维尔纳到这儿来，是为了好好招待他吃顿饭。这个问题跟他不相干。伯纳德·贝伦森是一个非常精明、老于世故的人，可他也——”
“去他的贝伦森！”娜塔丽大喝一声，伸出一根手指对贝克戳戳，像是指责似的，“假如德国占领意大利呢？这一点难道不可能吗？或者假如墨索里尼决定把所有的犹太人都送到波兰的犹太区去呢？或者假如哪个法西斯大人物突然决定要住进这幢别墅呢？我的意思是说，连想一想冒这种风险都是不可思议的、幼稚可笑的——”
“冒这种风险的是我，只是我一个人！”埃伦·杰斯特罗大叫道，把酒杯砰地放在桌上，连酒都洒了，“老实说，我对这已经感到腻了。维尔纳是咱们的客人，你们母子俩还不全靠他救了才活着？不管怎样，我从没说过我不愿走啊。”杰斯特罗猛地一下推开一扇玻璃窗，一股冷空气涌进屋里，一道蓝幽幽的月光射在东方款式的地毯上。他背靠着窗子站着，一只抖得厉害的手重新拿起了酒杯。“娜塔丽，你我之间一个关键性的差别就在于你简直算不上犹太人，你对咱们犹太人的文化和历史根本一窍不通，而且你也不感兴趣。你居然不动声色地嫁给一个基督教徒。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我是一个波兰犹太人！”这句话，他是骄傲地瞪着眼说的，“我是一个专门研究《塔森德》的学者！只要我高兴，我明天就可以恢复研究。我的全部著作关键就在我这身份上。我的神经末梢是触角，对反犹主义可敏感呢，我和乔治·桑塔亚那待在一间房里不到五分钟，就看出他也有反犹主义情绪。用不着你来警告我做个犹太人要冒什么风险！”他冲着贝克博士说：“你身上一根反犹太的骨头都没有。你为一个可恶的政权效劳，至于你应不应该为他们效劳，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一问题你我改天应当讨论一下，不过——”
“教授，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很难两全其美的根本道德问题。”
“我也这样想。贵国政府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是不能原谅的。不过真遗憾，这回事追溯起来根子有多深啊！在阿奎那(6)的《神学大全》里就有反犹太人的规定了，这使你们的《纽伦堡法令》相形之下也变得温和了。教会至今尚未否定这些规定！我们在信基督教的欧洲永远是陌生人，是局外人。每当多事之秋，我们总是首当其冲，受难最深。在十字军东征时期，我们遇到了这等事；在闹瘟疫的年月里，也碰到了；大凡在战争和革命的年头里，都碰到了。美国是现代自由人士的绿洲，自然资源丰富，有海洋做它的屏障。我们精明能干，我们工作卖力，因此我们在美国混得挺好。不过，娜塔丽啊，要是你认为我们在美国不会像在德国那样被当作外人，那太天真的就是你，不是我！如果这场大战急转直下，美国打了败仗，它就会比纳粹德国更恶劣。路易斯在美国也就不会比在这儿更安全，说不定更不安全呢，因为意大利人至少还喜欢儿童，不太凶狠。这些都是你无法理解的简单真理，因为你身上的犹太血液太少了。”
“胡扯！完全胡扯！”娜塔丽回击道，“纳粹德国是历史的畸形怪物，既不是基督教国家，也不是西方国家，甚至也不是欧洲国家。拿它同美国相提并论，竟然假定美国打了败仗，真是醉后胡言乱语。至于我的犹太血液嘛——”
“什么？希特勒有什么畸形的？为什么德国人企图主宰世界，就比两个世纪以前真正主宰了世界的英国人更坏？或者比目前也在企图当主宰的美国人更坏？你看这场战争究竟为个什么呢？为了民主吗？为了自由吗？乱弹琴！为的是下回轮到谁来坐天下，谁来制定币值，谁来控制市场，谁来掌握原料，谁来剥削那些未开化大陆的广大廉价劳动力！”杰斯特罗这回可上劲了，酒后没遮拦的这张嘴更说个没完，一点儿也不含糊其词，而是像个被激怒的教授在课堂上讲课，声调干脆尖锐，“你听着，我猜我们会打胜的。对于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我是一个不受清规戒律约束的人道主义者。像希特勒或斯大林那种过激的民族主义往往要扼杀自由思想、艺术和言论。可是娜塔丽，我活到这么一大把年纪，实在弄不懂到底是在专制统治下，靠几条死板的法规，实行恐怖手段迫使大家沉默，光叫大家尽尽本分，人性比较满足呢。还是在自由政体的困境和混乱状况下，人性比较满足？拜占庭帝国长达一千多年，不知美国是不是维持得了两百年？我在一个法西斯国家过了不止十年，可是比起在一味追逐金钱、骚乱不止的国内来，我过的日子着实要太平得多了。娜塔丽，我真担心来一个美国的一九一八年(7)，我担心那些由共同追求金钱利益而抱成一团的离心离德分子一下子又散了伙。我预见到了失败引起的恐怖活动，荒无人烟的摩天大楼和杂草丛生的公路，连南北战争都将黯然失色！一场地区对地区、种族对种族、兄弟对兄弟、众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会发生。”
维尔纳·贝克做了个手势，对娜塔丽使了个眼色，仿佛在说，别再惹那老家伙发火啦。他用一种安慰人心的口吻，甜言蜜语似的说：“教授，你对美国这番精辟的见解使我大为吃惊。老实说，当初我在华盛顿的时候也深为震动，有几个专门结交上层人士的人物悄悄跟我说，他们完全赞同元首对犹太人的立场，一点儿都不想想我或许不同意这看法。”
“唉，上流阶层的反犹主义是种流行病，维尔纳。社会名流对天赋聪明、多才多艺的局外人一向嫌恶。是谁制定英国拒绝难民船进港的政策的？还不是那帮一个鼻孔出气的守旧派反犹分子？掌管我们国务院的那些上层的反犹分子把南北美洲的大门都对难民堵死了。为什么至今我还在这儿？无非是因为人家暗中在我的证件上捣鬼罢了。”
娜塔丽力求用一种平静的声调说：“埃伦，是你拖拖拉拉。”
“就算是吧，亲爱的，就算是吧。”他一屁股坐到一张扶手椅上，“是我的过失，是我的过失，是我极大的过失(8)。可是事到如今也没办法了，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办？我十分了解高雅旅馆那帮闷得发慌、整天泡在酒里的新闻界人士都巴不得快点儿离开锡耶纳，我知道你也想带路易斯回国。不过，我认为今年可能会讲和，至少我对此表示欢迎。”
“欢迎？”娜塔丽和贝克两人的脸上几乎流露出同样程度的惊讶。“欢迎同希特勒讲和？”
“亲爱的，为了使人类能够生存下去，最好的出路就是结束这场战争，越早越好。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早已被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宗教的崩溃以及两次机械化的世界大战破坏了。它再也经不起一次打击了。说来心酸，我几乎庆幸新加坡的沦陷——”
“新加坡没有沦陷——”
“哦，那是日子问题，”贝克插嘴道，“或者是钟点问题也未可知。英国人在亚洲可完蛋了。”
“咱们正视一下这个问题，”杰斯特罗说，“日本人是亚洲的本地人，欧洲人可是外人。俄国的战线相持不下，大西洋战线又是相持不下。讲和无论对世界还是对美国，当然还有对犹太人来说，都是最好的事情。总比进行一场报复性的消灭穷国的五年圣战(9)更加顺天应人吧。我想如果我们调动我们所有的工业潜力，是打得垮他们的，可是这有什么意义呢？他们已经显示他们的能耐了。霸权可以分享的嘛，英、法经过几世纪的流血争夺，懂得了这样做。到头来可就不得不同俄国人分享天下。战争拖得越久，纳粹后方犹太人的处境就越惨。亲爱的，如果我们当真打垮了德国，结果只会打出一个苏维埃欧洲来。难道这是令人满意的吗？为什么我们不应当希望这场血腥的狂暴行动趁早结束呢？如果一旦真的结束了，那么我白白把自己整个一生的老窝连根拔掉岂不荒唐可笑？可话又说回来，没有我跟着你，你是不肯走的，那么我就走吧。我从来没二话。不过，我不是一个自己拿不定主意、只考虑留下来的老糊涂，我不容许你再用这口吻跟我说话，娜塔丽。”
她没搭理他。
“亨利太太，我看你叔叔对战争的高见真是透彻，发人深省，他赋予了这场荒谬的大屠杀一个主题、一个目标和一个希望。”维尔纳·贝克激动地说。
“真的吗？同希特勒媾和？希特勒说的话，谁信得过？希特勒签的文件，谁信得过？”
“这问题并非解决不了。”贝克不动声色地答道。
“对极了。还有其他德国人哪，甚至还有其他纳粹分子，”杰斯特罗说，“暴君的皮可不是钢板做的。历史这样告诉我们。”
“教授，我除了跟自己的兄弟之外，有好长时间没这样推心置腹地谈话了。”维尔纳·贝克的眼睛对着杰斯特罗异样地闪闪发光，声音也颤抖了，“我将装作从来没听到过这种话。不过，你是我衷心信赖的好老师，我要告诉你，我跟自己的兄弟不止一次地讨论过诛戮暴君的道德问题，一直谈到天亮。”
“我这会儿该去喂孩子了。”娜塔丽站起身，维尔纳·贝克也一跃而起。
“亨利太太，请容许我感谢你请我吃这么丰盛的饭菜，我有好几个月没吃过这么好的饭菜了。”
“哎呀，我们能保住性命恐怕还多亏你呢。这一点我可不是不知道。所以，如果我——”她对她叔叔连看都不看一眼，就径自打断话头，匆匆离开房间。杰斯特罗站在敞开的窗子前，一头稀发随风飘拂，脸上被月光照得阴影重重。
“教授，你对战争的论述使我大为震动，你这番话像修昔底德(10)的思想一样精辟。”贝克博士说。
“唉，维尔纳，这只是气头上说的话罢了。可怜的娜塔丽，哪怕是动物，做母亲的也会为自己的娃担心呢。这些天来跟她真不大好相处。”
“杰斯特罗博士，等你回了国，我倒要劝你写本篇幅短小的书，发表这些见解。写一本像《最后一场赛马》这样的书，就是你哀悼签订了《凡尔赛和约》的欧洲那篇短小精悍的绝妙挽歌。”
“哦，原来你看过那篇东西，”听上去杰斯特罗有点儿受宠若惊，“耍弄笔杆子的小玩意儿罢了！”
“不过，你对战争的那番远见真绝！像你这样一个人，一个人道主义者，一个犹太人，竟这样通情达理地谈到日本问题，谈到德国革命问题，多了不起啊！甚至提出分享霸权这种才华洋溢的说法，认为这样做可能比五年相互流血残杀更可取！这话真激动人心。这话让人对人类之间可能存在兄弟情谊这一点恢复了信心。这对犹太人的精神是多么意味深长的颂扬啊！”
“你过奖了，可我对这场该死的战争什么东西都不写。我要赶紧写马丁·路德。得了，咱们临睡前喝一杯吧！”
“好。我打个电话叫我的车子来接。”
贝克打了电话，杰斯特罗呢，在矮脚酒杯里斟了两杯酒，比平时斟得更满。他们站在敞开的窗子前喝着，闲扯着窗外的景色和锡耶纳这种幽静的美。“我理解你为什么不愿离开此地，你在此地有一个小小的私人乐园。”贝克说。
“是啊，我在这儿过得很愉快。”杰斯特罗的情绪大为好转了，“白兰地帮我捕捉了不少难以捉摸的主题和思想。”
“教授，你愿意考虑上罗马去，同中立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谈吗？光同中立国家的。戈培尔的宣传人员也好，盖达的雇佣文人也好，一个都不要。”
“有什么用处呢？”
“你对战争的看法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看法别出心裁，大气磅礴，英明睿智。这些话能造成极大的影响。老实对你说，”这个外交官的声音低下去了，“德国那些善良的人士听了会深受鼓舞。”
杰斯特罗捋捋胡子，笑得脸上都深深打起皱来：“未必吧，我只是一个作家。”
“哪儿的话。你有新闻价值，除了你之外，只有贝伦森和桑塔亚那在意大利独裁政权下生活得这么久。这一点我劝你好好想想。”
“这怎么成？我一回国，就要被人拿来示众啦。”一辆汽车辘辘地开进车行道，就是外交官来时坐的那辆银行公用的大轿车。“唉，你这就要走吗？”杰斯特罗说，“真可惜，我还想让你参观一下我的书房呢。”
贝克从窗口探出身子，跟司机简短地说了句话，杰斯特罗就带他上楼到书房去。他们手里拿着酒杯，在书房里绕了一圈。贝克说：“哎哟，天哪，你私人收藏的基督教书籍那样齐全，哪儿也比不上吧？”
“唉，哪里谈得上呀！马马虎虎，可怜得很。可是——”杰斯特罗顺着书架一一看去，他的脸色看起来深为悲哀，“不瞒你说，维尔纳，我一向没有家庭生活，没有子女。如果我的爱有一个对象，那就是这些藏书了。当然，桑塔亚那说得对，公共图书馆最好。然而，待在这间房里，对我来说，多少有点儿亲切——听上去未免有点儿幼稚可笑——活着的感觉。这些书本跟我说话，书本的作者全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尽管有些作者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化为灰烬了。我离开这幢别墅原不足惜，伤心的是扔下这些书，我心里明白兴许是这些书本的末日到了。”
“杰斯特罗博士，等你走了，我能不能替你把书装进箱子，捎到瑞士或瑞典去？战争总要结束的，那时你就可以重新拿到手了。”
这双忧伤的老眼露出喜悦的光辉。“我的好伙伴，你办得到吗？能行吗？”
“我回到罗马打听仔细了，再打电话告诉你。”
“哎呀，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你！我已经欠了你不少情啦。”
“请别客气！你提拔我获得了博士学位，造就了我一生的前程。眼下我要向你告辞了，多谢你今晚盛宴款待。杰斯特罗博士，我还要再劝说你一下，把你那番先知先觉的见解发表出来，让受苦受难的世人共享吧。我是好言相劝。”
“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儿子，维尔纳。”杰斯特罗调皮地说，“祝你一路顺风。”
* * *
(1)此雕像于1820年在希腊爱琴海的米洛斯岛上出土时两臂已断，现藏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为最著名的维纳斯像。
(2)乔治·桑塔亚那（1863—1952），哲学家、诗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在哈佛大学执教多年，后返回欧洲，隐居意大利修道院。
(3)伊·塔蒂别墅是贝伦森在1900年结婚后购买的，在佛罗伦萨附近的塞蒂格纳诺，别墅中收藏有大批艺术瑰宝及珍本图书，为欧美知识分子心目中的艺术圣地。贝伦森死后，根据其遗嘱，该别墅捐赠给其母校美国哈佛大学。
(4)即伯纳德·贝伦森。
(5)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6)托马斯·阿奎那（约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经院哲学家，主要著作为《神学大全》。在这本著作里，他提出神学与科学不能抵触。
(7)1918年是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以失败告终的一年。
(8)原文是拉丁文。
(9)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奥匈等国与英、法、俄等国相比，自以为是穷国，要求重新瓜分世界市场，点燃战火，协约国以世界文明保卫者自居，双方打了五年（1914—1918），以同盟国失败告终。希特勒上台不久，又提出要求“生存空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故杰斯特罗这么说。
(10)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400），古希腊历史学家。
第十八章
莱斯里·斯鲁特情绪低落，百无聊赖，只得饱餐一顿聊以解闷。这顿瑞士菜吃得过于油腻，瑞士酒也喝得过了量。他吃饱喝足，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公使馆去。他竖起衣领，低着头，顶着风雨，差点儿一头撞上刚走出公使馆大楼的奥吉·范怀南格。“留神，老兄。”
“嘿！”
“昨天我们会面时我说的一番话，请你不要见怪。”
“不见怪。”
“好。要是你进一步搞下去的话，会闹出大笑话来，说不定更糟。”
斯鲁特在办公室里扔掉了湿衣湿帽，一把抓起电话机，就给塞尔玛·阿舍尔挂电话。话筒里传来一个睡意正浓的声音：“喂？哪一位呀？”
“哦，阿舍尔博士，我是莱斯里·斯鲁特呀。”
“哦。”声音歇了片刻，“你想跟我女儿说话？我女儿不在家。”
“不要紧，谢谢你。”
“我女儿六点钟回来，要她给你回电话吗？”
“她有空就打吧。”
他着手工作，辛辛苦苦地钻在文件堆里，速度却只有平时的一半。钟敲六下，电话铃响了。“喂，我是塞尔玛·阿舍尔。”
“你有工夫谈谈吗，塞尔玛？”
“当然有。有什么事要我效劳吗？”
声调生硬冰凉，他一听就心中有数了。“呃，我很想打个电话给上回在你府上见到过的英国姑娘。”
“你是说南希·布里滕吗？她家住在泰伦大街十九号加芬公寓。你要南希的电话号码吗？”
“劳驾啦，真不好意思麻烦你。”
“不麻烦。等一下——啊，有了！南希的电话是68215。”
“真太谢谢了。”
“那么再见吧，斯鲁特先生。”
电话铃又响起来的时候，他正沮丧地往公文包里塞文件，听她的声音气喘吁吁、兴高采烈的。“呃，莱斯里吗？我在拐角汽车房打公用电话呢。”
“塞尔玛，我在你府上见到过的那个神父——”
“马丁神父吗？他怎么样？”
“我得找他谈谈。千万不能让你父亲知道，我又不能打电话到他教区神父的住宅里去。”
“呃，明白了，就这么回事吗？”稚气未脱的声调活泼起来，“回头我还得再给你打个电话。”
“我就要回寓所去了，电话号码是——”
“别，你等着别走。”
过了半小时，她又打电话来了。“菲尔德大街和林荫大道的拐角上。你认识那地方吗？”
“当然认识。”
“在那儿等着，我开车来接你。”
他刚赶到那条热闹的林荫大道路口，那辆灰色的菲亚特跑车就飞驰而来，车门呼地一下打开了。“南希·布里腾，装得可真像。”塞尔玛心烦意乱地一笑，喊着说，“上车吧。”
“哦，我总得找句话说说啊。”他砰地关上车门。他闻到了一股座椅的皮革味和她身上那股香味，他不由得回想起他们上回晚上一起出来玩的狼狈心情。“刚才你父亲就站在你身边吗？”
“可不是。”她挂上挡，刺溜一下车子就开动了，“我跟马丁神父不大熟，不过我刚才开车去找了他。他给了我几道奇怪的指示。我只能把你送到半道上，他说你千万不能再把我牵扯进去。我以前从没经历过这等事，真像电影。”斯鲁特听了笑起来。她又找补一句说：“别笑，说真的。有危险吗？”
“没有。”
“这件事跟他说的犹太人的消息有关系吗？”
“别问啦。”
“我父亲知道咱们那晚在一起了。”
“怎么知道的？”
“他问我的呗。我不能对他说谎。我没听他的话，又同你见面啦。”
“他究竟反对我哪一条？”
“哦，莱斯里，别说废话了。”
“我说的是正经话，他的态度真让我莫名其妙。”
“难道你不觉得我逗吗？”她把汽车飞快地开进一条黑沉沉的小巷，突然问了他一句。
“逗极了。”
“我觉得你才逗呢。我已经订婚啦，我们是信教的人家。我父亲的态度哪点让你莫名其妙？”听了这一连串干脆利落、明明白白的话，斯鲁特觉得仿佛听到的是娜塔丽·杰斯特罗的声音，像在过去的日子里那样，把他追问得哑口无言。
塞尔玛在一座耸立着一排排住宅的小山前刹住车子，近旁有盏路灯，有两个穿得鼓鼓囊囊的孩子在灯光下玩“造房子”。“我就在这儿跟你分手了。你一直走到山顶，向左拐弯，沿着公园一直走，走到一座石砌的教区神父的住宅，石墙上有一扇木头的花园门。趁眼前没人，敲门就是。”
“塞尔玛，咱们难道不再见面啦？”
“不啦。”
那对圆溜溜的、充满柔情的眼睛在一块红披巾下闪闪发光。娜塔丽也经常这样裹着披巾御寒，看上去也是这个模样——如梦初醒，意气消沉，由于拼命克制自己而显得神情紧张。他不由得心头怦怦直跳，又一次因为在她身上找到娜塔丽的影子而追悔莫及。她握住他的手，用冰凉的指头紧紧握了一下：“千万珍重。再见了。”
“谁？”他敲敲厚厚的木头花园门，一个来应门的女人问了一声。
“我是斯鲁特先生。”
大门嘎吱一声开了。一个难看的矮子在头里走，领着他朝一扇在暗处亮着橘黄色灯光的凸窗走去，他看到神父坐在一张点着蜡烛的桌子边。斯鲁特走进屋，马丁神父就站起身，指着身边摆好的饭菜请他入座。“欢迎！陪我一起吃吧。”他揭开一只大汤碗的盖子，“这是红烩牛肚。”
“真可惜，”斯鲁特低头朝那碗热气腾腾、辛辣刺鼻的酱色东西瞧了一眼，他生平吃过一回牛肚，觉得像嚼橡皮，就此把它列为章鱼一类忌吃的讨厌食物，“我吃过了。”
“那好吧，”他们就座时，马丁神父从一只陶土酒壶里斟出红酒来，一边说，“尝尝这个。”
“谢谢你——哎呀，这酒好极啦！”
“哦？”神父看上去高兴了，“这是我兄弟在维尔茨堡附近老家的葡萄园里自己酿的。”
马丁神父不再说话了，只是不慌不忙、平静地把一整个面包都吃光。他把面包掰成一块块的，就着牛肚，在盘子里蘸着酱汁吃。他每掰开一块面包，那个手势和红光满面的样子，都流露出他对面包色香味的满意。他不断给自己和斯鲁特的杯子里斟酒。一张圆脸，嘴唇厚厚的，神色安详得简直有点儿傻相了。那个矮胖的管家婆是一个长着一嘴浓密汗毛的中年女人，穿着一条拖到地板的黑长裙，端来了一块黄色的干酪和一块面包。
“你尝一口干酪吧，”神父说，“包你爱吃。”
“谢谢，想来一定合我的胃口。”这会儿斯鲁特狼吞虎咽，干酪、新鲜面包、葡萄酒全都美味可口。
马丁神父满意地出了口气，把大半块干酪吃得精光以后，抹了抹嘴。“咱们这就去吸点儿新鲜空气吧。”
户外正起风，刮得园子里几棵高高的老树光秃秃的枝丫嘎啦啦响。“你有何贵干？”这声音变得一本正经、焦急不安，“在屋子里我不便说话，哪怕是在自己的屋子里。”
“就是关于我在电影院里拿到的文件。你看过没有？”
“没有。”
“我得鉴定一下它是不是真的。”
“据说这文件绝对可靠，不需要证明。”
他们不吭声，只有两人踩着砾石路的嚓嚓声。
“雅各布·阿舍尔知道这事吗？”
“不知道。”
“是他安排我们在他家见面的吗？”
“他没有安排过。”
“我跟你说说我这一头的经过，好吗？”
“好吧。”
斯鲁特就把他会见公使和范怀南格的事讲了一遍，他还把《会议纪要》的内容说了一下。神父听得怪腔怪调地喘着气，嘴里咕哝咕哝的。风呼呼地刮着，刮得树木唰啦啦响，他们在园子里踱来踱去。
“可怕啊，可怕！不过，说到可靠性嘛，斯鲁特先生，人家偏偏不肯相信，这种态度好比一堵石墙，你如今不是正拿头去撞吗？”他慢条斯理、又严峻又沉痛地吐着一字一句，一边抓着斯鲁特的胳膊肘，伸出一根粗短的指头对着他的脸戳戳，“偏偏不肯相信！这种态度对我来说可不是新鲜事。人家临终时我碰到过，人家忏悔时我听到过。我听到受骗的丈夫这样说过，听到有儿子在战场上失踪的父母这样说过，听到上当破产的人这样说过。偏偏不肯相信，这原是人之常情。凡是思想上无法理解一个可怕的事实，或者不肯正视它，那就掉过头去，仿佛只要坚决不相信，就能凭魔法把这事实变得没有似的。你目前遇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马丁神父，我们的公使是一个精明能干、意志坚强的人。如果我能提供铁的事实，他就不会回避。”
“什么铁的事实啊？斯鲁特先生，你们的公使要什么样的证明才肯承认呢？偏偏不肯相信，争论又何济于事？让我去说服德国公使馆某个人同他当面会见吗？你可知道这有多危险？伯尔尼到处都是德国秘密警察布下的罗网，这可能会要了那人的命，而你能得到些什么好处呢？你们的公使疑心他看到了伪造的文件，是吗？那他不会干脆怀疑跟他说话的也是一个骗子吗？”
“德国公使馆来的人我倒认得出来。你最好还是跟你们那个人说，到目前为止，一切冒险都是白费，跟他说美国人说这文件‘内容可疑，来路不明’。”
神父松了他的胳膊，打开花园门，朝外面张望一下，说：“再见。笔直走到公园那边，在威廉·特尔咖啡馆外面就有个出租汽车站。”
“你不再帮助我了吗？”
“斯鲁特先生，我已经请求我教区的大主教把我从伯尔尼调走。”神父的声音颤抖得厉害，“你千万不能再来找我了。你们美国人的确不了解欧洲。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别再把阿舍尔父女牵扯进去。”
过了几天，奥古斯特·范怀南格把头探进斯鲁特的办公室说：“嘿，我刚才跟你的一位朋友进行了一次热烈的长谈，他想问候你。”
“好呀。是哪一位？”
“雅各布·阿舍尔博士。”
阿舍尔博士戴了一顶黑色的窄边帽，身上一套黑衣服宽松地披在两只塌陷的肩膀上，看样子就像个碰到紧急情况被迫从病床上爬起来的病人，不过他握手出人意料地有力。
“好吧，我就让你们这一对相思鸟待在一起，管保你们有一大堆话要谈呢。”范怀南格打趣地使了个眼色。
“我只待一会儿工夫，我请求你也参加，我们一起谈。”阿舍尔说。
范怀南格朝他摇摇一根手指，声音单调地回答说：“啊——啊。两个是伴儿，三……三个嘛成群，哈哈！”他嬉皮笑脸，眨眨眼睛，跳着舞步走了。
阿舍尔博士颓然坐在斯鲁特请他坐的一张椅子上。“谢谢你。我们就要到美国去了，比预期的日子早，其实就在下星期四。这件事牵涉到匆匆履行的几项复杂的国际合同，所以我才来找范怀南格先生。”
“奥吉帮了你忙？”
“哦，对。”阿舍尔博士两道灰白的浓眉下的眼神看不清是什么含义，“帮了不少忙。好吧！”阿舍尔两眼深陷，显出两个可怕的黑窟窿，严峻地盯着斯鲁特，“我难得向别人求情。虽然我跟你不大认识，先生，可我还是来向你求这么个情了。”
“请说吧！”斯鲁特应道。
“从现在起，我们还有八天就要走了，如果在这期间我女儿塞尔玛打电话给你，我求你不要见她。”斯鲁特在这个脸绷得铁板似的犹太老头儿面前，不由得心虚胆怯。“这个请求难办吗？”
“阿舍尔博士，我凑巧工作忙得很，没法子跟她见面。”
阿舍尔博士痛苦地伸出手来。
“祝你们在美国生活愉快。”斯鲁特说。
阿舍尔摇摇头：“我在伯尔尼待了十六年才有家的感觉，如今我要上巴尔的摩了，这个地方我根本不熟悉，而且我今年七十三岁了。不过还是塞尔玛要紧，虽然姑娘家有时都很难弄，但她倒是一个有才华的好姑娘。因为我儿子是一个老光棍，所以她的终身大事也是我唯一的终身大事了。再见，先生。”
斯鲁特回过头来继续工作，他在公使馆里承担着跟法国维希政府打交道的任务。尽管正在打仗，瑞士、美国和法国沦陷区为继续进行三方贸易，正在谈判签订一项条约。德国人出于实用的理由，对此也听之任之。不过这件事实在难办，文件已经堆积如山。斯鲁特正快写完当天下午一次会议的发言稿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是莱斯里·斯鲁特先生吗？”对方的声音苍老而高亢，十足英国腔，“我是托莱佛·布里滕。咱们在阿舍尔府上见过面。”
“对，对。你好吗？”
“好极了。那天晚上咱们不是谈得很投机吗？啊，你知道吗，温斯顿·丘吉尔今晚要广播。啊，我女儿南希和我想请你来我们家吃饭——不过是些家常素菜，可是南希做得还不坏。咱们可以一起收听丘吉尔的讲话，讨论讨论事态的新发展。”
“那可太荣幸啦，”斯鲁特说，心想没有比这更乏味的邀请了，“可惜我得赶个通宵，差不多要一整夜呢。”
对方不再哼哼哈哈了：“斯鲁特先生，你不来可不成。”
斯鲁特听出这个苍老的声音里有了一种职业上的强硬口吻，这是一个暗示啊，此人毕竟是英国外交部门的工作人员。“蒙你再三邀请，实在过意不去。”
“泰伦大街十九号，加芬公寓，三号甲。七点钟左右。”
当天晚上，斯鲁特在伯尔尼一个破落地区的一幢满目凄凉的公寓大楼前面，看到停着一辆汽车，不由得暗自寻思，伯尔尼也许还有一辆和塞尔玛·阿舍尔那辆一样的灰色菲亚特跑车。问题来了：他已对塞尔玛的父亲下了保证，现在他是不是不能上楼去看一看了？他用诡辩术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就一步跨两级地上了楼。反正塞尔玛不曾打电话给他，他也摸不准她是不是在布里滕家里，人家真心诚意请他吃饭，他接受了。一句话，让那个忧心忡忡的做父亲的犹太老头儿见鬼去吧！尽管斯鲁特打算由着性子干，但塞尔玛·阿舍尔离开伯尔尼时准还会是没破过身的处女(1)。
她穿了一件不大洁净的蓝上衣，跟家常便服差不多，头发用发卡随随便便地别住。她神情慵倦，闷闷不乐，跟他打招呼时一点儿也不轻佻，态度着实简慢，隐隐有些怨气。她跟那英国姑娘在厨房里忙着，这工夫，布里滕在一间塞满旧书旧杂志、充满霉味的小书房里，斟着烈性威士忌。“幸亏酒是用植物酿造的，怎么样？如果是用什么动物尸体蒸馏出来的，那我奉行的素食原则就得全部抛弃了。嘻嘻！”斯鲁特觉得布里滕说的这番笑话至少说过千百回了，这么傻笑少说也笑过千百回了。
老头儿巴不得谈谈新加坡的事。他说，一旦日本人在马来亚登陆，明摆着的战略就是且战且退，诱敌深入，一直朝南退到新加坡猛烈的炮火射程内。这期间的新闻虽然早已令人沮丧，不过转机必将到来，而且就在眼前了，今晚温斯顿显然有什么有关新加坡的惊人消息要发表。“偏偏不肯相信。”斯鲁特心想，现摆着一个多么触目惊心的例子啊！甚至英国广播公司都公开透露新加坡正沦入敌手。可是，布里滕粗哑的嗓音里流露出的乐观精神是完全真诚的。
这顿饭吃得很紧张，非常寒酸。四个人挤在一张小桌子上，南希端上来的少见的素香肠和炖菜都是淡而无味的东西。塞尔玛吃得很少，眼睛也不往上抬，脸蛋绷得紧紧的，拉得长长的。他们正动手吃一道点心，那是非常辛辣的炖大黄(2)，这时短波电台里开始传出丘吉尔那抑扬顿挫的声调。他那篇阴沉的讲话里有好长时间没提到新加坡，布里滕不断使眼色、做手势，叫人放心，向斯鲁特表示一切都不出他所料，好消息就要透露出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