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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鲁特听了这番慷慨激昂的长篇宏论，倒没怎么发火，因为凭这人的态度和嘶哑的声音，他真是老糊涂了。斯鲁特不动声色地回答道，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要做好战争的思想准备是需要时间的，这一点在张伯伦执政下的英国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不过，他也有一两个问题要请教。不准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犹太难民进入巴勒斯坦，对英国的作战有何好处？一个自称为文明民主的国家，怎能迫使妇女儿童乘坐危险的旧船，绕着地中海毫无指望地不断漂流呢？
“理由可多着哪，有地区政策的种种理由，有国家的种种理由。”那个英国人泪汪汪的，猛地伸出手在眼睛上一抹，“不瞒你说，大英帝国肩负种种重任，处境为难哪——一个人还往往进退两难呢。对不起，告辞了。”他站起身，赶紧夺门而出。不一会儿，他那个不施脂粉、貌不惊人的女儿出场说：“我们该告辞了。”她嗔怨地白了斯鲁特一眼，转过身走了。
“得罪，得罪。”斯鲁特对阿舍尔说。
“当初托莱佛在这儿的公使馆任职时，他就成了我们家的好朋友。他身体有病，热爱祖国，可是人老了。”阿舍尔沉着地说。
宴会就此散了。斯鲁特和神父一起走到寒风料峭、星光灿烂的夜空下。斯鲁特翻起衣领，说要走回自己的寓所。神父提出陪他走走，练练筋骨。斯鲁特心里原来寻思跟这个小胖子神父一起走兴许走不快，他们两人在枝干光秃秃的树下迈开大步走过干涸的喷泉时，倒是他得加快步伐。在寂静的深夜里，斯鲁特听得见神父均匀的深呼吸，大鼻子像小小的蒸汽机似的冒出热气。他们走了约莫一英里，大家都一言不发。
“好了，我到家了，”斯鲁特在自己公寓门口停步说，“谢谢你作陪。”
神父直盯着他的脸。“还有一些有关犹太人遭遇的档案材料，你感兴趣吗？”这句话是突然用干脆的德国话说的。
“什么？啊，我刚才在宴会上说过了，我国政府当然关心减轻犹太人苦难的问题。”
神父朝马路对面一个暗沉沉的儿童小公园挥挥手，公园里空荡荡的一排排长凳间有秋千，有跷跷板。他们过了马路，默默无声地在公园里走了一圈。
“真可怕，真可怕，真可怕。”神父骤然一连声地说，声调那么异样、那么忧伤、那么紧张，斯鲁特听了不由得停住脚步，大为震惊。神父抬头看着他，在远处一盏路灯的暗淡光线下，那张脸变了相。“斯鲁特先生，我原是巴伐利亚人。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我亲眼看见阿道夫·希特勒这摊狗屎在街头对着二十来个人演讲。暴动失败以后，一九二四年，我看见他在受审时大放厥词。一九三六年，在纳粹党代会上，我又看见他对一百万人演说。他始终是那么一摊狗屎。他从来没改变过，直到今天也没改变。同样一只手撑在屁股上，同样一个拳头挥舞不休，同样粗俗的嗓音、下流的语言、愚蠢而原始的念头。然而，他是德国的主宰，他是我国人民的凶神恶煞，他是上帝降下的大祸星。”
忽然，神父又开步走了，斯鲁特只得跑了几步跟随在他身边。“你必须了解德国，斯鲁特先生。”他的声调冷静些了，“这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是一个政治上缺乏经验的民族，我们只知道服从上面的命令。那是我们的历史的产物，是一种持久的封建制度。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一直犹豫不决，是要崇尚空想的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者呢，还是要偏重浪漫的实利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呢？是要乌托邦的美妙幻想，还是要专制蛮横的强权理论？到今天为止，我们基本上还不知所从，是要西方民主国家的放纵的享乐主义呢，还是要东方布尔什维克的激进的无神论？”神父一边嘴里熟练流利地说出这些抽象的词句，一边张开两臂做着手势，“而这两者之间，有多大的鸿沟、多大的真空、多大的空白啊！这两种现代思潮的人文主义都提出不信上帝。我们德国人心里都明白，这两种论点都过分简单化和虚伪。在这一点上，我们算对了。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上当受骗。我们一直摸索着在现代生活中恢复爱和信仰，哦，还有基督。可是，我们天真幼稚，我们受蒙蔽啦。一个反基督的恶魔欺骗了我们，他利用他那种野蛮的、伪宗教的民族主义，把我们引到通向地狱之路。不幸的是，我们的宗教狂热和不动脑筋的一味盲从竟如此严重，简直没有个底儿。德国人真心渴望着获得信仰、希望和一种站得住脚的现代形而上学，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是对这种渴望的极大歪曲。我们正在饮鸩止渴。假如不斩断他的魔爪，结果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大灾难。”
一半因为神父这双有力的手越握越紧，一半因为他这番充满热情的谈话，斯鲁特竟被深深感动了，他说：“这番话我全信，你说得好。”
神父那圆溜溜的小脑袋点了点。他傻笑了一下，忽然滑稽地换成一副随随便便的口吻说：“你喜欢看电影吗？我本人可是非常偏爱电影。我承认，这有点儿无聊，浪费时间。”
“喜欢，我就爱看电影。”
“好极了，改天我们一起去看。”
经常有人找上门来给外交官送情报，而电影院就是一个通常的接头地点。斯鲁特倒从没碰到过这等事。他左右为难，只好闪烁其词说：“再请教一下大名。我很抱歉，可惜我先前没听清楚。”
“我是马丁神父。过几天我们约好一起去看场电影吧，我给你打个电话。”
隔了半晌，斯鲁特才点点头。
为什么点头呢？此后莱斯里·斯鲁特心里时常在琢磨，因为这件事决定了他下半辈子的命运。说起来，一是他有一种代表美国的概念；二是他感到尽管表面上有逆流、有偏见，美国人骨子里还是同情犹太人的；三是他一直耿耿于怀，认为自己竟会拒绝一个绝色犹太姑娘，真是目光短浅的傻瓜；四是他巴不得克服自己的胆怯怕事，他已经开始感到这种胆怯的可恶了；五是他意识到尽管上回他向美联社泄露明斯克文件这事害得他丢了官，可是这仍然不失为产生一种反常的自豪感的因素；最后一点，也同其他几点一样起作用，那就是好奇心。这几点把他推进了一种新的生活。
三个星期过去了。斯鲁特脑子里早把这次深夜的离奇谈话淡忘了。蓦地，马丁神父打来了电话。“斯鲁特先生，你喜欢宾·克劳斯贝吗？我觉得他逗极了。你知道吗，宾·克劳斯贝的新片就在碧珠电影院上映。”
神父拿了预先买好的戏票等着。七点钟开始的电影，影院还没满座。马丁神父找了一个边座，斯鲁特悄悄坐在他旁边。他们看着宾·克劳斯贝打扮得像个大学生，同穿着短裙的漂亮姑娘鬼混逗乐，看了半个小时光景，神父一声不吭换了一个座位，远远坐到前排去了。不一会儿，来了一个戴眼镜的瘦子，坐在这位子上，手里摆弄着一顶帽子、一把雨伞和一包厚厚的东西。帽子掉到地板上了。他蹲下来在座位下找帽子的当口儿，顺手把那包东西搁在斯鲁特膝上，嘴里说声“劳驾”。斯鲁特那边邻座上坐着一个满脸脓疱的姑娘，只顾着看宾·克劳斯贝，正看得出神，一点儿也没注意到这件事。那人找到了帽子，就安心看电影了。斯鲁特拿了这包东西。等到电影散场，他把东西夹在腋下就走，一颗心怦怦直跳。在夜色朦胧的场外，散戏回去的观众没一个朝斯鲁特看一眼。
他拼命克制自己，不敢加快步伐，其实是不敢奔跑，信步走回寓所。锁上门，拉上百叶窗，这才从那包里抽出一捆影印品，黑底白字，是一份德国官方文件，有几页上面沾着一块褐色的污迹，把字都弄糊了。他匆匆翻弄这些深色的纸页时，纸上冒出一股辛辣的药水味。
面上一页盖着一个黑底白字的橡皮印，字迹清楚：国家机密。文件的标题是：
会议纪要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
在格罗斯—万湖召开的政府各部次长级会议
开头几页列举了十五名官衔显赫的高级官员的名字。党卫军第二把手赖因哈德·海德里希主持了这次在柏林郊区万湖召开的会议。斯鲁特正打算一边看着文件，一边翻译出来，这时电话铃响了。
“喂，我是塞尔玛·阿舍尔。你肯请我吃饭吗？”
“塞尔玛！天哪，好呀！”她听出他一股子热情，不由得哈哈大笑，“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趁还没换装，他匆匆翻了一下文件，主要论点是把大批欧洲犹太人由铁路运送到被征服的东方地区，强迫他们修筑公路。这件事既不新奇，也不怎么骇人听闻。要知道，俄国和法国的战俘也被当作奴隶劳动力使用呢。德国人甚至还强迫意大利人进厂干活儿。德国人称王称霸，对犹太人尤其残酷，因此才搞出了这个筑路工程计划。斯鲁特弄不懂神父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把这些材料给他。他把这包东西塞到床垫子下，回头再细看。
塞尔玛开了她那辆灰色的双人座小菲亚特来接他。她跟他打招呼的时候，脸蛋半掩在雪白的狐皮领子里，一脸正色，眼睛明亮，羞羞答答。她把车子开到一条偏僻马路上的一家小饭馆前。
“自从认识你以来，我平生第一回做了两件坏事。”塞尔玛一双纤细的手搁在方格台布上，一会儿捏紧，一会儿放松，“其中一件就是开口叫一个男人请我吃饭。”
“这件事不算坏呀，幸亏你做了，我很高兴。还有一件呢？”
“更坏了。”她突然尽情大笑，用手碰碰他的手，一下又赶紧缩回去了。
“塞尔玛，你的手好凉。”
“怪不得，我紧张极了。”
“可为什么呢？”
“嗯——为了把一件事讲清楚，上个月请你去吃饭可不是我的主意。是爸爸出乎我的意料请的。根据你谈到的那位在锡耶纳的朋友的情况，看来你对大胆的姑娘并不介意，其实我偏偏不是这种人。我把我遇见你的事告诉了父母，他们对你是久仰了。爸爸在此地当了多年犹太人协会的头头儿。随着德国人每次取得胜利，我们在伯尔尼这儿的朋友一天比一天少，这对我倒是一种教育，”塞尔玛开头几句话说说停停，以后就呱啦呱啦谈开了，她大声道，“一种冷眼看人生的真正教育。爸爸资助过医院、歌剧院、定期换演剧目的剧院，样样都资助！我们家过去宾客盈门，可如今——唉——”
“塞尔玛，我在你家遇见的那个神父是什么人？”
“马丁神父？一个善良的德国人。善良的德国人确实有呀，人数还不少哪，可惜还不足以起什么影响。马丁神父帮爸爸搞了不少南美的入境签证。”
“他向我提供了德国虐待犹太人的秘密情报。”
“真的？”
“他的情报可靠吗？”
“我实在不能对神父下判断，哪怕他是至亲好友。抱歉了。”她两手一挥，激动地做了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仿佛要把这个话题挥开似的，“家里闹腾得不像话！我今晚只好出来。爸爸正把他的企业搬到美国去呢。他忙得筋疲力尽，妈妈可不愿眼看着他一味操心担忧，把命都送掉。这桩事非常复杂，牵涉到把在土耳其和巴西的工厂卖掉，别的我就不懂了。哎哟，瞧我唠唠叨叨说了一大堆。”
“承蒙你向我推心置腹，我很荣幸。我决不会把人家的话再讲出去。”
“娜塔丽的话多吗？”
“多得多了。她十分武断，还好争辩。”
“我看我们并不真正相像。”
“我竟一下子忘了你们的相似之处。”
“真的吗？可怜哪，原来你对我感兴趣的只是我跟她相似。”
“你话一少，就不相似了。”
塞尔玛·阿舍尔脸红了，慌忙扭过头去，然后再仰起脖子，回头望着他。“另外一个原因，我父亲搬家的真正原因，就是我就要嫁给一个美国人，巴尔的摩的一个律师，地道的正教徒。”
“你——呃，你本人真心信教吗？还是你遵照父母的意思？”
“我受过良好的希伯来教育，甚至还懂得一点儿《塔木德》，按说姑娘家是不该学的。我念书一向很认真，我父亲看了很高兴。目前他正跟我一起研究以赛亚(2)，这的确非常有趣。至于说到上帝——”她又激动地做了一个表示否定的手势，“我越来越怀疑了。如今上帝到哪儿去了啊？上帝怎能听任这类事情出现呢？我还可能会成为一个被打入地狱不得翻身的幽魂呢。”
“那么，你要嫁那个虔诚的年轻人又是怎么回事？”
“哦，我决不能随便嫁给别的什么人。”她看到他莫名其妙地皱着眉头，暗自好笑，“这一点你不了解吧？说起来，你也用不着了解。”
现在斯鲁特完全清楚了，他跟这个姑娘的关系告吹了。他们一直七扯八扯地谈到上菜为止。他开始在她身上寻找短处，每逢他想打退堂鼓，他总是这么做，所有的姑娘都难保没有缺点。塞尔玛那串长长的耳坠子挑得糟极了，她的时髦观也有毛病：那件高领子的衣服遮住了脖子，却挑逗性地突出了一对小山般的乳房，既要显示出女性美，又要假正经，弄得不伦不类。她的眉毛长得太浓，没有拔过。早先看来那份天真稚气倒也引人注目，现在看来分明只是过分矜持的小家子气罢了。他怎么偏偏同一个虔诚的黄毛丫头一起吃饭！他开始感到上当了。这顿饭吃得有什么意思呢？
“你喜欢跳舞吗？”塞尔玛正懒懒散散、挑精拣肥地吃着清蒸鱼。
“马马虎虎。”斯鲁特有点儿不客气地说，“你呢？”
“我跳得糟极了。我过去难得跳舞，今晚我倒很想跳跳。”
“一定奉陪。”这倒是把这个虔诚的黄毛丫头搂在怀里的一个办法，虽然这办法不一定使人十分满意。
“你在生我的气吧。”
“哪里呀。”
“你猜得出我生平第一回做的另一件坏事是什么吗？”
“恐怕猜不出。”
“那好吧，我来告诉你，就是吻了一个非犹太人。不过，我也没吻过多少犹太人。”
他们到一家夜总会去玩，那里有两支乐队轮番演奏。她老是踩他的脚，转错方向，身体跟他保持一英尺距离，看起来又狼狈、又激动、又高兴。不管怀里相距多远地搂着这个粗俗的黄毛丫头，脚趾不知吃了多少苦头，他都不禁回想起当年在中学舞会上的情景。她不断瞧着墙上的一只大挂钟，恰好在十一点一刻的时候，她说：“咱们现在该走了，玩得痛快极了。”
她用那辆菲亚特把他送到他的寓所，手也没握就让他下了车，轰隆隆地开走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上了楼，心里知道，塞尔玛的倩影和搂住她身体、闻着她发香那种令人难忘的感觉，将害得他好几个钟头睡不着觉。他自己调了一杯兑水的威士忌，一屁股坐在一张扶手椅上。他的眼光落在床上，叹了口气，站起身去拿《万湖会议纪要》，心里揣摩着翻译官方的德国文章兴许会引起睡意。他拿了一本黄纸笺、一支铅笔和那沓黑色文件，专心致志地边看边写起来。
过了个把小时，他正看的那张文件不由得从他手里掉到地板上。“耶稣……基督啊！”他失声喊道，大吃一惊地两眼直盯着墙上镜子里自己那张惨白的脸，比平时更清醒了，“耶稣……基督啊！”
* * *
(1)爱德华·马奈（1832—1883），法国画家，印象派绘画的先驱。
(2)《圣经》人物，相传他是《圣经·以赛亚书》的作者，在犹太国王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四朝做先知。
第十四章
世界大屠杀
阿尔明·冯·隆将军著维克多·亨利英译
（摘自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陆、海、空战役》）
英译者前言
（附对《万湖会议纪要》一文的按语）
对一个退役的海军军官来说，时间往往难以打发，不过，近年来我一直在专心埋头翻译阿尔明·冯·隆将军的《失去的世界帝国》及其续篇《世界大屠杀》。
这些战略概要都摘自隆那厚厚两卷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战分析，这是他作为战犯在狱中服刑期间写的。抽去了为这些概要提供佐证的战役分析，隆的看法也许太笼统。然而，他的整部著作是为军事专家写的，他们都能直接阅读德文。一个德国出版商最早把它编纂成一部上下两集的战争通俗历史，其他人只能从这个删节版本来了解隆的观点。
虽然这两卷书带有作者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书里的总的战略观点理当能引起读者的兴趣，他们需要有本详细叙述大战全过程的“反面”观点的值得一读的著作。隆对太平洋历次海战的透彻分析，显示了德国军事专业的登峰造极，要知道太平洋是远离其本国的一个战场。凡是我感到无法同意隆的观点的地方，我的批注都以仿宋字标明。
我在本书前面加上隆在临死前不久为一本军事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作为序，题名《万湖会议纪要》。我认为，这篇文章应列为所有军事院校一年级学生的必读物。
自从《失去的世界帝国》出版以来，我收到了许多来信，有的来自老朋友和战友（其中有位苏联将军），他们对我甘愿宣扬一个已定罪的德国战犯的观点表示惊讶。我并不是为德国人辩护。他们发动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罪大恶极的战争，几乎取得胜利，并在战时保密的借口下犯下了史无前例的罪行。我认为我们必须研究德国人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导致大规模袭击（从军事角度上看是出色的），以及他们对一个疯狂的暴君那种死心塌地的效忠。要是没有阿尔明·冯·隆之流跟随他，为他奋战到底，阿道夫·希特勒这一辈子就只能做一个不中用的、狂热的吹牛大王，绝不会成为历史上最强大的魔王，差一点儿把文明世界摧毁。这就是我翻译阿尔明·冯·隆的著作的原因，也是我认为《万湖会议纪要》应当成为军人必读物的原因。
维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亚州奥克顿
一九七○年九月十二日
第三版按语
读者继续来信同我争论，仿佛我和阿尔明·冯·隆持有同样观点，其实我翻译他的著作，正是因为他的观点使我大为震惊。
作为一个专业军事分析家，隆往往颇有见地，有时非常高明。他引用的事实难得出差错，如有错误，我一律在批注中指出。不过，他对这些事实做出的解释往往受到德国民族主义的歪曲，这种民族主义就是产生希特勒的根源。但如果我把自己的全部不同见解都作为按语，本书篇幅就要增加一倍。因此，在这些篇幅里，你看到的是一种富有才智而不是很正常的见解。如果读者不知不觉中竟同意阿尔明·冯·隆的观点，那最好还是好好严格检查一下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凡是不同意他的观点的读者，恐怕都是和我一派的。
维克多·亨利于弗吉尼亚州奥克顿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
《万湖会议纪要》
阿尔明·冯·隆将军著
军事作家往往回避本文的命题，不过犹太人问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行及其后果都有影响。这个问题不能永远置之不理。人们也用不着害怕就这个问题做一番坦率的探讨，因为这丝毫无损德国军人的荣誉。
远在大战以前，国社党的犹太民族政策已经造成了军事上的混乱。一千一百万散居在欧洲各地的居民早已被称为我国血统上的大敌。在德国，《纽伦堡法令》(1)早已剥夺了他们的公民资格以及从事商业活动和专业工作的资格。第三帝国一旦采取军事行动来实现欧洲正常化，势必一开头就得认真对付这个遍布欧洲大陆的紧密结合的侨民团体，他们有神通广大的社会关系以及雄厚的海外资源。军队对这个问题是无法追根溯源的，他们只能就事论事来处理这个有关国家安全的问题。
我们不能不把犹太人列为有潜在力量的地下组织，无论人数方面也好，聪明才智方面也好，物质手段方面也好，都难以对付。最可怕的敌人往往是铤而走险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其他民族的游击队可以改变他们的效忠对象，同我们站在一起。犹太人就没有这种选择余地。军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同当局这些特殊对待犹太人的措施合作。
这些措施的性质如何，不属于军队的职责范围。共同执行这一任务的有各个联邦警察机构，如德国中央保安局、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处、正规的党卫军等等，五花八门，各自代表争权夺利的纳粹权贵。所有这些机构汇合成一个单一的执行阿道夫·希特勒意志的有力工具，因为有关犹太人的政策是由阿道夫·希特勒一个人制定的。这一政策的实质就是消灭欧洲的犹太民族。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政策失败了。尽管希特勒政权在欧洲大陆统治将近四年，但欧洲仍约有一半的犹太人死里逃生。这个政策的执行自始至终都是被官僚主义搞坏的，完全与军队无关。
实际上，直到大战结束，战胜国的军队揭露了所谓死亡营的秘密以后，德国军队——从最下级的步兵直到最高司令部里的最高级将领，才对希特勒的真正目的有所听闻。
关于这项秘密政策的文献，劫后残存的自然为数不多。因为这项政策的贯彻极为谨慎，关键性的命令都是口头下达的，“只有你知我知”。白纸黑字的材料确实是如此稀少，以至某些权威人士经过冷静思考都坚决认为，所谓“灭绝”的命令，根本纯属子虚乌有。根据这种论调，除了几十万犹太人之外，其他所有的犹太人实际上都逃到了苏联，逃到了西方，或者逃到了巴勒斯坦。所谓死亡营无非是囚禁不法分子的集中营而已，那里的条件理所当然是苛刻的，而焚尸炉只是专门焚化那些死于囚禁的人的一种常规卫生设备而已。
不幸的是，这些书面文字记录虽然寥寥无几，但偏偏提出了相反的情况。例如，目前残存的集中营花名册上标明被处死的人极少，而好几千囚犯往往在同一天死于“心力衰竭”。显然，这种大批人员同时发生心力衰竭的情况一定得有诱发原因。硬要把这样死亡的人同判处死刑的人区分开来，无疑是为了追究法律责任而做过细的分析。
何况，还有讨论“齐克隆B”毒气的无痛苦致死功效，拿它同枪毙以及一氧化碳窒息对比的党卫军文件，等等；还有德国工业厂商同党卫军军官关于设计和修建特大规模的焚尸炉的详细来往信札，等等。所有这些确凿无疑的文件都表明，有一项有计划地制造及处理大批人类尸体的计划。因此，人们不得不承认确实有过消灭尸体的做法。
在这些残存的德国文件中，没有哪份比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的《万湖会议纪要》更能说明问题。
《万湖会议纪要》
由于我方各条战线突然崩溃，这份会议纪要才得以见天日。我国数以吨计的许多绝密文件，按标准保密惯例本来应该销毁，现在都原封不动地落到美、英、苏三国手中。《万湖会议纪要》就是其中之一。
假如莫斯科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突然陷入我方中央集团军群之手，那么同样有损声誉的文件就会落入我方手中。斯大林是一个完全跟希特勒一样残酷无情的人物。他下令对自己的俄国人民多次进行大规模秘密屠杀，他的走卒都乖乖地照办了。估计被杀人数高达六千万之多！可是，至今也没有一份官方档案把这件事揭露出来震惊世界。因此，也就没有人把俄国人民污蔑为杀人凶犯的民族。
再者，假如我们按照我在一九四○年六月白白鼓吹了一阵子的方案，一举跨过英吉利海峡对英国实行闪电式袭击，攻占了伦敦呢？那样一来，有什么丢人现眼的白厅档案逃得过我们的揭露呢？在印度，在埃及，在马来亚，在南非，事实上，凡是英帝国主义打出英国国旗的地方，凡是当地人民奋起反抗，不愿被榨干血汗来养肥盎格鲁—撒克逊人，因而遭到英国军队野蛮镇压的地方，这种骇人听闻的事件本来都有案可查。可如今，这些事情依然是一个蒙在鼓里的秘密。
只有德国蒙受了本国档案被揭露的耻辱，只有德国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战败国日本都被允许保留他们的天皇和政府机构，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把南京屠城(2)和巴丹死亡行军事件(3)的有关文件都隐藏起来。
其实，《万湖会议纪要》这类文件在每个国家的秘密档案里都存在。天下人性到处都一样。让美国公开有关自己灭绝红印第安人的档案吧，公开有关自己从墨西哥手里抢走得克萨斯的档案吧，公开有关珍珠港事件以后自己迫害美籍日本人的档案吧。然后，我们来看看这类事实比起《万湖会议纪要》揭露出来的真相究竟如何吧。
万湖会议
这份会议纪要是共计十五页的油印密件，是美国调查人员在翻阅缴获的大量我国外交部的档案时发现的。有条注解说明原来印了三十份，如今只剩下编号为第十六的外交部的那一份了。世界史学者要深入了解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全靠这么细的一根线索。秘密差一点儿被保住了！
文件记述了美国参战后不久，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柏林的格罗斯—万湖区国际警察组织总部大厦里举行的一次会议。会议主席是海德里希，一个曾因丑事被撤职的海军军官，在一片混乱的纳粹时代当上了保安警察的头子和德国中央保安局（德文为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组成一个字，简称RSHA。——英译者注）的头头儿。这个叫海德里希的家伙在党卫军里位居不得人心的希姆莱之下，是第二号人物。早在一九四二年年初，党卫军就已经掌握我国保安和警察各部门的大权了，因此，当海德里希召开这次会议的时候，各部次长都纷纷赶来。他们同七个党卫军人员会晤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由其中之一的阿道夫·艾希曼中校(4)做会议记录。这些会议记录由海德里希审订，成为《万湖会议纪要》。
这八名高级官员分别来自司法部、内务部、外交部、东方占领区区事务部、波兰总督辖区、德国总理府，以及四年计划全权代表办公室等——事实上，除了武装部队之外，每一个重要政府部门都有人参加。没有证据可证明武装部队部门有任何人员知道这次会议的举行。
这是《万湖会议纪要》暴露出来的严峻事实。德国的国家荣誉委托给我们武装部队，而我们武装部队却一无所知。这是秘密警察与联邦官僚机构的一次联席会议。艾希曼—海德里希这个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在自己的著作中并不靠捏造事实来推诿责任。可是，他在这里不是作为一个军事历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特别辩护人。事实上，虽然没有德国武装部队的代表出席万湖会议，但德国军队的确参与过执行对犹太人的政策，这一史实材料是千真万确而令人沮丧的。
海德里希召开这次会议似乎是要取悦他的上级。六个月以前，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当我们大举进攻苏联时，德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就在一封绝密信件中命令他组织部署一下对付犹太人的问题，必要时吸收政府其他部门参加，并且“尽快”提交一份草案给戈林，写明已经采取了什么行动，进一步的计划是什么。尽管按党卫军的惯例，这类事情并不见诸文字，《万湖会议纪要》的产生显然是为了要戈林对海德里希的巴结有个深刻印象。
戈林在信件中使用了“犹太人的彻底解决办法”的字句。自从会议纪要被揭露以来，“彻底解决”（德文是Endlösung。——英译者注）这一说法在反德作品中具有了讨厌的附带含义。海德里希经常使用一个更为确切的名词“区域解决办法”，本文即使用这一名词。
区域解决办法
那些年来，在各种政策分析文章中，出现过三种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移民解决办法、驱逐出境解决办法以及区域解决办法。
起初纳粹分子认为他们一旦掌了权，大多数犹太人就会移往国外。结果德国的犹太人不愿放弃自己的家园和事业以及祖先的坟墓，甚至在希特勒的《纽伦堡法令》把他们贬成下层贱民以后还不愿走。他们希望纳粹政权只是一阵转眼就过去的暴风骤雨。欧洲别处的犹太人看来也没什么人认为会发生大战，也没什么人认为一旦打起仗来，德国会打胜。因此，留在德国的犹太人比离开德国的要多得多。在德国国境以外，犹太移民就更微不足道了。
不过，即使对少数想离开的犹太人来说，移民解决办法也搁浅了。如果德国不再欢迎希伯来人，那看来其他地方也不十分欢迎。希特勒上台以后，西欧各国对犹太人入境的限制一年比一年严格。新世界那些人烟稀少、幅员广袤的国家，在“被压迫人类的避难所”美国的带头下，纷纷当着犹太人的面嘭地关上一扇扇铁门。这是人对人不讲人道的历史上一个黑暗的篇章。
等到希特勒政权明白犹太人不愿移往国外，而且发现反正要想法进入别国也不容易，驱逐出境的解决办法就提出来了，即强迫他们迁移。棘手的问题是：迁到什么地方去？
在所有的驱逐出境计划中，现在残存的文件中最突出的一个就是马达加斯加计划。强迫欧洲的犹太人在南非沿海这个法属岛屿上定居的问题曾经有过一些研究。但是，由于困难重重——缺少船只来运送这一千一百万人，敌人控制着海面，开支浩大，又生怕得罪法国维希政府，而我国正在寻求同他们通力合作，还有就是这个尚未开发的热带岛屿不适宜欧洲人生存——因此很难说清这一规划所产生的问题有多严重。海军方面后来向希特勒指出，总有一天英国会在马达加斯加登陆，以保卫他们在印度洋上的海上交通线，这时把犹太人安置在该岛上的一切谈论才告终止。元首宣称，英国只会“把这些害人的杆菌重新散布到全世界”。
事态就这样发展到只能在欧洲的土地上就地解决，这就产生了区域解决办法。海德里希在万湖揭开了这秘密上蒙着的纱幕，这样联邦的官僚们就能一劳永逸地清楚了解他们要干的工作的性质了。
方案
照理来说，在二十世纪，应该不容许这个残酷的方案存在。真可惜！科隆(5)、德累斯顿(6)、卡廷(7)和广岛(8)说明了这种在战时的道德沦丧的情况确实不仅限于德国。区域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办法是一个轻率的方案，是那帮不负责任且不称职的坐办公室的柏林官员凭空想出来的。从行政的角度看，这个方案自始至终都搞得一团糟。正像人们去政府大厦那些舒适的套房里凭空想出来的大部分计划一样，它看起来头头是道、井井有条，一到现场就碰壁了。在执行的过程中，确实有许许多多犹太人送了命，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可耻失败。
区域解决办法的关键在于一九四一年我们占领了大片土地。千寻万觅终于找到了东方占领区这块能把犹太人送去的地方，因为这儿用不着同什么政府磋商，用不着对当地百姓进行抚慰。这里是处在德国炮口下的半个欧洲大陆，人口稀少。
海德里希提出了一个最言之成理的简单计划，要把欧洲的犹太人“从西方清理到东方去”，先暂时集中在过境犹太人隔离区，然后按性别编成庞大的劳动大队，运送到东方占领区去。到了那里，叫他们修路，出于军用目的，这一落后地区非常需要公路。在采取这项行动的过程中，“多数犹太人无疑会受到自然因素的淘汰”，如生活条件恶劣和劳动削弱体力等。至于少数几个经过考验、死里逃生的人，海德里希直率地说，只得对他们做出“相应处理”了，因为自然淘汰结果证明他们是顽强的，不把他们处理掉，他们就会构成犹太民族新生的苗子。这就是当时的政府残酷无情的思想。
内阁官员的一致反应是高度的热忱，纷纷提出建议以改进或加速计划的执行。会议在一致同意的良好气氛中结束，会后还按照上层官场的惯例举行了美酒佳肴的盛宴。
不过，这个方案几乎一开始就搞不成。劳动大队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公路也没有修建。从一九四三年起，在我军撤出俄国的急行军过程中，军队深深感到因该方案未能实现而大受影响。确实，全欧洲的犹太人都被集中起来，装运到东方去，运到波兰的过境犹太人隔离区去。可是，他们就在那儿待下来了——这些被囚禁的难民数量庞大，给德国的人力物力造成极大的负担，在卫生方面和治安方面都对后方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
后来的那些党卫军会议纪要现在一份也没有了，无法说明为什么放弃了海德里希的计划。区域解决办法被胡乱地改头换面，变成了在日益扩大的过境犹太人隔离区附近修建大工厂，并就地利用犹太人的强迫劳动。他们试图通过削减营养、强化劳动进度等办法，来实现预期的自然缩减人数。可是，要把一千一百万人口连根拔掉、重新安置，终究是一件难以想象的行政工作，完全不是负责这项规划的柏林那帮蠢材解决得了的，结果正如上文所述，有一半犹太人逃过了这场浩劫。由于这个规划而罹难的犹太人不过五百五十万，最高估计为六百万。
减少痛苦的处决
我们至今还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时候一下子改用毒气室进行无痛致死的（减少痛苦的处决），也不清楚是怎样一下子这样做的。人们对这个弄不清楚的问题普遍存在曲解和误解。
海德里希的这一计划是一帮养尊处优的官僚搞出来的，他们不像军人那样受过那么多折磨，吃过那么多苦头，经历过那么多次出生入死。结果搞出来的这个计划竟是一场荒谬透顶的大丑剧。人类精神和肉体的应变能力是异常惊人的，战俘忍受了好几年的恶劣生活条件，他们几乎学会了把任何东西都拿来吃喝。在求生欲的驱使下，他们精力枯竭的身体的需要几乎缩减到零。所有这些现象都发生在过境犹太人隔离区。自然淘汰的速度缓慢，令人头痛。突然，瘟疫蔓延了，病菌才不分抓俘虏的和被俘虏的呢。因此，病弱的犹太人成了当地居民和我们武装部队的一个长期威胁。
这些事态的发展分明引起了这种想法：反正这些人无异已经被判了死刑，那么何不采用一种迅雷不及掩耳的无痛致死法，免得他们长期受苦呢？同时，岂不又可去掉我们军队的一大包袱？这个包袱竟有这么沉，当初倒没及时料到呢。
原来，采用毒气室的理由完全基于这些实质上属于人道主义的精神。挽救犹太人的生命是根本办不到的。阿道夫·希特勒亲自发布命令要弄死他们，他的意旨就是法律。人们只能用最正当、最实用、最文明的方式来执行。关于一百万名儿童就这样被毒死这个无可抵赖的事实早已被大肆宣传，这件事回想起来是令人遗憾的。然而，活活饿死对儿童来说会是一种更加痛苦的慢性死亡，这样做父母的也得忍受眼看孩子日渐消瘦而死的痛苦。
至于掠夺那些新来的犹太人，甚至掠夺那些不幸死难者的尸体，这种行径的确是不能原谅的。党卫军用这种方式积累了价值好几十亿马克的金银财宝，但这对德国的作战方面是否有好处还是一个疑问，因为希姆莱—海德里希的特务机构飞扬跋扈，贪污腐化。至于利用尸体制造肥皂的说法，当然是英国重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无稽之谈。
军事影响：（一）人力
这不是一个毫无军事影响的后方问题，区域解决办法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军事行动。
最大的损害是在人力方面。大批健壮的德国男子从作战任务中被抽出来，去管理犹太人。搜捕队、集中营看守等等，都是从当地居民中征募的。尽管如此，仍然足足有好几个师的德国人不去打仗，偏偏在政府机关和集中营里瞎忙着犹太人事务。
人力不足的问题在我们的工厂里也是经常发生的。战俘和占领区来的强迫劳动者充其量只是半心半意地在干活儿，而且不管枪毙掉多少人，他们依旧坚持搞破坏活动。不过，犹太人人才济济，有能工巧匠，有专业人士，男男女女对任何技术性劳动都是一学就会。事实上，在毫不容情的搜捕队来把他们运走之前，他们就是被这样使用的。他们不大搞破坏活动，相反，他们工作得非常出色，这说明他们拼命想维持自己的生命和自己亲人的生命。我们就这样丧失了几百万非常可靠、动机高尚、生产能力高强的劳动力。
最后一点，在纳粹主义统治下，瞧不起犹太人的作战能力是普遍风气。固然，他们在党卫军的管教下，看起来好像是一帮温顺驯良而不堪一击的人，然而这种情况是可以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惊人大转变的，这一点已由战后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情况证明了。要是我们当初能在东线用上一两百万像目前的犹太军人这种素质的战士，那该有多好呀！当时这种想法会被当作笑话看待。今天，悔之已晚，我们只能表示惊讶而已。
军事影响：（二）军需和后勤
当时对铁路运输所造成的负担真是不堪设想，而且是经常性的。不管列车塞得如何满——这种超载是众所周知的——大部分车皮被占用始终是一个严重问题。前线始终没有足够的车皮和火车头。作战师的官兵坐在后方车站簌簌发抖，而专门用来运送犹太人的列车却装得满满的，车轮滚滚开向东方，然后空车回来，不做其他用途。这种非作战的用途有一种压倒一切的秘密优先权，这种优先权在美国只给过制造原子弹的单位。
军事影响：（三）士气
尽管这政策的最终意图始终是保密的，可是许多德国部队确实亲眼看到了执行的情况。这是有案可查的。遗憾的是，有些部队也被吸收进去，不仅在运送犹太人或看守犹太人这方面出了力，而且在屠杀这方面也效了劳。
当地的部队司令官有时也提供并运送流动行刑队，因为他们办的是官家的事。这些党卫军行刑队名叫特别行动队，紧随在我们挺进的军队后面开进了俄国。为了把游击队活动在萌芽状态时就消灭掉，他们奉命不经审讯就可以把政治委员枪毙。这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发布的著名的《政治委员命令》(9)。他们还奉命把凡是搜捕抓到的犹太人都当作德国安全的主要威胁，立即予以消灭。当地居民都高高兴兴、自告奋勇地加入特别行动队来对付当地的犹太人，结果骇人听闻的事层出不穷，特别是在立陶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几十万犹太人在军管区范围之内，遭到了比较守纪律的德国行刑队有计划的枪杀。
德国士兵无法始终避而不看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个别情况下，也有受错误思想指导的当地部队司令官竟然准许他们的部队——甚至命令他们的部队——参加屠杀。结果事实俱在，还有照片为证：身穿德国武装部队制服的士兵在枪杀怀里抱着婴儿的犹太妇女。这类事件无疑在我们的队伍里起了某种瓦解士气的作用，并引起人们对我们打仗的目的产生怀疑。一支军队出现这种情况，其战斗精神就受到了破坏。正如区域解决办法的许多方面一样，这个破坏我军士气的作用是不能以百分比或其他说明问题的数字来表达的。然而，这是东线的一个真实因素。像失败主义一样，缺乏自信对作战方面产生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是非常重大的。
一个军人受训练就是为了杀人，就是拿自己的命去跟敌人的命拼，这是最正大光明的当兵准则。军人有时也不得不执行比较遗憾、比较肮脏的任务。他们必须枪毙蒙住眼睛、无能为力、站着等死的间谍或游击队队员。按照命令，他们有时必须把可能成为游击队好战士的小伙子、小姑娘和妇女绞死。不过，这并不说明军人始终忍受得了这种差事，特别是一个德国军人，受的训练是既要在战场上骁勇善战，又要讲究体面、顾全廉耻。在这一点上，纳粹对我们德国青年造的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也是不可原谅的。
敌人的本质
因此，我们就归结到整个问题的核心上：这个解决办法弊端重重，究竟是不是一种绝对必要的战时保安措施？难道犹太人真是希特勒所假设的危害帝国安全的根本大敌？在这一问题里，连带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哪一种帝国？”
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我们在哲学上和政治上出现了两种不可调和的帝国概念。
（一）自由主义的概念：一个爱好和平的帝国，在文化上主张对外开放，兼收并蓄，给犹太人以自由权，仿照法国和英国的榜样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体，使德国在军事上处于次要地位。
（二）国家主义的概念：帝国作为一支新兴的世界力量，是大英帝国的天然继承者；建立一种荡涤一切外国色彩的德国文化；根据波拿巴主义者的“举国皆兵”的思想，建立武装部队，盲目忠于国王，忠于国土，忠于基督教的古老美德。
在这两种思想上忽然冒出社会主义来了，它带来了四海一家、平均主义和废除私有财产那种感情用事、毒害匪浅的大杂烩。但国家主义才是德国的真正精髓。凡是国家主义的帝国占上风的时候——一八六六年，一八七○年至一八七一年，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七年——我们就强大胜利。凡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子露面的时候，德国就受苦受难。
全靠阿道夫·希特勒的政治天才，把国家主义帝国的奥秘同社会主义那鼓舞平民的吸引力融合在一起，因此就产生了国家社会主义，一种一触即发的群众运动。希特勒这种改良的社会主义不会引起军方反对。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实行严格的经济控制，对除了犹太人以外的全体人民采取基本的就业、保健和福利措施。
然而，犹太人是德国自由主义的主心骨。自由主义给了他们公民权和优惠，自由主义让他们在金融界、自由职业界和艺术界自由发挥他们的干劲和才智。这些过去受歧视的人，那时到处抛头露面——兴旺发达，一副外国派头，身居要职，不加检点地炫耀他们暴发的财富。对犹太人来说，自由主义是他们的救星。因此，对阿道夫·希特勒这样一个献身国家主义的人来说，犹太人看来就是根本大敌了。
说来伤心，一切做法都是基于这个观点的。
犹太人的真正实力
然而，在一桩历史事实面前，所有为区域解决办法辩解的企图都落空了。事实证明犹太人没有能力拯救自己，也没有能力促使别人来拯救他们，而自卫本能正是对一个民族的真正实力的试金石。
在希特勒掌心外的犹太人只能一筹莫展地旁观，眼看着他们在欧洲的骨肉兄弟落得个不明不白、凶险可怕的下场。那么，希特勒作为信念的那个论点，所谓犹太人在政治上牢牢地控制着西方世界的根据究竟何在呢？犹太人既说不服一个国家为他们敞开大门，也买不通一个国家这样做，连对南美洲区区一个共和国都起不了作用，那么所谓他们无穷无尽的财富又究竟何在呢？一九四四年，在秘密开始泄露的时候，他们苦苦哀求英美人士去轰炸奥斯威辛，结果白费口舌，那么所谓他们无孔不入的影响又究竟何在呢？
这些事情都是不言而喻的。希特勒夸大了犹太人的威胁，把本意善良的德国人民引上了邪路。犹太人原可以对我们大有用处的。我们这一方要是加上了他们在人力、技能和国际影响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减去这部分的重要作用，那就会众望所归。说不定到后来连这场战争的结局都会不同了！
因为即使在欧洲以外的犹太人没有力量进行解救，他们制造的舆论也是强有力的。他们的大喊大叫使人们相信罗斯福和丘吉尔对我国人民的歪曲，罗斯福和丘吉尔把我国人民描绘成匈奴和鬼子。这就产生了两个同我们的事业生死攸关的政策——“德国第一”和“无条件投降”——这种政策把两个强大的财阀统治集团不可挽回地推到欧亚布尔什维主义一边去了。
如果纳粹政权把我们统治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处理得英明得体，就决不会闹出这类事来，这就是区域解决办法在军事上所造成的悲惨的矛盾局面。犹太人并不是强大的敌人，他们原可以成为强大的朋友的。由此可见，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应该被认为是代价惨重的军事上的失策。不过，这事没有同武装部队商量过，不能责怪武装部队。这就是从这份硕果仅存的主要文件——《万湖会议纪要》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英译者按：我初次把本文的译稿递交《美国海军学会会议记录汇编》编辑特恩布尔·C.“巴克”富勒海军中将时，他原稿退回，并用红墨水大字草草写着：“把这种微不足道的、冷酷而令人恶心的狗屁塞到《会议记录汇编》里来，用意何在？”他是一个老海员了，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在他的批语下写道：“为了向我们自己表明我们原本可以做到哪些事。”写好后，我就把稿件寄回去了。过了六个月，文章在《会议记录汇编》上刊出了。以后，我在好些场合碰见过巴克·富勒，他都绝口不提阿尔明·冯·隆的文章。他至今还未提起呢。
* * *
(1)1935年9月15日，希特勒颁布了对付犹太人的法令，即所谓《纽伦堡法令》，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使他们沦为“属民”，并禁止犹太人同雅利安人通婚。以后几年又陆续补充了十三项法令，使犹太人遭到完全取缔，不得竞选公职，不得担任文官职务，不得在文教部门工作，不得从事交易活动，不得从事医药业和商业等活动。在纳粹上台的头四年中，犹太人连日常生活都遭到种种束缚、刁难和限制。
(2)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曾对无辜的南京人民进行大屠杀，受害者达30万人以上。
(3)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期间，美国与菲律宾军队撤退到菲律宾的巴丹半岛，被日军包围，虽然没有海空军支援，仍坚持与日军奋战，终因弹尽粮绝，于1942年4月9日无条件投降。日军胁迫美、菲军战俘步行转移至约80英里外的战俘营。因酷热、干渴、饥饿和日军的棒击、枪杀，约有上万人（美军约2000多人）死亡，史称“巴丹死亡行军”。
(4)纳粹军官，曾任纳粹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他经手杀死了五六百万犹太人。1945年，他从一个美国拘留营中逃跑。60年代被捕获并处死。
(5)科隆：德国西部城市，位于莱茵河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美轮番轰炸该城，全城历史古迹遭受严重破坏。
(6)德累斯顿：德国东部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1945年2月，英、美曾对该城进行猛烈轰炸，全城古迹大半被毁。
(7)卡廷：位于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一处乡村。1941年8月被德国占领，1943年德国当局宣称在村外森林里发掘出一个万人冢，埋葬着4421名波兰军官，均系1939年被苏联俘虏拘禁后来集体屠杀的。但苏方矢口否认，并拒绝国际红十字会组织调查。1990年，苏联政府正式承认卡廷惨案为苏联所为。
(8)广岛：日本城市。1945年8月6日，美国在该地扔下第一颗原子弹，造成14万左右人员死亡，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
(9)1941年3月，希特勒召集三军首脑和重要的战地指挥官，向他们指出，对俄国的战争不能以侠义方式进行。这场斗争是一场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别的斗争，必须以空前残酷无情的严厉方式进行。政治委员是跟国家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因此要消灭政治委员。这就是所谓《政治委员命令》。
第十五章
美国军舰“北安普敦”号
战斗序列，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
1.黎明开始行动，第八特混舰队第一支队（本舰协同“盐湖城”号与“邓拉普”号）同时炮轰马绍尔群岛北部沃杰环礁(1)。
（1）炮轰前，“企业”号发动空袭，压制敌军空中力量及海岸炮台。
（2）由于这些敌方海域的海图陈旧，并不可靠，珊瑚礁密布，危险重重，从零点整开始进入Z级戒备状态。
2.值此太平洋舰队终于在马绍尔群岛与吉尔伯特群岛全线对背信弃义的日寇展开回击之际，“北安普敦”号在哈尔西海军中将指挥的第八特混舰队属下，作为北路炮击队旗舰，感到自豪。
3.全体舰艇人员相应自制。
特此布告。
副舰长
詹姆斯·C.格里格
“开始炮击！”
“北安普敦”号三座炮塔轰隆隆地冒出白烟和淡淡的火光。甲板震得摇摇晃晃，颠簸不止。维克多·亨利耳朵里塞着棉花还感到隆隆作响。敌军曾经摧毁珍珠港，炸毁了“加利福尼亚”号，如今对敌军发射了第一阵排炮，看到了闪闪火光，听到了隆隆炮声，闻到了阵阵硝烟，他不由得感到欢欣鼓舞。就在这时候，舰艉后面，“盐湖城”号的主炮组猛烈开火了，望远镜里清清楚楚看得见八英寸口径的炮口里射出两串炮弹，顺着弓形的弹道飞向停泊在环礁湖内的船只。
在左舷后部的海面上，轮廓鲜明的地平线上，一轮旭日喷薄欲出。两艘巡洋舰和驱逐舰“邓拉普”号扯着大幅战旗，列成纵队，正全速行驶，舷侧对着海面上那块硝烟弥漫的绿土：沃杰环礁。“企业”号上的机群正飞回航空母舰，隐隐只见北方天际星星点点，不用说，华伦准在其中。他们已按战斗日程在拂晓时分袭击了这座岛屿。
帕格眼看着他舰上的四架侦察机在弹射起飞时搞得乱糟糟，现在心里依然像滚油在煎熬。一架飞机差点儿掉进海里；另一架足足花了二十分钟才安到弹射器上，因为吊车发生了故障。这个开端真糟糕透了！斯普鲁恩斯海军少将浴着越来越亮的晨光，在舰桥上站在他旁边，没有说过一句话，只是流露出对弹射行动的失望。他对沃杰环礁上没有军事目标分明也感到失望。那里一艘军舰也没有，只有稀稀拉拉的商船。如果其他珊瑚岛上的油水也不大，那么哈尔西对日军初次试行打了就跑的偷袭就没多大意思了。
谁知就连这次小规模的炮击也是开门不利。敌船都起了锚，放出烟幕，在环礁湖里东躲西闪，盘旋穿行，既难以看清，更难以打中。尽管大炮不断猛轰，但是一艘船也不见沉没，连起火焚烧的都没有。侦察机把溅起的水柱汇报成命中，然后自行更正。一艘胆大包天的小型扫雷艇从环礁湖出击，一边开着小口径的炮，一边呈“之”字形行进。驱逐舰“邓拉普”号在近距离同它接火，五英寸口径大炮一齐放射，徒然在海面上溅起一股股水柱。接着，三艘军舰上的监视哨都开始看到潜望镜，一窝蜂似的接连报告，帕格·亨利和海军少将却看不见。可是，斯普鲁恩斯已经别无他法了，只好下令来个紧急掉头。这次攻击没有得逞。三艘军舰在那座硝烟弥漫的岛屿外阳光灿烂的宁静海面上转悠，只顾忙着躲闪报告上来的鱼雷轨迹，并避免互相碰撞。帕格·亨利终于决定不顾他自己看不见的潜望镜和鱼雷轨迹。他对准躲躲闪闪的商船猛烈开炮，靠火力开路，直捣沃杰环礁。他不惜工本，滥发炮弹，一则至少可以使全舰人员得到点儿失败的经验教训，尝尝暴露在敌方海岸炮台猛烈火力下的味道，练习练习怎样从弹药库匆匆把炮弹搬运到炮尾，闻闻火药味，听听炮声，经历经历作战的恐惧；二则一套军舰制度仍然充满和平时期的安乐气氛，趁此也可以把这种丢人现眼的现状公开化一下。
海军少将斯普鲁恩斯通过短程无线电对讲机发布一道又一道命令，总算有点儿像重新控制了局面。“邓拉普”号击沉了那艘扫雷艇。三艘军舰编成队，向海岸进逼，把岛上大部分东倒西歪的房子轰得烈火冲天。不料海岸炮台测定了射程，于是攻击一方的周围开始呼呼地激起一道道五色缤纷的水柱。斯普鲁恩斯看到“盐湖城”号两次处在交叉炮击下，便下令停火。他命令海军上校亨利率领第八特混舰队第一支队返航，去掩护“企业”号，然后脸绷得铁板似的离开舰桥。这场战斗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凡是不值班的军官都到军官室去开会。”帕格对吉姆·格里格说。
“是，长官。”副舰长说，那顶蓝漆新钢盔下的面容像斯普鲁恩斯的一样阴沉。
舰长一踏进那间狭长的军官室，一批穿卡其军装的年轻人当即乖乖地全体起立，他就让大家站着听他三言两语把话说完。他说，他们刚才参加了一场扰乱性袭击，收获不大，接下来是一场长期战争，“北安普敦”号要着手改进它的战备状态。解散。
当天，一天到晚，直到午夜过后，各部门的头头儿都被叫到舰长室。他不用草稿，随口讲着，列举了种种弱点，并下令采取补救办法。“北安普敦”号这次表现不好，帕格·亨利并没感到多大意外。他就任舰长的头一个月里，在舰上摸情况的时候，一直睁开眼睛多看，竖起耳朵多听，尽量少开口说话。舰上的新兵和应征入伍的人太多了，有经验的老手，无论官也好兵也好，都寥寥无几。舰上的日常工作进行得很好，打扫擦洗工作也还过得去，可是一切都松松垮垮，墨守成规，得过且过，隐隐有些老百姓办事的味道。话又说回来，这些战士在帕格看来还是不错的，他一直在等待这么一个决定性时刻来阐明自己的意图。
他态度严厉，批评得一针见血，包括副舰长在内的全体军官都大吃一惊，因为这么些年来他都在岸上工作，不接触实际情况，大家还一直把他当成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呢。这些会议一连开了足足十四个小时。阿里蒙一直在煮咖啡，煮了一壶又一壶，把煮好的咖啡端上来，还为他们做牛肉饼当饭菜，格里格和舰长就边吃边谈。格里格在他的“要事”笔记本里记下了几百条意见，喝下了十几杯咖啡提精神，这时看上去快支持不住了，帕格才作罢。他说：“准备发一份电报给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司令，要求在我们回到基地时调拨一艘带靶的拖船。”
“长官，这么办可不行，咱们眼前不能用无线电发报。”格里格紧张不安地说。
“我知道，派架侦察机带信去。”
哈尔西的特混舰队返航了，长长一列灰色的军舰战旗飘扬，驶进珍珠港时受到了狂热的欢迎：号声频传，汽笛齐鸣，钟声不绝，欢声雷动，港内每艘船上都是彩旗飞舞。对新闻记者和电台的时事评论员来说，这次出击是一大兴奋剂。他们为哈尔西海军中将对马绍尔群岛和吉尔伯特群岛的进攻而欢呼，誉之为美国在太平洋上重振旧威，扭转了时代的潮流，证明了自由政体具有惊人的恢复力，等等，不一而足。侦听到的战报译文给维克多·亨利提供了不同的情况。原来空袭夸贾林岛竟只炸毁了几架飞机，可能还炸沉了两三艘小船。“约克敦”号的协同空袭在吉尔伯特群岛只取得了小小的战果，海面舰只的炮击也毫无建树。
“北安普敦”号一停泊好，舰长就把军官召到军官室去了。他们刚才全到甲板上去凑了热闹，欢庆胜利，所以看上去都精神饱满，兴高采烈。舰长说：“有一件事咱们心里得明白，外面那样大吹大擂的目的无非是要鼓舞一下民心。这次袭击搞得不行，裕仁才不会睡不着觉呢。至于‘北安普敦’号打得怎么样，还是少说为妙。咱们明天黎明出动去举行打靶演习。”
他花了不少劲才搞来了靶船。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司令在传令公函上召他前去述职，要他解释为什么经过这番艰苦的作战巡航，还不让全舰人员自由活动。他上岸去，鲁莽地当面同参谋长——他过去的一个同班同学——顶撞。他说，“北安普敦”号一定得在战争中经历一下风浪。等到这艘巡洋舰经过四十八小时的艰苦操练返航以后，老婆、女朋友、酒吧间、床铺都跑不了。参谋长听了，才答应给他拖靶。
回到舰上，他看到书桌上堆着一沓私人信件：两封是罗达写来的；一封厚信是梅德琳写来的；一封是他父亲写来的，老人家八十一岁了，可难得写信；一封是他哥哥写来的，他哥哥是西雅图一个经营不含酒精饮料的商人；还有一封是参议员拉古秋写来的。他在里舱扶手椅上坐下来，先拆开最后一封信。看到娜塔丽在锡耶纳跟一批新闻记者一起遭到扣留的消息，他深为不安，虽然同时附来的国务院的信件说她有希望回国，多少叫他放下心来。这总比不知道她的下落强，至少他希望拜伦也会这样对待这个消息。罗达在圣诞节写的那封长信口气婉转温顺——“等你从前方回来，我会像一个海军人员的好妻子那样，在这狐狸厅路的宅子里等着你，穿着我最漂亮的衣裳，准备好满满一壶马提尼酒……我从来没那样敬你、爱你……”另一封是短札，仿佛根本没出过什么差池，只是闲聊什么大除夕下过一场大雪啦，什么在陆海军人俱乐部吃饭啦。
梅德琳的厚信原来是骗骗人的，信只有一张黄色信笺，用打字机每隔两行打的，还附了戏剧报上的一页，折好了放在信封里。梅德琳滔滔不绝地说她最恨这样宣扬得大家都知道，真想不到这种混账事怎么会登上报纸的，偏偏登出来了。
……如果您看见拜伦和华伦，代为问好。告诉他们，我很快就会给他们各写一封长信。也给您写一封长信，这一封不作数。休正对我大叫大嚷，吵着要开广播稿讨论会。只是想要让您知道一下，您那个漂泊江湖的女儿很好、很快乐，不再是默默无闻的了。
爱你的梅德琳
又及：啊，关于我上次那封稀里糊涂写的信，您就当没收到过吧。克里弗兰太太病得很厉害。幸好她没拿那一套吓唬人的话来大做文章，特别是对我提名道姓的事。我猜，她还不至于那样疯。我可以跟她打官司一直打到天国。
在《综艺》周刊那一页上，用笔画出了一段休·克里弗兰的助手梅德琳·亨利的消息。“梅蒂”出身于一个了不起的海军世家。她父亲指挥一艘航空母舰，一个哥哥率领一支战斗机中队，另一个哥哥是潜艇艇长。这分明是搞宣传的利用了亨利家的出身来抬高克里弗兰的身份，文中竟提到他四次之多。暂且不说这消息错误百出和用了自作聪明的俚语，整个事情都让帕格看了反感。他这个聪明漂亮的女儿，从前还是他的心肝宝贝儿呢，如今却整天跟一帮大傻瓜泡在一起，自己也快变成这么一个大傻瓜了。他对此实在毫无办法，最好还是别把这件倒霉事往心上挂。
一个棕黄色的信封，用绿墨水笔写的姓名地址，笔迹陌生，邮戳是华盛顿的，邮戳日期模糊不清。光是一张信纸，上面没署明日期，也没具名。
亲爱的帕格：
这封信是一个认识你和罗达已有多年的好心好意的朋友写的。我了解战争对婚姻能起什么破坏作用，可是我不忍眼看着你们这对一贯那样恩爱的“模范夫妇”出这等事。
写信给罗达，向她打听一下同她在圣奥尔本斯球场玩网球的那个高个儿（此人的名字以“柯”字开头）。她“玩”的还不仅仅是网球呢，有人还看到她在不恰当的地点和不恰当的时间同他在一起——假如你懂我意思的话，我想你是懂得的。在华盛顿，凡是认识你们俩的人都在谈论这事。我们大伙儿都敬畏你，罗达同样也敬畏你，你说一句话恐怕还能叫她“迷途知返，恪守妇道”。最好马上就写，免得来不及。善意相劝，“明人不必细说”，好心人上。
这是一封平信。可能是好几个月前写的，早在罗达提出离婚之前。然而，这封信又让他尝到了丑闻初次泄露时心头尝遍的痛苦，还让他了解到自己的不幸已成为众人飞短流长的话题。他又添上了一段新愁。
正当哈尔西那支特混舰队其他舰上的人员在岸上欢庆胜利之际，“北安普敦”号又出海去了。甲板上四处沸沸扬扬，埋怨这个王八蛋竟然说到做到。等第一批怨言平息下来，真正感到不满的人倒也不多。水兵们都尝过了打炮不准的丢丑滋味，敌人的阵阵炮火纷纷落在近旁，差点儿打中，激起一股股温暖的海水，他们的舰只就在阵雨般的海水中穿行。他们看到了“盐湖城”号处在交叉炮击下，还听说了双管四十毫米火炮装置的五名炮手被打中了，打得血肉模糊。他们准备学习如何打仗。他们还没驶出港口的航道，就响起了警报，敲起了警钟，开始了第一课的碰撞应急演习。水兵们都闻风而动。水上飞机的弹射和返航，原来是希克曼当舰长那时的老毛病和沃杰环礁那一仗的奇耻大辱，如今一天之内就顺利解决，应付裕如了。进入Z级戒备状态所需的时间也减少了一半。还随时突然举行突击消防演习、空袭演习和弃船演习。这一天演习得真够呛，不过到二十三点整，帕格规定的那套严格演习终于结束了。这时候水兵们虽然都筋疲力尽，但也兴高采烈的。
帕格却并非如此，那封匿名信使他大伤元气。他在舱里一直坐到半夜过后，翻阅着积了三个星期的新闻杂志。从傻气十足的广告来看，这个国家还在自得其乐，举凡军工生产、军事训练、实地作战等各个方面，都说明人们依然意识不到失败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近在眼前了。举国上下就像“北安普敦”号在沃杰环礁时一样。与此同时，德国潜艇对美国船舶穷凶极恶地发动攻击。这个数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一个月内击沉一百多万吨！隆美尔正横扫北非，击溃了英国军队。由于美军溃退到巴丹岛，英军后撤到新加坡要塞，除了俄国人的大反攻之外，帕格看不出哪儿还有什么希望。其实，这些反攻无非只是牵制行动而已，而顽强庞大的德国军队正重新集结起来，准备夏季攻势。
维克多·亨利在作战计划处供职期间，早已深深了解武装部队的库存物资和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局面的不断变化使他感到惊恐不安，爪哇岛、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看来势在必失，这些地方都是极大的聚宝盆，地方比日本本土大，军工原料的潜力也比日本本国大。日本人进军缅甸威胁到了美国，因为这动摇了英国对几亿怨声载道的印度人的统治。印度一丢，波斯湾就可能被封锁。要知道，波斯湾正是把《租借法案》的物资运往苏联的最佳路线，也是石油的大源泉，而这场世界大灾难正是石油引起的。在战略上，所有的大陆，所有的大洋，在这场战争中都联结在一起了。除了俄国那条战线之外，全世界各地的局势都日益恶化，面临大难。综观这整个烽火连天的动乱景象，最糟糕的莫过于美国人民不断示弱，愚昧无知，偏偏又踌躇满志。
他白天看的密信使他情绪更加低落。登陆艇的规划搁浅了，生产远比他在作战计划处亲自制订的进度表落后得多。一场危机就像千里外的海啸激起的大浪潮一样，正向罗斯福总统滚滚涌来，登陆艇不足，总有一天会使大规模登陆行动搁浅，或者只能搞些小规模袭击，最后一败涂地。帕格感到自己能够防止这一点，他深知问题的症结，他同搞设计和制造的主要人物做过斗争，他知道如何搞到优先照顾的原料。海军方面的决策人士都听他的，连欧内斯特·金在登陆艇的问题上也听他的。许多四条杠的军官都能指挥一艘重型巡洋舰，但是对战争中的这一关键问题，谁也没有他了解得这么透彻。
他终于面对了这个事实：他已沉湎于随着年龄增长而忘却的往事中。指挥大型军舰固然是一种鞭策，也是一种荣誉，可是比起他能为战争所尽的最大努力来，就差远了。总之，沃杰环礁一战加深了他对重型巡洋舰的怀疑。对潜艇的恐慌反映了“盐湖城”号舰长心里的畏惧——他本人也感到过这层畏惧——生怕这些外形美观、重炮轻甲的庞然大物不堪一击。现在一切作战计划都由航空母舰担当重头角色，战列舰不中用了，“北安普敦”号又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一艘不堪一击的战列舰而已，只消一枚鱼雷或炸弹就能把它报销。沃杰环礁一战也迫使他正视自己的错误，错就错在他挑的职业不当，他当初没当海军航空兵，偏偏去做官。他的儿子华伦驾驶了一架蚊子般的俯冲轰炸机，机上只有一个当兵的炮手；他呢，率领了一艘万吨级巡洋舰和舰上的一千两百名官兵。可是，华伦在夸贾林岛给敌人造成的破坏也许要超过他在沃杰环礁的战果呢。
替华伦担心也使他深为苦恼。直到他去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司令部打电话到华伦的家里，听到他儿子欢快地信口说声“喂”，他才放下心来。每当夜里他梦魂不安的时候，华伦飞机坠毁、华伦人机俱焚都是在他脑际浮现的担忧情景，今晚又是他梦魂不安的时候。到凌晨两点，他去叫醒驻舰大夫，一个大腹便便的老古板，向他讨一片安眠药。大夫睡眼惺忪，提议他喝一大杯有益健康的白兰地。他说，一杯白兰地比一片安眠药更能催舰长入眠，而且此中乐趣要大得多。维克多·亨利穿着一件旧睡衣，站在大夫的舱房内，大肆咆哮道：“别再叫人喝酒啦，大夫！别叫我喝！也别叫本舰其他官兵喝！不能用酒来催眠。”
大夫结结巴巴地说：“我说，呃，上校，有时碰到神经过度疲劳等情况——不瞒你说，希克曼上校，他——”
“战时出海闹失眠和神经紧张不算紧急情况，这些只是寻常的小毛病罢了。你替他们开白兰地的方子，那我的军官室里岂不都挤满醉鬼了吗？既然他们不能喝酒，我也不能喝，明白吗？”
“哦——明白了，上校。”
第二天，大家集中打靶。太平洋舰队巡洋舰司令部派出了一艘带有拖靶的扫雷艇，一架拖着红色筒形拖靶的飞机。巡洋舰上的射击技术，例如射速啊，弹药搬运啊，通信联络啊，射击指挥啊，命中率啊，都有所改善。帕格的情绪也有所改善。不管是调来的新兵也好，刚应征入伍的也好，这些水兵都是一学就会。到了黄昏时分，“北安普敦”号停泊在珍珠港内。副舰长宣布除了留下基干人员值班之外，全体人员一律可以上岸，通常总是一次只放一半人员上岸。全舰顿时响起一片欢呼，从此亨利海军上校的地位稳固了，他不再是新舰长，而是老总了。
海军少将的副官给帕格送来一张手写的便条：
海军上校：
你上岸同家人吃饭吗？不去的话，请到我这里来吃顿便饭。八点钟，部队电台将重播贵友塔茨伯利在新加坡的节目。
雷·艾·斯普鲁恩斯
自从上回在沃杰环礁海军少将突然离开舰桥以来，维克多·亨利一次也没见到过他。一连几天的好天气，他都没在甲板上露面。帕格洗了个淋浴，正换上晚礼服准备去赴宴，通信兵进来了。只有一封私人信，又是棕黄色的信封，用绿墨水笔写的姓名地址。这一回是寄的航空信，邮戳清晰，印着一月二十五日，正好同罗达圣诞节写的那封悔过信相隔一个月。
亲爱的帕格：
你不妨“背地里”恨我，因为事实真相往往令人痛心。但是，这回事已经变得太招摇了，简直没法儿说，除非你“赶紧”采取什么措施，否则你的婚姻生活就吹了。他们现在一起上戏院看戏，上饭馆吃饭，还有，我也不知道“全部底细”。凡是认识你们俩的人，个个都在谈论此事，我说的是谈论。给常驻华盛顿的任何“老朋友”写封信，告诉他你收到这个“可恶家伙”（鄙人）的信，请他以名誉担保，把他了解的罗达的情况告诉你。“要说的话都说清了！”
帕格·亨利心里就憋着这股酸溜溜的味儿去赴海军少将的宴。
只见斯普鲁恩斯还是那样衣冠楚楚，身子笔直，不过愁眉不展，眼神迟钝。席间双方都默默无言，可是都不觉得窘迫，因为他们早已彼此了解。两人都喜爱锻炼，这成了他们的共同爱好。碰到好天，斯普鲁恩斯会在主甲板上昂首阔步，走上一个多小时；在港口的时候，每天就走上五英里或十英里。帕格有工夫总是陪他一起走，他们多半时间都是这样长时间沉默的。每当斯普鲁恩斯请他到寓所吃饭，两人有时谈起他们在潜艇里作战的儿子，有时谈谈自己的事。海军少将也像帕格一样，对自己留在水面舰艇上的事想了又想，追悔莫及。哈尔西有先见之明，五十岁左右学会了飞行，斯普鲁恩斯认为这一招儿很高。他对率领一支巡洋舰支队的差事并不满意，预料这一生的战争生涯将吃力不讨好，落得默默无闻的下场。帕格心想，沃杰环礁一战的惨败必定使他心情沉重，认为是对前程很大的一个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