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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的，我还是相当幸运的，”他对帕米拉说。他躺在医院病床上，扎着绷带，苍白带笑的脸庞由于水蛭咬的创伤而肿了起来，没有血色得叫人害怕。“人家说过，眼镜蛇专门咬头。它们本来可以吃我脑袋的，谁也不会比它们更聪明。它们可真大发慈悲。说实话，亲爱的，要是我从此再也看不见另一棵树的话，我也并不在意。”
她每天都在他的床边待上几小时。他情绪很低落，令人伤感地依靠她来给予爱护和鼓励。以前，他们含情脉脉地很亲近，可是这时候，他们似乎当真结婚了。在乘飞机由新德里飞往伦敦的途中，帕米拉终于相当绝望地写了一封信给帕格。勃纳—沃克在医院里住了两星期后，不顾他的意愿被送回国去进一步治疗。她把发生的事情详细叙述了一遍，说明自己迟迟才写信的原因，然后说：
现在，帕格，来谈谈你的结婚提议。我用双手搂住你的脖子，向你祝福。我觉得很难写下去，可是事实是，我们不能这样。邓肯正病得厉害，我不能抛弃他。我非常喜欢他，钦佩他，爱他。他是一个极好的人。我从来没向他——或是向你——假装说，我对他也有像你我那种难舍难分的奇怪的爱情。但是我准备放弃这种激情，就像放弃一个糟糕的工作那样。我在这方面的运气很不好！
他也从来没装过假。起初，他向我求婚时，我问他：“你干吗要娶我呢，邓肯？”他带着那种害羞而难以捉摸的微笑回答说：“因为你正好配我。”
亲爱的，我实在不十分相信你的信。不要跟我生气。我只知道罗达还没得到她那个新人。在他领着她走进一座教堂以前，她不会就此结束。意外的事情很多！别人的不能得到的妻子和自己的未来的配偶，在一个即将正式结婚的老单身汉眼里，可能大不相同。
你随时都愿意让罗达回来，实际上我也觉得你应该如此。这绝不能责怪你。我没法儿给你一个华伦（接受教会教育，我倒不在意，你这亲爱的人，不过——唉）。再说，不管是什么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反正不会像你和罗达之间有那么千丝万缕的对往事的回忆。
我细看了一遍这些潦潦草草匆促写成的段落，觉得很难相信我的热泪盈眶的眼睛。
我爱你，这你知道。我将永远爱你。我从来没认识过一个像你这样的人。不要停止爱我。是命运使这整个事情不能实现：时间不好，运气不好，再加上横加干扰的种种束缚。不过这件事却是美好的。等这场该死的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仍然是好朋友。要是罗达当真嫁了那个人，那么找一个会使你幸福的美国美人。嗐，亲爱的，你的国家里美人非常多，就像六月间一片草场上的雏菊那样。你只是从来没四下看看罢了。现在，你可以看看啦。
但永远不要忘了
你的可怜的亲爱的帕米拉
* * *
(1)西方文献通常称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以弗所的阿耳忒弥斯神殿、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像、哈利卡纳苏的摩索拉斯陵墓、罗得岛的太阳神巨像和亚历山大城法罗斯岛上的灯塔为世界七大奇观。
(2)詹·文·福雷斯特尔（1892—1949），美国海军部部长。
(3)英帕尔是印度东北部的一座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日两军曾在该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4)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1900—1954）所著小说《失去的地平线》中所描述的世外桃源。
(5)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美国总统，《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他拥护天赋人权学说，反对奴隶制等。
第七十八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娜塔丽去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一次秘密会议，我在等她回来。这是春天一个凉爽的夜晚，等待、担忧。就在昨天，“美化运动”的工作人员在我们的窗台上放了几盆天竺葵，芬芳的香味从窗口的这些花盆那儿飘进房来。我认为她正一步步走进危急的险境里去。虽然会惹起一场我没气力应付的吵闹，可我还是打算等她回来后跟她把问题谈清楚。
从我上次写日记又过了多少日子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最后的几页早已藏了起来。“美化运动”的工作在图书馆和委员会里多少把我累垮了。还有，在我发表关于《伊利昂纪》的演说以后，班瑞尔竟然令人惊愕地出现。这是一件很难记载的事，因此我就拖延下来，让日子一天天过去。现在，我要把它补上。我已经准备好明天要教的一节《塔木德》。这是消磨接下来的时间的最好办法，在她回来以前，我不睡觉。
班瑞尔那天晚上从黑暗中走来，使我大吃一惊。多么怪诞可怕的一次会面啊！我已经将近五十年没见过他了。啊呀，时光造成了多大的变化啊！那个红脸蛋、胖乎乎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神色严厉、年近衰老的男子，生着浓密的灰发，宽大、突出的下巴，蹙起的浓眉，修剃干净的脸上还有些很深的皱纹。他的笑容里有一丝幽灵般亲切的意味，仅此而已。他衣衫褴褛，破羊皮袄上带有一枚黄星标志作为掩护，看上去比较像波兰人，不大像犹太人，如果种族面貌这种概念有什么道理的话。他活脱儿是一个可怕而多疑的西里西亚老农民，小心翼翼，非常紧张，在跟我们走着时不断东张西望，时时回头。他说，他到犹太区来执行一项任务，破晓以前就离开。他并没解释他是什么时候怎样进来的，或是打算怎样离去。
他跟我们一块儿走到我们这套房间，一到这儿他立即提议把路易斯弄出特莱西恩施塔特！娜塔丽一听到这件事，脸色就变白了。可是德国人刚下令又要遣送走一批人，她有些动摇起来，愿意听下去。班瑞尔的主意是，把孩子寄养在捷克一个农民的家里，布拉格有些犹太人在被押到特莱西恩施塔特来以前，对他们的孩子就是想法这么办的。这办法很成功，父母不时听到孩子们的消息，甚至收到偷递进来的大孩子们写的信。为了把路易斯弄出去，先得制造一些骗人的假诊断使他住进医院。关于这个，班瑞尔说他在卫生处里有些可用的关系，可以弄到一张死亡证去满足中央秘书处那份索引的要求，也许还要举行一场假的葬礼或是火葬。这孩子将从医院里秘密转移，悄悄送到布拉格。班瑞尔在那儿接他，把他领到农场上去，然后经常去看他，把他的消息传递给娜塔丽。战争可能会再进行一年或一年多的时间，但是不论发生什么事，班瑞尔都会照顾他。
班瑞尔说着的时候，娜塔丽的脸色越来越沮丧，越来越难看。这有什么必要呢？她问。路易斯适应力很强，而且茁壮成长。每天见到他母亲，对他来说是最开心的事。班瑞尔对这些理由一条也不加以驳斥，但是他极力说，总的来讲，最好还是让路易斯走。疾病、营养不良、遣送以及德国人的残暴是这儿经常存在的危险，比冒一时的风险把他弄出去还要可怕。娜塔丽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这儿，我是在摘录用意第绪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一次低声谈话。随后，班瑞尔结束了谈话，说他有事要跟我说。于是娜塔丽上床睡觉去了。我们用波兰语交谈，这是她听不懂的。
我的笔停下了。应该怎样把他告诉我的话写下来呢？
我不打算扼要叙述他所做的旅行和所受的折磨。想象力麻木起来，信念也不起作用。德国把东欧变成了地狱，班瑞尔穿过了地狱的所有七个圈(1)。关于犹太人命运的最糟的传说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实情的轻描淡写的报道。我的堂弟曾经从万人冢里亲手发掘出成千上万遇害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并把他们火化了。这种坟冢在东欧从前犹太人居住的城市附近遍地皆是。据他的保守估计，埋葬的尸体有一百五十万具。
在某些营地，包括设有犹太教法典学校的古老城市奥斯威辛的郊外的那个营地在内，有巨大的毒气地下室，一次就可以杀害好几千人。可以坐满一座大歌剧院的一群人，被塞进一个巨大的地下室，一下子全窒息死了！他们刚从欧洲各地乘密封的火车到达，一下车顿时就在那儿被杀害了。巨型的焚尸炉把尸体烧掉。耸入高空的烟囱支配着营地的景色，遇到采取一次“行动”时，烟囱就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喷出火焰、油烟以及人体的渣子和骨灰。班瑞尔不是在叙述传闻，他在一个营造大队里干活儿，建造过一座这样的焚尸炉。
没有立即被杀害的犹太人全都干活儿干到死。他们在巨型兵工厂里当奴隶，配给他们的口粮很快就会使他们瘐毙。
他说，我们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人是棚里的牛，在等候轮到我们的时刻。“美化运动”是一次很幸运的“缓刑判决”，不过中立国的红十字会参观后的第二天，遣送工作就会再一次开始。我们的希望就是盟国获得胜利。这场战争肯定是对德国人不利的，但是结局还很远，而灭绝犹太人的工作正在加快。他的组织（他并没说明是什么组织，我揣测大概是共产党）正在策划一次起义，万一下达了一道大规模遣送的命令，或者党卫军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这儿发动一次屠杀行动的话。但是那是铤而走险的工作，娜塔丽和路易斯在这样一场起义中不大有可能活下来。犹太人必须看到未来，他说。路易斯就代表未来，该拯救出去的正是他。
他不想把屠杀营的事告诉娜塔丽，因为他瞧得出她的情绪还不错，这是在德国人统治下活下去的秘诀。我应该尽力说服她让路易斯走，同时又不要过分惊吓到她。
我问他屠杀营的消息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流传得有多广泛。他说身居高位的人全获悉这件事，他本人就告诉过两个人。通常的反应是表示不信，或者对讲这种“骇人听闻的传说”的人感到愤怒，随即迅速改变了话题。
我又问他外界这时是否已经略有所知。他回答说，新闻报道刚开始出现在海外的报刊上和电台广播节目里。他从奥斯威辛带出来的用缩微胶卷拍摄的文件和照片，已经送到了瑞士。这些文件和照片也许正在起一些作用。可是英美人民目前似乎还不太相信这件事，就像特莱西恩施塔特这儿深知党卫军的犹太人，也不准备相信一样。班瑞尔说，在奥斯威辛营地，人们能看到烟囱在夜间突然喷出火焰，还闻到烧焦了的头发、肌肉、脂肪的气味，但是营地上的许多人仍旧回避放毒气毒杀人这个话题，甚至否认正发生着这种事。
（我记下这些事情时，手一直在发抖，这就是何以这一页字迹潦草的原因。）
为了迅速结束班瑞尔的这次访问，我们在谈话中伤感地闲扯了一下家里的事情。除了他本人和一个儿子的家庭外，我们杰斯特罗家在欧洲已经连根带枝全灭绝了。他的长子在白俄罗斯德国人战线后方跟着犹太游击队一起作战。媳妇和孙儿平平安安地待在拉脱维亚的一个农场。其他的人班瑞尔全失去了，我也是如此。我到美国去以后，有一大批聪明可爱的亲戚就此没再见到，空留下一些愉快的回忆。他在四处飘零时身上一直带着一张孙子的残缺不全的照片，磨损得很厉害，又被水浸过，以至于只看得出一个模糊不清的婴儿小脸。“我们的未来，”班瑞尔把照片拿给我看时这么说，“Der osed. ”
他细说了一下，倘使娜塔丽在路易斯的问题上改变了主意，我可以怎样通知他。我们互相拥抱起来。我上次拥抱班瑞尔是五十年以前在梅德捷斯，当时我正动身要到美国去。没什么事比实际发生的事情更为离奇了。他放开我时，歪着头，目光炯炯地扫了我一眼，这在从前总表示他接下来要问我一个关于《塔木德》的尖锐问题。他耸起一边肩膀，这是岁月和苦难都没使他改变的一种姿态。“埃雷尔(2)，我听说你写了几本关于那个人的书。”（Oso ho—ish，耶稣。）
“是的。”
“你干吗dafka非得写那个人呢？”
dafka是一个无法翻译的《塔木德》上的词。它有许多意义：必然地，就因为这个，反常地，目中无人地，不顾一切地。犹太人有一种脾气，喜欢dafka办事。这是倔强的人的本质。举例来说，他们不得不在西奈山脚下dafka礼拜金犊(3)。
这是一个开诚相见的时刻。我回答说：“我写，是为了弄几个钱，班瑞尔，还为自己在非犹太人中树立一个名声。”
“瞧瞧它怎样帮了你的忙。”他说。
我从一只抽屉里取出我新近花了一颗钻石弄来的经文护符匣，把它们拿给他看。
“你有这个？”他伤感地笑笑，“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这儿开始的吗？”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这儿，dafka，班瑞尔。”
我们又拥抱了一次，接着他悄悄走出去了。两个月内，我没再从他那儿得到任何消息，也没再听到任何关于他的消息。我猜想，他大概平安地脱身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班瑞尔从战俘集中营里逃走过两次。他为人坚韧不拔，足智多谋。
时间已过午夜，她一点儿踪影也没有。这时刻在街上行走是不明智的，虽然她那张助理护士的身份证大概可以掩护着她。
现在，让我来草草地概述一下“美化运动”。这是在往后的岁月里非说不可的一件事。未来的一代代人也许会发现，这件事甚至比奥斯威辛的毒气地下室更难令人相信。说到底，那些地下室不论多么狰狞可怕，却不过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然而然的最终产物。你需要理解的无非是，希特勒是打算那么做的，而奉命唯谨的德国人就那么实行了。
“美化运动”更为离奇。它是一次煞费苦心的做作，想要表明德国人就像别国人一样，也是欧洲人，遵守着西方文明的原则，关于犹太人的那些传说和报道全都太愚蠢了，不值一驳，再不然就是盟国方面恶毒至极的暴行宣传。在这个问题上，德国人正装模作样，费尽心机地想要否认他们在这次战争中着力的中心：消灭一个民族和世界上的两种宗教。是的，是两种。我满怀信心地相信，犹太人和犹太教最终会存在下去，但是基督教在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国家干出这种勾当来以后，就无法存在下去了。尼采的反基督分子穿着长筒靴、戴着卐字臂章来了。在奥斯威辛那些烟囱喷出的火焰和浓烟里，欧洲的耶稣蒙难像全部烈焰冲天。
我们的新司令官拉姆是一个粗鄙而地道的畜生，他筹划的这场“美化运动”把伪善推进了新的领域。因为我是主管文化工作的长老，所以我被牵连在内。我在他的办公室里，对着桌上摊开的一张市区地图度过了好几个小时。来宾所走的路线都用红笔在图上画了出来，每一个停留地全都编了号。墙上挂的一幅大图表明，整修和新建工作在每一个编号的停留地的进展情况。我的部门沿着所走的路线演出音乐与戏剧节目，不过实际工作全是由我的副手们在办理。我在“当天”的任务是，领着客人参观一个像奇迹般整修过的图书馆。我已经派二十个人在编目，精美的书籍不断地涌进来。我们正把欧洲土地上残存的犹太文史藏书的精华积聚起来，一切都是为了装一天假。
德国人像排演一出耶稣蒙难剧那样在安排这次参观，它将是一场涉及全市的盛大创举。然而，这次行动仅仅限于地图上用红笔画出的那条路线。在那条路线两旁一百码以外，过去的污秽、疾病、拥挤和饥饿现象照样猖獗。凡是来宾的眼睛会看到的地方，他们便不惜人力和工本地建造起狭窄、模拟田园诗般的游乐胜地。德国人当真指望这个荒唐的骗局会侥幸成功吗？他们似乎是这样。当然，德国红十字会职员先前的一次次检查都证明没有问题。客人们来来去去，传播出关于犹太乐园的一些生动的报道。可是这一次，客人是外来的中立国人士。德国人如何能有把握控制住他们呢？一个坚决的瑞典或瑞士红十字会人员只要说：“让我们走到那条街去”，或是“让我们瞧瞧那面的营房”，那么气泡就爆掉了。在弄虚作假的彩虹色轻烟那面，存在着会使中立国人士吓得发指的恐怖情况。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情况，认为跟奥斯威辛的情况相比，这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拉姆有什么诡计来支吾这种令人发窘的要求吗？他指望靠温和的威吓来使客人们循规蹈矩吗？再不然，如同我十分怀疑的那样，这整个“美化运动”难道只是那种白痴般精细周密的一个重要实例，一个典型榜样吗？自从希特勒取得政权，德国人的所作所为都具有这种精细周密的特色。
在办事才干、精力、对细节的注意以及科学与工业的单纯技术方面，他们跟美国人不相上下，也许还远胜他们。此外，德国人还能够表现出最大的魅力、智慧和鉴赏力。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全心全意、干劲十足地投身去执行荒谬疯狂得出人意表的计划和命令，这是他们的特性。何以会是这样，也许世界要花一千年才能搞明白。眼前，它却这样发生了。他们放手干起了一场战争大屠杀，结果几乎必不可免地会造成德国的毁灭。在这场大杀戮的中心，就是他们对我的民族犯下的罪行。而在这中心的中心，就是这场“美化运动”，德国天真无邪地转过来向着外界，愁眉苦脸地说：“瞧瞧你们多么不公正，指责我们做坏事。”
推行这场“美化运动”的那种白痴般的精细周密，是使人望而生畏的。假如拉姆和他的顾问们能使来宾遵循着那条红线走，那么没什么事是他们没想到的。完成的工作还很少，但是方案已经全制订了。特莱西恩施塔特这些日子的繁忙混乱，就像彩排工作刚准备了一半的舞台那样。为了建筑那条狭窄的、异想天开的虚幻小道，两三千身强力壮的犹太人从早到晚在为技术处干活儿——而且彻夜四处都灯火通明。
来宾们的参观路线好几个月以前就已经定下了。拉姆随身带着一份很厚的、用红黑条纹花布装订起来的文件，我们委员会的人（在我们之间）管它叫作《美化运动圣书》。我们这些各部门的长老全对它做了贡献，不过最后的详情细节肯定是德国人搞出来的。这份公文包括市管弦乐队将要在市镇广场上演奏的那些选曲，虽然技术处这时才在为那座音乐厅奠基。我们的乐师正忙着把乐曲的各部抄出来——罗西尼(4)的两个序曲、几支军队进行曲、施特劳斯(5)的几支圆舞曲，以及唐尼采蒂(6)和比才(7)的杂曲。誊写纸现在大量供应，精良的新乐器滚滚运来。特莱西恩施塔特像普罗斯佩罗(8)的魔岛那样，正成为一个空中洋溢着旋律的地方。
客人们倘使上游乐场的歌剧院里去看看，就会看到一个样样齐备的管弦乐队和人数众多的合唱队正在排练威尔第的《安魂曲》：一百五十多名有才能的犹太人穿着整洁的衣服，戴着黄星标志等，演奏出可以在巴黎或维也纳上演的乐曲。楼下，在一个较小的剧场里，他们会恰巧看到犹太区内轰动一时的作品，那部可喜的独创的儿童歌剧《勃伦迪巴》的一次化装排练。他们在两旁都种着鲜花的街上走着时，会听到一所私人房子里一个弦乐四重奏正奏着贝多芬的乐曲，另一所房子里一个极出色的女低音歌唱家正唱着舒伯特的浪漫曲，而在第三所房子里，一个了不起的单簧管吹奏家正在练习韦伯(9)的乐曲。在咖啡馆里，他们会碰上一些上了装的乐师和歌唱家在顾客们喝着咖啡、吃着奶油蛋糕时演奏节目。来宾们将在一家咖啡馆里休息一下，吃点儿点心，那儿的顾客都将以一种受过彻底训练的自然方式付账、离去或走进来。
来宾们会看到商店里的商品琳琅满目，包括许多奢侈的食品。顾客们随意地进进出出，购买乐意购买的商品，用上面印有摩西画像的特莱西恩施塔特纸币付款。当然，这种毫无价值的货币是犹太区里最拙劣的笑料。拉姆的《圣书》上载有一条严厉的警告：等来宾离开以后，这些“顾客”必须立即把“购买的商品”尽数归还。稍有缺少，就将受到惩罚。少一样食品，犯禁的人就得关到小堡垒中去。
这项计划涉及犹太区生活的各个方面。一所假的超等清洁的医院、一座假的儿童游乐场、一所假的男工印刷厂、一所假的女工服装厂、一个假的运动场，全列在工程项目之中。银行正在重新装修。一所假的男童公学已经建成，新建的大楼里黑板、粉笔、教科书这些细枝末节应有尽有，不过这座大楼始终没用过，也绝不会使用，除非供乐师们在里面排练。一座“大食堂”，一所宽敞的营房，正在建造起来，仅仅为了供应一餐饮食——来宾们的午餐，四周的犹太人也将在那儿津津有味地进餐。党卫军还得想出办法，就连这一回也避免供给一些犹太人饭食。这是拉姆的《圣书》中唯一疏忽了的地方。咖啡馆里的顾客们当然只在来宾到场的时候才尽兴地喝咖啡、吃蛋糕，要不然他们就空做着喝咖啡动作，那些蛋糕他们是不能动的。
已经过凌晨一点了。我干吗老是这样沉痛地胡说八道呢？嗐，“美化运动”的玩笑也是一种宽慰，使人可以忘掉班瑞尔透露出来的情况，以及我为娜塔丽迟迟不回来所感到的焦虑。她六点钟就得起身。在她去云母工厂干活儿以前，她得先到儿童游乐场和幼儿园去为这次访问排练。她跟其他几个漂亮的女人刚接下了这个任务。她们的工作都已经给她们安排好：训练孩子们讲述他们的小节目，并且装出十分快乐的样子。午餐时她告诉我，孩子们得喊着：“怎么，又吃沙丁鱼吗？”整整持续二十分钟的这种很容易识破的谎话，全被写了出来。在这方面，“美化运动”正产生一些真正的好处，因为党卫军增加了孩子们的配给量。他们想要来宾们看到一些胖娃娃在玩耍，所以像女巫对汉泽尔和格蕾泰尔(10)那样，正在填饱他们的肚子。
我无法相信这么显眼的一出喜剧能够欺骗谁。然而就算它成功了，德国人希望通过它获得什么呢？犹太人正在失踪，许许多多的人不见了，这个恐怖万分的事件能够长时期被掩盖起来吗？我可无法明白。这件事毫无意义。不，这就像个智力迟钝得可怕的孩子做的事。那个智力迟钝、在空果酱罐旁边被人逮住的孩子，脸上、手上、衣服上全抹得红通通的，还笑嘻嘻地不承认自己吃了果酱。
就这件事来说，它对奥斯威辛的毒气地下室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为这细想了好几个星期，脑袋都想得发昏了。管德国人叫虐待狂、屠户、野兽、蛮子全不能说明什么，因为他们像我们一样，也是男人和女人。我有一个想法，我要把它草草写下，它比我所感受到的要确定得多。这件事的根源不可能是希特勒。我以这个为前提。这样一件事发生的时候，在德国人当中遭到了那么少的抵制，那么这件事必然已经酝酿了好几个世纪。
拿破仑把自由和平等强加给了德国人。他们从一开始就压制它。他用大炮和远征的军靴入侵了几乎还没摆脱封建主义的专制国家，并以人类的同胞关系蹂躏它们。解放犹太人就是这种新的开明人道主义的一部分。这对德国人来说是不合乎人情的，但是他们依顺了。
哎呀，我们犹太人相信了这一改变，可是德国人内心却始终没改。这是征服者的信条。它支配了欧洲，但并没支配德意志。他们的浪漫主义哲学家猛烈抨击非德意志的启蒙运动，他们反犹太人的政党成长起来，同时德国一天天发展，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可它始终没接受“西方的”思想。
他们在德国的皇帝统治下战败了，接下来就是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崩溃，这在他们心中激起了一种可怕的、绝望的愤怒。共产党人威胁要制造混乱，推翻政府。魏玛共和国分崩离析。当希特勒从这种女巫酿造的啤酒中崛起，像《麦克白》中一个神谕的幽灵那样(11)，然后在百货公司和歌剧院走廊中指着犹太人时；当他大声疾呼，说犹太人不仅是德国所受的种种不公正待遇的直接受益人，而且是造成这种种待遇的现实原因时；当这种疯狂的历史程式向前发展，德国人的怒火就在突然爆发的一阵民族活力与欢乐中发泄出来，而促使它发泄出来的那个花言巧语的疯子，手里却挥舞着杀人的武器。德国人毫无悔恨之心这一点，使这种武器到了这个人手里特别合适。要不是因为对我施加的暴力，我还不知道这种使人费解的特征。就连现在，我对这仍然有点儿迷迷糊糊呢。
我对路德的研究有没有使这问题清楚一点儿呢？在希特勒之前，只有路德曾经用民族的声音说得那么透彻，使郁积的民族怒火完全发泄了出来，而就他来说，是反对已经堕落的拉丁语宣读的罗马天主教教义。尽管我十分钦佩路德，是他的传记作者，可是这两个人的粗暴有力、挖苦讽刺的讲话却非常相似，这使我忧虑踌躇起来。路德的新教是一种宏伟的神学，一种恳切响亮、讲求实际的基督教，很配得上路德声称正从巴比伦的婊子手里拯救出来的那位基督。但是就连这个土生土长的产物，也沉沉地压在德国人的身上，是不是呢？
德国人在基督教欧洲始终不大自在，始终没拿定主意，自己算汪达尔人(12)呢，还是算罗马人？是北方来的破坏者呢，还是彬彬有礼的西方人？他们随着历史环境的变迁摇摆晃动，一会儿扮演这个角色，一会儿扮演那个角色。就他们身上的汪达尔人性格来说，基督教的悔恨之心和英国人与法国人的自由主义都是胡说八道；启蒙运动的理性与条理是人类本性的矫揉造作；毁灭与统治是实际所需要的；屠杀是古代的一种乐事。经过好几百年路德的约束以后，粗暴鲁莽的德意志声音从尼采的口中再一次大吼出来，对基督教温厚的教义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尼采把这一大套宽厚仁慈和悔恨之心全怪到犹太教上面。他十分精确地预见到基督教上帝未来将灭亡。他没预见到的是，获得自由的汪达尔人在精神错乱的工业化的报复中，竟会动手把一千一百万个“基督”钉到十字架上。
唉，乱涂乱写啊！我又看了一遍用铅笔匆匆写成的这几页，心情感到沉重。我忽视这份日记，这不足为奇，我的智力应付不了我如今知道的事情。没有一个一般的民族主义理论，你对这个主题如何能动笔呢？不对社会主义追本溯源，说明这两个运动是如何集中到了希特勒身上，不给予俄国革命的威胁应有的重要性，你对这个主题如何能动笔呢？
在这一大篇涂鸦中，我有没有真正接触到德国人呢？我这个卑鄙的犹太人杰斯特罗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戴上了经文护符匣，而他们却用铿铿作响的部队和轰鸣的空军机群在欧洲各地出击。他们和我实际上是不是都顺从着人类的同一种冲动，想要保全受到威胁的自身呢？他们是不是就为了这个才想杀我，因为犹太人和犹太教对原始的德意志精神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挑战、谴责和阻碍？再不然，这一切是不是一种无聊的妄自尊大，是不是一个毕生开明的人士疲乏过度的脑子的幻想呢？这个开明人士想在奥斯威辛，在“美化运动”中找出一点点意义，想在我自己和卡尔·拉姆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因为实际的情况是，即使他杀了我，根据达尔文主义的分类(13)，如果不是根据上帝的意志的话，我们还是同胞。
娜塔丽回来了！
次日上午
事情比我想的还要严重。她已经深深地卷了进去，回来时人很疲倦，可是兴高采烈。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这些集会一直在讨论挫败“美化运动”的方法，他们想向红十字会的来宾暗示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实情，而又不使党卫军警觉起来。她认为他们已经想出了一种方法：在每一个停下来参观的地方，一个负责的犹太人对红十字会方面的任何评论都说出同一句预先安排好的答复：“哦，是的，这一切全是崭新的。还有不少可看的哩。”
我猜他们是经过不少争论和修改才把这方法制订出来的。他们逐字逐句表决。他们深信，这样一字不差地重复回答，会使来宾们觉得是一个信号。犹太人将随随便便地把这句话说出来，脸上流露出意味深长的神色，可能的话在党卫军听不到的地方说。他们的希望——或者不如说，他们的幻想是，来宾们会明白，他们所看到的是崭新的、捏造的装置，而且因为“有不少可看的哩”这句话，可能还会走到安排好的路线以外去。
我耐心地听着。接下来，我告诉她，她正滑进犹太区特有的梦境中，这会危及她自己和路易斯的生命。德国人是饱经训练、警惕心很高的监狱看守，来宾们将是温和殷勤的高级福利人员。“美化运动”是德国人的一项主要工作，应该提防的最为重要的事，正是犹太人向来宾泄露秘密的这种计划。我这样辩论着，但是她反驳说，犹太人必须用这样或那样的方法进行还击，既然我们没有武器，只有头脑，我们就应该使用我们的头脑。
接下来，我采取了这个激烈的方式，透露出班瑞尔揭发的奥斯威辛的情况。我原本的用意是使她大吃一惊，较为清楚地意识到她有被流放的危险。她当然十分震惊，不过并不是吓得目瞪口呆，因为这种传说一直在四处流传。可是她并不是像我料想的那样看待这个消息。她说，那么更有理由该去唤起红十字会人员的猜疑。再说，班瑞尔的消息一定有点儿夸张，因为乌达姆收到了他妻子从奥斯威辛寄来的明信片，她的朋友也刚收到二月被遣送的亲戚们寄出的一些明信片。
我重复了一遍班瑞尔告诉我的话：奥斯威辛的党卫军维持着一个“特莱西恩施塔特家属营”，以防红十字会万一设法进行磋商，要求到那个可怕的地方去参观。每个人到达奥斯威辛之后，全得写一些明信片，注明几个月以后的日期。而“特莱西恩施塔特家属营”则定期清除掉老的和小的、有病的和体弱的人，把他们用毒气全体毒杀，以便为特莱西恩施塔特新遣送去的人腾出地方。乌达姆无疑正收到一个已经焚化了的女人的信件。
接下来，她很肯定地讲，她的团体通过布拉格传来的小道新闻听说，根据德国军方的情报，美国人已经决定五月十五日在法国登陆。这很可能会在欧洲各地激发起义，导致纳粹帝国迅速瓦解。总而言之，党卫军军官很快就会为自己的脖子发愁担心，那么新的遣送就不大可能会进行了。
面对着这种已经变为错觉的一厢情愿的想法，根本无法进行辩论。我劝告她，如果她打算把这件事搞下去，至少传话给班瑞尔，把路易斯弄出去。这话她不肯听，她不承认她正在使路易斯陷入更大的危险。后来，她变得十分急躁，于是走去睡了。
这不过是几小时以前的事。她醒来了一后，情绪好了一点儿，为自己表现出的暴躁向我道歉，然后出去了。她没再提一句路易斯的事，我也没有。
我一点儿也不反对她新发现的犹太复国主义，并且为这感到高兴。对她来说，这似乎是维护受到威胁的自身的途径，正像我在从前的宗教信仰中所找到的那样。一个人倘若不是一个同谋者或是一个黑市商人，在犹太区生存下去就需要有一点儿这种倔强精神。但是假如她的团体里混进了一个告密的人，那可怎么办？何况利用木偶破口烂骂一事已经载在党卫军那儿她的档案上，那样一来遣送就会是她的结局。
我自己始终不是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把犹太人送回不友好的阿拉伯人居住的中东那片荒地上，我对这一见解依然极其怀疑。不错，当欧洲这场浩劫还不过是像人的手那么大的一团乌云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就预见到了。但是这么一来，他们提出的梦幻般的解决办法，就是一个可行的或正确的办法吗？不一定。在希特勒执政以前，只有极少数的梦想家曾经到巴勒斯坦去。不过他们也是被迫害和屠杀驱逐到那儿去的，并不是因为那片干旱的圣地吸引着他们。
我承认，现在我对这件事，或是对我先前的任何见解，全不十分肯定了。当然，犹太民族主义是一种强有力地表明自己身份的手段，不过我把民族主义看作现代的祸根。我就是不能相信我们可怜的犹太人竟然计划在地中海的沙滩上拥有一支陆军和一支海军，一个议会和一些部长，还有疆界、海港、航空港、大学等。这是多么美妙和空虚的幻想啊！让娜塔丽这样幻想吧，如果这可以帮助她熬过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这场苦难的话。她说，倘使有一个像列支敦士登(14)那么大小的犹太国，那么这些恐怖事件就不会发生了，又说一定得建立一个这样的国家来防止这种事再次发生。这是救世主的语言。我所担心的只是，这种新的一时发热般的激情会战胜她曾经有的精确的判断，也许会使她轻率行事，结果毁了她自己和路易斯。
* * *
(1)但丁《神曲》共分三部分：《地狱》《炼狱》和《天堂》。他把地狱设想为九层或九圈，但正式地狱是从第二圈开始，第九圈为冰冻圈。
(2)埃伦的爱称。
(3)以色列人崇拜的偶像，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
(4)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5)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
(6)加埃塔诺·唐尼采蒂（1797—1848），意大利歌剧作曲家。
(7)比才（1838—1875），法国作曲家。
(8)普罗斯佩罗是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米兰公爵，他被兄弟安东尼奥夺去公国后，逃往一个小岛，居住在一座洞内，研究魔法。
(9)卡尔·马里亚·冯·韦伯（1786—1826），德国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音乐评论家。
(10)德国作曲家恩格尔贝特·洪佩尔丁克（1854—1921）根据童话故事于1893年写成了一部歌剧《汉泽尔与格蕾泰尔》，叙述汉泽尔与格蕾泰尔兄妹二人如何被女巫捉去，又如何逃出来。
(11)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第四幕第一场，苏格兰大将麦克白杀死苏格兰王邓肯，自立为王后，三女巫引他到一山洞中会见几个幽灵。
(12)汪达尔人是五世纪时的一种野蛮民族，他们侵入北非等地，并曾攻占罗马。这里的意思是，算野蛮人呢，还算是文明人。
(13)英国博物学家查理·达尔文所创关于生物界历史发展的学说，主要内容包括生物的变易性和遗传性、物种的起源、生存斗争等。
(14)列支敦士登位于欧洲中部瑞士和奥地利之间，面积160平方千米。
第七十九章
隔着关闭的卧房门，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是哭泣，但是罗达难得哭泣，因此维克多·亨利耸了耸肩，朝前走到客房里去，他如今就睡在那儿。时间已经很晚了。晚餐后他在书房里坐了几小时，为自己跟彼得斯上校的会面起草一些登陆艇文件。这是件他并不怎么想做的事，但是关于优先权的冲突迫使他不得不做。他脱下衣服，洗了个淋浴，把临睡前要喝的一杯掺水的波旁威士忌喝了下去，然后临上床前又到罗达的房门口站住脚听了听。声音已经变得十分清楚了：伤心的呜咽，中间夹着抽抽搭搭的啜泣。
“是罗达吗？”
没有回答。哭声停了，仿佛中断了似的。
“罗达！喂，怎么回事？”
从房间内传来了压抑住的伤感的声音：“嗯，我没什么。你去睡吧。”
“让我进来。”
“门没锁，帕格。”
房间里一片漆黑。他拧亮灯。罗达穿着一件乳白色软缎的睡衣坐起身，边眨着两眼，边用一条薄手绢擦着红肿的眼圈。“我声音很响吗？我极力想压得低点儿。”
“出了什么事？
“嗐，帕格，我完啦。一切全毁掉了。你好歹已经扔掉了我。”
“你喝杯酒也许会觉得好点儿。”
“我的样子一定很可怕。是吗？”她把两手伸进蓬乱的头发中。
“要下楼到书房里去谈谈吗？”
“你真是个好人。来点儿加苏打水的苏格兰威士忌。我这就到那儿去。”她把匀称、雪白的大腿伸下床。帕格去到书房里，在活动酒柜上把酒调好。不一会儿她也来了，睡衣外面罩了一件宽大的便服，头发随意地拢成了俏丽的发型，自从他搬到客房，他就从来没看见过她把头发拢成这样。她稍微装扮了一下，把两眼略略修饰了一番，眼睛这时显得清澈、明亮。
“好几小时以前，我洗好脸，倒在床上，可我就是睡不着。”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得不去会见彼得斯上校吗？这只是一次公务上的会面，罗达。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他把酒递给她，“也许，我不应该提起的，不过我不会给你惹出什么麻烦来。”
“帕格，我眼下非常苦恼！”她喝下一大口酒，“有人写了几封匿名信给哈克。他收到了，嗐，五六封。头几封他全撕掉了，就给我看了两封。他很沮丧地向我道歉，但是还是给我看了。这些信让他很气恼。”
罗达用她的一种最温柔、最动人的神态瞥了丈夫一眼。他想提一下他也收到过几封匿名信，但是又认为这样做没意思。帕米拉可能已经对罗达说过了。总之，没必要再提起那些恶意中伤的话。所以，他什么也没说。
她脱口说了下去：“这非常不公平！我当时连哈克也不认识，是吗？这是双重标准！嗐，你听他说，他跟各种女人睡过觉。未婚的、已婚的、离婚的，他满不在乎，甚至还旧事重提，而重要的一点总是，我是多么不一样。我确实如此，我是的！只有巴穆·柯比是例外。我到今天还不明白那件事怎么会发生，为什么会发生。他一生跟许多低三下四的风骚女人鬼混过，我可不是那种女人。但是这些信把一切都破坏啦！他那么不快活，那么灰心丧气。我当然否认了一切。为了他，我不得不否认。就那么一个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来说，他真幼稚得出奇。”
使帕格最感惊奇的是，她这样毫不介意地坦率承认跟别人通奸——“只有巴穆·柯比是例外”——仍会叫他感到痛苦。这可不是第一次打击，她要求离婚的那封信给予他的那种莫大的苦恼，仍然是切身的痛苦。罗达开头一直回避，直到现在才明确地承认。她的沉默寡言的习惯对她很有用处，如今是跟彼得斯大有关系，所以话才漏出来了。这才是真正的结局，帕格心想。他像柯比一样，都是她过去的一部分，她对他已经漫不经心了。
“那个人爱你，罗达。他会相信你的话，把信的事忘掉的。”
“嗯，他会吗？要是他明天问起你，那你怎么说呢？”
“这是不可想象的。”
“并不是一定不可想象的。自从这一切发生，这是你们第一次会面。”
“罗达，我们有一个很急迫的优先权问题得要解决。他不会提起私人的事情。当然也不会提到那些匿名信。不会向我提到。他想到这个汗毛就会竖起来。”
她的神色显得既感觉有趣又感觉苦恼。“你的意思是说，男人的自尊心吗？”
“就管它叫这个好了。把这件事忘掉吧。快睡觉去，做个美梦。”
“我可以再喝一杯酒吗？”
“当然可以。”
“你事后可以把经过全告诉我吗？我是说，你们谈了点儿什么。”
“不是公事的那一部分。”
“我对公事的那一部分不感兴趣。”
“要是谈到了什么私人的事情，我会告诉你的，我会的。”他把酒递给她，“猜得出是谁写的那些信吗？”
“猜不出。应该是一个女人，一个恶毒的婊子或是什么人。唉，这种人非常多，帕格，这种人非常多。她在黄褐色的小张信纸上用绿墨水写，字迹高高低低很滑稽。她举的事实都是近乎荒唐的，不过她倒是提到了巴穆·柯比。很卑鄙。提到日期、地点等等。真叫人讨厌。”
“柯比如今在哪儿？”
“我不知道。我最后一次瞧见他是在芝加哥，就在——就在中途岛战役以后，我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时候。我在那儿停留了几小时，跟他彻底断啦。说来真滑稽，我就是这样才遇见哈克的。”
罗达边喝着酒，边叙说她在公共饮水大厅里跟彼得斯上校的初次会面，以及后来在驶往纽约的火车上怎样又遇见了他。
“我绝对没法儿知道他为什么会爱上我，帕格。那天晚上在休息车上，我对他很冷淡。说实在的，我叫他觉得扫兴。我正为巴穆，还有你，以及整个为难的局面很烦闷，而且也没有忘掉华伦的事情。我不肯接受他提出的喝酒的邀请，也不乐意跟他谈话。我是说，他那么明显地刚跟那个穿绿衣服的人在草堆里打过滚！他眼神里还有那种光彩。我也不打算叫他动什么念头。接着，第二天早晨在餐车上，侍者让他坐到了我的桌上。当时吃早餐的人很多，所以我不能反对，虽然我不知道，也许他偷偷塞了点儿什么给那个侍者。不管怎样，当时的情形就是这么回事。他说巴穆跟他讲过我，他非常钦佩我的勇敢精神，就是这一套话。我仍旧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我一直都保持着。实际上，他一直也都是正正派派地追求我：跟到教堂，参加海军的聚会，以及为英国的募款集会，等等。这是一件逐渐发展起来的事。过了好几个月，我才答应跟他一块儿去看戏。也许，叫哈克感到好奇的正是这一点，这里面的新奇的地方，它不可能是我的少女般的诱惑力。可是当他回想到我们初次会面时，我毕竟是去瞧巴穆·柯比的，这就使那些可恶的信似乎挺有说服力了。”
在帕格回来后的这多少个月里，罗达对自己的风流韵事从来没说过这么多。这时候，她确实变成了碎嘴子。帕格说：“你现在觉得好点儿了吧？”
“好多啦。你这么安慰我，真是太好了。我不是个爱哭的人，帕格，这一点你知道，不过我因为那些信太紧张了。你告诉我明天要会见他时，我很惊慌。我的意思是说，哈克不大可能去问巴穆。那是不礼貌的。巴穆也不会说。你是唯一知道这件事的第三者。你是受害的丈夫。唉，我可不得不想到种种糟糕透了的可能。”她喝完了酒，把光着的脚伸进粉红色的拖鞋。
“说实在的，我什么也不知道，罗达。今天晚上以前，我什么也不知道。”
她身子变得僵硬，瞪眼朝他望着，一只拖鞋还握在手里，心里显然迅速地回想了一下方才的谈话。“哎，胡说啦。”她把那只拖鞋啪的一声扔在地板上，“你当然知道。别这样，帕格。你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帕格在书桌旁坐下，华伦的那本皮面大照相簿还放在书桌上，就在他的一摞文件夹旁边。“这会儿倒精神起来了，”他拿起一个公文夹说，“我再做一点儿工作。”
曼哈顿工程区
区长官美国陆军准将莱斯利·R.格罗夫斯
副长官陆军上校哈里森·彼得斯
国务院大厦某一层楼里两个毗连的房门上的这个标志不那么引人注目，以至于帕格走过了，不得不重新兜了回来。彼得斯上校从办公桌后边大步走过来和他握手，说：“好啊！正是咱们再次会面的时候了。”
帕格早已忘记这个人多高和多么英俊了。他身高大概有六英尺三英寸，生着炯炯有神的蓝眼睛，红润的、高颧骨的长脸，挺拔的身个儿上穿着裁剪合体的军服，肚子一点儿也不腆出来。尽管头发已经斑白，给人的总的印象却是年轻、刚强，除了开朗的微笑中有一种捉摸不定的意味外，整体看来是仪表堂堂的。这时候，他无疑有点儿发窘。然而帕格对这个陆军军官并不感到多么怨恨。这个家伙并没叫他戴绿头巾，这就很不错了。帕格的确相信，他并没有，这主要是因为罗达就是凭这一手来玩弄这个大笨蛋的。
那张小办公桌上空空如也。房间里唯一的另外一件家具就是一把扶手椅。没有档案，没有窗子，没有书橱，没有秘书，墙上也没有画片。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份不重要的工作，派给一个平庸的上校来办理。帕格谢绝了咖啡，在那把扶手椅上坐下。
“在咱们谈起公事之前，”彼得斯说，脸有点儿红了，“容我先说一件事。我对你非常尊敬。罗达就是这么个人，由于跟你生活了这许多年，她是百万个女人中挑出来的一个。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们还没谈过这一切。我知道，我们俩都忙得要命，不过总有一天我们得谈谈。”
“这当然可以。”
“你抽雪茄烟吗？”彼得斯从办公桌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一盒哈瓦那长雪茄。
“谢谢。”帕格并不想吸雪茄烟，但是接下一支可能会使气氛缓和一点儿。
彼得斯从容地把烟点起。“很对不住，我拖了不少时间才到你的问题上来。”
“我猜哈里·霍普金斯的电话起了作用。”
“那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如果你的保密材料接触许可证没检明合格的话。”
“长话短说吧，”帕格说，“我在柏林当海军武官时，根据S—l委员会的要求，向他们提供德国在石墨、重水、铀、钍等工业活动方面的情报。我知道陆军在研制一种铀弹，具有3A级优先自由处理权。这就是我上这儿来的原因。登陆艇计划需要我在电话里提到的那些连接器。”
“你怎么知道我们弄到了这批连接器？”彼得斯向后靠着，把两只长胳膊合抱起来，托着脑袋。他的嗓音里有了一种比较严肃的官腔。
“你们还没弄到。这些连接器还存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仓库里。德莱赛公司什么也不肯说，只说他们接下了陆军的订货。主要的承包人凯洛格根本不肯谈。我在战时生产局也同样碰了壁，那儿的那些人干脆闭口不言。以前，登陆艇计划跟铀弹从来没发生过冲突。我揣测不可能是什么别的，所以就打电话给你了。”
“你根据什么认为我参加了铀弹的工作？”
“康诺利将军在德黑兰告诉我，你在干一件重大的工作。于是我胡乱地猜测了一下。”
“你是说，”彼得斯强硬而怀疑地问，“你单凭猜测就打电话找我吗？”
“对。我们可以获得这批连接器吗，上校？”
停了好半天，他们彼此瞪眼对望着，这样相持了一阵后，彼得斯回答道：“对不住，不能给你们。”
“为什么不能呢？你们拿连接器做什么用？”
“天啊，亨利！为了国家最紧急的一道工序。”
“这我知道。但是这种部件不能用别的东西代替吗？它的作用就是连接管子。连接管子的办法很多。”
“那么你们登陆艇上换用另一种办法不成吗？”
“要是你乐意听的话，我来把我的问题说给你听。”
“你喝杯咖啡好吗？”
“谢谢。就喝清咖啡，不要加糖。这支雪茄烟真不错。”
“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彼得斯通过对讲电话要了咖啡。这个人倔强起来时，帕格倒比较喜欢他。隔着桌子的快速交锋，有点儿像网球的一次长时间对攻。彼得斯的回球到这时为止一直是强有力的，可并不是变化多端或刁钻古怪的。
“我在听着。”彼得斯向后靠在转椅里，双手抱着一只膝盖。
“好吧。我们的造船厂任务那么重，因此我们把一部分造船工作转包给了英国。我们把一些零件送过去，在半熟练工人的协助下，几天之内就可以装配好，下水。这就是说，如果手头有合适的部件的话，可以直接运往装配。德莱赛生产的这些连接器装进去要比锻接或是用螺栓拴住接缝处快，安装起来也不需要多少经验或是力气。还有，解开连接器检查有毛病的管路也很简单。‘玛丽女王’号星期五起航，上校，船上乘有一万五千名士兵，我订好了货运舱位，准备运送这批材料。我已经在宾夕法尼亚州安排好卡车，准备把这批材料送到纽约。我讲到的是供四十条艘使用的部件。如果这批部件按照预定日期送出，那么艾森豪威尔就可以用比原来更多的兵力去攻打法国海滩。”
“我们一直在听说这一类话。”彼得斯说，“英国人会用某种方法把那些管路连接起来的。”
“你瞧，把这些船放到英国装配的决定，取决于精密的快速装配方法。我们装运零件时，这种连接器有供应。现在，你们抢走了我们的优先权。为了什么呢？”
彼得斯抽着雪茄烟，透过烟雾乜斜着眼瞅着帕格回答道：“好吧，我来告诉你。为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水道网。我们在快速和简便方面的要求，跟你们不相上下，而我们更为紧迫。”
“我对于解决这个问题倒有一个主意，”帕格说，“比起闹到总统那儿去简单一些，虽然我也准备去请示总统。”
“把你的主意说出来听听。”
“我查核了德莱赛手头的全部材料。他们可以把一种较大的连接器改制一下，以满足你们的规格。只是交货要延迟十天。我有这种代用的连接器的样品。要是我把这种样品拿到你们的工厂去，跟主管的工程人员谈谈，你说怎么样？”
“基督啊，这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为什么不是？彼得斯，现场的人几小时内就可以把这件事解决掉，成还是不成？罗斯福总统心上有许多别的事情。不管怎样，由他出面驳下来，格罗夫斯将军是不会喜欢的。干吗不想法避免这样呢？”
“你怎么知道总统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我参加了德黑兰会议。登陆艇计划不仅是对丘吉尔，也是对斯大林承担下的一项义务。”
“批准你这样走上一趟——要是办得到的话——需要一周的时间。”
“不成，上校。那些卡车得装上货物，在星期四清早离开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拉德福德。”
“那么你只好上总统那儿去啦。我没法儿给你帮忙。”
“好，我这就去。”帕格一面说，一面把雪茄烟捻熄。
彼得斯上校站起身，跟帕格握握手，然后和他一起走进了那条长走道。“我来了解一下另一种可能，中午以前打电话给你。”
“我等你的电话。”
大约一小时后，彼得斯打了个电话给帕格。“你可否跟我一块儿做一次短程旅行？离开华盛顿两个晚上。”
“当然可以。”
“差五分七点在联合车站跟我会面，第十八号月台。我去订卧铺。”
“咱们上哪儿去？”
“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把那种代用的连接器带在身边。”
成败在此一举啦，帕格心里想。
橡树岭是不大为人所知的田纳西河畔的一片广阔的森林地区，一道封锁线把它与世隔绝。一个秘密的工业综合企业就在那地方兴起，以一种新的方式造成了一场空前未有的大规模屠杀。因此，今天有人争辩说，它简直可以跟奥斯威辛相提并论。
当然，在橡树岭，并没有人被杀害，也没什么奴隶劳动。兴冲冲的美国人拿着很高的工资在干活儿，建造巨大的建筑物和安装大量的机器，但根本不知道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橡树岭的保密工作做得比奥斯威辛好。在内部，只有级别很高的人员知道。在外面，没什么流言蜚语走漏出去。
像在德国那样，谈论犹太人的情况是有失体统的，在橡树岭，议论这地方的用途也是违反社交礼节的。在德国，人们肯定知道，犹太人一定正遭到什么可怕的事情，而奥斯威辛的德国人则确切地知道，什么事情正在发生。可是橡树岭的工作人员在炸弹投到广岛之前，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幽美的森林地区，他们白天在深达足踝的烂泥里干苦工，晚上在粗糙的棚屋和拖车里尽可能地自寻娱乐，根本不问什么。再不然，他们就传出一些流言，例如，他们正在兴建一座工厂，准备大规模生产一些无关紧要的零件，以便运送到华盛顿装配。
虽说这样，战后有一种议论说，当你考虑到奥斯威辛和橡树岭的后果时，美国人和纳粹分子之间出入并不大，两者同样犯下了新的野蛮主义罪行。这是一个引起争议的论点。每次战争之后，人们总对可怕的流血事件有一种合乎情理的莫大的反感。种种区别往往会变得模糊不清。所有的一切都是暴行。所有的人都同样有罪。舆论就是这么说的。按实在讲，这是一场卑鄙龌龊的战争，非常卑鄙龌龊，以致人类不想再进行一场战争了。这好歹是走向废除人类这种疯狂的老毛病的开端。不过在回忆时，不可以把它混淆为一种普遍的罪行。这里面有区别。
首先，由于橡树岭努力生产出U—235，从而在物理学、化学和工业发明方面闯入了新的领域。作为实用工程和人类科学才能的一项功绩，这是出色的，很可能在规模与辉煌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德国人的煤气室和焚尸炉并不是辉煌的、首创的天才杰作。
再说，在战争中，一旦你遭到攻击时，你可以或是放弃抵抗，听凭掠夺，或是奋起作战。作战的意义就在于设法通过大量屠杀，使对方吓得停止作战。国与国之间必然会发生政治冲突。在一个理性和科学的时代，这类冲突当然应该通过某种比较明智的手段予以解决，而不应该通过大规模的屠杀。但是德国和日本的政客们采用了这种手段，认为这种手段行得通。我们也只能通过同样的手段来劝阻他们。美国人开始争分夺秒地制造铀弹时，他们无法知道攻击他们的人不会率先制造和使用这种炸弹。这是一个造成惊慌而动力强大的念头。
所以总的来说，奥斯威辛和橡树岭之间的相似之处似乎是牵强附会的。它们有类似的地方。两者都是战时创作的巨大、秘密的屠杀手段；两者都在人类历程中揭开了一些可怕的尚未解决的新问题；而且，倘若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两者全都不会存在。奥斯威辛的目的是，精神失常、徒然无益的杀戮。橡树岭的目的是，结束德国发动的全球性战争，而这一点它的确做到了。
然而，当帕格·亨利在一九四四年暮春到橡树岭去的时候，曼哈顿工程像个庞大的战时半身塑像，像历代的手工制成品那样赫然呈现出来。整个工程导致的浪费到了疯狂的地步。只有决定性的新武器的出现才能说明这个计划是正当的。到一九四四年，担心德国人或日本人在这类炸弹方面走到美国前面的恐惧心理正在消失，新的目标是缩短战争。所以军方根据三种不同的理论，建立起三种不同的制造炸弹材料的庞大工业综合企业。哥伦比亚河上的汉福德工厂正尽力在生产钚。这是一个没多大把握的冒险事业，不过跟橡树岭的这两个巨型设施一比，它却是一种希望。这两个设施想要通过两种不同的方法把U—235分离开，而这两种方法都一再失败，仍然处在噼啪作响的试验阶段。
就连在最高级的官员中，也没几个人知道可能将要面临一场多大的失败。彼得斯上校知道。罗伯特·奥本海默(1)博士，这项炸弹工程的科学灵魂，知道。莱斯利·格罗夫斯准将，主持这项事业的那个果断、冷静的陆军将领，也知道。但是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奥本海默博士有一个新想法，所以彼得斯上校要到橡树岭去跟奥本海默和一个高级小组委员会一起开会。
同这场危机相比，亨利上校对德莱赛连接器的要求是微不足道的。彼得斯为了避免跟白宫发生纠纷，于是邀请帕格一块儿前去，因为帕格的保密材料接触许可证是毫无不妥之处的。奥本海默的想法牵涉到海军，而陆军和海军的关系却很紧张。这时刻做出一种合作的姿态是有其意义的。
彼得斯一点儿也不知道海军的热扩散方法。格罗夫斯将军的第一条规则是：“分隔开”——在制造炸弹的各个部门之间筑起互不交通的壁垒，这样，一条轨道上的人也不知道其他地方发生着的事。格罗夫斯在一九四二年调查过热扩散问题，得出结论，认为海军是在浪费时间。这时候，奥本海默写了一封信给格罗夫斯，建议赶紧再次研究一下海军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果。
帕格·亨利一生都在穿过军事检查站，但是橡树岭的路障是一件新鲜玩意儿。大门口的卫兵正在一阵沸腾的喧闹声中检查一群新工人，把他们像数金币那样一个个放进去，乘上在大门里面等候着的公共汽车。帕格带来的代用连接器由神色严厉的宪兵仔细察看一番，并且放到荧光检查器前去检验。他本人也经历了搜身和一些严格的盘问，然后佩戴上许多不同的标志和一个辐射测量器，才回到彼得斯的军用车上。
“开车吧，”彼得斯对中士司机说，“在高坡上停下。”
他们沿着一条狭窄的柏油路平稳地向前疾驰，穿过苍翠蓊郁的树林，紫荆花和山茱萸四处盛开着。
“鲍勃·麦克德莫特在‘城堡’那儿等候。我打了一个电话给他，”彼得斯说，“我把你交给他招待。”
“他是什么人？‘城堡’是什么地方？”
“他得把你的要求呈报上去。他是总工程师。城堡就是这儿的办公大楼。”
军用车穿过野生的树林后继续行驶了好几英里。彼得斯上校像在火车上以及从诺克斯维尔驱车前来时那样，一路处理着公文。自从离开华盛顿，这两个人几乎没交谈过。帕格带有自己的一沓公文，而且他一向也喜欢保持缄默。那是一个暖和的早晨，从敞开的车窗外传来的林木气息十分怡人。汽车穿过密密匝匝的山茱萸，顺着一条蜿蜒的道路盘旋而上。司机转过一处拐弯地方，驶到路边停下。
“全能的上帝啊！”帕格吁了一口气说。
“这是K—25。”彼得斯说。
一道开阔的长峡谷在脚下延展开，环绕着一座未完成的建筑物，呈现出一片混乱、泥泞的兴工景象。那座建筑物看上去就像是把美国所有的飞机库全放到一起，摆成了一个U字形。它是帕格从未见过的最巍峨的建筑物。环绕着这个建筑物，平顶的棚屋、大量的拖车、一排排兵营以及许许多多房舍延伸出好几英里，直到视线之外。从这么远的距离看去，建筑物总的外表是陆军基地、科学幻想小说的幻境以及淘金城三者的怪诞不经的大混合，一切全在一片大海般的红色泥土之中。一种令人悚惧的未来感从这片景象中传来，就像炸弹的冲击波似的。
“水管就是为了那座大工厂，”彼得斯说，“是一项重要的工程吧，嗯？技术人员上那里面去全要骑自行车。它已经开工，可是我们仍旧不停地在增加单位。在山岭那边，还有一道峡谷，还有另一项设施。不像这个这么大，是根据不同的原理建造的。”
他们驶下山，穿过轰轰作响的峡谷，经过一些粗糙的棚屋，中间纵横交错着好多条搭在泥土上的木板路，经过上百种嘈杂轰响的营造工作，经过那个巍峨的K—25建筑物，直驶到了“城堡”。帕格并没料到会遇见熟识的人，可是在走道里却站着西姆·安德森，身穿军服，正在跟几个单穿衬衫的文职人员谈话。帕格愣了一愣，随意地挥挥手，西姆连忙回了一个军礼。
“你认识那个年轻人吗？”彼得斯问。
“我女儿的男朋友。安德森海军少校。”
“哦，不错。罗达提起过他。”
这是这次旅途中第一次提到罗达。
总工程师那间小办公室的四壁挂满了地图，他的办公桌上则放满了蓝图。麦克德莫特是一个身材矮胖、蓄有口髭的人，暴起的褐色眼睛里流露出一种狞恶兴奋的神色，仿佛他紧紧抱住自己的理智，把橡树岭看作一个疯狂的大笑话似的。他的烫得很挺的裤子塞进长筒橡皮靴里，靴子上满是新沾上的红土。“希望你不介意在烂泥里走路。”他跟帕格握手时说。
“如果走走会使我得到那些连接器的话，那我一点儿也不在意。”
麦克德莫特细看了看帕格拿给他瞧的代用连接器，说：“你们干吗不把这玩意儿用在你们的登陆艇上呢？”
“我们不能接受修改带来的那种耽搁。”
“我们能吗？”麦克德莫特问彼得斯上校。
“这个问题还在其次，”彼得斯回答，“首先是，这玩意儿你能不能用。”
麦克德莫特转过脸对着帕格，用大拇指朝一堆满是泥垢的长筒靴指指，说：“请你自己去拿一双穿上，咱们走一趟。”
“你们需要多长时间？”彼得斯问。
“我四点钟把他领回来。”
“那很好。新的栅栏从底特律运来了吗？”
麦克德莫特点点头，狞恶兴奋的神色像假面具似的笼罩住了他的脸。“不是很满意。”
“我的老天，”彼得斯说，“将军会大失所望的。”
“嗯，他们还在试验。”
“我准备好啦。”帕格说。那双长筒靴太大，他希望不会在烂泥里脱落下来。
“出发吧。”麦克德莫特说。
在走道里，一个身材短小、戴着眼镜、几乎秃了顶的上校也在跟安德森和那几个文职人员谈话，他脸上有一种和蔼可亲而又十分精明的神色。彼得斯把帕格介绍给了橡树岭的陆军首长尼科尔斯上校。
“海军能把那些登陆艇按时造好吗？”尼科尔斯问帕格，温和的态度缓和了他这句单刀直入的问话。
“要是你们老抢走我们的部件，那就没法儿按时造好。”
尼科尔斯问麦克德莫特：“是什么问题？”
“就是地下水管用的德莱赛制的连接器。”
“哦，不错。嗯，你尽力而为呗。”
“是打算想想法子。”
“嘿，你好。”帕格对安德森说。那个年轻军官羞怯地咧开嘴笑笑。帕格跟着麦克德莫特走了。
帕格离开时，一个外表虚弱而年轻的汉子抽着烟斗，走进大楼来。西姆·安德森想到要在包括奥本海默博士在内的一次集会上讲话，两只膝盖就瑟瑟发抖。在安德森看来，奥本海默大概是世上最聪明的人了，他的头脑探索自然，就仿佛上帝是他的私人导师，可他对蠢人却很凶狠。西姆的上司埃布尔森随随便便地把西姆打发到橡树岭来，为橡树岭的几个主要人员和企业经理讲述一下那个热扩散工厂。到达以后，西姆才知道，奥本海默也将前来参加会议。
这会儿可没有法子了。他一面因为自己准备得非常不够而有些发慌，一面跟着奥本海默博士走进了那间小会议室，一块黑板使那地方看起来很像教室。二十多个人，大都只穿着衬衫，使会议室显得拥挤、闷热和烟雾腾腾。尼科尔斯把安德森介绍给了大伙儿，他站起身，穿着厚实的蓝军服不住地出汗，但是他手拿粉笔谈起自己的工作以后，不一会儿便觉得自在了。他避开不看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懒洋洋地坐在第二排里吸烟。等到安德森停下回答问题时，已经很快地度过了四十分钟，黑板上画满了简图和方程式。他的人数不多的听众思维敏捷，很感兴趣却又有些困惑。
尼科尔斯打破了短暂的沉寂。“那两个分离系数——那是你们希望取得的理论值吧？”
“这正是我们的方法所提取出来的，上校。”
“你们正在提取出那种浓缩的U—235吗？眼下正在提取出？”
“是的，上校。一点四。七十分之一。”
尼科尔斯直盯着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站起身，走上前去，一面跟西姆握手，一面微笑着表示赞赏。“做得好，安德森。”西姆坐下，他的心轻松了一大截。
奥本海默用黝黑的大眼睛环顾了一下。“一点四这个数字就是召开这次会议的原因。我们犯了一个很基本、很严重、很叫人难堪的错误，”他用疲乏的嗓音慢吞吞地说，“对这项艰巨工作分担责任的我们，全犯了这一错误。我们都被气体扩散和电磁分离的精确性和独创性弄得茫然不解。顺着一条单一的轨道浓缩到百分之九十的理论，也把我们迷惑住了。我们没想到联合过程可能是一种较快的途径。如今就落到这步田地。根据关于栅栏的最近消息，K—25不可能按时在这场战争上发挥作用。汉福德方面也有问题。我们在新墨西哥州那儿正试验一种爆炸物的炸弹结构，可这种爆炸物还不存在。没有足够的数量。”
奥本海默拿起粉笔，往下说道：“热扩散本身并不会提供给咱们需要的那种浓缩，然而热扩散和Y—12程序的结合，会在一九四五年七月前后给我们提供一枚炸弹。这是很清楚的。”他迅速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些数字，显示出Y—12工厂的电磁分离增加了四倍，已知馈电浓缩到了七十分之一。“问题是，能否在几个月内建立起一座规模很大的火力发电工厂来馈电给Y—12呢？我已经向格罗夫斯将军再三提出了这项建议。咱们到这儿来，就是讨论各种方法的。”
奥本海默弓着身子、郁郁不乐地回到了座位上。这时候，既然会议有了方向，与会的人用速记很快地写好多种意见和问题从四处递上来。西姆·安德森应邀回答了许多问题。参加会议的人紧紧盯着询问海军这种方法的核心问题：那四十八英尺的同心铁、铜和镍圆柱的垂直管子。
“可是海军只用了一百只，而且是手工制的，”坐在前排的一个大身个儿、红脸蛋儿的文职人员嚷着说，“这是实验室的设备。咱们在这儿讨论着好几千只这种该死的玩意儿，对吗？像座森林似的一大堆，全是工厂造的！这是铅管工人的噩梦，尼科尔斯上校。你在国内不会找到一家公司肯接下这样一个合同。三千只那么长的管子，还有那些公差，时间又仅仅是几个月，这成吗？忘掉吧。”
会议分成两个小组共进午餐：一组跟奥本海默和安德森议论设计；一组跟尼科尔斯和彼得斯就构造与生产问题进行会商。“将军想把这件事完成，”尼科尔斯上校在休会前总结说，“那么就完成吧。咱们大伙儿两点钟再回到这儿开会，着手做出一些决定。”
奥本海默把烟斗摆了一摆，唤住了西蒙，叫他不要离开会议室。等室内就留下他们两人时，他走到黑板前边，说：“成绩是A减，安德森。”他拿起粉笔，手用力地擦了一下，又潦草地写下一些符号，纠正了一个等式，接着急速地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使这个海军军官对于自己理解的热扩散问题的各个方面感到有点儿迷糊。“好，咱们到自助食堂去，”他扔了粉笔说，“跟别人一块儿去进餐。”
“是，博士。”
可是奥本海默靠在桌子上，合抱着胳膊，并没做出要走的动作。“你接下来干什么？”
“我今天晚上就回华盛顿，博士。”
“这我知道。目前，既然陆军方面也要进行热扩散试验，提一个新的要求怎么样？来，跟我们一块儿到新墨西哥州去。”
“你肯定陆军会这么做吗？”
“他们不得不这么做，没有其他的办法。这种武器本身在概念方面还有一些微妙的问题，可以说不是猎狮，只是紧张地打兔子。你结婚了吗，安德森？”
“啊——没有，我还没有。”
“这样最好。洛斯—阿拉莫斯(2)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很荒凉。有些人的妻子喜欢它，但是有些人的——嗯，这跟你没关系。你不久就会收到帕森斯上尉的信。”
“帕森斯上尉？他这会儿在新墨西哥州吗？”
“他是一个处长。你去，好吗？那儿有许多好处。”
“命令我上哪儿我就上哪儿，奥本海默博士。”
“命令不成问题。”
在泥泞中的跋涉把维克多·亨利累坏了。麦克德莫特开了一辆吉普车，但是狭窄、多辙的道路常在灌木丛或垃圾堆中兀地一下到了尽头，离他们要去的地方还很远。帕格并不在意到处做艰苦步行，因为他们正在得出他所要的答复。技术人员一个接一个同意说，用一个修改过的套筒和一个加厚了的垫圈，这种代用连接器可以使用。这可还是老一套——华盛顿行政当局办事的僵化和戴安全帽、穿溅满泥土的鞋子、两手搞得肮脏的好性气的工作人员所表现出的起码常识。帕格曾经用这种办法打破过供应问题上的许多僵局。
“我现在完全相信了，”他们在暴雨将来、乌云密布的天空下驶回来时，麦克德莫特从吉普车的颠簸和嘎嘎声中大声喊着说。有几个小时，他们一直都在这样行驶，只停下在一个野外临时食堂里吃了点儿三明治和咖啡。“那么请你去说服陆军，让他们也相信可以用，上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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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1967），美国物理学家。因指导“曼哈顿工程”，而有美国“原子弹之父”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