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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很善变的。”霍普金斯说。
帕格·亨利立即叙述了一下他在北部仓库，特别是卡车的终点站那儿看到的堆积着的物资。他说，俄国人拒绝让卡车运输队驶进伊朗他们防区的任何地段，只指定一个离俄国边界很远的卸货站。那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大瓶口。要是卡车队能够直接开到里海的港口和高加索边境上的市镇的话，俄国人就能够得到更多的物资，而且要快得多。罗斯福全神贯注地听着。
“这很有意思。把它写到你那一页纸上去。”
“这您别担心。”帕格不假思索地说。罗斯福听了又笑起来。
“帕格对伊朗可下了一番功夫，总统先生，”霍普金斯说，“他赞成帕特·赫尔利的主张，认为我们应当作为一方，加入保证战后撤走外国军队的那个条约。”
“是呀，帕特翻来覆去地讲这件事。”罗斯福那张表情丰富的脸上掠过一丝烦躁的神色，“俄国人不是在莫斯科会议上拒绝了这个意见吗？”
“他们敷衍拖延。”坐在帕格身旁的霍普金斯伸出一只皮包骨的瘦手，做了一个争论的手势，“我同意，总统，我们不大可能首先提出。那样一来，我们就把自己推进帝国主义那一套老把戏里去了。不过——”
“说得正对。我不会这么做。”
“可是伊朗那方面又怎么样呢，总统先生？假定他们要求我们做出撤军的保证，那么就会起草一个新的宣言，我们也会包括在内。”
“我们可不能要求伊朗人来要求我们，”罗斯福用一种随随便便的坦率口气回答，好像他还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而不是在一幢他的每句话几乎肯定有人窃听的苏联房子里，“那样就谁也骗不了。我们在这儿只有三天工夫，还是抓住重点好。”
他微笑着和维克多·亨利握了握手，让他退出。帕格正从那熙熙攘攘的门厅挤出去时，忽然听到一个地道的英国腔调说：“嘿，那不是亨利上校嘛！”这声音有点儿像西顿的。他朝四下一望，首先看到了金海军上将像一根电线杆那么笔直地站着，望着那些攒动的穿军服的俄国人，显然缺乏好感。在他身边，一个穿一身英国皇家空军蓝军服、佩戴着几条勋章标志、晒得微黑的人正在含笑和他打招呼。帕格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见到过勃纳—沃克了。他记得勃纳—沃克从前似乎更高大、更威严一些。这位空军少将站在金的身旁显得很矮小，看上去还有点儿满心忧患的神气。“你好啊。”帕格走近的时候，他说，“你们代表团的名单上没有你，对吗？帕米拉说她找过啦，没你的名字。”
“亨利，我当你还在莫斯科哩。”金海军上将用冷淡、严厉的音调说。他和上将难得相遇，可是每次见面时金总使帕格觉得不是很自在。他已经很久没想到“北安普敦”号的事了，可是现在他一刹那又想到他那艘起火燃烧的战列舰沉下水去，连鼻孔里也好像闻到了一股汽油味似的。
“我是奉了特殊使命到伊朗来的，将军。”
“这么说你在代表团里啰！”
“不在，将军。”
金睁大眼睛望着他，不喜欢他这种含含糊糊的回答。
勃纳—沃克说：“帕格，要是办得到的话，趁咱们在这儿的时候聚一聚。”
帕格尽可能冷静地回答：“你是说帕米拉和你在一块儿吗？”
“是在一块儿。我是临时奉召从新德里赶来的。有关缅甸的作战计划有些问题。她在整理我们混成一堆的地图和报告。现在，她是我的副官，干得挺出色。可以想象得到，她给可怜的老韬基办过多少事。”
尽管金脸上的神色显示出他很不喜欢闲聊，帕格还是盯着勃纳—沃克问道：“她在哪儿？”
“我离开我们使馆时，她正在那儿忙着。”勃纳—沃克指了指敞开的门，道，“你干吗不过去瞧瞧，问个好呢？”
* * *
(1)伊朗的旧称。
(2)指罗斯福。
(3)指斯大林。
(4)希腊神话中的海神之子。常被用来指英国。
(5)即德皇威廉二世（1859—1941）。
(6)从公元226年到公元651年统治波斯的王朝。
(7)位于纽芬兰东南部，罗斯福和丘吉尔曾在此会晤，发表了《大西洋宪章》。
(8)米洛凡·吉拉斯（1911—1995），南斯拉夫党政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成为反党分子。
(9)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
第七十三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要把我和一级大队长阿道夫·艾希曼的会面记录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在把这件事从头至尾叙述一遍，而且也不光是这一件事！我一生写下的一切如今看来都像是在童年的梦境中创作的。
我必须写下的这些材料是如此危险，以致我从前隐藏文稿的地方不能再使用了。至于用意第绪文这种密码，这儿的党卫军立刻就会拆穿这个可怜的伪装，特莱西恩施塔特上千个可怜虫中的任何一个，为了喝一碗汤或是躲一顿打，都会一下子把它全念出来。我已经发现了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甚至连娜塔丽也不知道。如果我被遣送离开这儿的话（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还不大），这些文稿会慢慢腐蚀，直到战后，可能再过上很久，拆卸或整修房屋的工人让阳光照进特莱西恩施塔特荒凉的老建筑物的墙壁和隙缝里来的时候。如果我能幸存下来，我会在我隐藏的地方重新找到这些文稿。
爱泼斯坦今天早上亲自陪我们到党卫军总部去。他尽力想讨好我们，称赞娜塔丽的容貌，又夸奖她紧紧搂在怀里的路易斯的健康的外表。爱泼斯坦处境很可怜，他是个成了人家工具的犹太人，是执行党卫军命令的傀儡“市长”。他像我们其余的人一样，是一个戴着黄星标志、衣衫褴褛的犹太人，不过他总穿着一件即便磨损了却还干干净净的衬衫，打上一条旧领带，以显示他地位较高。那张苍白、虚胖、忧心忡忡的脸倒是他出任伪职的更为确切的标志。
我们以前从来没进入或是走近党卫军总部。一道高高的木头围墙把它和整个市镇广场跟犹太人分隔开。卫兵放我们进了围墙以后，我们便走上一条紧挨着公园的街道，经过了一座教堂，进入了一座市政办公楼，里面有许多办公室，有布告栏，散发出霉味的走廊里回响着打字机的声音。走出了那个怪诞的、肮脏的犹太区，进入了一个——除了门厅里希特勒的那幅大画像外——一切都属于熟悉的旧秩序的地方，使人感到很奇怪。这种平凡的景象几乎叫人放下心来，我从没想到党卫军总部会是这样的。当然我非常、非常紧张。
艾希曼中校出乎意外的年轻，尽管宽大的前额上的头发已经在秃了，剩下的头发是深色的。他具备一个野心勃勃、步步高升的中级官员的那种富有进取心的干劲儿。我们走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后面。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党卫军头子布格尔坐在他身旁一张木头椅子上，他是一个残酷、粗暴的人，你只要有可能躲开他，就离得越远越好。艾希曼没站起身，不过态度倒还和气，他招呼我和娜塔丽在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然后把头一歪，要爱泼斯坦坐到一张肮脏的长靠椅上去。到目前为止，除了布格尔那种冷酷讨厌的神情以及这两个人身上穿的黑制服外，我们好像是来拜望一个银行经理，设法借一笔款子，或是来找一个警察局局长，报告一件失窃案。
接下来用德语进行的谈话，每句话我都记得，不过我只打算记下主要的地方。首先，艾希曼一本正经地询问了一下我们的健康和生活情况。娜塔丽一言不发，她让我回答说我们都感觉得到了良好的待遇。当他朝她望望的时候，她慌忙点点头。孩子倒是舒坦自在地坐在她的膝上，睁大眼睛望着艾希曼。他接着说，特莱西恩施塔特的情况一点儿也不能使他满意。他已经彻底视察过了。在今后几星期内，我们会看到显著的改善。布格尔接到命令，要他把我们当作非常特殊的“知名人士”对待。一俟特莱西恩施塔特情况有所改善，我们将首先受益。
然后，他澄清了——我想，这件事恐怕永远只能澄清到这个程度了——我们怎么会来到这地方的谜。他说，在巴黎我住进医院的时候，我们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意大利秘密警察要求德国秘密警察把我们当作意大利逃犯引渡过去。按照他的说法，韦尔纳·贝克想先逼我把我的广播讲话录好音，然后再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我们带走。他把韦尔纳描摹得十分可怕，很可能是有点儿添油加醋。
反正，我们这件案子落到了他的管辖之下。把我们交给意大利人，很可能意味着我们的死亡，而且会使交换巴登—巴登那伙人的谈判变得复杂化。然而，若是让我们回到巴登—巴登，那么我们一旦被人发现，就会得罪德国在欧洲的唯一盟友，因为那时候意大利还在参战。于是先把我们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再对意大利人的要求“详加考虑”，这似乎是最妥善的解决办法。他没理睬韦尔纳·贝克逼我发表广播讲话的那些请求，那不是对待一位“知名人士”的办法，即使是一个犹太人。艾希曼还说，他在执行元首对待犹太人的严格政策时，总尽力做到公平、人道，虽然坦白地讲，他完全同意元首的政策。再说，他也不相信那些广播讲话会有什么用处。总而言之，我们就到了这儿。
现在，他说，他让爱泼斯坦先生接着谈。
那个“市长”弯腰曲背地坐在沙发上，用一种单调的声音滔滔不绝地说开了。他偶尔望望我和艾希曼，可是经常不安地瞄向瞪眼注视着他的布格尔。他说，长老市政委员会最近投票表决把文化组从教育处里划出来。文化活动大大增加了，这是特莱西恩施塔特的骄傲，但是这些活动没得到适当的管理和协调。委员会想任命我为一名长老，来主管新设的文化处。我关于拜占庭、马丁·路德和圣保罗的演讲誉满全市，作为一位美国作家和学者，我的身份博得了尊敬。毫无疑问，在我的大学生涯中，我学过行政管理。说到这儿，爱泼斯坦突然停住，直直地望着我，死板地微笑了一下。所谓微笑，也只不过是上嘴唇从发黄的门牙上稍微抬了抬而已。
我唯一可能会接受这个委任的原因，就是对这个人的怜悯。显然，他是在根据命令行事，是艾希曼出于某种原因，想要我来主管这个新设的“文化处”。
我真不知道我从哪儿来了一股勇气，做出了我当时所做的答复。这里几乎就是我当时所讲的话：“大队长先生，我在这儿是您的俘虏，只好唯命是听。然而，我还是要斗胆指出，我的德语说得不太好，身体又很虚弱。我对音乐几乎一窍不通，而音乐是特莱西恩施塔特文化活动的主要项目。我喜爱的图书馆工作，占去了我的全部时间。我并不是拒绝这份荣誉，可是我实在不能胜任。在这件事上我有没有选择的余地？”
“要是你没有选择的余地，杰斯特罗博士，”艾希曼轻快地回答，并没发火，“那么这次谈话就毫无意义了。我是个大忙人，本来可以让中队长布格尔给你下道命令的。不过，我倒觉得这个工作给你做很不错。”
但是，我一想到成为那班倒霉的长老之一，就感到毛骨悚然。他们为了几项可怜的特权——其中大部分我已经享受到了——使自己的良心背上犹太区这个沉重的负担，向犹太人传达党卫军的种种严酷命令，并且予以贯彻执行。这意味着放弃我那默默无闻但至少还挨得过去的生活方式，成为引人注目的委员会的一员，成天跟党卫军打交道，无休止地纠缠在根本得不到妥善解决的可怕的问题之中。我鼓足勇气竭力又推辞了一下。
“那么，要是可以的话，大队长先生，而且只在您允许的情况下，我想不接受这个工作。”
“当然可以。我们不再谈这件事了，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要谈。”他转过脸对着娜塔丽，这段时间她一直面无人色地坐在一旁，紧紧地搂住那孩子。路易斯表现得简直像天使一样。我觉得他肯定也感觉到了他母亲的恐惧，所以正尽力想予以减轻。“我们妨碍你去工作了。你是在云母工厂干活儿，是吗？”娜塔丽点点头。“你还喜欢那工作吗？”
她只好开口，声音嘶哑而空洞：“我很乐意在那儿工作。”
“你儿子看上去很好，这样看起来，特莱西恩施塔特的孩子们受到了很好的照顾。”
“他很好。”
艾希曼中校站起身，朝娜塔丽做了个手势，领着她走到了房门口。他在那儿对走廊里一个党卫军士兵随随便便说了几句话，那个人就把她带走了。艾希曼关上房门，走到办公桌后面他的位子那儿。他嘴唇很薄，鼻子又长又细，两眼狭小，下巴很尖，本来就长得不好看，可是这时他一下子变得非常丑恶。他的嘴抽搐着歪到了一边。突然，他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嗥叫：“你当你是什么东西？你他妈的当你到了什么地方？”
他刚这么一叫，布格尔就跳起身朝我直扑过来给了我一个嘴巴，打得我耳朵直响。他举起手的时候，我朝旁边让了让，所以这一下打得我从椅子上摔了出去。我沉重地跪倒在地，眼镜也掉了，因此接下来发生的事我只是模模糊糊地看到。布格尔用皮靴踢了我一脚，或者不如说是踹了我一脚，我滚倒在地。然后，他对着我的腹部踢了一下，尽管我痛得要吐，他却是没用足全力，只是十分轻蔑地踢了一下，就像踢一条狗那样。
“我来告诉你，你是什么东西，”布格尔对着我大声吼道，“你只不过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你听见了没有？嘿，你这个发臭的老屎堆，你当你还在美国是不是？”他绕着我兜来兜去的时候，我简直看不见那双移动着的黑皮靴。接着，他又朝我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你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懂吗？要是你这个死脑袋瓜连这个都不懂，你这条老命就连狗屁也不值！”他一面叫，一面用脚尖着实地狠踢了我一下，正踢在我的脊梁骨上。我只觉得浑身火辣辣的疼。我躺在那儿，昏昏沉沉，眼睛发黑，痛苦不堪，简直惊呆了。我听见他走开的声音，然后他说：“爬起来跪着。”
我浑身哆嗦着照办了。
“现在告诉我，你是什么东西。”
我喉咙咬紧，吓得说不出话。
“你还没挨够吗？说你是什么东西！”
愿上帝宽恕我没听任他杀了我。有一个念头在那阵惊恐昏沉中闪过我的脑中：要是我现在死了，娜塔丽和路易斯的处境就会更加危险。
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响点儿，我听不见。”
我又说了一遍。
“高声叫，狗屎堆！拼你的老命叫！要不我就再踢你，你这个犹太臭猪，踢到你大声叫出来为止！”
“我是一堆卑鄙龌龊的犹太老屎蛋！”
“把他的眼镜给他，”艾希曼好像没事人一样说，“好，站起来。”
我挣扎着站起来的时候，有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肘，扶我稳住身子。有人给我把眼镜戴上。这时，我才一下看清楚了爱泼斯坦的脸，在那张苍白的脸上，在那双迷惘的棕色眼睛里，结的是两千年犹太历史的疤痕。
“坐下，杰斯特罗博士。”艾希曼说。他坐在办公桌后边抽着烟，神闲气定，像个银行经理似的。“现在，我们切实地来谈谈。”
布格尔在他身旁坐下，扬扬得意地咧开嘴笑着。
这以后发生的事，我已经记不太清了，因为我当时头昏眼花，痛得要命。艾希曼说话的腔调仍然是公事公办的样子，可是又带有一点儿揶揄意味。他说的话几乎和这顿毒打一样叫人心烦意乱。党卫军知道我在教授《塔木德》，而关于犹太人的科目是禁止教授的，所以我可以被送进小堡垒的可怕的牢房，很少有人能从那里生还。更叫人震惊的是，他透露说，娜塔丽参加了讽刺元首的下流地下演出，因此可以将她逮捕并立即处决。娜塔丽始终没和我谈过这件事，我只知道她给孩子们表演木偶戏。
显然，艾希曼告诉我这些事情，是为了加深布格尔的野蛮殴打给我的教训。那就是，我们作为美国人的权利，或者说，作为西方文明人的权利，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已经越过了界线。由于我们犯下的罪，我们已经无权要求恢复在巴登—巴登的身份了，而且我们随时随刻都有生命危险。他以一种特别尖刻的坦率态度又加上一句：“其实我们倒并不在意你们犹太人怎样自寻乐趣！”他要我继续教下去，并且还说，如果娜塔丽不再演那种讽刺剧的话，那对我们两个人来说只会更难办，因为我不可以把她离开党卫军总部后发生的事告诉她。我不可以向任何人吐露半句。要是我吐露了，他肯定会知道的，那就太糟糕了。他说爱泼斯坦会跟我交代一下我就任长老的手续，然后他傲慢地挥了挥手，吩咐我离开。我几乎无法从椅子上站起来，爱泼斯坦只好扶着我一拐一拐地走出去。在我们身后，我们可以听见那两个德国人说笑话，纵声大笑。
我们一块儿离开了党卫军总部，爱泼斯坦始终一句话也没说。走过围墙那儿卫兵面前时，我强迫自己像平时那样走。我发现，如果我挺直身子，大踏步走，反而痛得不那么厉害。爱泼斯坦把我带到理发店，让我理了发，修剪了胡子。我们又走到委员会会议室，一个摄影师正在那儿预备给集合在一起的长老们拍新闻照片。有一个记者，一个穿了一件皮大衣的相当漂亮的年轻德国女人，正在问问题、记笔记。我和长老们一块儿摆好姿势，另外又单独照了一张照片。记者跟我，还跟其他人谈话。我相信，这两个一定是真正的新闻记者，他们一定会带着一篇很有说服力的报道离开——一篇连他们自己也会相信的、有关管理犹太乐园的犹太委员会的报道。这个委员会是一群神情安详、衣冠楚楚的出色人物，其中还包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的作者，著名的埃伦·杰斯特罗博士。
这样公开利用我的姓名和让我露面，就摆明了我和娜塔丽已经无法通过外交途径获得援救了。就算这篇报道是供欧洲人阅读的，美国方面肯定也会慢慢听说到它。我给特莱西恩施塔特增添的这一点儿光彩，似乎已经超过了国务院为了我们这件事所能给德国人增添的麻烦。公文的往返可以一拖几年，在这种徒劳无益的进程收到任何成效之前，我们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了。
在我下笔写到抵消种种惊恐、痛苦和屈辱的那件事——我堂弟班瑞尔的死里逃生以前，我还想就上面这件事写下几句话。
我活了六十五年，基本没受到过什么粗暴的体罚。实际上，我记得的最近一个例子，还是我在奥斯威辛的犹太教法典学校读书时莱扎拉比打我的那下。那一次，莱扎拉比可以说是一下把我的犹太人身份打掉了，而这次一个党卫军军官又把我踢了回去。我回到房间后所做的事，除了对我自己外，对任何人也许都没什么意义。自从离开锡耶纳的时候起，我一直带着一个隐藏得很好、专备急用的小钱包，里面藏着钻石，以及我少年时代改信天主教的文件的照片。感谢上帝，因为我们算是“知名人士”，所以还没被搜过身。我把这些折叠得破旧的、日期为一九〇〇年的文件取了出来，撕得粉碎。今天早上，大约五十年以来我第一次戴上了经文护符匣(1)，这是从隔壁一个虔诚的老人那儿借来的。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在我余下的年月里，我打算一直戴下去。
这是不是重新皈依了古老的犹太上帝呢？且不去管它。我教授《塔木德》，当然并不是为了这个，我是不知不觉教起来的。图书馆里的年轻人问我一些问题，提问题的人逐渐形成了一个小组，我发现自己也喜欢这套高雅的逻辑老把戏，于是慢慢便成了常规。当我把经文护符匣，里面装着《摩西五经》的陈旧、污黑的皮盒子缚在额上和手臂上的时候，它们对我并没什么智力上或是精神上的振奋作用。事实上，虽然我是独自一人，我还是觉得自己装腔作势，傻里傻气。但是我还是要这么做。这样我便答复了艾希曼。至于那个古老的犹太上帝，他和我都有账要算，要是我得说明我的背教行为，他就得说明一下特莱西恩施塔特。耶利米、约伯和《哀歌》都教导说，我们犹太人将奋起应付大难，所以要戴经文护符匣。就让它这样下去吧。
这正好说明了人的天性——至少说明了我个人的愚蠢，因为多少年来我一直不肯相信关于纳粹残酷迫害犹太人的报道，甚至不愿相信我亲眼看到的事，可是现在我确信最可怕的报道全是真实无讹的。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有什么比我跟艾希曼和布格尔的这次会面更有说服力呢？
说起来，我在这儿已经看到过德国人不少的残暴行为了。我看到过一名党卫军士兵用棍子把一个老妇人打得跪倒在雪地里，只不过是因为她在叫卖香烟头的时候被他逮住了。我听说过孩子们因为偷了食物，在小堡垒里被活活吊死。还有就是那次人口普查。三个星期前，党卫军把犹太区的全体居民押到田野里，在凛冽的寒风中把我们点了一遍又一遍，时间长达十二小时，而且在那个下雨的夜晚竟让四万多人露天站着。在那一大群饥寒交迫的人中，传播着谣言，他们将在黑暗中用机枪把我们全部打死。于是许多人朝着城门蜂拥奔逃。娜塔丽和我避开了人流，平安归来，可是我们听说第二天早上田野里满是被踏死的老人和孩子雨打雪盖的尸体。
然而，这一切都没使我看清事实。我和艾希曼的会面，却使我看清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我想，这是由于那个最古老的心理上的事实：一个人实际上无法感觉到另一个人的苦难。更坏的是，我在我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面对这个更加赤裸裸的事实：旁人的苦难反而会使自己感到庆幸，感到宽慰，因为他自己逃过了这种苦难。
艾希曼不是一个低三下四的警察畜生，他也不是一个平庸的官僚，尽管要扮演这么一个角色时，他会扮演得十分出色。这个讲求实效的柏林官员跟那个夸夸其谈的疯子希特勒比起来，是一个更为可怕的人物。这种人物经常出没在二十世纪，他们促成了两次战争。他是一个有理性、有识见、生气勃勃，甚至和蔼可亲的家伙。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西方的一个文明人。然而转瞬之间，他可以下令对一个身体衰弱的老人干出可怕的暴行来，自己还冷静地袖手旁观。再一转眼，他又可以重新变得彬彬有礼，像欧洲人那样，一点儿也不觉得这么做是反复无常，甚至对于那个无法理解人性这一表现的受害者的狼狈相，还报以讥讽的冷笑。像希特勒一样，他也是个奥地利人。像他一样，在这个可怕的世纪里，他也是典型的德国人。
这个不容易懂的真理我总算弄明白了。然而无论如何，我到死都不愿意谴责整个民族。在这件事上，我们犹太人已经受够了。我会想起那个历史学家卡尔·弗里施，他从海德堡到耶鲁来，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人，一个极有幽默感的温和、开明、知识渊博的人。我会想起二十年代里柏林艺术和思潮蓬勃的惊人发展。我还会想起赫格斯海默一家人，我在慕尼黑的时候在他们家住了六个月，他们是第一流的好人——这点我可以发誓——在一个政治上反犹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他们一点儿没有反犹的色彩。这样的德国人还是有的，而且不在少数，一定就是他们创造了德国的美，以及德国的艺术、哲学和科学。这些才是所谓“德国文化”，是远在它成为一个被诅咒的、恐怖的名词之前，就被创造出来的。
我不理解德国人。阿提拉(2)、亚拉里克(3)、成吉思汗、帖木儿(4)在狂热的开疆拓土中消灭了所有反抗他们的人。在世界大战期间，土耳其人屠杀了亚美尼亚人，可是亚美尼亚人当时投靠了敌人沙皇俄罗斯，而且这是在小亚细亚半岛发生的。
德国人是基督教欧洲的一部分。犹太人曾经热情地信奉和丰富了德国的文化、艺术和科学。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犹太人对德皇的盲目忠诚是有案可查的。不，这样的事是空前的。我们陷进了一个神秘的、巨大的历史进程，一个新纪元行将诞生时的难熬痛苦之中。正如一神教和基督教初生时那样，我们注定待在这场大变动的中心，首当其冲地遭受磨难。
我一生中在学术上持有的不可知论的人道主义观点确实非常好。我写的有关基督教的书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的。但是总的来说，我还是在奔波中度过了一生。现在，我才转过身站定了。我是一个犹太人。有句市井俚语说得好：“那个人所需要的，就是朝他屁股上猛踢一脚。”这句话好像说中了我一生的经历。
班瑞尔·杰斯特罗在布拉格。
我所知道的几乎就只有这一点儿：他从一个集中营逃脱之后，就在那儿搞地下工作。他通过一个把布拉格和特莱西恩施塔特连接起来的共产党联络网，捎了口信给我。为了证明确实是他本人，他用了一句希伯来短语，这句短语到了非犹太人的口中几乎无法辨别出（捷克宪兵队就是主要的联络员）。然而，我还是猜出了它的意思：hazak ve’emats，就是：“要坚强，要有勇气。”
我这个堂弟，这个有钢铁般意志、善于随机应变的人，居然还活着，就在附近，并且还知道我被囚禁在这儿，这真是令人吃惊。但是德国人在欧洲制造了一场大动乱，在这片混乱中，一切都不足为奇。我已经有五十年没见到班瑞尔了，不过娜塔丽对他的描摹在我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他可能帮不了我们什么忙。我的健康状况已经经不起一次逃跑的尝试了，即使有这种机会的话。娜塔丽身边带着孩子，也不能去冒这种风险。那么，还有什么好说呢？我所抱的希望和陷在这里的所有犹太人的希望一样：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很快会在法国登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将在东西两方的夹击下彻底崩溃，这样我们就能够及时得到解救。
然而，班瑞尔在布拉格还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好事。四年以前，娜塔丽在华沙即将陷落时最后一次瞧见他。从那以后，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过的该是一种多么像《奥德修纪》(5)式的生活啊！我能够幸存下来一定是一个奇迹。他离我们这么近，这又是另一个奇迹。这样的事情给了我希望，事实上，使我“坚强”，使我“有勇气”。
* * *
(1)经文护符匣是装有记载《摩西五经》句子的羊皮纸的小型皮匣，犹太人晨祷时一匣系在额上，一匣系于左臂。
(2)阿提拉（约406—453），匈奴帝国皇帝，在位时一再攻打东罗马帝国，迫其纳贡求和，并入侵高卢和意大利。
(3)亚拉里克（约370—410），西哥特王，曾略取巴尔干半岛一带，并攻入侵意大利。
(4)帖木儿（1336—1405），出身突厥化的蒙古贵族，曾征服波斯、花剌子模等地，入侵俄国、印度、小亚细亚及叙利亚。
(5)《奥德修纪》是古希腊的两大史诗之一，相传为荷马所作，叙述主人公奥德修斯漂泊、流浪的冒险故事。
第七十四章
帕格·亨利染上了一种波斯流行病，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他日日夜夜乘坐火车和汽车穿过市镇和田野，穿过尘暴和酷热的沙漠，以及白雪皑皑的山口，渐渐变得昏昏沉沉——尤其是到了夜里，现实和乱梦混杂到了一起。他到达康诺利的司令部时，已经头重脚轻，甚至在跟霍普金斯和罗斯福讲话时，也不得不费了好大气力才提起精神。在运输队走的路线上度过的那些漫长的、令人眩晕的时刻，帕米拉和勃纳—沃克像他死去的儿子和活着的家人一样，频繁地出没在他乱梦颠倒的幻象里。帕格在神志清醒的时候可以把帕米拉像把华伦那样深深埋藏在自己的内心里，可是做起梦来他就毫无办法了。
因此，在俄国使馆的别墅里看到勃纳—沃克，叫他很吃了一惊：站在那个冷静、真实的欧内斯特·金身旁的，正是他发烧的乱梦中见到的一个人物。帕米拉在德黑兰！在金的锋利目光下，他一下子问不出口：“你们结婚了没有？”他离开了罗斯福住的别墅，不知道自己到英国使馆去应该找的是勃纳—沃克勋爵夫人呢，还是帕米拉·塔茨伯利。
帕格出来的时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正沿着一条沙砾小路走过来。莫洛托夫热切地谈着，斯大林抽着香烟，朝四下里张望。他看到帕格，点点头，微微一笑，四周起皱的眼睛里闪射出光芒，显然认出了他。帕格对于这位政治家的好记忆力已经屡见不鲜，可是这一次还是觉得很惊讶。他把霍普金斯的信递交给斯大林，已经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这个人一直肩负着指挥一场规模巨大的战争的重担，然而他的确还记得。他身材肥胖，头发花白，个子比维克多·亨利还要矮，这会儿他正迈着富有弹性的步伐走进那所别墅。帕格看了几乎整整一年遍布莫斯科的斯大林肖像——塑像、画像、巨幅照片。它们把斯大林表现成一个传奇式的、高高在上的全能救世主，跟死去的马克思和列宁合在一起，成为腾云驾雾的三位一体中的一员。可是现在走过去的是那个血肉之躯，一个矮胖的、大腹便便的老家伙，穿了一身灰褐色制服，裤子两侧自上而下有一道很阔的红色条纹。然而，那些肖像多少比真人更为真实。帕格一面这样想着，一面回忆起斯大林意志统治下的漫长的俄国战线上的一幕幕情景，也回忆起他杀害了千百万人的记录。走过去的这个矮小的老头儿，实在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巨人。
温斯顿·丘吉尔虽然遇到帕格的次数要多些，却不认识他了。帕格走到英国使馆区门外说明自己的身份时，丘吉尔正好离开那儿。他叼着一支长雪茄，由两个步伐僵硬的陆军将领和一个矮胖的海军将领陪着。那双蒙眬而敏锐的眼睛直盯着帕格望了一望，好像要看透他似的，然后这个穿着一身白衣服的弓腰驼背的矮胖子缓缓朝前走了。这位首相看上去很迟钝，身体好像有点儿不舒服。
在英国公使馆里，几个武装士兵在花园里踱来踱去，文职人员三五成群地在阳光下聊天。这是一个小得多，也安静得多的机关。帕格停住脚步，在一株金黄色叶子不住飘落的树下思忖起来：到哪儿去找她呢？怎样去打听她？他对自己这种小家子气禁不住苦笑起来。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正在这儿发生，可是在这个历史高峰之巅，使他感到兴奋的不是看到三位世界巨人，而是想着要看到一个女人。由于战争的机遇，这个女人他每年总能看到一两次。
他们在莫斯科度过的那一星期由于斯坦德利忽发奇想，竟然被缩短成了四天。不过那四天留在他的回忆中，像他的蜜月一样是一场突然浮现出的美梦，安宁而甜蜜，他整天不做别的，就和她做伴，一起吃饭，一起长时间的散步，一起待在斯巴索大厦、大歌剧院、马戏场以及旅馆内她的房间里。他们谈起话来简直没完没了，像终生的老友，像久别重逢的夫妇一样。在她旅馆里的最后一个晚上，他甚至谈到了华伦，他一下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思想和感情了。他在帕米拉的脸上，在她简短、温柔的答话里，找到了安慰。第二天分手的时候，他们竭力控制住自己，用微笑和闲扯来相互告别。谁也没说那是结局，可是对帕格来说，那至少也不是什么别的。现在，她又到了这儿。他无法再约束住自己不去寻找她，就跟他无法屏住自己的呼吸一样。
“哟！那不是亨利上校吗？”这一次倒真是格兰维尔·西顿，他正和一些穿制服的男男女女站在一块儿。西顿走上前拉住他的胳膊，显得比在同行的途中要热情得多。“你好吗，上校？那次卡车旅行可真累死人，是不是？你看上去简直筋疲力尽啦。”
“我挺好。”帕格朝苏联大使馆那个方向做了个手势，“我刚把你提出的签订一个新条约的主意告诉了哈里·霍普金斯。”
“真的吗？你真告诉他了？好极啦！”西顿紧紧抱住他的胳膊，嘴里散发出一股强烈的烟草味，“他的反应怎么样？”
“我可以把总统的反应告诉你。”帕格头晕目眩，脱口而出。他的太阳穴直跳，两膝发软。
西顿仔细看着帕格的脸，紧张地说：“那快告诉我。”
“这件事上个月在莫斯科的外长会议上讨论过。俄国人对它拖延敷衍。就是这么回事。总统不愿意让美国卷进你们的这场老纠纷里去。他必须打赢这场战争。他需要斯大林。”
西顿脸上的神情一下变得很沮丧。“那么红军永远不会离开波斯了。如果你说的话没错，罗斯福就是在对全体自由人宣布长期的厄运。”
维克多·亨利耸耸肩膀：“我猜他的意思是一次只打一场战争。”
“除了对未来的政治发生影响外，”西顿说，“胜利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们美国人还得弄懂这一点。”
“不过，要是伊朗人首先提出来，那也许就不一样了。霍普金斯是这么说的。”
“伊朗人吗？”西顿扮了个鬼脸，“请你原谅，不过美国人对于亚洲和亚洲事务实在是天真得叫人伤心。伊朗人再也不会首先提出，这有数不清的理由。”
“西顿，你认识勃纳—沃克勋爵吗？”
“那个空军少将吗？认识。他们是为了缅甸的事务把他叫到这儿来的。他现在过去参加全体会议啦。”
“我想找他的副官，一个空军妇女辅助队队员。”
“喂，凯特！”西顿叫了一声，招招手，一个穿着空军妇女辅助队制服的漂亮女人从他刚才一起聊天的那群人里走出来，“这位亨利上校要找未来的勃纳—沃克勋爵夫人。”
一张生了个狮子鼻的脸上两只碧绿的眼睛骨碌碌地一转，贸贸然地打量了帕格一番。“哦，好的。不过，这会儿一切都乱七八糟。她带了一大堆地图、图表这类东西。他们大概把她安置在戈尔勋爵办公室外面的那间会客室里了。”
“我领你上那儿去。”西顿说。
在主楼二层楼的一间小房间里，塞了两张办公桌。其中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一个面色通红、留着浓髭的军官，正啪嗒啪嗒地打字。对的，他没好气地说，另外那张桌子是塞进房间来给勃纳—沃克的副官坐的。她在那儿工作了好几个小时，可是一会儿前刚出去到德黑兰市场买东西去了。维克多·亨利从帕米拉的桌上拿起一张小纸条，草草地涂了几句：嘿！我也在这儿，住在美国陆军基地军官宿舍。帕格。然后他把纸条插在插签上。他们一块儿走出去的时候，他问西顿：“那个市场在哪儿？”
“我劝你别上那儿去找她。”
“它在哪儿？”
西顿告诉了他。
康诺利将军的司机把帕格送到德黑兰的老城，在市场进口的地方让他下了车。那充满异国情调的人群，那股强烈的气味，那种陌生的语言，以及许多用稀奇古怪的文字写的花里胡哨的招牌，叫他头昏眼花。他在进口处朝石头拱廊里一看，只看见自近而远一条条排满了店铺的拥挤、黑暗的通道。西顿说对了，在这儿怎么找得到人呢？但是这次会议的会期只有三天，这一天已经快过完了。在这个亚洲城市里，特别是在一次临时召开的会议所造成的手忙脚乱之中，通信联络完全靠运气。要是他不想法子找到她的话，他们甚至有可能错过见面的机会。“未来的勃纳—沃克勋爵夫人。”西顿这么称呼她。这才是最要紧的事。帕格钻进人群去寻找她。
他几乎立刻就瞧见了她，或者觉得自己瞧见了她。他正走过一家家卖挂毯和亚麻布制成品的店铺，忽然瞥见右面有一条狭窄的通道。他顺着这条通道朝那群戴着黑面纱的女人和粗壮结实的男人望过去，朝那些挂着的皮衣服和羊皮地毯望过去，看到了一个穿蓝制服的矮小、整洁的身个儿，头上戴的好像是一顶空军妇女辅助队的军帽。想压过商人叫卖的吆喝声朝她高声叫喊是没有希望的。帕格从人群中挤过去，进了一个比较宽敞的十字回廊，这儿是地毯商人的地盘。她不见了。他朝她刚才走动的那个方向挤过去。他冒着汗在那个气味刺鼻、拥挤嘈杂的迷宫里大踏步地找了一小时，可是没再看见她。
即便他不是正在发烧，在这个拥挤的迷宫里这样徒劳无益地寻找她，还是会显得如在梦中。他经常梦见自己这样寻找华伦。不管是在足球比赛场上找，是在毕业典礼的人群里找，还是在一艘航空母舰上找，做的梦总是一样的：他老是只看到儿子一眼，或是有人告诉他华伦就在附近，于是他找了又找，却始终找不到。他在那些走廊里转来转去，步履沉重，汗流浃背，越来越觉得头重脚轻，膝盖发软，后来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表现已经不正常了。他摸索着回到市场进口，打着手势跟一辆起锈的红色帕卡德牌游览车的司机讲好价钱，付了一笔贵得出奇的车费坐上去回到了阿米拉拜德基地。
帕格·亨利下一件有清晰意识的事是，有人摇动着他说：“金海军上将叫你去见他。”这时，他正和衣躺在军官宿舍里一张小床上，浑身大汗。
“我再过十分钟就到他那儿。”帕格牙齿打着战说。他加倍服用了据说可以控制这种症状的丸药，又喝了一大口旧克罗威士忌，洗了个淋浴，迅速换好衣服，披上他那件沉重的海军大衣，穿过星光闪烁的黑夜，匆匆来到了康诺利将军的住宅。他走进金的那套房间时，海军上将炯炯的目光变得十分关切。“亨利，快上医务室去。你的脸色真难看。”
“我很好，将军。”
“真的吗？吃块牛肉三明治，喝一杯啤酒，好吗？”金指了指桌上一沓沓油印的文件中放着的一个托盘。
“不用，谢谢您，将军。”
“嗯，我今儿看到了历史性的大事。”金一边吃一边讲，口气里透着难得的宽厚意味，“这可比马歇尔和阿诺德都强。他们没赶上开幕式，亨利。说真的！我们的陆军参谋长和空军头子飞过半个世界，就为了跟斯大林的这次会议。可是，上帝啊，他们事先没听说，乘车外出游览去啦。人家也找不着他们。哈哈！这不是可以记载下来的一场大混乱吗？”
金喝干了那杯啤酒，扬扬得意地用餐巾抹抹嘴。“可是，我在那儿。那个约·斯大林可是个不好应付的家伙。他完全了解形势，一点儿也不会上当。他今儿使丘吉尔大遭挫折。我看，关于在地中海大打一场的谈话算是全部结束了，完蛋了，告吹了。这是一场新的‘球赛’。”金盯着他狠狠看了一眼，“我听说你知道一点儿关于登陆艇的事。”
“是的，将军。”
“好。”金在一沓沓文件里翻捡着，一边讲话一边抽出几沓来，“刚才丘吉尔和我谈起登陆艇的事，脸都气红啦。我扫了他的兴。我们有百分之三十新造的舰艇是分配到太平洋去的。我要是不死死守住，这些舰艇全会被他的疯狂的入侵计划搜罗进去。”他手里挥舞着一沓文件，“比方说，这是一份在罗得岛登陆的英国反攻计划，我看简直是蠢驴想出来的。丘吉尔偏要说这么干会把土耳其拖进战争，在巴尔干半岛点起战火，全是胡扯，胡扯！现在，我要你做的是——”
康诺利将军敲了敲门，穿着一件很厚的方格子浴衣走进房来。“将军，宫廷大臣邀请亨利去赴宴。这是刚派人送来的请帖，有辆汽车在外面等着。”
康诺利递给帕格一个没封口的奶油色大信封。
“宫廷大臣是个什么人？”金问帕格，“你怎么会认识他？”
“我并不认识，将军。”别在那份印着皇冠的请帖上的一张写得很潦草的便条说明了这次邀请，可他并没向金提起。
嘿——我应私邀出席这次宴会。韬基和大臣是老朋友。对我来说，不是在这儿，就是在基督教女青年会会面。务必来。帕。
“侯赛因·阿拉是政府里的二三号人物，将军，”康诺利将军说，“可以算是内阁总理。最好让帕格去。波斯人做起事来是很特别的。”
“就像异教徒中国人一样，”金说。他把文件扔在桌子上，“好吧，亨利，回来以后再来见我。不管几点钟。”
“是，将军。”
一个穿黑衣服的沉默的人驾驶着那辆黑色的戴姆勒牌汽车，拐弯抹角地穿过古老的德黑兰围墙，在一条月光照耀下的狭窄小街上停下。司机打开一堵墙上的一扇小门，维克多·亨利弯下身才走了进去。他朝前走进一座点着灯的花园。这儿和苏联大使馆一样宽敞，有闪闪发光的喷泉，有在参天大树和修剪过的灌木丛中潺潺流着的小溪。在这个花木繁茂的私人花园的另一端，能看见许多亮着灯火的窗子。一个穿着一件深红色长袍、蓄着两撇浓密而下垂的黑口髭的人，在帕格走进来的时候朝他鞠了一躬，领着他绕过喷泉，穿过树丛。在那幢宅子的门厅里，帕格浮光掠影地看到了精工镶嵌的木头墙壁、高高的砖砌的天花板以及精致的挂毯和家具。帕米拉穿着制服站在那儿。“嘿。快来见见大臣。邓肯又迟到啦，他在军官俱乐部。”
那个蓄着口髭的人帮帕格脱下了海军大衣。帕格找不出话来表达心头的高兴，只是说：“这有点儿出乎意料。”
“哦，我看到了你留的便条，要是不这样的话，我拿不准是不是见得到你，我们后天就飞回新德里了。对于邀请你这件事，大臣可真好。当然，我跟他稍微讲了讲你的事。”她伸手摸摸他的脸，显得有点儿担忧。他瞥见一只大钻戒在她手上闪闪发光。“帕格，你身体不舒服吗？”
“我挺好。”
在一间富丽堂皇的客厅里迎接帕格的人，虽然穿了一身剪裁讲究的深色英国服装，讲着一口清晰悦耳的英语，却是一位伊朗总理。他长着一个很神气的大鼻子，精明闪烁的褐色眼睛，浓密的花白头发，有着王侯般的举止，纯朴大方。他们在一个铺了坐垫的角落里坐下，帕格和帕米拉喝着掺了苏打水的威士忌，大臣几乎马上就谈起正经事来了。他说，《租借法案》对伊朗来说有很坏的一面。美国人的报偿正在造成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物资越来越短缺，商品都到了囤积者的仓库里。俄国人把事情搞得更糟。他们占用了许多良田，把收成全拿走了。德黑兰不久就会发生抢粮暴动。伊朗国王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美国的慷慨大方上了。
“啊，可是美国人已经差不多养活着全世界的人了，”帕米拉插嘴说，“中国、印度、俄国，甚至还有可怜的老英国。”她说这几句简单的话的声音叫帕格心醉神驰。她的在场使时间也起了变化，每一瞬间都是一场欢乐，一次陶醉。这就是他再见到她后的反应，也许是狂热的，却是真实的。
“甚至还有可怜的老英国。”大臣点点头表示赞同。他那微微一笑、把头一昂的姿势，含讥带讽，表明了他对英帝国的日趋没落十分了解，“是啊，美国现在是人类的希望。有史以来，还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你们生性慷慨，亨利上校，不过可得学会不要过于轻信旁人啊。树林里确实是有豺狼的。”
“还有大熊。”帕格说。
“对，正是这样。”阿拉像一位东方总理那样拘谨、欢欣地笑了，“还有大熊。”
勃纳—沃克勋爵到了。他们一块儿进去吃饭。帕格起先还怕会吃上一顿油腻的饭菜，可是菜很清淡，虽然其他的一切都十分气派——拱顶的餐厅，擦得像镜面一样闪亮的黑色长桌，手工描绘的瓷器，以及看上去像是铂或白色金的盘子。他们吃了一道清汤，一盘童子鸡，以及果子汁冰糕。帕格靠酒力支撑着，勉强吃了下去。
起初，主要是勃纳—沃克以一种秋天般阴郁的语调在讲话。会议开头开得很不好。这怪不了谁，世界面临着一个“历史的间断”。那些知道该怎么办的人缺乏这样办的力量，那些掌握这种力量的人又不知道该怎么办。帕格从勃纳—沃克的阴郁语调里，听到了叫欧内斯特·金乐不可支的斯大林使丘吉尔受挫的那件事。
大臣接过话锋，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古今多少帝国的盛衰兴亡，他说征服者由于东征西讨变得软弱下去，同时为了保持骄奢淫逸的生活，不得不依赖他们的子民，这样或早或晚便在一个粗暴、坚强的新民族战士手下完全覆灭，这是个不可避免的进程。从波斯波利斯(1)到德黑兰会议，一直是这样周而复始。它将永远循环下去。
这番谈话中，帕格和帕米拉一直默不作声地面对面坐着。每次他们目光相遇，他总感到一阵激动。他觉得她和自己一样，也在拼命地控制住眼睛和脸部表情，而这样极力遮掩自己的感情，反而使感情更加强烈。他暗下想着，生活中还有什么能比得上他对帕米拉·塔茨伯利的感情呢？她手指上戴着勃纳—沃克的大钻戒，就像她从前戴过台德·伽拉德那个较小的钻戒一样。她没嫁给那个飞行员。现在，在莫斯科那次痛苦的别离过去了四个月之后，她也还没嫁给勃纳—沃克。她是不是像他一样还陷在情网里不能自拔呢？这种爱情不断战胜时间和地理，战胜使人心力交瘁的死亡，战胜长年累月的分离。在一艘远洋轮上的一次邂逅，竟然一步步导致在波斯的这次意外的重逢，导致这种深深的、动人心弦的目光。现在，怎么办呢？难道这就是结局吗？
帕格对邓肯·勃纳—沃克并不是很熟悉。这个人谈论起印度教来那种兴奋热烈的劲头儿很使他吃惊。这位空军少将激动得满脸通红，两眼柔和，微微有点儿湿润。他讲了半天《薄伽梵歌》(2)，讲到果子汁冰糕都融化了。他说在印度服役，使他开了眼界。印度是古老的，充满智慧的，印度教的世界观跟基督教和西方的观念迥然不同，而且比它们来得聪明。《薄伽梵歌》里就包含着他所接触到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哲学。
他说，这首长诗中的主角是个武士，他对于战争中毫无理性的杀戮深恶痛绝，在一次大战役之前想扔下他的武器。天神黑天劝他说，作为武士，他的职责就是战斗，不管战斗的原因多么愚蠢，杀戮多么令人厌恶，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被杀升入天国，要么取胜享受脚下的王国。勃纳—沃克说，他们之间漫长的对话，是比《圣经》还要伟大的诗歌。它教导，物质世界不是真实的，人类的心灵无法理解上帝的业绩，死和生本是孪生的幻象。人只能正视他的命运，根据他的本性和他在生活中的地位行事。
帕米拉脸上微微抽搐了一下，这使帕格心里明白，这一切对她来说毫无意思，勃纳—沃克又在老调重弹了。
“我知道《薄伽梵歌》，”大臣平静地说，“我们波斯有几位诗人也按照这种想法写了不少诗。太宿命论啦。人不能掌握他自己行为的一切后果，这一点儿不错。可是人还是必须对这些后果进行思考，做出选择。至于说世界不是真实的，我总要谦恭地问上这么一句：‘和什么相比呢？’”
“可能是和上帝相比。”邓肯·勃纳—沃克说。
“啊，可是根据释义，上帝是无可比拟的。所以这不是一个回答。不过我们眼下正陷在一个非常古老的困境里。告诉我，这次会议的结果对伊朗会有什么好处吗？说到底，我们是你们的东道主呀。”
“什么好处也不会有。斯大林操纵着会议的议程。总统一味顺着他，我想可能是为了显示他的良好的愿望。丘吉尔虽然很了不起，可是他单枪匹马对付不了两个这样的巨人。情况很是不妙，然而又毫无办法。”
“也许，罗斯福总统比我们所知道的要机灵点儿。”大臣一面说，一面把那双锐利的褐色老眼转过来望着维克多·亨利。
帕格这时的感觉，就和在柏林任职时送出那份关于德国是否做好战斗准备的报告之前的感觉一样。那是一次十分冒昧的举动，他就是那样才见到罗斯福的。也许，就是那么一来，才把他在海军里的前程给毁掉了。可是帕米拉正坐在他的对面，他也就是这样才遇见她的。也许，《薄伽梵歌》是有点儿道理的，命运的运转，人需要根据自己的本性行事等等也是有点儿道理的。他在关键时刻是一个孤注一掷的人。他一向是这样。这一次他又这样做了。
“要是美国加入你们和英俄两国签订的那个条约，”他说，“那么这次会议算不算是取得了一个好结果呢？要是三国都同意在战后撤军，那是不是比较好呢？”
大臣那双多少被头巾遮挡住的眼睛兀地一亮，说“那是大好事。可是这个主张在莫斯科的外长会议上已经被拒绝了。我们并不在场，但是我们知道。”
“你们政府为什么不出面要求总统去向斯大林提出来呢？”
勃纳—沃克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帕格。大臣瞥了勃纳—沃克一眼，说：“容我冒昧地问你一个问题。你这次视察这儿的各项租借物资设施，是不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私人特使来的？”
“是的。”
大臣点点头，用眯缝得快要闭上的眼睛打量着他。“关于缔结一个新条约这件事，你知不知道你们总统的见解呢？”
“知道。总统不会率先提出缔结一个新条约，因为这样做叫俄国人看起来好像成了一次帝国主义干涉。可是如果伊朗要求重新做出保证，他也许会做出反应的。”
大臣接下去所说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快速：“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主张已经试探过啦。不久之前对你们公使馆做的一次暗示，并没得到积极的反应，没人去极力敦促。在这样一件微妙的事情上，要推动一个大国，可是一桩非常重大的事。”
“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会议两三天就要结束了。对伊朗来说，什么时候才能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呢？要是总统什么事都顺着斯大林，像勃纳—沃克勋爵所说的那样，那么斯大林也许乐意报答他一下。”
“咱们喝咖啡好吗？”大臣微笑着站起身，把他们请进一个面向花园、用玻璃围起来的阳台。他在这儿离开了他们，去了大约一刻钟。他们懒洋洋地靠在铺有垫子的长靠椅上，仆人给他们送来了咖啡、白兰地和糖果。
“你的话很有道理，”他们坐定下来后，勃纳—沃克对帕格评论说，“这次会议组织得乱七八糟，伊朗人凭着运气也许会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主意值得一试。除此之外，没别的办法能让苏联人撤出波斯。”
他又谈到中国—缅甸—印度战场。他抱怨说，那儿总是一边摆筵席一边闹饥荒，军队不是挨饿，就是突然被塞满了补给品，要求他们创造奇迹。罗斯福总统一味想让中国继续作战。这简直荒唐透顶，蒋介石根本没在打日本人。租借援助物资有一半都被搜刮进了他的腰包，另一半全被用去镇压中国共产党人。史迪威将军在开罗已经把这个赤裸裸的事实告诉了罗斯福，然而总统还是答应蒋发动一场战役，重新打开滇缅公路，虽然唯一可以就近打这样一仗的就是英国人和印度人。丘吉尔全盘反对这个计划。蒙巴顿很聪明，没上德黑兰来，而是把整个令人苦恼的缅甸纠纷推给了勃纳—沃克。跟美国参谋人员的谈判老是在兜圈子，他从心底里感到厌烦，指望一两天内就逃之夭夭。
“帕格，你的脸色很不好。”帕米拉坐直起身来，很突然地说。
再想否认是没有用的。波旁威士忌、苏格兰威士忌和果子酒的缓和作用，以及看见帕米拉所感到的兴奋，这时候都在缓缓地消逝。房间在他的眼前晃荡，他觉得难受得要命。“一阵阵发作，帕姆。波斯的流行病。也许，我还是回基地去比较好。”
大臣正好在这时候回来了。他立刻吩咐预备汽车，叫司机把车子开到花园门口来。
“我陪你去上汽车。”帕米拉说。
勃纳—沃克通情达理地微笑了一下，很疲倦地站起身来和他握手。大臣陪着他们穿过了那个华丽的门厅。
“谢谢您的款待。”帕格说。
“您能光临我很高兴，”侯赛因·阿拉用锋利的目光朝帕格的脸上望了望，说，“非常高兴。”
在花园里，帕米拉在两盏灯之间一个比较黑暗的地方站住了脚。她抓住帕格汗津津的手，把他拉过来对着自己。
“最好不要，帕姆，”他咕哝，“这可能很容易传染。”
“真的吗？”她用两手抱住他的头，把他的嘴凑到了自己的嘴上。她轻轻地、甜蜜地吻了他三次，“好了。现在，咱们两个都得了这种病啦。”
“你为什么还没跟勃纳—沃克结婚？”
“我就要这么做了。你已经看见了我的钻戒，你目不转睛地盯着它。”
“但是你现在还没结婚。”
她的音调变得有些气恼。他们两人都在气喘吁吁地低声说话。“嗐，你瞧，我到新德里的时候，邓肯的那个迷糊的蠢货副官简直叫他快要发疯啦。他请我过去接手，我干得还不错。他似乎很高兴。本来那么做多少有点儿尴尬，勃纳—沃克勋爵夫人在外面的办公室里办公。可是这样一来就好了，我们俩经常在一起，一切都很好。到适当的时候，我们就结婚，不过可能要等我们回到英国之后，眼下还不急。”
“他是个挺不错的人。”帕格说。
“今天晚上他的情绪非常低落，所以才讲起《薄伽梵歌》来。他是个出色的行政官员，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飞行员，总的来说是个羔羊般的大好人。我爱他。”
“你在华盛顿瞧见过罗达几次，是吗？”
“是的，瞧见过三四次。”
“她是不是总跟一个姓彼得斯的陆军上校待在一块儿呢？哈里森·彼得斯？”
“怎么啦？没有。我可不知道。”她转过身朝前走去。
“你真的不知道吗？”他把手放在她的胳膊上。
她甩开他的手，一面慢慢朝前走，一面紧张不安地说：“你不要这样问我。这个问题多没意思！你这么转弯抹角地探听，可真不好。”
“我不是探听，我是想知道。”
“知道什么？”她停住脚，转过脸朝着他，“你瞧，咱们在莫斯科的时候难道还没把咱们心上经常萦绕着的这种——事——不厌其烦地兜底弄清楚吗，亲爱的？你和罗达之间有一种随便什么也分割不开的感情。随便什么也分割不开。自从华伦死后一直就是这样。我现在明白了。这花了我一些时间，可现在我明白了。招惹起这件事真是个大错误。别这样做了。”
他们站在花园当中一个大喷泉旁边。那个穿深红色长袍的大汉正在花园门口的台阶旁等候着，望过去身影模糊。
“你为什么让大臣邀请我来吃饭？”
“你不知道才见鬼哩。我活着就不会改变，或许死了也不会改。不过我没发烧烧得胡言乱语，你可是这样，所以走吧，去找大夫瞧瞧。我明儿去找你。”
“帕米拉，我今年活了四天，就是在莫斯科的那四天。现在，说说看这个彼得斯究竟是怎么回事？你装假可装不像。”
“但是你怎么会想着要问这件事？你又收到什么匿名信了吗？”他没回答。她抓住他两只手，直直地望着他的眼睛，“好吧，听着。有一次在一个大舞会上——我不记得是为什么事开的了——我碰见了罗达。有一个穿陆军军服的花白头发、高个子的男人陪着她。很凑巧，也很正常，对不对？她做了介绍，好像是姓彼得斯。就是这么回事。其他什么也没有啦。女人去参加舞会总得有人陪着，帕格。你那么突然地问我，叫我吃了一惊，要不我马上就把这告诉你了。”
他犹疑了一会儿，又说：“我看还不止这些吧。”
帕米拉朝他发作起来：“帕格·亨利，我们的这些短暂的会面是很浪漫的。我承认，我跟你一样疯疯癫癫。我实在没法子。我掩饰不住，我也没去掩饰。邓肯全都知道。既然这件事毫无希望，既然我们都克制住了，为什么不干脆把它忘了呢？就算它是孤独、别离和这种撩人的目光所造成的妄想。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现在走吧！”她用一只冰凉的手摸了摸他的面颊。“你病得不轻。我明儿去找你。”
“好吧，既然这么着，我还是走的好。他们会以为你摔在喷水池里了。”他们穿过花园，她像个孩子一样捏着他的手。
“拜伦怎么样？”
“据我所知，他很好。”
“娜塔丽呢？”
“没消息。”
那个穿深红色长袍的人走上台阶，打开了花园门，月光在戴姆勒牌的车身上闪烁。他们走到台阶那儿又站定了。
“别跟他结婚。”帕格说。
她眼睛睁得很大，在月色中炯炯发光。“怎么啦，我当然要跟他结婚啰。”
“在我回到华盛顿弄清楚罗达是怎么回事之前，不要跟他结婚。”
“你又在说胡话啦。你还是回到她那儿去，尽量让她幸福吧。等这场倒霉的战争结束以后，也许我们还会见面的。我明天动身之前再去看你。”
她亲亲他的嘴，大步走回花园去了。
汽车呜呜叫着驶过那个安静、寒冷的城市，开进了被月光照得一片银白的沙漠。在阿米拉拜德基地的大门口，一个站岗的士兵走到车窗外，敬了个礼。“是亨利上校吗？”
“是的。”
“康诺利将军请你去，上校。”那一口弗吉尼亚口音使帕格不禁动了怀乡的感情。
康诺利穿着方格子浴衣，戴着角质框子的眼镜，正在住宅底层的起坐间里一张办公桌上写字，他脚上穿了厚袜子，朝一个小小的火油炉伸着。“嘿，帕格。你人觉得怎样？”
“我倒想喝一口酒。”
“天啊，你在发抖啦！快挨着这个火炉坐下，半夜里冷得要命，是不是？不要去惊动金上将了，他已经上床睡啦。侯赛因·阿拉有什么事？”
“我有位英国朋友在他那儿做客。我们一块儿吃了顿饭。”
“就是这么回事吗？”
“就是这么回事。”帕格把威士忌一口喝下去，“顺便问问，将军，哈克·彼得斯写给你的信上说了我太太些什么？”
康诺利坐在书桌前的椅子上，正朝后靠去。他摘下眼镜，盯着帕格，说：“对不住，你说什么来着？”
“上星期你说彼得斯写给你的信中提到我们了。”
“我可一句没提到你的太太。”
“是呀，可是实际上他是她的朋友，不是我的。他们是在教堂或是什么别的地方碰到的。他讲了些什么？她现在好吗？我已经很久没收到她的信了。”将军脸红起来，露出很不安的神色。“哎，出了什么事？她病了吗？”
“一点儿也没有。”康诺利摇摇头，用一只手抹了抹额头，“这桩事真尴尬。哈克·彼得斯是我年头最长的朋友，帕格。我们写起信来无话不谈。你太太似乎是个十全十美的妙人，他陪她去跳舞什么的，哈克跳舞跳得非常好，可是——咳，真见鬼，何必跟你转弯抹角呢？这就是他写到她的那一段，我逐字逐句念给你听，不过我可能压根儿不该跟你提起这封信的。”
康诺利在办公桌里乱翻了一阵，拿出一张小小的、黝黑的缩印邮件(3)，用一个放大镜照着念了起来。帕格裹着他的海军大衣，耸起肩膀，坐在气味很重的火油炉旁边细听，威士忌在肚子里像火一样燃烧，同时浑身又一阵阵冷得彻骨。这封信用充满感情的华丽辞藻描摹了一位完美的女人——美丽、大方、温柔、聪明、端庄，对丈夫绝对忠实，像个贞洁的处女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可是在舞会上、戏院里和音乐会上又是一位绝妙的伴侣。彼得斯提到华伦在中途岛的阵亡，她在潜艇上服役的儿子长期杳无音信，她丈夫待在俄国久久不归，称赞她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的勇气。这一大套话的要点就是，慨叹他经过多年轻浮的独身生活后竟然发现了唯一和他相配而又无法得到的女人，她是完全追求不到的，她偶尔让他陪着出去，单为了这个他就应当感激万分了。
康诺利扔下那封信和放大镜。“我认为这是一篇顶呱呱的赞美文字。要是有人这样写到我的太太，我可不会在乎。帕格，你女人一定挺不错。”
“她是挺不错。嗯，我很高兴他能陪着她消遣。她完全应该找点儿乐趣，她实在太烦闷了。我原以为海军上将还在等着我。”
“没有，他似乎也得了你这种病，躺下啦。总统今天吃晚餐的时候也觉得有点儿不舒服，只好撇下丘吉尔和斯大林，让他们两个去争吵不休。特工人员担心有人放毒，惊慌了一大场，不过我听说他这会儿睡得很安稳。就是这种流行病。新来的人乍到波斯往往不适应。”
“是这么回事。”
“帕格，要是你明天早上还不见好，就到医院去验一下血。”
“我上床睡觉之前还得写完一份报告。总统明天早上要。”
康诺利显得很感动，可是他的回答却是随随便便的：“不要急。随便你夜里几点钟写完，告诉基地的值班军官一声，会有人来取的。”
帕格走进军官宿舍，门口办公桌边上有个中士睡眼蒙眬地在看一本连环漫画。帕格问他：“这地方有打字机没有？”
“这张桌子里有一台折叠式打字机，长官。”
“我想用一用。”
中士乜斜着眼朝他看看。“这会儿用吗，长官？它的声音可吵得很。”
“我只用一会儿。”
他回到自己房间里，喝了点儿醇浓的波旁威士忌，带着他这次对《租借法案》实施情况调查的笔记回到了静悄悄的门厅里。他一喝了酒，症状就缓和了些，一时觉得身上很轻快。他啪哒啪哒打下来的那一页纸的报告，在他看来似乎还不错，但是到了早上也许会显得像是酒后的胡言乱语，这是他不得不担的一种风险。他把它封好，然后通知了值班军官。他回到没生火的小房间里，一下子倒在那张小床上，把几床毯子和他的海军大衣全部盖到了身上。
他醒过来的时候，被单全都汗湿了，他两眼发花，看不清手表，阳光灿烂的房间也在他眼前旋转，他想要站起身，只觉得疲软无力。这一来，他知道除了上医院外，别无办法了。
* * *
(1)波斯古都，公元前330年被马其顿亚历山大焚毁。
(2)《薄伽梵歌》是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摩诃婆罗多》中的一章，约公元前二、三世纪成书，也是印度教的经典著作。
(3)指将邮件缩印成胶片付邮，俟到达目的地后可再放大。
第七十五章
“使丘吉尔大遭挫折的”不是别的，就是把大英帝国从世界事务的领导地位上排除出去。在苏联大使馆内的一张桌子周围，通过几小时彬彬有礼的会谈，一切全办成了。
丘吉尔以前会见过斯大林，罗斯福却没有。随着斯大林和罗斯福的第一次会晤，战事的重心和世界前途的重心全转移了。温斯顿·丘吉尔是唯一感受到这次转移的全部毁灭性力量的人。最初在德黑兰就不乏迹象表明，他在作战领导方面同罗斯福的亲密关系正日见衰退：一则由于总统私下和斯大林举行了第一次会晤，二则由于总统接受了俄国人的殷勤款待。但是在全体会议上，这种改变才深深地影响到丘吉尔在历史中的作用。
丘吉尔虽然是一位伟人和一位精明的史学家，可是在德黑兰他只能打出手里的那几张牌，而那几张牌是相当软弱的。罗斯福也许很喜欢他，也许完全不信任斯大林。但是这种由来已久的重大牌戏中的发牌，已经被世界大战搅乱了。在这次重新发牌中，苏联掌握着人力与意志力这两张牌。英国人在德黑兰只好任人摆布。西欧在历史中三百年左右的领导地位业已结束。目前这个新时代阴沉沉地来临了。
在回顾这次战争时，最不好受的事情是，这次战争本可以不像实际那样进行到底的。然而战时铁一般的事实是，没人知道战事会怎样进行下去，而为了获得一个时间概念，我们必须尽力领会这一事实。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布尔什维克的后院去，这是做得很不错的。作战人员正在世界各地大量牺牲，坦克在燃烧，舰艇在沉没，飞机在坠毁，城市在倾覆，资源在消耗，可是结果还很难逆料，而且希特勒的敌对方也并没有任何出奇制胜的计划。经过两年的商谈，英美参谋人员仍然争吵不休：美国人坚持要在一九四四年对法国发动一次全面的猛攻，英国人则主张在巴尔干半岛和地中海东部采取风险较小的军事行动。苏联是否会单独媾和，或者是否会像中国那样，到了某一时刻就停止作战，罗斯福并没任何把握。至于斯大林有朝一日会向日本宣战，或者战后会参加一个各国的联盟，那全不过是希望而已。
德黑兰会议改变了这一切。在三天的时间里，在仅仅举行了几小时的三次讨论战略的圆桌会议上，总统以圆熟的手腕——以及，从记录中看来，像是故作笨拙的姿态——促使约瑟夫·斯大林断然否决了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的蚕食欧洲外围地区的计划，并使决议最终转而支持越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的那个宏伟的“霸王”作战计划。斯大林答应从东方同时发动一次全面的猛攻，而且一旦德国被击败，就对日本发动攻击。他还保证俄国将参加战后组成的一个联合国组织。三大国之间长时期的猜忌回避终于结束了，它们在德黑兰结成了一个坚强牢固的联盟，有了一项消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明确计划。这个联盟在战后变化不定的激流中不会持久，但是它会赢得这场战争。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德黑兰去，就是为了打赢这场战争。
这项计划粗暴地粉碎了丘吉尔的夙愿。在第一次会议上，罗斯福几乎像谈家常那样问斯大林，他是赞成对法国发动大规模攻击呢，还是赞成一项在地中海采取行动的计划。等难以应付的俄国人表示赞同“霸王”攻势以后，丘吉尔发觉自己以一票对二票输了，而且自己的一票是三票中最软弱无力的。这就“使他遭到了挫折”，使他无法通过打这场战争来将古老的大英帝国这一长时期的、顽强的斗争进行到底了。
第二天，他在第二次正式会议上展开反击，为他的地中海提议做了长久的、极其激动的辩护。后来，斯大林冷冷地止住他，问他：“英国人是当真相信‘霸王’行动呢，还是只不过这么说说，好叫俄国人安心？”当时的局面非常僵，因此罗斯福说，他们最好准备进餐。在那顿晚餐上，斯大林一直狠狠地嘲弄丘吉尔，说他对德国人软弱。英国首相终于气冲冲地大步走出了那间房。那位俄国人连忙跟了出去，轻松友好地又把他拉了回来。
第三天清早，霍普金斯谒见了丘吉尔。也许，他从罗斯福那儿带去了那句执拗的、陈旧的战斗口号：是认输的时候了。这一点我们可不知道。不论怎么说，在那以后不久举行的参谋长联合会议上，英国人突然一下做出了让步，认为参谋人员最好为“霸王”行动拟定日期，否则就干脆回国。这样，两年的争论就此结束。美国人并没显得兴高采烈或得意扬扬。一份关于“霸王”行动的长仅一页的协议，匆匆地呈送给了丘吉尔和罗斯福。午餐的时候，丘吉尔精神抖擞地提议，请罗斯福把那份协议读给斯大林听听。罗斯福照办了。斯大林狞恶而高兴地回答说，红军将从东方发动一次全面的配合性进攻，来表示俄国的感谢。
当天晚上，丘吉尔的生日宴会在英国公使馆内举行。丘吉尔坐在主人席上，右边是罗斯福，左边是约瑟夫·斯大林，军事领袖和外交部部长们则分别坐在那张灯光灿烂的餐桌两旁。四下里只听见欢笑祝酒的声音，洋溢着乐观友好的气氛。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伟大的转变，这种感觉十分强烈。大家一巡又一巡地祝酒。发表最后一次祝酒词本来是丘吉尔的特权，可是使出席宴会的人感到惊讶的是，斯大林要求取得这份特权。下面就是他的祝酒词：
我想告诉各位，根据俄国的观点，美国总统和美国为打赢这场战争做出了些什么贡献。在这场战争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武器。美国已经证明，它每月能生产八千到一万架飞机。俄国每月至多只能生产三千架飞机。英国生产三千到三千五百架飞机，主要是重轰炸机。
因此，美国是武器之国。没有通过《租借法案》给予我们的这些武器，我们就会输掉这场战争。
这超出了斯大林生前就美国对战争所做的贡献向自己人民公开发表过的任何一次谈话。鉴于当天的情况，大家可能预料他要恭维一下丘吉尔和英国人；相反，这个老魔王偏偏称赞了一通美国和《租借法案》。他始终没容丘吉尔忘却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视。也许，这是他对那位年老的保守党人斜刺出去的最后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