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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太胖了。哦，这是《君士坦丁的拱门》。”
杰斯特罗把纸包放在铺位上那手脚不停地动的婴孩旁边，用发抖的手指解开绳子，很快地翻过大量薄而半透明的纸。“娜塔丽，全在这儿哪！”他望着站在门口的那人，眼睛闪闪发亮，“维尔纳，我能说些什么呢？除了谢谢你，谢谢你！”
“这得来不易，教授。可我明白它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贝克博士转过身来对着拉宾诺维茨，“是我的德国秘密警察同事——你要明白——是他把它从意大利秘密警察那里拿走的，我想我自己是拿不到的。我很遗憾你和他吵了嘴，可是你回骂了他一些很难听的话，你知道。”拉宾诺维茨耸耸肩，脸上毫无表情。贝克回头看着杰斯特罗，他正抚弄他的稿纸。“我自作主张地拜读了您的大作，教授。远胜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您对早期拜占庭和东正教有非常特殊的了解，您使整个已经过去的世界恢复生命。这本书将保证让您声名远扬，而且这一回，那些学究也会赞美您的学识了。这是您最大的成就！”
“嘿，你真是太好了，维尔纳。”杰斯特罗装出他对付钦佩者的那种微笑，“至于你，你的英语有了惊人的进步。还记得你口试方面的困难吗？”
“我当然记得，您挽救了我的前途。”
“哦，不敢当。”
“从那时起，我在华盛顿任职七年。我的儿子——我有四个儿子——都能使用英语和德语两种语言。现在我在罗马当一等秘书。这些全都得感谢您呀。”
“四个儿子，哦，真想不到。”
娜塔丽对这样谈家常感到难以相信。这简直像是梦中的对话，那个人站在舱房门口——一个纳粹德国的官员，一个胖墩墩的、看上去并无敌意的人，戴着眼镜，这使他显得书生气。他双手拿着帽子，用一种安宁的、简直像教士一样的姿势捧在胸前。他谈及他的孩子们，称赞埃伦的著作，表现出一副和蔼可亲的样子。要说有什么区别的话——特别是那男高音的嗓子和有礼貌的态度，那就是态度相当温和和学究气。婴孩咳嗽了，维尔纳·贝克看了看他，说：“你的孩子身体好吗，亨利太太？”
她刺耳的声音脱口而出：“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你怎么知道我们住在高雅旅馆？你又是怎么发现我们到这儿来了？”
她可以看到埃伦因她的举止而感觉痛苦，拉宾诺维茨仍面无表情。贝克用耐心的口吻回答：“当然啦，德国秘密警察有罗马旅馆里外国来往旅客的名单。意大利秘密警察又向德国秘密警察报告，你们上了这条船。”
“那么，你也是德国秘密警察的人喽？”
“不，亨利太太。我说过了，我是外交部官员。嗯，你和你的叔叔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在大旅馆吃中午饭呢？据说那儿有那不勒斯最好的餐厅。”
娜塔丽的嘴张着，她一声不吭，像是失去了知觉似的。她朝杰斯特罗看看，他说道：“你肯定不是真有这个意思，维尔纳。”
“为什么不是呢？你们可以享受一些好酒好菜。你们明天就要开始漫长而艰苦的航行！”
“明天？这我还不知道呢，”拉宾诺维茨大声说，“而且我是才从港务监督那里来的！”
“哦，这是我的消息。”
娜塔丽几乎嚷了起来：“我们的脚一踩上岸，我们就会被抓起来拘留的。这一点你是知道的，我们也知道。”
“我给你们俩准备好了警察当局发的通行证。”她对杰斯特罗拼命摇头。贝克博士心平气和地继续说：“我想我还是走开好，让你们能就这事谈一谈。要是你们难以决定，那就在我离开之前让我们到舷梯那儿谈一下吧！跟我一起上岸对你们来说是很安全的，而且也确实有许多事要商讨一下。”
杰斯特罗严厉地插话说：“你在我旅馆的房间里干什么，维尔纳？”
“教授，墨索里尼宣战的时候，我想我最好帮帮您的忙。我把那个德国秘密警察带去跟意大利警察当局周旋。”
“那么，在那之前很久，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呢？”
贝克突然做贼心虚地看了娜塔丽一眼，回答说：“我坦白讲好吗？这是为了免得打扰您，让您讨厌。”他举起帽子，鞠了躬，走开了。
杰斯特罗满腹狐疑地看看巴勒斯坦人，又看看他的侄女。
“埃伦，我可不离开路易斯！一分钟都不！”娜塔丽一下子尖叫起来，“我甚至不愿走到舷梯那儿去！”
“你以为怎样？”杰斯特罗对拉宾诺维茨说，拉宾诺维茨把双手向上翻了翻。“呃，你以为这全是精心策划要捉住我的圈套吗？既然他已经找到了我，要是他的确打算这样做，他就不能让意大利秘密警察把我从你们的船上拉走吗？”
“他这样做可以避免一场风波！”
“风波有多大？”
拉宾诺维茨苦笑一下：“不会太大。”
杰斯特罗拉了拉胡子，看了看瞪着眼的侄女，然后他伸手去取帽子和斗篷，说道：“嗯，娜塔丽，我一直都是一个昏头昏脑的傻瓜。我还是按照我的性格办事吧。我和维尔纳·贝克一起上岸去。”
“哦，当然啦！”婴孩现在正大哭着，娜塔丽几乎气疯了，“享用你的午餐去吧！说不定他那个德国秘密警察的好朋友会和你们凑到一起，把事情搞得更快活呢。”
拉宾诺维茨帮着杰斯特罗披上斗篷，说：“尽可能打听打听有关我们起航的事。”
“好的。要是我不回来，”当娜塔丽把她那大哭大叫的婴孩抱在怀里摇着时，杰斯特罗对她说，“你不过是摆脱了一个累赘，不是吗？”
两个钟头过去了。暴雨使在甲板上闲逛的人都跑光了，娜塔丽独自撑着伞等在舷梯口，注视着湿淋淋的警察在码头上踱来踱去。终于，在雨中出现了一辆小小的黑色梅赛德斯。贝克博士出来为杰斯特罗博士开了车门，对她挥了挥手，开车走了。杰斯特罗登上了跳板，张开蓝斗篷下的双臂说：“好啦，亲爱的！你瞧，我回来了。”
“感谢上帝，你回来了。”
“是啊。现在让我们和拉宾诺维茨谈一下。”
“你真的不要先打个盹儿？”
“我不困。”
那个巴勒斯坦人穿着油腻的工作服，听到他们的敲门声，打开了舱房门。那间小屋里有强烈的汗臭、机油和烟灰的气味。杰斯特罗对钉在舱壁上的那些裸体女人画眨眨眼睛。“请坐。”拉宾诺维茨说，“我得拿掉那些可爱的姑娘了，我对她们并不注意，可是其他人都注意，就是这么回事。你回来了，我真高兴。你真有胆量。午餐吃得有趣吗？”
“还可以。”杰斯特罗在办公桌边的椅子上坐得笔直，娜塔丽坐在他旁边的一张凳子上，“首先，你的土耳其船长出卖了你，他告诉海岸警卫队说你们要偷偷起航。这就是你们被抓住的原因。维尔纳是这么说的。”
拉宾诺维茨点点头，绷着脸说：“这我也想到了。我们不能租别的船，所以我们不得不忘记这事——暂时忘记。”
“那个土耳其人也报告了我们是上星期上船的。港务监督决定通知罗马的意大利秘密警察，并在让你们走之前，解决逃亡的美国人的问题。因此，耽搁了一星期。”
“好哇，所以事情都碰到一块儿啦！”拉宾诺维茨摆在膝盖上的手握紧了又放开，“我们明天能开走吗？”
“哦，他说你们可以开走。还有，关于那件事。”杰斯特罗的声调提高了，“这船以前可叫‘伊兹密尔’？”
“它就是‘伊兹密尔’。”
“最近你们检查过这船的适航性吗？”
“港口检查员来给我们开了证明。”
“维尔纳说他附添了一页意见，你们超员又超载，甲板上的附加油罐减弱了你们这条船的稳定性。万一乘客们在惊慌失措中都冲到一边，这船就免不了倾覆，对吗？”
“他们是一群守纪律的人，”拉宾诺维茨很厌烦地回答，“他们不会惊慌的。”
“你们船上的食物、水和卫生设备都比一般标准低得多。”杰斯特罗接下去说，“当然，娜塔丽和我早已注意到这一点了。医疗设备也差。发动机用了三十五个年头了，航海日志上写着有好几处新近发生的故障。你们只有沿海岸行驶的证明，而不是公海上的。”
拉宾诺维茨的声音变得尖厉起来：“你可曾提到我们犹太人为了逃避德国人的迫害，不得不冒这些危险吗？”
“差不多就是这话，他不爱听。可是他说要是把巴勒斯坦委托给德国管辖，大多数欧洲的犹太人早就用适合航海的船送去了。你们要用这么一条破船来漂洋过海，应该归咎于同盟国的政策，而不是德国的政策。英国为了争取阿拉伯人，封锁了巴勒斯坦——这真是一个愚蠢的姿态，因为阿拉伯人是全心全意地拥护希特勒的。美国已经关上了它的大门，所以你们的组织（他全都了解）必须试图用像‘伊兹密尔’这种没人要的破船把难民偷偷送进巴勒斯坦。”
“不错，纳粹是热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拉宾诺维茨说，“这我们是知道的。”
杰斯特罗从胸前里袋里掏出一个信封，说：“好，这些是意大利警察当局关于美国拘留民的规定，他们正被遣送到锡耶纳去等候交换。正巧，我的家就在锡耶纳，我的用人还住在那儿。”
拉宾诺维茨看完了那些油印的纸页，眼神显得忧郁而呆滞。
“这些规定可能是伪造的！”娜塔丽嚷了起来。
“这些都是真的。”拉宾诺维茨把纸页交给她，“这么说来，这就安排好了？你们俩要下船到锡耶纳去吗？”
“我对维尔纳讲过了，”杰斯特罗答道，“这全要看娜塔丽。假如她跟着你们乘船，那我也乘船。假如她选择回锡耶纳，那我也回去。”
“我懂了，很好。”拉宾诺维茨朝娜塔丽瞟了一眼，她脸色苍白，一动不动地坐着。他问道：“贝克博士对这说了些什么呢？”
“呃，他说，作为母亲，她无疑会做出明智的决定，冒险航行对她的婴孩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也是受不了的，她并不是无国籍的难民。这就是他要告诉她的。”
“你有十二年没见过这人了，埃伦。”娜塔丽才讲了半句，声音就几乎发抖了，她的两只手揉着那几张油印纸，“他要你留在这儿。为什么呢？”
“呃，到底是为什么呢？你以为他会谋害我吗？”杰斯特罗说，显出瑟瑟发抖的滑稽样子，“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他在我研究生班上那会儿，我总是给他最高分的。”
拉宾诺维茨说：“他并不是要谋害你。”
“是呀。我相信他是想帮助他以前的老师的。”
“上帝在上，”娜塔丽几乎喊起来，“你能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有常识的样子来？这人是一个地位很高的纳粹，是什么让你愿意把他讲的全盘接受下来？”
“他不是纳粹，”杰斯特罗摆出心平气和的学究态度说，“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官。他把那个党的党徒说成是一群粗野的、缺乏教养的机会主义者。他确实称赞希特勒把德国统一了起来，可是他对战争正在进行的方式感到十分担忧。犹太人政策把他吓坏了，他一度学习当牧师，我认为他身上并没有排犹主义的骨头，不像我们一直打交道的一些美国领事。”
有人敲了两下门，拉宾诺维茨那个看上去很粗野的助手朝里面瞧了瞧，递给他一个用红蜡封着的信封。拉宾诺维茨看了信，站了起来，脱掉了罩在干净的白衬衫和深色裤子上的工作服，说：“嗯，好吧。我们以后再谈吧。”
“什么事呀？”娜塔丽脱口问道。
“我们可以办离港手续了，我马上要到港务监督那儿去拿这船的证件。”
* * *
(1)土耳其国旗是红底上嵌着白色的星和新月，此处写作黄色，意为这旗子已经很脏了。
(2)指圣母马利亚抱着耶稣，周围有许多人在看的图画。这是一个被许多画家采用的宗教题材。
(3)在意大利南部，靠近那不勒斯海湾。
(4)意大利西南部的一座古城，在公元79年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埋入地下。
(5)犹太教法典。
(6)马可·奥勒留（121—180），古罗马皇帝，是晚期斯多亚派哲学的代表人物。
(7)中古传说中的犹太人，因嘲弄了受难的耶稣而被罚永世流浪。
第三章
班瑞尔·杰斯特罗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苏军厚大衣，沿着波兰西南部的一条路拖着脚步往前走，雪厚得没过了他的脚踝。这支俄国战俘的长长队伍，弯弯曲曲地穿过历史学家称为“上西里西亚”的那个地区平坦的、白茫茫的田野。穿绿衣服的党卫军士兵手持棍棒或者机关枪，监视着这行队列。队伍的前面和后面，开着两辆当啷当啷直响的军用大卡车，装载着更多的党卫军士兵。这支从莱姆斯多夫战俘营最壮实的囚犯中挑出来的劳工队一路都是步行的，途中死了大约三分之一。每天上午十点钟的饭食是一片类似面包的黑乎乎的木头一样的东西，用荨麻、坏土豆、烂菜根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做成的半凉不热的汤。连这样的口粮也经常没有，于是这些人就被解散，在党卫军士兵的枪口下像山羊一样在田地里寻找可吃的东西。每天有十二到十四个小时，他们得跟上那些身强力壮的押送士兵的速度，一步步走着，而押送的士兵则每两个小时一班，轮换着步行和乘车。
班瑞尔·杰斯特罗像橡树一样结实的身体也几乎被拖垮了。在他周围，人们走着走着就倒下了，经常是一声不吭，有时候发出一声呻吟或叫喊。当棒打脚踢都不能使倒下的人醒来的时候，就用一颗子弹打穿他的脑袋。这是一种例行的预防措施，免得游击队可能把他救活并招募他。德国人镇静而仔细地用枪把每一颗头颅打得粉碎，在雪地上缩成一团的俄国军大衣的领边留下一大摊红彤彤的东西。
现在这支队伍正由克拉科夫向卡托维兹行进，新的路标上用粗黑的德文字母写着“KATTOWITZ”。班瑞尔·杰斯特罗麻木地猜想，这场长途跋涉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卡托维兹是工矿中心。他太缺少生命力了，寒冷、饥饿和招架不住的疲劳使他萎靡不振，以致对命运怎么会把他带到这些熟悉的地方来也不感到奇怪了。他把越来越差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盯着前面的那个人上。他的腿移动着，但双膝僵直，因为他只怕关节万一放松了，就会弯下去，那么他就会摔倒，于是脑袋就会被打掉。
在四十个年头里，这条老路没大改变，班瑞尔能预先说出每一个转弯，并知道什么时候另一间农屋或木头盖的教堂会透过细细的、纷飞的干雪出现。特遣队正朝卡托维兹煤矿去吗？命运还不坏呀！在冬天，矿里要比野外暖和。矿工得吃饱才能干活儿。
尽管步行过程中经历了所有这些苦难，班瑞尔还是感激上帝，因为他是在这支劳工队伍中终于离开那个战俘营的。他在上次战争中的经历也好，他在华沙犹太人区的生活也好，都无法跟他在莱姆斯多夫所看到的情况相比。这个战俘营并不是真正的战俘营，那儿没有兵营，没有建筑物，没有点名，没有管理机构，没有维持秩序的手段，除了对架在岗楼上的机枪和对夜里耀眼的探照灯所怀的恐惧，全部设施是一片用带刺的铁丝网围起来的露天场地，延伸出去望不到边，里面圈着二十万快要饿死的人。在东方战线，《日内瓦公约》(1)并不存在，苏联从未在上面签过字。
德国人无论如何都不准备背这么大的战俘包袱。缺乏食物和水的供应，莱姆斯多夫的生活准则是自我保存。战俘们在污秽、恶臭的环境里为了一点儿可吃的东西吵得面红耳赤，大打出手，生了病也没人过问，死尸乱七八糟地倒在粪土和雪地上。每天在带刺的铁丝网外，死人都在一堆堆被焚化，用木材和废油当燃料，焚尸的火光在晚上照得很远。集中营臭得就像附近有一家庞大的肉类罐头厂，就像那里的动物在进行处理，皮上的毛发或鬃毛被烧焦。
德国人十一月进攻莫斯科时抓获的战俘补足了这支劳工特遣队的人数。那些在莱姆斯多夫快要死亡的人却是在夏季战役中被俘获的。现在他们成了在走动的骷髅，随时都有倒下的人，不管白天黑夜，遍地都是。在莱姆斯多夫形形色色的恐惧中，有一件事仍然使杰斯特罗吓得没命。他亲眼看见在探照灯外阴暗的夜色中，一小群战俘饿得发疯，在集中营一个个结冰的垃圾堆旁转来转去，吃那才倒毙的尸体里柔软的内脏。他白天看到过这种残缺不全的尸体。岗楼上看守的士兵一发现这些吃人的人，就向他们开枪。其他战俘抓住了他们，就对他们拳打脚踢，结果了他们的性命。可是，在这些人身上，求生的本能超过了人的天性，因此不再有恐惧。吃人肉的是发了疯的梦游者，只想填饱肚子的白痴，他们枯竭的脑子里还剩下足够的机智在晚上找东西吃，像小狼一样在阴暗处躲躲藏藏。无论在卡托维兹是什么前景，班瑞尔·杰斯特罗知道，不可能比莱姆斯多夫更糟。
然而，看来队伍不是朝卡托维兹进发。前头的队伍向左拐了个弯，这样特遣队就会朝南到奥斯威辛去，班瑞尔是明白这一点的。可是，奥斯威辛要这么大批的劳动力去干什么呢？他少年时代进的经院就在那个地方，那是一个只有小制造业的小镇，孤零零地坐落在索拉河和维斯图拉河汇合的沼泽地带。它主要是一个铁路联轨站，那里没有重活。在路的转弯处，他看见一块写有黑体字的新箭头牌子，钉在褪了色的“奥斯威辛”路标上，德国人在上面用了旧名字。班瑞尔从年轻时就记得这名字，那时奥斯威辛还属于奥地利，它不仅像德国名字通常听起来那样刺耳，而且听上去甚至不像奥斯威辛了。
* * *
(1)1864年，欧洲诸强国在瑞士日内瓦签订协定，给予战俘人道待遇。
第四章
拉宾诺维茨坐着装满生活用品的陈旧货车回来了，后面跟着两辆装着淡水和柴油的槽车。这就激起了人们的工作热情，从黄昏一直干到深夜。犹太人叫着、笑着、唱着，把货物传递到舷梯，传过甲板，传下舱口——一袋袋面粉和土豆，一网袋一网袋生了虫的卷心菜和别的没长好的、疙疙瘩瘩的蔬菜，一捆捆鱼干，以及一箱箱罐头食品。衣衫褴褛的土耳其船员把输油管和输水管搬到船上，只见这些管子不住地颠簸、跳动着，发出呻吟声。他们扣下舱口盖，笨手笨脚地修理着起锚机，盘起绳索，骂天骂地，用锤子敲打，东奔西跑。这艘旧船像是感染到即将起航所引起的兴奋，嘎嘎吱吱地响着，摇摇摆摆，把停泊的缆绳绷得紧紧的。寒风阵阵，掀起的大浪涌过防波堤，然而高兴地说个没完的乘客不顾寒风，仍然挤在摇晃不定的甲板上观看准备工作。当他们下去就餐时，在耀眼的半圆月下，风已越来越大，将近八级了。
娜塔丽穿着一件紫色的绉绸衣服，脸上搽了点儿胭脂和口红，犹豫不决地站在拉宾诺维茨舱房门外摇晃的甲板上，紧紧裹住她双肩的是埃伦的灰围巾。她叹了一口气，敲了敲门。
“喂，亨利太太。”
在肮脏的舱壁上原来钉那些裸体姑娘画片儿的地方显出一块块淡黄的长方形。除此之外，舱房内还是和以前一样充满臭气和凌乱：没有铺好的床、乱堆着的文件、盘旋的烟草烟雾和挂在衣钩上晃动着的衣服散发出的劳动者气味。他关门时说：“这不是萨拉·爱罗斯基的衣服吗？”
“我是从她那儿买来的。”娜塔丽靠在门口稳住身子，“我讨厌老穿在身上的那件咖啡色羊毛衣服，真是讨厌极了。”
“我们去和尼斯当局谈话的时候，萨拉总是穿这件衣服，她对付法国人倒很有一套。”
“我对她简直不了解，我对你们所有的人都太不了解！”
“你的娃娃怎样啦？”
“病了。他老是抓自己的右耳，他还发烧。”
“你带他去过医务室吗？”
“去过了，他们给了我一些药丸让他吃。”
“嗯。你们和我们一起走吗？”
“我还没拿定主意。”
“这并不困难。”他把办公桌前的那张椅子让给她坐，自己蹲在铁甲板上，“怎么对你自己最有利，就决定怎么做。”
“你到底为什么把我们带上船来呢？你这是给自己找麻烦！”
“心血来潮，亨利太太。”他使劲吸烟，“我们由尼斯开船的时候，并没打算停在这儿。发电机烧坏了，我只好在罗马弄一台发电机的电枢，同时再弄点儿钱。我和赫伯特·罗斯联系，他告诉我你叔叔在那儿。我很钦佩他，所以——”
“你的乘客都是从尼斯来的人吗？”
“不，都不是。他们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锋，现在是难民了，大多数是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他们本打算由黑海边的康斯坦察走——一般都是走这条路线的，可是为他们疏通的那个罗马尼亚人拿了他们的钱跑掉了。他们被犹太人代办处转来转去，转了几个月，最后到了法国的意大利占领区。对犹太人来说，那倒是一个不坏的地方，可是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要继续到巴勒斯坦去。这正是我要做的事，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瞧，就是这么回事。”
“你们是直接去巴勒斯坦，还是经过土耳其？我听到过两种说法。”
“我说不准。关于这一点，我会在海上收到无线电信号的。”
“要是你们经过土耳其，你就得带你们的人非法穿过叙利亚的山区，是吗？敌对的阿拉伯国家？”
“我以前就这么干过。如果我们能直接回家，我们当然会这么做的。”
“你们的发动机会在海上出毛病吗？”
“不会的。我是船舶机械师。这条船是旧了，可这是法国货，法国人造的船都挺好。”
“可是超员呢？底下那些重重叠叠的铺位，简直像厕所里敞着的长槽！假如又来一次连续三天的暴风雨呢？疾病不就蔓延了吗？
“亨利太太，这些人是经常受到恶劣条件锻炼的。”
“难道你就没想过，”她拧着手里的围巾，“你们这条船开不成吗？办理离港手续可能只是一个圈套，为了把我叔叔悄悄骗走吗？就在维尔纳·贝克露面之后，你们拿到了你们的文件，这太巧了。”拉宾诺维茨做出表示怀疑的鬼脸，她很快地讲下去，“我现在想到一件事。要是我们离开‘救世主’号的话，我不是说我们会离开，可要是我们离开，埃伦就可以坚持要求直接去土耳其领事馆。我们在那儿等你通过海岸警卫队转播的信号，说你们已经过了三英里线。要是没有信号，我们就要求土耳其给予避难权，并且——你笑什么呀？”
“这儿没有土耳其领事馆。”
“你说过有的呀。”
“他是名誉领事，一个意大利银行家，可巧是一个改变了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挺帮忙的。最近的领事馆在亚得里亚海边的巴里。”
“唉，见鬼！”
“不管怎样，领事馆不像大使馆那样能给予避难权。”他笑得更厉害了，“你很费了些脑筋，是吗？”
“唉，我连信号都想好了。”
“真的吗？是什么呢？”
“嗯——”她有些窘地讲了出来，“‘明年在耶路撒冷’，就是逾越节家宴(1)祈祷的最后一句。”
“我懂得这是什么。”他的笑容消失了，显出严肃认真的表情，“听着，亨利太太，意大利人不需要大量饥饿的无国籍犹太人。我们会走的，你也应该来。”
“哦，我应该？为什么呢？”船和码头碰撞，这个烟雾腾腾的小房间也不住地摇晃，使娜塔丽想要呕吐。
“就说因为你的娃娃是犹太血统，所以你该去犹太人的故国吧！”
“他只有一半犹太血统。”
“是吗？问问德国人。”
“嘿，难道你不知道我对巴勒斯坦没有感情吗？一点儿都没有！我是一个美国人，完全没有宗教信仰，嫁给了一个信基督教的海军军官。”
“给我讲讲你的丈夫吧。”
这个问题吓了她一跳。她很不自然地回答说：“我有很久没见到他了，他在太平洋什么地方的潜艇上。”
他拿出一个破旧的皮夹，给她看了一个胸脯很大、头发浓密的黝黑姑娘的相片。他说：“那是我妻子，她是在乘公共汽车的时候被阿拉伯人炸死的，公共汽车炸掉了。”
“那太可怕了。”
“这是八年前发生的事。”
“可你还要我带我的孩子到那种地方去？”
“犹太人到哪儿都是生活在危险中。”
“在美国就不。”
“在那里你们也是异乡之客，在巴勒斯坦你们就是在家里了。”
娜塔丽从她的钱包里拿出一张拜伦穿军装的小彩色照片，说：“这是我丈夫。”
当拉宾诺维茨皱着眉头看照片时，拜伦的形象又在娜塔丽的记忆中浮现了。“他看上去挺年轻。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
几个月来，她一直把她结婚的事置于脑后——那些愚蠢的决定把她弄得晕头转向，结果独自躺在外国医院里生产，痛得神志模糊，周围尽是陌生的面孔，耳朵里听到的是似懂非懂的用意大利语讲的医学用语。尽管一看到红彤彤的皱皮肤娃娃，她的心中就充满了美妙的爱情，但她当时认为自己的生活已经毁了，她现在或多或少仍然这么认为。可是，当她向这个巴勒斯坦人简单叙述往事的时候，拜伦·亨利的魔力和闯劲儿，他的机灵，他的孩子气的吸引力，又从她心底涌起。还有，不管事情办得多么轻率，在里斯本短暂的蜜月都是无比甜蜜的。她想——尽管她没对拉宾诺维茨说这些——享受过那样的欢乐，哪怕一辈子不能恢复健康也是值得的。何况，她又有了路易斯。
拉宾诺维茨倾听着，接着刚抽完的烟又点了一支烟。“你从来没碰到过像他那样的犹太小伙子吗？”
“是呀，和我一起出去玩的全都是些立志做医生、律师、作家、会计师或大学教授的人。”
“中产阶级类型的。”
“是的。”
“带你儿子到巴勒斯坦去，他会长成像他父亲那样讲求实干的人。”
“万一发生意外呢？”娜塔丽怕自己在这码头旁边就可能晕船，这样摇摆真叫人想呕吐，她从椅子上站起身，靠着舱壁，“我希望这条船能横渡地中海，可是以后怎么样呢？最终被关进英国的集中营？要不然带着一个娃娃穿过阿拉伯山区，被开枪打死或被俘后杀死？”
“亨利太太，带他到锡耶纳去很危险。”
“那我也不知道。我叔叔和贝克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打电话和我们在罗马的代办谈过。代办劝埃伦去锡耶纳，他把这次航行称作我们的一次不必要冒险。”
“你们的代办让他相信一个希特勒的官僚吗？”
“他说他很了解贝克，他不是纳粹分子，我们自己的外交部门尊重他。贝克提出明天开车带我们回罗马去，直接去大使馆。我不知道该相信什么，而且，老实讲——嗬！”这小舱房的甲板剧烈地颠簸了一下，娜塔丽站不稳了，他跳起来扶住她，她倒在他身上，她的乳房撞在他的胸上，他紧紧地攥住她的两只上臂，随后轻轻地把她拉开。
“稳住。”
“对不起。”
“没关系。”
他松手把她放开了。她勉强笑了笑，她的双臂和乳房都感到痛。
“风向一直逆转着，气象报告也不好，可我们还是天一亮就开船。”
“这倒可能解决了我的问题，也许贝克不会那么早就来。”
“他会的，你最好做出决定。不过，对你来说，这是一个麻烦的问题，我看得出来。”
埃伦·杰斯特罗身穿蓝色的浴衣，稀疏的灰白头发都被吹乱了，他敲了敲门，随即打开门。“对不起，打扰了。娃娃动得很奇怪，娜塔丽。”她的脸吓得变了样。“先别害怕，马上来看看。”
拉宾诺维茨抓住她的手臂，他们一起走了出去。他们在月光下狂风扫过的甲板上急匆匆地跑着，娜塔丽被吹得披头散发。路易斯躺在床铺上的篮子里，眼睛闭着，紧握着的拳头不断地向左右挥动。
“路易斯！”她俯身朝着他，两只手放在他扭动着的小身体上，“孩子，孩子！醒醒——啊，他怎么不睁开眼睛啦！怎么回事啊？他这么乱扭着身子！”
拉宾诺维茨把裹着毯子的孩子抱了起来。“这是发烧引起的痉挛。别着急，婴儿痉挛很快就会好的。”路易斯的脑袋猛地从毯子上抬起来，眼睛仍然闭着。“我们带他去医务室吧。”
娜塔丽跟着他，跑到下层甲板上。那里光线阴暗、臭气扑鼻——厕所的臭气、挤在一起好久没洗澡的身体和衣服发出的臭气、人嘴里呼出来的陈腐的臭气，混成一股恶臭。拉宾诺维茨挤过医务室门外阻塞了通道的长队。在窄小的漆着白漆的舱房里，他把婴孩递给医生。那是一个形容枯槁的灰胡子老头儿，穿着一件肮脏的白大褂。医生愁容满面地解开裹着路易斯的毯子，看了看扭动着的身子，同意说这是痉挛。他无药可给。他的声音嘶哑、虚弱，他用德国意第绪语让娜塔丽放心：“就是这只发炎的右耳朵引起的，你知道，发烧是并发症。我肯定这跟脑子无关。他很快就会好，不会有不好的后果。”他看上去并不像他说的话那么让人高兴。
“洗个热水澡怎么样？”拉宾诺维茨说。
“行啊，有好处，可是这条船上没有热水，只有冷水淋浴。”
拉宾诺维茨抱起了路易斯，对娜塔丽说：“来。”
他们急急忙忙走下通道，到船上的厨房里去。这厨房哪怕在晚上已经收拾干净，关上了门，就像现在这样，但仍是臭烘烘、油腻腻的。不过，有一件器具——一只巨大的桶，在摇曳的电灯光中闪闪发亮。汤是难民伙食中的主要东西。拉宾诺维茨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这个饭店锅炉，安装在这里。他敏捷地打开龙头和阀门，水流进了大桶，蒸汽噗噗地从桶底下一个喷嘴里冒了出来。
“试一试，”几秒钟后他说，“太烫吗？”
她把一只手浸了一下，说：“不。”
她挽起了自己紫色的衣袖，脱光那个扭动着的婴孩的衣服，把那小身体浸在温水里，直浸到下巴。“在他头上也弄一点儿水。”她照做了，路易斯僵直的背不久便放松了。拉宾诺维茨又放进了一些冷水。痉挛减轻了，她的儿子在她手里变软了，她怀着紧张的希望看了拉宾诺维茨一眼。
“我的小弟弟痉挛的时候，”他说，“我母亲总是这么办的。”
蓝眼睛睁开了，婴孩的眼光对着娜塔丽，他有气无力地向她流露出小小的微笑，这一笑使她心痛得不得了。她对拉宾诺维茨说：“上帝保佑你。”
“把他带回上面去，让他一直保持暖和，”拉宾诺维茨说，“我弟弟事后常常要睡几个小时哩。要是你还有什么事，就告诉我。如果必要的话，岸上有一个我们能去的诊所。”
过了些时候，他来到她的舱房，往里看了看，里面点了两支蜡烛。他的脸和双手都被机油搞黑了。埃伦在上铺睡着了。娜塔丽坐在婴孩身边，她穿着浴衣，头发别了上去，一只手搭在盖着毯子的篮子上。
“他怎么样？”
“他睡熟了，不过睡熟的时候还老是揉那只耳朵呢。”
拉宾诺维茨拿出一个小小的扁瓶，倒满了一小玻璃杯。“喝这个，”他对娜塔丽说，“斯力伏维茨(2)。你知道这是什么吧？”
“我喝过斯力伏维茨，喝过许多。”她一饮而尽，“谢谢你。这电是怎么搞的？”
“发电机又不行了，我正尽力修。你的蜡烛够吗？”
“够的。要是修不好，你们能开船吗？”
“会修好的，我们会开走。再喝点儿斯力伏维茨吗？”
“不了，这样挺好。”
“回头见。”
凌晨两点左右，电灯忽明忽暗地亮了起来，娜塔丽开始收拾她从一个乘客那里买来的硬纸板箱子。只用了几分钟时间，她又继续熬夜照看孩子。这是漫长而痛苦的一夜，她心潮起伏，毫无结果地懊悔和思考往事，一直追溯到她的少女时代，中间断断续续地打了几次做着噩梦的瞌睡。婴孩睡得不安稳，翻来覆去。她不断地摸着他的前额，觉得前额似乎还凉，然而，当舷窗外开始发白时，他突然出了一身大汗，她只得给他换上干净的襁褓。
她提着箱子到舷梯去时，赫伯特·罗斯在微风吹拂的甲板上碰到了她。天开始亮了，一个晴朗愉快的日子。甲板上满是兴高采烈的乘客，有些乘客正在舱口盖上面围住一个拉六角手风琴的人唱歌，他们的手臂互相搭在肩上。一些土耳其船员大声地从码头到甲板来回吆喝，滑车那边传来闹哄哄的起吊声。
“天哪！”罗斯说道，“你不会真的这么干吧，娜塔丽？你不会把自己送到德国人手里去吧？”
“我的孩子病得厉害。”
“亲爱的，孩子发烧是吓人的，可是他们好起来也快得惊人。只要在海上待几天，你们就安全了，以后就永远安全了。安全和自由了！”
“你们可能要在海上待几个星期呢，也许还得翻山越岭。”
“我们会成功的，你的娃娃也会好的。看看天气嘛，这可是一个好预兆哩！”
他讲的关于天气的话倒是真的。海港平静了下来，风似乎也小了，维苏威火山好像是用墨水画在苹果绿的地平线上，幸福像花儿的芬芳一样散布在拥挤的甲板上。可是，方才娜塔丽给路易斯换衣服时，他又打哆嗦了，乱抓耳朵，哭哭啼啼。她回想起那阵痉挛、医务室、可怕的夜、空气恶浊的下层甲板，就受不了了。她把箱子放在舷梯口，说：“我想不会有人来偷这个的，不过还是请看一下，只一会儿。”
“娜塔丽，你在做错事哪！”
她很快回来了，带着躺在篮子里裹得严严的路易斯，她后面跟着披斗篷、戴帽子的杰斯特罗。贝克的梅赛德斯水箱上有个很大的外交标志——大红色的盾牌，白色的圆圈，粗黑的卐字——车到码头上就停住了。拉宾诺维茨这时站在舷梯口罗斯旁边，他的手、脸和工作服都弄脏了，他正用破布擦着双手。
随着梅赛德斯的到来，甲板上乘客们欢乐的合唱声一下子停止了，他们一动也不动地瞧着那辆汽车和两个美国人，只剩下船员们沙哑的咒骂声、海水的溅泼声、海鸟的鸣叫声。拉宾诺维茨提起箱子，又从娜塔丽手中接过那个篮子，说：“好，我来帮你拿。”
“你太好了。”
她正要踏上跳板时，赫伯特·罗斯朝她冲过来，抓住了她的胳膊。“娜塔丽！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要是你叔叔坚持的话，就让他下船去吧。他已经活够了，你和你的小孩还没有！”
拉宾诺维茨把这个美国人推到一边，对他咬牙切齿地说：“别做一个该死的傻瓜！”
维尔纳·贝克博士打扮得很花哨，穿着花呢外套，戴着灯芯绒帽子。他跳下梅赛德斯，打开了前后车门，鞠了个躬，微笑着。这个场面在娜塔丽眼前旋转。当贝克把两只箱子装入汽车尾部的行李厢时，杰斯特罗从前门上了车。阿夫兰·拉宾诺维茨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放在后座上。“好啦，再见吧，杰斯特罗博士。”他说，“再见了，亨利太太。”
贝克坐在驾驶座上。
她哽咽地对拉宾诺维茨说：“我做得对吗？”
“算了。”他用粗糙的手摸了摸她的脸颊，“明年在耶路撒冷。”
泪水涌到她的眼眶里。她吻了吻他胡子拉碴、沾着油污的脸，蹒跚地上了车。他给她关上车门。“我们走吧！”他用意大利语对那些船员喊道，“收起跳板！”
随着杰斯特罗和贝克愉快地交谈，梅赛德斯驶下码头。娜塔丽俯身在婴孩的篮子上，强忍着眼泪的哽咽使她的喉咙抽搐了。当这辆车朝北驶出那不勒斯，在一条没有人的碎石公路上行驶时，太阳升起来了，发出耀眼的白光。维尔纳·贝克把车停在美国大使馆门口，帮着娜塔丽下车的时候，下午的阳光正斜射到威尼托路。路易斯发高烧了。
红十字会在为被拘留者传递着邮件。在娜塔丽离开这里去锡耶纳之前，她给拜伦写了封信，告诉了他发生的事情，内容大致如下：
由于我又回到了文明世界——要是你把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叫作文明世界的话——我发现自己做了一件慎重的事情。我们安全而舒适。一个美国医生在给路易斯治病，他在康复中。那艘船真可怕，天知道那些人会有什么遭遇。不过，我仍希望自己不曾对那艘船感到那么恶心。我要听到“救世主”号的下落后才能安下心来。
* * *
(1)逾越节第一天晚上犹太人举行家宴，纪念他们的祖先离开埃及，餐前需做祈祷。娜塔丽引用的是祈祷词的最后一句。
(2)一种用梅子蒸馏酿的白酒，即青梅白兰地。
第五章
除了牵挂下落不明的妻子和儿子，拜伦·亨利倒是挺喜欢这场和日本进行的新战争。这使他一度摆脱了“乌贼”号和它吹毛求疵的艇长，承担了甲米地海军基地废墟的物资挖掘工作。在炸毁了的碎石和烧焦了的断木下面，在烧焦了的盒子和板条箱里，装有大量珍贵的军需品——电子装备、衣服、食物、机械、水雷、弹药，千百种让舰队发挥作用的必需品。首先，各种零件现在比金刚钻更需要。拜伦带着一支相当大的工作队天天挖掘这些物资，装车朝西运到巴丹。
在甲米地受到袭击时，他从炮火中抢救鱼雷的功绩，使他直接从哈特将军的司令部得到这一委任，只要他能从这个西面环抱着海湾的半岛上——美军正从这里挖进山去，为可能受到长期围困做准备——提供物资，他在烧毁了的废墟中就享有全权委托。这样的行动自由使拜伦着魔。他对文书工作和规章制度的蔑视使他在“乌贼”号上的日子非常难过，但干捡垃圾这一行，倒是他最大的优点。为了推动工作，他签署任何文件，编造任何谎话。他征用闲着的人手和车辆，好像他就是将军本人。为了克服障碍，消除争端，他利用被烟火熏黑了的一箱箱啤酒和烟卷，这些东西他是从废墟中偶然发现的一个大地窖里弄到的，它们像金币一样顶事，他的司机和搬运工也都得到了很多这类东西。他确保他们吃得好，必要的时候，他还厚着脸皮以紧急情况为借口，把他们带到军官食堂去。
有一次空袭期间，他让他的十七个人长驱直入马尼拉旅馆的餐厅。当炸弹在海滨爆炸的时候，这帮满身污垢、汗流浃背的工人，围着白餐巾，一边听弦乐，一边吃着豪华的午饭。他用印刷精致的海军支票付这餐很贵的饭钱，还自己掏腰包，另加一张五美元的小费。接着，他很快地走出去，撇下侍者头儿半信半疑地瞪着那张薄薄的蓝纸。就这样，拜伦使得他那帮由水手、码头工人、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卡车司机杂凑起来的挖掘工人——菲律宾人、美国人、中国人，他全都不在乎——高高兴兴地由黎明苦干到黄昏。他们紧紧地跟着他，因为他让他们老是有事干，像驯兽人把鱼儿扔给他的海豹一样给他们好处，对他们在碎石堆里小偷小摸的行为只当没看见。
被摧毁的臭气冲天的甲米地基地使他想起了战火纷飞的华沙，在那儿他和娜塔丽正赶上希特勒入侵。这可是另一种战争：从热带晴朗的天空中偶尔投下的炸弹使舰艇起火，使海滨棕榈树丛中冒起许多火焰，和摧毁波兰首都的暴风雨似的德国炮弹和炸弹全然不同，也没有敌人逼近的恐怖。甲米地已被炸得一塌糊涂，是一个被彻底炸毁了的军事目标，但那基地只是马尼拉湾一百英里长的安然无恙的海岸线上一个硝烟滚滚的污点。城市本身仍保持着和平时期的样子：灼人的暑热，强烈得炫目的阳光，来来往往的拥挤的汽车和慢腾腾的牛车，几个白人和成群的菲律宾人在人行道上溜达。警报、大火、沙袋，小小的日本轰炸机在尽是棕榈树的绿色小山上空隐隐出现，带着黑烟的轰轰响的高射炮弹差着一大截，根本打不到。这一切构成了这座城市的战争场面——在感觉上略微有点儿像电影中的战争。
拜伦知道事情会变得更棘手。悲观的谣言大量流传。譬如说，整个太平洋舰队已经在珍珠港被炸沉，包括全部航空母舰在内，但应该承担罪责的总统扣压着这个灾难性消息。再不就是说，麦克阿瑟宣布的“小股”敌人在吕宋岛登陆是在扯谎。又说，日本军队已经大批登陆，有几千辆坦克在隆隆开向马尼拉，等等。大多数人相信麦克阿瑟将军告诉他们的话：日本人在北部登陆是少量佯攻，已经被遏制住了，而且大量援军正在途中。同样也有乐观的谣传，说是有一支庞大的增援护航舰队已经从圣弗朗西斯科出发，运来一个海军陆战师和三个机械化陆军师，外加两艘满载战斗机和轰炸机的航空母舰。
拜伦对任何一种讲法都不太感兴趣。潜艇一接到通知，半小时内就能离开吕宋岛。至于他在珍珠港的父亲和哥哥，维克多·亨利在他看来是不可摧毁的，而他怀疑“企业”号已经沉没。这总会水落石出的。只要他肯定娜塔丽和婴孩已在回家的途中，他就会很高兴了。这项工作真是上天恩赐的，它使他白天太忙，而晚上又太累，以至无法操心太多。
这段美好的时光突然结束了。他让送货的卡车队停在马尼拉商业区，自己去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碰到手里拿着一个厚信封的布朗奇·胡班正从马思曼大楼里出来。胡班在阳光中眨巴着眼睛。
“好哇，好哇，正巧是勃拉尼·亨利本人，无拘无束得像只鹅啦！”“乌贼”号艇长抓住了他的胳膊，“这下子倒省事了。”
胡班漂亮的脸上有一种严厉的神情，下巴朝前翘得厉害，整齐的克拉克·盖博(1)式的小胡子看上去竖了起来。他斜瞟了一下那四辆满载货物的卡车，又朝拜伦的那帮工人看了一眼。他们都光着胸脯，或穿着肮脏的汗衫，喝着罐头里微温的啤酒。“到马里韦莱斯去，对吗？”
“是的，长官，等我汇报之后。”
“我也一路乘车去。你这里的职务要解除了。”
“长官，柏西菲尔中校等着要见我，而且——”
“柏西菲尔中校的意思我全知道。去吧！我等着。”
柏西菲尔告诉拜伦少将要见他，并且加了几句：“亨利少尉，你已经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会想念你的。把你的人手和车辆都移交给马里韦莱斯的塔利上校吧。”
拜伦被一个文书军士领去见亚洲舰队总司令，一个穿一身白制服的干瘪小老头儿。他坐在特大的办公桌前，面对着棕榈树成行的蓝色海湾的壮丽全景。
“你是帕格·亨利的儿子，是吗？华伦的弟弟？”哈特带着鼻音这样说，但没打招呼。他的圆脸饱经风霜，有红褐色的道道斑斑，显出一副受尽煎熬的样子，脖子上全是一条条粗粗细细的晒斑。他在转椅上坐得直挺挺的。
“是的，少将。”
“我想也是的。我主管海军学院的时候，华伦是大队长。真是一个前途无量的人啊，华伦。你父亲是一个杰出的人物。看一下这个。”他把一份电报递给拜伦。
发件人：人事局局长
收件人：维克多（无中间名）亨利上校
解除“加利福尼亚”号（BB—44）舰长职务，改任“北安普敦”号（CA—26）舰长。
看来“加利福尼亚”号失去战斗力了，他父亲仅仅弄到一艘巡洋舰！这倒是一个新闻哩！可是，这个在整个亚洲战场上负责海军的托马斯·哈特为什么要对一个少尉特别注意呢？
“谢谢，将军。”
“‘北安普敦’号，一个不坏的安慰奖。”哈特用粗鲁低哑的声调说，“‘加利福尼亚’号陷在珍珠港的泥浆里了，船身被鱼雷炸了一个该死的大洞。这可是机密。喂，你看上去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小伙子，少尉？”少将拿起两份夹在一起的文件，“看来，因为你在轰炸中从甲米地抢出了大量鱼雷，已经有一封保举信提到了你。作为一个潜艇人员，我很欣赏这功绩。我们很缺乏鱼雷。而且你还一直搞回其他有用的东西，我知道，包括水雷。干得好！另一方面，年轻人——”他翻过一页纸，脸色不高兴了，“你竟然请求调到大西洋去服役！”哈特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交叉放在下巴下面，瞪着眼，“我要看一下亨利的这个孩子，他在这样的时候居然提出这种要求来。”
“长官，我妻子——”
哈特敌对的表情缓和了，声调也缓和了：“是的，我听说你妻子是犹太人，并且她带着一个婴儿，可能会在意大利被捕。这事情很糟，我是同情的，可是你又能对这情况做些什么事呢？”
“长官，要是碰巧有什么要做的话，我就会离他们近一万英里。”
“可是我们这儿需要潜艇军官，我正从供应部门和岸上搜罗这些人哪。也许你妻子现在已经回家了，谁说得准。难道这不可能是真的吗？”
“不大可能，不过即使真的是这样，我还从来没看到过我儿子呢，将军。”
哈特盯着拜伦，不耐烦地摇了摇头：“你可以走了。”
在一辆装满一箱箱水雷、嘎吱嘎吱开着的军用卡车里，布朗奇·胡班挨着拜伦坐在司机座上，到巴丹去的路程真是又长又闷。拜伦在马里韦莱斯海军司令部向他的那帮工人告别，他们正开始卸货，只是随随便便地挥挥手，咕哝了几句作为回答。他怀疑他们能在一起待多久。
“喂，”当军舰上的小艇慢悠悠地驶出去，经过绿色的、处处岩石的科雷希多岛，进入吹拂着微风的海湾时，胡班快活地说，“下一个问题是，‘乌贼’号在哪里？”他留神四顾周围一片空荡荡的海面。马尼拉在地平线那边三十英里外，空袭后的烟雾标明了它的位置所在。看不到一艘船，看不到一条拖船，看不到一艘运垃圾的驳船。因为害怕轰炸，海湾里的船都开走了。“中队就潜伏在这一带海底，拜伦。我们等着吧。”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潜望镜从波面上升起，四面看看，又消失了。这时，那条小艇顶风停着，摇摇摆摆。终于，一只潜望镜冒了出来，转了一下，像海蛇的湿漉漉的脑袋一样凝视着小艇，朝它移去。深色的船身浮出海面，冲出一道道白色的水花。不久，拜伦又回到了狭窄的“乌贼”号上。尽管他很不喜欢，它还是使他有回家的感觉和味道。
副艇长说艇上已经接到他的调令，这使他吃了一惊。他不相信地叫起来，埃斯特上尉却坚持说：“接替的人在这儿了，我告诉你，就是奎恩少尉，你认得他，离开可怜的老‘海狮’号的时候，那家伙喝了不少海水呢。他们正在重新安排那艘潜艇上的军官。有一封你的保举信，我的小伙子，可是将军要把你调到大西洋去。”
拜伦假装若无其事地说：“那么，我什么时候可以走呢，‘夫人’(2)？”
“忍耐一下吧。奎恩只在海上待过四个月，他要取得资格才行。顺便提一句，军官室开会，还有两分钟就开始了。”
脸色苍白、爱咬手指甲的奎恩少尉最近才离开一艘在甲米地沉没的潜艇，在那张绿面小桌旁，他是唯一的新面孔。胡班艇长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地出席了。拜伦心想，他不但显得年轻了一些，而且也不那么叫人反感了，这个爱好打扮的、在和平时期飞黄腾达并在女人中厮混惯了的家伙，这会儿成了挺顶真的军官。
“要是你们哪一位对这艘潜艇有疑问，”胡班咧了咧嘴，把用旧磨损了的北太平洋的水道测量局航海图摊在桌上，“这是一艘在战斗中受过伤的潜艇，没有很多机会让它在海上被彻底修好，因此——司令部下令说，诸位，要做好准备，进行一级战备侦察。三天之内完成维修工作，要不然就别修了。我们维修完，装上给养和鱼雷就出发。有情报说，大队的运输船由战列舰、航空母舰、巡洋舰和天知道还有什么舰只护航，已经离开日本本国诸岛，要大举进犯吕宋岛。目的地嘛，很可能是林加延湾。‘乌贼’号和中队的大部分舰艇都把侦察当作过圣诞节一样。我们的命令很简单。目标嘛，先后的次序是：第一，运载部队的船只；第二，主要的作战舰；第三，任何战舰；第四，任何日本船只。”
拜伦背上一阵战栗。他看见桌子周围尽是紧闭的嘴巴、睁大的眼睛、严肃的表情，卡塔尔·埃斯特的长脸上闪过古怪的微笑。
艇长拍了拍蓝黄色的航海图：“好吧。首先，研究一下基本情况。我们这儿离东京一千八百英里，离一直出动飞机对我们狂轰滥炸的台湾轰炸机基地五百英里，离圣弗朗西斯科七千英里，小伙子们，离珍珠港四千多英里。
“你们也知道，关岛和威克岛看来是保不住了。它们可能会在一星期内成为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空军基地。”胡班的手指在破破烂烂、皱皱巴巴的航海图上从一个点跳到另一个点，“因此，我们的交通线被切断了。我们就在日本的后院里，被包围了，陷入了罗网。就是这么回事。我们怎么会落入这样的困境的，有朝一日你们可以问问那些政客。此刻，救助只能由海上到菲律宾，经过日本空军航程够不到的萨摩亚群岛和澳大利亚这条漫长的路程，每条路都长一万英里。”他意味深长地环顾了一下桌子四周。
“顺便提一句，关于从圣弗朗西斯科开来庞大护航队的说法是安抚民心的空话，别当它一回事。我们将在受敌人控制的海域里侦察。亚洲舰队的其他舰艇将朝南开往爪哇，它们禁不起轰炸机袭击。只有潜艇留下。我们的任务是扰乱日本远征军主力的登陆——在那里，自然不用说，驱逐舰会像狗背上的跳蚤那么多。”他又朝四周看了一眼，露出刚强而高兴的微笑，“有问题吗？”
埃斯特没精打采、懒懒散散地坐着，举起了一只手：“先后次序的第四条是什么，长官？任何日本船只？”
“一点儿不错。”
“没有武装的商船和油轮也一样？”
“我说的是任何日本船只。”
“我们遵守《日内瓦公约》规定的程序，当然啦——警告、搜查、让船员上小船，以及其他等等。”
胡班从一个吕宋纸信封里抽出几张印着文字的粗糙、灰色的纸。“好，这是关于那一点的命令。”他轻轻弹了弹那几张纸，他的声音变成朗读式的单调语气，“在这儿哪——‘十二月八日，本部接到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发来的如下紧急命令：不断地、无限制地对日进行潜艇战。’”胡班停下来，意味深长地看了他的军官们一眼，“‘乌贼’号将奉命执行。”
“艇长，”拜伦说，“难道一九一七年我们不就是因为德国这么做而对德宣战的吗？”
“你提出这一点来很好。情况不一样，德国人打沉中立国的船只，我们只进攻敌船。‘无限制’在这儿意味着不论军舰还是商船，一样对待。”
“长官，那么第二十二条呢？”奎恩少尉举起一根指甲被啃过的瘦骨嶙峋的手指说。
胡班没有了小胡子，笑起来很孩子气。“好，你为了取得资格而记住这些条例。再背一遍。”
奎恩用呆板平淡的声音很不自然地背道：“除了商船在接到正式命令后坚持拒绝停航的情况，如果商船上的乘客、船员和该船的证明文件尚未被送到安全地点，潜艇不得将商船击沉或使其丧失航行能力。就此而言，商船上的救生艇不被认为是安全地点，除非在当时的海洋和天气条件下，附近有陆地或者有另一艘能够接纳乘客和船员的船在场，乘客和船员的安全能获得保证。”
“好极了，”胡班说，“忘掉它吧。”奎恩看上去像只受惊的家禽。“诸位，日本人在和平谈判的过程中，只字不提就进攻珍珠港。我们没有抛开文明战争的规则，他们却抛开了。我们受的训练不是用来对付这种战争的，可是我们确确实实遇到了这种战争。遇到了也好，等我们搞完了那套烦琐的仪式，我们的目标早就发出呼救信号，日本飞机也已经像蝗虫似的在我们头顶上了。”
“艇长，让我领会一下你的意思。”埃斯特擦着一根火柴，点上一支粗粗的灰色雪茄，“这就是说，假如我们看到它们，我们就击沉它们吗？”
“我们看到它们，‘夫人’，我们认出它们，然后我们击沉它们。”他脸上流露出开玩笑的狞笑，“拿不准的话，当然，我们就便宜它们。我们拍照。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么会就开到这儿吧，诸位。”
军官们离开军官室时，艇长说：“勃拉尼！”
“是，长官。”
拜伦转过身来。胡班伸出一只手，微笑着。这无声的动作、这年轻的笑容，像是把六个月来紧张的敌意一笔勾销了。这就是领导艺术，拜伦想道。他握住了艇长的手。胡班说：“我真高兴你至少可以和我们一起做一次战备侦察。”
“我正盼着哩，艇长。”
天一亮，他就起来了，拼命地干活儿。他在鱼雷舱里同他的上司和船员们一起干到很晚，为战备侦察做好准备。拜伦·亨利难得睡不着觉，可是今晚他一个劲儿地怀念起他的妻子和儿子来。在他现在和奎恩合住的舱房里，全是他的纪念品：贴在舱壁上的她的照片，那些看了又看、看得破烂发皱的信，在里斯本从她那里偷偷拿来的围巾，以及婴儿唯一的快照。他在黑夜里完全清醒地躺着，发觉自己在重温匆匆忙忙的浪漫史里那些最美好的时刻——他们的初次相见、他们在波兰的历险、她在杰斯特罗别墅粉红色闺房里的爱情表白、迈阿密的约会、里斯本三天蜜月中疯狂的爱情生活和在雾蒙蒙的黎明码头上的道别。他能够详细回忆起这些情景、她的和他的话、她最细微的动作、她眼睛里的神情，可是这些记忆已经变得迟钝了，就像旧唱片放的次数太多一样。他试着想象如今她在哪里，他的孩子长什么模样，他尽情幻想着热情的团聚。听到他的调令已到艇上，他就像得了一颗宝石似的，这第一次的战备侦察将是他在“乌贼”号上的最后一次航行，要是他经过这次侦察能保住性命，他就要去大西洋了。
* * *
(1)克拉克·盖博（1901—1960），美国电影明星，曾在《乱世佳人》等许多影片中担任角色。
(2)“夫人”是埃斯特上尉的绰号。
第六章
在帕米拉·塔茨伯利写信给亨利上校那天——袭击珍珠港前三个星期——十一月寒夜的冷雾使伦敦变得黑沉沉的已有一星期之久，雾从窗户和钥匙孔里渗进来，透过关着的门，穿过每一道裂缝。门的球形把手和楼梯扶手碰上去都黏糊糊的。室内外，人们呼吸到的都是雾气，没有地方可以避开潮气。她整理热带旅行用的东西时，支气管炎使她发烧、颤抖，咳出痰来。
她床头的收音机里六点钟那次新闻广播低沉单调的报道像那雾一样令人发冷。日本参战的威胁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拒绝了罗斯福最近提出的和平方案，正在法属印度支那海岸集结大量军队和舰艇，明显地威胁着马来亚和新加坡。莫斯科广播电台正在否认高加索及其大油田的门户罗斯托夫已落到德国人手中。可是，这些日子里纳粹宣称的每一次胜利，不出一个星期，苏联人总是七折八扣地承认。现在他们已经证实列宁格勒同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正在受到围攻，而且德国军队正朝莫斯科汹涌推进。事实上，还有一艘德国潜艇——正如柏林广播电台几天前宣称的——在直布罗陀海峡外面击沉了“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广播员宣布这一系列倒霉消息时，用的还是英国广播公司的镇静口吻，但已显得越来越乏味了。她还是高高兴兴地整理着行装，因为她可以在地球的另一边看到维克多·亨利了。对于新闻，她早已麻木不仁了，因为几个月来只有坏消息。
电话铃响了，她关上收音机去接电话。
“帕米拉吗？我是菲尔·鲁尔。”
来自过去的声音，低沉、自信、讨厌的声音。她抑制住挂断电话的冲动，说：“什么事？”
“这声‘什么事’说得真是有气无力，帕姆，你好吗？”
“我感冒得厉害。”
“你听上去真像感冒了，真糟。你在干什么？”
“此时此刻吗？整理行装。”
“哦？就为韬基宣布的环球旅行吗？”
“是啊。”
“计划中有新加坡吗？”
“有。怎么啦？”
“我自己下个星期要为《快报》去那儿，坐布伦海姆式轰炸机直接去。”
帕米拉沉默了一会儿，没有搭话。
“帕姆，莱斯里·斯鲁特从莫斯科来了，在城里。他正在打听你呢。我想，你大概会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的。他告诉我许多关于你的朋友亨利上校的事。”
“哦？他有什么消息吗？”
“呃，帕姆，我不知道你最近听到亨利上校的消息是什么时候了。”
“莱斯里在这里干什么？”
“他是到伯尔尼的美国公使馆去，路过这儿。那是他的新职务。”
“真怪，他在莫斯科才待了几个月呀。”
“他在那儿惹上麻烦了。”
“哪方面的事？”
“我猜是关于犹太人的事。这是一个痛疮疤，你别跟他提这件事。”
“你们在哪儿吃晚饭？”
“在萨伏依。”
“我可没法儿在这灯火管制的大雾里跑到萨伏依去。”
“我来接你，亲爱的。七点钟，怎么样？”
听到这种有意做作的亲昵口吻，帕米拉说：“你妻子好吗？”
“天知道，我最后听到的消息是她在莫斯科郊外一家工厂里干活儿。那么，就七点钟见啦？”
帕米拉犹豫起来，她已经下决心避开菲尔·鲁尔，可是她又想知道斯鲁特所了解的关于帕格·亨利的情况。莱斯里·斯鲁特是一个枯燥乏味、野心勃勃的外交官。过去在巴黎，他们四个人一起开开心心地过了大约一年以后，他把娜塔丽·杰斯特罗抛弃了。那时，他和菲尔看上去都很没良心。她现在对斯鲁特比较好，因为他后悔自己做过的事情。他竟跟犹太人的事务发生了关系，这显得特别怪，因为他抛弃娜塔丽主要就是怕有了犹太老婆会影响他的前程。
“你在听着吗，帕米拉？”
“哦，好吧，七点钟。”
一眼看上去，拥挤的萨伏依饭店丝毫不受战争的影响。可是，暗淡无光的壁灯、尘埃满布的帷幕、洗得露出线头来的桌布、上了年纪的手脚不灵的侍者穿着袖口与肘部都已泛绿的黑制服，表明光景艰难。来吃饭的人也是这样，最富裕的伦敦人都有一副憔悴的寒酸相。斯鲁特喝了一匙黏糊糊的苏格兰肉汤，他为这盆汤已经等了二十五分钟了。他做了个鬼脸，放下汤匙：“萨伏依走下坡路了。”
“还有什么不走下坡路呢？”帕米拉摆弄了一下紧围在她细脖子上的珠宝项链。斯鲁特猜想，她一定在发烧：她双颊上有红晕，眼睛闪闪发光，断断续续咳嗽，灰色的开襟羊毛衫纽扣全扣着。
“新加坡就没走下坡路嘛。”菲尔·鲁尔说，“今天我采访了一位休病假回来的将军，他们那地方大炮林立、飞机成群，他们已准备好对付日本人啦。他们的勇气鼓起来了，俱乐部里的威士忌苏打到处哗哗地流着，连老莱佛士旅馆都拥挤不堪，充满了欢乐。他是这么说的。他发现伦敦越来越不行了，吓坏人。”
帕米拉咳嗽着说：“像这里的居民一样。”
鲁尔拉了拉他浓密的红色小胡子，咧开嘴笑着：“你呀，亲爱的，你的模样真迷人。”
很久以前，这歪嘴一笑曾像酒精一样使她兴奋。鲁尔有点儿方的脸胖了一些，从前很密的头发稀了一些，可是他热切的蓝眼睛仍然使她激动。她原以为自己对他已没什么感情了，事实并非如此！
他们在巴黎的恋爱从一开始就不顺利，她为了他那些女侍者、妓女大闹，而他认为没有理由要为她改变这些低级趣味。她因为一个漂亮的耶鲁大学生——一个由布里奇波特来的安提诺乌斯(1)——真的大闹一场，鲁尔和他溜到马略卡岛非常快活地过了三个星期。这一嗜好鲁尔是在中学里养成的，虽然总的来说他更喜欢同女人鬼混。等他回来后，她大发脾气，闹得天翻地覆，他把她揍得直挺挺地趴在地上。于是，她又羞又火，几乎发疯，喝了一瓶碘酊，痛得又打滚又呕吐，他在凌晨三点钟开车送她进医院。这件事情终于使他们断绝了关系。鲁尔继续过他的这种生活，像是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而从他的观点看，这实在不算一回事。
他像斯鲁特一样在巴黎学俄语，这就是他们同住一间房的原因。他被派到苏联当记者以后，碰到“大剧院”剧团里的一个姑娘。那姑娘非常漂亮，于是他就和她结了婚——他是这么写信告诉帕米拉的——仅仅为了占有那姑娘的身子，因为她非常一本正经，什么事都听不进去。他把共产主义的“婚礼宫殿”里的仪式描写成一场笑话：瓦伦泰娜的父母、亲戚和“大剧院”里的好朋友站在四周傻笑，一位神情严厉的胖女士，穿着一套裁剪考究的衣服，简短地给他们上了一段共产主义婚姻课，而新娘子呢，脸臊得通红，一只手紧紧地攥住她漂亮的英国心上人，还有一只手拿着一束蔫了的黄玫瑰。就这样，鲁尔有了一个俄国妻子。他一离开俄国，就把这件事丢在脑后了。
帕米拉避开他亲昵的凝视，哑着嗓子说：“你相信新加坡真是那样吗？”
“干吗不相信呢？我们的垄断资本家通过几个和平主义部门，就在我们鼻子底下，在这英国老家建立了呱呱叫的强大空军和防御体系。不但德国佬，连我们自己的人民都感到惊奇哩！大英帝国是以新加坡为枢轴的，帕姆。要是我们想继续压迫和榨取五亿亚洲人，并且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愚昧的土著居民手中盗窃他们的财富，就一定要使新加坡坚不可摧。因此，这是毫无疑义的。”
“哎呀，不管怎么样，帝国已经完蛋了！”斯鲁特说。
“别说得太肯定，莱斯·温尼(2)毕竟又建立起一个联盟，使它能苟延残喘。俄国人会为我们打败德国人的。你那些在打瞌睡的同胞迟早会参战并战胜日本人。整个垄断资本制度和它的殖民地都是腐朽的，注定要灭亡，只是还不到时候。白人剥削者是顽强的世界主人，要消灭他们，就得发动一场全球性革命。估计那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了。”
“到底是什么让你认为俄国人会打败德国人呢？”帕米拉插嘴说，“你没听见傍晚的新闻广播吗？”
鲁尔又是歪嘴一笑，庞大的身躯在椅子上懒洋洋地挪动，毛茸茸的双手大幅度地挥动一下：“亲爱的，你不了解苏联啊。”
“我了解，”斯鲁特说，“我在莫斯科一直待到上星期四。我还从来没看到过这样的精神崩溃哩，凡是能弄到车子或马的人都溜走了。”
“他们不过是凡人呀。他们会恢复过来的。”鲁尔压低了嗓子，“老弟，希特勒的主力部队从五十英里外朝你冲来，难道不叫人心慌吗？”
“我经历过两次了，这的确可怕。不过，我自己是一个该死的胆小鬼。我原来认为俄国人比较勇敢。”
帕米拉和鲁尔都笑了。帕米拉比较喜欢斯鲁特，因为他老实，虽然他再怎么看也没有一点儿吸引力。这个骨瘦如柴、脸色苍白的前罗德奖学金获得者戴着无边眼镜，时常叼着烟斗，一副神经质的样子，总是让她觉得他像是一个生理上发育不全的人。在莫斯科时，他曾向她大献殷勤，都被她厌烦地拒绝了。她始终不理解娜塔丽·杰斯特罗过去对他的那阵激情。
一阵冷战使她很难受。“莱斯里，亨利上校在莫斯科待了多久？”她不顾自己生病，赶到萨伏依来，就是为了提出这个问题。
“嗯，让我们想想看。你和韬基是十六日走的，是吗？正是最人心惶惶的时候吧？”
“是的。”
“他又待了一个星期，设法弄到比古比雪夫更远的火车票。我原以为在那样慌乱的时候，这是办不到的事，可是最后他弄到了。于是他朝东去，穿过西伯利亚去夏威夷。”
“那么，他现在已经到那儿了？”
“应该是这样。”
“太好了。”
鲁尔用最愉快的口吻对帕米拉说：“你们是情人吗？”
她的声调也同样愉快：“这跟你一点儿也不相干嘛。”
“莱斯里说，”鲁尔听到这冷冰冰的答复，眨了眨眼睛，钉着这个话题谈下去，“杰斯特罗就是和这个人的儿子结婚的，是一个潜艇军官，比她年轻得多。他还极秘密地透露，他自己内心里还在为娜塔丽感到痛苦。她干吗要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来呢？那小伙子让她怀孕了吗？”
帕米拉耸耸肩：“你去问莱斯里。”
“他们与世隔绝，待在锡耶纳郊外的别墅里，”斯鲁特阴郁地说，“我告诉过你，一个月又一个月地待在一起，这是在他加入海军之前。当时他正为埃伦·杰斯特罗做研究工作。我想，留在托斯卡纳的美国人中，只有他们两个年龄在六十岁以下。毫无疑问，事情就按照自然发展的规律发生了。我在华盛顿花了整整一个晚上和她就这个不相配的结合辩论。她很不理智，变得和顽石一般。”
“你的意思是她爱上了他，”帕米拉说，“而不再爱你了。”
“事实上，我就是这个意思。”斯鲁特突然伤心地咧开嘴笑笑，回答道。这使帕米拉感觉到他的可爱。“她过去一向都理智得要命，现在却变得轻率了：嫁给这么个青年，和杰斯特罗待在意大利，而且我最近听说，她还在那里，还带着个娃娃。”
鲁尔发出轻微的咯咯的笑声：“你们不应该把华盛顿那个夜晚都用在辩论上。”
“我要是想干其他什么事情，就会被打得鼻青脸肿。”
“得了，这也许对你有些安慰吧。亨利上校曾设法拆散过他们，可是没成功。”帕米拉说，“他们俩感情非常热烈呢。”
“这个人我倒很想见见呢，”鲁尔说，“亨利上校。”
“再容易不过了。你自己安排一下，去采访在夏威夷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号舰长好啦。”帕米拉厉声说。
“你喜欢他什么呢，帕姆？”
“他正派极了。”
“我明白了。新奇的魅力啊！”
晚餐吃完了，他们的甜食——淡而无味、黏糊糊的粉红色胶冻状布丁——留着没吃。钱已经付给侍者。斯鲁特巴不得鲁尔走掉，他有意要再在帕米拉身上试一试，不管她发不发烧。他已经有几个月没碰过女人了，而且他不像鲁尔，他不玩妓女。鲁尔自称是一个浪荡子，斯鲁特认为他简直是一个畜生。他自己也曾经待娜塔丽不好，可是绝不会使出把帕米拉逼得寻死觅活那样的粗暴手段。斯鲁特在莫斯科没勾引上帕米拉，他相信那是因为有亨利上校在场。现在亨利离得很远。帕姆又漂亮又可爱，而且又随和又开通，或者说，斯鲁特希望她是这样的。
“好吧！莱斯里今天才从斯德哥尔摩来，帕姆，”鲁尔说，明摆着他怀有同样的意图，“也许我们不该让他熬夜。我开车送你到你的公寓去吧。”
“说实在的，我听见有音乐呢。”帕姆说，“我真想跳舞。”
“亲爱的，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你可是从来不跳舞的。”
“我的美国朋友们教会了我，可惜你不跳舞。怎么样，莱斯里？”
“乐于奉陪。”
鲁尔站了起来，在惨败中咧嘴笑着：“那么，代我向韬基问好。我星期一去新加坡。没问题，那儿见吧。”
帕米拉注视着他离去的背影，红晕泛上了她的灰白色脸颊。
斯鲁特说：“你真的想跳舞吗？”
“什么？当然不想跳。我感到讨厌死了，我只是想打发那个爱搞同性恋的家伙滚蛋。”
“到我的房间去喝一杯吧。”这邀请的用意显而易见，不过他说得并不轻佻。
她的脸上顿时流露出微笑——会意，觉得有趣，微微有点儿得意。即使在病中，她的脸也显得很可爱。她把一只汗津津的手放到他的脸颊上：“我的天哪，莱斯里，你还在对我打坏主意！是吗？你多么有意思啊！对不起，我可是病得不行了，我在发高烧，不管怎么样，不行。”
“好吧。”斯鲁特说，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
“你真该在巴黎跟娜塔丽结婚的，她当时的要求可强烈呢！”
“唉！帕米拉，去你的吧。”
她大笑起来，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潮湿、滚烫的额头上：“摸摸看。老实说，最好找辆出租车送我回家，你说对不对？祝你在瑞士顺利。谢谢你带来了亨利上校的消息。”
一回到她自己的寓所，她就写了那封热情洋溢的信。
在绕着新加坡上空转圈的飞船里，埃里斯特·塔茨伯利扯掉了自己的领带，敞开了紧贴大肚皮的白亚麻布外衣，用一顶草帽扇着汗湿的脸颊上的肥肉。“这儿比锡兰还糟啊，帕姆。我们正掉进一个该死的地狱呢。”
“安宁的小地狱。”帕米拉说，透过倾斜的窗户朝下看着，“庞大的壁垒、多得数不清的大炮、密密麻麻的喷火式和飓风式战斗机都在哪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