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 *
(1)美国俗语，表示对别人的能力有所怀疑。
(2)原文是俄语。
(3)原文是俄语。
第六十八章
在喀尔巴阡山脉的一处蛮荒的深谷里，透过正在枯黄的树叶照射下来的苍白的阳光照亮了一条羊肠小道。这条羊肠小道可能是猎人的荒径，也可能是野兽留下的足迹，或者根本不是什么小路而是落在树丛间的阳光使人产生的幻觉。当夕阳西下、天上的云彩变成红色的时候，一个衣服臃肿的人影沿着这条小径大步走过来，背上挎着一根步枪，手里拿着一个沉甸甸的包裹。这是一个体格瘦削的妇女，灰色的厚围巾把脸裹得严严的，呼气立即变成蒸气。在经过一棵受过雷击的橡树的粗干时，她像森林里的幽灵一样没入大地消失了。
她不是什么森林里的幽灵，而是一个所谓的树林里的压寨夫人，即一个游击队司令员的女人。她通过一个洞口跳到掩蔽壕里，洞口长满矮树，要不是有那棵天雷劈死的橡树，她自己在朦胧的夜色中说不定也找不到入口处。游击队的纪律禁止一般队员享有这种肉体上的乐趣，但领导人有一个和他睡觉的女人是他威望的象征，像一支崭新的纳甘式手枪一样，像一个独用的掩蔽壕或一件皮上衣一样。西多尔·尼科诺夫少校越来越喜欢这个勃隆卡·金斯贝格。他开头多少是用暴力占有她的，除了享用她的肉体外，他经常和她交谈，并听取她的意见。事实上，他现在就是在等着她来帮助他决定是否应该枪毙那个嫌疑重大的渗透者。这个家伙被牢牢捆住，正躺在炊事掩蔽壕里。
这个家伙口口声声发誓说，他不是渗透者，而是一名红军士兵。他从泰尔诺皮尔城外的一个战俘营里逃出来，参加了一支游击队，这支队伍后来被德国人消灭了。他幸免于难，他说，以后一直在崇山峻岭间向西流浪，靠草根、浆果或农民的施舍为生。他的话是可信的，他的确也穿得破破烂烂，形容憔悴。但他的俄语有点儿怪腔，看来年龄又超过六十，而且没任何证件。
勃隆卡·金斯贝格走过去把这个人打量一番。在炊事掩蔽壕的一角，班瑞尔·杰斯特罗弓着背蜷伏在泥地上，食物的气味比勒紧他脚踝和手腕的绳子更使他难受。他朝她脸上看了一眼，就决定冒一下险。
“你是一个犹太姑娘，是吗？”他用意第绪语问她。
“是的。你是谁？”她也用意第绪语回答。
这种波兰南部的意第绪语铿锵悦耳，在他听来简直像是音乐一样。他对勃隆卡的询问，一一如实回答。
正在搅汤锅的两个大胡子炊事员听到这种叽叽呱呱的意第绪语，相互眨眨眼睛。勃隆卡·金斯贝格的情况他们是一清二楚的。很久以前，少校就把她这个嘴唇薄薄、其貌不扬的姑娘从深山里一个犹太人家属避居的营地里拖了出来，让她护理在一次袭击中受伤的战士，现在这个犹太女人什么都管起来了。但她是一个熟练的护士，没人敢惹她。至少，谁敢贪婪地看这个女人一眼，就准会吃到西多尔·尼科诺夫的枪弹。
当她和那个渗透者用意第绪语唠唠叨叨的时候，这两个厨子不再感兴趣了。既然这个家伙是犹太人，他就不可能是渗透者，他们也就没必要把他拖到树林里去处决。她会设法使他开脱的。可惜呀！看这家伙乞怜求命该是多么有趣呀！这两个厨子是被征入游击队的乌克兰农民，在炊事掩蔽壕里工作，他们不用挨冻，还能填饱肚子，又不必参加掠夺粮食或爆炸铁路的突击行动。他们厌恶勃隆卡·金斯贝格，但不想和她作对。
她问杰斯特罗，为什么他不把实情告诉俘获他的人呢？游击队是知道那些万人坑的，他何必虚构一套关于泰尔诺皮尔的谎言？他瞥了那两个厨子一眼，然后说，她应该知道那些边远的乌克兰森林地带是多么危险，它们甚至比立陶宛还要危险。宾杰罗维奇那几帮人如果碰上一个犹太人，他们有可能给他一点儿吃的，或者让他继续赶路，但同样有可能把他干掉。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最凶恶的警卫当中有些就是乌克兰人，因此他虚构了那个故事。其他的游击队都相信他，并给了他食物，这里的人为什么要把他当作一条狗那样捆起来呢？
勃隆卡·金斯贝格说，一个星期以前，德国人带领了一队倒戈的俄国兵渗透到这个深谷里来，企图消灭尼科诺夫的游击队。有一个人对德国人阳奉阴违，把情况告诉了游击队。他们伏击了这支队伍，把他们大多数人歼灭了，并一直在搜寻漏网的人。杰斯特罗还算走运，她说，他没被当场枪决。
班瑞尔被松了绑，得到了一些吃的。后来在充作指挥所的地窖里，他用俄语把经过向尼科诺夫少校和政治军官科姆拉德·波尔钦科重说了一遍。波尔钦科是一个牙齿发黑、形容枯槁的人。勃隆卡·金斯贝格坐在一旁缝补，这两名军官命令班瑞尔把缝在衣服衬里藏有胶卷的铝管割出来。正当他们在油灯下仔细查看这些铝管的时候，这天晚上的莫斯科中央游击队参谋部的广播开始了。他们把胶卷搁在一旁收听广播。从一只正方形的木箱里，传出一阵叽喳声和尖叫声，接着是广播员的咕哝声，他以普通语言宣读一道道发给各个冠以代号的游击支队的紧急命令，后来报道了哈尔科夫以西被胜利夺回、对德国的大规模空袭以及意大利投降的捷报。
他们重新讨论班瑞尔的问题。政治军官主张把胶卷交给下一班运送军火的飞机带到莫斯科并释放这个犹太人。尼科诺夫反对这样做，他认为这些胶卷可能寄失，即使送到，也可能没人看得懂。而且如果胶卷必须送到莫斯科，那么这个犹太人应该一起去。
少校对波尔钦科不太客气。游击支队里的政治军官总使人感到不愉快。这些游击队多半是由落到德军战线后面的红军战士组成，他们逃进密林以保存生命。他们攻击敌军或当地的宪兵队，有时是为了夺取粮食、武器和弹药，有时是为了替农民复仇，这些农民因为帮助过他们而受到敌人的惩罚。不过，有关游击队英勇斗争的故事大多是为了宣传而加以渲染。这些人大多数已经变成林中的野兽，他们首先想到的是自身的安全，这种情况自然不能使莫斯科感到满意。因此，像波尔钦科这种人便空降到游击队出没的森林中，以加强游击活动并保证中央参谋部的命令得到执行。
尼科诺夫这支游击队碰巧是一支敢于冲杀的队伍，在破坏德国人的交通方面取得出色的战绩。尼科诺夫本人是一个正规的红军军官，他要考虑战争形势好转后自己的前途，但喀尔巴阡山脉毕竟是在莫斯科鞭长莫及的地方，而红军也远离喀尔巴阡山脉。以这个黑牙齿的人为代表的苏维埃官僚政治在这里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尼科诺夫是这里的头头儿。这是班瑞尔忧心忡忡地倾听他们谈话时得到的印象。波尔钦科和这个头头儿辩论时也彬彬有礼，甚至有点儿迎合奉承。
正在缝补的勃隆卡·金斯贝格抬起头来。“你们两人都在说废话。这个人有什么值得麻烦的呢？他对我们有什么用？莫斯科要过这个人或是他的胶卷吗？把他送到莱文的营地去吧。他们会给他吃的，然后他可以去布拉格，或者什么鬼地方。如果他在布拉格的关系真的最终可以通到美国人那儿，那么《纽约时报》也许会登载一篇有关西多尔·尼科诺夫游击队的英雄业绩的故事。是吗？”她转向班瑞尔，“你会赞扬尼科诺夫少校吗？还有他在乌克兰西部各地炸毁德国人列车和桥梁的游击队？”
“我要到布拉格去，”班瑞尔说，“美国人将会听到尼科诺夫游击旅的情况。”
尼科诺夫少校的游击队远远够不上一个旅，他们只有四百人，由尼科诺夫凑在一起的松松垮垮的四百人。这个“旅”字却使他高兴。
“好吧，明天把他送到莱文那里，”他对勃隆卡说，“你们可以骑骡子去。那家伙已经半死不活了。”
“嗬，他能把自己那副老骨头拖上山的，别担心。”
政治指导员做了个厌恶的鬼脸，摇了摇头，然后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莱文医生部队中的犹太人都是从日托米尔最后一次大屠杀中死里逃生的难民。他们寄居在离斯洛伐克边境不远的小湖旁一个废弃的猎人营地里。木匠们早已修好这些无主的小屋和大棚屋，屋顶不再漏水，墙壁的缝隙都已糊好，装上了百叶窗，并做了些简单的家具，把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可供大约八十名虎口余生者的暂时安身之所。这些犹太人来自东方，在长途跋涉中备受严寒、饥饿以及疾病的折磨，人数已大为减少。他们初到这儿的时候，西多尔·尼科诺夫袭击了他们，抢走了他们大部分的粮食和武器，也带走了勃隆卡。勃隆卡在被奸污后对他说，莱文的那批人都是在日托米尔的德国人未加伤害的手艺人、电工、木工、铁匠、机修工、枪械匠、面包师傅、修表匠等等。从此以后，游击队就一直向这些犹太人提供粮食、子弹、衣服和武器——数量很少，但足够他们维持生活，并使他们有能力击退入侵者——作为交换，这些犹太人为他们维修机器，制造几件新式武器、土炸弹并修理发电机和通信器材。他们像是一个维修营，很有用处。
这种合作关系对双方都有利。有一次，一支党卫军巡逻队接到一个住在低洼沼泽地的反犹主义者的密告，爬上山来准备将这些犹太人一网打尽。尼科诺夫事前向他们发出警报，他们带了老弱病残及孩子们逃入密林。德国人扑了个空。在德国人忙于偷窃一切可以搬动的东西时，尼科诺夫的游击队突然出现，把这些家伙全都宰了。以后，德国人再也没来找过犹太人。还有一次，当尼科诺夫离开根据地去袭击一列运兵火车时，一邦乌克兰叛徒碰巧发现了他们的地下掩蔽所。在与守卫人员进行短暂但猛烈的交火后，他们纵火焚毁了武器窖。它燃烧了几个小时，只剩下一堆浓烟滚滚的不成样子的赤热的枪管。犹太人把枪管拉直，修好发射装置，装上新枪托，为尼科诺夫的武器库补充了这批修复的武器，在尼科诺夫缴获更多的枪支以前，这些枪还是可以使用的。
他们两人沿着山路往上爬，勃隆卡·金斯贝格为杰斯特罗讲述了前面所描述的往事。“作为一个异教徒的西多尔·尼科诺夫其实不是一个坏蛋。”她一边叹了一口气，一边做了这样的结论，“不像有些人那样简直是禽兽。但我的祖父是布良斯克的犹太教士，我的父亲是日托米尔犹太复国主义者协会主席。而我呢，你瞧瞧吧！一名森林里的压寨夫人，伊万·伊万诺维奇的姘妇。”
杰斯特罗说：“你是一个aishess khayil。”
在山路上，勃隆卡这时正走在他前头，她回过头来看他一眼，饱经风霜的脸庞升起一阵红晕，眼睛模糊起来。Aishess khayil在犹太经书的《箴言》里面指一个“英勇无畏的女人”，是一个犹太妇女所能得到的最崇高的宗教荣耀。
那天晚上夜深时，在棚屋里进行商讨的几个人当中，勃隆卡是唯一的女性。除了医生那张刮得光光的脸以外，其他几张被炉火映红的脸都是胡子粗硬蓬乱、神情严肃的。“把链条的事情告诉他们，”她说，她的脸色和在场的任何一个男人的脸色一样严峻，“还有关于狗的事。把那张照片给他们。”
杰斯特罗正在向以莱文医生为首的游击队执行委员会汇报情况。他们坐在一个巨大的壁炉周围，炉膛里粗大的圆木正在燃烧。这样的提醒对杰斯特罗很有好处，特别是刚爬了一大段山路，肚子里又填满了面包和汤，他已经疲倦得昏昏欲睡了。
他说，自从他的朋友逃离队伍、抢了一支枪并打死了几个党卫军警卫以后，布洛贝尔管辖的那伙犹太人必须套上链条工作。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一个随便被点中的人拉去绞决，其余的分组用链条拴住颈部，每个人的脚踝都戴上镣铐，监视他们的警犬也增加了一倍。
尽管是这样，这个小组几个月来一直在策划逃亡。他们需要等待两个前提条件同时出现：近处有河，同时风雨大作。在那几个月里，他们戴着链条工作，身上藏着从死人堆里找到的起子、钥匙、鹤嘴锄等工具。这些人虽然都是病魔缠身、筋疲力尽、惊魂不定，但他们知道他们都是早就应该被枪决和火化的。因此，他们当中即使是最虚弱的人也愿意一冒逃亡的风险。
一天，他们在泰尔诺皮尔城外森林里塞雷特河附近的峭壁上工作，夕阳即将下沉时，突然下了一场雷雨。他们等待已久的时机终于来临。两个钢架上堆放着一千具尸体，他们刚用火把点燃了尸体下的木料和废油。一阵大暴雨把带有恶臭的浓烟压到那些党卫军的头上，迫使他们带着狼狗后退。杰斯特罗一伙人在浓烟和暴雨的掩护下迅速解开链条，分散逃入森林，冲向河流。杰斯特罗狂奔一阵后滑下峭壁时，他听到狗吠声、叫喊声、枪声和尖叫声，但他终于逃到河边跃入水中。水流把他冲到下游很远的地方，然后他在黑暗中爬上对岸。翌晨，当他湿淋淋的在密林里摸索前进时，他碰上另外两个逃亡者，两个朝他们家乡走去的波兰犹太人，他们希望到了那里后可以弄到食物并躲藏起来。至于其他的人，他认为也许有一半逃掉了，但他一直没见到他们。
“那些胶卷还在你那儿？”莱文医生问道。他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圆脸黑发的人，身上穿着一套补过的德国军服。他那副无框眼镜以及和蔼的笑容使他看起来像一个城市知识分子，而不像在这炉火周围的那些老粗的首领。勃隆卡告诉过他，莱文是一个妇科医生，也是牙科医生。不管是在山上的村子里还是在低洼沼泽地的村落，当地居民都爱戴莱文，他总是不辞辛劳地长途跋涉去为他们中的病人治病。
“是的，在我这儿。”
“交给埃弗拉伊姆冲洗出来，好吗？”莱文用大拇指朝一个长鼻子、满脸倒竖着红胡子的人指了一下，“埃弗拉伊姆是我们的照相专家，也是物理学教授。然后我们可以看看胶卷。”
“好的。”
“那好。等你的身体好些，我们会把你送到能帮助你越过边境的人们那里。”
那个红胡子说：“照片当中有拍了焚尸炉的吗？”
“我不知道。”
“谁拍的？用什么拍的？”
“奥斯威辛有好几千架照相机。胶卷堆积如山。”班瑞尔以疲弱和不耐烦的语调回答，“奥斯威辛是世界上最大的宝库，都是从死人身上搜刮下来的财货，犹太姑娘坐在三十间大仓库里整理这些赃物。这些东西按理要全部送回德国，但党卫军从中捞了一批。我们也偷。有一个很好的捷克地下组织，他们是了不起的犹太人。那些捷克人，他们很坚强，团结得很紧。他们偷了一些照相机的胶卷。他们拍了这些照片。”班瑞尔·杰斯特罗已经疲乏到了极点，虽然还在谈话，眼皮却已睁不开了。他仿佛梦见被反光灯照得通明的雪地上奥斯威辛的一排排的长马厩，穿着囚衣的弓着背的犹太人步履维艰以及那些巨大的“加拿大”仓库外边堆积的一堆堆赃物用防水帆布覆盖着，上面积着白雪，在稍远一些的地方，黑色的烟囱吐出火焰和黑烟。
“让他休息吧！”他听到莱文医生说，“把他安置在埃弗拉伊姆那里。”
班瑞尔已经好多个星期没在床上睡过觉。那张粗糙的三层床上的草垫和破毛毯是天赐的豪华享受。他睡了不知多久，醒来后一个老妪给他送来热汤和面包，他吃完了倒头又睡。这样子过了两天。现在他起来走动了。中午的太阳把冰冷的湖水晒得暖一些的时候，他跳入水中洗了个澡，然后在营里到处溜达，身上穿着埃弗拉伊姆给他的德军冬制服。这一带的景色恬静得使人难以相信，这些聚拢在湖边的山间小屋，四周被秋色染黄的群峰，破旧的衣服晒在阳光下，妇女们在洗衣、缝纫、烧饭或闲谈，男人们在矮小的车间里拉锯、锤打或敲打。一个铁匠正在把锻炉烧得炉火熊熊，冒出长长的火舌，旁边一些儿童在观看。年龄大一些的儿童在露天的教室里上课，他们发出单调而沉闷的读书声，他们学习犹太经、数学、犹太复国主义历史，甚至是《塔木德》。书很少，也没有铅笔和纸张，上课时要求学生反复用意第绪语背诵课文。这里的形容消瘦、衣衫褴褛的学童看起来和其他地方的任何教室里的儿童一样感到厌烦和苦恼。有些学生偷偷地做小动作，这也和其他地方一样。学习《塔木德》的男孩围着一本大书坐成一圈儿，有几个男孩看着倒过来的文本在朗读。
以步枪武装起来的青年男女在营地巡逻。埃弗拉伊姆告诉班瑞尔，一些备有无线电的哨兵部署在下面遥远的山路和山口一带。这个营地经受不住敌人的奇袭，武装的警卫人员能对付渗透者或小股敌人，但是遇到了严重的敌情，他们必须用信号通知尼科诺夫，要求他们提供保护。这里最棒的年轻人都走了，他们要为发生在日托米尔的大屠杀讨还血债，一些人已加入著名的科夫帕克游击团，其他的加入了由传奇式人物犹太人莫伊沙大叔率领的游击团。莱文医生批准他们前去。
班瑞尔待在这儿的一个星期里，他听到大量流传在这个犹太人森林里的故事，它们大多数是惨不忍闻的，有些是英雄壮烈的故事，有些是滑稽可笑的故事。他也诉说了自己的惊险经历。一天傍晚，他在吃晚饭时又在缅怀往事，追述他在明斯克外围和早期的犹太人游击队一起度过的日子。这时他突然听到他的儿子还活着的消息！绝对不会搞错。一个戴着一只眼罩、骨瘦如柴的满脸脓疮的年轻人曾在科夫帕克领导的游击团里一直待到一枚德国手榴弹把他的一只眼睛炸瞎，他曾和一个名叫门德尔·杰斯特罗的人一起行军几个月通过乌克兰。班瑞尔因此得知门德尔还活着，而且是一名游击战士——沉默寡言的门德尔，异乎寻常地笃信宗教的犹太法典学校的学生。根据这个小伙子最后听到的消息，班瑞尔还得悉他的儿媳妇和她的孩子目前躲在瓦洛任城外一个农民的农庄里。
这是班瑞尔到处流浪以及被关押的两年来第一次听到家人的消息。尽管他忍受了一切几乎置他于死地的凌辱、痛苦和饥饿，但他从不曾完全丧失希望，他坚信总有一天会苦尽甘来。这个消息并没使他过于激动，但在他看来，这预示着黑夜里最黑暗的一段时间已开始消逝。他觉得精力恢复了不少，随时可以启程去布拉格。
在他启程的前夕，在大棚屋的大房间里，埃弗拉伊姆为一些经过选择的成年人放映幻灯片。这是把班瑞尔的胶卷冲洗后再放大的幻灯片，银幕是一块因为使用时间长，又经过多次洗涤已经变成灰色的被单，那台粗糙的幻灯机使用由两条电池炭精棒组成的弧光灯。这个临时凑合而成的光源不断噼啪爆响，闪烁摇曳，给幻灯片增添了毛骨悚然的效果。赤身裸体的妇女看起来好像在颤抖，她们带着孩子走进毒气室；一些囚犯在党卫军的监视下用钳子把死人牙齿上的金子拉出来的时候看起来像喘不过气和使尽了气力；在长形的露天坑里，一排排尸体在燃烧，一些手执肉钩的特别分队人员在把更多的尸体拖到坑里，坑上浓烟滚滚。有些幻灯片太模糊，看不清是什么东西，但其余的已足够揭露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内幕，铁证如山，毋庸置疑。
光线太弱，拍出来的文件不易辨认。一张长的分类账页上写着同一天有几百人死于“心力衰竭”。各种存货清单上列有首饰、金子、皮货、货币、手表、烛台、照相机、自来水笔等，一律用工整的德文逐项列记并标明价格。一份六页的医药试验报告表明对二十对同卵双生兄弟或姊妹进行过各种试验，其数据包括对超高温及超低温的反应、对电震的反应、注射酚后多长时间才断气以及尸体剖验后详尽的解剖统计比较数据。班瑞尔从未看到过这些文件，也没目睹过出现在幻灯片上的景象。他感到震惊和悲痛，但又感到安心，因为他知道这些可供定罪的材料是如此确凿，任何狡辩都无法推翻。
看完幻灯片的人们默然离开棚屋，只留下委员会的成员。莱文医生久久凝视炉火。“班瑞尔，村子里的人都认得我，我亲自护送你过边境。斯洛伐克的犹太人游击队有健全的组织，他们会把你送到布拉格。”
从帕尔杜比采开往布拉格的列车挤得很，二等车厢的过道上都站满了人。一些检查证件的捷克警察耐心地从一个车厢挤到另一个车厢。这个被《慕尼黑协定》出卖的驯服的保护国在战前就被德国吞并，又因为海德里希遭到暗杀而受到报复，蒙受了致命的打击。在这里，列车上的例行检查从来没发生过什么情况，不过，在布拉格的德国秘密警察司令部要求继续执行查验。
一个正在阅读德文报纸的老人被走进车厢里来的警察用肘轻轻地推了一下才知道要查证件，他心不在焉地抽出一个旧的藏着身份证和许可证的皮夹子，一边继续读报，一边交给警察。赖因霍尔德·亨克尔，帕尔杜比采出生的德国建筑工人，母亲的娘家是匈牙利的，这证明了他那张宽阔的、刮得光光的斯拉夫脸形。警察看了看这个乘客的破旧衣服和操劳一世的双手，把证件还给了他，又接过了第二个人的证件。就这样，班瑞尔·杰斯特罗过关了。
列车在易北河流域沿着闪闪发光的河流疾驰，它穿过果实累累的葡萄园和到处是采摘工人的果园，以及布满根茬的田野。车厢里其他的乘客包括一个面有愠色的胖老太太、三个在傻笑的年轻女人以及一个带着丁字形拐杖、穿军服的年轻人。为了应付这次警察的盘查，班瑞尔事先排练了一个星期，现在已经顺利通过，回想起来好像是开了一次短暂的、毫无意思的玩笑。他经历过许多不可名状的时刻，但这次从万人坑和山区游击队的狂暴世界过渡到他一度认为是日常现实生活的世界——坐在前进中的列车的一个位置上、衣饰漂亮的姑娘们在欢笑、她们身上散发出廉价香水的气味、他自己的领带、皱瘪的帽子，以及勒得很紧的白衬衣领子等等——确实使他震惊，死而复活的感觉最多也不过是这样。正常的生活似乎是对现实的无情嘲弄，是一场把发生在远方的骇人听闻的实际情况挡在外面、匆匆来去、假戏真做的小游戏。
布拉格的情况使他大吃一惊。他以前因生意买卖多次到过这儿，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从这座古老的、可爱的城市看来，这次大战好像没发生过，在他的心灵上打上烙印的过去的四年，好像是一场时间拖得很长的噩梦。即使在和平岁月里，布拉格街头一些在劲风中飘拂的卐字旗也是到处可见，那时纳粹为索还苏台德地区在进行鼓动。跟往常一样，在午后的阳光里，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因为已经是下班时间，衣着考究、对现实好像心满意足的人们坐满了人行道上的咖啡馆。如果稍有区别的话，今日的布拉格比起当年希特勒还在恶毒攻击贝奈斯的那些动乱日子里的布拉格更加宁静。在人行道上的人群里，班瑞尔看不到一张犹太面孔。这是前所未有的。这在布拉格是一个明显的迹象，它表明战争绝非梦幻。
根据他牢记在心的指示，如果书店已经不在的话，他还可以找另外一个地址。但书店还开着，它坐落在号称“小城”地区的一条曲巷里。
N.马斯特尼书店经售新旧书籍
门推开时发出一阵铃声。里面到处是旧书，书架上塞得满满的，地板上也是一堆堆的，霉臭气味很重。一个穿灰罩衫的白发老妇坐在一张堆满书的桌子旁，在书目卡上标价。她看起来很慈祥，微笑时脸上的肌肉像是抽搐了一下。她说了句捷克话。
“你会德语吗？”他用德语问。
“会。”她用德语答。
“在你们的旧书里，有没有关于哲学的书？”
“有的，很不少呢。”
“有没有伊曼纽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我不能肯定。”她惊愕地看着他，“请原谅，但你不像是对这种书有兴趣的人。”
“我是替我儿子埃里克买的。他在写博士论文。”
她打量了他很久，然后站起身来。“让我去问问我丈夫。”
她穿过后面的门帘走了出去。不久，一个矮小、弯腰、秃头的男人走了出来，他正从杯子里啜着什么。他穿着一件露出破洞的毛线衣，头上戴着绿眼罩。“对不起，我刚泡好茶，还是热的。”
和其他的对话不同，这不是暗号。班瑞尔没作答。这个人一边在书架前来来去去，一边大声地啜着茶。他从书架上取下一卷残破的书，吹掉上面的积尘，然后递给班瑞尔，书的衬页摊开了，上面有用墨水写上的一个名字和地址。“读者不该在书上写字呀。”这是一本描述在波斯游历的书，作者是谁无关紧要，“真是罪孽。”
“谢谢。但我要的不是这本。”
这个人耸了耸肩，低声而毫无表情地道了一声歉，便拿着这本书消失在门帘后面了。
那个地址在市区的另一头。班瑞尔乘无轨电车到那里，然后下车步行，在一个全是四层楼房的年久失修的地区穿过几个街区。在他所找的那幢房子的底层入口处有一块牙科医生的招牌。蜂鸣器响了一下，门便打开让他进去。门厅里的长椅上坐着两个候诊的可怜巴巴的老人，从牙医诊疗室里走出来一个身穿脏工作服的、模样像家庭主妇的女人，室内传来钻头的响声和呻吟声。
“对不起，大夫今天不能再看病人了。”
“这是急诊，夫人，很厉害的脓肿。”
“那么，你可要等到轮到你的时候。”
他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当他走进诊疗室时，白罩衫上溅有血渍的牙科医生正在洗涤槽边洗手。“请坐，我马上就好了。”他转过身来说。
“是马斯特尼书店老板叫我来的。”
大夫挺直身子，转过身来。他有浓密的沙色头发、宽阔的方脸、结实有力的下颌。他眯着眼睛上下打量了班瑞尔一下，接着说了一句捷克话。班瑞尔用记住的暗号接上。
“你是谁？”牙科医生问。
“我从奥斯威辛来。”
“奥斯威辛？你带来了胶卷？”
“是的。”
“天啊！我们早就以为你们都死了。”大夫非常激动，他笑了起来。他抓住班瑞尔的两个肩膀，“我们盼望着你们两位。”
“另外一个已经死了。这就是胶卷。”
班瑞尔带着严肃而兴奋的心情把那些铝管交给牙科医生。
那天晚上，在房子二楼的厨房里，他和牙科医生夫妇共进晚餐。餐桌上有煮土豆、洋李脯、面包和茶。他的嗓子有点儿嘶哑了，因为他追述了他的漫长的旅程和一路上惊心动魄的经历，话实在讲得太多了。他这时正讲到莱文营地里度过的一个星期以及他得悉他儿子还活着的那个难忘的时刻。
大夫的妻子端来了酒杯和一瓶梅子白兰地，她顺口对她丈夫说：“说起来这可是一个奇怪的名字。上次委员会开会时不是有人提起他们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还有一个名叫杰斯特罗的人吗？一个知名人物？”
“那是一个美国人。”牙科医生做个手势，不以为然，“一个有钱的犹太作家，他在法国被抓住了，这个笨蛋。”他对班瑞尔说，“你越境时是走哪一条路的？是不是取道图尔卡？”
班瑞尔默不作声。
两个男人相互看着。
“怎么了？”牙科医生问。
“埃伦·杰斯特罗？在特莱西恩施塔特？”
“我想他是叫埃伦，”牙科医生说，“为什么这么问？”
第六部犹太乐园
特莱西恩施塔特和奥斯威辛不同，它实在没什么秘密可言，德国政府甚至煞费苦心，通过新闻报道和照片，对布拉格附近的捷克重镇泰雷津市里的这个“犹太乐园”大肆吹嘘。
第六十九章
特莱西恩施塔特和奥斯威辛不同，它实在没什么秘密可言，德国政府甚至煞费苦心，通过新闻报道和照片，对布拉格附近的捷克重镇泰雷津市里的这个“犹太乐园”大肆吹嘘。这时候，班瑞尔听说他的堂兄被囚禁在那里。
这个由纳粹创办的、非同寻常的犹太人避难所，又叫作特莱西恩施塔特（即泰雷津游乐胜地），在欧洲颇有名气。有声望、有财产的犹太人争先恐后设法想被遣送到那儿去。德国秘密警察向他们索取巨款，把泰雷津宽敞的公寓卖给他们，还保证他们终身能得到医疗，能使用旅馆和享受配给食物。每逢疾病、饥饿和把某些大城市里的犹太居民向“东方”遣送之后，这些城市里的犹太领袖就被遣送到这儿。有一半犹太血统的人、德高望重的老人、杰出的艺术家和学者、战功卓著的犹太老军人都携带家眷在这个城市里居住下来。享有特权的荷兰和丹麦犹太人最后也住到了这儿。
欧洲的杂志上登载的新闻图片，显示出这些幸运的犹太人佩戴着黄星标志，安闲地坐在小咖啡馆里，出席演讲会和音乐会，在工厂或商店里快乐地工作，在鲜花盛开的公园里漫步，排练一出歌剧或是话剧，看一场当地的足球比赛，或者披着晨祷披巾(1)在一个设备齐全的犹太会堂里做礼拜，甚至还在拥挤的小夜总会里跳舞。其中有些人的姓名和面貌是人们所熟悉的。在纳粹欧洲以外，关于这地方只有些歪曲失实的零星消息，可是红十字会的揄扬的报告却使它的存在为外界所知。凡是还没上“东方”去的欧洲犹太人，全会乐意尽其所有以换取埃伦·杰斯特罗的位置。
欧洲当时正沉浸在一片反犹宣传声和战争时期的艰难困苦里。在这种局面中居然还给犹太人安排了这么一个舒适的去处，这自然引起了怨恨。戈培尔博士在一次讲话中就表达了这种情绪：
……泰雷津的犹太人坐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吃蛋糕，翩翩起舞；而我们的军人却不得不承受种种苦难和匮乏，来保卫他们的祖国……
当然，在中立国和盟国也不乏这样的暗示，说特莱西恩施塔特不过是一个波将金村(2)，是纳粹上演的一幕丑剧。因此德国红十字会的代表们应邀前去亲眼看一下，然后公开证实这个离奇的庇护所的确存在。德国人声称“东方”的其他犹太营地全都和特莱西恩施塔特一样，只不过没这么奢华而已。对于这一点，红十字会和全世界只好听信他们的话了。
在特莱西恩施塔特，没有几个美国犹太人，实际上在整个纳粹欧洲随便哪儿都是如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战前就逃走了。至于留下来的少数人，有些凭着影响、声望、财富，或是运气幸存下来，像贝伦森和格特鲁德·斯泰因(3)；有些躲了起来，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销声匿迹；有些已经在奥斯威辛被毒气熏死了，他们的美国国籍成了无补于事的笑柄。娜塔丽、她叔叔，还有她的小娃娃，都来到了这个犹太乐园。
在人类事务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好像是一个崭新的事物。它的根源是古老的，产生它的土壤也是古老的，可是它却是一个突变体。在古代世界里，斯巴达和柏拉图的理想共和国，全只是最模糊的预兆。尽管希特勒大量借用列宁和墨索里尼推行的各种措施，现代政治中却找不出合适的比较。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和尼采，没有一位哲学家曾经预见到这样的事物，没有一个能为它提出人性方面的根据来。第三帝国是历史上突然出现的一个令人惊愕的现象，它只持续了区区十二年，目前已不复存在。它遗留下来的有关人性和社会的史实是史无前例的，历史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政治分析家们至今还在堆积如山的遗物里结巴着、摸索着。
普通人宁愿忘掉它，它是欧洲衰落过程中一个十二年的肮脏插曲，最好把它扫到地毯下面去。学者们硬要对它进行学术分类：民粹主义加恐怖，资本主义复辟，波拿巴主义的翻版，右翼独裁，一个蛊惑人心的政客的成功。无穷无尽的学术标签，发展成为冗长的、沉甸甸的巨著。实际上，没有一部著作说得清第三帝国的来龙去脉。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这个玷污了全人类的邪恶红斑，还在扩大，还在令人迷惑。在当前的人类事务中，它是比人口爆炸、核弹和能源耗竭更为根本而又为人们所回避的问题。
特莱西恩施塔特阐明了它，因为这个犹太乐园不像奥斯威辛，并不是深奥莫测的。它是国家社会主义的一件劣迹，但是因为它还有一丝理智的痕迹，我们只要运用一下想象力，还是能够理解它。它只是一场骗人的把戏。一个大国政府在这上面耗费了精力，于是它发挥了作用。说来奇怪，娜塔丽·亨利和她孩子生存下去的最大希望，就寄托在德国人精心策划上演的这个巨大的骗局上。
对于希特勒和他的少数心腹来说，把欧洲的犹太人斩尽杀绝——并且在德国开疆拓土后，把全世界的犹太人斩尽杀绝——这个目标始终是毋庸置疑的。它具体表现在战争初期的行动和文件之中。但是从文字上我们很难找出多少痕迹，希特勒显然始终没签署过什么东西，不过由他下达的、将他在《我的奋斗》中的威胁付诸实施的那项命令却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德国以外世界上的种种旧观念却为此造成了困难：慈悲啊、正义啊、人人有生存和获得安全保障的权利啊、屠杀妇孺的暴行啊，以及诸如此类的看法。但是对于国家社会党人来说，战争的性质就是屠杀，德国的妇女儿童正在轰炸中死亡，而敌人的定义是要由政府去决定的。犹太人是德国最大的敌人，这一条是国家社会主义政策的核心。到一九四四年，德国已经开始崩溃的时候，重要的作战资源继续用去杀害犹太人，就是因为这个道理。用批判的军事眼光来看，这样做毫无意义。可是对德国民族狂热地追随到底的那班领袖来说，这样做完全有意义。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的地堡把自己打得脑浆迸裂之前，写下了他的遗嘱。在遗嘱里，他吹嘘自己对犹太人的“人道的”屠杀——他用的正是这个词——并且还鼓动战败的德国人继续对他们进行杀戮。
至于在这场大屠杀期间蒙在鼓里的外界所表现的种种软心肠的偏见，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主要对策是欺骗。战争时期的保密措施使得对实际屠杀进行掩盖有了可能。没有一个记者曾经跟着特别行动队旅行过，也没有一个记者进入过奥斯威辛。问题是：第一，要制止有关屠杀的不断增多的泄密和流言；第二，要销毁一切证据。鲍尔·布洛贝尔的焚尸队和泰雷津的犹太乐园，就是这场大骗局里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特莱西恩施塔特可以说明根本不存在什么屠杀；焚尸队则可以把屠杀实际存在的一切证据销毁掉。
今天，要想永远掩盖起对千百万人的屠杀，这种想法似乎是荒唐透顶的。但在当时，整个德国民族的精力和创造才能都在希特勒的支配之下，德国人还为他建立了许多其他惊人的、狂妄的“功绩”。
这场骗局里最成功的部分，是针对犹太人本身进行的。在进行这场大屠杀的整整四年中，他们大部分人始终毫不知情，很少有人怀疑，更没什么人真的相信火车是把他们送到死路上去。德国人对于他们去什么地方，以及他们到达后应该做些什么，煞费苦心地编出形形色色的谎话以安他们的心。这种欺骗一直进行到他们生命的最后几秒钟前，直到他们被脱光衣服、押进实际上是毒气室的“消毒淋浴间”的时候。
今天看来，千百万惨遭厄运的犹太人竟会相信这个骗局，像牛群走向屠宰场那样，这似乎头脑简单得出奇。但是，如同病人不愿意相信自己得了白血病，紧紧抓住任何可以消除疑虑的稻草那样，欧洲的犹太人就是不肯相信德国人要把他们斩尽杀绝这种甚嚣尘上的消息和传说。
说到头来，他们要是相信这一点，就不得不相信德国的合法政府正在有组织地、冠冕堂皇地干着一个庞大得难以想象的诈骗杀人勾当。他们就不得不相信，人类社会为了保护自身而创造的国家的职能，在一个先进的西方国家里竟然改变了性质，事先不发出任何警告，不进行任何诉讼，也不经过任何审判，就把千百万无辜的男女和儿童秘密地处决。这恰恰是事实。但是直到最后，大多数死去的犹太人都无法理解这个事实。就连我们现在回想起来，也无法完全责怪他们，因为我们自己对于这个明明白白的事实也觉得根本无法理解。
这场骗局中特莱西恩施塔特这一部分是复杂的，而娜塔丽生存下去的机会就存在于它的头绪纷繁、自相矛盾的目的之中。
犹太乐园不过是一个转运营地，一个去“东方”的中转小站。那儿的犹太人管它叫作“schleuse”，就是水闸或水门的意思。但是这个转运营地又有它特殊的地方。享有特权的犹太人刚抵达的时候总受到热情的招待，应邀吃上一顿饭，并且受到鼓励去填写表格，详细说明他们愿意住什么样的旅馆或是公寓，同时还写下他们随身带来的什物、珠宝和现款。接下来，他们便被抢个精光，上上下下仔细搜身，搜索值钱的东西。当然，那个热情的前奏曲便利了这番掠夺。尔后，他们便和充斥在犹太区房屋里和街道上的普通犹太人得到同样的待遇。
每逢大批犹太人到来的时候，这场欢迎的滑稽戏往往便给免了。新来的人干脆就被赶进一个大厅去，对他们携带的东西进行集体抢掠，事后发给他们一些破旧的衣服，再把他们押送到拥挤的、害虫滋生、疾病蔓延的市区，在四层床铺上，在已经住满患病、挨饿的人的不蔽风日的顶楼上，在一个原先供四人居住而现在却挤上整整四十个人的房间里，或是在一个同样挤满了倒霉蛋的走道或楼梯上下榻栖身。不过新来的人并不是一到就立刻用毒气毒死。从这一点讲，它是犹太乐园。
一些发生在德国人计划之外的事情，进一步装点了这个乐园的门面。一开始的时候，布拉格那些组织良好的犹太人就说服了党卫军，让他们在这个要塞城市里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市政机构。这个市政府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开玩笑。说它是开玩笑，因为它凡事必须唯德国人的命令是听，包括开具遣送去“东方”的人们的名单。然而它又是真的，因为它下面的各部门的确管理着卫生、劳工、食物配给、住房和文化工作。德国人所关心的只是严密的保安措施、他们自己的舒适和享乐、工厂的生产定额，以及把活人送去装满火车。至于其他事务，犹太人可以自己照料自己。
这里甚至还开设了一家银行，印发特殊的、美观的特莱西恩施塔特货币，由一位不知名的艺术家为所有的纸币设计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图案，上面绘着手拿书报的受难的摩西。当然，这种钞票只是在犹太区里开的一个玩笑，拿它买不到任何东西。但是德国人要求银行家和犹太工作人员对薪水、存款和支出金额保存一份精心假造的记录，这样也可以蒙混一个偶然来到的红十字会观察员漫不经心的眼睛。德国人在泰雷津所做的努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局，食品定量始终没提高到足以温饱的水平，医药从来没提供过，而涌进来的犹太人人数也始终没减少过。
泰雷津是一座漂亮的城市，它不像奥斯威辛那样只是一片沙滩上的马厩。石头房子和长长的十九世纪营房坐落在笔直的街道两旁，看上去很是好看，只要你看不到里边那一群群有病的、饥饿的居民。有了来宾，这些居民就被驱赶到僻静的地方去。正常时期，连带住在营房里的士兵，泰雷津可以安顿四五千人。现在，犹太区里平均总要住上五六万人。它就像一个水灾区或是地震区边缘的城市那样，里面挤满了劫后余生的人，不同的是，灾难有增无减，逃难的人不断拥入，其数量全靠高得惊人的死亡率和通向“东方”的那道水闸门才有所减少。
演讲会、音乐会、话剧、歌剧，都确有其事。德国人允许有才能的居民通过乐园的这些活动忘却饥饿、疾病、拥挤和恐惧。咖啡馆和夜总会也是有的，可是没什么吃喝的东西。不过音乐家倒是有很多，犹太人可以开展这种幽灵般的和平时期的娱乐活动，一直到他们被送走为止。埃伦·杰斯特罗在里边工作的那个图书馆是很不错的，因为到这儿来的犹太人的书籍全被搜刮来了。还有些装门面的店铺，橱窗里摆满了从经过这儿的半死不活的人们那里掠夺来的东西。自然，东西都是不卖的。
有一阵子，只有德国红十字会的专员获准进入特莱西恩施塔特，党卫军不用花多大气力，轻而易举地就让他们写出了一些揄扬的报道。然而，这场骗局的成功却使德国人陷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困境。中立国的红十字会迫切要求派观察员来对犹太乐园进行一次访问。这导致了特莱西恩施塔特离奇古怪的历史上最离奇的一段插曲，就是“盛大的美化运动”。娜塔丽的命运竟然就取决于这件事。
* * *
(1)犹太人早上做祷告时裹在头部或披在肩头的一种有流苏的围巾。
(2)波将金村：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宠臣波将金（1739—1791）在女皇南巡时沿途粉饰太平，极尽伪装欺骗之能事，以获取女皇的欢心，后来波将金村就用以指虚伪的骗局。
(3)格特鲁德·斯泰因（1874—1946），美国女作家。
第七十章
娜塔丽干活儿的时候是不容易被认出来的，因为她的脸部齐眼睛下面全用一条手帕遮挡起来。从修切和磨光云母的机器上飞出来的微尘，在一排排长桌子的上空飘浮，女工们成天就坐在这里，把那些已经分成一块块的矿物再切成薄片。娜塔丽就是这一大群衣衫褴褛的工人中一个弓着背干活儿的人。这种活儿需要手巧，虽然叫人厌烦，可是并不难做。
她弄不清德国人拿这种东西去做什么用，大概和电气设备有点儿关系。显然这是一种稀少的材料，因为碎片和桌上扫下的余屑都被送到磨粉机里去，磨好的粉也和切好的薄片一样，装进柳条箱运回德国。她的工作就是把书本那样大小的云母切成更薄、更透明的薄片，直到工具无法再劈出一层为止，同时在工作过程中不能切破一片，以免遭到带着臂章、管理她那一工段的那个凶神恶煞似的法国犹太老婆子的毒打。这的确是够简单的。
她每天在这个又长又矮、拥挤不堪的粗木棚里度过十一个小时。长长的黑色电线上悬挂着的低瓦灯泡，发出暗淡的光线，房里没有生火，几乎和白雪皑皑的户外一样寒冷，而且因为脚下的烂泥地和挤得紧紧的妇女们的呼吸，环境甚至比户外更为潮湿。一个令人恶心地漫溢出来的厕所，散发出一股恶臭。这个厕所每周只由一小队佩戴着黄星标志的可怜的大学教授、作家、作曲家和科学家打扫一次，德国人就喜欢让他们淘粪便。从挤坐在一起、衣衫褴褛、久未洗过澡的女人身上，也散发出一股臭味。她们几乎连喝的水都没有，更不用提洗澡和洗衣服了。对于一个外界来的参观者来说，这个木棚简直就是地狱。娜塔丽对它却已经习以为常了。
这些妇女中大多数人像她一样出身不凡。她们中有捷克人、奥地利人、德国人、荷兰人、波兰人、法国人和丹麦人。泰雷津真是一个各民族的大熔炉。许多人曾经十分富有，许多人像娜塔丽一样受过高等教育。云母工厂只接纳犹太区里受到优待的妇女来工作。“遣送去东方”这个吓人的、意义不明的威胁笼罩着泰雷津，就像死亡萦绕着正常生活那样。遣送是间歇性的，像瘟疫那样突然剪刈掉一大批人，但是云母工厂的工人和她们的家属是不走的。至少，目前还不曾有人走过。
干这种轻松手工的妇女，大部分是年纪比较大的，娜塔丽被分配到云母工厂来，意味着某种暗地里的“庇护”。派埃伦到图书馆工作，也是如此。他们的境遇急转直下，落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虽然使人惊疑不定，却并不是飞来横祸，其中还有奥妙，他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同时，一天天他们挨了下去。
六点钟的铃响了。
机器停下。弓腰驼背的妇女站起身来，把工具安放好，熙熙攘攘地走了出去，用披巾、汗衫和破烂衣服把自己裹紧。她们僵硬地、可是快步地走着，趁那份汤汤水水的食物还有余温之前赶到领食物的长队中去。一到外面，娜塔丽就拉下手帕，露出了一张几乎没变样的脸：更瘦削、更苍白，仍然很美，嘴唇显得更薄，下巴显得更坚定。一阵清新的寒风掠过积雪的、笔直的街道，把特莱西恩施塔特堵塞的下水道、随地皆是的粪便、烂白菜和生病的、龌龊的人们身上经常散发出的恶臭吹散了。这是一种贫民窟的气味，再加上日日夜夜不停走过的手推柩车上的死人和城墙外边火葬场里焚烧尸体的令人恶心的气味。在这里，犹太人不是遭到屠杀而是“寿终正寝”的死亡率并不比灭绝营里低多少。
她从一排排笔直的营房间的街道上走过，穿过市区到幼儿园去。这时天上星光闪烁，一钩新月紧挨着一颗明亮的晚星，低低悬挂在要塞城墙的上空。难得的清新爽朗的空气吹进了她的胸膛，叫她感到十分舒畅，她想起了埃伦早上说的那句俏皮话：“亲爱的，你知道不知道，今天是感恩节？说好说歹，我们总还是有恩可感的。”
她绕过把犹太人和大广场分隔开的那道高高的木墙，听见音乐家们正在广场边上党卫军的咖啡馆里演奏。吃饭的时刻，虽然还有些衰弱的老年人蹒跚地走着，在垃圾堆里拨弄，但街道上比较安静，不那么拥挤。领食物的长蛇阵从有些院子里蜿蜒到街道上，人们站着，用勺子从铁皮盘子里把那份汤汤水水的食物舀进嘴去，两眼急切地睁得很大。看着这些有教养的欧洲人像饿狗一样吞咽着这种粗劣的饮食，这是犹太区里令人分外伤感的景象之一。
一个身穿一件破烂的长外套、戴着一顶布便帽的瘦子走到她的身边。“喂，还好吗？”(1)这个名叫乌达姆的男人说。
她脱口就用意第绪语回答说：“该怎么个好法呢？”
现在，她讲这种语言已经像她祖母讲得一样流利了。常常，荷兰或是法国的难友甚至会把她当成波兰犹太人。她讲英语的时候，一开口就很容易用上从前的美国腔，可是这种语言在这儿听上去很古怪。她和埃伦也常常用意第绪语交谈，因为他在图书馆里和教授《塔木德》时也常常用这种语言，尽管他一般是用德语和法语讲课。
“耶塞尔森的弦乐四重奏今天晚上又要演出啦，”乌达姆说，“他们想叫我们接在后边演出。我又有了新的题材。”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排演呢？”
“就在我们去看过孩子以后，好吗？”
“我七点钟还要教一堂英语课。”
“节目很简单。不会花太多时间。”
“好吧。”
路易斯正在宿舍门口等着。见到娜塔丽，他高兴地大叫一声，跳进她的怀抱。娜塔丽一抱住他结实的身体，就忘却了云母、厌烦、苦难和恐惧。他的兴高采烈感染了她，使她也快活起来。不管刮的是什么阴风，这股火焰可不是注定要被吹灭的。
路易斯一生下来就成了她的生命之光，但是从来没像现在这样强烈。他虽然离开了她，来到这个幼儿园，和几百个小孩待在一起，平时晚上多半只能看到她几分钟，住在这个潮湿阴暗的、古老的石头房子里，由陌生的女人管束着，睡的是棺材般的木箱子，吃的是粗糙的大杂烩——尽管儿童的食物是犹太区里最好的——路易斯却像野草一样茁壮成长起来。别的小孩消瘦、患病，先是无精打采、昏昏沉沉，后来在一阵阵抑制不住地哭泣中虚弱下去，最终因冻饿而死。这个幼儿园的死亡率是惊人的。可是，不知是他的颠沛流离——不断地变换水土、空气、食物、被褥和同伴——把他锻炼出来了，还是像她常常想到的那样，是坚忍顽强的杰斯特罗家和坚忍顽强的亨利家的结合，产生了一个达尔文所谓的优生者，反正路易斯是生气蓬勃的。他在各门功课上都名列前茅，指画法、舞蹈、唱歌对他来说都是一样，他似乎毫不费力就胜过了别人。调皮捣蛋也是他领头儿。幼儿园的保姆看见他又是爱又是恨。他长得越来越像拜伦，可是有他母亲那样的大眼睛，他那种既迷人又有些忧郁的微笑，活脱儿是他父亲。
她因为轮流上夜班，所以总在这儿吃饭。乌达姆也在这儿吃。他通常总想法子按照自己的方式安排一切，就是他怎样来和三岁的女儿一起消磨空余时间。他的妻子已经走了，被遣送走了。今天晚上，汤里的土豆很多，虽然是冻坏了的，味道有点儿腐，可是倒可以充饥。他们边吃着，他就边念起他新编的台词来，他的女儿和路易斯在一旁玩。那个轻便的木偶戏台就折叠起来放在地下室的文娱活动房里，后来，两个孩子也下来看他们排演。娜塔丽排演了逗孩子们玩的木偶戏，一出庞奇和朱迪(2)的戏，配上乌达姆含讥带讽的台词，已经暗地里风靡了犹太区。这比她的美国公民身份更使她有荣誉感。那种身份起先还使人惊异，可是不久就不足为奇了。不管是倒霉还是愚蠢，反正她到了这儿，对犹太区的人们来说，就是这么一回事。
娜塔丽重新搞起这个丢了多年的少年时代的游戏，她开始变得很快乐和全神贯注。她做木偶，给它们换上衣服，操纵它们，使它们扮出各种滑稽姿势来配合乌达姆的台词。有一次，她甚至在他唱歌的那个党卫军咖啡馆里演出。当乌达姆唱着淫荡的德国歌曲，引得那些闹闹嚷嚷的党卫军官兵狂呼乱叫的时候，或是当他唱起《莉莉·马琳》这类感伤的民歌，引得他们眼泪汪汪的时候，她只能浑身颤抖地坐在那儿听。后来，她的手哆嗦得很厉害，简直操纵不了木偶。幸亏这次演出并不成功，乌达姆的拿手好戏一个也没拿出来，以后也就没再叫他们去演出。犹太区里有的是远比他们高明的木偶戏节目可以供党卫军去点。少了乌达姆的讥讽，娜塔丽的演出实在并不出色。
乌达姆是一个波兰教堂唱诗班领唱人的儿子。他肤色苍白、瘦长如鹤，生着一双炽热的眼睛和一头蓬松、卷曲的红发。虽然他创作和演唱猥亵的甚至淫荡的歌曲，却在犹太会堂里主持赎罪日的宗教仪式。他和那群组成并管理这个有名无实的犹太市政机构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起，很早就从布拉格被遣送到特莱西恩施塔特来了。现在，柏林帮和维也纳帮正在把他们排挤出去，因为党卫军比较喜欢德国犹太人。乌达姆在那个闹剧般的特莱西恩施塔特银行里工作，尽管它已经成了那些后到的犹太人的地盘。这些人还是丢不下他们那种优越感，总想把别人排挤出去，乌达姆对于犹太区里的政治活动和钩心斗角所了解的，远远超出了娜塔丽所能理会的。他名叫约瑟夫·斯穆洛维茨，可是大伙儿都管他叫“乌达姆”，她甚至听见党卫军也这样称呼过他。
今天晚上，他为他们最受欢迎的滑稽短剧《寒霜—杜鹃国国王》添上了一些新的笑料。
娜塔丽给庞奇的头上戴了一顶王冠，还装上一只挂着冰柱的、长长的红鼻子，这就是国王。寒霜—杜鹃国正在打败仗，国王不断把呈报上来的惨败的战报怪在国内的因纽特人头上。“杀死因纽特人！把他们全都杀了。”他不住地大发雷霆。好笑的是一个扮作大臣的木偶，穿着一身好像是制服的服装，也有一个拖着冰柱的红鼻子，冲出冲进，他不断报告国内的匮乏、叛乱和溃败，国王听了又哭又号，他还报告杀死了更多的因纽特人，国王听了高兴得又蹦又跳。最后，大臣冲了进来宣称，所有的因纽特人终于全被清洗光了。国王满心欢喜，接着蓦地又大吼道：“且慢，且慢！现在我怪谁好呢？我该怎样把仗打下去呢？这太可怕了！赶快派一架飞机到阿拉斯加去，再装些因纽特人来！因纽特人！我需要许许多多的因纽特人！”幕落。
说也奇怪，犹太人会觉得这出粗劣的、以死亡为主题、含沙射影的小戏滑稽之极。这些惨败的战报就像德国国内最近的新闻。那个部长报告这些战报时，用的是纳粹宣传的那种浮夸做作、自相矛盾的滥调。这种冒险的地下幽默，在犹太区的生活中是一种很大的宽慰。这一类的玩意儿很多，似乎也没人去报告，因为它们一直继续下去。
娜塔丽痛苦辛酸地操纵着木偶。她已经不再是一个害怕落进德国人的魔爪、把安全完全寄托在她的护照这个护身符上的美国犹太女郎了。那个护身符并不灵验，最坏的事已经发生了。奇怪的是，她心头倒反而觉得自在了点儿，思路也清晰了点儿。现在，她的全部生命都集中在一个单一的目标上：带着路易斯渡过难关，活下去。
乌达姆新编的台词，讲的是犹太区里最近的一些传说：希特勒患了癌症；德国人缺乏石油，战争打不下去了；圣诞节那天美国人将在法国偷袭登陆。诸如此类的异想天开在特莱西恩施塔特颇为盛行。娜塔丽操纵着木偶的一举一动，来配合乌达姆插科打诨的台词，他女儿和路易斯对这些笑话一点儿也听不懂，只是对着红鼻子的木偶哈哈大笑。排演完毕后，她紧紧拥抱了一下路易斯，从拥抱中触电般地感到了一阵鼓舞。然后，她就上她的英语课去了。
在少年的营房里，日日夜夜都有人上课。犹太儿童的教育是受到官方禁止的，但是他们没别的事可做。德国人也不认真地加以制止，他们知道这些孩子最终的下场，所以并不在意他们在“屠宰场”里发出什么样的嘈杂声。一方面，这些大眼睛的、瘦骨嶙峋的孩子办了一份小报，学习各种语言和乐器，排演戏剧，对犹太复国主义展开讨论，唱希伯来歌曲。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成了玩世不恭的、老练的小偷和骗子，对什么也不相信，像耗子一样熟悉犹太区里的大街小巷，而且性方面都是过早就成熟了。他们欢迎娜塔丽的目光往往叫她感到不安，虽然她觉得自己穿着那身带着黄星标志的、松松垮垮的棕色毛料衣服，即使还没到讨人嫌的地步，至少也是一个非常难看的女性。
但是这些孩子一上起课来就全神贯注。他们总共只有九个人，都是聪明伶俐、自愿参加的初学者，想要学会英语，好“在战后上美国去”。有两个人这天晚上缺席，是去排演《后宫诱逃》(3)去了。他们上次演出《被出卖的新嫁娘》(4)，在犹太区获得巨大成功，甚至连党卫军也很欣赏。现在他们又雄心勃勃地排练起莫扎特的这出歌剧来。娜塔丽看了那个深受欢迎的《被出卖的新嫁娘》一次演出，表演得很差，因为有几个演员刚被遣送走了。她甚至听到一座营房的某处地窖里正在排练威尔第(5)的《安魂曲》，不过这似乎太异想天开了。课上完后，她匆匆穿过寒风拂面、星光灿烂的黑夜，到她即将演出的那个楼去。
在那个又长又矮的斜顶房间的那一头，四重奏已经开始演奏了。这个房间以前是开大会用的，现在却放满了床铺，因为越来越多的犹太人进入了这个犹太区。他们拥进来的速度远远超出了被送往“东方”的速度。犹太区里犹太人的全部希望就是，美国人和苏联人能够及时粉碎“寒霜—杜鹃国”，把困在特莱西恩施塔特大水闸里的人们救出去。同时，眼前生活的目标就是，避免被遣送走，并且用文化生活使这儿的日日夜夜容易忍受一些。
耶塞尔森的四重奏是非常出色的。三个花白头发的男子和一个非常丑陋的中年女人用私带进犹太区来的乐器演奏，他们衣衫褴褛的身体和着海顿(6)的优美旋律晃动，专心致志，脸上焕发出内心蕴藏着的光辉。楼里挤得满满的。人们有的弓着身子坐在床铺上，有的躺着，有的蹲在地板上，有的挨着墙根站成一溜儿，还有好几百人紧紧挨在一起，坐在木头长凳上。娜塔丽等着这支曲子结束，以免惊动别人，然后她才从人丛中挤了过去。人们认出了她，让开了一条路。
木偶戏台已经在音乐家座椅后面安放好了。她在前面的地板上挨着乌达姆坐下，让音乐——现在是德沃夏克(7)了——来抚慰她的心灵。优雅动听的小提琴和中提琴琴声，如泣如诉的大提琴琴声，交织成一支美妙悦耳的阿拉伯风格的民歌乐曲。随后，音乐家们又演奏了一首贝多芬后期的四重奏。特莱西恩施塔特的节目单向来是很长的，听众们都满心感激，悠然神往，虽然四下里患病的和上了年纪的人听着听着打起盹儿来了。
在木偶戏开场之前，乌达姆先用意第绪语唱了一支新的歌曲：《他们来了》(8)。这是他又一个精心创作、妙语双关的政治性节目。一个孤独的老人在他的生日那天唱歌，说大家都把他给忘了，他凄凉孤独地坐在布拉格的房间里。忽然，他的亲戚们来了。他在重唱中，变得高兴起来，在舞台上欢呼雀跃，两手噼啪地拍着巴掌：
啊，他们来了，他们终于来了！
英国亲戚，俄国亲戚，
美国亲戚，普天之下的亲戚！
坐飞机来，乘轮船来——
啊，多么快乐，啊，这是多么欢欣鼓舞的一天，
啊，感谢上帝，从东方，从西方，
啊，感谢上帝，他们终于来了！
顿时喝彩声四起！他再唱一遍的时候，听众们也跟着唱起了叠句，还有节奏地拍着手：从东方到来，从西方来到！木偶戏就在这阵高昂的调子里开场了。
在演出《寒霜—杜鹃国国王》之前，他们先演了另一个很受欢迎的滑稽短剧。庞奇扮一个犹太区的官吏，正想向他的妻子求欢。朱迪则推三阻四地不肯：这地方没个遮掩，她肚子饿了，他没洗过澡，床铺太窄小了，等等。这些借口都是犹太区里的人们所熟悉的，因而引起了哄堂大笑。他把她带到他的办公室，那儿就只有他们俩，她羞答答地顺从了。可是正当他们好合之际，他的下属不停地打断他们，前来报告犹太区出现的问题。乌达姆模仿夫妻俩的喁喁情话和气喘吁吁的声音，中间还穿插着庞奇怒气冲冲的官腔和朱迪失望沮丧的抱怨，再加上一些猥亵的台词和动作，使得整个演出滑稽非凡，甚至连蹲在乌达姆身边操纵木偶的娜塔丽也不停地咯咯笑出声。
修改过了的《寒霜—杜鹃国》也引起一片笑声。乌达姆和娜塔丽满面红光地从幕后走出来，一次又一次地鞠躬。
楼里四处都传来了欢呼声：“乌达姆！”
他摇摇头，挥挥手，请大家别这样。
更多的人欢呼着：“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他做手势请大家安静下来，请求准许他退场。他说他很疲乏，心情又不好，还得了感冒，下一次再补演吧。
“不成，不成。现在再来一个！乌达姆！乌达姆！”
木偶戏每次演出时总是如此。有时候观众达到了目的，有时候经过恳求，乌达姆总算退了场。娜塔丽坐在一旁，他摆出一个忧郁的歌唱家的姿势，两手在胸前合拢，用唱诗班领唱人的低沉的男中音唱起了一支悲哀的圣歌。
“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每次他一唱起这支歌，娜塔丽就觉得脊背都发凉了。这是赎罪日礼拜仪式中圣歌的一段。
人是用尘土创造出来的，他的归宿是在尘土之中。他就像一片破碎的陶瓷，一朵凋谢的鲜花；就像一粒浮游的微尘，一个过眼的影子；就像一个梦境，飞逝而去。
在每一对比喻之后，听众们总轻声合唱着歌曲开始部分的那个叠句：“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它的意思就是：“人啊……人啊……人啊……”
在希伯来语里，人这个词叫亚当。乌达姆在波兰意第绪语里是亚当的变音。
“亚当，亚当，亚当——”特莱西恩施塔特犹太人喉咙里唱出的这支令人心碎的低沉的圣歌，使娜塔丽·亨利听了感到一种她被囚之前从未感到过的激动。这些人都在死亡的阴影下，刚才还高兴得笑成一片，现在却低声唱起这个也许就是他们自己挽歌的曲子。乌达姆唱到领唱人唱的那段绚丽的词句时，声音像大提琴一样如泣如诉。他闭上了眼睛，身体在小木偶戏台前面摇晃着，两手伸了出来，高高举起。几分钟之前这个人还在讲着最粗鄙的下流话，现在他的声音里却充满了对于上帝和人类的敬畏与热爱，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相信的。
就像一粒浮游的微尘，一个过眼的影子……
乌达姆……乌达姆……乌达姆……
他踮起脚尖，胳膊僵直地高高举起，睁大了眼睛，像敞开的炉门那样炯炯地望着听众：
就像一个梦境……
那双火一般炽热的眼睛闭上了。他垂下两手，身体也松弛下来，几乎支撑不住的样子。最后那句话的声音降低下去，几乎成了耳语：
……飞逝而去。
他从来不唱第二遍，总是紧绷着一张苍白的脸，僵僵地鞠上几躬，向观众的喝彩表示谢意。
娜塔丽以前觉得用这支令人痛苦的礼拜仪式上唱的咏叹调，用这种曲调和歌词，来结束一宵的娱乐，未免太古怪，简直有点儿阴森可怕。现在，她懂得了，这正是特莱西恩施塔特。她在周围的人们的脸上看到的那种净化，也感染了她自己。听众都已精疲力竭，得到满足，准备回去安寝，准备迎接这个“阴影谷”(9)中的又一天。她自己也是这样。
“那到底是什么？”
她的帆布床上放着一套带有黄星标志的灰呢衣服，旁边还有粗棉线袜和新鞋。对面埃伦的床上，放着一身男人的衣服和鞋子。他坐在两床之间的小桌子旁边，聚精会神地看着一部棕色的大本《塔木德》。他举起一只手说：“先让我把这段看完。”
这里可以最为明显地看出给予他们的“照顾”。他们两人单独有一间房，尽管这是一个只有一扇窗的小房间，是用墙板从一个大房间里隔出来的。这个大房间从前是一个有钱的捷克人私邸里的餐厅。在隔板那边，几百个犹太人挤住在四层的床铺上。这儿放的是两张小床，一盏昏暗的小灯，一张桌子，还有一个像公用电话间那样大小的纸板衣柜，这在犹太区里可算奢华到了极点。市政委员会的官员们居住条件也不过如此。对于这种宽厚的待遇党卫军始终没做过任何解释，可能因为他们是“知名人士”。埃伦在这儿用餐，不过并不用去站队，负责这所房子的长老派了一个姑娘把饭给他送来。然而他简直不大吃东西，他好像是靠空气在过日子。通常娜塔丽回来的时候，总有些杂碎和汤水剩下，如果她愿意吃下去的话，要不然隔板那边的人就会把这份东西狼吞虎咽地吃了。
现在，床上放着这套灰呢衣服，这是为了什么呢？她拿起来在自己身上比了比。上好的料子，裁剪很讲究，而且还很合身，只是稍微宽大了一点儿。这套衣服上微微散发出一种馥郁的玫瑰香，从前一定是一个上等人家的妇女穿的。他仍旧活着？还是已经死了？还是已经被遣送走了？
埃伦·杰斯特罗叹了一口气，合上书本，转过身来朝着她。他的须发全都白了，皮肤就像柔和的云母，骨头和青筋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从他病愈之后，他就一直沉静而虚弱，却有惊人的耐力。他每天教书、讲学、听音乐、看戏，并且终日伏案为希伯来经典编纂目录。
他说：“这些东西是晚饭时候送来的。很叫人惊奇。后来，爱泼斯坦来了，才讲清是怎么回事。”
爱泼斯坦是特莱西恩施塔特市政机构当时的首脑，是一个享有Ältester头衔、可以算作市长的人物。从前，他是一个社会学讲师，是德国犹太人协会的会长。现在他为人恭顺、萎靡不振，是德国秘密警察囚禁中的一个幸存者。他被迫对党卫军卑躬屈节，尽量以他的谨小慎微的方式做点儿有益的工作，可是其他的犹太人都只把他看作德国人的一个傀儡。他没多少选择的余地，也没剩下多少胆力来行使他所获得的那一点儿选择权。
“爱泼斯坦说什么？”
“咱们明天得上党卫军总部去。不过并没有危险。他说是好事，咱们应当享有更多的特权。他很郑重地这么向我担保，娜塔丽。”
她觉得心窝里发凉，连骨头里都发冷，同时忙又问道：“为什么要咱们去？”
“会见艾希曼中校。”
“艾希曼！”
特莱西恩施塔特这一带人们所熟悉的，是当地那几个党卫军军官的姓名，如勒恩、海因德尔、默泽等。艾希曼中校是一个只能听见人们窃窃私议的高高在上的险恶姓名。他尽管军阶并不很高，在犹太区人们的心目中却是一个比希姆莱和希特勒地位低不了多少的人物。
埃伦的神色是温和的，充满同情的，他没露出什么害怕的样子。“是啊。十分荣幸。”他用一种安详、讽刺的口吻说，“不过这些衣服倒的确是个好兆头，是不是？至少，有人希望咱们穿得好看些。那么咱们就这么办吧，亲爱的。”
* * *
(1)原文是意第绪语。
(2)庞奇和朱迪是一出传统的英国木偶剧中的人物。庞奇是个钩鼻、驼背、性情暴戾的人物，朱迪是他的妻子。
(3)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1756—1791）创作的歌剧。
(4)捷克作曲家斯美塔那（1824—1884）创作的歌剧。
(5)威尔第（1813—1901），意大利作曲家。
(6)海顿（1732—1809），奥地利作曲家。
(7)德沃夏克（1841—1904），捷克作曲家。
(8)原文是意第绪语。
(9)“死亡阴影谷”是英国散文作家约翰·班扬（1628—1688）的小说《天路历程》中的一处地方。这里借来比喻泰雷津。
第七十一章
“目标！哈莱亚卡拉，〇八七。目标！冒纳罗亚(1)，一三二。”拜伦蹲在定位仪旁边，正向一个打着红色手电做记录的航信官报告方位。这时候，“海鳗”号正在平静的海面上划出一道闪烁着磷光的波痕来。从陆上吹来的暖烘烘的微风，给拜伦带来了杰妮丝身上常有的那种淡淡的香气——毫无疑问，这只是一个愉快的幻觉罢了。航信官走下船舱去测算方位，并且通过话筒把位置报上来。拜伦打了个电话到埃斯特的舱室。
“艇长，月光挺亮，所以我应该可以说是测定了方位。咱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潜艇的禁区。”
“嗯，很好。也许这班飞行员不会在一清早就轰炸咱们。拨正航向，加速前进，七点整进入航道。”
“是，艇长。”
“我说，副艇长先生，我刚才正在看你写的巡逻报告。写得挺出色。”
“哦，我是尽力而为了。”
“你的笔头不坏，勃拉尼。和早先不同了。不幸的是，你写得越清楚，结果就越糟糕。”
“艇长，往后还得巡逻哩。”在返航途中，埃斯特的急躁易怒和垂头丧气一直使拜伦感到不安。这位艇长整天关在舱室里，一面整盒整盒地抽着便宜雪茄烟，一面读着从艇上图书室拿来的破破烂烂的神怪小说，把指挥潜艇的事全部交给了副艇长。
“一无所获就是一无所获，拜伦。”
“他们不会因为你的勇往直前而责备你。你是自告奋勇上日本海去的。”
“是倒是这样，而且我还要再上那儿去，不过下一次得带上电动鱼雷，要不然海军上将会把我送上陆地。马克—14型鱼雷我可算领教够了。”拜伦听见电话话筒啪的一声放回了托座。
第二天，拜伦驾驶一辆军用吉普车到杰妮丝的小屋去，热切地想把嫂嫂紧紧搂在怀里，完全忘却这次巡逻。孤独寂寞，时光的流逝，娜塔丽的失踪，杰妮丝家里的温暖，他哥哥的这个妩媚的寡妇暗暗流露出的情感，所有这些因素交融成一曲心照不宣的罗曼史，每次他出海归来总变得更加甜蜜。他们之间虽然已经十分亲昵，然而终究尚未如愿以偿，这两种心情混合在一起，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助长了内心里的这股情火。拜伦的脑子里常常会掠过这样的想法：万一娜塔丽就此不回来的话，他就跟杰妮丝和维克多共同生活。但一想到这里，内疚的感觉又折磨着他。他怀疑杰妮丝心里也暗暗怀着同样的想法。战争所造成的紧张和分离，本来就会把正常关系歪曲得变了样，或是彻底摧毁掉。拜伦这会儿所感受到的，在世界各地眼下都十分寻常，只是他良心上的痛苦稍微有点儿与众不同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