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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一千二百码，方位〇一〇，偏向左舷。”
“第一发，放！”
鱼雷砰地射出，脚底下的甲板蓦地一震。拜伦对他用的小回转仪算出的角度没信心，这一发只能靠运气。
“尾波向右舷偏离目标，艇长。”
“真见鬼！”
“距离九百码……距离八百五十码……”
可供埃斯特选择的机会正在迅速消失，好像一个小雪球丢进了熊熊烈火一样。他可以命令“沉入深水—使用负槽”，立即下沉，也可以急转弯，这可能受到一阵可怕的深水炸弹的准确攻击，然后希望能潜入海底侥幸活命。他也可以再次发射鱼雷。不管怎样，“海鳗”号已处于生死关头。
“距离八百码。”
发射鱼雷还来得及吗？它从鱼雷管射出时还未打开保险，如果距离只有八百码，并迅速接近，鱼雷在击中目标之前可能来不及打开引信的保险。
“第二发，放！第三发，放！第四发，放！”
拜伦猛烈跳动的心脏似乎胀大了，塞满整个胸腔，使他呼吸都有困难。驱逐舰和鱼雷相对接近的速度一定达到了七十海里！螺旋桨发出的咔嗒——特隆，咔嗒——特隆，咔嗒——特隆的响声，越来越近——
轰隆！
副艇长尖叫起来：“命中了！我的上帝，舰长，你把它的舰艏炸掉了！它裂成了两段！”
雷鸣一般的隆隆声冲击着潜艇的外壳。
“命中了！呀，舰长，它已经乱作一团，它的弹药库一定在爆炸！一架炮座正飞向天空！到处是残骸、尸体，还有它的摩托捕鲸船，彻底完蛋啦。”
“让我看看。”埃斯特急忙说。副艇长挪开两步，让出潜望镜前的位置，通红的脸有点儿变形，光秃秃的头皮闪闪发光。埃斯特转动一下潜望镜，喃喃说道：“凯，那两艘货轮正在溜走，但那艘运输舰在转向我们驶来。那个舰长不是疯了就是吓昏了头。很好。放下潜望镜。”
埃斯特合拢两个把手，移步离开平滑下降的潜望镜轴，接着用嘹亮平板的声调对着话筒逐字地说：“全体官兵注意，美国海军‘海鳗’号已取得第一次胜利，日本驱逐舰已裂成两段，正在下沉。打得好！我们的主要目标，那艘运输舰正朝着我们头上开过来。它是一万吨级的大家伙，上面满载兵员。这是难得的机会！我们要把它干掉，然后在水面上追赶那些货轮。这一次我们要把它们吃个精光，以补偿我们失去的护航队和打不响的鱼雷。彻底消灭！”
压抑不住的叫嚷声在潜艇上回荡。埃斯特高声喊了两声：“够了！等我们把它们全消灭了再庆祝吧。准备好舰艏鱼雷管。”
这次攻击的进展和进行一次黑板上的操练一样。贝特曼不时把潜望镜伸出水面，干净利落地急速报出数据。日本船稳稳地驶进了瞄准范围，或许是因为它在驶离沉没中的支离破碎的驱逐舰，它可能因此认为它正航行在逃遁的道路上。
“开启外门。”
拜伦的脑子里有一幅这次攻击的清晰而完整的图形，永恒不变的潜艇进攻的移动三角：那艘运输舰在阳光中以二十海里的时速行驶，“海鳗”号距离运输舰半英里，垂直于它的横梁。它在水面下六十英尺以时速四海里的速度不声不响地接近目标。潜艇尾部的鱼雷管已经打开，海水进入管内，里面的鱼雷随时能以四十五海里的速度射向目标。这时只有发生故障，只有美国机件发生严重故障，才有可能拯救日本人了。
“最后方位，发射。”
“升起潜望镜！目标，方位〇〇三。放下潜望镜！”
埃斯特把三枚鱼雷并排发射出去。不到几秒钟，爆炸声震撼了司令塔，沉重的令人震惊的爆炸巨响不断传到潜艇中。一时间，欢呼声、喝彩声、叫嚷声、大笑声、口哨声响彻整艘潜艇。在拥挤的指挥塔里，水手们相互用拳猛击，又跳又蹦。
副艇长大声喊道：“艇长，两枚鱼雷准确命中。在船艉和中部。我看得见火焰。它在燃烧、冒烟，向左舷倾斜，船头没入水中。”
“浮出水面，炮手全部就位！”
穿过舱盖揭开的空缝涌进来一阵清新的空气，射进来一道阳光，滴下来的海水珠发出耀眼的光芒，柴油机发动时传来一阵舒畅的咆哮声。这一切使拜伦的心里涌起阵阵欢乐的心潮，他顺着梯子，身子像飘浮一样，上升到驾驶台。
“天哪，真是难得一见的美景！”贝特曼站到他身边说。
这是个景色如画的日子，蔚蓝的天空，几片浮云在高空飘荡，耀眼的阳光下碧波荡漾。赤道上空气潮湿，闷热非凡。在近处，冒着浓烟的运输舰倾斜得很厉害，红色的船底露出水面。刺耳的警报在悲号，大叫大嚷的人穿着救生衣正在爬过舷侧，顺着吊货网爬下来。两三英里以外，驱逐舰的前甲板还浮在水面上，一些几乎绝望的隐隐约约的人影攀着不放。拥挤不堪的小船在附近海面上颠簸。
“让我们绕过这家伙，”埃斯特舰长一边说，一边嚼着他的雪茄，“看看那些货轮跑到哪里去了。”
他的语调轻松愉快，但当他伸手把雪茄从口里取出时，拜伦看见他的手在颤抖。这次巡逻旗开得胜，但从他的神色看来，卡塔尔·埃斯特远没感到满足，绷紧的笑容，射出寒光的双眼。三十七天来，这种渴望一战的心情越来越急迫，鱼雷的失灵更使他心急难熬。直到一刻钟以前，他还怕第一次巡逻会吃个鸭蛋，现在可不怕了。
他们绕过了船艉，驶过了竖出水面的巨大的黄铜螺旋桨时，一个乱腾腾的景象突然出现在他们眼前。运输舰正在这一边吐出它载运的兵员，在有篷的汽艇里，在敞篷的登陆艇和摩托快艇上，在宽阔的灰色木筏上都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数以千计的日本兵，还有好几百个日本兵在甲板上挤来挤去，纷纷沿着吊货网和绳梯逃下来。“像热盘子上的蚂蚁争相逃命一样。”埃斯特愉快地说。浮动在海面上的穿着木棉救生衣的士兵形成灰色的一片。
“老天爷，”贝特曼说，“这艘船装了多少人？”
埃斯待通过双眼望远镜凝视着远方的两艘货轮，心不在焉地答道：“这些日本佬就和牲口一样被塞到船上。那两艘货轮离我们多远，皮特？”
贝特曼透过湿淋淋的照准仪看去。他的回答被一阵迸发的机枪扫射淹没了，一艘挤满士兵的有篷的汽艇里喷出硝烟和火焰。
“真他妈的，”埃斯特笑着说，“它想在我们身上打个洞！它还真办得到呢。”他合起双掌凑在嘴边大声喊道：“二号炮，击沉它！”
那门四十毫米口径的炮马上开火。汽艇上的日本兵开始跃入水中，船身的碎片向四面飞散，但它的机枪继续射击了几秒钟。接着那艘寂然无声、浓烟滚滚的小船就沉没了，许多身穿绿军服和救生衣的无生气的尸体在附近漂浮。
埃斯特转身对着贝特曼：“现在距离是多少？”
“七千码，艇长。”
“好。我们绕过去，命令炮组装上炮弹，还得给这艘运输舰拍几张照片。”埃斯特看一下手表，又看一下太阳，“我们得在黄昏前赶上那两只‘猴子’，这不困难。现在让我们打沉这些小船和木筏，把漂浮在海面上的家伙全送回他们尊敬的老祖宗那里去。”
与其说拜伦感到惊奇，不如说他感到厌恶，但副艇长的行动确实使他感到意外。当埃斯特正要把驾驶台上的话筒举到嘴边时，贝特曼用手强有力地按住埃斯特的前臂说：“艇长，别这样。”他说话的声音很低，站在埃斯特肘边的拜伦几乎听不清他说的话。
“为什么？”埃斯特同样低声地问。
“这简直是屠杀。”
“我们来这儿是干什么的？他们是战斗人员。如果他们获救，一个星期后他们会在新几内亚岛打我们的人。”
“这和射杀俘虏一样。”
“得啦，皮特。巴丹的我们的人又怎么样了？那些至今还在‘亚利桑那’号里边的人又怎么样了？”埃斯特摆脱了贝特曼的手。他的声音在甲板上回响：“炮手们注意。所有这些船只、汽艇、木筏都是合法的战争目标，水里的人也是。如果我们不杀死他们，他们会活下来杀美国人。自由射击！”
瞬息间“海鳗”号上每一支炮管都喷出黄色的火焰和白色的硝烟。
“慢速前进，”埃斯特通过话筒向下面喊道，“炮组装满炮弹。”他转向拜伦，“把军需官唤来，让我们在那艘小驱逐舰沉没之前给它拍几张照，还有这个大家伙也拍几张。”
“是，先生。”拜伦用电话把命令传达下去。
日本人疯狂地从小船和木筏上跳到水里。四英寸口径的大炮对那些小船逐只瞄准射击，在这种短距离射击下，一艘艘小船都被打得粉碎。不多久，木筏和汽艇上都空无一人。士兵全都落入水中，其中一些正在脱掉救生衣，以便潜入深水。机枪子弹在水面上溅起一行行白色浪花，拜伦看见一颗颗头颅像坠地的西瓜一样迸裂，血浆涌出。
“艇长，”贝特曼说，“我要下去。”
“好吧，皮特。”埃斯特又点燃一支雪茄，“去吧。”
运输舰翘起尾巴沉入水中时，数不清的死掉的日本人在“海鳗”号周围血红的海面上漂浮，还有几个在游来游去，像被鲨鱼追逐的海豚一样。
“好吧，我想这就可以了。”卡塔尔·埃斯特说，“时间过得真快，拜伦。我们还是去追赶那些货轮吧。解除炮手的值勤任务，执行巡航轮值。全速前进。”
在远距离尾随的“海鳗”号赶上那些货轮并潜入水中时，太阳已经西斜。这些没有护航的船只只能以十一海里的时速前进。贝特曼海军上尉回到潜望镜前，心情愉快，动作精确，好像早上发生的事情对他没什么影响似的。但在船员中，这些事情产生了影响，在整天跟踪追击的航程上，每当拜伦出现在一群水手面前时，他总是遇到沉默和奇怪的眼光，好像他打断了不该让一个军官听到的谈话。他们都是新近调在一起工作的，对这次取得的胜利理应欢欣鼓舞，然而他们并不。
贝特曼上尉是拜伦难以理解的一个人。他从军械局调到“海鳗”号上来，他是一个基督教科学派的信徒，在这艘潜艇上自告奋勇地主持了星期礼拜仪式，但参加者寥寥无几。对今天早上的杀戮，不管他有过一些怎样的顾忌，现在又是原来那副生气勃勃、杀气腾腾的样子了。
埃斯特还有五枚鱼雷，他拼掉其中三枚冒险地连续射向那两艘靠在一起行驶的货轮。贝特曼报告一枚命中，在黑暗中发出耀眼的光芒，隆隆的爆炸声震响了“海鳗”号的艇身。
“浮出水面！”
为了夜间视线的良好，指挥塔里的灯光又暗又红，但拜伦还是看到了挂在卡塔尔·埃斯特脸上的那副失望的怪相。“海鳗”号在月光下浮出波浪滔滔的海面。那艘未受损伤的货轮正掉转头，离开受创的同伴，从烟囱中喷出的滚滚黑烟使天上的星斗为之黯然失色。
“全速前进！”
两艘货轮同时开火，疯狂射击那破浪前进的黑影，溅起了磷光闪闪的水花。从炮口喷出的火光看来，它们不仅配有机枪，而且拥有三英寸口径的大炮，这种炮弹如果直接命中一发，也可以把潜艇击沉。但埃斯特迎向这些红色曳光弹和呼啸而过的炮弹，好像它们不过是阅兵典礼时抛来的彩色纸带一样。他把潜艇开到与逃窜的货轮并排的位置上，这时货轮变成了庞然大物，俨然是一艘远洋客轮，枪炮齐放，一片通红。
“左满舵。打开艇艉鱼雷管。”潜艇在一阵红色曳光弹和呼啸而过的弹雨中来个大转弯，监视哨躲在防弹挡板后，拜伦也是这样。埃斯特站得笔直，目不转睛地朝舰艉方向望去。接着发射了一枚鱼雷。轰隆一声，黑夜爆烈成为雷声隆隆红光普照的白昼。货轮中部着火，喷着火舌。
“下沉，下沉，下沉！”
拜伦浑身上下颤抖不已，内心由衷地赞赏这一招。埃斯特把两个目标都打得不能动弹，他的潜艇不再暴露在炮火之下了。
“好，后鱼雷室，”埃斯特对着话筒说，那时潜艇正侧着艇身潜入海中，“我们命中了目标。现在要发射最后一枚鱼雷。这次战备侦察的最后一发。就打我们已经命中一次的货轮，它现在是停着不动的鸭子，它还需要我们再给它一拳。因此，不许失误。击沉了它我们就回家。”
埃斯特偷偷地接近那艘动不了的货轮，然后把潜艇掉转过头，从六百码外发射这枚鱼雷。“海鳗”号被近距离的水下爆炸震得不住摇晃，艇上全体船员齐声欢呼。
“浮出水面，浮出水面，浮出水面！我为你们全体感到无比骄傲，我要忍不住哭出来了。”的确，埃斯特由于控制不住情绪而哽咽了，“你们是海军中最了不起的潜艇官兵。我可以告诉你们，‘海鳗’号这次杀敌制胜只不过是个开头。”
不管那天出现过什么样的思想波动，全体船员现在又都拥护他了。欢呼声和叫喊声此起彼落，相互的拥抱和握手经久不歇，直至军需官把舱盖打开，柴油机咳呛着，轰鸣着，被月光照亮的海水沿着梯子滴下来。
拜伦跑到外边燥热的黑夜里，看见那两艘船在水面上一动不动，火光熊熊。炮火已经停息。一艘货船沉得快些，它的火焰像一根烧尽的蜡烛一样熄灭，但另一艘还在燃烧，打穿了的船体顽固地浮在水面上，直到埃斯特打着哈欠叫贝特曼用四英寸口径的大炮把它报销。尽管满身都是冒着火焰的弹着点，它仍旧是慢腾腾地往下沉。最后海面变成漆黑一片，只有挂在天边的半个月亮在水面上倒映出一道黄色光芒。
“美国海军‘海鳗’号潜艇上的诸位先生，”埃斯特向他们宣告，“我们将走上〇六七，即到珍珠港的航道上。当我们在十天后路过一号航道浮标时，我们要把一把扫帚升在潜望镜上。全部引擎正常速度前进，上帝保佑你们，你们这帮呱呱叫的会打仗的傻瓜蛋。”
这就是拜伦·亨利度过的四月十九日。
当他们驶入珍珠港时，扫帚已经高高挂起，扫帚后面一条长长的饰带上，四面小日本旗迎风飘扬。警报器、雾喇叭和汽笛的鸣声不绝于耳，迎接着“海鳗”号走完进港的航道。潜艇基地的码头上，大家都惊奇得目瞪口呆：尼米兹海军上将身穿白礼服，站在太平洋潜艇司令部全体身穿卡其军服的总部人员中间。跳板搭好后，埃斯特命令全艇官兵集合。尼米兹单独走上潜艇，说：“艇长，我要和艇上的每一名官兵握手。”他沿着前甲板走过来，和全体官兵一一握手，满是皱纹的双眼闪耀着光芒。接着太平洋潜艇司令部的全体人员拥上甲板，有人带来一份《檀香山广告报》，上面的大字标题是：
首次巡逻全歼敌人
潜艇消灭护航队和护航舰
“单艘潜艇的狼群”——洛克伍德
埃斯特在强烈的阳光下露齿微笑的照片是新近拍的，但这份报纸不知从哪里找到贝特曼在海军学院毕业时拍的照片，他那头长发看上去很古怪。
在陆地上走路着实舒服。拜伦朝太平洋潜艇司令部大楼走去，但速度很慢。杀死海面上的日本人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这次路程不太短的街头漫步好像是进行一次有关埃斯特功过的民意测验一样。一路上，军官们不时拦住他，和他谈论这件事，他们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从表示极端厌恶的非难到积极支持的嗜血狂。总的看来，民意似乎有点儿不利于埃斯特，但是差别并不太大。
这天晚些时候，杰妮丝在拜伦到达时扑上去狂吻，这既使拜伦手足无措，又感到无限激动。
“天哪，”他气喘吁吁地说，“杰妮丝！”
“哎哟，我爱你，勃拉尼，你不知道吗？不过，你用不着怕我，我不会吃掉你的。”她挣脱出来，眼睛闪烁着光芒，一头黄发披散在肩上。她快步走到桌子旁，薄薄的粉红缎子衣服窸窣作响，她急忙拿起一份《广告报》，“看见这个了吗？”
“哦，当然。”
“那么，你收到我的口信了吗？卡塔尔来吃饭吗？”
“来的。”
埃斯特来时已是醉醺醺的，颈上戴着几条在军官俱乐部别人给他戴上的花环。他为拜伦披上一条，也为杰妮丝披上一条，她有礼貌地吻了他一下。他们用四瓶加利福尼亚香槟把一顿有着小虾、牛排、烤土豆和上面浇着冰淇淋的苹果派的晚餐冲下肚去，一边吃一边随意说笑取乐，笑得前仰后合。后来，杰妮丝披上一条围裙，坚持要他们让她自个儿收拾餐具。“凯旋的英雄们，”她有点儿口齿不清地说，“别到我的厨房里来。到外边门廊里去。今夜没有蚊子，风朝海面刮。”
在面向水道的黑暗的门廊里，当他们一屁股坐进两张中间放着酒瓶的柳条椅子的时候，埃斯特以单调而清醒的语调说：“皮特·贝特曼已提出调职要求。”
拜伦沉默片刻之后说：“那么，副艇长的空缺怎么办？”
“我对司令说我想让你干。”
“我？”拜伦酒后还有点儿头晕，他尽力使自己镇定下来，“那不行。”
“为什么？”
“我资格太浅，只是一个后备军官。这是战斗岗位，那是肯定的，我会爱上潜望镜，但我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行政人员。”
“官兵勤务名册上表明你够格，事实上你也够格。司令在考虑这个问题，你算是太平洋潜艇司令部里的第三名后备副艇长，但司令倾向于满足我的要求。其他两个人的资格都比你老，他们自一九三九年起就一直服现役，但你参加过多次战备侦察。”
“我在地中海荒废了不少光阴。”
“在前进基地搞维修不算是荒废光阴。”
拜伦往他的杯子里斟酒，他们在黑暗中喝着。从厨房里传来的叮当声和溅泼声中，他们听到杰妮丝在唱《爱情的手》。
过了不久，埃斯特说：“或许你同意皮特·贝特曼的看法？你不想再和我一块儿出海吗？那也好商量。”
在返回基地的漫长航程中，军官起坐间里很少有人谈起那次屠杀事件。拜伦犹豫起来，然后说：“我并没要求调开。”
“我们出战就是为了杀日本人，不是吗？”
“他们在水中没有任何战斗的机会。”
“屁话。”这个词非常刺耳，因为埃斯特总是避免说脏话的，“我们在作战。要结束这场战争，要赢得胜利，并且从长远来说也是为了争取少死人，为此我们就得大量杀死敌人。这话对吗？还是错了？”拜伦默不作声。“怎么样？”
“‘夫人’，你就是喜欢杀人。”
“对那些狗杂种，我不在乎这样做。我的确不在乎，我承认。这场战争是他们要打的。”
黑暗中两人相对无言。
“他们杀死了你的哥哥。”
“我说过，我并没要求调开。别说了，艇长。”
埃斯特走后，杰妮丝和拜伦促膝长谈。他们谈到了这次出巡，然后谈到华伦，满怀柔情地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对往事的追忆中。他没提起娜塔丽，只说他打算明早打电话给国务院。在他离去就寝时，他伸出双臂，热情地吻了她。她既感到诧异，又深受感动，因此凝视着他的双眼问道：“那是给娜塔丽的，是吗？”
“不。晚安。”
在她离开前，她朝他的房里看了一下，并听清了他那平稳的呼吸。她的汽车上有军政府发的通行证，能够在宵禁时通行无阻。她驱车穿过灯火管制下的黑暗街道，来到埃斯特现在为了和她幽会而住下的小旅馆。几个小时之后她悄悄地回到家里，精疲力竭，但一番苟合带来的片刻欢乐使她容光焕发，她再一次倾听拜伦的呼吸：深沉、规则、没有变化。杰妮丝上床就寝，身心沉浸在无比的幸福中，只有一丝非理性的疚意缠绕在心头，几乎像是犯了通奸罪似的。
在太平洋潜艇司令部范围内，有关埃斯特把那些日本兵全部杀死是否必要的论争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场论争从未透露到报纸上，即使是海军的其他部门也毫无所闻。那些潜艇官兵把这件事当作家庭里的秘密，从不为外人道。战争结束后许多年，当所有的出巡报告都不再列入保密范围的时候，外界人士终于获悉真相。卡塔尔·埃斯特的报告详尽坦率地描述了当时屠杀的情况，而太平洋潜艇司令所做的批语是无条件的高度赞许。参谋长所拟批语的稿子也公之于世，他写上了很长一段意见，对屠杀孤立无援的落水者表示责备。司令愤怒地用墨水笔把这段批语一笔画掉，当时墨水溅泼的痕迹至今还留在海军部战时文件档案里那已经发黄的一页上。
“如果在这个司令部里我还有十个像埃斯特一样敢作敢为的杀人者，”司令当时对参谋长说，“这场战争可以提前一年结束。我决不会因为埃斯特少校杀了日本人而批评他。这是一次立了大功的巡逻，我建议向他颁发第二枚海军十字勋章。”
第六十四章
七月初，美国驻伯尔尼公使馆的公使在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又收到莱斯里·斯鲁特的来信。自从德军占领法国南方以后，从美国发出的普通邮件便收不到了，而且官方邮包也没有了。但中立国的外交邮包提供了往返传递信件和报告的非正式途径，斯鲁特在瑞士外交部里的一位朋友给塔特尔带来了这只厚厚的信封，朋友为了另外一桩事情和他会面，谈完话之后交给他这个信封，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
亲爱的比尔：
首先我必须表示歉意，因为我附上的有关百慕大会议的备忘录字迹写得恐怕难以辨认。为了护理一只扭伤了的足踝，我只能躺在床上作书。我已经辞去了外交部的职务，因此办公室和秘书我都没有了。
由于跳伞不慎，我扭伤了足踝。现在为你潦草地写几行的是一个变了样的莱斯里·斯鲁特！我一直是一个——说得宽厚一些——胆小的人。但离开国务院之后，我到了战略情报局。自此以后，我一直在奔波，不知道何处才是安身之所。不过，我却有一种快乐感，这是一种新鲜的尽管是使人惶恐的感觉，好比一个摔到飞机外面的人发现自己在下坠时竟能欣赏——不管多么短暂地——四周的景色和冷冽的微风一样。昨天跳伞以后，下坠时的景象经常在我脑子里出现，一场骇人的噩梦，尽管令人心惊胆战，却又使人欣喜若狂。
你当然知道战略情报局的情况，我还记得，“疯狂的比尔”多诺万将军去年匆匆路过伯尔尼时曾惹得你冒火。这是一个临时拼凑的情报班子，一个极端稀奇古怪的单位。显然，关于我正在干些什么，我能告诉你的不多，但我正在干一些事情。在脱离了国务院之后——这的确使我感到快慰——我经历了一场职业上的大灾难，但形势发展得如此快，我实在无暇自怜。
比尔，国务院是一座空殿，里面的美人全都被绑走了，剩下的是一群吱吱叫的整天无所事事的阉宦。外交政策大部分为罗斯福先生和霍普金斯先生两人所左右，其余部分则由多诺万将军的班子插上一手。国务院里这些太监继续有名无实地散发官方文件，而这些文件的价值跟草纸差不了多少。
如果这一切听起来不大顺耳，你要记住我已经毁掉了我的专业，放弃了十年的宝贵资历，因为我认为这是真理。国务院在百慕大会议上的所作所为断送了我的前程，也许这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反正我是早晚要滚蛋的。犹太人问题已发展成像癌症一样折磨着我，而布雷肯里奇·朗只能使我的情况恶化到精神错乱的地步。现在我已经脱离苦海，走上了康复的道路。
朗把我调到欧洲事务处——这你是知道的——去处理犹太人问题。他那时承受着异常沉重的压力，他要设法打破从希特勒那里逃亡出来的难民面临的签证问题所形成的一个僵局，同时为那些被横加罪名、一批一批被消灭的犹太人做些事情。他是一个掉在水里的人，拼命要捞救命稻草。我想，他要在科里安插一个享有“亲犹”名声、善于花言巧语的人物，这个人能对犹太人表示无限同情，尽管没有任何帮助他们的实权。而且我想他希望我，作为一个善良而忠诚的国务院雇佣文人，去执行他的政策，不管这些政策多么不合我的脾胃。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当初要接受这个职务。答案是，我也不知道。我想我那时确实希望朗是说话算数的，希望我能在犹太人问题上发表见解，使局面松动，使有关方面放宽限制，起到缓和作用。
如果我曾抱有这种希望，那么我当时确实是自欺欺人。从一开始，直到我在百慕大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离去以前，我到处碰壁。总的来说，我现在为布雷肯里奇·朗感到遗憾，我甚至不把他看作戏中的坏蛋，他成为这样的人物实在身不由己。他把我派到百慕大去无非要我充当基督徒里的布卢姆(1)，一个明显抱有亲犹态度的起配角作用的外交官，有朝一日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在未来的国会调查会上提到我这个人。把我提出辞呈这件事记录在案恐怕不太雅观，但时至今日，我也无意为国务院撑面子了。
而且这是个什么样的面子！我们的国务院和英国外交部安排会议时为了避开外来压力、挑战和争论，做了多么细致的工作啊！报纸记者不能入场。劳工领袖、犹太领袖、示威群众，广阔的海洋使会议不受他们干扰。春天的花朵为百慕大带来明媚的景色，会议在远离新建的军事基地的美轮美奂的饭店里举行，我们有充裕的时间到游泳池去游泳或喝上几杯这个岛上用甜酒调制的美酒。晚上社交活动开始后，当你周旋于百慕大的名流之间时，你几乎想不起战争还在进行。
可怜的哈罗德·多兹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这次被迫就任我们的代表团团长——哀求我不要辞职。但到了第三天，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我告诉他，要么我在会上提出那些面临灭绝的犹太人的问题（这些犹太人是会议上禁止触及的议题！），要么我将飞返华盛顿并辞去我的外交官职务。多兹是孤立无援的，他不能让我去反对那些他必须遵循的政策，我只有走，这样我至少还保留一点儿自尊心。
会议的讨论情况还没公布。国务院现在疯狂地以需要保密为借口，声称有必要“保护旨在援助政治难民的各项措施”。而赫尔和朗两位先生心里希望的是，外界对会议的关心逐渐消失，这样他们就永远不必公开说明真相了。但这种关心不会消失，要求公布真相的压力将会与日俱增，而真相大白于天下时，将会震撼整个世界。
从我的备忘录里你将能看到发生在百慕大的真实情况的一鳞半爪。你还记得我在伯尔尼电影院里收到的那份叙述万湖会议的可怕文件吗？我无法肯定这份文件的真实性，但从那个时候起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已经彻底予以证实。除非罗斯福总统迅速采取行动，否则历史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欧洲的犹太人牺牲在万湖会议的锤子和百慕大会议的铁砧之间。罗斯福统治下的美国人民和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民同样会因为这次大屠杀而受到谴责！这是对事实的残酷歪曲，但这正是布雷肯里奇·朗造成的后果。
你和罗斯福很熟，我把这份备忘录寄给你，你自己去斟酌处理。它就百慕大会议之后迫在眉睫的事态发展提出了一个毫不含糊的确切的警告，这不仅仅是对欧洲犹太人而言，而且涉及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在历史上的名誉，以及肯定影响到美国战后在世界上的道义地位。这份备忘录请你务必认真阅读一遍，并考虑应否将它——可以按照你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予以修订或补充——送呈总统一阅。
飓风总是乘人不备突然袭击的，比尔，等到临时措施付诸实施时，风暴已经造成严重破坏了。德国人杀戮犹太人就是一场风暴，这是史无前例的。这场大屠杀在世界大战的烟幕下进行，在一个与文明社会隔绝的流氓国度里进行。不然的话，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看清真相，在采取相应措施时又疲疲沓沓。但为减轻痛苦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在以后的年代里将被忘怀。人们回顾过去时，百慕大会议将被看作一出灭绝人性的闹剧，由美英两国联合导演，以便在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的人惨遭杀害的情况下避免采取任何行动。
只要布雷肯里奇·朗继续居于负责地位，这种歪曲就会继续深化而且坚不可摧，然而，最终的耻辱不会由他来承担，因为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小人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将把他忘却。如果对纳粹暴行做出最后定论的仍旧是百慕大会议的话，富兰克林·罗斯福将作为一个伟大的美国总统载入史册。他领导他的国家摆脱萧条，并取得世界范围的胜利，但他对这种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完全知情，然而还是辜负了犹太人对他的期望。不要让这种情况发生，比尔。
向总统事先提个忠告吧！
为了保持我个人的心智健全，我打算用这份备忘录把我和世界上最可怖的暴行偶然地牵连在一起的关系彻底割裂。这个责任从来不是我的，除非这是每一个人都应分担的责任。迄今为止，全世界都拒绝承担这个责任。我做过努力，但失败了，因为我是一个无能为力、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这份用血——犹太人的和我的——写成的备忘录是经验给我的一份遗产。
你的忠诚的莱斯里·斯鲁特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日
这份作为附件的备忘录是用潦草模糊的笔迹写在标准长度的黄色信笺上的。威廉·塔特尔一眼就看出这是一个下级职员在愤而辞职时发泄出来的满腹辛酸，匆促的笔调，放纵的语气。这个谨小慎微的人竟然会接受一项需要进行跳伞训练的工作，这就充分表明他处于怎样的颠倒状态。
不过，这份备忘录引起了塔特尔的不安。他本来就对百慕大会议感到怀疑，两三天来他一直没睡好，他在考虑对这一切该做些什么。在他看来，布雷肯里奇·朗一向是一个相当稳健的人，一个洗练而自恃的绅士，非常了解内幕，是一匹识途老马，在各方面看来绝不是一个恶棍。
但塔特尔还是对国务院最近发出的命令感到不满，这些命令禁止通过国务院的密码传送犹太人发自日内瓦的有关灭绝罪行的报告。而且他深知，他发给欧洲事务科的一切情报都如石沉大海。他本人也不喜欢详细讲述有关迫害犹太人的恐怖情况，他一直把没有反应当作官僚主义的延误或疏忽。但是如果朗对此应负责任，而且是故意这样做的话，也许应该让总统知道实情。该怎样告诉他才好呢？
最后，他大刀阔斧地压缩了斯鲁特的备忘录，把其中辛辣地讽刺布雷肯里奇的话语砍去棱角。他通过瑞士外交邮包把这份用打字机打成的修订文本送到华盛顿，并附上封手写的说明信，上面标明是送呈总统亲启的紧急信件。
亲爱的总统先生：
函内附件的作者曾作为我方人员出席百慕大会议，后来愤而辞去他在外交部的职务，以示抗议。他曾经获得罗德奖学金留学英国，并在伯尔尼和我一起工作过。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杰出才智的人，一贯可靠。
我不想加重您的沉重担子，但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我不得不这样做：第一是欧洲犹太人面临的厄运；第二是您本人在历史上的地位。这份报告可能有助于为您提供一份补充材料，它反映了官方报告中没有反映的在百慕大会议期间发生的真实情况。恐怕我是倾向于相信莱斯里·斯鲁特的。
顺致最崇高的敬意！
你的忠诚的比尔
一九四三年八月五日
机密备忘录
百慕大会议：美国和英国合谋参与灭绝欧洲犹太人
一、历史背景
自一九四一年以来，德国政府一直在从事一项杀害欧洲犹太人的全面行动。赤裸裸的事实远远超出人类以往所有的经验，以致没有现存的社会机构对付得了当前的情况。
因为战争的关系，德国成为国际上的亡命之徒，而只有德国人民可以过问它的作为。由于实施了警察国家的恐怖政策，纳粹政权已经迫使它的人民驯良地屈从于它的野蛮行径。然而，可悲的事实是，自从希特勒执政以后，群众对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政策的反抗一直停留在最低限度上。
大屠杀的根源在于德国人那种广泛而深远的文化倾向，一种铤而走险的浪漫的民族主义，是对西方人道自由主义的极端反动。这个思想体系美化了尚武的德国“文化”那种野蛮的自我吹嘘，即使在没有公然宣扬恶毒的反犹主义的时候，它也已经包含了这种思想。这是一个复杂而难以捉摸的问题。哲学家克罗齐认为，这种野蛮的倾向可以上溯到罗马时代的一件往事，即阿米尼乌斯在条顿堡林山取得的胜利，这次胜利使德国的各个部落不再受到罗马法律与生活方式的有益影响。不管根源是什么，阿道夫·希特勒的兴起和得到拥戴表明这种倾向的持续不衰。
二、盟国的困境
百慕大会议之所以要举行，是因为大屠杀的秘密已经外泄。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公开地联合提出警告说，罪人将受到惩罚。这种官方的揭发在美国和英国引起公众要求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
不幸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在他对待犹太人的策略上击中西方自由主义的唯一致命弱点。
除了犹太人以外，采取行动的呼声来自新闻界、教会、进步的政治家、知识分子等，但其他所有的势力全都是冷若冰河的沉默和无动于衷，它们阻挠了一切行动。
犹太人寄希望于英国的是开放巴勒斯坦，让他们得以不受限制地移民，这是旨在减轻纳粹压力的显而易见的一步。但英国外交部认为，在战争的目前阶段，它不能冒阿拉伯人反对的风险。对美国来说，一个同样是明摆着的行动是通过紧急法案，接纳受到希特勒威胁的受害者。但我们的极端的限制性法律乃是国会的意志，而国会是反对改变我国的“种族结构”的。
如果盟国的自由主义是政府奉行的政策，而不是介乎理想与神话之间的某种东西，这种行动是可以进行的。但事实是，阿道夫·希特勒已使盟国处于困境。
因此便召开了百慕大会议。开幕时大吹大擂，被说成盟国针对纳粹暴行所做的反应。会议产生了一种采取行动的姿态，以安抚要求采取行动的人，而事实是无所作为，顺从现行政策。这是嘲弄。那些从事外交活动的奴仆心怀鬼胎，故作姿态，他们的大言不惭、吹牛撒谎、腐败透顶都是与此互为表里的。
在这一切里，最大的罪行莫过于在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罪行面前可悲地无所作为。
那就是问题的核心。在大多数人的心目中，纳粹屠杀犹太人还不过是报章上牵强附会的报道，重大的战事新闻使这些报道不为人知。德国人这种行动是如此野蛮，如此难以理解，又如此远远不同于人们已习以为常的有点儿厌恶犹太人的感情，以致公众舆论干脆不予理睬。在战争的烽火中，这是轻而易举的。
三、会议
这次会议商定的宗旨是“解决政治难民问题”。在议程项目中极力避免使用“犹太人”这个字眼，而且，唯一可以讨论的“政治难民”是那些已在中立国的难民，也就是那些生命已有保障的人！这些议事规则是保密的，还没有片言只语泄漏到报刊上去。
有朝一日，会议记录将暴露在世人面前。这些记录终将表明，这一切都是枯燥无味、弄虚作假的东西，是外交上虚与委蛇、装模作样、不知所云的使人反感的行径。每一次扩大议程项目范围的尝试都受到挫折，每次有关采取具体行动的建议——即使是为了减轻中立国家里难民麇集造成的压力——都遭到阻挠：没有资金或没有船只；或没有地方可以容纳；或这些人带来太多的安全问题，因为他们中间可能混有间谍或搞破坏活动的人；或者有关行动可能“干扰战争努力”。
玩来玩去都是一套推卸责任的把戏。美国人主张把北非和近东作为收容难民的地方，英国人坚持开放西半球。最后，他们友善地对消极的结论达成协议。为了制造采取行动的错觉，他们同意使奄奄一息的难民委员会恢复活动，这个委员会是一九三八年同样以失败告终的埃维昂会议建立的。
对那些不得不参与这种几乎是赤裸裸的卑鄙勾当的代表进行谴责是容易的，他们只不过是傀儡，他们执行他们政府的政策，最终还是体现他们国家的公众意志。
四、必须进一步采取措施
在这次会议带来灾难性后果之后，还有什么工作可做呢？
在最好的情况下，可以做的也着实不多。德国人嗜杀成性，欧洲犹太人多数在他们手中，只有盟国的胜利可以挫败他们的阴谋。但如果我们愿意尽己所能做一些事情，我们还是能够免除在这些纳粹罪行中的共谋罪责。现在的情况是，百慕大会议已将美国政府变成屠杀行为的无动于衷的旁观者。
距离现在大约还有十六个月，总统竞选将要举行。到那时，欧洲犹太人全部惨死在屠刀之下可能已是既成事实。美国人民那时将有一年半的时间去扭转他们对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恐怖行为感觉迟钝的状态。证据将大量涌现。可以想象，那时入侵欧洲已经实现，一些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也将被占领。美国公众是讲人道的人民，尽管今天他们不愿意“接纳所有那些犹太人”，但到一九四四年年终，他们将寻找为此应当承担责任的人，因为他们竟然让这样的事情发生。这些责任将不可厚非地落在今日的掌权者身上。
这份备忘录的作者深知总统是一位真正的人道主义者，他愿意向犹太人伸出援助的手。但在这次规模巨大的全球战争中，这个问题远不是一个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既然有所作为的余地不大，而且这个问题又是如此使人望而生畏，谁还能怪罗斯福先生把注意力集中到其他事务上呢？
要求开放巴勒斯坦或者修改移民法的鼓动看起来都是没有希望的。支付高昂的集体赎金的计划，以及轰炸集中营这一类非军事目标的建议都是与主要的作战方针格格不入的。不过，某些事情是可以做的，而且必须做到。
五、短期步骤
罗斯福总统能够立即做得最紧急的、最能取得成效的一件事是免除国务院，尤其是免除布雷肯里奇·朗先生处理整个难民问题的权限。
朗先生现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他简直就是灾难的化身。这个不幸的怀疑主义者，在形势的逼迫下，正处于危险的境地。他决心尽量少做事，同时阻止其他任何人干更多的事。他不遗余力地试图证明他是正确的，而且是一贯正确的，没有其他任何人能成为犹太人的一个更知心的朋友。在内心里，他似乎还认为有关纳粹暴行的传闻多半是犹太人旨在规避移民法的一种巧妙的手法。
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被反复灌输这个观点，有太多的人具有和他一样的僵化的限制主义信念。国务院的士气以及它执行人道主义使命的能力都是很低的。必须建立一个行政机构，它受权探索拯救犹太人的任何可能的途径，并迅速采取行动。对现行签证规定进行合乎常情的调整便可以立即挽救一大批有条件根据现有限额进入美国的犹太人，他们不会构成财政上的负担，犹太人的社团将能提供几乎是任何数字的救济金。
拉丁美洲的限制主义是以我们自己的限制主义为基础的。新机构一旦向拉丁美洲各国表明美国的态度已经改变，那些国家中有一些是会跟随我们脚步的。
新机构应立即把尽量多的难民撤离四个中立的欧洲避难所——瑞士、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减轻他们的重担，并把它们现在的“救生艇已满”的态度改变为欢迎那些还有机会到达它们边境的犹太逃亡者。
新机构应设法说服国会领袖临时接纳大概两万名难民。如果世界上有其他十个国家能以我们为榜样，这个行动将形成一个响亮的明确的信号，向屠夫们自己以及尚未把它们的犹太籍国民交给德国人的各附属国政府表明，盟国是说话算数的。
因为随着战局的推移，大屠杀终将降低速度，最后停止，屠夫和他们的帮凶迟早要胆寒。这个转折点可能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犹太人都已死去或者出走的时刻到来，也可能在百分之六十或七十的犹太人都已死去或者出走的时刻到来，大概不可能有一个更低的数字了。但即使做到那么一步，也可以算是一件历史大事了。
莱斯里·斯鲁特
威廉·塔特尔给总统发出信后没接到对方的收函通知，他也一直不知道总统是否已经收到他的信。就历史事实而言，在百慕大会议的真相暴露后，公众反应在一九四三年逐渐高涨，后来达到舆论哗然的程度。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二日，白宫的一项行政命令免除了国务院处理难民问题的权限。根据这项命令，成立了一个战争难民委员会，这是一个受权处理“纳粹灭绝所有犹太人的计划”的行政机构。一个强有力的美国抢救行动的新政策开始实施了。在那个时候，飓风已经肆虐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
* * *
(1)布卢姆（1870—1949），美国犹太裔众议员，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第六十五章
一位瑞士外交官和坐在轮椅上的杰斯特罗一起进入医院，他带来了一封德国大使给院长阿尔德贝·德尚布伦伯爵的信。“想来您一定听说过，”这个瑞士人不在意地说，“这位先生的著作《一个犹太人的耶稣》。”
德尚布伦伯爵是一位退休将军、金融家、世袭贵族，也是赖伐尔总理的姻亲，这一切使他在当前的兵荒马乱年头里也还能平安度日。他把来信看了一下，点了点头。信中要求给予这位“卓越的作家”尽可能最好的治疗。珍珠港事件以后，大部分人员都已离去，因此这位伯爵便承担起这所美国医院的院长职务，仍然滞留在巴黎的少数美国人都到这儿看病，但杰斯特罗是被送到巴登—巴登去的那一批人中第一个前来就诊的病人。伯爵对当代文学不甚了了，他也吃不准是否听说过杰斯特罗和《一个犹太人的耶稣》！在目前情况下，这封信倒是有点儿蹊跷。
“你将会注意到，”那个瑞士人又接着说，好像看出了对方的心思，“占领当局认为种族出身是无关紧要的。”
“是这样，”伯爵答道，“偏见跨不进医院的大门。”
瑞士人听到伯爵这样表示，脸上抽动一下，便告辞了。不到一小时，德国大使馆就打来电话探询杰斯特罗的病情和受到的待遇。这样一来，也就万事妥帖了。当杰斯特罗在经过一次困难的、分两个阶段进行的外科手术，并痛苦了好几天之后开始复原时，这位院长便把他安顿在一个阳光充足的病房里，日夜都有护士照料。
德尚布伦伯爵和他的妻子说起了德国人对待杰斯特罗的这种稀罕的关怀。他的妻子是个很有主见的美国人，遇事都能不假思索地拿定主意。伯爵夫人原是名门闺秀，娘家姓朗沃思，就是和罗斯福家结亲的那个人家，她的兄弟是前任美国众议院议长。在这些战火纷飞的年头，她为了消磨时间承担起管理美国图书馆的工作，同时也埋头于莎士比亚研究。他们的儿子跟皮埃尔·赖伐尔的女儿结了亲，伯爵夫人早就入了法国籍，不过在谈吐举止上仍旧是一个毫不含糊的美国人，外加一层法国贵族世家的极端势利的性格。一个七十高龄的古怪宝货的活典型，可惜没有一支普鲁斯特的生花妙笔给她来一番写照。
这件事一点儿也不奇怪，伯爵夫人开门见山地告诉她丈夫，她读过《一个犹太人的耶稣》，认为它不是一部什么了不起的作品，但这个人的确有点儿名气。他不久就要回国了，关于他受到的待遇，美国报章杂志要广为报道他所说的话。德国人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去回击一下有关反犹政策的敌对宣传。她倒是对德国人表现出来的通情达理感到惊奇，因为她一向认为德国人都是奇蠢无比的笨蛋。
德尚布伦将军也把关于杰斯特罗的侄女的事情告诉了她。在探望病人的时间里，他和她交谈过，她那憔悴而忧伤的美貌，她那娴熟的法语和出色的智力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个姑娘可以到图书馆工作，他建议，因为杰斯特罗要有一段时间才能康复。伯爵夫人马上竖起了耳朵。一九四〇年仓促撤离的美国人留下大量书籍尚未分类和编目，图书馆在这方面的工作远远没赶上。德国人可能反对这个想法，不过，话又说回来，一个著名作家的美国侄女，又是潜艇军官的妻子，可能没什么问题，即使她是一个犹太人。伯爵夫人和监督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德国官员商量了这个问题，后者欣然同意，让她雇用亨利夫人。
于是她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娜塔丽上医院去探望埃伦的时候，伯爵夫人便闯入病房，做了自我介绍。她一看见娜塔丽，就喜欢上她的容貌。就一个难民而言，她的长相是够漂亮的了，她又有美国妇女那种媚人的丰韵，浅黑色的美貌很可能是出自意大利甚至是法国的祖先。睡在床上的犹太老人看上去像一个死人，灰白的络腮胡子，大鼻子，棕色的大眼睛，神情忧郁，在那蜡黄瘦削的脸庞上闪耀着带有热病症状的光芒。
“你的叔叔看样子病得厉害。”伯爵夫人在院长室里说，她把娜塔丽请来喝一杯“马鞭草茶”，这种茶喝起来像，也许真的是，煮沸的草。
“他几乎死于内脏出血。”娜塔丽说。
“我丈夫说，他短期内不能回巴登—巴登去。在他康复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会把他迁到疗养院去的。呃，亨利夫人，将军告诉我你是拉德克利夫女子学院毕业的，取得巴黎大学索邦神学院研究生学位。这很不错。你愿意做点儿有益的工作吗？”
伯爵夫人陪娜塔丽走回她的住所。夫人宣称，这种鬼地方对一个美国人来说，即使是偶然死在里边也不合适。她逗路易斯玩，咕咕地叫，或者更准确地说，呱呱地叫了几声。她决定把他们迁到像样的住所去。她带领娜塔丽来到医院附近一幢古老的大宅第，这座大楼已经改建成为分套出租的公寓，住户都是医院里的人。在那里，夫人当即为她和婴儿解决了膳宿问题。黄昏到来时，她已把母子俩安顿在新居，上警察局办好了手续，并在讷伊郊区德国行政官员那里办妥了迁入手续。临走时，她答应明天早上再来领娜塔丽乘地铁到图书馆去，她还说她会找一个人照料路易斯。
这位从天而降的恩人，这位脾气乖戾的老太太使娜塔丽受宠若惊。她被流放到德国这段经历使她处于一种不太强烈但持久的震惊状态。在巴登—巴登的旅馆里，怀有敌意的德国职工，无休止的以德语进行的谈话，用德语写的菜单和标志，门廊和走廊里的德国秘密警察以及被拘留的愁容满面的美国公民，这一切使她神思恍惚，她能意识到的东西仅限于她自己和路易斯，他们两人每天的生活需要以及可能出现的危险。当那位瑞士代表使她确信，好几个属于特殊情况的美国公民事实上在德国占领下的巴黎过着自由的生活，并向她保证，瑞士当局会像在巴登—巴登一样把她置于保护性监督之下以后，这次到巴黎去的机会对她来说好比一个身系囹圄的人获得赦免一样。但在伯爵夫人出现之前，她很少出去溜达，领略一下巴黎的风光。她整天躲在斗室里，逗着路易斯玩或者看看旧小说。每日晨昏两次，她来去匆匆地到医院探望叔叔，生怕警察找她麻烦，而且她对自己的证件也缺乏信心。
到了图书馆工作以后，她的生活揭开了新的一页。工作是最好的镇痛剂。她开始到处走动，地铁里第一次的证件检查着实使她惊慌，但最终平安无事。本来，她在巴黎就差不多和在纽约一样毫不觉得陌生，如今这儿的变化也不大。地铁里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人群，其中有许多年轻的德国士兵，使她感到新奇，也使她厌烦，但巴黎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可供代步，除非你骑自行车，乘坐破旧的马车或那种怪模怪样的像人力车似的用脚踏车拖动的出租车。图书馆的工作很简单，她办事的速度以及敏锐的理解力无不使伯爵夫人对她倾倒。
这位不可思议的老妇人给娜塔丽带来各种不同的感受。她在学术方面的谈吐很有见地，她讲的有关名人的奇闻逸事尖刻有趣，而且她又是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不过她的政治见解和社会观点使娜塔丽难以接受。她断言法国的战败理由有三：赫伯特·胡佛准许德国人延期偿还战争赔款，社会主义人民阵线削弱了法国的力量，以及英国人背信弃义在敦刻尔克弃甲逃遁。法国人被英国人以及法国自己那些愚不可及的政客引入歧途，终于对德发动攻击（娜塔丽感到吃惊，怀疑是不是她听错了）。即使是这样，如果法军那时听从她丈夫的劝告，把坦克部队集中起来，组成一些装甲师，而不是把它们分散部署在各个步兵单位之中，那么在比利时发动一次装甲部队的反击可以把冲向海滨的德国装甲部队切断，一举打赢这场战争。
她从不花费心力去把她的各种观点和判断协调起来，或者说出一个所以然来，她只顾把它们像鞭炮一样放过就算。皮埃尔·赖伐尔是一个被人误解的法国救主，夏尔·戴高乐是一个装腔作势的骗子，他所说的“法国输掉的是一次战役，不是一场战争”是一句不负责任的废话。法国抵抗运动不过是一批共产党人和浪荡子的乌合之众，只是使他们的法国同胞遭殃，并且引起德国人的报复，损害不了德国人一根毫毛。至于法国被占领后的情况，尽管存在种种严厉措施，还是有其可取之处。剧院上演的戏现在健康多了，上演古典作品和正派的喜剧，不再是以前那种色情闹剧和花花公子的下流戏。现在的音乐会里已经没有那些叫人头痛、谁都听不懂的现代派不和谐音，所以更好听了。
不管娜塔丽说些什么都能引起一通滔滔不绝的独白。有一次，她们两人正在整理一位美国电影制片人留下的几纸箱书籍时，娜塔丽说巴黎的生活看起来已经异乎寻常地接近正常了。
“亲爱的孩子，正常吗？可糟透了。当然德国佬也想把巴黎打扮得看上去很正常，甚至很可爱。巴黎是一个‘新秩序’的橱窗，知道吗？”她以辛辣的讽刺口吻说这个词，“就是这个缘故，剧院、歌剧和音乐会才受到鼓励，甚至得到津贴。我们这个可怜的小图书馆还能开放，其理由也在于此。哎呀，那些可怜的德国人千方百计地要装出一副文明样子，但说实在的，他们确实是畜生。当然，他们比起布尔什维克来，可要好得多了。事实上，如果希特勒当时有足够的常识不去进攻法国而是去干掉苏联，在一九四〇年的时候他显然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今天就会成为世界英雄，而且和平也就实现了。而今，我们必须等待美国来拯救我们。”
有一次，当娜塔丽和伯爵夫人一起去吃午饭，走在一条热闹的林荫大道上的时候，她第一次看到黄星。两个衣饰考究的妇女从她们身边走过，其中一个在愉快地说些什么，另外一个面带笑容，两个女人的衣服上都有一颗耀眼的黄星别在左胸上。伯爵夫人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过了一会儿，娜塔丽又看见几颗，并不太多，只不过是那么一颗黄星，满不在乎地别在胸前。拉宾诺维茨告诉过她一年前在巴黎大张旗鼓兜捕犹太人的情况，要么这些犹太人大多数已被肃清，要么他们不再露面。那些禁止犹太人进入饭店或公用电话间的牌子都已卷曲，满是尘埃。每一天，像《巴黎晚报》和《晨报》等这些熟悉的报纸上出现习以为常的恶狠狠的反犹主义使她惶恐不安，因为这些报纸的第一版看起来和平时并无两样，而且有些专栏作家也还是那么几个老人。
沦陷的巴黎的确有其独特的迷人的一面。清洁静谧的街道，没有出租汽车的刺耳喇叭和拥塞街头的车流，清新无烟的空气，穿上色彩鲜艳的服装的儿童在游人不多的鲜花怒放的公园里游玩，身穿巴黎时髦服饰的妇女乘坐的马车，这一切都像那些古老的油画里所表现的巴黎风光一样。但是像麻风病灶似的德国占领的迹象到处可见：大块的标语牌，上面用黑色字母写着“协和广场”和“士兵戏院”等字眼，黄色的墙报，上面公布了被处决的破坏分子的名单，绯红色的卐字旗飘拂在官方大楼和纪念碑上，飘拂在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上，饭店外面用粉笔写上的德语菜单，德军军车在空荡荡的林荫大道上飞驰，以及下班后穿着灰绿色军服的德国士兵带着照相机在人行道上醉醺醺地散步。有一次，娜塔丽碰上一个吹吹打打的军乐队带领一个踏着鹅步的卫队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向凯旋门，鼓声咚咚，伴有刺耳的军乐声，卐字旗随风飘扬。只要看上一眼这种奇特的景象，就会意识到占领意味着什么。
人类的心灵因能随遇而安而得以挽救。娜塔丽只要在图书馆里埋头工作，或者和路易斯一起度过黄昏，或者午饭后沿塞纳河一边溜达，一边看看书摊，也就放下心了。每星期一次，她到瑞士公使馆报到。有一次路易斯病了，她只好待在家里，一位身材颀长、衣着考究的年轻瑞士外交官到她家里访问，看看是否情况正常。这就足以使人安心了。巴黎似乎没有马赛那样可怕，人们看上去不那么胆战心惊，吃得也好一些，警察也比较文明。
三个星期之后，埃伦被迁到疗养院，住进一间窗口对着花园的房间。他还衰弱、渴睡，几乎不能说话。他对这种优待似乎受之无愧，但娜塔丽心里感到纳闷儿。把病人送到巴黎来这件事在她看来本无什么出奇，因为巴登—巴登的医生说过，那所美国医院有第一流的医务人员，她的叔父在那儿要比在法兰克福好一些。巴黎本身更使人感到愉快，这是巴登—巴登难以比拟的。不过，一层恐怖的阴影一直笼罩在她的心头，像一个小孩对于一间长年上锁的房间的神秘感到恐怖一样。这是一种对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怖。在这个处于德国人占领下的城市里，她叔父所受到的优待和她自己享有的自由使她心神不定，她认为这是个难解之谜，而不是他们时运特别好。当谜底终于在美国图书馆里揭开的时候，与其说她是感到惊奇，倒不如说是打开了一间上锁的黑暗房间时那种恐怖。
伯爵夫人从外面一间办公室喊道：“娜塔丽，我们来了一位客人，是你的老朋友。”
她正在后边房间里，蹲在书堆中填写书目。她用手掠一下披在脸上的头发，匆忙走进办公室。站在办公室里的是韦尔纳·贝克，他一边咔嚓一声立正，一边鞠躬，眯起眼睛露出友好的笑容。
“德国大使馆的公使，”伯爵夫人说，“为什么你没有告诉过我你认得韦尔纳？”
自从离开锡耶纳以后，她从没穿过晚礼服。在锡耶纳，尽管她那时还受到意大利人的临时软禁，她有几次晚间外出时还穿过一套褪色的长礼服。而今，她只有手提箱里所带的几身出门旅行的服装穿来穿去。那天晚上，在娜塔丽深受震惊的精神状态中，穿上伯爵夫人为她弄到的灰姑娘的华丽服饰，似乎是对现实的一种怪诞的嘲弄，像是被执行绞刑前显示其女性美的最后一次阴森可怕的机会。这套衣服很合身，伯爵夫人那个表妹的身材正好和她一样。娜塔丽在把平滑的、珠母似的丝袜拉上她的双腿，一直拉到大腿上的吊袜带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涌上心头。在今天，即使是一个富有的巴黎妇女，她从哪儿可以弄到这样的丝袜呢？如果穿着这样一身打扮在太平岁月里和拜伦出去欢度一个良宵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面临一场使人寒心的噩梦，那将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为了搭配那套时新的灰绉丝礼服，她在搽脂粉的时候真是费尽心思，但她只有一些基础的、因为久已不用而干裂的化妆品：一罐胭脂、一支唇膏、一段画眉笔的笔头以及一些睫毛油。路易斯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望着在化妆的母亲，好像她在点火自焚一样不可思议。她还在涂脂抹粉的时候，那个头发灰白的照看小孩的女人探头进来说：“夫人，那位先生来了，他在楼下坐在汽车里——呀，夫人，您漂亮极了！”
除了接受贝克的令人胆战心惊的邀请之外，娜塔丽别无选择。即使有其他办法，她也没胆量去试一试。那天，在他离开图书馆时，伯爵夫人幽默地评论道：“嘿，德国公使，还有《费加罗的婚礼》！真不错！”娜塔丽脱口而出：“可是他怎能这样？除了我是一个敌侨以外，他也知道我是犹太人。”
伯爵夫人噘起薄薄的、老得起皱纹的嘴唇——她们以前从未谈过这个问题——笑嘻嘻地回答说：“亲爱的，德国人喜欢怎样干就怎样干，他们是征服者。问题是，你穿什么？”
至于娜塔丽和贝克的关系，她问也没问，也没一句带刺的话，她只是兴致勃勃地着手为一个准备在巴黎上流社会度过一个夜晚的女伴配备衣饰。伯爵夫人的表妹是一个皮肤黝黑的龅牙年轻女人，她看到伯爵夫人带了这个美国姑娘突然出现在她的寓所时感到迷惑不解。她话不多，也看不出是否高兴，只是温顺地把伯爵夫人要的华丽服饰拿出来。伯爵夫人对每一件衣饰都做出评价，她甚至坚持要一瓶上等香水。伯爵夫人这样做到底是出于好意，还是为了讨好德国公使，娜塔丽实在看不出来，她就是这样干，而且干得干脆利索。
路易斯伤心地看着他妈妈没有吻他一下就走了。她觉得嘴唇黏而油腻，生怕弄脏了儿子，也怕弄脏自己。在楼下，她披上一件紫红色附有帽罩的天鹅绒斗篷，这时她体会到一个女人在穿上盛装时的兴奋心情。她确实漂亮，他是一个男人，而她是在瑞士当局的保护之下。几个月来，在这些没完没了的苦恼日子里，这是她遇到的最可怕的事情，但她是个过来人，她在思想上已经准备好进行一次奋不顾身的自卫。
在发出蓝光的街灯下，在一轮明月的光辉里，一辆奔驰汽车停在那儿。他一边轻声说了几句赞美的话，一边走出来为她打开车门。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陈年的老屋前面有围栏的花园里正在开花的树丛飘来阵阵清香。
在他发动汽车的时候，娜塔丽说：“恕我大胆问你一声，你怎么能够和一个犹太女人一起出去呢？”
他那严肃的脸庞在仪表板发出的微暗的红光中露出微笑：“大使知道你和你的叔父在巴黎，德国秘密警察当然也知道。他们都知道我今晚请你去看歌剧，没有其他的人敢过问你是谁。你有点儿担心吗？”
“非常担心。”
“我能做些什么使你安心呢？是不是你不愿意去？我最不想干的事情就是强迫你去度过一个不愉快的夜晚，我本来以为你会喜欢的。我请你出去玩原是为了表示友好，至少是为了表示和解的愿望。”
娜塔丽想，如果可能，她有必要弄清楚这个人居心何在。于是她说：“好吧，我已经打扮好了。感谢你的盛情。”
“你真的喜欢莫扎特吗？”
“当然。我好多年没听过《费加罗的婚礼》了。”
“我真高兴凑巧选中了这个好节目。”
“我们到巴黎这件事你知道多长时间了？”
“亨利夫人，我知道你们在卢尔德。”在漆黑的、空荡荡的马路上，他缓慢地开着车子，“你知道，温斯顿·丘吉尔在非洲战役进行时曾慷慨地对隆美尔表示过敬意。‘越过战争的鸿沟，’他说，‘我向一位伟大的将军致敬。’你的叔父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亨利夫人，但他不是一个能干的会办事的人，从锡耶纳逃到马赛肯定是你出的主意。你们的逃亡使我处于非常为难的位置。不过，‘越过战争的鸿沟’，我向你致敬。你很有勇气。”
贝克用左手把住驾驶盘，他向娜塔丽伸出他那短而粗的右手。娜塔丽只好和他握了握手，这只手又湿又冷。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卢尔德的？”她不自觉地在斗篷上揩了揩手，又希望他没发觉。
“因为有人设法使你们获得释放。法国人马上通知我们，很自然……”
“什么？什么设法？我们不知道有过这样的事情。”
“真的吗？”他惊异地转过头来。
“我从来没听说过。”
“很有意思。”他点了几下头，“好吧，在华盛顿有人曾试探过，是否可以做出安排，让你们静悄悄地越境进入西班牙。你们在这儿出现使我感到宽慰，我担心你们出了什么事情。”
娜塔丽大吃一惊，是谁在设法使他们获得释放？这对他们目前的困难处境又产生过什么作用？“原来是这样你才知道我们在哪儿的。”
“哦，我迟早会查明的。在大使馆，我们一直密切关注你们这伙人。各式人都有，是吗？外交官、记者、贵格会教徒、婆娘们、孩子们等等！对了，维多利亚疗养院的医生今天告诉我，你的叔父好多了。”
娜塔丽默不作声。过了片刻，贝克接下去说：“你觉得德尚布伦伯爵夫人是一个有趣的女人吗？很有文化，是吗？”
“很有意思的人，当然。”
“对，这对她是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法。”
闲谈到此结束。从一片漆黑中走进灯火辉煌的剧院休息室使娜塔丽感到目眩。时间机器把她送回到一九三七年的巴黎。眼前的景象和她跟莱斯里·斯鲁特一起去看戏的那些夜晚没什么两样，只是现在多了些零零落落的穿德军制服的军人。这是她记忆中的巴黎的精华荟萃之处，雄伟的休息室、大理石圆柱、豪华的楼梯、丰富多彩的雕像。身穿雨衣的长发飘散的学生带着身穿短裙的女友，挤在劳动人民中间拥向低价座位的入口处；一对对中产阶级轻松自在的夫妇走向正厅；还有像一流细水那样穿过人群的衣饰华丽夺目的上流人物。气氛活跃，典型的法国语音语调，一张张面庞——也许比往日消瘦了些或苍白了些——多半是法国人的面庞，而且为数不多的几个洒脱超群的是彻头彻尾的纯种法国人，尤其是妇女，那些永远是雍容华贵的巴黎妇女，发式别致，浓妆淡抹，在回眸顾盼之际，在转动赤裸的手臂或发出轻快笑声之际，处处表现出她们善于显示自己和取悦他人的艺术。她们有的是伴着穿晚礼服的法国男人，有的是和德国军官在一起。在等而下之的人群当中，德国士兵也带着法国姑娘，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容光焕发，像小猫那样活泼欢快。
也许因为娜塔丽正处于兴奋状态——近在身边的贝克博士使她的肾上腺素不停地发挥作用——她在突然进入剧院休息室时使她感到目眩的不仅仅是强烈的灯光，还有使她良心不安的一闪念。她心想：遭到盟国报章和戴高乐广播嘲弄和痛骂的“通敌者”是些什么人呢？原来这些人就是。可不是吗？他们是法国人。他们是人民。他们打败了。为了打赢上次战争，他们曾经血流成河。他们付了二十年的税，做了他们的政客要求他们做的事情，修筑了马其诺防线，在德高望重的将军带领下走向战争。如今德国人占领了巴黎。好吧！我可不在乎！如果美国人能来拯救我们，那就太好了。在此期间，他们在德国的占领下继续按法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下去。既然是苦难重重而欢娱很少，这就更应当尽情享受这些欢乐的时刻。这时娜塔丽觉得她有点儿理解德尚布伦伯爵夫人了。在和贝克一起穿越人群走向座位时，她体会到有一点不同于一九三七年，当年，在每次演出歌剧时，观众中总有许多犹太面孔，而今天，一张犹太面孔也看不见了。
序曲的头几个音符像是掠过竖琴琴弦的清风一样掠过她的神经，引起了不寒而栗的震颤。由于处在极度紧张状态，她震颤得更厉害。她试图全神贯注地倾听音乐，但听了几个小节以后，贝克透露的消息又闪现在她心头。他们待在卢尔德的时候，究竟是谁做出徒劳的、带来不利影响的试探？在她苦苦思索、心事重重的时候，帷幕升起，舞台上出现了可与和平岁月里任何布景媲美的富丽堂皇的布景。扮演费加罗和苏珊娜的两位都是第一流的歌唱家，观众立即便进入了他们声情并茂的不朽的喜剧情景中去。尽管这场《费加罗的婚礼》演得很出色，但娜塔丽未能领略多少，她内心中正在为眼前的困境忐忑不安。
贝克事先预订了一间比较小的休息室，里面有一张小桌子，以供幕间休息时使用。侍者点头为礼，以亲切的笑容迎接他们。“晚安，夫人，晚安，公使先生。”他敏捷地带走了“保留席”牌子，接着送上香槟和糖饼。
“顺便提一下，”贝克吃着糕点、呷着酒，对那些歌唱家发表了一些颇有见地的评论之后说，“我最近重读了你叔父的广播稿。他确实是有先见之明，你了解这一点吗？他在一年前所写的东西正是今天盟国阵营里人们广泛议论的东西。亨利·华莱士副总统最近发表了一次演说，他说的话很可能是从你叔父的广播稿里剽窃来的。萧伯纳和罗素之流的最高超的思想家也都在说这些话。真奇怪。”
“我近来和盟国阵营可没什么接触。”
“是这样。嗯，我手里有那些报道的剪辑。等杰斯特罗博士好一些的时候，他应该看看这些东西。我一直很想发表他的稿子。说真的，所谓必须再加润饰的说法是根本没有道理的，这些稿子都是字字珠玑的好文章，都是传世之作，它们显示出一种美妙的理智的进程。”侍者为他斟酒时，贝克停顿了一下。娜塔丽用嘴唇抿了抿酒。“你认为他现在愿意广播这些稿子吗？也许在巴黎电台？说真的，他正欠我这笔债呢。”
“像他现在这样衰弱，怎能讨论这样的事情。”
“但他的医生今天告诉我，他在两三星期后有望复原。他在维多利亚疗养院过得还舒服吗？”
“他在各方面都受到最妥善的照顾。”
“那很好。我坚持要做到这一点。法兰克福医院是一所很不错的医院，但我知道他在这儿要愉快些——呀，第一次铃声响了，你几乎还没碰过你的酒呢，是酒不好吗？”
娜塔丽一口喝干了酒说：“酒很好。”
这以后，有如洪流奔腾的美妙音乐在娜塔丽听来像是奔驰在远方的列车。当歌唱演员在舞台上以各种可笑的伪装出现、在纠缠不清的误会中相互戏谑时，各种可怕的可能性相继在她心头涌现。又一次，最坏的可能性正在变成现实。把病人送往巴黎医院之举绝非偶然，贝克博士本来就想把他们弄到这儿来，他等待时机，并利用了埃伦不幸生病这个机会来实现他的企图，因为如果采用更野蛮的手法可能会使他在瑞士人面前交代不过去。那么现在又将怎么样呢？埃伦还是可以找借口拒绝广播，即使他同意，这样做会不会反而决定了他的命运，可能还有她的命运？显然他可以在回到美国之后马上否认这次广播，而且贝克博士是一个聪明人，他不会估计不到这个可能性。因此，德国人一旦把那些录音弄到手，他们会千方百计把埃伦留住不放，很可能也不让她离开。考虑到他们现在所处的不牢靠的位置，瑞士人提供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有效吗？
然而，如果埃伦断然拒绝韦尔纳·贝克的要求，那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福洛尼卡，他已经使用过那种拖延策略了。
他们已经坠入陷阱，无法脱身。或者说，在她看来是如此。坐在巴黎歌剧院内，穿戴着别人的衣饰，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敏感的胃由于刚吞下的那杯酒在折腾着她，身旁是一个彬彬有礼的、很有才智的男人，耶鲁大学的毕业生，谈吐举止完全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的欧洲人，而他的所作所为归结起来无非是以一个隐隐约约的可怕的未来威胁着她和她的孩子。这一切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可怕的感觉，而且这并不是一个她醒来时便会消逝的荒谬的噩梦，这是活生生的现实。
“太动人了，”贝克博士说，这时帷幕在热烈的掌声中徐徐下降，歌唱演员们走到台前谢幕，“现在去吃晚饭怎么样？”
“我必须回家照看孩子，贝克博士。”
“你能很早就回到家里，我保证。”
他把她带到附近一间拥挤的、灯光暗淡的饭店。娜塔丽以前听说过这地方，价钱昂贵，学生休想问津，而且要早一天订座。在这里，穿军服的德国人不是秃头的就是头发灰白的将军，法国人多半是大腹便便和秃顶的。她认出两个政客和一个名演员。女人当中有些头发灰白，身段丰满，但大多数都是高雅的年轻巴黎女郎，衣饰迷人，充满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