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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别的人去把路德的伟大之处写出来吧，我接下来倒情愿写上几篇柏拉图式的对话，像我在哈佛大学的谈话那样不拘形式，这个历经劫难的世纪里的一切哲学和政治问题都是我的话题。我没什么新鲜见解可以献丑，但是，我的文笔还算轻松流畅，或许能够博得几位读者的驻足，在追逐快乐和财富之后的不那么重要的忙碌中，对一些值得注意的事情也能关心一下。
又是一则东拉西扯的日记！但是我已写下整整六页。我是忍着腹部剧痛，咬紧牙齿，一字一字写下的。我现在非常虚弱无力，连从这张椅子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我一定是得了什么重病，决不是由于心理因素而引起的阵痛。我全身各处都响起了警报，我一定得再去看看医生。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巴登—巴登
我现在在医院感觉好受些。事实上，能有三天时间摆脱布伦纳公园旅馆的无聊生活，不再闻到那些糟透了的饭菜气味，这本身就能减轻许多痛苦。医院里的流质食品和牛奶蛋糊对我颇有好处，虽然我敢肯定，这些东西不过是德国的一些发明天才从石油废渣和旧轮胎里提炼出来的玩意儿。我在医院里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肠胃检查，正在等待诊断结果。住院的时间过得很快，因为我和R医生谈了许多。
他希望我回到美国以后能够做证，“另一个德国”依然存在，希特勒政权使它含羞忍辱，噤若寒蝉，惶恐觳觫。这是伟大诗人和哲学家的德国，是歌德和贝多芬的德国，是许多科学先驱的德国，是魏玛共和国的先进社会立法议员的德国，是被希特勒摧毁了的进步劳工运动的德国，同时也是心地善良的普通人民的德国，在最后举行的三次大选中拒绝选举纳粹党的人数曾累计超过一半，但是最后被一些老牌政客如巴本和年迈老朽的兴登堡之流所出卖，兴登堡在安享了荣誉的顶峰之后，竟将希特勒引入政府，导致如此一场浩劫。
至于随之而来的情况，他要我想象一下三K党在美国攫取政权之后的局面。那种局面已经在德国出现了，他说，纳粹党就是一个大型的德国三K党。他列举了一系列的例证：煽动性的火炬游行、反犹运动、古怪离奇的制服、对于开明思想和外国人的盲目仇恨等等。我回答说三K党只不过是精神失常的一小撮，并不是一个足以左右全国的大党。然后他又举出美国内战之后重建时期的三K党，一度也曾举行了相当数量的大规模运动，南方许多领袖人物也曾亲身参与，而现代的三K党在二十年代的民主党政治中也曾起过作用。
他说，极端主义乃是现代社会中普遍流行的肺结核，它是由于变化过于迅速，旧道德标准逐渐崩溃而引起的一场世界性不满和仇恨的传染病。在局势比较稳定的国家里，结核菌由于被封闭在已经结钙的机体组织之中，它们因此表现为一些危害作用不大的疯狂举动。但是国家一旦发生社会动乱、经济萧条、战争或是革命，这些细菌就会一拥而出，传染全国。这种情况已在德国发生，它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地方，甚至美国也不例外。
这位医生说，德国由于这种传染，现在已经病入膏肓，千百万德国人对此十分清楚，并且深感沉痛。他本人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德国总有一天必将回到这条道路，这条通向未来、通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德国的文化，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德国人民，决不能由于产生了一个希特勒，或是由于他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便受到惩处。希特勒时代的最大灾难，其实是落在德国人自己身上。这便是R医生的论点。
那么，希特勒又何以会受到德国人的普遍爱戴呢？他的解释是：恐怖，再加上对于报纸和广播的全面控制，造成了一种好似深受爱戴的假象。但是我写过几篇论述希特勒的杂志文章，我了解事实与数字，了解所有的高等学府如何一股脑儿地倒向了希特勒，了解德国的许多优秀的有识之士如何争先恐后地吹捧这位主宰命运的伟大人物，也了解政、军、商、法各界人士如何迫不及待地向他宣誓效忠。我对这位医生说，将来在对这一疯狂时代进行研究的时候，必须要解释的一个最主要的事实是，日耳曼民族在精神上几乎对希特勒做了全面的投降。如果把希特勒的运动说成是一个三K党运动，那么，全体德国人一夜之间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党徒，要么是变成了三K党的热情支持者，自由主义、人道主义以及民主精神就好似从来不曾在这片国土上存在过一样。
他的反驳是美国人的头脑难以理解德国的艰难处境。他们被禁锢在中欧的一块狭小的赤贫土地之上，许多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俄国的压力之下，同时又有法国在他们背后不停地骚扰。他们最大的两个文化中心，普鲁士和奥地利，曾经惨遭拿破仑军队铁蹄的蹂躏。英国又和沙皇俄国相互勾结，迫使德国人民处于虚弱地位达一世纪之久。这一切最后导致了俾斯麦的崛起。正当自由主义风行全欧的时候，他却顽固地坚持专制主义，致使德国人民在政治上一直未能臻于成熟。到了大萧条时期，混乱不堪的魏玛体制开始解体，这时希特勒发出了强权统治这个清晰有力的呼声，这个呼声自然掀起了一片积极和热情的响应。希特勒利用这个民族最优秀的品质，实现了类似罗斯福新政所带来的经济恢复。他在军事上的胜利吞没了一个渴望自尊的民族对于他的罪恶倾向的抵制。这当然非常不幸。不过，美国人自己不也同样崇拜胜利吗？
我的床上放着一本宣传部印行的外文杂志《信号》，里面有一篇用法语写的莫名其妙的长文，把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投降说得好似打了一场大胜仗。当然，身在巴登—巴登的人，对于斯大林格勒一役不可能有多少了解，但是德军显然遭到了一次惨败，这次惨败很可能就是此次大战的转折点。但是《信号》把它说成按计划行事：第六军的牺牲加强了东部战线，挫败了布尔什维克的作战行动。我向R医生问道，依他看来，德国人民是否会不分青红皂白地信以为真？或者，对希特勒的反抗会不会因此增长？
他的回答是，我对历史的洞察力虽然令人钦佩，但对当前的军事态势不在行。事实上，斯大林格勒一役的的确确起到了稳定东部战线的作用。他的儿子是一个陆军军官，来信时谈到了这一点。不过这毕竟是题外话，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德国民族的性格和文化。他说他觉得十分重要的是，像我这样一个有声望的人应该理解他的上述种种观点，因为不久之后，需要有一个振聋发聩的文坛巨子，向世界各国人民说明这些道理。
我也曾经想到过，这位医生可能是德国秘密警察的一个密探，但是我又觉得不像。他的态度非常诚恳。他身材魁梧，头发金黄，戴一副厚眼镜。当他阐明自己观点的时候，一双小眼睛露出非常严肃认真的神色。他说话时声音很低，常常下意识地掉过脸去偷看一下空空如也的墙壁。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地想叫我相信“另一个德国”确实存在。“另一个德国”当然存在，而且，我相信他就是其中的一分子。遗憾的是， “另一个德国”所起的作用实在微不足道。
二月二十七日
初步诊断结果是憩室炎。治疗方法：特殊的饮食，卧床休息，继续服药。我们这批人之中其他几位也得了胃溃疡或类似的消化道疾病。合众社记者之中有一位好酒贪杯的人，上星期已由德国秘密警察监护前往法兰克福动手术。如果我的病情恶化，也可能被送到法兰克福接受外科治疗。这会意味着离开娜塔丽吗？我要和平克尼·塔克商量一下。我宁愿死在这里，也决不离开娜塔丽。
* * *
(1)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小说家。
(2)梅瑞狄斯（1828—1909），英国小说家和诗人。
(3)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作所，伊莱莎为剧中女主角。
(4)《魔山》是德国小说家托马斯·曼（1875—1955）的著名小说。
(5)犹太教的安息日在礼拜六。
(6)一首佚名诗中的国王，生前为自己立像，以图万世不朽，身后终究倒塌，成为过往旅客的嘲讽对象。
第五十九章
米丽娅姆·卡斯泰尔诺沃一到图卢兹郊外的孤儿院，就受到院长的特别宠爱。很久以前，罗森夫人，一个姿色平庸、很难有希望找到一位如意郎君的单身女人，也曾有过比较快乐的时光，那时她常到意大利度假，她热爱意大利的艺术，热爱意大利的音乐，有一次几乎要和一个好脾性的意大利犹太人结婚，后来只是因为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才未能完婚。米丽娅姆清脆的托斯卡纳口音又把罗森夫人带回到那黄金时代，同时她的性格又是那么温柔可爱，所以尽管罗森夫人一向克制，竭力做到不对谁偏心——这座孤儿院建造之初只计划收容三百个儿童，现在却塞进了八百多个——但她依然情不自禁地对这位新来的小客人倍加爱怜。
现在是就寝之前的自由活动时间。罗森夫人知道米丽娅姆最有可能待在哪里。这个女孩也有她最喜欢的小伙伴，他是一个名叫让·海尔芬的法国孤儿，年纪只有一岁半。让很像路易斯·亨利，特别是他微微一笑，一双又大又蓝的眼睛露出欢快光芒的那副样子。以前，当她的父母还在身边的时候，米丽娅姆没完没了地跟他们说起路易斯，提出许多问题，但是她不久就发现这些问题总是叫她母亲伤心难过，惹得父亲生气，于是也就不再多问。不过，她还是常常回忆，重温和他在一起度过的时光，就像在脑子里重新放映一部旧电影一样。现在，她的双亲离开了她，她身边不再有亲人，所以也就特别依恋让。让非常喜欢米丽娅姆，而米丽娅姆只要是和让在一起，也总觉得快乐。
罗森夫人在让的宿舍里找到他们的时候，别的孩子都在这间大房间里乱跑乱跳，追逐游戏，唯独他们两个坐在地板上专心致志地搭积木。虽然他们都穿裹得厚厚实实，就好像是在露天雪地里一样，罗森夫人还是责怪米丽娅姆不该坐在冰冷的地板上。孤儿院直到现在还没领到这个月少得可怜的配给煤炭，而以前剩下的那点儿除了烧饭之外，还得用来烘自来水管，免得它结冰冻住。米丽娅姆围着罗森夫人送给她的带穗的红围巾，围巾虽然太大，几乎把她的脸也全给包住了，不过倒是非常暖和。米丽娅姆和让坐到一张小床边上，罗森夫人用意大利语跟这女孩说话，这是米丽娅姆很爱听的。她把让抱在膝上，一面抚弄他的小手，一面教他跟着她说意大利话。罗森夫人没逗留很久，她满怀温暖和喜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去处理她自己的问题了。
她自己的问题都是些行政管理上的老问题，只是现在增加了许多倍：过度的拥挤、供应不足、人事困难、经费不够。图卢兹的犹太居民原来就不多，现在差不多都已走光，全副重担也就通通压到她一个人身上。幸亏图卢兹的市长是一个好心肠的人，每逢走投无路的时候，比如煤炭、药品、床单、牛奶这些东西都到了没有着落的地步，她就找他求援。她在办公桌前坐下，继续写那封求援的信，不过这一次看起来希望非常渺茫。犹太儿童原来的那些法国朋友现在变得非常胆小怕事，唯恐别人知道他们同情犹太人的孩子。现在，这个形容憔悴、面黄肌瘦、年近花甲的瘦小女人，裹着一件褪了色的外套，围着一条破旧围巾，一面流泪，一面写信。那些问题一一写到纸上的时候，就越加显得根本没有解决的希望。但是，她总得想点儿办法，要不然这些孩子又怎么活下去呢？
更加糟糕的是，许多迹象表明，随时可能有另一次行动发生，这使留下来的那些犹太人心头冰冷。罗森夫人对于自己的处境并不担心，她有一个政府承认的职务，她又持有过硬的证明，证明她是土生土长的法国公民。到目前为止，被抓走的全是外籍犹太人，虽然在上次行动中，也有几个入了法国籍的公民被递解出境。她担心的是这些儿童，新收进来的那些儿童几乎全是外国籍的，一共有好几百人！而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的儿童根本没有任何证件，全是警察局丢给她的包袱。法国政府把犹太人驱赶到“东方”去，留下了他们的孩子，然后把他们随便往哪儿一塞，犹太孤儿院也就塞满了犹太孤儿。这样强迫骨肉分离，当然是桩令人痛心的事情，不过这项规定倒也是出于人道考虑，因为关于“东方”发生的情况，到处流传着种种骇人听闻的谣言。问题是，这些儿童的生活必需品，为什么又供应得如此之少呢？
现在，如果真的有一次新的行动，警察要来带走那些外国籍的娃娃，到时候她又该怎么对付呢？她敢一口咬定所有儿童都没有出生证明吗？法国是一个严格照章办事的国家，这种说法实在叫人难以相信。那么，她是否能够再找一个借口，说她因为得知盟军已在北非登陆，吓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此已把全部记录付之一炬？或者，是否现在索性把所有的记录都烧掉呢？不过，这个办法是否又真能拯救那些外籍孤儿呢？会不会只能给法国儿童也带来灾难，让他们也和其他儿童一起通通被带走？
罗森夫人并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确信德国人真的是在搜捕外籍儿童，她从未听说发生过这类事情。这些儿童既然被送到她的孤儿院，这说明德国人并不打算把他们也驱赶出境，但她依然忧心忡忡。现在已近午夜时分，天气非常寒冷，她用冻僵了的手指，借着烛光（电灯早已断电）把信折好。就在这个时候，她突然听到一阵砰砰砰砰的打门声。
她的办公室离临街的大门很近，打门声使她从椅子上惊惶站起。砰！砰！砰！老天，这样会把孩子们全都吵醒的！他们要被吓坏的！
“开门！开门！”又响又粗的男人的喊声，“开门！”
党卫军队长纳格尔也有自己的问题。
他有一个非同小可的难关闯不过去：指标没完成，而在天亮之后，一列没有装满的火车就要按点经过图卢兹。巴黎主管犹太人事宜的党卫军头目正在大发雷霆，而这个地区剩下的犹太人怎么也凑不足规定的指标。他们要么已经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里去，要么已经逃到意大利占领区，无论如何都塞不满三个车皮。在图卢兹进行的这次行动，到目前为止仅仅搜捕到五百名犹太人，而巴黎要求的数目却是一千五百名。
不过还算幸运，根据图卢兹警察局的记录，如果加上孤儿院的儿童和工作人员，倒是可以凑到九百零七名犹太人。纳格尔经过巴黎批准，现在就要把他们通通带走，与此同时，另一支人马正对图卢兹再次进行仔细搜索，以便补齐剩下的不足之数。凡是犹太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加以包庇。现在，这位党卫军中尉正坐在一辆停在孤儿院街对面的小汽车里，监视着法国警察去敲孤儿院的大门。只要稍有空子可钻，这些法国警察准会随便瞎扯一个什么借口，向他汇报说一事无成。于是这位党卫军军官就在那里坐等警察局局长出来向他报告。
纳格尔教给警察局局长一篇编得非常巧妙的鬼话，叫他去说，占领军当局需要孤儿院的房子当作德国伤兵疗养院，因此全体儿童和工作人员必须迁移到蒂罗尔州的一个滑雪胜地去，蒂罗尔州的全部旅馆已经改为一个专门用来收容儿童的大型中心，那里有一所学校和一座医院，还有许多场地，已有成百名儿童从巴黎附近的儿童营地迁移到那里住下，巴黎附近的那些儿童营地要比这座孤儿院大得多。根据统一规定，遣送犹太人的时候必须编造一些借口，好使他们安心听话。柏林秘密通令强调指出，犹太人天生轻信，尤其是对官方传达的消息，即便是一戳便穿的谎言，他们也深信不疑。这样做对于处理犹太人的工作大有好处。
孤儿院的门打开了，警察消失在大门里。纳格尔中尉坐在车里等待，他虽然穿着暖和的新大衣和羊毛衬里的军靴，却依然感到非常寒冷。他抽着第三支香烟，神经紧张，甚至想要亲自进去一下，虽然他的一身军装可能会使里面的犹太工作人员大惊失色。就在这个时候，孤儿院的大门又打开了，法国警察局局长走了出来。
这家伙吃的虽是法国人的食品定量，却养得肥肥胖胖，肚皮里的油水都来自黑市。他走到小汽车旁，嘴里一股大蒜味，报告说一切已经安排妥当，孤儿院的职工马上就收拾行李，整理好孤儿院的全部记录材料。关于要带走记录材料这一个花招，纳格尔曾经特别强调，为的是使这套骗人的谎话更加像真的一样。三点钟他们叫醒全体儿童，帮他们穿好衣服，然后让他们吃一顿热饭。警车和卡车将在五点到达，带他们去车站。六点，他们全体等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在苍白的月光下，看不清那个法国人的肥胖面孔上的表情，不过当纳格尔中尉用法语说了声“好”的时候，只见他那撇朝下的胡髭往上一耸，露出了一个难看的苦笑。
一切顺利。火车将在六点三刻到站，那时候城市的大部分居民都还没起身出门。运气总算还好，纳格尔回去的路上在车里这么想。他要赶回寓所去小睡片刻，然后还得去忙他的工作。根据命令，送走这批犹太人的时候必须避免引起当地居民对他们的同情。柏林曾经三番五次地发出通知，警告说送走犹太人的时候有可能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如果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白天押解儿童，那就更有可能如此。
事实上，那天早晨非常阴沉，火车进站的时候，几乎依然一片昏暗。犹太人不过是些憧憧黑影，一个个爬进了车厢。装运儿童的时候，为了加快速度，不得不开亮车站的电灯。根据大人们事先的交代，这些儿童两人一排，手搀着手，沿着斜面踏板乖乖地登上了货运车厢，那些年纪很小的娃娃则由孤儿院的保姆抱着。米丽娅姆·卡斯泰尔诺沃和让走在一起。这样的迁移，米丽娅姆已经经历过好几次，所以已经习惯。这次迁移毕竟不像那次被迫与父母分开那么叫人难受，再说，搀着让的手，她也感到快乐，罗森夫人抱着一个婴孩走在他们后面，这也使她安心许多。
临到最后一刻，纳格尔中尉心中暗自思忖，是否有必要把这十二只装着档案的大纸箱也装上货运车厢。这些箱子简直是个累赘，再说，等在终点站那边的人见了这些纸箱也一定会感到莫名其妙。不过，这时他看到罗森夫人正从车厢里盯着这些纸箱，她面色苍白，充满恐怖的神色，好似她的生命完全维系在这些纸箱的命运上。又何必惹她惊惶不安呢？一路上还得靠她哄着这些孩子安安静静地到达终点站哩。他用手杖指指这些纸箱，于是几个党卫军把它们装上了车厢，然后拉上车厢的拉门，把孩子们全部关在里面。几只戴着黑手套的手抓住冰冷无情的铁闩，转动了几下，便把铁门锁牢了。
火车启动时没有鸣笛，只有火车头发出一阵嚓嘎嚓嘎的声音。
第六十章
帕格·亨利匆匆启程去苏联。不过他在途中耽搁了一些时日。
当飞剪式客机振翅直上驶离巴尔的摩港口，在引擎的轻鸣声中升入一月份低低的浓雾时，他从公文包里取出两封他一直无暇阅读的信。他首先打开那只厚实的白宫信封，翻了翻那份打字文件，这是霍普金斯有关《租借法案》的长篇说教。
“您要什么早点，先生？”一个穿白制服的侍者碰了一下他的胳膊肘。帕格叫了火腿蛋和烙饼，尽管吃了两个星期罗达做的丰餐美酒以后，他已感到军服有点儿窄小了。到苏联去执行任务应该先养养胖，他寻思，像一头即将冬眠的熊一样。他的职业生涯真他妈的快要进入冬眠状态了，他已饿得要命，因此要吃一个痛快。在他搞清楚帕米拉·塔茨伯利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之前，哈里·霍普金斯的唠叨文章应该暂且恭候一旁，发自伦敦的航空信封上的尖长字迹分明是她的。帕格扯开信封，心头涌上一阵不由自主的渴望之情。
亲爱的维克多：
我潦草地写上几行，好让你知道我刚启程赴苏格兰，去写一篇关于美国飞机渡运驾驶员的报道。你一定已经知道我爸爸死了，他是在阿拉曼触雷炸死的。《观察家》很慷慨，让我有机会担任记者继承父业。关于韬基的事我想多谈也无益，我已经振作起来，尽管有一阵子我曾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死了一样，或者说，觉得还是死了的好。
在你损失那艘战列舰以前，你有收到我从埃及写给你的长信吗？那条消息使我惊骇莫名，幸亏不久以后我就得悉你安全无恙，并已前往华盛顿。我自己不久也要到那儿去。我在那封信里告诉你，邓肯·勃纳—沃克已向我求婚。说实在的，我想我写信给你就是为了取得你的同意。不过我没收到你的回信。在那以后，我们就订了婚，他作为奥欣莱克的新任副空军参谋长已去印度履新。
我在华盛顿不会待得太久，斯大林格勒的危险局势让我的编辑产生了把我送回苏联的念头。但在签证问题上我碰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困难，《观察家》正在设法解决，在此期间我就来到这里。如果由于某些不可思议的马克思主义理由不让我回莫斯科，我的用处将会消失。到那时我可能干脆结束我的记者生涯，到邓肯那里去，作为他的太太随侍在侧。我们等着瞧吧。
你无疑已经知道，罗达和我曾在好莱坞邂逅，我已把我们之间的关系告诉了她。我只是为了表明心迹，从此忘掉过去，我也相信你不会为此生我的气。如今我已和一个可爱的男人订了婚，我的归宿已定，事情就是这样。一月十五日左右我将下榻于沃德曼公园饭店。你能给我来个电话吗？如果我打电话给你，我不知道罗达会有什么想法，尽管很明显，我是不会对她造成威胁的。至于和你见面的事，我想做得光明磊落，我就是不想装出一副好像不知人世间有你存在的样子。
爱你的帕米拉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原来罗达早有所闻，但她不露声色。帕格陷入了沉思，既觉得惊讶、有趣，也深有感触。出色的策略，出色的女人。也许在把信件递给他的时候她已注意到伦敦的邮戳了。对于秘密的泄露，他感到局促不安，尽管问心无愧，还是局促不安。总的来说，罗达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帕米拉的信写得很得体，语气平静友好，就这种情况而言，也写得恰如其分。尽管客机有点儿颠簸，窗外乌云翻滚，向后掠去，他还是心情舒畅地吃掉了这顿丰盛的早饭，这是因为他看到了在苏联跟未来的勃纳—沃克夫人再度相逢的一线希望。
接着他阅读霍普金斯的信。
亲爱的帕格：
那天早上，总统对你感到十分满意。他会记住这件事的。登陆艇的问题并未消失，也许还要借助你的才干解决这个问题，不过那要看斯坦德利大使需要你的时间有多长了。有关你儿媳的特殊要求已经转达有关方面，但德国人把这些人送到了巴登—巴登，以致我们的努力未能奏效。韦尔斯说这些人的处境并不危险，他还说有关交换这一伙人的谈判正在进行。
现在言归正传。
斯坦德利将军此次回华盛顿来，是他自己的请求，因为他认为我们对租借物资处理不当。但处理租借物资的方式只有两个：无条件援助或在有补偿的基础上援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施舍，从不要求清算账目，从不要求提出理由，也从不做出物物交换的安排，这种做法使这位老将军大为恼火。我们的政策确实是这样。斯坦德利是一个英明干练的老家伙，但跟往常一样，总统远远地走在他的前面。
总统对俄国人的全面政策包括三项要求，内容十分简单。你要牢牢记住，帕格：
（1）使红军继续对德国作战；
（2）敦促红军对日本采取行动；
（3）建立一个有苏联参加的更强大的战后国际联盟。
你知道，列宁在一九一七年和德皇做成了一笔买卖，便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斯大林也在一九三九年和希特勒做成了一笔买卖而不卷入这次战争。如果不是希特勒攻击他，他至今还会置身事外。总统不会忘记这些事情。
不管斯大林口头上怎样表白，我怀疑希特勒主义对他来说是否真是什么洪水猛兽，他自己也是统治着一个警察国家的独裁者，他曾舒舒服服地跟希特勒共枕同衾达两年之久。现在俄国遭到入侵，因此他不得不战斗。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我们获得的情报表明，他们一直在相互伸出触角，试探和谈。如果德国肯出足够的价钱，在那条战线上出现单独媾和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
不过此事现在还不可能。希特勒必须把足够多的土地弄到手才能使他的人民相信，流掉这么多的德国人的鲜血不是枉然的。我们越使俄国人的力量增强，斯大林做成这笔买卖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们要他把德国人全部赶出俄国，并且继续前进，直取柏林。这样，才不会有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丧失生命，因为我们参战的目的在于消灭纳粹主义，不达此目的决不罢休。
因此，若是希望租借物资为我们带来补偿，就是把目标搞混了。俄国人消灭大批的德国兵就是对我们的补偿，因为这些德国兵以后不会在法国和我们对抗了。
我们还没不折不扣地履行《租借法案》中应当承担的义务，我们只完成了百分之七十左右。我们力图完成任务，我们提供的援助是大规模的，但德国潜艇击沉了许多船只，对日作战的消耗又很大，而且为了支持北非的登陆战，我们不得不挪用一部分租借物资。我们也没履行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的诺言，还没有。因此我们不能对俄国人强硬。
即使我们能，这也不是高明的战术。我们需要他们甚于他们需要我们，对这样一个基本的现实问题，是骗不了斯大林的。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很难对付，像一个红色的伊凡大帝，但我觉得十分高兴的是，他和他的人民在这次战争中站在我们一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公众面前是直言不讳的，而且因此也没少挨骂。
斯坦德利将军会要你试图取得补偿，他很欣赏你对付俄国人的能力。他们能够放松有关空中运输线、军事情报、我方轰炸机穿梭轰炸的基地等方面的限制，释放我方在西伯利亚上空被击落的飞行员，等等，这是真的。如果你能在其他人已经失败的方面取得成功，或许就能博得斯坦德利的欢心。但在基本问题上，马歇尔将军已经告诉总统，不管俄国人能给我们什么东西作为租借物资的补偿，我们都不会改变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使用的战略或战术。他完全赞同无条件援助。
总统希望你知道这一切，并恢复给他写非正式报告的做法，如你在德国时所做的那样。他再次提到你对一九三九年希特勒—斯大林条约所做的预言，他要求你（并非完全是说笑），如果你的水晶球里出现任何那边在进行单独媾和的迹象，务必尽早通知他。
哈里·霍
一月十二日于白宫
这封信并不使他感到鼓舞。帕格即将出任前海军作战部部长的幕僚，而在前往赴任之初，便接到要他绕过老将军直接向总司令送“非正式报告”的命令。这个新职责看起来只能使他陷入窘境。帕格从他的公文包里抽出一束有关苏联的情报，专心致志地研究起来，为了排除诸如此类的烦恼，工作确实是最好的办法。
飞剪式客机改变航线，转道百慕大，没说明原因。乘客们在一家海滨饭店吃午餐时，可以通过餐厅的窗子看到他们的飞机沉甸甸地徐徐起飞，进入迷蒙的雨雾之中。他们在百慕大待了几个星期，不久得悉，这架飞机被召回，是为了送富兰克林·罗斯福去出席卡萨布兰卡会议。当时这次会议已经成为广播和报纸的重要新闻，跟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日益崩溃共享了报纸头版头条新闻的地位。
帕格对于这次耽搁并不在意，他没必要匆匆忙忙地赶到俄国去。在太平年月里，大西洋这个远离海岸的绿色小岛是一个安谧宁静、鲜花盛开，连汽车都没有的伊甸乐园，现在变成了美国海军的前哨基地。吉普、卡车和推土机横冲直撞，扬起阵阵珊瑚色的尘土，引擎的废气弥漫空中；执行巡逻任务的轰炸机在头顶上轰轰隆隆，灰色的舰艇挤满海湾；在岸上，水手们把商店挤得水泄不通，镇上的街道都变得更加狭窄了。卜居在粉红色巨大宅邸里无所事事的阔佬寓公们似乎也销声匿迹了，他们好像是在安心等待美国佬把讨人厌的德国潜艇全部击沉，打赢这场战争，然后离开这里。本地的黑人居民看起来获利不少，生活也很愉快，尽管遍地烟尘，噪声不绝。
基地司令官把帕格安置在他那所新建的漂亮营房里，营房里有个硬地网球场。除了和司令偶尔打几局网球或玩扑克外，帕格把时间消磨在阅读有关苏联的书籍上。他带在身边的情报资料内容都比较贫乏，在闲逛百慕大的图书馆和书店时，他发现一些知识渊博的对苏联赞不绝口的英国书，它们的作者有萧伯纳，还有一个名叫拉斯基，以及一对名叫阿特丽斯和悉尼·韦布的夫妇。他耐着性子孜孜不倦地读完这些冗长而别有风格的对俄国社会主义的赞歌，但没发现什么是一个军人可以利用的材料。
他也看到一些冷酷无情的反面书籍，大多出自变节分子或揭发者的手笔，都是一些耸人听闻的故事，涉及政府策划的假审判、大屠杀、大饥荒以及秘密集中营等。书中说，在这些是共产主义天堂的集中营里，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从事苦役，劳累致死。在这些书籍里，被归咎于斯大林的罪恶看起来比希特勒犯下的臭名远扬的罪行更为可怕。哪一方说的是真话呢？这个矛盾好像一堵密不透风的高墙，不禁使维克多·亨利清楚地回忆起上次随哈里曼使团到苏联去的情景，还回忆起在那里困惑迷惘的孤立感，以及和人民打交道时遇到的挫折。苏联人的模样和行动都和普通人一样，他们还有着尽管羞怯但热忱的魅力。然而，正是这些人，他们也能够突然变得像火星上的人一样，完全失去与外界交往的能力，充满冰冷、疏远的敌意。
等他的班机恢复航行后，他买了一部三卷本的平装书供旅途阅读之用，是列昂·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帕格知道托洛茨基是一个犹太人，红军的组织者，革命期间是列宁下面的第二把手。他也知道，在列宁死后，斯大林为了夺取权力设法把他挤掉，迫使他逃亡到墨西哥，后来——至少根据那些不友好的书刊的报道——斯大林又派刺客到那里砸烂了他的脑袋。这部巨著的文采使他感到惊叹，但其内容使他感到震惊。这次旅程共六天，横渡大西洋，飞越北非，穿过中东，不知不觉便飞抵德黑兰。这是因为云层遮断他的视线，使他无法欣赏浩瀚壮观的地面景色时，或在电话还没有接通时，或在某个空军基地凄凉的活动房屋里过夜时，他总有托洛茨基与他做伴。
这次跨越大半个地球表面的飞行和描述沙皇制度没落的火光的史诗交织在一起，给帕格的感受很深。托洛茨基描述了无情的铁腕人物为了夺取权力而策划的阴谋和反阴谋，读来扣人心弦，犹如一本小说。但有些长篇累牍的马克思主义词句使人如堕五里雾中，尽管维克多·亨利真心想把它看懂，结果还是无能为力。可是，他确实模模糊糊地认识到，在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一股社会力量像火山一样突然迸发，企图实现一个伟大的乌托邦式的梦境。但在他看来，根据托洛茨基自己提供的证据——这本书旨在歌颂这次革命——这个理想在一片可怖的血海中彻底失败了。
班机从一个尘土飞扬的基地飞越到另一个尘土飞扬的基地，除此之外，帕格几乎看不到北非的战争。据无线电报道，隆美尔正在北非给入侵者的进攻造成困难。机翼日复一日地掠过青翠的森林、空旷的沙漠、崎岖的群山，自高空俯视，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向后飘移，尼罗河宛似一条青绿的衣带闪闪发光。他们在巴勒斯坦耽搁了半天，亨利因而有暇驱车前往老耶路撒冷一游，在耶稣掮过十字架的迂回曲折的街道上溜一趟。接着他回到凌空展翅的飞机上，阅读有关阴谋、囚禁、拷问、毒药、枪杀的故事，这一切都是以社会主义情谊的名义进行的，据说，在马克思主义制度下这种情谊是必然存在的。当他到达德黑兰时，他才开始看第三卷，因此他只好把未看完的书留在飞机上，下一站，托洛茨基可是不受欢迎的。
“整个问题的关键，亨利，”斯坦德利将军说，“在于和这位叶甫连柯将军取得联系，如果有什么人能办到这一点，那就只能是你。”
“叶甫连柯的官职是什么，将军？”
斯坦德利用他那粗糙的双手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说：“就算我知道并且告诉你，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他是管理租借物资的头头儿，就是这个。据我了解，他是个战斗英雄，在莫斯科战役中失去一只手，他现在装上了一只戴皮手套的假手。”
他们坐在斯巴索大厦里那张长餐桌旁，就他们两人。帕格从古比雪夫来到这里才不过一个小时，他本来想放弃这顿晚餐，只洗一个澡就去睡觉。可是不成。这所宏伟宽敞的大使馆原是沙皇时代一个糖商的私宅，在这里，这位个子矮小的老将军像是只迷途的羔羊，他对《租借法案》积了一肚皮气，帕格的到来正好为他提供了一个出气筒。
斯坦德利说，总统在华盛顿答应过他《租借法案》使团归他管辖，有关命令已经发出，但使团的团长，一个名叫费蒙维尔的将军，对总统的意旨阳奉阴违。斯坦德利越讲越激动，满面通红，几乎碰也没碰他那盘清炖鸡，频频以拳击桌，声称哈里·霍普金斯一定在捣鬼，他肯定告诉过费蒙维尔，这道命令没什么了不起，这些慷慨的施舍必须继续下去。但他，斯坦德利，是应总统的邀请，特地从他的退隐生活中出山来担任这个职务的。他打算为美国的最高利益而战斗，天不怕，地不怕，哈里·霍普金斯也不怕。
“哎，我想起来了，帕格，”斯坦德利突然瞪了他一眼，并说，“我在社交场合和这个叶甫连柯将军交谈时，他不止一次提到一个哈里·霍普金斯的军事助手，我知道他指的就是你，嘿，这是怎么回事？”
帕格小心翼翼地回答：“将军，一九四一年我们和哈里曼一起来到这里的时候，总统需要一份有关前线目击情况的报告。霍普金斯先生指定我去，因为我突击过一期俄语课程。我在前方遇见过叶甫连柯，可能那个陪同我的密探给他留下了印象。”
“哼，是吗？”大使火气冲天的目光慢慢地转变为一种狡黠的神色，微笑使他的脸起了皱纹，“我懂了！好吧，如果是这样，千万不要去纠正那个家伙的错误想法。如果他果真以为你是哈里·霍普金斯的亲信，你反而可以促使他有所行动。在这里，哈里·霍普金斯就是圣诞老人。”
十年前帕格第一次和威廉·斯坦德利会面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时斯坦德利作为海军作战部部长视察了“西弗吉尼亚”号，他是一个身材挺直、严肃稳重的四星海军上将，个子矮小，洁白的军服上闪耀着金光。他是海军的第一号人物，但和地位低的海军少校亨利谈到战列舰上的炮术训练记录时慰勉有加。斯坦德利如今还是生气勃勃，但变化多大啊！在吃这顿晚饭的时候，维克多·亨利想道，他放弃了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部的职位好像是为了帮助一个神经质的老人对一群蚊子进行炮轰。他满腹牢骚，一桩一桩的事讲个没完。俄国救济协会——斯坦德利自己的老婆曾在协会里辛苦工作过——发放的礼物并没听到一句表示感谢的话；对美国红十字会提供的援助，苏联的宣传机构没给予足够的公开报道；俄国人接受租借物资后并不提供任何补偿。像这样的牢骚发了约莫一个半小时，帕格听得实在厌倦极了，后来在喝咖啡的时候终于试探着问斯坦德利，找叶甫连柯将军的目的何在。
“那是谈公事，”大使答道，“我们明天早上再谈。看样子你已经疲乏不堪，去睡吧。”
也许是因为灿烂的阳光射进了大使的书房，也可能是因为大使在早上脾气特别好，他们的第二次会晤谈得比较好。事实上，斯坦德利身上又有了一点儿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气派。
国会正在辩论延长《租借法案》有效期的问题——他解释道——因此国务院需要苏联方面提供一份租借物资怎样在战场上发挥作用的报告。莫洛托夫“原则上”已经同意。这是俄国人的一个要命的套话，意思就是无限期拖延。莫洛托夫已经把这个要求转给叶甫连柯那个主管租借物资的部门。斯坦德利一直催促费蒙维尔向叶甫连柯索取这份报告，费蒙维尔声称他也正在做最大的努力，但至今看不到有什么结果。
实际上比没有结果还要坏。在斯大林最近一次发布的当前任务的文告里，这个独裁者说红军正在单独承担战争的全部压力，它的盟邦并没提供任何援助！“你看，国会能接受这种说法吗？这些该死的俄国佬，”斯坦德利冷淡地说，“就是不理解美国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感情的深度。”他非常钦佩俄国人的斗志。他只不过要挽救他们，使他们不致把事情坏在自己人手里。不管怎样，他必须把那份租借物资在战场上起什么作用的报告要到手，不然的话，到了六月份可能再没有什么租借物资了，整个联盟可能崩溃，这场可恶的战争可能会输掉。帕格没争辩，尽管他心里想，斯坦德利的话未免说得太过分了。无疑，俄国佬确实有点儿粗鲁，而他的第一个不讨好的任务就是设法找到叶甫连柯将军，迫使他面对这个现实，并设法使他对此有所表示。
他步履维艰地在莫斯科街道上走了两天，绕过一堆堆污秽的、还没清除掉的冰块，走在熙熙攘攘、衣衫褴褛的行人中间。他在没有标志的政府机构迷宫里，从一座办公大楼走到另一座办公大楼，这才打听到叶甫连柯的办公室设在什么地方。他没办法搞到电话号码，甚至连确切的地址也寻不到。一个他曾在柏林相识的英国空军武官帮了一下忙，为他指出那幢大楼，叶甫连柯不久前曾在那里狠狠地训斥了他一顿，因为这位武官从租借物资中调走了四十架空中眼镜蛇式战斗机给在北非登陆的英国部队。但当帕格试图进入这幢大楼时，一个双颊红润、身材结实的年轻哨兵一言不发地把上了刺刀的步枪横在他胸前，对他气急败坏地用俄语提出的抗议充耳不闻。帕格回到他的办公室，口授一封长信，并把这封信带到这幢大楼。另外一个哨兵收下了这封信，但好多天过去了，帕格没收到任何回音。
在此期间，帕格见到了费蒙维尔将军，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陆军人员，并不像斯坦德利所描绘的那么奇怪。费蒙维尔说，他听说叶甫连柯在列宁格勒。他还说，不管怎样，美国人从不为了公事去找叶甫连柯，他们总是通过他的联络官和他打交道，联络官的名字能叫你把舌头嚼烂。但斯坦德利的联络官告诫帕格，找“嚼烂舌头”的联络官是浪费时间，走死胡同。将军的唯一工作是像羽毛枕头一样吸收问题和要求，却从来不做出反应，在这一点上他是举世无双的。
在这次挫折以后约莫过了一个星期，帕格一天早上在斯巴索大厦醒来后在寝室的门下发现一张便条。
亨利：
一些美国记者访问从南方前线归来，我准备今晨九时在书房里接见他们。请你在八时四十五分前来一谈。
他看到斯坦德利自个儿坐在写字桌旁，脸色深红，怒气冲冲。将军隔着桌子将一包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朝他一丢，帕格捡起香烟，外壳上用鲜明的紫红色油墨盖着这样几个字：纽约工人党的兄弟敬赠。
“这都是红十字会或《租借法案》的香烟，”将军几乎话都说不出来了，“不可能是别的！我们把几百万包这样的香烟送给红军。这一包是昨天晚上从一个捷克人那儿弄到的。那个家伙说是一个红军军官送给他的，并告诉他在纽约的那些慷慨大方的共产主义同志正源源不断地为全体红军战士供应香烟。”
维克多·亨利只能摇头表示厌恶。
“记者们十分钟后到达这儿，”斯坦德利咬牙切齿地说，“他们可要听个够。”
“将军，新《租借法案》在本星期就要表决。现在是揭盖子的时候吗？”
“只能现在揭，给这些恶棍当头一棒。让他们知道，在和美国人民打交道的时候，忘恩负义的结果会怎样。”
帕格指着香烟壳说：“这是非常低级的无赖行为，我不想拿它小题大做。”
“这个？我完全同意。这并不值得谈论。”
记者们进来了，全都流露出厌烦的神色，显然这次到前方的访问使他们大失所望。他们说，跟往常一样，他们没法儿接近前线。宾主边喝咖啡边闲谈，斯坦德利问他们在野外有没有看见任何的美国装备。他们说没看见。有一个记者问大使是否认为国会将会通过新的《租借法案》。
“我不敢这样说。”斯坦德利看了维克多·亨利一眼，然后把十根瘦骨嶙峋的手指头全部平放在他面前的书桌上，像舰上主炮塔准备舷侧齐射一样，“你们知道，孩子们，自从我到这里之后，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表明俄国人在接受英国人和我们的援助，不仅仅是租借物资，而且还有红十字会和俄国救济协会的物资。不过，我还没找到任何这种证据。”
记者们互相望望，然后看着大使。
“是这样，”他一边接说下去，一边用手指头不断地敲着桌面，“我们试图寻找证据，表明俄国人确实在战场上使用我们提供的军需品。我找不到这样的证据，俄国当局看起来想掩盖他们正在接受外援这个事实。显然，他们要他们的人民相信，红军正在这场战争中独自奋战。”
“大使先生，这些话肯定是不供发表的吧？”一个记者说，尽管记者们都在取出本子和铅笔。
“不，可以发表。”斯坦德利慢吞吞地说下去，事实上在向他们进行口授。他手指头的敲打声越来越急，在他停顿的时刻，记者们疾书的笔发出愤怒的嘶嘶声。“苏维埃当局显然试图在国内外造成这样的印象，即他们在依靠自己的资源独自奋战。我认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尽可以把我的这些话发表出去。”
记者们又问了几个激动人心的问题，接着走出房间。
第二天早上，当帕格走过积雪堆得很高的街道，从国家旅馆走向斯巴索大厦的时候，他心里感到疑虑，不知大使会不会已被召回。在旅馆里和记者们共进早餐时，他得悉斯坦德利的声明已登在美国和英国各地报纸的头版上。国务院拒绝发表评论，总统已取消一次定期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国会像开了锅一般。全世界都在问，到底斯坦德利是代表他自己还是代表罗斯福讲这番话的。有谣言说，准许这个谈话发往国外的俄国新闻检察官已被逮捕。
在宽阔恬静的莫斯科街道上，到处都是随风飘来、积得高高的新降的雪花，几百个俄国人拖着沉重的步伐在走路，经常出现满载士兵的卡车来回奔驰。在这一切当中，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显得有点儿无聊，又好像已经事过境迁了。不过，斯坦德利仍然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在美苏两国政府之间的一个微妙而充满爆炸性的问题上，他公开地发泄了他的私愤。他能够保住他的职位吗？
在分配给帕格作为临时办公室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在书桌上发现电话接线员留下的一张字条：请拨电话0743。他拨了号码，听到莫斯科电话系统里常有的噼啪的响声以及一些杂音，然后传来一个粗声粗气的男低音：“谁啊？”
“我是海军上校维克多·亨利。”
“知道了。我是叶甫连柯。”
这一次，岗哨不自然地朝这位美国海军军官敬了个礼，就放他进去了，大家都没说话。在开阔的大理石门厅里，一个坐在桌旁不露一丝笑容的军人抬起头来，摁了一下电钮，说：“亨利上校吗？”
“是。”
一个身穿军服的拘谨的姑娘从宽阔的打弯的楼梯上走下来，她用生硬的英语说：“您好，叶甫连柯将军的办公室在二楼。请跟我来。”
华丽的铁栏杆，大理石楼梯，大理石柱子，高敞的拱形天花板，这里是另一幢沙皇时代的宅第，红色大理石的列宁和斯大林半身塑像给这所大楼添上了现代的气息。陈旧的油漆开始剥落，大块的厚碎片使这个建筑物呈现出战争年代到处可见的失修现象，一条空无一物的长廊直通叶甫连柯的办公室，两边紧闭的房门后传出阵阵咔嗒咔嗒的打字声。在帕格的记忆里，他是个巨人，但现在当他站起来严肃地从办公桌那边伸出左手来的时候，并不显得那么高大，可能这是因为办公桌和房间都很大，而且他身后那幅列宁的照片比真人要大上许多倍。其他几面墙上的图片是老沙皇时代一些将军肖像画的黑白复制品，满是灰尘的长长的红窗帘把莫斯科仲冬时节的阴郁的阳光挡在外边，在一盏高悬的花体装饰的黄铜枝形吊灯里，几只没有灯罩的灯泡发出炫目的光亮。
叶甫连柯的左手很有力，尽管握手时有点儿别扭。他那下颌宽厚的阔脸看起来比在莫斯科前线德军取得突破时更加委顿。他佩戴的勋章很多，包括一道说明他挂过彩的红黄军阶条纹，整洁的略呈绿色的棕色军服镶上了新的金边。他们两人用俄语相互致意，然后叶甫连柯指了指那个姑娘说：“嗯，我们需要译员吗？”
她毫无表情地看了帕格一眼：漂亮的脸庞，浓密的淡黄色头发，可爱红润的小嘴，饱满的胸脯，冷冰冰没有表情的眼睛。自从离开华盛顿以后，帕格每天花上两个小时练习词汇和语法，他今天的俄语又恢复到和一九四一年读完短训班时差不多的水平。他凭直觉回答：“不需要。”姑娘像有发条的玩具一样立即转身走了出去。帕格心想，这“传声器”会把他所说的一切录下来的，但他无须小心提防，而叶甫连柯无疑会照顾他自己。“少一双眼睛和耳朵。”他说。
叶甫连柯笑了笑。帕格脑海里立即浮现出那次在前线附近一个茅舍里度过的那个黄昏。那时他们又喝酒又跳舞，叶甫连柯穿着大而笨重的靴子搂着帕米拉转来转去，微笑时露出了大板牙。叶甫连柯朝一张沙发和一张矮桌子那边挥了挥右手。那是一只假手，戴着僵硬的棕色皮手套，从袖子管里伸出来，样子有点儿怕人。桌上几只大浅盘里放着蛋糕、鱼片以及纸包的糖果，几瓶不含酒精的饮料和矿泉水，一瓶伏特加和大大小小的玻璃杯。尽管不想吃，帕格还是拿了一块蛋糕和一瓶饮料。叶甫连柯取了和帕格完全一样的东西，一边吸着夹在假手上金属环里的香烟，一边说：“我收到了你的信。我一直很忙，所以迟迟未回复，请原谅。我认为当面谈比写信更好。”
“我同意。”
“你要求我提供一些关于租借物资在战场上的使用情况。我们在战场上当然很好地利用了这些租借物资。”他放慢了说话的速度，而且使用简单的字眼，好使帕格在理解他的意思时不致有什么困难。他那深沉粗犷的声调把战场的音响带进了办公室，“不过，纳粹如果知道有关用以反击他们的租借物资的确切数量、质量以及在战场上的性能，他们将感激不尽。他们有办法跟《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网等处联系，这已不是什么秘密。敌人的鼻子长，我们可不能忘记。”
“那就不要透露德国人可以利用的任何东西，一份概括性的声明就行了。租借物资是很费钱的，你知道，如果要继续提供，我们的总统需要广大人民的支持。”
“难道像斯大林格勒战役这样的胜利还不足以赢得美国公众的支持吗？”叶甫连柯用他那只好手抹了抹已经秃了的、头发剪得很短的头顶，“我们粉碎了好几个德国军团！我们扭转了战局！等到你们在欧洲开辟那条一再拖延的第二战线的时候，你们的士兵将会面对已经被大大削弱了的敌军，伤亡也会比我们小得多。美国人民是聪明的，他们了解这些简单的事实，因此，他们会支持《租借法案》的，而且不是由于一份‘概括性的声明’。”
这些话语和帕格心里想的正好不谋而合，因此他无言以对。真糟糕！斯坦德利对这些小节问题这样斤斤计较，叫他如何完成使命。他给自己倒了一杯红色的略带苦味的甜饮料，一口一口地啜着。叶甫连柯走到办公桌旁，拿过来一只厚的文件夹，放在桌上打开。他用好手迅速地翻动粘在纸页上的灰色剪报。“再说，你们的莫斯科记者都在睡大觉吗？这些是在《真理报》《劳动报》和《红星报》上新近发表的文章，这就是概括性的声明。你自己瞧瞧吧。”他把夹住的烟蒂吸了最后一口，然后用那只没生命的假手熟练地把它捻熄。
“将军，在斯大林先生最近发布的当前任务的文告里，他说到红军正在单独奋战，盟邦并没提供任何援助。”
“他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说这番话的。”叶甫连柯尖刻地反驳，神态泰然自若，“难道他说的不是实话吗？纳粹抽空了大西洋沿岸的兵力，全部调到东线来，对我们孤注一掷。但丘吉尔还是按兵不动，甚至你们伟大的总统也无法使他改变意见，我们那时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打赢这场战争。”
这样谈下去谈不出什么结果，而在北非问题上进行回击也无济于事。既然帕格必须向斯坦德利做出汇报，他决定索性把鸡毛蒜皮的事都摊出来，说个明白：“问题不仅是租借物资，红十字会和俄国救济协会对苏联人民也做出了慷慨的援助，但没看见过有什么领情的表示。”
叶甫连柯做了个难以置信的鬼脸，接着说：“你说的是几百万美元的赠品吗？我们是感恩图报的民族，我们正在用战斗来表示我们的谢意。你还要我们做些什么呢？”
“我的大使认为，你们没为我们提供的赠品向公众进行充分的宣扬。”
“你的大使？他想必是代表你的政府讲这番话的，而不是代表他自己？”
帕格越来越不安，他回答道：“要求你们提供一份有关租借物资在战场上使用情况的声明的是国务院。你知道，国会即将审议《租借法案》延长有效期的问题。”
叶甫连柯夹上另一支香烟。他的打火机打了好几次才打出火来，在点着香烟之前，他咕哝了几句。“但我们在华盛顿的大使告诉我们，《租借法案》延长有效期的提案将会顺利地获得国会的通过。因此，斯坦德利将军这次大动肝火是非常令人不安的，这是否可能预示罗斯福先生的政策将有所改变？”
“我不能代表罗斯福总统说话。”
“那么霍普金斯呢？”叶甫连柯透过缭绕的烟雾用狡黠的目光瞅了他一眼。
“哈里·霍普金斯是苏联的好朋友。”
“我们知道这一点。事实上，”叶甫连柯一边说，一边伸手去取伏特加，突然间变得兴高采烈，“我想和你一起为哈里·霍普金斯的健康干一杯。你看怎么样？”
开始了，帕格暗自思量。他点了点头，下肚的伏特加留下一条自上而下的火辣辣的热流。叶甫连柯咂了咂厚嘴唇，朝帕格眨眨眼，这多少使帕格感到有点儿意外。“我可以请教一下你的军衔吗？”
帕格用手指着他的海军大衣上肩章的条纹——室内很冷，他当时还穿着大衣——说道：“四条杠。美国海军上校。”
叶甫连柯会心地笑了笑：“是的，这个我知道。我讲个真实的故事给你听。一九三三年你的国家开始承认苏联的时候，我们派了一员海军上将和一员海军中将作为武官。你的政府抱怨说，他们的军阶过高，引起外交礼节方面的困难。第二天，他们的军阶分别降为上校和中校，这样一来就事事顺利了。”
“我只是一个上校。”
“可是，哈里·霍普金斯是你们国家里仅次于你们总统的最有势力的人物。”
“完全不是这样。不管怎样，这跟我也毫不相干。”
“你们大使馆已经配有足够的武官，不是吗？那么，请允许我问一下，你的职务是什么？你是不是哈里·霍普金斯的代表？”
“不是。”帕格心里盘算，说得详细一点儿不会有什么坏处，而且还可能有些好处，因此他接下去说，“事实上，我是直接奉罗斯福总统本人的命令到这儿来的。不过，我仅仅是个海军上校，我可以向你保证。”
叶甫连柯将军严肃地盯着他。帕格脸不变色，顶住了将军的审视。换一下口味，现在且让俄国佬来摸摸我们的底吧，他想。“唉，我懂了。既然你是总统的特使，那就请你澄清一下他对租借物资的疑虑吧，”叶甫连柯说，“这些疑虑导致你的大使来了一次如此令人不安的发作。”
“我没权力这样做。”
“亨利上校，作为我们向哈里·霍普金斯表示的礼遇，你得以在一九四一年正当战局危急的时刻访问了莫斯科前线。同时在你的请求下，一位英国记者和一位充当他秘书的女儿陪同你进行访问。”
“是的，你在听得见枪炮声的距离内给予我们的殷勤款待，我是牢记在心的。”
“那好，事有凑巧，我可以为你再安排一次这样的访问。我即将离开莫斯科到现场视察租借物资的供应情况。我要巡视一些正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前线地区，不会进入任何火力区。”他露出大板牙笑了笑，“不会故意上那儿去，但危险是会有的。如果你愿意和我同行并就租借物资的战地使用情况向霍普金斯先生和你的总统提出一份目击情况报告，我可以做出安排。而且，到那时我们或许可以就一份‘概括性声明’达成协议。”
“我同意。什么时候出发？”尽管出乎他的意料，帕格还是抓住这个机会。如果斯坦德利反对，就让他去否决吧。
“就这样？按照美国方式。”叶甫连柯站起身来，伸出左手，“我会通知你的。我们可能先到列宁格勒。我可以告诉你，一年多来没有任何记者到过那里，我相信也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你知道，它还处在被围的状态，但是包围圈已经被打开缺口。那儿已经有一些通道，不太危险。列宁格勒是我出生的地方，因此我愿意接受到那儿去走一趟的机会。自从我母亲在围城期间死去之后，我还没到过那儿呢。”
“我为她感到难过，”帕格尴尬地说，“她是在炮击中牺牲的吗？”
“不，她是饿死的。”
第六十一章
饿死的。
这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悲惨的一次围城战役。这是一场和《圣经》的记载一样恐怖的围城战。像耶路撒冷之围那样，据《耶利米哀歌》所述，当时的妇女们煮食自己的子女。战争爆发时，列宁格勒有近三百万居民，到维克多·亨利访问这座城市的时候，剩下的只有六十万人左右，其余的人有一半已经撤离，另一半已经死亡。列宁格勒流行着这样一个可怕的传说：有不少人被活活吃掉。但在当时，外间对于围城和饥饿的真情所知很少，直到今天，大量的真实情况仍讳莫如深，记录材料都深藏在苏联档案馆里或已毁于战火。也许十万人当中都没有一个人能说得出来，在列宁格勒究竟有多少人死于饥饿或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这个数字大概在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
列宁格勒使苏联的历史学家很尴尬，一方面这个城市历时三载的浴血奋战无疑是一篇世界史诗的素材，另一方面，德军仅仅在数周之内便压倒红军席卷而来，直抵城郊，布置好这出戏剧的舞台。如何对此做出解释？如何解释在这座困在水中的大城市在被围困时没有及时疏散那些对守城毫无用处的居民，为什么守军在面对强大的敌人时没有贮存足够的必需品？
西方历史学家可以自由地、无所顾忌地责备他们自己的领袖和政府造成了失败和灾难。对希望出版他们著作的苏联历史学家来说，列宁格勒之围就成了他们喉咙里的骨头。为了这个缘故，俄国人民的一个伟大英雄业绩一直若明若暗，它的惨绝人寰、光炳日月的真相也就无从大白于天下。
最近，这些历史学家已经战战兢兢地接触到一些发生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错误，其中包括一九四一年红军在敌人的突袭面前毫无准备的状态、红军濒于崩溃的处境以及它在近三年中未能把半个俄国从德国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事实。那时德国是正在其他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的一个较小的民族。现在的解释是斯大林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不过情况仍然模糊不清。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苏联最高政策的一变再变，人们对斯大林作为战时领袖的评价先是有所降低，后来又有回升，人们没把发生在列宁格勒的一切直接归罪于他。
无可否认的是，拥有四十万之众的德国北方集团军在一次迅猛的夏季攻势中长驱直入，进抵该市外围，切断了通往“伟大的国土”——也就是未被征服的苏联大陆——的通道。希特勒决定不立即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他的命令是严密封锁这座城市，使之不战而降，饿死或消灭它的保卫者，并且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夷平该市，使它成为一片没有人烟的荒原。
列宁格勒的居民深知，他们休想德国人会有丝毫善心。敌人散发大量传单不断催促让该市宣布已成为像巴黎那样的不设防城市，但这是办不到的。隆冬来临后，那里的人民通过冰封的拉多加湖开始在德军的炮火下把给养运进来。侵略军试图以炮火轰碎湖上冰层，但厚达七英尺的冰层是难以打碎的。在整个冬季，在黑夜里，在暴风雪中，在排炮的轰击下，护航队来往于冰道上，络绎不绝。列宁格勒没被降服。粮食运进来后，一些没有帮助的人便坐上空卡车离开。到了春天冰雪消融时，人口与粮食供应之间也就得到了一点儿平衡。
一九四三年一月，就在维克多·亨利访问该市前不久，一些守卫列宁格勒的红军部队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终于迫使德军战线后撤了一段不大的距离，从而解放了一个重要的铁路枢纽。这次行动在封锁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敌军炮火的猛击下，恢复了一段被称为“死亡走廊”的铁路运输。德国人的炮击使运输不时中断，但后来总是能得到修复，大多数货物和旅客都能安全通过，维克多·亨利也是这样进入这座城市的。叶甫连柯将军的雪橇飞机在这个解放了的铁路车站附近着陆，帕格看到大量堆得高高的满装食物的纸板箱，上面刷有USA字样，他也看到一批批排列得整整齐齐的美军吉普和军用卡车，车上都漆有红星。他们在晚间乘火车进入一片漆黑的列宁格勒，在火车左边窗子的外面，是德军大炮发出的闪光的亮光和低沉的轰隆声。
在寒气逼人的营房里，早饭是黑面包、鸡蛋粉和用奶粉调成的牛奶。叶甫连柯和帕格跟一批年轻士兵一起坐在一长条的金属桌子旁进餐。叶甫连柯指着鸡蛋粉说：“租借物资。”
“我看得出。”帕格在“北安普敦”号上当冷藏鸡蛋吃光了的时候，也吃过许多这样的蛋粉。
那只假手挥向周围的战士，说：“这个营的军服和军靴也是。”
“他们知道身上穿的是什么吗？”
叶甫连柯问坐在身旁的一个士兵：“你穿的是新军服吗？”
“是的，将军。”他回答得很迅速，年轻红润的脸流露出警觉、严肃的神色，“美国制的。好料子，好军服，将军。”
叶甫连柯看了帕格一眼，后者点头表示满意。
“俄国的躯体。”叶甫连柯说，他的话使帕格苦笑了一下。
外边的天色逐渐变亮。一辆史蒂倍克指挥车开了过来，粗大的轮胎掀起阵阵雪花，接着司机敬了个礼。“好吧，我们去看看我的家乡变成什么样子了。”叶甫连柯边说边把他那棕色长大衣的领子翻起来，把皮帽扣紧。
维克多·亨利想象不出他们会看到什么，或许是另一个使人意气消沉的莫斯科，只不过像伦敦一样被烧焦、被轰炸，疮痍满目。现实使他目瞪口呆。
除了银白色的阻塞气球安详地飘浮在宁静的上空以外，列宁格勒几乎没什么迹象表明它是一座有人居住的城市。洁净的、阒无人迹的白雪覆盖着两旁矗立着庄严古老建筑物的大道。道路上看不见行人和来往的车辆，像星期天早晨回到家以后一样，但在他的一生中帕格从未见过这样一个宁静的安息日。一种令人不安的、蓝色的、无边的岑寂笼罩着大地，不是白色而是蓝色，是洁净的白雪从某个角度反射出越来越亮的蓝天。帕格从未见过如此迷人的运河和桥梁。他想象不到如此宏伟的大教堂，或是足与香榭丽舍大街媲美的宽广壮丽的大道，在晶莹的空气中披上银装，还有在一条比塞纳河还要雄伟的冰封的河流两旁的花岗岩堤岸上那鳞次栉比的宏伟房屋。在指挥车驶上冬宫正面前方那个巨大的广场时，他在一瞥之间完全领略了俄罗斯的雄伟、力量、历史和光荣，就是在凡尔赛也看不到如此庄严华丽的景色。帕格记得在描绘那次革命的电影中看到过这个广场，造反的人群和沙皇禁卫军马队发出震耳的吼声。而今，广场上杳无人迹，在这一大片雪地上看不到一条车辙和一点儿足迹。
汽车停了下来。
“多静啊！”叶甫连柯在十五分钟的沉默之后说了第一句话。
“这是我生平看到过最美丽的城市。”帕格说。
“他们说巴黎更美。还有华盛顿。”
“没有更美的地方了。”帕格情不自禁地加上一句，“莫斯科只是个村庄。”
叶甫连柯投以非常奇特的眼色。
“我这句话会得罪人吗？我想到什么就说出来了。”
“太不讲外交礼貌了。”叶甫连柯嗥叫起来，他的嗥叫听起来倒像是一只猫在感到满足时发出的咕噜声。
随着时间的过去，帕格看到很多炮弹造成的损害：断垣残壁、阻塞的街道、到处都是钉上碎木片的窗户。太阳冉冉上升，每条大街都发出令人目眩的光芒。这座城市苏醒了，尤其是接近德军战线的南部工厂区，在这儿，炮火留下了更严重的创痕，好些街区整个被焚毁了。行人在打扫过的街道上跋涉，偶尔有一辆无轨电车颠簸着驶过，军用卡车和运送兵员的车辆川流不息。帕格听到远方传来的断断续续的德军重炮的轰鸣，他看见一些建筑物上刷有这样的标语：市民们！敌人炮击时，街道的这一边更危险。然而，即使在这儿，他的内心也始终存在着这样的感觉：这是一座几乎空无一人、远离战火的和平大城市。这些后来获得的、显得更真实的印象并没磨灭掉——永远不会有什么东西能够磨灭——帕格·亨利那天清早在战时的列宁格勒所见到的鲜明景象：它是一个睡美人，一座蓝色冰雪天地里被邪魔镇住的、属于死亡世界的大都会。
基洛夫工厂也是一片荒凉气氛。据叶甫连柯说，这儿应该是非常紧张繁忙的。在一幢被炸毁的大楼里，一排排尚未装配好的坦克上满是屋顶坍陷时散落下来的烧焦的碎瓦破屑，几十个戴着披巾的妇女正在耐心地清除碎片。有一个十分繁忙的场所：一个巨型露天卡车场，它广及几个街区，上面盖上了精巧的伪装网，维修工作正在这里紧张进行，工具的叮当声和工人的吆喝声交织成一片，这里是租借物资发挥作用的一幅活生生的图景。一股来自底特律的洪流到达了七千英里之外、德国潜艇无法触及的地方。还有数不清的磨损得很厉害的美国卡车。叶甫连柯说，这些卡车多半在整个冬季里行驶在那条冰上通道上。现在冰块变软了、铁路也通了，那条通道也完了。经过修整后，这些卡车可以调到中部和南部战线，大规模的反击战正在这两条战线上攻击德军。叶甫连柯接着领他去看一个机场，部署在机场四周的高射炮群看起来是美国海军使用的货色，在弹孔累累的机场上到处是伪装的俄国雅克式战斗机和漆上俄国标志的美国眼镜蛇式战斗机。
“我儿子驾驶这种飞机，”叶甫连柯边说边拍了拍一架眼镜蛇式战斗机的机罩，“这种飞机挺不错。我们去哈尔科夫时你会碰上他的。”
白昼将尽，他们驱车前往一所医院，去接叶甫连柯的儿媳妇，她是一个志愿护士，现在刚下班。汽车在静悄悄的街道上转来转去，街旁的房屋好像都被一次龙卷风刮去了，只剩下街区的矮小地基，连碎砖破瓦都已荡然无存。“这一带的木屋，”叶甫连柯解释道，“全拆掉作为燃料烧了。”汽车在一块平坦的荒地上戛然停住，只见那里一排排墓碑在积雪中露出头来。墓地上到处是人们用随手捡来的瓦砾或碎片——一截管子、一支手杖、一块椅子的板条——或者是用木头或马口铁制成的粗糙的十字架标志。叶甫连柯和他的儿媳妇下了车，在十字架丛中搜寻。将军在远处积雪中跪下。
“唉，她都快八十岁了，”汽车驶离公墓时他对帕格说。他面色安详，双唇痛苦地抿成一道横线，“她苦了一辈子，革命前她是一个侍女。她不曾好好上学，不过，她能写诗，很不错的诗。薇拉还保存着一些她临死前写的诗。我们现在可以返回营房了，但薇拉邀请我们到她住的公寓去。你看怎么样？营房里的伙食好些，我们把最好的东西都供给士兵。”
“我吃什么都无所谓。”帕格说，被邀请到一个俄国人家里做客倒是件不寻常的事。
“那好，你可以看到一个列宁格勒人在今天是如何生活的。”
薇拉对他展颜微笑，尽管牙齿长得不好，她的笑容在顷刻之间使她看起来不那么难看了。她双眼蓝中带绿，很漂亮，动人的热情使她容颜生光。她的脸庞以前大概是相当丰满的，松弛的皮肤有了皱褶，鼻子显得很尖，两个眼窝像是深暗的洞穴。
他们从一处受到很少破坏的街坊走进一座阴暗的门道，一阵堵塞的便池和烧油锅的气味扑鼻而来。他们在黑暗中走上四段楼梯，接着听到开锁的声音。薇拉点亮了一盏油灯，在稍带绿色的灯光里，帕格看到这间斗室里塞满了东西：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只瓷砖炉，炉子周围堆放着碎木片，马口铁烟筒歪歪斜斜地通向一个用木板堵住的窗户。室内比室外还要冷，因为外面太阳刚下山。薇拉点燃了炉火，敲碎了水桶里表面那层薄冰，然后把水倒入水壶。将军从他带上楼来的帆布袋中取出一瓶伏特加，放在桌上。尽管穿上厚实的内衣和笨重的皮靴、手套和一件毛线衫，帕格还是冻僵了。这时他自然乐意和将军一起喝上几杯。
叶甫连柯指了一下他坐着的那张床说：“她就死在这儿，还在床上躺了两个星期。薇拉没办法弄到一口棺材。没有棺材，没有木料，薇拉不愿把她像一条狗那样埋在土里。天气很冷，零下好些度，因此卫生倒不成问题。可是，你会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儿骇人听闻。但薇拉说，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像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似的。首先死去的当然是老年人，他们没耐力。”
房间里很快就暖和起来了。薇拉在炉子上煎薄饼，她脱掉了披巾和皮上衣，露出一件穿破了的毛线衫，裙子下面是厚厚的护腿和皮靴。“这儿的人什么古怪的东西都吃，”她平静地说，“皮带、糊墙纸上的胶水。甚至狗和猫，耗子和麻雀。我才不吃哪，我吃不来那些，但我听说过这种情况。在医院里，我们听到了一些吓人的事情。”她指着炉子上开始咝咝发响的油煎薄饼，“我用锯木屑和凡士林做过这种薄饼，可怕得很，吃了难过死了，不过是为了塞满肚子。那时候有少量的配给面包，我全给奶奶吃了。但过了一阵子她就不再吃了，她没有感觉了。”
“把棺材的事情告诉他。”叶甫连柯说。
“有一个诗人住在楼下，”薇拉边说边翻动在煎锅里噼噼啪啪响的薄饼，“利茹柯夫在列宁格勒有点儿名气，他拆掉了他的书桌，给奶奶做了一口棺材。他现在还没有书桌。”
“还有那大扫除的事情。”将军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