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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回忆:全2册23

梅德琳一惊,用手去捂嘴巴,同时朝拜伦瞥了一眼,那双睁圆的眼睛闪闪发光。拜伦知道她的意思,他们兄妹俩小时候碰到好玩儿的事情就是这么使眼色的。她快步走到克里弗兰身旁,用一种温柔、关怀的声调说:“你伤着没有,亲爱的?”

“伤了?屁话,没有。”克里弗兰爬了起来,手指紧紧捏着牙托,扭着白白胖胖的屁股走进卧室,“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事,梅。我得马上就去看我的牙科医生,但愿他没跑开!主持今天晚上的宴会能给我捞进一千块美元哩。”

他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梅德琳捡起浴巾,冲着拜伦说:“瞧你!怎么能这么野蛮!”

拜伦扫视了一下这个房间,说:“你们这到底算什么?他和你一起住在这儿吗?”

“什么?他怎么可以?他自己有家,笨蛋。”

“那么,你们算是什么名堂呢?”她翘起嘴,不回答。“梅,你是偷偷摸摸跟这个胖老头子上这儿来胡搞一通?你会干出这种事?”

“哦,你什么也不懂。休是我的朋友,一个难得的好朋友,你不知道他待我有多好,再说——”

“你们是在通奸,梅。”

梅德琳的脸上掠过一阵痛苦的表情。她把手一挥,摇摇头,露出女性所特有的一副聪明过人的笑容。“啊,你可真是天真幼稚。他现在的婚姻生活比以前好多了,我现在也比以前更好了。生活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勃拉尼。你我都是生长在一个老古板的家庭里。如果我逼着休跟我结婚,我知道他是一定会跟我结婚的,他爱我爱得发狂,但是——”

克里弗兰的衣服还没穿好,这时他从卧室里探出身来对着梅德琳口齿不清地大声嚷着说,他的牙科医生正从斯卡斯代尔开车赶到纽约来。“马上给塔姆打个电话,叫他十分钟之内把车开到这儿。天哪,真是糟糕!”

“塔姆?”克里弗兰又把门关上后,拜伦问。

“塔姆是他的司机,”梅德琳一面回答,一面赶忙去拨电话,“啊,拜伦,你是不是要不认你这个妹妹了?要我给你烧顿饭吃吗?我们今晚喝它个烂醉好吗?要在这儿过夜吗?这儿有间空房。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娜塔丽有消息没有?——喂,喂,我要塔姆接电话……那就一定把他找着,卡罗尔。知道,知道,我知道我哥哥拜伦已经到了纽约。老天爷,你别问了……没关系,你就把塔姆找着,叫他一定在十分钟之内把那辆凯迪拉克开到我这儿来。”

她挂上电话,说:“拜伦,我在休的手下干了四年,但是我不知道他戴假牙。”

“你活在世上还有的学哪,梅。”

“要不是这件事情闹得这么怕人,”她说,“要不是你的行为过于野蛮,这件事情倒真是我一辈子遇到过的最有趣的了。”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线,好不容易才忍着没笑出声来,“我这几年一直跟他说,要他把那个讨厌的胖肚子给搞平。瞧瞧你,平得就像个男孩子,跟爸爸一样。你肯吻一下你这个犯了通奸罪的妹妹吗?”

奸淫,奸淫!永远是战争和奸淫,别的什么都不时髦。浑身火焰的魔鬼抓了他们去!(3)

杰妮丝事先得到了消息,所以她能准备好一副贞洁无瑕的姿态接待拜伦,如果梅德琳运气好一些,她当然也会做到这一点。

她的公公也曾路过夏威夷,那时向他隐瞒她与卡塔尔·埃斯特的关系没使她产生丝毫不安之感。这事与他毫不相干。普天下的男人都不能像一个女子一样懂得这一类事情,至于维克多·亨利上校,既然他星期天连纸牌都不玩,那就更不用说了。直言不讳只能使大家难堪,对谁都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拜伦的电报叫杰妮丝不得不好好想一想。

埃斯特已经告诉过她,她的小叔子将到“海鳗”号上报到。拜伦简直就是个怪人,虽然也像华伦一样,长得一表人才,对待女人温柔仁厚,却过于理想主义,这种态度有时说不定会带来点儿麻烦。他的道德观就和他父亲一样狭隘。他说的有关澳大利亚那位姑娘的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是杰妮丝还是一点儿也不怀疑,如果他是撒谎,那只能显得他是个不通人情的傻瓜蛋,这样的撒谎又有什么意思?

不过,现在正是战时,男人们远离家室,孤单寂寞,到处都有这样的事,埃斯特出言粗鲁,干脆就说是“轧姘头”,——杰妮丝听了虽然也要假装正经,嗔怒一番,其实心里倒也觉得有趣——拜伦又何必辜负这么一个天赐良缘?她和埃斯特的风流勾当有点儿事出偶然。中途岛悲剧发生之后,她突然发了一场登革热(4),卡塔尔·埃斯特天天登门看望,照料她吃饭服药,事情当然是会发展的。

杰妮丝心里明白,万一拜伦知道了真相,他一定会惊骇不已。其实对于拜伦的另外一面,她也并不了解,他和他的哥哥确实大不相同。拜伦这样拘于礼节,在她看来实在是有点儿迂腐,但她肯定不愿叫他失望,不愿叫他因此对自己产生隔膜。她自视仍是亨利家的一员,她喜欢这个家庭,胜过自己的娘家。再说,在她眼里,拜伦一向是个魅人的男子汉。如今他就要来到自己身旁,这真是桩叫人高兴的事情。

所以,一天深夜,正当埃斯特穿上衣服,准备回到潜艇时,杰妮丝打定主意要把事情安排妥帖。她赤身裸体,盖着一床被单,吸着香烟。

“拜伦明天上午就到,亲爱的。”

“上午就到?”埃斯特正把一条卡其裤套上,于是停住问道,“这么快?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从圣弗朗西斯科给我打来了电报。他要乘海军空运站的飞机来。”

“啊,那太好了!来得正是时候,潜艇上正需要他。”

现在午夜刚过。埃斯特从不待到清晨,他喜欢起床号一响就起来照管潜艇上的事务,而且,住在杰妮丝同一排房子里的那些邻居个个都起得很早,他也很顾惜她的名声。杰妮丝爱埃斯特,至少是爱她与他待在一起的那段时光,不过她并不愿意和他做长久夫妻。他远远不如华伦心胸开阔,他读的全是浅薄无聊的东西,谈吐则纯粹是个海军。他总是叫她想起在她和华伦认识之前彭萨科拉的那些飞行员,这些飞行员只能使她感到腻烦。埃斯特是个能干的海军轮机师,一心希望出人头地,杀敌立功,是天生的潜艇人员。他是一个体贴温存、使人满意的情人,可以说是个“轧姘头”的理想对象。但是,也就仅此而已。即使埃斯特察觉到她对他的评价不过如此,他也并无怨言。

“我的意思是,亲爱的,”杰妮丝说,“我们这种暗中往来必须停一段时间。”他带着询问的神色冷静地看了她一眼,把衬衫塞进裤子。“我是说,你也知道拜伦。我很看重对他的情谊。我不愿让他心里难过,产生反感。我不愿意有那样的情况。”

“你把话说清楚吧。你是要分手了吗?”

“啊,你会难过吗?有那么严重?”

“当然,我会感到很难过,杰妮丝。”

“哦,别那么伤心。笑一下。”

“拜伦怎么会知道呢?”

“你们在港内停泊,他要到这儿过夜。”

“他隔天要值一次夜班。”

“对,这我也知道,不过——”

埃斯特走到床边坐下,把她抱在怀里。

他们紧紧相吻几次之后,她轻声说道:“好吧。以后看情形再说,看情形再说吧。不过,卡塔尔,别忘了,绝对、绝对不能让拜伦知道。懂吗?”“放心,”埃斯特说,“这没有必要。”

拜伦到达的那天早上,他只在杰妮丝的小屋里待了一会儿,吃过早饭之后就立即赶往潜艇。但在这段很短的时间里,他简单地说了说在马赛与娜塔丽相见的情形,把那压在心头的深切痛苦,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杰妮丝听说娜塔丽和她的孩子如今被拘禁在德国,心里感到非常恐惧。对于她弟妹的做法,她出自本能地加以辩护,并且竭力安慰拜伦,说结果一定会太平无事,但实际上,她担心娜塔丽已经无法幸免。看着他离开之前和维克多在花园里玩耍,她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没有哭出声来。叔侄两个因天伦之情,相亲相爱,这情景真叫她心碎。当拜伦说他非走不可的时候,维克多两手两腿紧紧把他缠住,他以前对华伦从来不是这样的。

“海鳗”号还要在珍珠港停留几个星期,大部分时间是在海上训练区内,每次潜艇靠岸,拜伦便隔一天到杰妮丝的小屋里过夜。他第一次留在潜艇上值班那天,埃斯特给杰妮丝打来电话。她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还是叫他来了,不过得在小维克上床睡着之后。结果那是一次很扫兴的会面,埃斯特很快就发现,她很局促不安,所以喝了几杯酒以后,连碰也没碰她一下就离开了。这以后,她只和他见过一次,“海鳗”号便出海巡逻。当拜伦在前一天的上午告诉她说他们就要出海的时候,杰妮丝说:“啊!那么,你干吗不请埃斯特来吃晚饭呢?他对我和维克一直很关心照顾。”

“你想得很周到,杰妮丝。他能带个女伴来吗?”

“如果他想带的话,当然可以。”

埃斯特没带女伴来。三个人在烛光下吃饭,大家喝了许多酒,气氛很愉快。拜伦自从回到潜艇工作以后,心情变得好了许多。埃斯特既不显得拘谨见外,同时又保持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做得恰到好处,这使杰妮丝非常感激。在吃饭的时候,他们打开收音机,收听战事新闻,正巧听到德国人终于在斯大林格勒投降的消息,为了表示庆贺,他们又开了一瓶酒。

“德国佬完蛋了,”拜伦举杯说道,“早该如此了。”这时他已有了几分醉意,这个消息使他好像看到了他的家人可以早日得救的信号。

“一点儿不错。现在我们来收拾日本人。”埃斯特说。

夜深人静,杰妮丝孤寂一人,因为喝得过量,头脑直打转儿,她仿佛又回到了少女的甜蜜的困惑中去了,丈夫的亡故已成往事,她真正爱恋的是那两个男子。

* * *

(1)马琳·黛德丽是当时德国著名的女电影演员、歌唱家。

(2)德拉库拉是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1847—1912)的恐怖小说《德拉库拉》的主人公,是个有数百年道行的吸血鬼。

(3)引自莎士比亚的戏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第五幕第二场。

(4)由登革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发病时周身关节疼痛。

第五十七章

全球滑铁卢四:斯大林格勒

(摘自阿尔明·冯·隆的《世界大屠杀》)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以对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评述为其《世界大屠杀》一书的战略分析部分做结论。原书对于直到战争结束为止的所有大小战役都有概略叙述。隆在他的这部巨著的尾声部分,即题作《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中追忆他本人跟阿道夫·希特勒亲身接触的部分,恰好也把下文涉及的过程勾出了一个概貌,并且更具遗事逸闻的趣味。在各条战线上德国都已大难临头,希特勒已是日暮途穷之时,这一部分有多处对他做了生动有趣的勾勒。我的译文仍然是摘自回忆录中的一些章节,此外仅仅加了一篇隆关于莱特湾海战的文章。

对于隆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叙述,我擅自有所改动。孤立地看,这场战役毫无意义,只不过是在伏尔加河上的一个遥远的工业城市,德国好几个军的兵力在五个月内不断地被碾成肉饼罢了。要充分了解此次事件的意义,我们必须首先对一九四二年夏季攻势的来龙去脉有个全面了解。但是,隆对蓝色方案的分析,列举了许多俄国城市和河流的名称,同时又涉及德国军队的频繁运动,使人如堕五里雾中,美国读者恐怕难以阅读。为使叙事清楚明了,我将《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的某些片断穿插其间,文字则全部引自阿尔明·冯·隆的原著。同时,我也尽量删除了许多令人困惑的有关技术和地理方面的细节。

斯大林格勒战役在战场上证实了施彭格勒关于西方必将衰亡的先知预见。斯大林格勒是基督教文明的新加坡之战。

斯大林格勒的真正悲剧在于这场悲剧本来可以避免,西方完全有力量阻止这场悲剧发生。这场悲剧既不同于罗马的陷落,也不同于君士坦丁堡(1),甚至不同于新加坡的惨败。它不属于世界史上弱小文明毁于强大文明的那种情形。恰恰相反!我们基督教西方世界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把那些穿着马克思主义盗匪新装的野蛮的西徐亚人从大草原上清除干净,我们本来完全可以叫俄国安分守己一个世纪,改变一下它那张牙舞爪的本性。

但是,事与愿违。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唯一的战争目的就是要毁灭德国,从而为美国垄断资本赢得独霸世界的统治权。他正确地认识到英国已经完蛋,但是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要么是根本没看见,要么是找不到铲除它的办法。他因此得出结论,德国才是他能够毁灭的对手。

伟大的黑格尔曾经教导我们,责难世界性历史人物的道德,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从道德观点看,如果我们珍视现在正陷于马克思主义蒙昧之中的基督教文明,那么富兰克林·罗斯福无疑应是人类的首恶元凶。但在军事史上,我们只重视一个战争领袖是否出色地实现了他的政治目标。不论罗斯福的目标如何短浅,他无疑实现了毁灭德国这一目标。

回光返照

我们定名为“蓝色”方案(这个代号在战争进行期间被改成“不伦瑞克”。在这个译本里一律保持“蓝色”原名。——英译者注)的对苏联的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导致了斯大林格勒之战。“蓝色”方案是个具有真知灼见的设想,主要是希特勒的主意,并且几乎取得了成功。断送这个方案的是希特勒本人。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和阿道夫·希特勒在用兵打仗方面的鲜明对照,完全如出普卢塔克(2)笔下:一个像蜘蛛般精密盘算,一个是孤注一掷的赌徒;一个是事事按照计划,一个是全凭心血来潮发号施令;一个是谨慎小心地运用有限兵力,一个是挥霍成性,滥用兵力;一个是沉着稳健,倚重军事将领,一个是一意孤行,不容将军做主;一个是对部队关怀备至,一个是鲁莽冲动,只知驱使部队送死;一个是每次战斗务必小心翼翼地探明虚实,一个是醉心于总体战,把最后一批预备兵员都送上火线。这两个世界强敌终于在一九四二年正式交锋,同样都是在他们执政九年之后,两人之间的区别是如此强烈鲜明。

现在回顾往事,全世界所看见的全是希特勒一九四五年身陷绝境的丑恶形象:罗斯福所设陷阱中的可怜虫,一个全身软瘫、索索发抖但依然耽于梦幻、顽固不化的怪物。他之所以尚能维持对已是精疲力竭的德国的统治,完全是靠着恐怖手段。但是这并不是一九四二年七月时的希特勒。那时候,他是我们至高无上的元首:一个高高在上、令重如山、不可一世的军事首脑,统治着亚历山大、恺撒、查理曼和拿破仑等人望尘莫及的庞大帝国。那时候,德国的胜利光芒正映照全球。只有在今天回顾往事的时候,我们才能看清,那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

“蓝色”方案

“蓝色”方案指的是旨在结束东线战事的一次夏季攻势。

我们在一九四一年的巴巴罗萨行动,目的在于通过一次三路进兵的大规模夏季攻势,消灭红军,摧毁布尔什维克国家。我们试图一举完成的事业超过了我们的能力。我们虽然打伤了敌人,但是俄国人是麻木不仁的宿命论者,具有野兽般的抵抗和忍受能力。日本人不愿意进攻西伯利亚——斯大林安插在我们驻东京大使馆的间谍佐尔格及时地向他报告了这一点——这使那个赤色统治者得以撤空他的亚洲防线,并将剽悍野蛮的蒙古军队这一有生力量投入战场对付我们。他发动的各次冬季反攻虽然曾将我们牵制在莫斯科郊外的冰天雪地之中,但后来也渐告衰竭。待到春天冰雪消融,我们仍然控制着大约相当于美国密西西比河以东全部地区的苏联国土。如果被占领的是那些浮躁的美国人,谁也不会怀疑,他们必定早已彻底崩溃。但是俄国人属于不同的人种,必须再给他们一次沉重打击,他们才会认输。

“蓝色”方案就是巴巴罗萨行动在南方战线的续篇,目的在于夺取俄国南部的工业、农业和矿产的丰富资源。这一方案的主旨有限而明确:守住北线和中线,要在南部克敌制胜。希特勒生来就是个大陆人的头脑,对于地中海的战略一窍不通,但是退而求其次,这个方案也不失为一条上策。我们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必须进攻。再说,如果没有高加索的石油,我们显然也无法将战争进行到底。

希特勒那份著名的第四十一号指令,最初是由约德尔等专业人士起草,后来经过他亲自改写,且不管那一套乱七八糟的政治辞藻,“蓝色”方案的主导思想共有以下几点:

1.把冬季作战有所突破的战线予以拉平巩固;

2.在列宁格勒(3)—莫斯科—奥廖尔一线上固守北部和中部;

3.攻克直到土耳其和伊朗边界的南部地区;

4.攻占列宁格勒,如果可能,也拿下莫斯科;

5.在俄国的主要目标一旦达到,如果敌人依然顽抗,则加固从芬兰湾至里海的东线,对大势已去的敌军采取守势。

这样一来,巴巴罗萨行动原来的目标现在实质上已经变成加固从芬兰湾直到里海沿岸巴库大油田一线的防御工事,形成一道斜伸的万里长城,从而封锁我们的“斯拉夫人的印度”。如果此战告捷,我们还能取得其他一些重要好处:切断借道波斯湾的租借物资运输线,争取土耳其倾向我方,断绝敌人的波斯石油供给。如果这一切都能进展顺利,那么进军印度或者挥戈北上,横扫伏尔加河以东地区,最终从背后占领莫斯科,也指日可待。应该承认,这是一项冒险的方针,我们已经失败过一次,而此次再做尝试,力量已经大不如前。不过,俄国也同样受到了削弱。再说,德国人民在希特勒领导之下建立世界帝国的这一辉煌壮举,也不过是一场层层加码的赌博而已。

我们当时如果能够夺取俄国的小麦和石油,从而改变战争力量的对比,然后又能稳住东方战线,那就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束战争的政治解决办法:一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由于害怕和我们大军正面交锋而回心转意;另一种是斯大林很现实地选择与我们媾和。罗斯福一直担心东方出现片面媾和的局面,这一心理支配着他的一切作战行动。而在战争结束之前,斯大林一直满腹狐疑,唯恐美国的富豪统治把他中途抛弃。我们敌人之间的这种古怪的联盟会不会突然解体,这一点直到我们投降之时一直难以断定。

只有我们战胜俄国,才能阻挡布尔什维主义在全世界泛滥成灾,为什么美国人和英国人就是一直不懂这个道理呢?丘吉尔至少还有过打算,要在巴尔干半岛登陆,抢在斯大林之前占据中欧。如果这一招儿在战略上是个失策之举,因为我们过于强大,而那里的地形又过于险恶,至少丘吉尔在政治上还算很有头脑。罗斯福却看不到这一点。他自己既然消灭不了我们,就去帮助布尔什维克做到这一点。因此,他实际上是为美国垄断资本得以饕餮一顿短暂的筵席而牺牲了基督教欧洲,所得的报偿则是目前正降临全世界的一个新的黑暗世纪。

答复“蓝色”方案的批评家们

每次战争过后,一些安乐椅上的战略家和一些历史教授,都要嗡嗡嘤嘤、喋喋不休地告诉那些血战沙场的战士本该如何行事才对。对于“蓝色”方案的一些浅薄的批评,重复了一遍又一遍,最后笼罩上了一层好似果真如此的虚假灵光。斯大林格勒战役是世界史上一个决定命运的重大转折点,因此对于导致这一转折的经过,理应有个明确的阐述。

战略上,“蓝色”方案是个优秀的方案。

战术上,“蓝色”方案由于希特勒日复一日的干扰而归于失败。

批评家们挑剔说,凡是重要战役,唯一可以接受的目标应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一九四二年夏季,斯大林预计我们企图通过摧毁他的主力和占领首都来结束战争,所以把他的部队集结在莫斯科周围,我们的批评家断言我们本应这样做。这样做当然符合正统战略,但是,袭击南方,我们收到了出其不意的效果,这同样也是正统战略。

英译者按:俄国人的材料证实了隆的说法。斯大林当时坚信,对南方的进攻只是声东击西,目的是要调开莫斯科的防御部队,而且长期抱着这个看法不放,结果只是因为希特勒战术上的失策,才挽救了斯大林格勒,可能也挽救了苏联。

我们还听到另一种说法:“蓝色”方案的战略目标是经济上的,因此是错误的。有一种陈词滥调告诫我们,我们必须首先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然后才能随心所欲地享用他的财富。这些批评家完全忽略了“蓝色”方案的要点所在。“蓝色”方案是计划对贫穷但处于统治地位的苏联北方的“臀部”地带实行大规模的陆路封锁,断绝它的粮食、燃料和重工业供应。如果能够有效实施,封锁固然费时乏味,却是迫使敌人屈服就范的一种屡试不爽的手段。“蓝色”方案制订之际,日本人正在太平洋和东南亚横冲直撞。我们原来估计他们会使美国保持一年或更长时间的中立。但是非常不幸,他们在中途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失利出人意料地过早改变了原来的方针,这使罗斯福得以在一九四二年越过我们的封锁线,把租借物资源源不绝地送给俄国人。局面因此大为改观。

最后,批评家们认为“蓝色”方案要达到双重目标——征服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那就需要把南方战线大大延长,这势必超过德军的控制能力,因此这场战役早就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但是,斯大林格勒并不是“蓝色”方案的目标。征服斯大林格勒是希特勒的目标,而且是当他九月份失去自我控制时才成为他的目标。

“蓝色”方案的战略

顿河和伏尔加河在斯大林格勒附近是以一种异常奇特的方式汇合的,两条河流在转弯的地方各呈V形,尖头对着尖头,中间隔着四十平方英里的干燥陆地。“蓝色”方案第一阶段计划是占领这块具有战略意义的陆地桥梁,从而阻挡敌人从北方对我南进部队进行攻击,同时还要切断伏尔加河这条北方燃料和粮食的补给线。

在伏尔加河V形河曲地带,沿着河流西岸的陡峭河壁,有一座随着地势延伸的中型工业城市:斯大林格勒。我们没有必要占领它,我们只需要用大炮和炸弹使其瘫痪,从而控制这一块瓶颈地带。我们的总计划是沿顿河两支V形巨臂,像一把钳子似的向前猛插,将守卫俄国南部的大部分苏维埃军队包围歼灭。这把钳子的一端,伏尔加集团军,由于距离较远,将率先启程,沿顿河上臂前进;另一端,高加索集团军,则沿下臂前进。两路大军预定在两河之间斯大林格勒附近会师,并于击溃和肃清被围之敌后共同完成第二阶段即征服阶段的任务。高加索集团军挥戈向南,渡过顿河,向黑海和里海进击,同时越过高山隘口,直抵土耳其和伊朗边境;伏尔加集团军则负责守卫暴露在顿河沿岸的危险侧翼,我军向前进击期间,这一侧翼曾由匈牙利、意大利和罗马尼亚这三个附庸国的部队担任防御任务。

我们明知这是“蓝色”方案的薄弱环节,但是,我们在战争中已经损失将近百万兵员,德国的人力已经将近枯竭,因此在德军向前进击期间,我们不得不使用这些辅助力量担负起防御侧翼的任务。不过,我们并没有计划让他们在顿河沿岸抵挡红军的一次全力以赴的进攻。后来之所以发生这一情况,完全是因为元首丧失理智,打乱了此次战役的时刻表。

英译者按:编摘隆的著作时,我略去了曼施泰因攻占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役,以及铁木辛哥五月份对哈尔科夫发起进攻时所遭到的失败。德军的这些重大胜利削弱了俄国南部的力量,使得“蓝色”方案更有大获全胜的希望。我把“A集团军”译为“高加索集团军”,“B集团军”译为“伏尔加集团军”,德军的这些编制番号实在复杂难记,加上战斗进行期间的多次重新编组,就更是如此。

以下摘自《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差错出在哪里

……在一次战役进行的过程中,最高司令部总是一个紧张不安的地方。我们天天坐守在地图室里,等候战局的进展情况。战争似乎进行得非常缓慢。而战场上的情况却很现实:数十万士兵冒着敌人的炮火,越过田野,穿过城市,搬运着弹药辎重。在司令部,你看到的始终是同样的面孔,同样的墙壁,同样的地图,你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吃饭,周围也总是那些穿着军装的疲惫不堪的高龄军人,气氛紧张宁静,空气混浊。这个战争的神经中枢总是显得远离战场,耽于空想,希望一次又一次落空,持续的紧张情绪噬啮着每个人的心。

设在乌克兰文尼察的前沿司令部,情况就更是如此。希特勒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作“狼人”。“狼人”是由许多简陋的圆木小屋和木板房构成的一个大本营,坐落在靠近布格河南段的一片开阔的松树林带里。我们在那儿没有任何社交活动可供消遣,气候更是闷热难熬,如果不是害怕脱光了衣服的身体会招惹一群蜇人的飞虫,我们真能跳到那条混浊、缓慢流动的河流里去洗洗澡。炎热潮湿的气候甚至使希特勒停止了他唯一的运动,不再带着他的爱犬出去溜达。

我们是在七月中旬搬到那里的,那时正值斯大林格勒战役处于最紧张的阶段。酷热的气候使希特勒难以适应,强烈的阳光使他焦躁不安,整个环境没有一点儿叫人稍感舒适的地方。他的消化不良症越来越严重,只要他一犯胃气病,和他同处一室的人都得跟着受罪。甚至他的那条爱犬布隆迪,也是性情反常,狺狺不休。

不过,即使在这以前,当司令部仍然设在东普鲁士的树林中那个比较凉爽舒适的地方时,他就已露出了紧张不安的迹象,突然对高加索集团军和第四装甲兵团的作战计划做了彻底改动……

以下摘自《世界大屠杀》:

“蓝色”方案发生差错,可以准确地追溯到七月十三日。

那时候,希特勒的焦躁情绪日趋严重。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没能像一九四一年大规模进击时那样大批地捕获战俘。可能是因为斯大林终于醒悟,所以不再命令他的部队死守待俘,有可能是因为南部苏军望风披靡,在我军到达之前就已溃散,有可能是因为这条战线上的守敌本来就兵力单薄,此外也有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在重演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故技。不过,无论是由于哪种原因,事实是,我们俘虏的俄国人不再是动辄数十万,而只有数万。

七月十三日,希特勒突然决定,原来以斯大林格勒陆上桥梁为目标的全面东进攻势,必须掉头转向西南方向,去攻占罗斯托夫!他认为这样一来,德军能够通过一次紧缩的包抄行动,将据他估计是集结在顿河河曲的大批红军部队一网打尽。高加索集团军于是全部掉头去完成这一任务。希特勒甚至把伏尔加集团军的装甲部队,即勇猛善战的第四兵团,也抽调了出来,让它也轰轰隆隆开向罗斯托夫,虽然海德尔曾经竭力反对集中如此庞大的一支装甲部队去完成这样一个次要任务。由于大批物资必须用于俘获俄国人这一冒险计划,伏尔加集团军汽油奇缺,结果行动缓慢,甚至被迫停止前进。

德军庞大兵力的迅猛进击,终于攻占了罗斯托夫,俘敌将近四万人。但是,我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蓝色”方案的全盘计划也被打乱。高加索集团军和第四兵团由于在罗斯托夫周围东奔西突,结果阻塞了交通要道,为临时拼凑的组织和补给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在这紧要关头,希特勒又出人意料地给司令部发出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灾难性第四十五号指令,其拙劣荒谬的程度实在令人惊异,恐怕超过历来任何一道军事命令。这一指令等于全部废止了“蓝色”方案。这样一个军事行动,对于一个认真负责的总参谋部来说,本应花上数月乃至一年的时间进行分析研究,模拟演习,组织调配,但是希特勒在一两天内大笔一挥,便轻率决定,而且据我所知,这完全是由他一手包办的。即使约德尔曾经参与此事,他也从未向人吹嘘夸耀过!

第四十五号指令包括三大要点:

1.声称(与已知事实完全相反)此次战役的初步目标已经达到,南方红军已经“基本歼灭”。

2.伏尔加集团军应在第四装甲兵团的配合下,恢复对斯大林格勒的攻势。

3.利斯特所部高加索集团军应立即南下,除了完成原定的困难任务外,还要加上诸如占领黑海沿岸地区等其他任务。

这是希特勒最后一道进攻指令。此时战场上的形势虽然看起来仍算乐观,但我们身在最高司令部的人员已经开始灰心丧气。陆军总参谋长海德尔深感愤慨,他在日记上写道——并且气愤地对我说过——这些命令已与军事现实毫不相干。

通过合理形式完成夏季攻势的条件现在已经完全消失。上游的顿河河曲和关系重大的陆上桥梁此时都未到手。根据原计划,负责顿河下游方面的高加索集团军只有在伸延到斯大林格勒的顿河侧翼非常安全的情况下,才能向南进击。现在,这两支大军却必须在两个侧翼毫无安全保障的情况下分道扬镳,沿不同方向行动,而在沿着不同方向执行任务的同时,势必要在它们之间留下一个越来越大的豁口!

此外,“蓝色”方案原来要求已经征服克里米亚并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曼施泰因的第十一军越过高加索山脉,配合利斯特的军事行动。但是因为攻克了罗斯托夫而扬扬得意的希特勒,认为南方进展顺利,曼施泰因已无必要留在那里浪费兵力。于是他命令曼施泰因率领他的主力北上奔袭一千一百英里以外的列宁格勒!

希特勒最后一道编号指令是一九四三年末发出的第五十一号指令。但事实上,在致命的第四十五号指令之后的其他指令,都已锐气渐消,全是防御性措施。现在是他最后一次掌握主动权。他一方面缺乏经验,一方面又因独揽德国的军政大权而过于疲劳,这两个因素终于对他易于冲动的性格、机敏的头脑、坚毅的性格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道命令完全是个疯狂的举动,当时洞察这道命令的愚蠢实质的,只有最高司令部内我们这批核心参谋人员。德国军队服从命令,分别沿着两条路线进入南俄最遥远的纵深地带,朝着黑暗的命运前进。

抵达斯大林格勒

悲剧终于可怕地、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高加索集团军越过盛夏酷暑烤炙着的大草原,翻过白雪覆盖的群山之巅,包围了黑海沿岸区域,前哨部队甚至到达了黑海之滨。高加索集团军创造了奇迹,但是并没达到预定的目标,希特勒要它执行的任务超过了它的人力、火力、后勤补给。由于缺少汽油以及运送燃料的卡车,这支部队曾一度停滞不前达十天之久。有一次甚至是用骆驼给它运送汽油,真是个难解的讽刺!利斯特的这支大军困守在群山之中,不断遭到神出鬼没、坚忍顽强的红军小股部队的袭击骚扰,寸步不前。

与此同时,伏尔加集团军朝着斯大林格勒兼程进发,于八月二十三日抵达该城北面的河岸,然后按原定计划对它狂轰滥炸,达到使其瘫痪的目的。开始时抵抗并不激烈,最初的一两天好似只需一举之劳,便可取下斯大林格勒。但是这样的事情并没发生,我们虽已竭尽全力,斯大林格勒依然顶住了第一次突然打击。

英译者按:隆的这一番枯燥叙述,丝毫没表达出俄国人所见到的真实情况。

第六军对斯大林格勒发起的攻击,显然是俄国人所谓“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最可怕的一件大事。德国人对他们国家心腹要地再一次发动凶猛攻击,这使军队指挥员、普通老百姓以及斯大林本人都深感震惊。八月二十三日的猛烈轰炸,其实是俄国人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战火考验之一,大约有四万平民死于非命,城内大小街道陷于一片火海,真可说是“血流成河”。与莫斯科的一切通信全被切断,有数小时,约瑟夫·斯大林真的以为斯大林格勒已经陷落。不过,尽管这座城市经受了战争史上最严酷的折磨之一,但此时危难也已达到顶点。

大多数军事评论家都肯定地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希特勒对“蓝色”方案的干扰,伏尔加集团军一定会提前数周到达河边,那时斯大林仍然没醒悟,误以为德军向南方的进攻不过是声东击西。如果那样,斯大林格勒便会陷落,成为一次猛击下的硕果,整个战争也很可能大为改观。但是,希特勒取消了“蓝色”方案中至关紧要的一招,选择掉头去打罗斯托夫了。

斯大林格勒城下的大灾难

如上所述,攻占斯大林格勒在军事上并无必要。

我们的目标是夺取两河之间的陆上桥梁,不让苏联人使用伏尔加河这条补给线。现在,我们已经到达伏尔加河,我们只需要把这座城市包围,然后将它炸成一片瓦砾。我们已把列宁格勒包围了两年多的时间,使得一百万左右的俄国人饿死在它的街头。从军事角度来看,列宁格勒实际上已是一具僵尸。没有任何军事理由不许我们用同样的方式来对付斯大林格勒。

但是,政治上的理由日益占了上风。这时候,尽管希特勒严令催促,高加索集团军还是停顿在荒无人烟的山隘里面;陷在阿拉曼的隆美尔两次发动进攻,但是两次失败,最后遭到英军毁灭性的打击;英国皇家空军正加紧对我国城镇的野蛮轰炸,屠杀成千上万的无辜妇孺,把一些重要工厂夷为瓦砾尘埃;我们的潜艇损失陡然猛增,令人惊恐不安;美国人在北非登陆,造成了震撼全球的政治影响。这些不幸事件接踵而来,致使希特勒夏季攻势大获全胜以来的得意心情逐渐消失,同时他对那个庞大帝国的绝对统治也开始出现裂痕。在这种情况下,四面受敌的元首越来越感到迫切需要一次威望上的胜利,借以扭转局势。

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这个以他最强大的敌手的名字命名的城市!斯大林格勒,这个他与之斗争终生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象征!斯大林格勒,这个被当作此次战争中心点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报纸标题中的城市!

攻占斯大林格勒已经令人难以置信地成为他的一大心病。他在其后几个星期发出的命令简直是神经错乱的产物,而且越来越严重。第六军曾经以其机动打击力量在波兰、法国和俄国创造了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纪录,但是现在,它把一师又一师的兵力投入斯大林格勒这个绞肉机中,斯大林格勒的街道此时已变成一片瓦砾,根本无法施展机动战术。在一场逐段争夺的“耗子战”中,伟大的第六军的久经沙场的老兵们一批又一批地倒在斯拉夫狙击手的枪下。俄国人一方面从伏尔加河对岸源源不断地派来大批援兵,不断消灭我们的力量,另一方面周密筹划,准备对顿河侧翼的无战斗力的附属国军队进行一场大规模反击。因为约瑟夫·斯大林终于醒悟过来,希特勒如此痴狂,正把他最精锐的师一个又一个地送进斯大林格勒这个摩洛(4)的喉咙里去,这是送上门来的大好机会。

十一月下旬,打击终于来临。红军快速越过顿河,突击斯大林格勒西北面防卫伏尔加集团军侧翼的罗马尼亚部队。这支未经阵战的辅助部队就像利刃下的奶酪一样,一触即溃。在南翼,我第四装甲兵团所属的罗马尼亚侧翼守军也遭到了同样的攻击。而当这些进攻持续到十二月的时候,俄国人突破了顿河沿岸由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担任我第六军后卫的全部防线。三十万德国士兵,德国军队的精英,就此陷入钢铁包围圈中。

以下摘自《作为军事领袖的希特勒》:

希特勒的蜕变

……在这痛苦难熬的日子里,我碰巧正在执行一次远程视察任务,大部分时间都不在最高司令部。我在八月下旬动身出发的时候,俄国战局的进展还算顺利。两支大军正分别沿着各自的路线迅速向前推进,红军好似依然节节败退,并没利用我们两条战线之间留下的越来越大的豁口。希特勒那时虽也处于紧张不安之中,这是可以理解的,并且备受酷热的煎熬,但是看上去情绪还算不错。

等我回来的时候,“狼人”已经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海德尔已经撤职离去,并没人接替他。高加索集团军的利斯特将军也已被撤职,同样没人接替他。希特勒同时兼任了这两个职位。

阿道夫·希特勒这时不仅是德国的元首、纳粹党的领袖、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而且是他自己的总参谋长,同时又直接指挥着困阻在六百英里之外高山之中的高加索集团军。这一切并非一场噩梦,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他对他以往的心腹宠臣约德尔现在已无话可说。不论是谁,他都一概不理。他单独一个人进餐,在那光线阴暗的房间里心事重重地度过他的大部分时间。在他正式会见司令部成员的时候,他的秘书们轮番进出,记下每一句话。他其实是在对这些秘书说话,而不是对其他任何人说话。他和军队已经完全隔绝。

慢慢地,我才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海德尔由于反对希特勒强攻斯大林格勒这一愚蠢行为,结果在九月份被一脚踢开。这样,我们失去了我们中间最后一位头脑清醒的人物,他是几年以来唯一敢与希特勒顶撞的高级参谋军官。

至于那个只知一味顺从的约德尔,元首曾经派他飞往高加索集团军,督促利斯特将军不惜一切代价继续前进。但是约德尔回来之后,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希特勒说了实话:不改善后勤补给,利斯特无法前进。希特勒此时已是一触即发。约德尔这次竟也出乎意料,按捺不住地顶撞起他的主子,历数了希特勒导致目前困境的种种错误命令。两人最后像两个洗衣妇似的相互大声斥责起来。自那以后,约德尔就没再在这位伟大人物的面前出现过。

过了几天以后,我才接到通知,出席一次情况汇报会。我已做好充分准备,即使丢掉脑袋,也要把隆美尔补给上的困难如实汇报。不知什么原因,希特勒没听我发言。但是,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我走进房间时盯着我看的那副神情。他的面色灰白,两眼发红,脑袋缩在两肩之中,身体颓然瘫在椅子里,一只手握着另一只手,抖个不停。他双眼凝视着我,像要看出来我带回的消息是凶是吉,竭力要找到一丝乐观情绪,一线希望。他所看到的却只能使他扫兴。他露出牙齿,凶狠地瞪我一眼,立即掉过脸去。我眼前的这个人酷似一头困兽。我发现,在他内心深处,他完全知道是他打乱了“蓝色”方案,断送了德国最后一次机会,因此输掉了这场战争,同时他也非常清楚,刽子手正手持绞索,从地球的各个角落一步一步向他逼近。

但是他不会承认错误,他天性如此。在那以后的几个漫长难熬的星期里,一直到第六军投降,甚至直到一九四五年他于绝望中自杀,我们听到的全是我们这些将军如何辜负了他,包括如何在沃罗涅日贻误战机而导致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失利,利斯特如何颟顸无能,隆美尔如何因为胆小怯战而指挥无方,等等。甚至在包围斯大林格勒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纷纷投降的时候,他所能想到的也不过是晋升保卢斯为陆军元帅。而当保卢斯非但没杀身成仁,反而选择了投降之时,他便怒不可遏,大发雷霆。九万精锐士兵被俘,二十余万精锐士兵因他葬送,所有这一切,对于这个人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而保卢斯竟然没开枪打穿自己的脑壳,对他的荣升表示应有的感激,使希特勒大失所望。

以下摘自《世界大屠杀》:

事后分析

希特勒始终不准第六军利用它的唯一机会,向西面杀出一条生路。被围之初,它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突围而出。十二月间,曼施泰因所率新建的顿河集团军在冰天雪地中力战驰援,两军相距仅三十五英里,眼看就可以会师,但是希特勒就是不准保卢斯突出重围。直到保卢斯投降为止,司令部里一直回响着他那刺耳的咆哮:“我决不离开伏尔加!”

他开口闭口“斯大林格勒要塞”,但是事实上哪儿有什么“要塞”,只不过是一支陷入包围之中并且不断减少的部队罢了。十月下旬,他在一次全国广播演说中吹嘘:事实上他已经攻克斯大林格勒,因为“他不想再有一个凡尔登”,所以正“从容不迫地逐步扑灭零星的抵抗”,他不在乎时间的早晚。这样一来,他在公众面前完全切断了自己的退路,也决定了第六军束手待毙的命运。

有些军事分析家把这场灾难归罪于戈林。戈林曾经许下诺言,每天向被围的第六军提供七百吨补给,但是德国空军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也从未超过每天两百吨补给的数量。而戈林将此归咎于天气不好。当然,戈林这样保证只不过是按着他主子定的调门跳舞罢了。他们是老搭档,他知道希特勒要这么说,他就这么说了。大批德国空军驾驶员因此就非要去送死不可。

希特勒从未因此责备戈林。他要留在伏尔加,一直等到悲剧降临,而戈林那骗不了人的瞎话在这一点上给他帮了忙。

约德尔在纽伦堡法庭做证说,早在十一月,希特勒就曾私下向他承认,第六军已经完蛋,但是为了掩护高加索集团军撤退,必须将它牺牲。简直是荒唐透顶!从斯大林格勒突围撤退,那才合乎正常情理。但是,擅长鼓动术的希特勒认为,一支大军的全军覆没,这么一场令人痛彻心扉的悲剧,能使人民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撤退会拆穿他的牛皮,使他丢脸,有损他的威望。出于这样一种考虑,他白白断送了一支能征善战的精锐打击部队,这个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罗斯福的胜利

就在这个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于当年一月举行的卡萨布兰卡会议期间宣布了“无条件投降”这个口号。无论从哪方面说,这个口号都是绝妙的一招。对这个口号持批评态度的人——包括八面威风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在内——都没参悟罗斯福这一声霹雳会收到的效果。他不失其诡计多端的本色,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不动声色地脱口而出,就把这个口号传扬开了。

第一,他使全世界,首先是德国人民,醒悟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正在输掉这场战争。这几个字简简单单,但清清楚楚地表明了一场全球滑铁卢的大转折已经发生。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宣传上的一次惊人胜利。

第二,他公开向斯大林发出信号,保证英美两国决不会在西方谈判媾和。当然,斯大林依然满腹狐疑,不过这已是罗斯福能对他做出的最响亮有力的保证。

第三,他向土耳其和西班牙这些动摇观望的国家,向欧洲被占领的各国人民,向一直顺风转舵的阿拉伯人做出了保证,在俄国战局改观之后,西方各国不会放松努力,不会允许布尔什维主义横行欧洲大陆和中东。

第四,在这初次对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刻,为他自己那个娇生惯养、没有骨头的民族提供了一个简单明确的战争目标。既迎合了他们的天真烂漫的心理,同时也对希望战争立即结束或者妥协媾和的念头泼了一盆冷水。

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个口号坚定了德国人民在希特勒领导下抵抗到底的决心,认为罗斯福本应越过希特勒,直接呼吁德国人民和德国军队推翻纳粹政权,签订体面的和约才对。这些意见只能表明他们对第三帝国的实际情况的愚昧无知。

希特勒已经称心如意地彻底改造了德国,这个政权之下的各种结构,包括军队在内,都是群龙无首,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根本就不存在可以推翻纳粹的人,根本就不存在可以呼吁的对象,我们国家的命运已经和这个人紧紧联结在一起。自从取得政权以来,他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这样一个目的,他也达到了这个目的。

他就是德国。武装部队已经以他们神圣的荣誉向他宣誓效忠。一九四四年七月以失败而告终的那个暗杀企图既无头脑,又失信义。我没参与其事,而且我也从未后悔做出这样的决定。一方面命令士兵为某个领袖战死疆场,另一方面又去谋杀同一个领袖(不论他是多么有失众望),这是对原则的背叛,这个道理我是明白的,其他所有将领也应该是明白的。

每逢司令部里发生什么令人难受的事情,我曾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们之中有谁要开枪打死希特勒,那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但是他知道自己可以依靠德国人性格中的两根支柱:荣誉和责任。

德国人民处在可悲的历史陷阱之中,命中注定还得苦战两年半的时间,而其目的不过是为了保住那个已把他们引向毁灭的国家元首的性命。我们终于认识到实行元首制这个致命错误,不过为时已晚。一个君主可以要求停战,并在战败的情况下维护他的国家的荣誉和稳定,例如日本的天皇就是这样。但是一个战败的独裁者,只能是一个四面楚歌的窃国大盗,他不得不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一样奋战到底,直到越来越深的血泊淹没了他。

希特勒无法下台,所有的纳粹党人都无法下台,他们对犹太人的秘密屠杀排除了这个可能性。“无条件投降”对他们没有任何差别,对德国人民也没有任何差别。现在,除了“神的没落”(5)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希特勒和德国人民拆开,或者结束这场战争。

英译者按:冯·隆将军叙述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又概述了高加索集团军的战斗经过及其结局,他把这篇文章题作《A集团军的可歌可泣的大撤退》。这是《世界大屠杀》一书中最长的一篇。我相信,美国读者不会像冯·隆将军的德国读者那样对该文感兴趣。事实上,保卢斯的军队在斯大林格勒投降之后,高加索集团军的退路便被切断。为了摆脱困境,希特勒经过一番犹豫之后,委派非常精明干练的冯·曼施泰因去指挥所有那些出师不利的部队之中最受威胁的北翼部队。曼施泰因在最恶劣的严冬条件下,出色地施展了灵活机动的战术,终于完成了任务。另一位将军,克莱斯特,则带领南翼部队撤退到黑海上的桥头阵地。最后,高加索集团军终于有条不紊地突出了包围圈,并在撤退过程中多次重创红军。于是,德国人发现他们自己差不多重新回到了“蓝色”方案所规定的起跑线。这是一场劳民伤财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功劳应该归德国的最高“直觉”天才,这位天才下令发动了这场演习,然后又把它搅得一团糟。在德国军队之中,这场军事行动获得了一个普遍流传的伤心的雅名:“周游高加索的旅行。”

我曾有机会见到希特勒,所以知道他有时候说话会多么娓娓动听,甚至非常和蔼可亲,就和一伙匪徒的首领一样,他完全具备一个江洋大盗的魄力和狡诈。在我的著作里面这不是大人物的品格。希特勒的早期“胜利”,只不过是一个坚定的恶棍出人不意地抢掠得手、一变而为国家元首,然后利用一个伟大民族的全部威力去支持他的恣意妄为。

为什么德国人民会效忠于他,这仍然是个历史之谜。他们知道他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他早就在他那本《我的奋斗》里说得清清楚楚。他和他的那些国家社会主义同伙从一开始就是一群一眼可以看穿的非常危险的暴徒,但是广大的德国人崇拜和信仰这批恶魔,直到无情的斯大林格勒之战,才使他们如梦初醒,有些人甚至还要再过许久之后才觉醒。

* * *

(1)伊斯坦布尔的旧称。

(2)普卢塔克(约46—约120),古希腊著名传记作家。

(3)圣彼得堡的旧称。

(4)古代闪米特人信奉的火神,需以儿童献祭。

(5)原文是德语。

第五十八章

一个犹太人的旅程

(摘自埃伦·杰斯特罗的手稿)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十日

巴登—巴登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火车通过打开的栅栏门的那一刹那,一面巨大的红色卐字旗在栅栏门上飘拂,用德文写的指示牌开始出现在铁轨两侧。我们当时正坐在餐车里,吃的午餐是咸鱼和烂土豆。我们周围的美国人,他们的面部表情每个都值得研究。我简直不忍心看一眼我的侄女。后来她对我说,她当时真是吓破了胆,简直没有注意到我们是什么时候越过国界的。就是现在,她也还是这么说的。当时我所看见的她脸上的恐怖,就像是个被尼亚加拉瀑布冲走的人。

对我来说,倒没有这么一种如坠悬崖的感觉。我对希特勒上台之前的德国怀有相当美好的回忆。举行一九三六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我因为要给一家杂志写篇文章,曾在德国逗留了几天,那时举目所见,已是卐字旗到处飘扬,我除了内心不安外,并没碰到更大的问题。我认识几个犹太人,他们是为商业买卖去德国旅行的,还有少数厚颜无耻之徒,则是专为寻花问柳而去的,他们也都不会碰上多大危险。德国人总是按轨道办事,这既是他们的美德,同时也是他们可怕的地方。去旅行的犹太人是在旅游的轨道上,犹如我是在新闻采访的轨道上一样,所以也就安全无恙。我现在就是把希望寄托在条顿民族的这一特性上。有关德国人如何残暴的那些最可怕的传闻,即使确有其事,我们现在也是处在外交轨道上。我很难想象反犹主义会跳出它的轨道,来伤害我们这条轨道上的人,特别是,如今德国正在讨价还价,要拿我们去和德国间谍交换,很可能以一比五,或是一比四的比例去交换。

尽管如此,在我们刚到的头几天,我还是没太太平平地喘过一口气。娜塔丽连续一个星期不吃也不睡,她把儿子抱在膝上,眼里闪烁着一种要跟人家拼命的恐怖神色,看上去似乎有点儿精神失常。不过,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也都定下心来。有句老话说得好,最害怕的事情莫过于不知道你要碰上什么苦难。你最害怕的事情一旦真的降临到身上,其实也不见得就像你想象的那么可怕。布伦纳公园旅馆里的生活虽然阴森可怕,但是我们现在也已习惯了,最主要的还是无聊腻烦到了极点。如果今后有人问我,在巴登—巴登到底是什么最使我感到压抑,是恐惧还是无聊,我不得不这样说:“是无聊,而且远远超过恐惧。”

我们和当地居民完全隔绝。我们的短波收音机被没收,除了柏林的广播以外,我们听不到其他任何消息。我们仅有的报纸和杂志都是纳粹出版物,两份法国报纸上充满了最下流的德国谎言,但是使用的是莫里哀、伏尔泰、拉马丁和雨果的语言。这简直是卖淫,这比一个可怜的法国娼妓听任德国长毛大兵蹂躏还要无耻。如果我是个法国新闻记者,我宁愿让他们把我枪毙,也决不会如此玷污我的荣誉,玷污我的高雅的语言。至少,我希望我能做到这一点。

可以阅读的东西少得可怜,听不到消息,无事可做,这使禁闭在巴登—巴登的全体美国人的情况一天不如一天,我的情况可能比其他人都要严重。五个星期,我没写过一篇日记。我曾为自己的工作习惯而感到自豪,我曾像安东尼·特罗洛普(1)一样文思如涌,下笔万言,我有许多东西要写,而且没其他事情可做,但是我现在听任这份日记闲搁在那里,就好像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把日记开了个头,然后惰性发作,让那本几乎是空白的日记本躺在书桌里发霉,直到二十年后才被已经做了学生的女儿重新发现,惹得她咯咯直笑。

但是,快吹响你的喇叭吧!昨天,红十字会送来的首批食品到达,人人变得兴高采烈,沉闷空气一扫而光。罐头火腿!玉米粉牛肉!奶酪!罐头鲑鱼!罐头沙丁鱼!罐头菠萝!罐头桃子!鸡蛋粉!速溶咖啡!白糖!人造奶油!单是写下这些字眼,我也感到高兴。这些美国的日常食品看起来赏心悦目,吃起来美味可口,对于我们苟延残喘的体质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这些德国人天天吃的是土豆、黑面包、烂蔬菜,这样怎么竟能打一场大战?当然,有点儿好的东西都给士兵吃了,但是老百姓呢?据说,我们的配给比一般德国人多一半。淀粉和纤维素当然也能填饱肚皮,但是光吃这些东西,就连狗也长不大。至于这家著名旅馆里的饭菜,那就更不必提了,简直叫人难以下咽。瑞士代表安慰我们说,我们并没受到苛待,全德国的旅馆这些日子供应的饭菜要比我们这儿糟得多。至于我们的饮食情况、餐厅里的奇怪安排、质地低劣的酒、黑市上买来的土豆烧酒、我们在德国“主人”照料下的整个生活情况,我以后会详加叙述,这些情况都值得记载下来。但是,现在我想先补叙一下这些天来应该记下的事情。

现在是上午十一点,天气很冷。我围裹得严严实实,坐在阳台上,沐浴着暗淡的阳光,写下这篇日记。红十字会送来的蛋白质和维生素此时在我周身循环流通,我又变得和以前一样,贪婪地享受着阳光和新鲜空气,摇动我的笔杆。感谢上帝!

自从离开马赛以来,我一直消化不良。在卢尔德的时候,我以为不过是一时神经紧张的缘故,但是在火车上吃了那顿糟糕透顶的午餐之后,我便病得很重,自那以来大便一直很不正常。但是今天,我感到非常健康,简直像个年轻小伙子,我痛痛快快地大便了一次(这样的事情也写下,实在荒谬可笑,但是这是事实),高兴得想跟一只刚刚下了蛋的母鸡那样咯咯叫上几声。我敢肯定,我的身体之所以这样奇迹般好转,决不仅仅是因为营养的关系,此外还有心理因素,我的胃认得出美国食品。对于它的政治敏感,我应表示庆幸。

关于路易斯。

他是全旅馆的宠儿。他一天比一天聪明伶俐,一天比一天会说话,越来越讨人喜欢。他是从火车上开始把大家给迷住的。在卢尔德的时候,大家很少见到他,但是在车站上,有人给了他一只精巧会叫的玩具猴子,到了车上,他就跌跌撞撞地跑来跑去,拿着这只猴子叫大人捏,尽管车厢摇摇晃晃,他却能够保持平衡,惹得大家赞叹不已。娜塔丽见他玩得这么高兴,也就由他跑来跑去。因为他的缘故,车上的气氛也不那么阴郁沉闷了。他甚至还拿着那只猴子,走到那位穿着制服的德国秘密警察跟前,那德国秘密警察起初犹豫了一下,后来竟也接过那只猴子,紧绷着面孔捏得它吱地叫了一声!

车厢里的人都爆发出一阵笑声,至于大家为什么会笑,要想说清楚其中的原因,恐怕需要专门写一篇类似梅瑞狄斯(2)论述喜剧精神的论文。德国秘密警察非常尴尬地朝四周看看,然后也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瞬间,我们大家,甚至也包括那个德国秘密警察,都很强烈地感到,这场战争实在荒谬绝伦。这件事情成了车上全体乘客的话题,这个手里拿着一只玩具猴子的小娃娃也就成了我们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第一号大人物。

或许,我不该花费这么多的篇幅,描写这样的区区小事,借以说明这个孩子给人慰藉的天性。最近几个星期我生了好几场病(有几次非常严重),一个重要的想法支撑着我没采取听天由命的消极态度。那就是在娜塔丽和路易斯安全脱险之前,我不能,也决不甘心就此垮掉。如果有必要,我将拼死保护他们,为了能够保护他们,我决心同颓丧和疾病做斗争。我们不牢靠的记者证所倚仗的就是我那几篇杂志上的文章。我们受到的特殊照顾——高楼层的一套两个房间带阳台的套间,可以俯瞰旅馆的花园和一个公园——只是由于我不过如此的文人地位。我们的生死存亡,到头来也许要取决于我那本被读书俱乐部选中的著作能否使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学术工作者一跃成为有点儿名声的人物。

我们这批人里有许多儿童,但是路易斯最为突出。他成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小精灵,我们的海军武官是个搜刮东西的好手,路易斯从他那儿得到的食品总是比别人多,比别人好。这个人发现娜塔丽是海军家属之后,他便成了她的奴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但是(我敢肯定)非常纯洁。他常给路易斯送来牛奶、鸡蛋,甚至还有肉。虽然旅馆内禁止使用电热板,他也照样给娜塔丽送来一块,娜塔丽为了便于散发油烟的气味,就在阳台上烧煮。他想要戏剧小组演出《皮格马利翁》(3),眼下正在好说歹说,千方百计要她扮演伊莱莎一角。她也确实准备答应下来。我们三人常在一起玩纸牌游戏,或者猜字谜。总之一句话,考虑到我们是处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国土之上,我和娜塔丽过的是一种非常奇特的平凡乏味的生活,我们就好像是乘着三等轮船,在做一次无限期航行,时时寻找办法消磨时间。无聊是我们生活中不断重复的低音基调,恐惧只不过是短笛偶尔发出的尖声嘶叫。

我们的犹太人身份已经暴露。派驻在布伦纳公园旅馆的那个德国外交部官员总是故意对我那本《一个犹太人的耶稣》恭维一番,他说起这本书的时候确实颇有见地。起初,我大为骇异,不过,既然明知德国人办事一向缜密彻底,现在我反而觉得我原先希冀能够侥幸蒙混过去的想法实在是过于天真幼稚了。《国际名人录》《作家姓名录》还有其他各种大本的学术参考书里,都有我的名字。到现在为止,我的犹太人身份还没带来什么影响,而我的小名声倒是对我有所助益。德国人尊敬作家和教授。

我之所以能经常受到医疗照顾,肯定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之中如果有谁身体不舒服,我们那位美国医生——他是红十字会工作人员——总喜欢开玩笑地把它叫作“拘留病”,对于我的肠胃病,他也倾向于如此看待,一笑置之。但是到了第三个星期,我的病情变得更加严重了,他才提出要求,让我住院治疗。由于这个缘故,我在巴登—巴登的市立医院遇到了R医生——即使是用难以辨识的意第绪语字母的密码,我也不愿在这里写下他的真名实姓。以后等我有了更充裕的时间,我一定要好好把这位R医生描绘一番。现在娜塔丽在叫我去吃午饭了。我们把珍贵的红十字会食品交了一些给旅馆厨房,他们答应一定烧出点儿像样的菜肴。我们现在就要尝到咸牛肉杂烩的味道了,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一点儿办法可以把那些令人作呕的土豆变得稍微美味可口一点儿了。

二月二十一日

巴登—巴登

昨天夜里我病得很厉害,今天也远远没有复原。不过,既然重新开了头,我还是决心把日记记下去,单是在纸上移动我的笔,也会使我感到有了活力。

旅馆的厨师把我们的咸牛肉杂烩烧得一团糟,使我大为扫兴。恼怒无疑触发了我的消化不良症。难道还有比这更容易烧的菜吗?但是,他还是烧得又焦,又硬,又冷,又油腻,简直叫人恶心。我们吸取了教训,我和娜塔丽,还有那个海军武官,把红十字会送给我们的食品凑在一起,拿回我们自己的房间里烧,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吃,至于那些德国大兵,让他们见鬼去吧!别人也都在这么干,走廊里飘荡着烹调的香气。

根据最新的传闻,德国人为了表示文明,为了表示对于宗教的尊重,将在复活节把我们释放,进行交换。平克尼·塔克虽然亲口对我说过,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但是谣言还是传来传去。我们这群人的心理真是饶有趣味。如果把这些心理好好描写一番,真可以写出一部可以和《魔山》(4)媲美的长篇小说,遗憾的是,我丝毫不具备这种创作才能。如果路易斯的年纪不是这么小,他蛮可能成为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个托马斯·曼,他那敏锐的小脑袋说不定此时正在一一记下我们所不能察觉的一切。

说起复活节,这倒使我想起我在卢尔德记下的那段日记,那时我只开了一个头,讲到我的改信天主教却没有成功一事。那是一件多年以前的事,说起来叫人伤心难受,好比重新拨燃已经冷却了的灰烬。不过,如果这本日记在我死后还能留在人间,它就可以成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匆匆度过的卑微一生的最后遗言。既然如此,还是让我把此事的主要轮廓信手写下吧,好在只要一两段就能说完。我已经讲了我与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发生隔阂的情形,这是一切后事的关键。

我不能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父亲。对于波兰犹太人来说,敬重双亲是我们根深蒂固的天性。我的父亲是个和蔼可亲的人,他是个农具商,另外也做自行车生意,买卖相当兴旺。我家的家境不错,他很虔诚,也很有学问,不过从来不会问一个为什么。他如果知道我已经变成了一个不信犹太教的人,那他一定会震惊万分。所以,我继续是犹太法典学堂的优秀生,而在心底里,我暗自笑话莱扎老师,笑话我周围的那些恭顺驯服的小蠢货。

我们的家庭医生是一个说意第绪语的不可知论者。那时候,凡是从大学回来的犹太医生,身上总是带着猪肉气味。一天,我不知怎么心血来潮,到他那儿向他借阅达尔文的书籍。“达尔—温” ,——法典学堂里的悄悄耳语都是这么叫的——就是当今邪恶世界的撒旦。这个“达尔—温”,对我来说,他的德文版的书可真难看懂,不过我还是如饥似渴地吞下了《物种起源》,晚上在蜡烛光下偷偷看,白天躲到外面去看。我一生之中第一次违反安息日的戒律,就是在口袋里装着一本达尔文的书,来到河边的草地上。安息日戒律禁止在“公有场地”内负荷重物,而书本也属于重物之列。说也奇怪,我虽然在精神上已和我的信仰决裂,但是要在礼拜六(5)带着那本书从我父亲的房子里走出来,仍是桩很难做到的事情。

后来,那个医生又把海克尔、斯宾诺莎、叔本华以及尼采的书借给我。我急不可待地把这些书通通看完,就好像青少年阅读色情书籍一样,既津津有味,又暗自羞愧。我专门先找那些亵渎宗教的章节,比如对于奇迹和上帝的嘲笑,对于《圣经》的攻击,等等。其中有两本德文的文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本叫作《科学入门》,一本叫作《现代伟大思想家》,都是绿色平装廉价书。伽利略、哥白尼、牛顿、伏尔泰、霍布斯、休谟、卢梭、康德,这一群辉煌灿烂的伟大人物,就在我,一个十五岁的犹太少年,独自一人躺在维斯瓦河畔草地上的时候,突然闯入了我的思想。我如痴如狂,一连攻读了两三个星期,于是我的世界、我父亲的世界,统统坍塌、摧毁、破灭、粉碎,变为一堆瓦砾,化为一片尘埃,从此休想恢复,就如坍塌在沙漠之上的奥齐曼迪亚斯的塑像(6)一样。

我的脑袋从此开了窍。

我的家庭移居美国之后,我成了布鲁克林中学的一个异常早熟的奇迹。我学英语就好比背诵乘法表一般顺利,两年之内我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并且取得了进入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那时候,无论我的言谈举止,还是衣着装束,在我的双亲眼里都已完全美国化了。他们为我取得哈佛大学的奖学金感到骄傲,但是同时也很担忧害怕。不过,他们又能怎么留难我呢?我离家上学了。

在哈佛,我是一个奇才。教授们,连同他们的夫人,都对我推崇备至。我是许多富豪人家的座上客,我的带点儿犹太学堂腔调的英语,使他们觉得新颖有趣。我把所有这些宠爱奖掖视为理所当然。我那时年轻漂亮,就像路易斯·亨利一样,具有某种天生的魅力,对于交谈也颇有天赋,我能使那些文人雅士和我一同分享我因为发现了西部文化而感到的兴奋激动。我爱美国。我熟知美国的文学与历史。我能背诵马克·吐温的大部分作品,经过法典学堂的训练,我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能滔滔不绝,侃侃而谈,既有独到见解,又能旁征博引,这使那些波士顿人惊叹不已。同时,我还能够把一些《塔木德》的知识融汇于我的谈论之中。正是由于这样,我才在无意之中醒悟到后来我成名的原因,那就是,如果有人能把犹太教作为那些基督徒本身历史背景之中受到忽略的一个部分介绍给他们,并且在介绍的时候既保持一定的尊严,又稍带一丝嘲讽口吻,那么他们一定会深感兴趣。三十年后,我写成了《早期基督教中的犹太法典精义》,后来我又把它加以改写,并且换了一个更加醒目的标题:《一个犹太人的耶稣》,终于使它成了一本畅销书。

至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无可夸耀,因此我将一笔带过。生活毕竟大同小异!一个有钱人家的千金,爱上了一个穷家庭教师,这不过是个老生常谈的故事。喜剧、小说、悲剧、电影,大多用的是这个简单题材。我则亲身经历了一次。她是波士顿的一位富家闺秀,是一个天主教徒。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一个人很难聪明理智,一旦堕入情网,那就不可能忠诚老实,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我那活跃的想象,善于论证的能力,这时也作用于我自身,竟然使我真的相信,基督已经进入我的心灵。后来的事情也就非常简单:天主教才是正统,才是基督教艺术与哲学的宝库,同时,它自成一个详尽的礼仪制度,这才是我真正能够理解的唯一的宗教。于是我改信了天主教。

这是一个肤浅的梦想,一旦醒来,感觉尤其可怕,不过我还是静静地渡过了这个难关。由于我所受的教育,在我心灵深处,我依然是——至今未变——从雪地里走进一座基督教堂时的那个奥斯威辛犹太法典学堂的学童,当他远远看到前方墙上——也就是犹太教堂放置圣龛的地方——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形象时,他的灵魂深受震撼。如果她的家庭没有把我赶出去,如果她坚决和我站在一起,而不仅仅是泪流满面,像个溶化着的糖人似的呆呆站在雨里,那我很可能沉沦至今还不知醒悟。我之所以赞美、怜悯、热爱拿撒勒的耶稣,正如我已经做了的那样,无休止地研究他、写他,最根本的一个前提,是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对他产生信仰。

既然这些都发生在一九三三年以前,而且我又从未采取任何行动“再次改变信仰”,根据纽伦堡法律,严格来说,我可以免受德国对于犹太人的迫害。据我所知,这种豁免权也适用于德国籍的混血犹太人,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如果一旦遇到最坏的情况,当然也可以享受这种宽待。一九四一年,当我因护照问题受到留难的时候,我在梵蒂冈的一个好朋友为我搞到了从波士顿来的证明我曾改信天主教的文件影印副本。我现在依然保存着这些有点儿暗淡褪色的证件。我迄今没正式出示这些证件,因为我担心这说不定会把我和娜塔丽分开,绝对不可以出现那样的情况,只有在我能够用这些证件帮助她的时候,我才会出示。

至于说到拯救我自己的生命——其实,我已活了大半辈子。我不想再把关于马丁·路德的那本书写下去,我原来打算通过这个宗教改革人物,来结束我对在历史中演变的基督的描绘。但是,我的这位主人公的粗俗可恶的条顿主义使我越来越犹豫,暂且不说他对犹太人的恶言中伤简直无异于戈培尔博士之流对于犹太人的破口大骂。路德是个宗教天才,对此我毫不怀疑,但是他是一个日耳曼天才,因此他其实是一个专事破坏的天使。路德最辉煌的成就在于他粉碎了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罗马教廷。他挑剔弱点的洞察力令人惊叹,他的辩才具有极大的煽动性,他对旧制度、旧体系大胆的、不留情的憎恶带着典型的日耳曼印记,好似条顿堡森林发出的震耳轰鸣,好像雷神手中的铁锤发出的打击声。我们听到马克思发出同样的声音——这个由犹太人变成的日耳曼人,身兼这两个民族的狂热素质。我们在瓦格纳的音乐和著作中再次听到同样的声音。而轮到希特勒的时候,这个声音使全球震撼。 8/j+ZXqekqxUQRiH2+i8sR4fGuwdxD9+hBhdYLuRdtuD/BoivRB3a2UWEdbNK+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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