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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罗马王制从公元前753年到公元前509年，传说历经了罗慕路斯、努玛、图鲁斯、安库斯、老塔克文、塞尔维乌斯和“高傲者”塔克文七代国王。末代国王“高傲者”塔克文“葬送”了王制，罗马走向共和。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开启的关键时刻，必然有很多值得深挖的教益。
塔克文被放逐标志着罗马王制的结束、共和的开始。在共和就是“政治正确”的罗马，塔克文的形象肯定好不了，就像桀、纣在中国古代史书中的形象肯定好不了一样。我们先看看他做了哪些坏事。
第一，谋权篡位。
塔克文阴谋夺位的故事几乎是悠长的罗马史上层出不穷的狗血宫斗剧的第一幕，李维把它写得绘声绘色，比今天的各种电视剧还要精彩。
剧情大概是这样的。塞尔维乌斯是老塔克文培养的，他当上王之后也照顾老塔克文的后代，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了老塔克文的两个孙子，性情温顺的姐姐嫁给了野心勃勃的大孙子，性情暴烈的妹妹嫁给了老实温和的小孙子。不久之后，姐姐和弟弟两个老实人都死了，哥哥和妹妹两个坏蛋组成了新家庭。本来就不安分的塔克文，在新媳妇的不断怂恿之下，恩将仇报地干掉了自己的岳父塞尔维乌斯，而他的新媳妇乘着马车从自己父亲的身上碾过，送了他最后一程，成了新王后。他们是罗马史上最丧良心的国王夫妻。
第二，恐怖统治。
谋权篡位的塔克文没有得到元老院的认可，也没有得到公民大会的选举，他用恐怖统治来对付所有人，尤其是元老们。很多元老被杀害，很多元老被流放，很多元老被没收财产，罗马城鸦雀无声。塔克文的骂名“高傲者”由此而来。
第三，控制盟友。
塔克文发诏令会盟诸侯，自己却不现身。有盟邦领袖对他的做法和人品提出质疑，他就加以陷害，搞得人家破人亡。他把恐怖统治从罗马城延伸到了整个拉丁同盟。所有的盟友都不敢出声了。
第四，滥用民力。
塔克文掌控局势之后就开始大兴土木，罗马人都抱怨说他们从士兵变成了石匠。
塔克文似乎已经控制了局势，正当他得意的时候，他的宝贝儿子却给他捅了大娄子，这个事情成了塔克文父子被放逐的导火索。这个王子和他的父亲一样嚣张跋扈，他去亲戚科拉提努斯家做客的时候，强奸了他的妻子卢克蕾西娅。这位贞烈女子义正词严地向丈夫、父亲和朋友布鲁图斯申述自己的遭遇之后当场自杀，在呻吟之中她要男人们为他报仇。
现在，缔造共和的主角布鲁图斯出场了。他把卢克蕾西娅的尸体连夜带回罗马城，放在古罗马广场的讲台上，然后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说，历数塔克文家的罪状，从卢克蕾西娅一直上溯到谋权篡位。最后，他建议罗马人民团结起来，放逐塔克文家族。罗马人民响应了他的号召，对匆匆赶回的塔克文紧闭城门。
就这样，“高傲者”塔克文25年的统治结束了，从罗慕路斯开始的王制也一并结束了。这一年是公元前509年，罗马从此进入了共和时代，布鲁图斯和科拉提努斯成为共和时代的首届执政官。“布鲁图斯”这个名字也就对共和有了特殊的意义，成了共和的符号。
案情介绍完了，我们来剖析一下塔克文被逐背后的关键点。
虽然国王免不了寻常道德的评判，但个人道德品性并不是解读重大事件的首要标准，尽管大多数历史书都是这么写的。在大多数史书中，塔克文的狡猾、残忍、野心被故意安排在与共和大义敌对的语境当中，政治正确决定了他必须被写成道德败坏的样子。但是，回想一下，作为贤王的罗慕路斯、图鲁斯不也是这样吗？
我并不是说国王就应该在寻常道德面前拥有高高在上的豁免权，而是说寻常道德的审判不应该成为我们评判重大历史事件的唯一标准。因为寻常道德如果成了评判重大历史事件的标准，我们很容易既看不清事，也看不清人。如果我们跟着个人道德品性的褒贬走，那历史岂不是成了道德的大舞台，道德岂不是成了历史的主心骨？确实，有人就是要把历史和道德的关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李维其实也是这样。
道德不是不重要，但道德不是全部，尤其不是学历史的全部，甚至不是中心。我们当然要尊重孔子和李维的看法，从他们的褒贬当中理解当时的人对他们先辈的看法，以便为他们的后人树立正确的标准。但这只是历史中的一个方面。如果当成了全部，历史就会变得很简单，就像京剧脸谱一样容易辨识，那样一来，历史反而变得干瘪了。
而且，把历史中的道德褒贬看得太重，对我们个人的道德判断力来说是一种毒害。关于这个问题，我在“得到大学”的开学典礼演讲里面用卡拉卡拉敕令为例分析过，我把这个演讲的文稿放在了“附录”里。
把这个问题再往前引申一步：太过道德化地看待历史很容易让我们自己变得虚伪。在高调的道德思维当中，道德激情燃烧，好像真理在握，一个人就很容易思维简单，通常就是划线站队，跟圣人先贤们一起褒奖忠臣良将，一起痛斥乱臣贼子。
但是，道德激情吞食了道德判断力，会对人带来两个方面的巨大伤害。一方面，智识上，人对历史和世界的复杂性会丧失敏感和耐心，变得简单粗暴、顽固不化。
另一方面，道德上，人很容易变得心口不一，变得虚伪和傲慢。因为燃烧道德激情的人几乎察觉不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他自己根本达不到那些已经在他心里无限推高了的道德标准。人和自己的高标准分开了，那就只能嘴上说说，把自己说得道德上光鲜亮丽而已。对别人高要求，对自己却没要求，不是典型的伪君子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早就严肃地提醒过，激情必须被节制。
必须再追加一句，道德上的激情也不例外。
节制住道德激情，用清明的智识去剖析大人物面对大形势的时候有没有大智慧，才是评判大人物的恰当姿态，也才能捕捉到历史中最有力量的部分。
如果不是个人的道德品性，那么，解读重大事变的重要标准是什么？这不能一概而论，但在塔克文的案子里，就像几乎所有政治大事变的案子里一样，形势是重要标准。我们必须放下激情澎湃的道德评判，先去理智冷静地剖析当时的形势。
王制垮台最重要的原因是塔克文对形势的误判。他最失误的地方在于他高估了自己对罗马的控制力。当然，布鲁图斯迅速抓住了形势也是关键。他是趁塔克文在外征战的时候发动革命，引爆了罗马人对塔克文由来已久的不满情绪。
塔克文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根本原因在于他自以为用恐怖统治就能让人民服服帖帖。罗慕路斯和其他贤王虽然也狡猾、残忍、野心勃勃，但他们不会把这些寻常道德上的恶赤裸裸地用来针对自己的人民，而且他们用得很讲究、很巧妙，最终把这些容易给人民带来道德不适感的恶转变成人民对他们的敬畏。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一样的寻常道德品质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这也是我们反对把历史全面地道德化的重要原因，道德其实并不是历史中的底层力量，它很容易被操纵、被涂抹、被虚构、被利用。
我们很清楚，没有人可以通过纯粹的武力和恐怖统治降伏人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人民默不作声并不代表形势就有利于独裁者。独裁者的自我感觉良好，恰恰是他跌落深渊的前奏。没有卢克蕾西娅事件也会有别的事件，没有布鲁图斯也会有尤利乌斯，形势并不说话，但它会被布鲁图斯这样的聪明人识别，然后将它引爆。
我们再把焦距拉得远一点来看形势。塔克文的独裁和恐怖统治是想通过武力把罗马整齐划一到他一个人手里。这种做法短期内和罗马200多年来的发展大势相冲突，也和人类发展的长期大势相冲突，真是逆天者亡。
先看短期的罗马200年发展。回想一下前面四节，罗马成长的道路是开放多元的，融合更多的部落、汲取更多的技术、成为邻居的盟主，用制度把多元结为一体。塔克文强行实施的一元统治和罗马多元一体的发展道路完全背道而驰，后者就一定会把它碾碎。否则，罗马就跟他一起灭亡。其实，这种国家给坏国王陪葬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少见。假设不是布鲁图斯发动革命，而是某个盟友发动突袭，罗马会不会被夷为平地，就此从历史中完全消失？
再看长期的人类发展。人之所以是人而不是野兽，就是因为人会变得文明，我在《西方史纲》里一再强调，文明就是对野蛮的克服。塔克文的恐怖从文明的意义上看就是不把人当人看，尤其不把自己的罗马人当人看，把他们置于非人的野蛮境地。他这是逆文明的大势而动。这个道理我们中国人很早就懂，孟子说得很清楚，“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反文明大势的独裁者，大概率迟早是要被不堪忍受的人民推翻的，因为大多数人不可能在非人的糟糕状况下待很久。
把焦距由近及远地调试来看各种形势，我们的眼界就会变得不同，历史学就有了变成未来学的可能，因为它锻炼了我们的眼力见。
形势的重要根基是“民情”。人民拥有什么样的性情以及用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组织来培育和滋养这种性情，对一个国家来说，甚至比国王是什么性情更重要。
这里先举一个例子，然后再用它来分析罗马，说说该怎么样去“体察民情”。理解美国，法国人托克维尔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几乎是《圣经》一样的存在，它的重要性仅次于《联邦党人文集》。这部名著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描写美国的民情，当时的美国人大多是清教徒，信仰坚定、勤奋工作、自食其力、勇于开拓、善于合作、诚实守信。托克维尔不光是给当时的美国人民写下道德评语，他通过宪法设置、权力安排、司法审判、乡镇自治、家庭、礼俗、情感、艺术方方面面去探析美国人的品质。
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容易理解美国为什么选择了共和制、联邦制、总统制、两党制。同样，美国的民情在20世纪下半叶发生了重大变化，托克维尔描述的民情和制度的契合状态就会出现裂缝，美国制度的适用性和日常运转就会遭到挑战。美国最优秀的政治学家们对美国民情在20世纪下半叶的变化其实非常敏感，也非常重视，比如亨廷顿和帕特南。
回到塔克文的罗马，我们用“民情”的思路来分析一下王制时代的罗马人。他们跟着罗慕路斯从3000战士起家，天生自带勇武开拓的基因；然后经过了努玛的调教，懂得了宗教、历法和经济上的分工合作，作为农民的一面也稳定下来；再然后，在不断的胜利中更多的人被迁入罗马，他们习惯了在多神教下面和谐地分享生命和生活的意义，在多元的经济当中相互支持、相互依靠。所以，他们在性情上是刚烈勇武的，也是忠诚服从的；是开放包容的，也是守旧顽固的；是勤恳务实的，也是狡猾诡诈的。
通过历史接近了罗马人，就会发现他们和每个群体甚至每个个体一样，身上会并存着很多表面上相互冲突的道德品质。是的，人都是复杂的。罗马人怎么会例外呢？
但无论如何，复杂化之后的人民就不可能再接受简单粗暴的统治了。塔克文低估了自己人民的复杂性，只有自食其果。关于这一点，马基雅维利看得很明白，他对塔克文被放逐的评论是：“君主们应该知道，在他们开始违反法律以及人们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那些古老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那一刻，他们就开始失去政权。”
所谓法律、古老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既是民情的结晶，也是培育和滋养民情的社会政治生活规则。马基雅维利从破坏的维度直接揭示了统治者行为、政治法律制度和民情的关联。
我们可以从建设的维度复原统治者行为、政治法律制度和民情的关联，打一个比方：整个共同体就是一座漂浮在海上的冰山，它大致可以分成三层，最顶层是明确的制度，尤其是宪法规定的最重要的国家制度；中层的上半部分是次级的政治法律制度，它们在海面之上，是为共同体明确知晓的，下半部分是风俗习惯，它们在海面之下，没有成文的规定，大家约定俗成、心照不宣；底层是民众的性情，他们是积极还是消极，进取还是享乐，勤劳还是懒散，等等。三层之间有区别，又有联系，构成了一个整体，它们通常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所以我们通常会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国家，反过来说也成立。
政治学里通常有不同的学科负责研究顶层、中层和底层。比如共同体顶层的研究最倚重宪法学，它背后需要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支撑。政治哲学负责把政治当中最重要的价值排序厘清，政治科学负责把政治当中最重要的行为模式查清，宪法学在此基础上负责找出好规则，通过引导人们的行为实现共同体追求的最重要的价值。共同体中层的研究最倚重比较政治学，它负责查明世界上已有的各种制度都有什么利弊，为各种中层的制度设计和创造提供基本的选项和论证。共同体底层最倚重政治文化研究，它负责借助心理学、统计学和其他学科查明现在的民情，为制度的改革提供预判和事实基础。
用这个冰山的三层结构来理解塔克文被放逐，就是他个人的行为与整座冰山相冲突。无论是顶层、中层还是底层，他都严重违逆，那么，他的出局就是必然。塔克文的出局让冰山的顶层发生了剧烈的动荡，什么样的顶层才和塔克文违逆的冰山更吻合呢？从罗马人民放逐塔克文的行动来看，罗马共同体已经具备了稳定的内在结构，不仅可以识别统治者的胡作非为，还有能力予以抗击。那么，合理的结果便是，新生的共和是这个稳定结构的升级和强化，而不是从天而降。
下一章我们进入罗马的共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