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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我跟你谈罗马。很明显，这本书和我的上一本书《西方史纲》有关系，是“史纲”系列的推进，仍然是以“史”为素材呈现“纲”的逻辑，仍然是对文明之道的深究。不过，这本书绝不是《西方史纲》第二单元的放大版，它是一套新框架，目的在于“怎么理解大国”，它的内核是政治学。如果你对文明演进的深层次逻辑感兴趣，那么，这本书是《西方史纲》的进阶，它会用更加集中的议题和更加详细的分析来揭示文明在政治上能够取得的成就和遭遇的困境。如果你想掌握波澜壮阔的政治兴衰的要领，那么，这本书是一个巨大的思想实验，庞大的罗马既是我们一起条分缕析的庖丁之牛，也是我们一起操练政治思维的演武场。跟我一起去罗马吧！
2018年10月，我和施展、吕航、薛瑾在一个小饭馆谋划爱道思人文学社的第一次学术考察，说起目的地，我脱口而出的就是“罗马”。我当时给出的理由是：罗马既典型地代表了共和，又典型地代表了帝国，还典型地代表了教会。共和、帝国、教会，三种成分、三种特质、三种建制，不就正好构成了西方文明吗？罗马因为“三不朽”，成了当之无愧的永恒之城。小伙伴们欣然接受。2019年1月我们就带17个朋友一起去了罗马，做了10天的考察，收获满满。
在罗马的每一天，甚至在每一个古迹，我和施展都有聊不完的话题，每到一处我们都会专门找一点点时间单独相处一下，聊聊当时心灵的震撼和想到的疑难。小伙伴们戏称我们俩每天都要走一段“猫步”。有小伙伴来跟着走猫步，却完全听不懂我们俩在说什么。大家虽然不太听得懂，但随时问出来的问题都很有意思，无论是我和大家的讨论，还是我和施展的讨论，都让我备受刺激。所以，我答应考察团，把我们说了的、没说的，都写成一本大家能看懂的书。而且，这本书的军功章有他们的一半，有施展的一半。
从罗马回来之后，我已经在很多场合表达过我对罗马的思考。比如，我总是忍不住会在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堂上讲起我对罗马的思考，还指导学生写了以罗马独裁官制度为主题的本科毕业论文。再比如，2019年3月，在“得到大学”开学典礼的演讲里我就先透露了从卡拉卡拉大浴场想到的“三个凡是”。还有，2019年10月，在任剑涛教授主持的腾讯思想汇“比较文明再思考”系列讲座上，我也发表了自己对罗马的看法，和晏绍祥教授、吕厚量教授还有到场的朋友们交流切磋。我想，现在是时候把我积攒了二十年的对罗马的思考全部拿出来了。
之所以惦记罗马，是因为她太重要了。罗马的影响力或者说生命力，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在一般人的眼里，罗马要么是个铺满了古迹的城市，要么是西方历史的一个阶段，不了解她，就像不了解西安，或者对汉朝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一样，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但是，罗马一直活着，活得五彩斑斓，活得风姿绰约，活得昂首阔步，她的存活几乎只有用“彪悍”才足以形容。她超越了自己的肉身。当西罗马帝国在公元476年被蛮族击倒的时候，她没有烟消云散，而是羽化登仙，嵌入了西方文明DNA的每一个碱基。中世纪的教会仍然执着地把自己叫作罗马大公教会，中世纪的帝国仍然执拗地坚持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马基雅维利教导西方人走进现代世界的时候用的是罗马史的故事，拿破仑称帝之后给自己的独子加封罗马王，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建筑群用的都是向罗马致敬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特朗普在访问意大利的时候说美国和意大利的“同盟关系”在古罗马时代就已经存在了，等等。也就是说，要理解西方，要理解政治，要理解未来，都逃不开罗马。
我在二十年的学习和研究当中发现，几乎所有涉及西方的大问题都绕不开罗马，她几乎无处不在。尤其在政治学领域，现代世界通行的很多概念和制度，即便不是罗马人发明的，也是在她手里达到了古代的完满形态，她为后世树立起政治世界的一根根“擎天柱”，比如公民、人民、共和、帝国、宪制、元首、皇帝、分权、独裁、军团、总督、行省、权利、法律等等。罗马就是一座政治学的宝库。我是政治学出身，自然就会对罗马格外倾慕。而这本书，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罗马来探究人类的政治学原理。“史”和“纲”的关系会在这本书里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史实浩如烟海，罗马史也是如此，初见之时确实如庄子所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
既然任何人皓首穷经都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史实，那也就只能从中获取一部分。获取哪部分呢？取决于自己的意图。很多人把看历史当作听故事，就像赏玩珍奇，从中找到乐趣就好，历史可以被当作谈资跟朋友们讲一些稀奇的故事，可以被当作旅行之前的重要铺垫，可以被当作纯粹的性情陶冶。很多人把看历史当作长智慧的办法，就像修炼武功秘籍，从中找到通往成功的法门。历史学是炼金术吗，能炼出通往成功的金光大道吗？
历史学确有“炼金术”的功效，我在《西方史纲》的“前言”里解释“史纲”的意义之时就隐约暗示了：
史纲不是纯粹的简明史或者极简史，浮皮潦草地看个热闹。它是用鲜明的框架和逻辑，抓住历史演进当中重要的节点，讲一套完整的“大逻辑”，历史是药引子，大逻辑才是真见识。“史”是素材，“纲”是逻辑。透过对历史素材的解析，最终要呈现的是一套西方文明的大逻辑。
如果说《西方史纲》的意图是破解文明的逻辑，那么，这本《罗马史纲》的意图就是要破解政治的逻辑。
不过，历史学不只是智慧的炼金术，即便它有这一面，也不是驶向成功的直通车。我们谈罗马，确实是因为她很成功。成功值得深思，但决不能奢望通过模仿就能再现。因为成功是一道窄门，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殊性。妄想通过模仿别人的成功就获得成功，早就被中国古代的智者韩非嘲笑过了，他使用的故事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守株待兔”。
要想从别人的成功当中获得教益，必须对别人的成功加以深入的分析，把历史故事抽象成超越历史的通则，再用通则来面对今天的情势，指导今天的行动。所以，一切历史如果真的要有用的话，一定是曲通，而不是直通。如此说来，历史学就必须是炼金术，其中所谓“金”就是见识，而史实就是用来炼金的矿石。这本书想从罗马这座超级富矿当中炼出来的“金”就是超大规模共同体发展、壮大、繁荣的通则。
提炼通则——尤其是政治通则——是历史学的重要目的。清末民初的著名学者和翻译家严复先生曾经非常明确地讲，历史学和政治学“本互相表里，……读史不归政治，是谓无果；言治不求之历史，是谓无根”
。严复先生这里讲的“果”，就是政治的通则。所谓通则，表意可以理解为通行的准则，它们并不是物理法则那样的铁律，而是人类社会的一般原则、原理和逻辑。它们不是完全没有反例，但它们会深刻地表明人类社会的性质，按照它们操作来解决人类社会的问题的话，成功的概率比较大。更重要的是，通则揭示了人类共同体生活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这就是我们“大观”学术小组研究的“元问题”。元问题的解决方案须应时代和国别的差异斟酌损益，但元问题本身不会轻易改变，它必须被深刻地认识和剖析，我们才有底气在当代的中国给出妥当的解决方案。这本书的重点就是从罗马史当中抽象出超大规模共同体的政治通则加以探讨。
历史的探究必须指向通则的探讨。只有将罗马的具体做法抽象为政治的一般原理，她对我们的教益和指导才具有实践性。单纯停留在故事的层面，无论是因她的成功而心驰神往，还是因她的衰败而捶胸顿足，她还仍然只是传说，无法与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任务产生有效的关联。简言之，提炼通则是架设起我们和历史之间的桥梁。
“通则”这座桥梁既是历史走向我们的法门，也是我们走向历史的法门。我们和历史通过它相互接近，融为一体，历史中蕴含的智慧也就会为我们所拥有。
不过，历史并非自然而然地向我们展开，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思”的力量把它重新激活，而通则就是激活历史的杠杆。面对沉睡的历史，我们必须对它明确地提出我们的诉求，我们要从中看到什么，我们想从中看到什么，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弄清楚道理而不只是查清楚事实，想要得到什么样的道理得我们自己决定。有了这种决定，我们自己面对历史的时候才会成为有意识、有意志、有能动性的主体，沉睡的历史会因为我们的活力而被重新激活。
“当我们研究‘过去’的时代，研究遥远的世界，这时候一种‘现在’便涌现在我们心头。”
一旦我们用自己的“思”激活了历史，它便成为“我们的历史”，它不再是与我们无关的材料。正是在这种“激活”的关系当中，“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所有的历史书都是作者以自己时代的问题意识与历史展开对话，提出自己时代的问题，寻求更加具有普遍性的答案（即通则）来解决或回应自己时代的问题。如此一来，历史便在我们勇敢的“思”当中走向我们，汇入我们，充实我们。
激活历史，通过“思”让它走向我们，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过程。“思”是辛苦的、艰苦的，甚至痛苦的，因为它必然有错误、有曲折、有浪费。我们对历史求教的时候，一开始通则只是我们自己的疑问或者猜想。我们必须去辛苦地查案，还原历史现场，推理案情的演变，观察各方角色的博弈，厘定其中的结构，检验我们自己提出的具有抽象性的疑问和猜想。当真是“吹尽黄沙始到金”。“思”让我们走入历史，最终目标是要触摸到历史上那些伟大心灵的“思”，我们要和他们心心相印，借助伟大的心灵去领会人类社会的政治通则。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猜想与反驳”的思维过程，
是炼金的过程，是我们的“思”不断成长的过程，也是我们成为历史主体的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
如果笛卡儿的名言“我思故我在”确实从心灵活动的高度界定了人，那么，通则不仅是历史还活着的证明，也是我们还活着的证明，它是我们用思之火炼出的金。
从罗马史当中提炼出人类社会的政治通则并不容易，我也摸索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且还在不停地摸索。虽然不容易，但其中真是乐趣多多，不同层次的需求都可以从中得到满足。我分了三个层次，它们也是由浅入深学习罗马逐级进阶的步骤。
第一步， 看热闹 。
罗马史上好玩的故事实在太多了。看罗马史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发现，再高明的编剧也编不出罗马史的情节。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恺撒和埃及艳后的故事，知道斯巴达克起义的故事，知道狼孩儿罗慕路斯建立罗马城的故事，等等。但大家很可能不知道，其实每个故事都有很多版本，每个版本想表达的核心意思大不一样，读不同的版本会有不同的感受，甚至得出相互冲突的观点。
举个例子，你心目中的恺撒是什么样子的呢？政治家、军事家、独裁者，还是借债高手、花花公子、“帮会”头目？有学者用庇护关系网络的分析证明了恺撒是一个庞大政治集团的老大，这是他在当时的罗马拥有极高的人望和实力最重要的根基，用这种人际网络来计算实力，恺撒就是第一名，整个国家落入他的手中一点都不奇怪。
盐野七生女士特别喜欢恺撒，她带着难以抑制的倾慕之情写了足足两大卷。她到处为恺撒说好话，即便是对恺撒的风流成性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在她笔下，被恺撒冷落的埃及艳后就是不明大势、小肚鸡肠、妒火中烧的怨妇。
像这种不同的人写出不同版本、不同的人读了有不同感受的故事，在罗马史里面实在太多了。我在《西方史纲》里曾经说过，如果说读史让人明智的话，第一步就是要做一个好侦探。在各路证人证言当中，谁说的是真的，谁说的是假的，或者再高明一点，他们说的到底各有几分真、各有几分假，得我们去侦破。他们都是我们接近真相的帮手，也都是障碍。看热闹最终的目的是炼出自己的火眼金睛。
进阶的第二步是， 辨好坏 。
罗马史上有太多的是是非非，看热闹的时候如果往前多想一步，好与坏的选择就马上摆在你面前了。这本书想帮你从罗马史里学到的是分辨清楚大尺度的好和坏。恺撒风流成性到底怎么给出合理的解释，在我看来没那么重要。怎么理解“恺撒是大独裁者”这个问题更重要。独裁者就一定是大奸大恶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罗马人热爱恺撒，他们爱一个大坏蛋又该怎么解释？难道只是因为欺瞒和哄骗？为什么后世那么多大人物以恺撒为榜样？他们也都是坏蛋，想成为恺撒那样的顶级坏蛋？
好和坏的尺度就像我们手机里的相机一样是可以变换焦距的。焦距不同，我们看到的景观会大不一样，评判自然也就不一样。所以，辨别好坏的关键不是咬定自己的立场绝不松口，而是恰当地调整看待不同问题的尺度和标准。恺撒这样的大人物，男女之事这种小尺度也可以评判一二，但是没那么重要，或者说，即便在这件小事上做出明确的评判，对恺撒的整体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帮助，对我们通过恺撒来理解罗马、理解西方、理解超大规模共同体的奥秘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像评价恺撒这种难题，在罗马史里面会经常出现，左右为难其实是常态，这对我们自己的修行是极大的锻炼。读史让人明智的第二步是做裁判，第三步是做设计师。当你在罗马史的种种难题当中学会了用不同尺度的标准去评判不同的事情，你就有了把握不同的事情处于不同层次的能力，就可以试着把不同的好安放在不同的层次，让它们上下相安，塑造出一个强大的自我秩序。而我最想带你去辨别的好坏是罗马留给人类的政治遗产，公民、人民、共和、帝国、宪制、分权……这些关乎国运兴衰、关乎政治未来的大概念，它们的原生态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好不好，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去辨明这样一些大是大非。罗马史是所有政治学家最好的武器库，马基雅维利就是最好的榜样，我们一起去跟他学习和体会怎么样从罗马史里淬炼出明智和远见。
进阶的第三步一定是， 成大器 。
罗马之所以特别吸引我，如果只能用一句话解释，那就是：她是西方古代史上唯一的超大规模共同体。
我们中国也是超大规模共同体。学习前人的经验，必须找对榜样。罗马是西方历史上最成功的政治共同体，她是现代的英帝国、美帝国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但同时，她也有足够多、足够惨痛的教训。罗马的崛起和强盛让人心驰神往，但罗马的衰败和崩溃也让人感慨万千，如果你入戏够深的话甚至会捶胸顿足。
一个人的心胸有多大，盛得下千年罗马的兴衰吗？盛得下共和、帝国、教会的三位一体吗？大国国民的心胸必须是大尺寸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只是明辨好坏，把各种好坏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安排得井井有条是不够的，因为一个中国人的小世界和中国这个大国家根本不可能分开。大国的国民必须有大国的胸怀，而这种胸怀来自我们对大国的思考和体会。假如你是恺撒，庞培以国家的名义十二道金牌召你回京述职，实际上是要置你于死地，你心里的算盘怎么打？个人的荣辱生死，兄弟的恩怨情仇？这种算盘要打，但对于成大器是远远不够的。
像恺撒要不要跨过卢比孔河这种巨大的考验，在罗马史当中并不罕见，它们是帮助我们理解超大规模共同体的试金石。读史让人明智的第四步是做领航者，也就是成大器。格局有多大，事情才能做多大。当一个人认真地在罗马史的模拟人生中体会过格拉古兄弟、马略、苏拉、恺撒、西塞罗、屋大维、君士坦丁的滋味，带着君临天下的气度和眼界去面对超级复杂的难题的时候，大格局就会助推他成为领航者。所以，这本书讲罗马史的主要目的不是让你多知道几个故事，而是练就引领未来的能力。丘吉尔曾经说过，你能看见的过去有多远，你能看见的未来也就有多远。对于罗马这个超大规模共同体，我再追加一句，你能看见的过去有多大，你能看见的未来就有多大。
唯有如此，历史学在你手里才会真的变成未来学。
这本书用来解析罗马的核心概念是“超大规模共同体”，它是古代的罗马和今天的中国能够相互连通的最佳管道。那么，“超大规模”对于罗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分三步带你初步理解罗马的“大”。
第一步，从表面的振奋人心到内部的多元并存。
先看几个数字，感受一下罗马有多大。鼎盛时期，大约在公元2世纪，罗马拥有大约5000万人口，与同期中国的东汉王朝大致相当； [1] 土地约有600万平方公里，比同期中国的东汉王朝版图大，与公元1年左右的中国西汉王朝的版图大致相当。
中国古代的王朝当中只有唐代早期超过1000万平方公里，清朝在乾隆年间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元朝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其他王朝几乎没有超过500万平方公里的。 [2]
公元2世纪的罗马帝国版图包括了今天的意大利、西班牙、法国、英格兰、德国南部、南欧诸国、土耳其、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地中海成了她的内湖。西方历史上唯一出现过能和她相提并论的大帝国只有亚历山大帝国，但这个帝国随着亚历山大英年早逝很快就瓦解了。
罗马帝国和中国东汉王朝的土地规模相差不大，但内部的结构大不一样，关键是罗马内部的多元性更加明显，也更加深刻。东汉王朝实际控制的土地是长城以南、兰州—成都以东的中国，拿中国现在的版图来看，相当于“大公鸡”的下半部。两汉在中国西部设立的都护府并没有形成稳定的统治，甘肃、新疆等广大的西域地区其实大部分时间并不在汉朝的直接掌控之中。也就是说，东汉统治的是非常典型的秦朝留下的中国版图，是同宗同源的战国七雄合并后形成的中国，是经历了秦朝书同文、车同轨的中国，是经历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中国，也就是一个文化上、行政上大致整齐划一的中国。在这个王朝，中国人有了新的名字，叫作汉族。
罗马就大不一样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是和罗马城、和意大利不同的族群，他们的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都有鲜明的个性。北方的日耳曼人是离原始社会不远的部落集群；南方的非洲既有埃及那样延续数千年的法老神权政体，也有努米底亚那样从部落刚集权成为王国的共同体；东方既有希腊那样的城邦世界和文化高地，也有亚洲的专制王权，还有基督教会这种没有土地却有团体的精神民族；等等。总之，罗马帝国境内的种族、政权、宗教、文化、经济形态多得让人头晕眼花。
如果说数千万人口、数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让人觉得很振奋，那么，进入庞大人口和广袤土地的内部，直接面对的就是罗马超级多元的状态。多，并不必然带来强，相反，它很可能意味着乱！从表面走向内部，我们很快就会意识到，大国必然面临着“多导致乱”的诅咒，那么，大国真正要处理好的问题就不再是“怎么变大”或者“怎么变得更大”，而是“怎么才能大而不乱”或者“怎么才能让多变成和谐的一”，如何在多样性当中求得统一性，是大国长盛不衰的核心所在。
从表面进入实质，我们就会冷静下来，罗马巨大的优势和巨大的麻烦是并存的。如果不能有效地处理大麻烦，大优势实际上是不可持续的。世界就是这样，人不能只想收获好的一面却拒绝坏的一面，好坏总是纠缠在一起的，看懂了好坏纠缠的逻辑，才能把握住文明的精华，也才能真正帮助我们走向未来。
所以，第二步是，从简单思维到复杂思维。
面对“大”的时候，很多人想出来的办法都是把“小”放大。这种思维的本质是算术累加，就像平时吃饭，面多了就多加点儿盐，盐多了再添点儿面。但是，世界上很多事情，尤其是那些高级的、重要的事情，用这种简单思维是想不通、行不通的。科学技术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例子：飞机的发明只有超越了模仿鸟类的“鸟飞派”简单思维，进入几乎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动力学的复杂思维，才是可能的。人按照鸟扑腾翅膀的原型，无论怎么样改变自己，都不可能飞上天。只有通过机械去解决升力、动力、操控三大问题，人才能坐上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天。思维转换是认识“大”的关键。
古代有两种非常经典的方案来面对“政治共同体做大了怎么办”的难题。
第一种是古希腊人的“细胞分裂”。我在《西方史纲》里谈过，古希腊城邦不愿意扩大自己的规模，一旦人口超过了城邦承载的限度，他们就选择移民新建城邦，派一批人去找一个新地方把母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复制一遍。
这种细胞分裂的模式让希腊成了一个城邦组成的世界，整个地中海沿岸和岛屿洒满了希腊城邦，它们在经济上高度合作、在文化上高度共享，但在政治上只是松散的同盟关系。希腊人的细胞分裂实际上是认识到“大”以后主动采取措施拒绝了“大”。
第二种是中国儒家的“家国同构”。如果一个小共同体经营得很成功，就把它的经验变成大共同体的原则。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基本思路。想想《大学》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一个人德性有多好，就管理多大的地盘，如果德性完满，成了圣人，就该去管理整个天下。中国古代的基本社会政治结构是家国同构，家族和王朝的结构是相同的，治国和治家都是要仁民爱物。《大学》的八条目是家国同构的道德和心理支撑，也是家国同构的实践路径和秩序图景。家国同构实际上是认识到“大”以后主动采取措施把“大”当作“小”来处理。
但很显然，“大”和“小”不只是数量多少的问题，在很多时候，它们之间存在着性质的差别，复杂思维就显得十分必要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人如果想少生病，最好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手、勤洗澡。但如果是几万人、几十万人、上百万人集中地生活在一个城市当中，人口密度非常高，健康问题就不是让所有人勤洗手、勤洗澡那么简单了。公共卫生不等于所有人一起把个人卫生搞好，它涉及城市规划、用水和污水管理、食品安全、医院和卫生所分布等大问题，都需要妥善安排，而且还要主动地把这些系统并网，连接成一个更大的系统。科学思维特别强调“量级”这个概念，它从科学的角度最好地说明了“大”和“小”存在本质差别，“大问题”不是“小问题”的解决方案放大就能处理得了的。
罗马是西方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共同体，它所面临的问题之大、之难、之深，不是城邦、封建领地、王国能够相提并论的。在它们之中出现的问题，在罗马都出现过，但在罗马出现的问题，它们甚至都想象不到。大问题必须用复杂思维来解决，而罗马，就是我们操练复杂思维最好的演武场。
所以就必须走到第三步，从各不相干到连为一体。
多元要能够连为一体，才是真正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在这本书当中，我通常会用“帝国”这个词来代表。如果多元因素各自为政，罗马人过罗马人的，日耳曼人过日耳曼人的，埃及人过埃及人的，犹太人过犹太人的，就没有罗马帝国。怎么样才能过到一起去呢？多元如何能够融为一体呢？答案是：秩序。
“秩序”按照最一般的理解是有条理、不混乱。怎么才能让超级多元、不同性质的种族、政治、经济、文化在一起还能有条理、不混乱呢？我们必须把秩序进一步升级来理解：秩序是数量庞大、异质化程度高的多元元素之间复杂的、有韧劲儿的动态稳定关系。元素各不相同，多种多样，却还能通过复杂的机制，有韧劲儿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动态的相互依赖、相互扶助、相互成全的状态，共生共荣。各种要素进了这个大家庭能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别的成员相处好，自己获得成长，也帮助别人成长，大家合作共赢，这就是秩序。作为统治民族，罗马人必须为新加入的民族找到合适的位置。太喜欢清一色，太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做不成帝国的。
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民族是一个点，它大概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几个方面和罗马人、和罗马治下的其他民族形成稳定的关系，那么，罗马帝国就是一张超级复杂的蜘蛛网。如果考虑到每一条线都不尽相同，这张蜘蛛网就更复杂了。罗马固然武功盖世，但只是凭借武力的话，是织不成这张网的。亚历山大英年早逝，我们没有机会见识他的文治，但他的部将们几乎没有织网的能力，凭借盖世武功打下来的庞大帝国也就随之解体了。罗马最令人惊叹的地方不是能打，而是打下来以后能管，能把如此多元的要素整合成一个和平繁荣的帝国。
所以，超大规模共同体的终极秘密就是如何在多元因素之间建立稳定联系，把它们连为一体。元素的数量增加，它们之间的异质性程度，它们之间的连接渠道，渠道的建立方式和维护成本，渠道的危机应对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就是我们考察秩序的关键变量。这本书就是用这样一套方法去剖析罗马，理解大国必须拥有的多元性、复杂性和统一性。
这本书分成三章来谈罗马：王制时代、共和时代和帝国时代。这看上去似乎是按照历史顺序展开，不过就像《西方史纲》一样，我不是顺着讲故事，而是挑选一个个重要的节点来透视罗马。从王制到共和再到帝国，重要的不是时间的展开，而是超大规模共同体的生成和升级，里面的要点和逻辑才是最重要的，需要留意各种通则的探讨。每一章的第一节是这一章的导论，把整个时代的面貌和线索先集中展现出来。然后，再选取具体的重大事件来说明时代的特点。这些具体的重大事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逻辑联系，甚至会超出自己的时代，影响下一个时代。就像罗马，她超越了自身，注入了后世，扩展到全世界。
注释：
[1] 古代人口的估算非常困难，本书采用《剑桥希腊—罗马经济史》和《中国人口史》的说法，参见Walter Scheidel,Ian Morris and Richard Saller（eds.），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Greco-Roman World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p.47-49.David S.Potter（ed.），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Empire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6，p.285.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99—408页。
[2] 古代国家疆域面积的估算非常困难，本书采用《布莱克维尔罗马帝国指南》和宋岩先生的说法。David S.Potter（ed.），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Empire ,Oxford:Blackwell Pulishing，2006，p.291.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宋岩：《中国历史上几个朝代的疆域面积的估算》，《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