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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诊尘肺病后的日子

2020 年 3 月 23 日,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天气。

丹凤县元岭以北的峦庄镇,被本县人称作北山。农历的二月末,空气还有寒意,只有杨柳叶子们吐出新芽。比峦庄镇更北的峡河村,因为以橡树为主,山上还黑乎乎的。峡河水濒临干涸,断断续续,静静西流。

早晨起了床,我说:“今天无论如何得去医院了,不然我得咳死。”

爱人说:“要不要陪你去?”

我说:“不用。”我心里说,万一情况不好,你还要在家筹钱呀。

刚过完农历新年,就开始一阵一阵地咳,开始一声两声的渐渐变得一声接一声,尾音常常带着尖厉的金属质地。在村卫生所买了一包包治咳消炎的药,一直没有作用。春打六九头,正是季节交替的时节,我以为是天气变化造成的。在矿山干久了的人,都有季节病,春天多喘,夏天湿痛,秋冬腰酸背软。

症状五花八门,人各不同。

在县中医院挂了号,当班大夫问了情况,建议做胸部CT检查。已经有些秃顶的大夫已被职业消磨得少言寡语,但他还是提醒了几句:这个年龄的人,肺都脆弱,不敢大意。又说,CT虽然贵些,比X光片强。

在等待结果的几个小时里,我一个人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心如乱麻。因为疫情的影响,往日闹如街市的医院门诊人很少,乡下还没完全解封,城里的人轻易也不敢出来。

即使患了这个季节占比很高的感冒,也没人敢上医院来看,怕说不清楚,与新冠扯上是非常麻烦的事儿。

天色正是中午,阳光从玻璃上打进来,在地上墙上形成各种图案。一个三角形的图影,那个锐利的角正对着我的脚。

我做了无数种结果的设想,还是把尘肺排除了。十六年的爆破工生涯里,至少做过十次胸部X光片,每次都没问题。两个小时后,大夫看了看片子,不容置疑:是尘肺!

仿佛五雷轰顶,一下子蒙掉了。我一下子想起很多人、很多事,有的与尘肺有关,有的无关,但都和死亡有关。

其实,对自己的尘肺病,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预料和准备的。2012 年,我在潼关零公里镇李家金矿整整干了一年巷道掘进。从 1 月到 11 月,与一群工友将一条巷道整整掘进了一千米。那是干得最踏实、最苦累的一年。

开工那天是正月初八。老板讲彩头,初八是个好日子。此前一天,我们五个爆破工由矿主领着去山下一家小医院做体检,医院虽小,却是专业做职业体检的医院。

拍过胸片,又做三高、传染病方面的检查,待这些结束,胸片也出来了。轮到我取片时,医生在一张报告单上久久难以下结论。过了好一阵,他说,没问题,有点儿炎症。我心里猛地“咯噔”一下,瞬间又释然了。

到了 6 月,有一天,突然咳嗽起来,我确定不是感冒,因为一直没有发烧症状。先是上班咳,后来下班了、吃饭、睡下都咳。自己到各个诊所买了很多药,吃了一阵,休息时不咳了,班上风钻开动就又咳起来。

那时候,还是导火索引爆,点燃几根索头,工作面立刻浓烟滚滚,呛得再也无法按次序点燃下去。伙计把导线从我手里接过去。我看见他的手一直抖,他还年轻,缺少经验。有一天,我抱着风钻,又咳嗽起来。消音罩喷出的冷风撞在岩壁上又反弹回来,它们钻进了我的喉咙和身体。为了赶进度,工作面两台钻机同时开动。

那一刻,我没有将机器停下来,这时机头发生了剧烈摆动,咳嗽与摆动,我一个也控制不住。突然钻杆折断了,机头带着半截钻杆冲向工作面,在岩石上撞击出一串火花后与前面的工友擦肩而过,大家都惊出一声大叫。

这一场咳嗽持续了四十多天,直到炸药供给不足,停产休息,咳嗽才停下来。从医生到我自己,都没有找到咳嗽的原因。那一年,我不满四十二岁,身体的底子还不错。读高中时,一直是学校的运动键将,一场篮球从早晨打到日落,打得远近无敌。那是我的第一次长咳,我也不以为意。

2016 年夏天,我住在北京朝阳区管庄的一家租住的公寓,又发生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长咳。2016 年,我在皮村工友之家公益机构做义工,同时有一个纪录片团队跟拍我的日常生活,他们有一位摄影师租住在管庄的一家青年公寓,我需要洗澡洗衣服时会回到那儿住一阵。

这位摄影师是江苏人,单身青年。有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极端痛苦而无力,他告诉我,他肾结石犯了,急需上医院。我打了快车从皮村赶过去。那一夜,他在民航总医院门诊的走廊折腾了一夜,天亮时,症状减轻了。我们身上都没有钱,没有开药,就又回到了公寓。

北京夏天的后半夜还是有些寒意。那一晚,我仅穿了短袖、拖鞋。半夜时分,外面下了一阵雨,雨不大,但气温瞬间降了下来。急诊室走廊里空空荡荡,带着雨腥味的风从那头穿梭到这头。雨水从玻璃上滑下来,在上面留下清晰的滑痕。

过了几天,我感冒了,先是发烧,然后是咳。我俩睡的是一张双层架子床,我睡上铺,他睡下铺。我咳得架子床整夜摇晃,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他也整夜不能入睡,就起来在电脑上打游戏。

最严重时,剧烈的咳嗽声影响到了隔壁。那边是一对上白班的小夫妻,我一咳,他们就捶墙,可我怎么也忍不住,想天亮了说声“对不起”,又怕他们误以为我有传染病。

那时候,我才做完颈椎手术一年,也许是植入的金属片与骨头肌肉不那么贴合相融,后颈总是疼,咳起来,震动得更疼。那时也是我的经济状况最困顿的时候,孩子读高中,每天花钱,爱人租房陪读,老家县城两难顾。我再也无力去到矿山,而巨大的北京城,茫然陌生如外星。

我用身上仅有的五十元钱去社区诊所买治咳嗽药,他们开了单子,突然问有没有医疗证,我不懂。一位大夫解释说,就是社区的医疗资格证,要当地户口才有,否则药要贵一些。我无奈,只有悻悻而退。

我后来知道,尘肺病有五到二十年的潜伏期,我才想起来,从 1999 年冬天上矿山,到 2016 年夏,整整十七年。

2017 年过完春节,经人推荐,我来到贵州一家旅游企业营销部门做文案工作。这是我漂泊生涯里最安适的时间。

我放下了诗歌,开始散文与非虚构写作。回望十六年,那些远走的人,那些依然挣扎的人,那些消散的往事,那无数以命相搏的进行时,每天像张张利口,撕咬着我。把他们写下来,或许能让自己透口气。

诗歌日益式微,书院写作与民间写作互不相让,在技巧艺术上,各走一极,在内容上各说各话,在浩如烟尘的当下诗歌篇章里,我们再难见到当下的世相与生活,难见巨变时代的世道人心。另一方面,散文与非虚构有更广阔的驰骋空间。从认识和呈现世界的意义讲,后者的成绩和影响远大于前者。但我又明白,自己是个散懒又缺乏毅力的人,也写不出什么名堂,写多少算多少吧。

我的第一篇非虚构作品《一个乡村木匠的最后十年》,写我父亲人生的最后十年里建一座庙的故事,我力求在一个人的生命风雨里写出一方乡土的面目。它发表在澎湃新闻的《镜相》栏目里。没想到的是,它获得了广泛的认可,有很多读者加微信支持、鼓励,也对我的生活和身体表达关切,这让我充满了信心和力量。

这三年里,我写了五十多篇散文与非虚构作品,它们长长短短,面相各一,都是我生命伸出的枝丫。一些发表在刊物,一些发表在公众号平台。每年获得稿费三四万元,使家庭经济压力稍稍缓懈。

我在公司的工作主要是写企业公众号的软文,其次是各类讲话稿、新闻稿、活动策划与方案。后者不难,难的是软文。一百篇软文有一百个面目,要有新意、创意,去触动、激发客户内心最深的欲望。重复也是软文的大忌,因为公众号具有延续性,读者的眼睛在那里,在他们眼中,重复就是欺骗,最终受损的是企业产品形象与收益。

这些文章常常要求不过夜,我赶在发出时间前完成它们。推文写作的过程,也是了解亲近消费市场的过程。我关注了十几个旅游公众号,除了学习技巧,它们带我走遍了未达的山水风物。

我个人的创作大都在晚上,白天坐了一天班,下班后脖子很疼。我躺在床上,夏天开着电风扇,冬天开着电热毯,在平板电脑上行云布雨。我基本算一个懒散的人,只有有约稿时才会卖一阵子力。

如果晚上写得顺利,白天会去买二斤水果犒劳一下自己。贵州三年的时光,一如流水渐逝,没有多少波澜,也没多少痕迹,细小而混沌。

需要提一点的是,我与儿子的关系。这三年里,他从高中读到大学,我与他除了微信上的交流,每年只有短暂的寒假里见一次面。因为旅游业的工作性质,他在暑假等假日里时,我正在为服务客流而忙碌。

这几年,除了身高的变化外,儿子心理的变化也非常大。我发现自己和他日益变得陌生,除了经济的不自立,他不再是处处依靠我的孩子了,他有自己的世界。除了课程,他最大的爱好是手机游戏,甚至游戏对于他,比专业课程重要得多。我发现他喜好的游戏也在变化,早期是跑酷,后来是王者,后来是三国。

现在玩的游戏,我一点儿也不懂。他在挤挤挨挨的时间里低头专注地看着手机。他们是失却当下与乡愁的一代人,像鱼一样,记忆越来越短。或者说,他们的当下与乡愁已经换了内容和形式。

我在网上买了很多书,寄到家里没时间和条件读,其中有张承志与史铁生的书,我发现被儿子偷偷读了一遍。至于对他有没有影响,有什么影响,他不告诉我,我也不知道。

儿子是个“花呗青年”,也可能是花呗用多了,前不久写了篇《在富士康,我认识的工友们》,写他寒假里在郑州富士康打工时见到的工友的命运,他发给我看,让我帮助变现。除了标点符号和几个字词有问题,我很惊艳。后来这篇文章发在了“读库小报”公众号平台上,给了他五百元稿酬。

儿子并没有写作的理想,当然也看不出他有别的理想,对于他们这一代人,现实比理想更实在和重要吧。毕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当下这样计划永远在变化后面跟跑。我也并不想让他去写作,这是个苦寒又沉重的事业。

那天从宝鸡住院回来,我看见,远远地,一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从长胡同的那头走过来。他风华年少,身体充满了英气和力量。生活和到来的岁月向他逼近,他懵懂又隐隐清晰地走在内心和身外的世界里,像一株新鲜壮阔的植物。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一代人有一代人承接命运的方式,或许,他会有自己的力量给这个无限世界一个不一样的解答。

我对尘肺病真的一无所知。其实不独是我,所有的尘肺患者都一样。在我老家这片方圆不到一百平方公里的地方,我知道有七八十个尘肺病人。

他们有的刚发现病情,一年半载就死了,有的发现好多年还活着。有的洗了肺,有的没有洗,有的吃着药,很多人没钱吃药。

洗过的、吃药的人并不比没医治的人减少痛苦或活得更长。这不是一个平常人能解答的问题,这是医学问题,而医学在很长时间里,并不是一个紧迫重要的学科。

5 月 27 日,我从工作了三年的单位办了离职手续。旅游业受到重创,首当其冲的是从业者。那天下午,我一个人最后一次沿着儒溪河闲走,拍了一些照片,在朋友圈随手发出了一段话:“在这个多雨的小城,这条并不喜欢的河边,留下过我太多黄昏时光,也留下了些许文字。人一辈子充满了开始和结束,而结束,比开始更具动力和张力。”

细思起来,开始在哪里,我并不清楚,并不是谁都有开始。

2006 年,我曾在喀什的叶尔羌河边有过六个月的打工生活,对这片广阔的土地熟悉至细而心怀感念。

日夜奔流不息的叶尔羌河,从喀喇昆仑山飞奔而下,一路高歌注入滔滔的塔里木河,滋养了两岸的万顷良田,也沿途留下了数不清的玉石。翠玉、墨玉、玛瑙玉,最值钱也最难见到的是和田玉。

每年到了洪水期,有大量的当地居民到河边拣玉。他们似乎不懂价,卖得很便宜。那时候,也就是 2006 年春夏季,一块上好的一公斤的墨玉只要三百元。

我一直有个梦想,去那儿找玉石。

离职那天,又起了这个念想,但茫茫万里,物是景非,谈何容易。虽然充满危险和不可知,但也不失为一条活下去的路,冲着想象的巨大利润,冲着自身再就业的局限,如果某天实在无生计可为,我一定会去做。

我还有一个想法,也是最后的想法,就是去塔吉克斯坦干爆破工。

那里有我的朋友们,他们有的是老乡,有的是外地的昔日工友,他们对我的技术充满信心,我自己也一样,虽然已经离开老行业五年了。那边的山脉与喀喇昆仑山属同一个山系,岩石的脾性我熟悉至细。这些年,矿用炸材在工艺技术上也没什么改进提升,还是老一套。这一套我早已烂熟于心了。

重要的是能挣钱,手艺行有句话:长痛不如短痛,只要能多挣,拼命也值了。我的一位老乡,签的三年协议,如果顺当,三年后就是九十万。这是一个天文数,在国内,在任何一个行业打工都不大可能有这个收入。

这位朋友此前非常倒霉,十年前在灵宝包矿山工程做,干了两年,结账前一天,老板从自己家的三层小楼上摔下来,摔死了,无人可结的账就成了死账。

前几年他借钱买了辆大三轮,包了一片山林,伐木倒腾。开工不几天,伐树的一个工人被倒下的大树砸死了,他把三轮车卖了,也没赔够人家。穷人之穷,各有各的不幸,并非不努力。

2020 年即将过半,时间对一些人并不重要,因为今天和明天并无差别,对一些人特别重要,因为与生存相关,失去一天,就失去一天的机会。对于后者,他们只有生存,没有生活,生存与生活是不相同的两个场,二者相邻又十分遥远。

4 月,我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宝鸡住了十天院,十天院住下来,那两个梦想变得更加无期。后一个,错过了每年一次的招工;前者,叶尔羌河边的维吾尔族朋友举家搬到了乌鲁木齐。

医生说,尘肺病不是要命的病,要命的是并发症。我问往什么方向并发。他说不知道,反正有很多种可能。这相当于什么也没说一样。按照医生开的药方,每月需要三千元的医药费,我把四类药中的两种减去了,它们仅仅是平衡身体脏器的作用。既然有无数种可能,有什么能堵得住呢?

离我老家一岭之隔的河南卢氏县官坡镇,属豫剧的版图。二十年前,出过一个女包公,直唱到北京,后来体改,剧团解散,她去了深圳,再没了音信。有一年,官坡镇上几个年轻人与我一块在三门峡打工,干了一个月,老板跑路,我们空手还乡。

大巴车司机说,没钱也行,路上让大家热闹起来车票就免了。一路上几个年轻人给大家唱戏,《陈三两》《卷席筒》《秦香莲吊孝》,一路唱得大家热血沸腾、热泪盈眶。总之,那是个出戏人的地方。

我有一个新计划:去追踪这些戏人,写写他们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已经不多了。

今年家里种了一亩玉米,是我在宝鸡住院时,爱人在家一锄头一锄头地种下的。虽然除开种子化肥农药人工,收入是负数,却可能是今年家里唯一的营生。

还有就是家里的十几棵核桃树。

有几棵,因为土地搁荒,死掉了,被我锯掉,做了柴火。没死的,长得异常壮硕,叶子油浸过一样。今天早上,来县城前,我又去看了它们,核桃有乒乓球大小了。它们浑圆、翠绿、饱满,挤挤挨挨,像一颗一颗不透明的翠色的玛瑙。

愿它们成为 2020 余下时光的隐喻。 lLuwD08bgHB93Pm+peJmZJNeXdooWA6tU+ry1SRGGpK5IqAG3XcFuR4adaXB2p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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