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殷红的枸杞

走出家门往西走上二、三分钟有一条大弄堂。一直走下去，向左拐个弯，就有住家挡住，似乎此路不通，不过，只要往右一瞥，便又是一条弄堂，虽然窄了点，却又通了。

尽头便是顺治路，这是我放学后闲逛以来有了的地理大发现。这个发现却给我带来至今心中隐隐作痛的往事回忆。

顺治路行人稀少，至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是如此。

一天，我在弄堂口看见一个男孩在玩陀螺，年龄和我相仿，穿着不相称的宽大棉上衣，好像没有了下半身。棉衣的领子一个翻在外，一个塞在里，脖子细长。脚上穿着粗制的布鞋，虽然旧得变了形，鞋底却衲得很厚，拖着鼻涕，脸色青黑。孩子用力一抻，陀螺便在弄堂石板地上稳稳地飞旋起来，在它周围裹胁住一层灰白的光晕。孩子不断地抽打它，陀螺便在原地维持着它的速率。不过三、四次，男孩就气喘吁吁，鼻涕拖得更长，眼睛睁得更圆，脸色也更青黄。最后只能听任陀螺阵脚自乱，剧烈地摇晃起来，脖子一歪，倒在一边。不再动弹，像死了一样。

男孩俯身捡起陀螺，拿在脏黑的手里。那陀螺已旧损到无法想象其本来面目的程度，和男孩的手一样脏黑，鞭痕累累。我不会玩陀螺，只是看。

那男孩长着一双大眼睛，但眼神黯淡，缺乏亮色。看着你的时候会给你一种不在看你的感觉（这是我以后才发觉的）。他朝我翻翻那双木然的眼睛，顺便把鼻涕缩了回去。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开始成为玩伴，维持了二年多的交往留下了令人月下低徊不已的绵长思念。

他叫高元。让人为他苦恼的是他不到冬天就拖上鼻涕，要到来年暮春甚至更晚才慢慢收敛起来。他人中很深，我想这大概是常年鼻涕侵蚀的缘故。

高元的家在顺治路上，一排黄墙的后面。黄墙后面有一栋六层高的红砖房，挺拔而光鲜。不过别搞错，他的家可不在那里，那是红楼对面低下匍匐在地的一间矮矮的小屋，像是从红楼里扔出来的一堆垃圾。无人捡拾便留在那里。小屋一侧有个破瓦缸，瓦缸里栽着一株枸杞，荆条扶疏，结着殷红晶莹的枸杞子，强烈表达着它的生命力和赤诚心。瓦缸里还开着几朵兰白相间的蝴蝶花。他曾领我去他家（是作为朋友的例行邀访还是其他什么事情已经记不清了），进门就闻到一股霉味，暗黑得似乎没有窗户。里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在专心地整理着什么东西。我想这一定是高元的母亲，便叫了声阿姨。她满脸倦容，嘴角微微一笑，说不上有任何表情，随后也不再理会我，只是忙她的，我是小孩，理应如此。

高元说：“我们出去玩吧。”我们就走出了门。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从来没见到有其他人。有一次我去找高元，推门进去（因为他家的门时常虚掩着，我又不懂礼貌为何物），高元不在，他母亲坐在桌旁衲鞋底，眼睛红肿，象刚哭过似的，我赶忙退出，重新虚掩上门，心头怦怦地跳个不停，我没把这事告诉高元。

后来我实在忍不住，就问高元怎么不见他父亲，他一板一眼地说父亲在内地工作，什么地方听过忘了，总之很远很远，常年不回家。几天前来信，要母亲另做件棉袄。肩膀的地方尽量做得厚些，上面还要加层厚布，不然，一挑上泥，肩膀就去掉一层皮。我说这样的话那棉袄不是太难看了吗，他说那有什么，只要管用就行。渐渐地，他脸色阴沉起来，说：“我已经不大记得他的模样了。”

弄堂口有个摊子，卖毽子、玻璃弹子、彩色橡皮筋和面具之类的东西。所谓面具，实际上是一张马粪纸，上面印着孙悟空、猪八戒、唐僧之类的头像，二边打孔穿上橡皮筋，可以套在耳朵上。我常买些玻璃弹子和彩色橡皮筋。高元看着，从来不买，眼睛依然是毫无亮色。我朝他看去，他赶紧转过脸去。

我给他看老家摊贩那里买来的香烟牌子。这可不是南洋烟草公司印制的，附在每盒香烟里的，堪称精美艺术品的真正的香烟牌子，而是一张大马粪纸，暗黑近乎马粪，倒是名副其实。上面印着一个个如香烟牌子大小的诸如水浒、隋唐里的人物，剪开来就是一张张所谓的香烟牌子。我有很多，都成套的，用橡皮筋捆着，常常翻看。我给他一套西游记的香烟牌子，看得出他很喜欢，但再三摇头没有拿。

我们常玩打弹子的游戏，我的弹子要末是簇新的，要末是更好的彩色玻璃弹子；他的都是旧的，没有彩色玻璃弹子，有的已经玩得不在圆整，滚动起来障碍重重，不成直线或滚着滚着却嘎然而止，到不了它应到的地方。

我们在弄堂石板地上发疯似地玩着，时间已经不复存在，直到昏暗的暮色再也不容许这个游戏继续进行下去为止。玩时常常碍着行人走路，他们让过，总要回过头来皱皱眉。

我们有一次大胆地去了远远的新城隍庙，在连云路，这是相对老城隍庙而言的，却绝对不能与之相比。它只是一排商店后的几条小巷，有十来个摊子，卖些金鱼、蟋蟀、蝈蝈之类的东西。另有几家小吃店（估计以前可能繁荣过，后来渐渐衰落了）。我们路走了不少（对于我们九、十岁的孩童来说），回来又挨父母的骂，因为到晚上才回家，母亲已急得挨家挨户地到处找我，告诫我以后出去一定要告诉去处。

一天晚上，已过九点，忽然听到敲门声。我想都这么晚了，还会有谁，心想大概是谁敲错了门。沉寂了一会儿，又在敲门，不过更轻，分明是犹豫和胆怯。我过去开了门，高元站在面前，默默不作声，小心地朝里面看看，然后示意我出去。我跟在后面，有点莫名其妙。走到拐角处，他止了步，在昏暗的路灯下，可以看到他双眼噙着泪水：

“我们要走了，搬家了。”他说。

“什么？搬家？到哪里去？”我急切地问。

“去乡下，明天上午就走。”

“为什么？”我紧问一句。

“上海不能住了。”

“上海不能住？”

说实在，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由于他的家庭有些异样，所以我收了口，不再问下去。

他是来告别的！我猛醒过来，心里一阵难受。

“还回来吗？”我希望他说是，因为这是最要紧的。

“大概不会的了。”却是他的回答。

“因为妈妈都打了包裹，能带的都带上了。”

“我送送你。”我无奈地说，喉头有些发紧。

他在前面走，我跟着，转进弄堂，又走了一段，在第一个拐角处他住了脚：

“你就别送了，再见。”他身子微微地朝前鞠躬似地压低了一些。

我伫立着，看着他渐渐远去，又回头看了二、三次，终于消失在深不可测的沉沉夜色中。

第二天下午上课我一点也听不进去，只想去看看高元是否还在。急切地想最后重温一下昔日的友谊，哪怕再见上一面也好。难道昨天这样就算告别了吗？

好不容易捱到放学，我匆匆去他家，推开围墙大门一看，房门紧闭，他们走了。

过了几个月，我经过他家，没有住人的迹象，那殷红晶莹的枸杞子在阳光下闪亮，却没有了蝴蝶花。

又过了些日子，没有了枸杞子，更没有了蝴蝶花。

我过早领略了惜别的况味。这是生离，也是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