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无论一个人对这个星球及其居民有什么样的经验，无论他的判断是多么公正，他的熟人如何变化，假如他认真地说迄今为止他所遇见的最有魅力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谁也不会感到意外。他对爱情与文学、宗教与娱乐、下流笑话与家庭卫生的情趣全都无可指责；他的挫折能够激起他对人孜孜不倦的关切和同情；他早晨的口臭不会让人暗暗厌恶；他对人类的看法似乎既不残酷也不幼稚。

无论这种想法会令那些道貌岸然的人们多么扫兴，然而，在挤橙子汁或在深夜浏览电视频道时，让这种想法从心里悄悄冒出来是一回事，而能在听到另一个人愤怒的指责声以及在地上摔碎花瓶的响声后更坚定这种想法的正确性是另一回事，这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自我羞辱的魅力就在于，它能使人知道刀子要插多深，并能像外科医生一样准确地避开最敏感的神经。它是一种无害的游戏，就像自己胳肢自己。当埃尔顿·约翰按照歌唱家和眼睛湿漉漉的诗人们的陈腐传统用一支动人的情歌向自己的心上人哭诉说他只是希望自己的艺术能充分表达他的激情（《你的歌》，1969）时，假如我们猜想他曾经一时怀疑过自己的天赋的话，那我们就太愚蠢了。他之所以能贬低自己的音乐技巧，显然是基于一种谦逊而又根深蒂固的傲慢看法，那就是：事实上他曾经写过一些精品。正如约翰生博士在谈到这些自我羞辱的行为时所说，这是一种令人愉快的游戏，因为它能使一个男人（格言里似乎没有女人的位置，至少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前是如此）“显示他能宽容到什么程度”。究竟需要对音乐有多大的把握才能唱得悦耳动听，人们并没有定论。一个人如何才能有更大的把握不产生——而不是偶尔不产生——自己是一个“只顾自己的吝啬鬼”的想法呢？约翰生式的自我贬低是由坚信不疑派生出来的：“瞧，妈妈，没有人”会传播你的大话，原本需要使劲握住自尊心的车把的手可以暂时放松一下了。于是，一个人便可以一边依靠惯性向山下滑行，一边兴高采烈地喊道：“我是一个如此糟糕的歌手”，以及“啊，我真是一个顽童”。

然而，这话一旦从另一个人嘴里说出来，原先扭捏作态的自我贬低也就会生长出利爪来。

“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琢磨透你。”一位曾和我共同生活过六个月的女人的来信开头这样写道。接着她拿定主意，她宁愿看着我死，“也不愿去琢磨一个人怎么会如此缺乏自我意识，同时又如此自我迷恋。你说你爱我，但一个孤芳自赏者除了他自己绝不会爱任何人。我知道，大部分男人都不太懂得交际方法，但你的交际能力之差异乎寻常，令人讨厌。我在乎的东西你一样也不尊重。你不加选择地以专横跋扈、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一切。我跟你这样一个利己主义者在一起，浪费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你不能倾听我的需要，只关心自己的耳垂，不关心其他任何东西……”

读者大可不必对我兴师问罪，只须用人类的文明语言说一声我跟迪维娜不般配就够了。

不管怎么说，她的指责的大意还是给我留下了印象。然而现在，每当在宴会上碰到有些客人礼貌地推说再去取一杯饮料却一去不返，留下我一个人陪着花生米，更加小心翼翼地捧着自怜自艾的蜜糖罐子的时候，我便对她的指责产生了怀疑。“耳垂”一词更是紧紧地卡在大脑里。

几周之后，我在伦敦一家书店里浏览图书。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扬声器里播放着莫扎特的管风琴协奏曲，意在烘托1900年以前的乐曲中难以理解的古典情趣。在从一张上方挂有烫金的“传记”牌匾的桌子边经过时，我一不小心撞在一摞书上面的一本大部头书上。书滑落下来，掉在紫红色的地毯上，荡起一股尘土，并引起了一位在对面柜台上玩纵横填字游戏的样子十分可爱的店员的注意。

我看到书的护封上被我弄破了一点，便假装一时对书的内容产生了兴趣，捧着翻看起来，希望能以此骗得那位店员对我失去兴趣。那是一部介绍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生平的书，内容包括两个年表、一篇传记、四十页注释和三组哲学家穿着游泳裤头以及他在保姆怀抱里的照片。但该书显然未能向读者阐明那位已故哲学家所感兴趣的那个问题。然而，既然该书的目的是确定《逻辑哲学论》的作者的生平线索，包括以前未被发现的有关他和他的弟兄们的关系的材料，这一点疏忽又算得了什么呢？

那位店员重又玩起纵横填字游戏来。我正准备用另一本书把那本损坏的书换下来，突然在损坏了的满是尘土的护封中央的一段文字中——而不是在我耳垂上和无能上——看到了“同情”一词。

“一个人很少会对另一个人如此感兴趣，”一位评论家断言，“传记作家中也很少有人对传记的主人公表示过如此同情。作者从心理、性、交际等各个角度审视了维特根斯坦的一生，在此过程中再现了本世纪最复杂的思想家的内心世界。”

在混乱中寻求典范的人们喜欢一种现象，在那种现象里，一个人有时会把兴趣集中在某一个词上，然后他会不可思议地在一个短时期内在多种不同场合听到它或读到它。更不可思议的是，无论那个词是客观存在，还是仅仅因为一个人的感觉对它特别敏感，语言片段都似乎像是从上边飘落下来的符号。无论对“似曾经历的幻觉”一词做何解释，据别人说我难得拥有的那种同情此刻却在一位传记作家随着材料肆意溢出的语境里重新露面了。这种差异导致我突然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探索者的高尚品德产生了一种孩子般的妒忌。这一切就发生在光线暗淡的文学书店里，发生在监控摄像机的镜头以及可爱的店员们的睽睽目光之下。

这件事提醒我注意到了自己在有害却又普遍存在的冷漠中的角色。大多数人正是以这种冷漠打量自己的同类，却对他们的年表和最早期的照片、他们的文章和日记、青春期和成熟期、学历和婚礼宾客视而不见。将突然冒出来的自私抛在一边，用一个脚趾头踢一下铁桌子的边沿，然后以当务之急是关心脚为理由，往往足以能够把注意力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来。

几个月前，我眼看着祖父在受尽癌症的折磨之后，于八十岁生日前夕死去。他不得不在伦敦的一家医院里熬过生命的最后几周。在那里，他跟来自他老家诺福克郡同村的一位护士交上了朋友。她一有空，他就对她讲述自己一生的经历。一天晚上我下班之后去看他，他用拘谨而又自嘲的语气说，年迈体衰的老爷爷们不应当惹这么忙的职员厌烦。那天下午他一直在跟他的那位护士朋友唠叨他在北非沙漠战役中跟隆美尔作战的情况。他说战争爆发不久他就入了伍，先在一个特种兵基地受训，然后乘在地中海游弋的潜艇到达亚历山大。接着他又讲述坦克战的故事、可怕的干渴以及短暂的一段拘留营生活。然而，他正讲到兴头上，一抬头，看见那位护士正准备离去。此刻她正跟一位医生和另一个护士站在病房门口。

“你瞧，他们让她们把腿都跑断了。”他解释说，尽管谁都能够看出这位老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刚才，有一个善良的女人在听他讲。他赶紧从大脑的密室里取出记忆的包裹，正要当她的面把包裹抖落开来，那女人却走开了。他的故事主要是讲述自己。他需要一位年轻的护士发发善心，听他倾诉。我想，看到她要走，他肯定感受到了自尊心受到的伤害。没有传记作家把他的话记录下来，为他制定口述计划，帮他安排回忆。他在把自己的传记分别滴洒进一大堆不同的容器里。人们总是听上三五分钟，然后便拍拍他的肩膀走开，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了。由于别人都需要工作，能对他付出的同情是有限的。于是他死了，只在一盒子褪色的散乱信件中留下了自己的一些碎片，在家庭相册中留下一些未加说明的照片；只对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后来坐着轮椅在他的葬礼上露了露面的少数几位朋友讲述了几件轶事趣闻。

当然，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过去从没有如此多的人为他人的琐事花费过如此多的时间。你到装饰幽雅的书店里瞧瞧，那么多诗人与宇航员、将军与部长、登山运动员与制造商的传记全都摆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它们宣告了安迪·沃霍尔所预言的那个神话时代的来临。在那个时代里，每个人都会出名（即被立传）十五分钟。

然而，要实现沃霍尔的这种美好愿望绝非易事，那纯粹是因为人数太多。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地球上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五十五亿。要对现有人口每人关注十五分钟，至少需要一千七百十一个世纪。

实行起来有什么样的实际困难暂且不论，哲学家西奥兰无意间提出的一个问题也给沃霍尔的愿望泼了一瓢冷水。他曾经写道：一个人真正对另一个人感兴趣的时间最长不会超过一刻钟（您别笑，不信试试看）。也许人们一直认为，弗洛伊德最希望人类能够互相理解与交流。然而就连弗洛伊德也在晚年对一位采访者说，他的确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我已经活了七十多年，不愁吃，不愁喝，该享受的都享受了，还遇到过一两个几乎理解我的人。我还求什么呢？”

一生中只遇到过一两个，多么可怜的数字啊！尽管数目少得令人难受，它却促使我们对我们跟那些我们深情地称之为朋友的人们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不是密切产生了怀疑。你可以想象出弗洛伊德脸上对傲慢的传记作家所报以的扭曲的笑容。那些人一直跟他跟到墓地，然后写出书来报告说，他们是第一个抓住了他的个性本质的人。

不管他们如何断言，不管有什么样的障碍，传记作家的使命还是刺激了我的想象力，促使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以尽可能充分地理解一个人的迫切愿望去理解他人，将自己潜入他人的生活而不是自己的生活，用他人的目光观察世界，追踪某一些人的童年与梦想，探索他们从拉菲尔前派绘画到水果味冰糕的兴趣范围。何不自己试着写一部传记呢？那将是对自己多年来没有认真倾听别人诉说所表示的小小悔过。这些年来，我一次又一次无声地打着哈欠，对计划明天要做的事感到疑惑。与此同时，就在我喝最后一杯咖啡的时候，微型传记一部分一部分在我面前展开。

考虑到这种传记冲动的伦理价值，我竭力寻找合适的对象。然而我吃惊地发现，在这个星球上生活或曾经生活过的数十亿居民中，传统的传记作家所选择的目标竟是如此狭窄。假如像沃霍尔所暗示的那样，一千七百十一个世纪里仅仅为了给当时活着的每个人提供方便而导致交通阻塞的话，就会出现某种自私现象：一些人物会顽强而贪心地攫取传记地盘，如希特勒、巴迪·霍利、拿破仑、威尔第、耶稣、斯大林、司汤达、丘吉尔、巴尔扎克、歌德、玛丽莲·梦露、恺撒、W.H.奥登。其原因不言而喻，因为这些人物生前对他们的男女同胞产生过巨大的有益或无益、艺术或政治的影响。人们可以懒洋洋地说，他们的生命比普通人的生命更伟大；他们最大限度地表现出了人类的潜在价值。这种价值令早晨乘短途火车上班的人们感叹与震惊。

然而从近处看去，传记作家主要关心的似乎并不在于强调伟人与普通人之间的差别在于如何使用公共交通工具，而是要着力表现伟人（尽管他们征服过俄国，制服过印第安人，写过《逻辑哲学论》，发明过蒸汽机）与普通人所出的车费一样多，就像你和我一样。读传记的乐趣部分在于，它能使人想起那些被认为是由较坚硬的材料构成的生物的血和肉。人格是有情趣的；讲述细节与历史所产生的人性被气笔从其庄严的画像上修去了。

说起来令人震惊，拿破仑（即无往不胜的波拿巴，他的遗体体面地躺在十英尺厚的大理石下面的镀金棺材里）喜欢吃烤鸡和带皮煮的土豆。就是凭着爱吃这些周末晚上人们可以在超级市场轻易买到的粗劣食品，他才变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一个人们可以与之交往的人物。他生前喜欢参加各种日常活动，甚至还会哭，有各种琐碎的杂事，咬指甲，妒忌朋友，喜欢钱但谩骂橘子酱——这一切都能够熔化这一官僚形象坚如磐石的英雄主义。

有意思的是，那些传记主人公们令人叹为观止的履历中很可能隐藏了某种人们对别人的活动普遍抱有的更卑劣的好奇心。当随他们挥霍浪费的东西可能是一种窥视他人如何解决生活难题的欲望时，传记主人公的名誉更使得传记所具有的偷窥狂实质被人们所原宥。人们之所以热衷于了解拿破仑的性情趣，不仅仅是因为——甚至主要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因为他们普遍对房中之事津津乐道。在一群粗野女人隔着篱笆墙说长道短的过程中，奥斯特利茨和滑铁卢很可能只算是无足轻重的无花果叶子而已。

然而，世人仍在主观地认为，只有伟人才适合做传记的素材。

两个世纪以前，曾有一种声音对这众口一词的假定提出过简短的异议，只是当时传记越来越多，堆积得像大山一样压在呐喊者的头上，也压抑住了这种不同的声音。发出这一声音的是约翰生博士。他若有所思地说：“对一个人一生明智而忠实的叙述鲜少毫无用处，这是因为，不仅每个人都有与他自己生活在同样条件下的同代人——对于那些人来说，他的错误与失败、逃避与对策，显然也是有直接警示和借鉴作用的；而且除了弄虚作假外，人类总还有这样的共识：所谓好与坏，其实都是人类的共性。”

这种看法似乎非常重要，简直是传记领域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传记关注的是非凡生命，它所掩盖的则是任何平凡生命的非凡之处。正是这种普通生命的非凡之处，使得约翰生认为，他有能力，也值得为扫帚的生命写一篇生动活泼的报道。

在讲述那些绝不可能和我们在一起喝酒的人们的行为时，传记保护了我们，没有把我们或明或暗地统统卷进传记工程里。我们的每一个熟人都要求我们理解一个生命。在这一理解过程中，传记的传统手法起着优先作用。它的叙事传统决定着我们可能讲给自己听的有关我们认识的人的故事的发展过程；它构成我们对他们的秘闻的感受；它是赖以安排他们的离异和休假的标准；它是我们选择的方法，仿佛我们的选择是自然而然的，我们对他们本人而不是他人的记忆确信无疑。

无论是要依靠信件还是日记，无论是会见女佣还是园丁，无论是相信桂冠诗人、他的亡妻，还是他们的报刊经销人，内省的传记作家们在问及他们的职业时，此类关切很少会在他们提出的问题中出现。但它表明，没有理由认为下一个走进我的生活的人所做的具有移情效果的努力将会比人们预料的最平庸的传记作家所做的努力小。看来，在最普遍但复杂的而又有趣的理解别人的过程中，不寻常的价值就在于发掘传记传统手法的潜藏作用。